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需要野生动物利用法

前几天看到网上有农业农村部答复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公函，是关于允许鲟鱼和淡水龟鳖上市交易的，不禁哑然失笑。明明是利用野生动物资源，偏偏要假以保护之名，有点匪夷所思。为什么我国只有保护法，没有利用法呢，或许是担心人言可畏。其实国外早就有野生动物利用法，只不过遗失在翻译中了。

我国利用野生动物历史悠久。远的不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曾经大量出口原产野鸟换取外汇，有据可查的有红嘴相思鸟二十一万多只，银耳相思鸟三万多只，鹩哥五万多只，其他如红耳鹎、小太平鸟、绣眼等等数量也很大，甚至还有三千三百多只大绯胸鹦鹉。近年来仍在向中东各国出口野捕猎隼，每年十到二十只，应该不是为了赚这点钱，而是与王子和酋长们搞好关系，是政治目的的利用。保护野生动物归根结底是为了利用，不同物种、不同时代方式不同而已。

近年来我国开始大量利用他国的野生动物，这是经济实力增强的结果。过去二十年进口了一百三十多种，十二万四千多只附录鹦鹉，数量较多的是灰鹦鹉两万只，和尚鹦鹉一万两千只，太阳锥尾鹦鹉九千只，其他如橙翅亚马逊、塞内加尔、蓝黄金刚鹦鹉等等数量也很大。我国的人工繁殖产业很发达，已经繁殖了数百万只附录鹦鹉，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对经济有百亿规模的贡献，未来还有数百亿的增长空间。鹦鹉作为宠物满足大众的文化和娱乐需求，增强了幸福感和自豪感。

我国有关野生动物的法律只有保护法，五十八个条款里面关于利用的只有两条。保护法画一条线，说明过线后有什么后果。在线的这一侧就百无禁忌吗，当然不行，利用也要有方向和途径。我国原产野鸟从捕捉到出口只需要保护法，我国进口的鹦鹉，都是合法的和对野生种群无害的，只需要规范利用的法律。我国原产的野生动物在国内利用，则两者都需要。保护法是追溯过去，警示现在，利用法是规范现在，前瞻未来。两者性质不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各司其职。因为没有利用法，现在有过度使用保护法的倾向，机械地套用，已经造成经济损失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现今自然资源利用提倡可持续发展理念，这样做还能显著提高野生动物和栖息地资源的价值。为此从野捕到利用要统筹规划，保护法不具备这个职能，迫切需要利用法介入，只有利用法才有预判和超前保护的职能。例如，引进鹦鹉的原产地在我国司法管辖之外，大多数在不发达农业国，利用法可以规范进口鹦鹉的属性、数量和产地，用政策的杠杆效应引导原产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利用法还能通过新的进出口政策，来纯化我国境内引进鹦鹉的属性，使引进鹦鹉满足严格意义上的人工繁殖要求。如此我国政府和个人的行为都符合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的道义，由此站上全球道德高点。

其实利用法在国外久已有之。现代环境保护理念起源于美国，一百多年前有一个争议话题，公共自然资源应该禁止利用还是允许利用，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是约翰·缪尔和盖福德·平肖。最后支持利用的平肖一边占了上风，他为此造了一个新词CONSERVATION，是在保护前提下利用的意思，一直沿用到今天。中文把这个词翻译成保护或保育，漏了利用这层本意。结果英语里的利用法在我国都变成了保护法，殊不见关于利用的内容远多于保护的。其实翻译成“可持续利用法”更贴切，翻译成“护用法”更简洁肃穆。

西方有关鹦鹉的记录片经常在最后有一个保留节目，一个动物保护主义者侃侃而谈，人类不应该养鹦鹉，鹦鹉属于自然界。说归说，做是绝对不能做的，鹦鹉背后有庞大的产业链，关系到很多人的生计。利益集团对这些保护主义者，需要时就推出来，不需要就按下去。我国也有一些所谓的保护主义者，人云亦云，刚吃几顿饱饭，就学别人减肥。制定政策不能受这些噪音影响。

学习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