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自杀30年，今天我终于能平静地告别她了

中国台湾人李沐芸经历了姐姐自杀离世，此后她开始进行"自杀者遗族"的相关研究，并成为一名专注于自杀者亲友哀伤辅导的心理咨询师。她说，哀伤不能用安慰来解决。告别逝者的过程，既可以是"说再见" (say goodbye)，也可以是"说你好"(say hi)。 以下是她的口述。
姐姐走以后，我非常自责。我确实该自责，那天凌晨4点，她给我打电话，而我那天恰好失眠，听到了电话响，但我没有接。 那时候我姐在我看来是个制造麻烦的人。她常常心情不好，再加上酒瘾大，也许还有吃一些药物的关系，如果晚上接到她的电话，基本上都是麻烦事，不是喝醉了倒在路边，就是出车祸了，要人去医院看她。她也企图自杀过。这种事情发生过很多次，所以我总以为她死不了，不会死，只是想闹点事而已。 我姐确实不快乐。我姐是我爸和他前妻的女儿，我姐刚出生一个多月，她的妈妈就跟我爸离婚了，孩子也不要了。后来我爸跟我妈结婚，很快就生了我。我爸说，我姐读幼儿园的时候就很喜欢赖在同学家，总是等到爸爸下班才会回来。 我也跟我妈相处不好。我1岁的时候，我妈又生了我弟，我们家重男轻女很厉害，只把我弟当宝。所以等我姐成年后搬出去，我也跟着她一起出去住了。我比她小4岁，那时候在读高职。 （视觉中国 供图） 一方面我很喜欢我姐，她很漂亮，身材很好，也很会打扮自己，还拍过几部香港的电影。但另一方面，我那时跟她相处并没有那么紧密。我们的作息不同。我把时间都投入在学习上，早上6点就出门上学。她则总是昼伏夜出，我们碰面的机会并不多。 我当时怎么都不明白，我姐走后，我心里会那么痛苦。一开始，我仍然若无其事地上学，但是我忘了该怎么笑，四下无人的时候就躲起来哭，晚上常常失眠到凌晨四五点才能入睡，需要喝酒或者吃安眠药，我总觉得自己是“杀人凶手”。 我姐走的时候距离我高中毕业只剩两个月，那时我已经被保送到了台北护理专科学校。我在台北护理专科学校读了一年，已经快要毕业的时候，但我发现自己再也撑不下去，于是退学，开始在外面打工，陷入了漫长的自我惩罚的过程。 这种调适大概经过了六年，我才决定回到校园，重新补习参加高中联考，终于再次进入了大学学习。在重新念大学期间，我经常研读自杀学和哀伤相关的学术期刊和专业书籍，进而知道了“自杀者遗族”（Survivors of Suicide）这个专有名词。 “自杀者遗族”最早是由美国自杀学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uicidology）创办人埃德温·施奈德曼（Edwin Shneidman）在1981年提出来的。自杀影响的人群范围是很广的，不只是亲戚朋友，也可能是同学同事，或者照顾者、治疗师，甚至是发现死者的酒店员工、去救人的消防人员，等等，他们都可能成为自杀事件的受害者。此后我就开始全力研究关于自杀者遗族的文献，这时我才发现，我所经历的困惑、浑浑噩噩、罪恶感和家人间的沉默，都是普遍的现象。

