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斗垮我的手段是很毒辣的，不仅使我在中共党内不能抬头， - 2020年11月26日未名空间存档

3 年多

叶挺没有到延安以前即表示我是他在延安的唯一老朋友，他并不认识毛泽东，总希望我能帮他的忙，从中说合。毛泽东、张闻天等也觉得新四军的前途，系于我向叶挺的一言，因此希望我能鼓励叶挺，站在中共一方面来处理一切。
叶挺抵达延安，首先来看我，向我表示了他的真正意向。他原系中共党员，在广州
暴动之后，即已与党脱离了关系；此次献身抗战，援助一臂之力，但他不知道中共是否能再信任他。他这个新四军军长是国民政府所任命的，而他将要指挥的部队，又是属于中共的，因而他特来延安试探。他希望我这个老朋友，能为他考虑一下，究竟这个职务是否可以干下去。
我鼓励叶挺担任这个职务，告以中共不仅不会歧视他，而且会把他当作国共间的一
座好桥梁。我建议他采取诚恳积极的态度，径与负责军事责任的毛泽东商谈解决编组新四军的实际问题。他们的商谈结果是圆满的。叶表示接纳毛的建议，以项英为新四军的政治委员，陈毅为副军长兼第一纵队长。湘鄂赣闽皖粤豫一带游击队，编为六个纵队，概由原来的游击领袖任纵队长。至于军部内的组织应仿照八路军的建制，其各单位首长人选如参谋处、军需处、军医处等概由叶挺选任。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方面的交涉，亦由叶挺负责。这就是新四军编组的开端，也埋下此后国共两方在大江南北展开军事斗争的祸根。
叶挺在延安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也听见一些诽谤我的言论，他似乎并未理会。毛泽
东也从未邀我参与商讨新四军的改编工作，我也乐得置身事外。叶挺离开延安前，曾将经过的详情告诉我，再一次表示他指挥的是中共的军队，又要挺身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涉和领款，将来恐怕会两面不讨好。当时我也不好多说，只得淡淡的表示你已经费了许多力，只得向前走去再说

...

周恩来在洛川会议后，本应速往南京，但他却借口随八路军到山西前线去了。当时毛泽东希望周恩来常驻南京，除了了解情况和办理交涉外，八路军还有一些物资没有领到手，特别是南方各省的中共游击队，毛泽东原来是要求完全由中共人员领导，因周恩来没有去南京交涉，结果南京径派叶挺以新四军名义实行改编。毛泽东曾说周恩来不遵令速往南京，延误了大事，外交人员有点不如意就自由行动？那怎么可以呢？
周恩来这种举动，显然是不满意洛川会议。他似乎相信毛泽东、张闻天虽然表面有
些让步，但实际还是坚持己见，他如果贸然赴南京，处境将很尴尬。他不动声色所先到山西前线去看看，帮八路军总部办点外交，然后从山西直往南京。可是周恩来在山西前线耽搁了三个月，毛泽东虽屡电促其速往南京，周总是借故迟延。直到毛泽东去电召他回延安面谈后，周恩来才遵令返回延安。
作弄我的儿子，派他演反对派张慕陶，扮成奇怪形状的汉奸样子。我事先毫无所知，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作弄我的儿子，毛泽东也正在那里凑热闹，奸笑着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过去，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着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蛮、残忍、禽兽不如。
经过以上我所扼要叙述的那些事情，我没有与那些阴谋家公开闹翻，不能不说是忍
耐的奇迹。我此后再不愿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会面。。。直等到王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向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我已有八年没有看见王明，陈云大约十二年没见，康生也有六年半了。叙起旧来，材料当然特别多。这种欢欣鼓舞的气氛，似乎以前延安从未有过。
座中，不记得是那一位提到，以后莫斯科与延安间可否通航，以便运输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来延安。毛泽东闻言大感兴趣。王明立即解释说：根据中苏谅解，苏联空军飞机在中国境内，只供国民政府调遣；他们这次乘空军飞机来，是秘密的和非法的行动。王明继续说及：他们在兰州等了几天，等到今天天气好才上机，一路由飞机师按照地图，好不容易才摸索到了延安上空，低飞到看见延安城门口的大标语时才降落机场。因此王明指出由苏联飞机输运军火落延安的事恐怕办不到。毛泽东听了感慨再三的说：拿那么多军火给蒋介石，为甚么不可以少少分给我们一点。
由于这些人的到达，即于次日上午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且连续举行了三四
天。首先由王明发表长篇演说，内容是莫斯科首脑部对于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些新见解。他首先指出现在抗战，中共便应主动的与之密切合作。他又说明中国抗战的成败，具有国际的重要意义。如果中国能够充分发挥抗战力量，给日本以长期游离的抵抗，这将使日本无力向苏联进攻，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
他着重说明中共在民族严重危机中，与国民党再度合作，不能抄袭第一次国共合作
的经验。这次的国共合作应力求其稳固与久远，彼此互谅互让互助。中共既是主动的与国民党要好，就要抛弃以往国共间的仇恨。如一个国民党黄埔出身的军官，掌握着军队的实权，可是他过去也曾杀过许多共产党人，我们应该将他的那份旧账置之度外，与之真诚合作。因为只有握有军事实力的人，愿意抗战，抗战才能长期继续下去。
