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建国后至少六次对日本侵略军表示感谢,比如,他在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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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建国后至少六次对日本侵略军表示感谢,比如,他在一九六0年六月二十一日
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与左派文学家野间宏等人时说:“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与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和浅沼稻次郎会谈时谈及一九五六年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理事长南乡三郎时说到:“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毛泽东对日寇侵华发自内心的感激,最明显地表现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对南京大屠杀的
虚无处理上。中共占领南京后不久,即在位于城南的雨花台修建了人民革命烈士陵园,竖立了革命烈士纪念碑,以纪念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间被国民党在那一带杀害的近十万中共党人和革命群众,却没有建立任何纪念南京大屠杀的场所。一九七九年以前的官方历史课本中,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任何记载。比如一九五八年版《中学历史教师手册》的“中外历史大事年表”中,一九二七年有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的记述(死三百余人),而一九三七年的内容只有“日军侵占上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简单记述,全然不提死了约三十万同胞的南京大屠杀。一九七五年版《新编中国史》的“历史年表”中,一九三七年还是只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防御失败”的记载,南京大屠杀同样只字不提。直至一九七九年版中学历史书中,“南京大屠杀”一词才首次出现。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四十周年时,中共南京政府才开放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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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长的周昆偷拿三万法币后开了小差,从此人间蒸发)。

张闻天在会上作《形势报告》称:蒋介石一贯反共,中共在抗战中应效仿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策略,让蒋、日火拼,两败俱伤。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他警告大家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他主张八路军应坚持游击战争,不与日军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扩充八路军的实力。毛泽东强调中共和八路军应该绝对地保持独立自主,要吸取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对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红军虽将改称为八路军,但其内部体系,一仍旧贯,不得有任何变更,此后仍应完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行事,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候处断,凡是不利于八路军的命令,概应用各种借口,予以推脱;中共所控制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切,都须根据延安的指示处理;在国统区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员可以公开露面以外,主体仍须保持地下组织的状态。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会议决定成立新的由十一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军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和周恩来为副书记。会议还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长江沿岸委员会。

洛川会议确定了中共在八年抗战中坚定不移的策略。七七事变后信誓旦旦的“红军愿作前驱”等等豪言壮语早就被置之脑后了。

据说毛泽东有个恐怕永远无法证实或者证伪的“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七二一方针”。不过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确实大言不惭地说过:“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无论如何,从毛泽东对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的多次责备,从吴法宪等前线将领不约而同的“日进我退”的抗战回忆,从中共悠闲从容大搞整风,从中共把几乎所有的党政军领导人召回延安参加七大等等事实看,中共绝对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日本的战败投降,既不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功劳,更不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胜利。

(撇开道德评价,毛泽东为中共制定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抗日方针绝对英明正确。而如果毛泽东讲道德的话,他就不是毛泽东了!当杨开慧在长沙带着三个儿子苦苦地“念兹远行人”时,毛泽东已经娶了贺子珍为压寨夫人;毛泽东在一九三0年率军进
攻长沙,直接导致了杨开慧的被杀,而他事先却过家门而不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嘲笑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泽东的道德观最清晰地表现在他去世前的一段言论里。毛泽东的护士孟锦云在她口述的《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里说到,一九七五年八月,毛泽东与众人看了一部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故事大意是千金小姐跌落枯井,员外贴出告示,谁救出小姐便许之为妻。两个青年同时应召,商定一个用筐拴上绳子把另一个青年放到井下先救小姐,再让青年上来。救出小姐以后,在井上的青年用大石堵死井口闷杀了另一青年,再抱着小姐领赏成全婚姻美事。毛泽东问看电影的人们,“你们说说看,两个救小姐的青年,哪个好些?”众人异口同声说,当然是在井底的青年好啦。毛泽东说,“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更好些。”众人发问为什么。毛泽东答道:“井下的青年对问题的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儿。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聪明噢!”众人不服气,说井上的青年太奸猾,不老实。毛泽东答道:“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他还说,小姐只有一个,他不害另一个,他能得到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