钱学森CalTech学弟的奇葩经历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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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hayabusa (春橋),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钱学森CalTech学弟的奇葩经历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Oct 18 13:46:15 2019, 美东)

海龟前好好学习一下我党的最新指导历史的经验也是非常宝贵的， 参考钱学森CalTech学弟的奇葩经历：

徐璋本是湖南长沙人，生于1911年7月，中学时代是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度过的。
1931年9月，他考入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比他高一届的钱学森说：“在交通大学时
，我就知道他是学究，不问政治。以致他在交大毕业后居然到一个特务电台中去做工程师。我知道了之后曾劝他不要做下去，但我以后出国，下文不知。”

1938年，徐璋本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并于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就回国了。同期在加州理工学院留学的还有钱学森、钱伟长、林家翘等人。徐璋本回国后，先在湖南大学物理系任教，1947年转到江南大学理工学院任教。江南大学是由荣德生捐资创办，1947年10月27日正式开学，所以徐璋本也是江南大学的元老之一。

1947年，徐璋本和蔡金涛、毕德显等人发起并主编不定期杂志《科学世界》（中华自然科学社出版），还在1948年发行一期“雷达”专号，其目的在于推动雷达方面的学术研究。徐璋本在江南大学任教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回到母校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专门教授高等电磁理论。交大学生陈太一评价徐璋本讲授的长波理论，“非常透彻”。

1949年之前，徐璋本再次赴美国；先在哈佛大学工作，一年后又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在反右运动中，有人说他此次留学是受到戴笠的派遣，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在加州理工学院期间，他经常和钱学森等中国留学生在一起。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他也受到美国移民局的“关照”。此间，他经常对钱学森等人说要争取回国，有时候又表达出要在美国住下去的想法，并且要把国内的家眷接过来。但是在1954年前后留美学生争取回国的斗争过程中，徐璋本是积极分子之一，经常参加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和中国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活动。1954年8月5日，徐璋本还和他人联合给艾森豪威尔写公开信，要求总统下令撤销禁止中国学生回国的命令。1955年3月，王仁在回国途中路过洛杉矶
时，曾驱车前往加州理工学院看望徐璋本。据王仁讲，徐璋本当时也已经获得回国的许可，“归国有期，不胜高兴”。

1955年5月，徐璋本和俞启忠、王明贞夫妇等15人同船回国。徐璋本在回国之前曾受到
钱学森委托，让其向中央政府传达希望回国的意愿。7月29日，徐璋本给中华全国自然
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徐璋本于五月离美返国时，现任美国加省理工大学教授钱学森先生曾再三相告，他亟望于今年暑期中返国服务，按钱学森先生于一九五〇年起程返国时横遭美政府移民局阻止并加逮捕后起诉，结果反被美政府无理判决不准离境且限制他不得自由离开洛杉矶区，迄今五年，情势并无变更，为协助钱先生心切返国服务之热忱，希望学联会诸位先生赐与研商并与我政府外交部协商于日内瓦中美两政府大使级会谈时尽力设法，俾钱学森先生能于最短期间返国服务，不再受美政府无理阻挠，是为我国学术界和他的朋友们所馨香祈祷的，书不尽意。”

8月4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将这封信转交给外交部。为此，钱学森在回国之后还两次去拜访徐璋本。同时也可见，徐璋本在回国前虽然有两次赴美的经历，但也并不复杂。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以其学识，也会成为和钱学森一样的科学家，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但是，命运的天平在1957年之后开始倾斜，并且呈现出一头倒的趋势。

建议取消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1955年，徐璋本回国后被分配到清华大学物理理论教研组。教研组中从美国回来的还有徐亦庄、张泽瑜和王明贞三人。其中，王明贞和徐璋本同船回国，又被分配在同一个单位，彼此关系比较要好。徐璋本到清华大学上班要经过王明贞的办公室，两人经常聊天，有时候还在王明贞家里打桥牌。

1956年2月20日，《物理学报》编辑部收到徐璋本的研究论文《能源策动的天线的普遍
边界条件和它们对一个有限圆柱形天线的应用》。这篇论文长达21页，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物理学报》将其发表在1956年第四期。可以想见，此时的徐璋本在科学研究上适逢其时，国家也需要这样的科学研究成果。但是，在1957年清华大学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徐璋本的一次发言却成为其命运的转折点。

