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转折

“第四次转折正在激烈上演……”尼尔·豪警告：“这已经是全球性的”》
历史告诉我们，文明和社会经历繁荣、崩溃，再兴起，周而复始——人口学家尼尔·豪（Neil Howe）认为，这种周期的时间和轨迹出奇地可预测。
豪将这些社会变革的“季节”称为“转折”（Turnings），他曾著名地宣称，美国如今正深陷“第四次转折”——周期中的“崩溃”阶段。在这个阶段，现有秩序土崩瓦解（往往伴随着混乱），并被全新的秩序所取代。
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最初100天内，他们在试图取代旧有秩序、推行新路线图方面，确实采取了许多重大——有人说是破坏性甚至混乱的——措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事务上。
正如“Thoughtful Money”博客的亚当·塔加特（Adam Taggart）在一次精彩的访谈中所问的那样： 这是否正是豪预期中的、教科书式的第四次转折动荡？
尼尔·豪确认，从全球化向民族主义的全球性转变，正是第四次转折的典型特征。这一趋势由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推动，并在其他国家出现类似现象（如意大利的梅洛尼、印度的莫迪）。
这一趋势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加速发展，反映出对美国主导下全球秩序的普遍拒绝，特朗普将全球化批评为“对美国不利的交易”。
豪指出，人们广泛支持再工业化和移民控制，这与民粹主义对经济主权和文化认同的诉求相一致，是典型的第四次转折中对既有体系的瓦解。
他解释说，这个崩溃阶段的特征是现状的崩溃和新秩序的崛起，不仅限于美国，而是全球同步发生，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运动正在世界各地涌现。
“西方是这样，现在世界其他地方也一样……我们看到这些‘转折’已经同步……这是全球性的。它现在已经是全球性的。”
他指出，特朗普政府的激进政策——如关税、打击非法移民、放松监管——是第四次转折混乱特征的典型表现。
“特朗普是一个必要的人物……他释放出了一些非常原始的力量。但它最终会走向哪里？我觉得连特朗普自己都不知道。”
不过他也指出其中的内在矛盾，尤其是在贸易保护主义与财政赤字之间。
“你无法一边切断来自全球的贸易与信贷流入美国，一边又不断扩大赤字……那样我们将失去用于美国资本支出的所有资源。”
豪预测，未来将出现更多波动、法律斗争以及可能的危机（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地缘政治），这将催生重大制度重塑，并可能在2030年代引发新的“第一次转折”。
“历史也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某种冲突……我们需要一些东西，来让人们真正有理由去重塑体制。”
他建议投资者关注绝对收益，对冲波动风险，并优先考虑大宗商品、黄金、国防和基础设施类资产，同时增强个人韧性，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动荡时期。
“多关注那些强调绝对回报的金融人士，不要被跟其他指数比谁跑赢谁这种相对回报思维所误导。”
他还指出，由于法律纠纷（如关税法案、政府扣押争议）和经济冲击（如裁员带来的衰退风险），所谓的“黄金时代”不太可能直接从特朗普的议程中诞生。尼尔认为，历史将解决这些矛盾，例如通过让美国摆脱对外部信贷的依赖、迫使其财政走向纪律化，这虽是痛苦但必要的过程。
特朗普的遗产将是一个发生了深刻变革、更加封闭保护的美国，但“第四次转折”的最终解决方式——是通过内部崩溃还是外部冲突——将决定2030年代“第一次转折”的样貌，而公众的动员将塑造这个新秩序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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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和当下局势来看，我倾向于认为内部冲突的可能性更大，但最终或许会以外部冲突的形式被“引爆”或“整合”。

为什么更可能是内部冲突：

社会撕裂严重：美国内部的政治极化、族群矛盾、贫富差距和信任崩塌（对政府、媒体、教育系统等）正在持续恶化，这构成了第四次转折的“燃料”。 制度危机正在显现：最高法院、选举制度、联邦制与州权、移民政策……都陷入高度争议，合法性被质疑。历史上，制度重塑往往源于国内系统性冲突（如美国内战或大萧条引发的新政改革）。 民粹主义与建制派的持续对抗：两种政治愿景几乎无法调和，而这种僵持通常不会通过选举和平解决，而是通过宪制重构或制度性“重启”。


