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为国外公司拍小电影，居然和《霸王别姬》同样高分

编者按：作为一个热爱电影的观众，在中国电影导演中有永远绕不过去的一位电影大师，就是陈凯歌导演。

提起陈凯歌导演最先想到的一定是中国第一部在戛纳电影节获得金棕榈奖的影片《霸王别姬》，我相信不管看没看过《霸王别姬》这部电影，但一定都听过这部电影的名字。在豆瓣TOP250上常年霸占TOP2仅次于1994年上映的《肖申克的救赎》。

但今天，我要聊得不是《霸王别姬》，而是陈凯歌导演在2002年，受英国“10分钟，年华老去”有限公司的邀请所拍摄的《十分钟年华老去之百花深处》，这部电影联合世界15位大师级导演，各拍摄10分钟短片，共同组成个150分钟的电影《十分钟年华老去》。

《百花深处》目前在豆瓣只有1.3万人看过，但评分高达9.2分，在他所导演的片子里，仅次于《霸王别姬》。

陈凯歌导演在笔者心中是中国最特殊的一位导演，他的特殊不在于他拍出了《霸王别姬》这部史诗级电影，而是笔者认为陈凯歌是中国最后一位电影“士大夫”，在当下流量为主，鲜肉丛生的电影市场，依旧掩盖不了他的电影中被中国传统文化浸透了，泡烂了，哪怕嚼碎拆骨流出来的也是5000年积淀下来的厚重。

电影是门艺术，柏拉图曾说艺术只能算“摹本的摹本”，“和真实隔着三层”。

《百花深处》这部电影就是这样，今天我们不讨论，它是怎么讨论隔着三层的。

我们把它捏碎了砸烂了看看陈凯歌为什么会成为世界级的大师，在他的电影里到底蕴藏了什么。建议观看电影后再阅读此文。

《百花深处》讲述了在2003年左右的北京，由冯远征饰演的冯先生请耿乐饰演的搬家工人，到百花深处胡同为自己“模拟”搬家的故事。

短片仅有10分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导演利用自己强悍的史诗叙事能力，在这10分钟之内，为我们展现了改革开放几十年间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新生文化的碰撞、吸纳与消融。


开篇第一个画面，耿乐饰演的搬家公司在热火朝天的搬家，我们可以注意到画面中搬家工人占据画面主要位置，为了让观众分辨搬家工人和其他人物，导演设计搬家工人身着统一红色工作服，其余人物或身着深色衣服，或隐身门内及楼顶。随着时间的进行，画面定格在一副大仰拍的画面中，整栋大楼的充满整个画面，楼顶极小的部分漏出了天空。


对于建筑物的拍摄，大家心照不宣的都知道会使用左右对称的方式，如同天安门的照片一样，可以展现建筑的立体感。如果想用仰拍，导演也可以选用广角拍摄，但此处导演偏偏选择了最接近人眼的镜头拍摄。如果想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这个角度的高楼大厦，必须站在楼下仰头几乎接近90°才能看到，而这样的后果就是，仰头脖子肌肉的酸痛会让整栋大楼带给你高耸入入的视觉感受以及在对比之下的渺小感。


随后一个小孩子飞快跑进画面，一边跑着一边喊道：“我的电脑呢？”简单一句话导演却包含了多重含义：一、孩童不过7、8岁的样子，就已经拥有自己的电脑，意味着对于这个城市的人来说，电脑不再是新鲜事物，已经在生活中普及。二、孩子焦急的模样体现出了电脑对他的重要性，这背后是电脑带给孩子的欢愉。三、从这句话开始，观众就已经被导演带入他所设定的情景之中，小孩子对新鲜事物的接受与思想守旧的老人对快速扩张的城市带来的边界线和陌生感的对比。


一顶异常鲜艳黄色帽子出现在画面之中，对比再次之前出现过的颜色，哪怕是搬家工人的土红色外衣也抵不过这抹扎眼的亮黄色。画面中冯先生处于车窗之外，耿乐坐在驾驶位上，从画面中两人的头部位置可以看出，冯先生位置比耿乐稍低。中国，自有文字记载历史以来，人位置上的高低不同直接体现了人地位上的不同。


通过后面的画面可以知道，带黄色帽子的人叫冯先生，来请搬家公司帮忙搬家。在这段对话里，导演在分别拍摄两人主观镜头是分别使用的仰拍和俯拍，将冯先生请人办事的姿态和现代文化代表的耿乐的桀骜不恭统统展现出来。

最有意思的是为了表现出两人的巨大区别，在整个对话过程中，耿乐从始至终嘴里叼着笔帽，与冯先生交流的时候头也不抬，始终没用正眼瞧过冯先生。在对话中一句给钱的活都干和对冯先生的态度，无一不表明搬家工人代表的是一类唯利是图，傲慢无礼的人。