王明还从另一个原则来阐明这个问题。他指出中共不应自视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
个旧公式已不适用于今日。中共应更大胆的将自己当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党；它不仅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也代表所有人民和中国整个民族的利益。他说明这不是放弃阶级观念，而是进取的精神，也是共产国际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要求各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蒂的人民阵线中，所应持的基本态度。
他继续说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彼此在政治上的距离是缩短了；它们同是代表中国
人民的政党，只是在社会问题上，彼此有急进缓进之分罢了。至于国共之间争夺政权的问题，那是遥远将来的事，中共也应主动的把这个问题，推到抗战胜利以后去。
王明这些话使毛泽东的神情，显得有些尴尬，似是受到当头一棒。他也许想到他以
往所发表过的言论和所做的一切，竟与莫斯科的见解大有出入。现在莫斯科，竟要他与国民党形成长期而巩固的合作。
我当时觉得莫斯科这些见解，至少比毛泽东的那些主意要高明些，但王明没有一句
话说到中国可以走民主化的道路，一切设想仍是站在独裁立场上，来些策略的改变。莫斯科大致不相信中共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抗战的领导，而莫斯科又需要中国的抗战能够拖住日本，因而要中共与国民党竭诚合作。
我们向王明问及国际的真实情况，大致着眼于中国抗战能够得到一些甚么国际支援
，英美等列强与苏联是否能联合起来干涉日本的对华侵略。王明表示并不乐观。他说明日本正与德意拉拢，形成国际间的法西斯蒂阵线。现在法西斯蒂的势力很嚣张，威胁苏联与中国的生存；英美法等民主国家是否能够拔刀相助，还是不可捉摸。这样的国际形势，便是莫斯科要我们进一步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主要原因。
王明暗示这个策略上的变动很为重要，而且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见。他曾当面问
过斯大林：中共与能够当遵照你的指示与国民党合作抗张，但你和共产国际过去对中共所做的指示，是否仍然有效？斯大林曾答以那些过去了的话，应束之高阁，不在理会它。（主要是指有关中共独立发展，与国民党争领导和进行斗争等主张。）
据王明表示，斯大林的意见是要中共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努力，不必为共产国际关
于中国问题以往的公式所约束。斯大林曾说：“中共现在需要游泳过一个很宽的海，不能有旁的选择，只能凭你们自己的努力，你们是否不会中途溺毙，那是他所耽心的。”
毛泽东听到这里，显得面有得色。也许他想到斯大林的见解，竟与他自己原有的见
解相反，这如何是好？现在有了依靠自己努力的原则，岂不是有了解脱的办法。毛泽东以后批评王明，只知联合国民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他的正确主张是对国民党一面联合，一面斗争。后来毛泽东与王明间的斗争，从这次讨论起即种下了祸根。毛的武器是强调马列主义中国化，依据中国实际情况行事，反对王明那种国际派邪说。
王明的这项政治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和其他的人一样，都当场表示完全赞成，似
乎他们在洛川会议上所说过的“使蒋介石失败”，“中共独立自主”，“扩充实力与国民党较量”等等言论，都未曾说过似的。王明继续讨论其他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拒绝与陈独秀恢复合作的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月间，罗汉来到延安，他以陈独秀代表的身份，与我们商谈合作。罗
汉是我在五四运动时即在一起共事的老同志老朋友。他与毛泽东也有旧谊，后来脱离中共，成为陈独秀托派中一个重要角色。他这次和我会面，说到陈独秀先生过去对中共的贡献，两个儿子为党牺牲了，陈本人又被国民党判了十年徒刑，不久前才获释放，以及陈一直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等等。他并指出托派内部意见不一，派系甚多，但陈独秀先生和其他多数重要人物主张与中共恢复合作。他还说明陈独秀先生等是坚持抗战的，赞成中共现行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策略，认为国共既能恢复合作，社会主义的老同志们更应重新团结在一起。我表示欢迎陈先生的这种意向，要罗汉径与毛泽东商谈。
毛泽东同情罗汉这种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根据罗汉
的表示，就与托洛斯基的死硬态度有所不同。他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毛还说到从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期，在肃反工作中，犯有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老在闹肃反，恐怕错误尤多于我们。现在我们是脱节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
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张闻天也只好遵照实行。张闻天和罗汉多次商谈的结果，