台湾的哀伤研究起步很晚。1999年，台湾发生了“9·21”大地震，造成2000多人死亡。一些心理咨询方面的研究者开始投入到哀伤这个议题上来，后来又陆陆续续出现了几位专门做哀伤辅导的老师。 但关于自杀者遗族的研究，大概要等到2004年左右才起步。当时有了第一本国外翻译的著作出版，叫作《难以承受的告别：自杀者亲友的哀伤旅程》，作者克里斯托弗·卢卡斯（Christopher Lukas）也是一名自杀者遗族。在此之后，台湾学者才逐渐有了关于自杀者遗族哀伤反应的研究论文。 2003年，我从台北护理专科学校毕业，考入了生死教育与辅导研究所继续读研究生，全身心地投入到“自杀者遗族的哀伤辅导”这个研究议题上来。我蛮感谢在研究所里遇到的几位老师，她们像干妈一样照顾我，跟我谈心。 我的导师林绮云教授那时为了更好地认识她的每一位学生，轮流邀请我们跟她单独吃早餐。林老师说，那时候觉得我很怪，功课很好，但是话很少，总是不开心。结果那一次，我就自然地跟老师讲了我姐的事。我以前也不是刻意不讲，但是你一讲，别人就会问很多奇怪的问题，都不是你想听到的。 林老师什么都没有问我，没有问我姐姐为什么自杀，也没问我家里怎么样，她就是一直听，直到我觉得讲得差不多了，我一抬头发现，她哭得眼泪鼻涕都下来了，眼睛已经肿到不行。我吓了一跳，反而很惊慌失措地去安慰她说：“老师你别哭成这样。” 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遭遇的这个事情这么哀伤，是应该要哭的，然后我就跟老师抱着一起哭。我们华人的文化就是这样，我从小到大无论看到谁家的长辈过世，家人办丧事的时候都跟没事人一样，所以我以为这样才是正常。我姐走后，我们家很沉默。我爸在客厅坐了一个晚上，等我天亮从房间走出来时，我发现他的头发全白了。那时他才五十几岁，本来头发还是黑黑的。

我们家没有人开口讲这件事，以后看到电视新闻里提到自杀，就会默默地转台，当什么都没听到。 念了研究所之后我才发现，人的哀伤不是用安慰来面对的，因为安慰其实就是在制止一个人去哀伤。 比如说在人家哭泣的时候，你匆匆忙忙递上纸巾，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肢体语言，因为那等于说是叫人擦干眼泪，不要再哭了，那样哀伤就没办法继续表达了。所以后来，当我知道跟我谈话的人是来谈哀伤这个议题时，我会提前准备好纸巾，让他自由取用。如果他想泪流满面，那是他自己的选择，没什么不好的，不一定非要把泪擦干。我很庆幸我的导师当时没有安慰我。我在研究所期间，自杀者遗族还是一个很新的话题，可以说，连自杀学研究的导师们都不太了解。我记得我在论文里写到，要同理逝者，要尊重他们的选择，我就会因此跟老师们有一些争执。老师觉得，怎么可以同理自杀？在那个年代的观点看来，自杀是不应该的。我会花很多时间跟老师们解释，应该去理解死者的痛苦，如果我们不能尊重死者的选择，那么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会有更多的自责和罪恶感。
为遗族做哀伤辅导 毕业之后，我受同学方俊凯的邀请，参与到马偕纪念医院自杀防治中心的筹建过程中。当时台湾已经决定要成立一个高级别的自杀防治机构，最早在台湾开展安宁疗护的马偕纪念医院承担了这个任务。有一些知名教授、心理学研究者、著名的医生都参与到这个项目的计划和筹备中。我同学方俊凯本身就是这家医院的医生，他了解我做的研究，我也帮医院搜集了很多国外相关机构的情况。 我们当时有两个途径来寻找自杀者遗族群体。一个是去医院的急诊、加护病房和烧烫伤中心，寻找可能自杀的人，与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谈话。另一个是靠我自己在网络上寻找。我很早就在网上成立了一个自杀者的聊天室，里面有1000多个家属。在到马偕纪念医院工作之前，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经营跟这些遗族们的关系，他们都很信任我。所以当医院可以提供场地和经费办活动后，我就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第一次报名就很爆满，来了二十多人。 在办这种团体活动的时候，我不喜欢把椅子排成一个圈圈，我会排得像电影院一样，一排一排的，我看得到大家，让他们彼此看不到对方，所以灯光我也会调暗一点，这样你们爱怎么哭怎么哭，不怕被别人看到。事情发生半年到一年内的遗族们最适合使用这种方法。 姐姐的离世让李沐芸非常自责。在经历了深刻的哀伤体验与自我调适后，她投身哀伤辅导领域的工作中
在表达完哀伤后的哀伤调适过程中，我们会采用一种叫作“哀伤任务”的模式，它们依次是：放下困惑、同理逝者、告别逝者、创造意义和祝福逝者。 在遗族们表达哀伤的过程中，他们其实已经在不断地问为什么，但这个时候我们的目标不是帮忙去寻找答案，因为你可能永远找不到，或者说你找到的答案不会令你满意。我们要接纳自己保有这个困惑的状态。有时候我会问他们有没有宗教信仰，如果有，我会说：“等你到了天堂可以问问他。”这样遗族会好受很多。 接着我要带着他们同理自杀者，回顾自杀者的痛苦，让他们去理解为什么亲友会选择自杀。其实在这个阶段遗族就不太需要再不断追问为什么了。他们可以腾出精力去投入自己的生活，想办法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可以安心地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 我们理解逝者之后，对应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要跟他们说告别？我觉得这个过程既可以是“说再见”（say goodbye），也可以是“说你好”（say hi）。我鼓励大家给他们写信，写完以后烧掉，或者埋在家里的盆栽里，然后整理旧照片做一些追思活动，或者做一个关于他的专属角落，放他喜欢的东西。我们要保留关于他的回忆，而不是去抹去，要让这份爱延续。 就像我刚才讲的，医院关于遗族的服务是在自杀防治这个项目之下开展的，家属的安抚也被看作自杀防治工作的第三步。有一种说法：自杀者遗族的自杀率比其他人群更高。我对此持保留意见。首先，关于自杀者遗族的研究不多。这个人群很沉默，像我陪伴了很多人很长时间，但是也只有11个人愿意跟我做访谈。根据我自己的亲身体验，遗族比其他人更知道自杀会给自己的家人带来多么大的痛苦和打击，未必会比其他人群有更高的自杀率。

