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六次考博经历...

1988年，我初中毕业，报考了师范学校。

当年之所以报考师范，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当年的招生政策有一条：报考师范的考生，在中考复试时不考英语。

英语，是我上初中时所有科目学的最不好的一门课，所以，我就选择了师范。

自中考初试，师范三年没开英语课，毕业后又教数学，两年之后来西安进修数学教育专科，也没有开英语课。然而，在进修一年后我决定准备考研时，初中学的最不好的英语，也已经扔了六年，已经想不起来英语有多少个字母了，就这样的基础，我走上了备战考研的道路。

四年之后，我第一次走进了考研试场，英语只得了十来分而败北。如果，我当年沉浸在十分的成绩中而失望、退缩，也许，我今天还是老家一所中学的老师！

然而，我对那个十分想也没想，又开始了下一年的备考，第二次，英语得了二十几分，用一年的时间，提升了十来分。如果，我为这一年的努力而失望、退缩，那么，我今天还是老家一所中学的老师。

再复习一年，三十来分，又复习一年，四十多分，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年，是我第五次考研，英语成绩是六十五分，什么概念？当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单科控制线不到五十分。当我第一次坐在导师面前时，导师看着我惊讶地说：你的英语这么厉害！

在导师眼中，在所有人的眼中，我的英语这么厉害。可是又有谁知道我曾考过五次，又有谁知道我准备考研之始竟然连英语字母都写不全，又有谁知道我第一次考研时英语只得了十分！

以初中英语为起点，以进修的两年专科学历为起点，我考研五年失败四次，是因为我水平太差。但是，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还是有着很大的公平性在里边的，失败四次，是自己水平不行，我服！

在我还没拿到硕士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就又开始了备战考博的路。可以说，上硕三年，我在教室、在图书馆，又孤坐了三年。硕士毕业前，我是我们班唯一没找工作的人，因为，我自信我考博一定能成功。

而且，我只报考了一所学校，我自信我一定会一试成功。

然而，没想到的是，我的考博道路，走的那么艰难。走的比考研还要艰难。
如果说，只要努力到了，就能通过考研；而考博，努力了也得不到通过！

他们之间，就差一个有没有全国统一的招生考试！

硕士入学考试是全国统考的，而博士招生，是各学校自己招，全国有多少个博士单位，每年就会有多少场博士入学考试；对于每个博士单位的每位博导来说，几乎就能决定最终的录取结果。

第一次考博前，我想着只要我交上一张好试卷，就可以了。

第一试考的是英语，拿到试卷，竟然二十分的选择和填空题是我已经练的非常熟练的原题，下考场后我估分英语不会低于七十分。然而，成绩揭晓时，专业课成绩高高在上，我的英语却只得了49分。单科控制线是50分，以1分之差败北。我觉得以我已经历经多
次英语大考再没失利的我的估分能力，不会相差这么远，就去研招办提出要求查卷，招办让我写个申请。我把申请递进去，让我等一会，拿着我的申请进了里间，几分钟后出来了，交给我一张纸，上边写着：第一题多少分，第二题多少分，第三题多少分……总分49分。

这就是查卷的过程。

我无话可说，转身离开，决定再考。

同学们都已决定了工作去向，而我是唯一没有工作的人。知道我考博失败了，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给我说，考博是要提前和导师说好的，只有导师同意招你了，才能报考。

然而，此时的我还是将信将疑，当了十年中学老师的我觉得，导师怎能拒绝一位学生的好试卷呢？

第二次，我报考了北京的一所名校，名报完后，想着别人说给我的话，决定还是和导师联系一下吧。

电话打过去：X老师您好，我今年报考您的博士生。

电话那边：欢迎报考！你硕士和本科是那个学校的？

我回答：我没上过本科。

电话那边：那你第一学历是什么？

我回答：中专。

电话那边传过来了惊讶甚至带有反感的声音：唉呀，那你别报我的了，报其他老师去吧。

本次考博结果可想而知。

好在，全国没有统一的博士入学考试时间，每年除了寒暑假之外，几乎每一个周未，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的大学有博士入学考试。

我又报考了成都的一所牛校。受上次报考和导师联系的打击，我决定不再和导师联系，黑考！

2007年1月24日，我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股指期货：慎防从主动性
建设滑向被动性破坏！》

3月初，我来到成都考试，面试时，要从厚厚的一踏题中随机抽出一题现场做答。

轮到我时，我顺手抽出一张纸条，只见上边写着：请你谈谈对中国推出股指期货的看法。

我看到题的一瞬间，心想这不是抄我的题么。略沉默了几秒钟整理了一下思绪，然后就开始侃侃而谈。

因为我没有提前联系导师，我也不知道前边台上坐的六位博导中，哪位是我要报的导师。我只看见他们坐在上边不断的点头称是，等我说完，只听一位博导说：你回答的非常全面，你能不能保证一年的脱产学习（不是在职读博）。