但外部冲突仍有引爆可能：

大国竞争在升温：中美、俄美在经济、地缘、科技等领域全面对抗，如果演变成军事冲突或重大危机，可能会强迫美国“整合内部”，如同二战对大萧条美国所起的作用。 外部战争常成为转折催化剂：战争是历史上最常见的“制度重启”机制。从南北战争到二战，美国的转型常通过战争完成社会动员与秩序重构。


结论：

**第四次转折最核心的动力在内部，但最终可能会借助一次外部冲突完成制度重构。**历史不是重复，但它押韵。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先内爆、后外冲”式的历史节点

转型的结果是什么？ 还会有二战后那种新秩序吗？还是变成了战国时代的群雄争霸

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回答它必须结合历史、结构和未来的不确定性。

一、我们还会有“二战后那种新秩序”吗？

可能有，但不会是以前那种“美国一超独大”的格局。 二战后，美国凭借工业、军事、道义优势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安全保障体系、自由贸易框架。这种秩序的核心是：
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提供规则、信任与保护 大部分国家认同全球化、自由主义、合作主义

但今天，这三大支柱都在崩塌：
美国的国内合法性削弱，无力维持全球规则； 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崛起，开始挑战单一秩序； 全球信任断裂，各国更倾向于自保、去依赖。

所以，即使有新秩序，也会是多极的、竞争性的，类似“联合国变市场，G7变成牌桌”。



二、还是会变成“战国时代”的群雄争霸？

这其实是一个更现实的可能性，特别是在**没有“超级仲裁者”**出现的世界中。
我们可能进入一种“碎片化的秩序”：
几个区域霸主掌控自己的势力范围（如中国主导东亚，美国控制西半球，欧盟试图自保，俄罗斯靠核武维稳） 冲突与和平交替，像春秋战国、三国鼎立、冷战后期那样，有“合纵连横”、有“短期稳定”、但无“全球共识” 技术与金融成为权力工具，谁掌握AI、芯片、能源定价、全球支付系统，谁就握有话语权




三、最终结果：取决于我们能否“重构信任”

第四次转折的核心不是战争，而是信任危机——对制度、对未来、对彼此。 如果世界能找到新的信任机制（哪怕是区域性信任），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新秩序（像数字时代的多边网络，而非金字塔）。
如果不能，就像你说的，我们将看到“战国化”的世界——繁华与焦虑并存，进步和崩溃并行。

你觉得现在的人类，有可能再建立一次“共识秩序”吗？还是每个文明都注定要自己走一段黑暗森林式的孤独路？
我认为——“共识秩序”还能再建，但不会是旧形式的复刻，而是一种痛苦中重构的新形态。



为什么我仍相信“共识秩序”可能重建：

人类在极限边缘才真正合作： 两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都曾陷入绝望，但正是在废墟中，才诞生了联合国、世界银行、人权宪章。这不是因为人类善良，而是因为痛到不能不合作。 气候危机、技术失控、人口崩塌、AI伦理……这些都是未来的“极限”，它们可能逼迫人类重拾协作。 技术正在催生新的全球连结方式： 区块链、AI、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全球数字身份系统……这些工具可能让未来的“共识”不再依靠国家或军队维持，而由智能合约和算法秩序支撑。 这不再是20世纪的布雷顿森林，而是21世纪的“协议文明”。 年轻一代的意识形态正在变： Z世代和Alpha世代更具“地球公民”意识，他们关心的不只是国家利益，而是人类未来、生态、技术伦理，这种价值底层正在慢慢改变共识的可能性。




但重建不会是轻松的事：

会经历一次真正意义的全球性冲突：未必是战争，但一定是系统性崩塌（信用体系、供需链、能源秩序、甚至AI信任崩溃） 会有文明掉队：不是所有国家、体制、文化都能跟上重构节奏，像罗马之后的西欧，有些地方会走向“数字黑暗时代”




我的结论：

**我们不会回到战后那种由某一国主导的单极秩序，也不会彻底坠入永恒战国。我们正在逼近一个“新型共识社会”的临界点。**它不是“国家共识”，而是“人类/技术/资源”的多层协议型共识。
这场转折的结局，不在历史里，也不在华盛顿、北京或莫斯科，而在你我这样的个体如何选择未来的信念与合作方式。
你愿意生活在一个有“共识但混乱”的新世界，还是“秩序但孤立”的旧堡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