后来，我跟其他人一起成立了台湾失落关怀与咨商协会和遗族亲友关怀协会，做培养哀伤辅导专业人员和哀伤关怀工作坊的工作。其实对遗族的哀伤辅导最重要的是陪伴他们，让他们去表达哀伤。有时候我会用小玩具布置场景的方式让他们感到心安。 我爸爸癌症去世之后，我也用这种方式来疗愈自己。他生前我们曾约定，等他病好后去国外看海龟。我用玩具布置了一只竹筏，海里有几只小海龟，还有一片沙滩，沙滩上坐着一只大熊抱着一只小熊。那天我做了一个晚上，一边做一边哭，做完之后就觉得很满足，好像我们已经一起去完成了这件事。 这些年我在做自杀者遗族的研究，但关于这些事，我和爸爸讲得不多。他在病床上时，我有偷偷地把我的论文放在日记和信件里给他，我看他在读的时候一直皱着眉。他临终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对我说：“你很傻，你姐姐都走了那么久了，你怪自己做什么。”我就回他说：“你才傻，你这一句话让我等了30年。”我们在那个时候一边说，一边哭，一边笑，这么多年来，我终于感觉到我们沉默在心底的那份爱开始重新流动了。
（编者注：心理学上的“grief”这个概念，在中国大陆称为“哀伤”，在台湾地区称为“悲伤”。本文统一编辑处理为“哀伤”。）

死亡教育是一门很重要但又在传统教育环节中严重缺失的一环，希望越来越多人关注并重视起来

她没有接姐姐电话是 压倒 姐姐的最后一根稻草。 姐妹两个都很可怜，原生家庭， 重男轻女， 父母不关心。

微信前段狂吹了一阵香港的李昀鋆，现在又换成了台湾的李沐芸。 不过在生死问题上，博士头衔只能唬唬人，丝毫解决不了痛苦和悲伤，好比找一个生来就眼盲的人指路一样......

人活着就是要受苦的，解脱了也好。最好是从来没有来这世上

她没有接姐姐电话是 压倒 姐姐的最后一根稻草。 姐妹两个都很可怜，原生家庭， 重男轻女， 父母不关心。
yulingxi 发表于 2025-07-22 17:09

也许人家姐姐是想打电话给她告别
这个妹妹当时还没有高中毕业，而且还是凌晨四点，她根本不需要负疚，应该更好滴生活

亲人离世后的心理恢复很需要重视。 各种针对人脆弱无助的邪教也很危险，会趁虚而入。

哭不是软弱，是一种力量。”这话我记下了

感觉她姐妹俩都有抑郁的基因

比如说在人家哭泣的时候，你匆匆忙忙递上纸巾，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肢体语言，因为那等于说是叫人擦干眼泪，不要再哭了，那样哀伤就没办法继续表达了。所以后来，当我知道跟我谈话的人是来谈哀伤这个议题时，我会提前准备好纸巾，让他自由取用。如果他想泪流满面，那是他自己的选择，没什么不好的，不一定非要把泪擦干。
啥我怎么看不懂 给别人纸巾让人擦鼻涕怎么会跟让人自己拿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