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创新，毋宁死，那论文可重复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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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在各个领域都有许多看上去前景无限的论文被发表，但是在很多实验室里，太多貌似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却无法复现。2009年，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的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中表示，无需使用药物，大脑刺激或任何侵入性手段，就可以“重写”一个人有关“恐惧”的记忆。

这个结果可能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治疗具有开创性意义，因此这篇论文在新的PTSD治疗试验中被引用了1100多次。同时，这一发现在大众媒体上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包括诸如“如何消除人类的恐惧”之类的文章大量出现，甚至出现在著名刊物《纽约客》上。但是，当比利时研究大学鲁汶大学的科学家试图复现这个实验时，遇到了一个又一个问题。他们在原始研究中发现了许多错误，数据不一致、遗漏和其他令人不安的细节。例如，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测试了比他们报告中提到的要多得多的内容，之后按照研究人员自己的“主观判断”，删除了约一半的样本数据，这一举动与完全公开的惯例不符。比利时科学家对数据进行仔细研究，并确切地还原了原始实验的执行方式，光是这个过程就花了几个月时间。最终，当他们重现了整个试验过程之后，在结果中没有发现“重写”效果的证据。当他们把这个报告发布之时，距离那篇广受赞誉的原始论文的发布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2013年，一些研究者着手尝试复现肿瘤生长方面的50项备受瞩目的研究。他们发现，记录这些工作的原始论文中没有一个报告了有关研究方法的足够信息，令他们很难尝试独立复制。最终，在与原作者联系之后，研究人员设法重复了一些实验，得到的结果与论文中发表的结果相比，“各有千秋”……
当然，复现失败并不意味着原始研究人员有不当行为，但确实会动摇他们的结论以及其他依赖他们成果的研究。

2005年，一篇对高引用医学出版物的评论发现，只有44％的复现研究产生的结果与原始研究相似。同一研究团队在2012年对心理学百强期刊的出版历史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只有1.07％的论文是复现已有的研究结果。
类似的结果也出现在教育领域，2014年，杜克大学和康涅狄格大学的联合研究显示，在教育领域五种年影响因子排名最高的刊物上，只有0.13％的论文是复现类的文章。该研究的作者之一乔纳森·A·普卢克认为：“区分真相与废话的愿望是科学界的不懈努力
，教育科学也不例外。” 合著者Matthew C. Makel说：“如果想在现实世界中依赖教育研究的成果，那么进行独立复现是必不可少的。” “重要研究结果的复现将导
致更强有力，更准确的政策和实践建议。”
作者总结了八个原因或偏见，可以解释教育研究领域缺乏复现研究的原因，包括提交偏见、资金偏见、编辑/审阅者偏见、期刊出版政策偏见、招聘偏见、晋升偏见，期刊分
析偏见和“新颖等于创造力”偏见。

科学家很少关心复现，因为复现不会促进他们的职业发展。当人们可以进行自己全新的、令人兴奋的实验时，并且有机会在学术评审委员会和期刊编辑们面前展示从而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时，为什么还要进行复现研究，仔细检查别人的工作呢？
全球科研界每年发表的论文数以百万计，如果人们希望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能够脱颖而出的话，那么给复现研究以更多的重视以排除那些不甚可靠的研究就很重要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则有必要重新审视整个科研体系的激励机制，改变目前科研工作对“创新”的过度重视，给予复现研究和同行评议以更多的激励措施，让学术论文具备其应有的价值：有力，可靠和可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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