整个对话中耿乐第一次抬头正眼看冯先生，是在询问怎么称呼，冯先生回答都叫我冯先生。

导演让耿乐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抬头，其实是给观众的一种暗示。先生一词由来已久，《礼记·玉藻》记载：“先生，师也。”《曲礼》：“从于先生，不越礼而与人言。”

并且冯远征回答的是：“都叫我冯先生。”也就意味着，先生并不是自封，而是很多人都这么称呼，结合耿乐盯着看的表情，我们不难得出冯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之人，并且有相当高的人望。之所以此时交代这一点，是要让观众思考为何学识如此丰富之人，会落成别人口中的疯子。


随后冯先生随车前往百花深处胡同。

为什么说陈凯歌是一位大师级导演，从这个画面中便可看出端倪，画面中车内五人，身处同一空间，导演却利用车椅和中国结，将五人分隔成三个情境。首先后面三人不用说，是同一个情境，通过剧情可知三人在打牌，一副欢乐愉快气氛。重点在前排两人，通过中国结在画面中的分割，将两人分处不同状态中。

冯先生正襟危坐，双手夹在双腿之中，一副乖乖生的模样，但他的眼睛却透过窗子四处观察，这是对环境的打量，通过前后画面我们知道车辆行驶在钢筋水泥围拢的高架桥上，另一种角度讲，冯先生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极度的陌生，这种陌生会带来肢体上的谨慎和拘谨。与之相对的是画面右侧的耿乐，耿乐右手单手握住方向盘，左手架上车窗之上，并揉了揉鼻子，整个人依靠在椅背上，而且没有系安全带（开车一定要系安全带，这里是艺术创作）。整个人物状态是一种舒缓、冷静而且非常熟悉这段道路的姿态。右单手握方向盘是对坐在副驾的陌生人有心理上的防御感，并且旁边坐着陌生人的时候，有些尴尬才会不自觉摸摸鼻子。


在一连串的冯先生主观镜头观察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平坦的柏油马路的及冯先生观察的动作的切换之后，冯先生终于将身子探出车窗之外，随后便被耿乐教训道别给我找事。

冯先生为什么探出身子很容易理解，因为他对整个环境的陌生，想仔仔细细看清楚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一点在后面冯先生问：“这是哪啊？”得到证实。

在这个片段中，有心的朋友可以发现，导演对于冯先生的主观镜头和人物镜头在探身之前一共用了三组，这里就是稍微学术一点的了，在这里导演运用的积累蒙太奇的手法进行剪辑，之所以要用三组镜头来反复表现观察的状态就是为了给探出身子做铺垫。至于是积累蒙太奇，简单举一个不恰当但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例子，假如吃饭吃四个馒头会吃饱，那么只吃第四个会吃饱吗？答案肯定是不会，因为前三个做积累。电影中也是一样，一组相似镜头的连续切换使用会对观众心理造成影响，如果将冯先生探出身子前的观察换成一个画面，会让探出身子这个动作显得十分突兀。

在这个画面中，导演用了雪村在2001年发行的歌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作为背景音乐，也是从另一个角度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

看着学识丰富的冯先生，在自己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无奈的说出：“这是哪啊，我怎么不认识啊？”

不由得让人想起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说：北京，变得那么快。20年的功夫，他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经破坏了我的记忆，使我分不清幻觉和真实。

冯先生的举动不也是在找自己记忆里的东西吗？

可惜，最后换来的只有一句“如今就这老北京才在北京迷路呢。”

是啊，老北京眼中还是记忆力的样子。而现在这些钢筋水泥的巨兽蚕食了他们的家园，但却又实实在在让城市发展，也是新北京人的劳动成果，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建设北京，留在北京，只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也成为后辈人口里的老北京人。


随后画风一转，车辆驶入一片断壁残垣的巷子里。

此时的冯先生与之前的判若两人，甚至于面露微笑，左手捻起兰花指，这样一个极富指定含义的动作与之前被人称为先生的形象极端不符合。

其实在整部作品中，冯先生并不只是某一单独形象的化身，他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

看到兰花指我们分别可以联想到在中国两种独特的文化，其一是京剧，中国的国粹；其二是宦官，中国封建王朝时代所产生的糟粕文化。一种手势，两种所指，动作本身没有含义，但中国文化赋予了含义。


冯先生紧接着整理了下自己的帽子，这个看似寻常的举动，却引来开车耿乐的疑惑地眼神。

帽子，从古至今在中国的文化中，从来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存在。不需说《弟子规》中“冠必正，钮必结。袜与履，须紧切。”单说古人成年时要“行冠礼”，二十岁开始正式戴帽子，而且要“冠其字，以敬其名。”所以，帽子必须要带正，冯先生快到家门而整理帽子，不难看出是常年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才会下意识做出整理帽子的行为。