形成了十九个条件；其主要内容是托派坚持抗日，拥护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现行政策，在言论上和实行上均将有明朗的表现；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
这件案子拖延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才提出讨论。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
声色俱厉的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斯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
我们曾自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斯基究竟有所不同等类的话，也有人提到：
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
为了这件事，王明还发了一篇大议论。他向我们说明了苏联肃清托派和其他反党分
子的经验教训，指出联共内被整肃的那些知名人物，叛国罪都是证据确凿的。他说根据这个经验，任何党员，不管他对共产主义信仰多深，过去有过多大的功绩，只要有反党倾向，就可能走到叛党叛国。他又说到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曾利用各种机会，阴谋反对苏联和联共；甚至利用清党，故意制造供词，陷害了很多好同志。王明不说斯大林疯狂的清党曾杀害了很多同志，反说是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实施陷害，这真令人毛骨悚然。
王明说明在原则上中共决不能与叛徒恢复合作。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政客们，蒋介石
及其党徒们，和法西斯蒂党徒们，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点，他们反攻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不能直接影响共产党内部。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我们可以与这些原非同类的人物，暂时的或较长时期的合作。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党人较为接近，一直阻碍共产主义的发展，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至于托派布哈林派以及其他左的右的反党派系和倾向，与共产党更为接近，腐蚀我们的内部，是较社会民主主义者尤为危险的敌人。清算这些叛徒，在使共产党净化这一点上，斯大林发展了列宁主义，也是斯大林理论的精华。
王明还进而主张加强对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他说明联共内部有大量的托派
和反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中共内部此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了。因此，现在决不是与陈独秀恢复合作，而是加紧反托派。在抗战时期，必然有些叛党或离开党的分子，企图再行混到党里来，我们绝不能宽容他们。现在党内有过反党行为和思想不纯正的同志们，党对这些人也不应轻轻放过。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
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
在我们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王明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
委员和候补委员共十六人的名单。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中共中央的人选，在一九二八年底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已迭经变更。不少同志原非中央委员，亦权宜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时，中共中央认为一时还不能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而王明觉得有些人应当参加中央政治局，因而采取了非常手段，提出这个名单。
可是毛泽东对于王明这种单独举动，似感不安。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
加了和他同回国的赵云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原则上毛是赞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因而毛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并说自己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上和反托派斗争上，都没有把握住这个舵，愿意减轻自己的责任，力主将王明的名字列为第一名。经王明极力表明，他之提出这张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思。毛知道了王明的真意之后，没有再发言，名单也算通过了。
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