在这次座谈会上，他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的来源与我们的领导思想有关系”；并且解释说：“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要犯教条主义。”随后接着说：“即使一个最聪明的领导者也要犯错误。马列主义的理想是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思想，不只是马列主义的理想。印度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也很深刻。马列主义的理想也不能仅以政治与经济的内容来包括一切。所以拿马列主义的学说来处理一切矛盾问题就会有问题。有些错误是难免的，有些错误是因为运用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而发生的。任何一个学说都不能包括全部的真理。经济与生产是人们自己组成的，因此说经济环境决定人的理想就是教条主义。”

到此，徐璋本的发言似乎还带有一点学术讨论的意味。但是，紧接着的发言就直接指向马列主义。他说：“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说都不能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包括进去。我们要文化发展，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不够的，一定还要废除以一种学说来指导一切的限制。共产主义还未实现，对共产主义的概念将来可能会有变化，社会正在发展中，要指导要限制就是教条主义。因此我不揣冒昧，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希望大家指正。”

不仅如此，徐璋本还在其他场合提出诸多不可思议的观点：“杜勒斯也是为了人民”、“老蒋不代表帝国主义”、“弱者不是反革命”、“地主只是小猫”。这些言论在当时是非常敏感的，其不揣冒昧的直接结果就是在接下来的反右中自然地成为“右派”，并且还是清华当年仅有两个“一类右派”之一，另一个是“庶民社”的孙宝琮。而他的这些言论也很快编入各类内部材料，或上报中央，或成为学习和批判的材料。

因公开组建“劳动党”而获罪

相对于右派言论而言，真正令徐璋本陷入牢狱之灾的其实是他在1957年公开组建“劳动党”的行为。并且，还曾传言要和毛泽东竞选国家主席。而令人疑惑的是，他公开组建“劳动党”的行为是在中央已经明确作出反右指示之后，仍在1957年7月8日向社会公布《发起组织劳动党并向政府登记启事》，以及一份具有政治纲领性质的《劳动党发起宣言》，并且还要“谈谈真理和指导思想”。

徐璋本在《发起组织劳动党并向政府登记启事》中，首先阐述一个基本概念：“人类的体力和脑力的劳动创造了整个人类历史，也就是创造了人类特有的生产工具和知识宝库，和地球上一切其他生物区别开来。”随后又指出：“生产工具和知识宝库的不断积累和扩大，同时也创造了艺术、文学、音乐、绘画和人类整个文化。在人类历史中，每个时期和地区的政治和文化都是有以往历史的结果和反映，同时也包含着以后演变的因素。一切因素都建筑在人类劳动果实上。”

其次，谈了人的两种本能：自私利己和互助利他。他说：“自私利己和互助利他。自私本能的过分发展和没有限制便是人类社会中一切剥削现象和制度的最后根源，一切罪恶的最后根源。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向着理想的共产主义永无止境的迈进途中，限制自私利己的本能和发展互助利他的本能，便是人类道德和法律不断改进和厘定的最高标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形态便是建筑在这个标准上面的。”

最后，还指出之所以要成立劳动党的目的。他说：“在中国今天经由共产党领导完成了建国的辉煌工作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对执政党随时随事坚持理想和真理，合乎最高道德标准的诤友以及和平竞赛者，来刺激社会和人类的进步。这就是个人不揣愚陋不自量力，呼吁发起一个向人民公开全部活动的劳动党，并向政府申请登记备案的启事。”

而在《劳动党发起宣言》中，明确声称：“为着实现人类劳动的神圣价值；为着使劳动果实不带来剥削和被剥削现象；为着使人类劳动所产生的生产工具和知识宝库获得最广泛公平最有效的使用；为着使这些劳动果实不受人类两种生物矛盾本能──利己和利他，爱和恨──的支配，继续在前进的社会中产生矛盾；为着促进人类的相互了解及和平共处；为着使人类社会向着共同的理想的大同公有公享社会顺利地和平地迈进；为着使人类劳动在社会的持久的和平及繁荣中发挥其最高价值；因此发起组织劳动党宣言。”随后，徐璋本就党的宗旨、党的纲领和党的组织作了详细论述。

首先，对于党的宗旨，他提出要建设没有剥削现象的人类公有公享社会。其次，在党的纲领中，他提出两个部分，分别为：关于世界各国和国际的十二条，关于国内的二十条。其中有两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显得特别显眼，分别是第十七条：本党主张宪法和一切社会法律中不能加入“主义”“革命”“反主义”“反革命”等字眼条文；第二十九条：本党同意共产党的崇高理想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但对执政共产党之施政方针，保留随人随时随事加以研究检讨和争论，并请求人民代表大会加以更改和否定之自由。最后，在党的组织中列出十二条，并在其中一条提出：“请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对本党业务之进行给与物质上和道义上的帮助。”