我说：我能保证三年的脱产学习。

话说到这份上，至少面试这一关应该没问题了吧，我兴奋地回到了西安。

然而，一个多月后，成绩揭晓，我的笔试成绩排名前列，面试成绩却只得了59分，单科录分线是60分。

在同一年间，我又考博三次。

又是一所北京的名校，成绩出来后，我在导师名下无论是总分还是单科，都是排列第一名。考试前还是没和导师联系，成绩出来了，这时再不联系就是我的不对了。电话打过去，导师问了我的分数，第二句话就是：你上不上自费？如果上自费，我就录你，如果想上公费，我就不录了。

每位导师名下都有公费指标，但是，导师却要把成绩第一的学生录成自费生，我找谁去说理？

同时，西安交大的录取也有了结果，我就选择了上西安交大。

也是上的自费。

自费生要交四万元学费，那时的我一穷二白，连生活费都要一节家教一节家教课的去挣，四万元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如果能上公费，不但不用交学费，每个月还有一千元的生活补助。

至少，不用为生活担忧了。

而我，却不得不继续为生活担忧，为还交学费时所借的债而操心。

曾经，我上博的目标是能去国外留学，然后能回来在上交所、深交所，或者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这样的单位工作。

我考博六次，都是知名大学的金融工程专业。

然而，上了博，了解后才知道，这些单位对博士的要求，第一条就是：年龄35岁以下。而我开始读博时，是35岁。国家对重点大学的博士生有一个政策，公费生通过一个英语考试，就可以公派出国留学一到两年，导师把我录成了自费。

在我读博一年之时，以36岁的高龄，迎来了孩子的出生。我的生活可以随便溱合，但我不能让孩子的生活凑合，我总应该给孩子挣来奶粉钱；我可以东漂西走，但我应该给孩子提供一个稳定的住处。

四万元学费是借的，要生活，还要还账。

我窘迫到无法生活下去的地步！

在交大读博三年之后，在即将拿到博士毕业证的前一刻，为生活所迫，我放弃了十年时间几乎用生命追求来的就在眼前的博士学位！

那些年，我一边准备考试，一边发文章。在没有人脉没有关系没有钱的人生中，我只有用自己的努力甚至血汗杀出一条通往成功的路。

一天中午，在教室正上自习，手机来电，一看是北京的号，我就赶快出了教室接听电话。这是接到《中国经济时报》编辑部的第一个电话，电话那边说稿子已经通过终审，编辑和我交流了一些看法，文章就这样见报了，就是这次电话，我知道了苏培科编辑。

后来，又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过三篇文章，每一次都是苏培科先生和我通电话交流学术问题，提出改稿意见。

是苏培科编辑，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间里给我带来了一线希望和光明，在我几乎看不到前途的那两年考博时间里，感谢他带给我的力量！

苏培科先生现在已经是对外经贸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CCTV财经特邀评论员；中国金融记者俱乐部秘书长；借此文祝他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感谢他曾给过我的帮助！

感谢《金融教学与研究》的编辑，名字却不记的了。是他给我打来电话，交流我的论文《CAPM的逻辑悖论、现实尴尬与理论突破》并最终发表，不但不收版面费，还给我寄来了稿费。

也感谢其他一些杂志社的辑辑，能认可我的文章并发表，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给我带来了鼓励和信心！

如果，能有公开公平公正的考试，我也许能早两年读博。如果，能以成绩排序安排公费自费，我就能获得公费读博的机会。如果真能这样，我的人生就是另一个写法，也许，在国家智库里会有我的身影，也许，在上市公司高管里会有我的身影，也许，在全国知名学者群里会有我的身影。但是，命运把我推向了在西安做小升初的境况中来。

命运不公吗？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师范，把庄稼地里走了二十年的脚拐向了学校的讲台；那时候，同学们以能分配在县城的学校为理想，同学们以能从农村学校调到县城学校为奋斗目标，而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跨越了县城、跨越了地级市，直接来到了省城，而且在这里闯出了一方自己的天地。

以博士所读专业为自己支撑起一个平台，是一种活法；今天的生活，也是一种活法。

人生，其实有很多活法。

后退一步，海阔天空，不必抱怨于社会对自己的不公。成绩，是自我努力之后的一个回报；饭碗，是自己奋斗来的一个生活方式；工作，是自己能力的一个认可；活出自己的能力，活成一个自由的人，才是成长的目标，至于其它，都是身外之物，它认为自己重要它就重要，它认为自己不重要了，它也就不重要了。自己换个地方照样重要！不必在乎结局是那种活法，只要自己在努力，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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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何苦。中学老师也有名师，一样可以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