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过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到改选书记的问题。
我当时心灰意懒，已不大愿与这一群人为伍，因而置身事外，没有卷入争论的漩涡
。我在王明的名单中的名次，仍被列为第三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王明在解释他安排这个次序的理由时，曾说的我是国内外知名人物，在中共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但也讥讽我犯过另立中央的重大过失。我觉得王明的主要意思，是在重新责备我，为了不愿重提往事，我只好缄口不答。
陈云和康生两人较之王明似是老练些。他们说话的态度相当谦虚，往往对王明所提出的意见，略家补充，对我们这些在国内奋斗的巨头们，他们则常表示推崇，因而他们在大家欢迎声中，就任政治局委员，并分担组织部长和政治保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两个重要职务。后来，毛泽东斗争王明的时候，他们两个也没有被牵涉在内。
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在一次我和王明的单独谈话中，他问我毛儿
盖会议争论的症结究竟何在？我答：“除批评党中央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军事领导权。”他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我切齿痛恨的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王明回答说
：“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他接着说明在莫斯科的大清党中，证明我与托派并无联系；可是不能因此说我所信任的左右中没有托派，也不能说我自己不会受托派的利用。他还说到与我接近的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在莫斯科经过几次清党，都没有露出破绽。他一直有些怀疑，这次他在新疆，将他们逮捕审问，果然他们直供不讳，都是托派，自然也只有把它们惩之于法了。
我耐着性子向他指出刑讯逼供，难免冤枉好人；从前项英在江西苏区厉行肃反，采
取审问逼供手段，有些供词竟牵涉到他自己，这才使他觉悟过来，供词是不可尽信的。王明为甚么这样丧失自信，觉得到处都有托派在作怪呢。我们的国家很可能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王明一面要团结一切力量来抗日，一面又要大清托派。如果我们把许多同志当作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大概看见我神色愤怒，言辞犀利，因而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
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着极大的刺
激。李特、黄超是从一九三一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李任参谋长，黄任秘书长。李原系列宁格勒军政大学的毕业生，黄则在上海做学生运动，系学生会的一个活动分子，他们在到鄂豫皖苏区以前，我原不很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可以任要职。我们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们为四方面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极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艰险困难，率领数百人逃亡新疆。他们只是在毛儿盖时曾指责过中共中央的领导错误，这大概就是他们致死只由。
至于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是较有学识的留俄学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俞秀松
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为人守正不阿。周达文与瞿秋白同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毕业生，对俄文和俄国问题的研究都有相当的造诣。董亦湘与沈雁冰同系商务印书馆编辑，研究文学，亦有相当成就。他们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反对过米夫，也与王明等人斗争过。他们在列宁学院毕业后，被派在新疆工作，似系避免与把持中共中央的米夫派直接接触。这次王明路经新疆，手执尚方宝剑，竟陷害泄愤，这真是暗无天日了。
我认为王明效法斯大林那种疯狂的清党作风，将使中共堕落得不成样子。他从莫斯
科带回来的与国民党密切合作的抗日主张，与我素来的见解相接近，但他并不是从中国的民族利益出发。事实上他将斗不过毛泽东，也难收到预期的效果。他反对与陈独秀等重行谅解合作，确是明显的反动。他在新疆杀害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同志，更是不可宽恕的罪恶。一九三〇年定王明等米夫派曾用残酷的斗争手段，断送了何孟雄一批老同志，现在竟进而杀害对中共当权者持有反对见解的同志。这就证明斯大林的魔影，已变本加厉的随着王明到中国来了。
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