徐璋本的行为，很快引起妻子王锡琼的忧虑。她在劝说无果之后，向钱学森和王明贞寻求帮助。钱学森后来回忆：“我对他说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劝他不要搞，说他不懂政治，不要乱来，他当时不同意，一定要搞劳动党，我也就离开他了，后几天听说他以反革命而为公安部扑去。”而据王明贞回忆：“有一次，我请徐璋本吃饭，想劝劝他，特意找了李恒德一起去了。我们四个人一起吃饭，李恒德有事提前走了，只剩我们三个人。徐璋本跟我们半开玩笑说，他那个‘劳动党’要任命组织部长、文化部长。开始我们也跟他开玩笑，后来我们劝他别搞这些名堂了。徐璋本还让我们举手，看赞成不赞成，一举手两个不赞成。”

更加严重的是，徐璋本还拉清华大学的张维、王英杰、张子高、徐亦庄、王宗淦、童诗白等教授签名，加入劳动党和支持他的宣言。看来，徐璋本是铁了心要组建“劳动党”，为此还贴过小字报，要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党”，并提出：“中国青年就是我的青年！”“我就是要争取青年！”之类的口号。

徐璋本的结果可想而知。8月19日的《新清华》发表题为《理论物理教研组连续开会批
判徐璋本反动言行》。该文指出，正当全校反右派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行遭到全校一致声讨，彻底批判，从而陷入完全孤立的时候，徐璋本却突然暴跳出来，公然打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旗，组织反革命政党——所谓“劳动党”，有理论、有纲领、有计划、有策略、还企图有组织地向党、向人民发动拼死的斗争。

12月25日，这一天他在清华大学被逮捕，并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被判15年有期徒刑，在清华大礼堂公开宣布他的罪行。

在监狱中享受的“特殊”待遇

徐璋本被判入狱后，关押在北京第一监狱。不过，他在监狱里却享受过特殊的待遇。据他的“狱友”王学泰回忆：“在监狱中，他受到了特别的待遇。狱方给他一间小屋，他住在那里，吃饭也是小灶，甚至为他单做。还有一个青年犯人伺候他。每天徐璋本在自己的小屋看书，写东西。有时老同学钱学森还到监狱里看他。每周可以回清华园与家人共度周末。周一上午或周日晚上返回第一监狱服刑。”不仅如此，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言：“周恩来总理在徐璋本被判刑后说过，只要徐放弃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立即释放，恢复教职。”

虽然徐璋本在监狱中享受“特殊”待遇，但毫无疑问，此事对他的家庭产生了巨大冲击。1957年底，王锡琼找到钱学森，希望在经济上得到帮助。1958年除夕，钱学森向王锡琼伸出援助之手，委托郑哲敏转交四十元钱。而王锡琼也给钱学森写过一封信，表示不能习惯工会现在所定的生活标准。钱学森在1958年初给王锡琼的回信中，对此作出认真地回复。

钱学森首先开宗明义地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党所领导的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有一定的安排的。”“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按劳取酬，不能不按国家制度要求享受。再说今天正在创造我们世界的工人和农民，他们生活水平并不比工会的标准高。他们能在这个标准生活，而且生活得很健康，那么您也应该在这个标准上生活下去，不会不可能。”他还安慰并建议王锡琼说：“自然，要在工会所订的生活标准生活，必需对您家以前的安排作很大的变动，具体怎么做？这您也许一时想不周全，我提意您可以同工会中的人商量，向有同等收入和一家人的家属请教。人家怎么做，您也可以学。这样做不是什么丢脸的事，相反，这样勤俭持家，克苦地和工人一样地生活是光荣的。”

钱学森在信中还问到：“您应该自己好好地想一想，您对徐璋本的错误是不是作了坚决的斗争？您有没有在群众性的心里批评过他，宣告对他划清界线？这是必要的思想斗争，不然，您对徐璋本的认识不会清楚，您对他会有包庇的想头。这样一来，您就一定会在思想上离不了徐璋本，而一面又明明知道徐璋本是错了，这就给思想上带来了阴影，抬不起头来，那就生活不下去了。反过来说，如果能和徐璋本划清界线，那么思想上会大大地开朗起来，也就会产生出干劲儿来，不会怕困难了。”最后，钱学森还是考虑到突然改变生活方式，可能对其家庭的影响。他表示，愿意在短期内给与王锡琼帮助，除了去年除夕的40元作为1月份的钱，还将提供30元作为2月份的钱、20元作为3月的钱。
但是，钱学森希望：“在这3个月后，改变生活想来可以完成，不必再帮助了。”