与冯先生的兴奋不同，耿乐开车行至此处，不再是像高架上的淡定。而是双手握住方向盘，四处观望，俨然成了之前冯先生的样子。

冯先生和耿乐状态的转变恰好是开车从“新北京”驶入了“老北京”，说的在魔幻一点纪实开车驶入了冯先生的“记忆”。

所以在后面模拟搬家，观众看来是闹剧，搬家公司为了钱，只有冯先生眼中是给自己的记忆，自己的不甘，自己的过去，进行一个别开生面的告别仪式。

在钢筋水泥的洪水猛兽的疯狂扩张中，这个孤零零的小土坡就好似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不知何时就会被海浪吞噬。

在众人看到大槐树下空荡荡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都以为冯先生在那他们寻开心，掉头就走，随后又因为要收取出车费回到原点，最终答应帮助冯先生模拟搬家。

画面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冯先生的整体着装，头戴黄色帽子，身穿大红色运动套装，外穿灰色外套。

为什么一直说冯先生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就是因为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中国各种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也是为什么说陈凯歌的电影总是充满的文人气息，他的身上就体现着晋人风骨。

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唯一符合冯先生上黄下红的配色的建筑，就是中国建筑最顶尖的建筑群——紫禁城。


那么为什么冯先生又要穿一外套呢？

在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中国人心中都有着“内秀于心,藏拙于外。”的想法。

看过《红楼梦》的朋友都知道，在《红楼梦》中，宝玉代表佛教思想，黛玉代表道家思想，宝钗代表儒家思想。

在《红楼梦》第八回中，宝玉与宝钗互相观看通灵宝玉和金锁的片段，曹雪芹先生借宝玉的眼睛写到：“看见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头上挽着黑漆油光的髻儿，蜜合色的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线的坎肩儿，葱黄绫子棉裙：一色儿半新不旧的，看去不见奢华，惟觉雅淡。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

重点在“一色儿半新不旧”，在红楼梦中薛宝钗的天性喜素淡，不喜欢鲜艳的衣服，也不喜欢艳丽的脂粉和华丽的首饰，红色对于她来说太过光华夺目了，在众人面前，宝钗从未穿过红色。

但是唯独在这一回里曹公写道：“一面说，一面解了排扣，从里面大红袄儿上将那珠宝晶莹、黄金灿烂的璎珞摘出来。”

至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导演要这样给冯先生设置服装颜色还要用素淡的旧衣服作为外套了。所以通过种种细节，陈凯歌导演将冯先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

此时，最魔幻的场面来了，在这场戏中，众人纷纷模拟搬家，肩扛手抬的明明都是空气，在冯先生眼里却成为了一个个实物：紫檀的衣橱、金鱼缸、花瓶、前清的灯座等等，虽然观众看起来同样是空气，但是我们却听到了衣橱挤压的声音，金鱼缸里水花晃动的声音，这种种声音就仿佛将观众带回了这小四合院还在时，通过超现实的手法向观众表现了曾经的真实，而声音赋予的想象远远比画面来的更宏大。


导演利用冯先生的语言向观众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花瓶应该在哪啊？”

我相信现在的观众也极少能回答的上来，最后冯先生自问自答“应该在堂屋的条案上啊。”

在冯先生之前的话语中说过这是两进的院子，在等级森严的过去，两进是有一定地位的人才可以住的院子，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冯先生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成为我们看到的样子。

这种家庭也必是遵循古例，花瓶要在堂屋的条案上，而且一定要放在条案的东边，所以才会有个词叫东瓶西静，东边放花瓶西面放镜子，象征着终生平静。

许嵩在歌词里也写到过“东瓶西静放，恨不能遗忘。”

到最后却是我们这些青年人，忘记了老祖宗的规矩。


搬家的过程中，很突兀出现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带着金丝眼镜，穿着类似西装。

眼镜，西装，自行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舶来品，这个人物的突然出现，以及惊慌失措的离开，都暗示了，在中国现代化的变迁中，现代文化慢慢取代传统文化的过程，在西方国家眼中是不可思议的，上下五千年的积累，并不是西方建国几百年的文化所能理解的。


文化的碰撞不可能不产生冲突，在电影中，导演将这种冲突化作了花瓶的破碎，但这本应是矛盾升级的地方，反而成为了双方互相理解的开始。唯利是图的年轻人，理解了冯先生的坚守，也懂得了珍惜冯先生的记忆。


最后车子陷在泥土里，冯先生手拿着铃铛一边欢快的喊着搬新家咯，一边跑向大槐树，此时落日余晖染红天空，象征着冯先生代表的传统文化虽然正在走向没落，但仍旧让人感受到无穷的美丽；而开着车向东行进的耿乐，也代表着现代新文化像朝阳一样逐步发光发热，虽然没有透天的绚丽，却有无穷的生命力。

至此，整部微电影完结。

当然在整部微电影中还有诸多细节没有讲的更细致，但陈凯歌的电影绝对足以让人深挖细思。电影是门艺术，在寓教于乐的同时，向观众传递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陈凯歌电影中在细微处传递出的精神，我觉得陈凯歌导演想做到的就是当人们看完《妖猫传》之后会说“这就是我大唐遗韵。”而不是说“拍的像日本电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