钱学森写完这封信之后，并未直接寄出，而是请他的秘书张可文先对王锡琼的情况进行了解。他说：“这是一封给徐璋本爱人王锡琼的信（清华大学，可由郑哲敏面交）。但是发不发这封信要搞清一点：就是徐璋本是前清华大学教授，近为公安部捕走的，问题是王锡琼虽然仍在清华大学水工教研室工作，但她有没有问题？在这点上你能不能设法搞明白？只有在她没有问题的条件下，我才能发这封信。发信时间再抄一次，把这个底稿留下。”

1969年，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北京第一监狱的犯人们也分批被“撤出”北京城。徐璋本被“转移”到河北某农场，他的待遇被取消了。徐璋本在这里也要参加劳动，大概是由于已经年近60，再加上从来没有过在农村劳动的经验，所以他的劳动形象在狱友中是“很糟糕的”，还曾对狱友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实在是很反动的啊。”据他的“狱友”严昌回忆，是在1970年4月25日知道徐璋本的身份。4月25日，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4月25日晚上8点，农场负责人带领20多名人员直接到徐璋本所在的“第一中队”。这名负责人高声喝道“徐璋本！”徐璋本就从人群中站了起来，并接过负责人手中的海报，被命令：“念！”徐璋本不敢不从命，认真地念起来。念完之后，这名负责人说：“徐璋本，没有你，中国的卫星照样上天！你现在有何感想？”片刻之后，徐璋本淡淡地说道：“惭愧，惭愧！”

1975年春天，国家发布特赦令：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军警宪特人员。徐璋本在入狱前是清华大学二级教授，赦令在执行过程中，大概认为二级教授相当于县团级，就将徐璋本释放了。所以徐璋本是作为特赦人员被释放的，这样的结果显得有些吊诡。

我之前聊過吧？

從法理上來講，在一個不認可知識產權的社會裡，知識份子必然要和工人農民同等待遇，說不定還不如。因為你的勞動時間未必趕得上工人和農民。

程序员在我国算是有知识的人，眼看着就不可避免的走向996。原因就在于此。和哪个
政党管理设计并没多大关系。

在法理上没有知识产权这个环节，就意味着同等劳动时间具备同等权力，而不是看结果来给权力。

赫然看到我们校长的名字， 是我老年轻时的榜样，校长写的教科书长啥模样现在还记
得； 人家也受过文革牵连，其实收过牵连的人多呢，日子还不是一样过。 当时有人找我们校长的麻烦， 我们校长说了么， 参加革命这么多年，连一支铅笔都不往家带。
这事我记得清清楚楚。

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禁忌，美国也一样，禁忌也不少。 追求真理虽难能可贵，可也得
掂量掂量自己。 好比很多人劝你天黑别去公园，你非去追求真理改造社会，出了事怪
谁呢。

你这些话，本身就是最大的禁忌。这叫victim blaming。是阿多诺在四十年代总结过的法西斯主义的特征。

Victim blaming最大的问题是自我毁灭。

首先是逻辑上的自我毁灭。
例如我可以说：”指
责受迫害的伽利略-没掂量自己所以出事-之前，你掂量过自己吗？你能保证你不会因为victim blaming的思路而在美国受罪吗“.

更重要的是现实中的结局。
持有victim blaming思路的人，一旦自己变成了victim 之后，必然没人帮助。因为那
不符合他自己的要求。因为他认为他的被迫害，是自己不掂量自己的缘故。

所以迫害持有victim blaming思路的人群的成本是0。
所以持有victim blaming思路的
人群，in long term, 必然被其他人群利用和迫害。

因为这个人群被迫害之后，提出的要求是自我blaming,自我审查。而不是斗争。那别的势力不迫害你迫害谁呢？

所以持有victim blaming观点的人群，在社会的优劣淘汰之下，迟早是会被消灭掉的。更妙的是，被消灭還是名正言順的，這个群体会认为，这是這個群體自己的错。
【 在 magliner(magliner) 的大作中提到: 】
<br>: 赫然看到我们校长的名字， 是我老年轻时的榜样，校长写的教科书长啥
模样现
在还记
<br>: 得； 人家也受过文革牵连，其实收过牵连的人多呢，日子还不是一样过
。 当时
有人找
<br>: 我们校长的麻烦， 我们校长说了么， 参加革命这么多年，连一支铅笔都不往家
带。
<br>: 这事我记得清清楚楚。
<br>: 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禁忌，美国也一样，禁忌也不少。 追求真理虽难能
可贵，
可也得
<br>: 掂量掂量自己。 好比很多人劝你天黑别去公园，你非去追求真理改造社
会，出
了事怪
<br>: 谁呢。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