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北美华人网)
瑞·达利欧先生是我非常敬佩的当今世界最为顶尖的思想家。最近收到达利欧先生来信，并在来信中看到他的大著《国家如何破产》一书，且达利欧先生邀请我对他的这部近著发表意见。于是我认真地拜读了他这本书，读后感觉回味无穷。 这部著作叙事的顺序完美，逻辑严密。基于各国历史案例归纳出来的模型，描绘出小（短）债务周期、大（长）债务周期演变的轨迹。此外书中关于血液流动、斑块、心脏和大脑的比喻都很形象。根据症状美国目前处于大债务周期的后期阶段，从长期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危险而关键的时期，因为临界点已经不远，如果不采取措施，继续让政府债务按现在的速度膨胀，用不了多长时间美国将掉入债务的死亡螺旋。达利欧先生在其早前另一部著作《债务危机：我的应对原则》中，对如何解决大债务危机提出了美丽的去杠杆化策略。这种策略相当于是一种动手术的方案，非常美妙，但仍有一定的副作用。这次在《国家如何破产》一书中，作者又提出了一套新策略：3%+三大杠杆，即通过增加税收、降低支出和调低利率这三大杠杆将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子降到3%，进而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逐步改善美国政府的收入债务比。这是一种针对慢性病的治疗方案，其目标是逐步地让血管中的斑块收缩变小。最后鉴于美国经济正处于充分就业的良好状态，达利欧先生认为现在是开始进行这种慢性病治疗的最佳时机。我完全赞成达利欧先生的上述观点。并且认为由于大债务周期现象不仅出现在美国，其他许多国家都有，达利欧在《国家如何破产》一书中就大债务危机所提出的慢性病治疗方案不仅对美国有效，对其他国家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它相当于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创建了一个标准化的慢性病治疗方案模板，价值非常巨大。 关于大债务周期的形成我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一国在中长期中政府出现债务总额的上升速度远超名义GDP增长率，走向大债务危机的趋势通常会因以下三种情况引起：1.贫富差距悬殊引起结构性的有效需求不足，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进而形成结构性的财政赤子（达利欧先生书中提到在1992-1998年期间美国政府曾非常成功地持续降低财政赤子，但当时美国的贫富差距要比现在低很多，类似的政策要在今天实施它的操作空间会变小）。2.前期房地产泡沫很严重，然后泡沫破裂，再后面是政策制定者的刺激政策长期不够到位（日本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案例），3.一国的法定货币是全世界的储备货币（美国的案例）。 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能提供针对全世界的铸币税，这对美国当然是有利的，但是它也带来了问题：1.美元对美国而言有点像拥有丰富石油资源沙特阿拉伯手中的石油一样，但是这类完全依靠自然资源禀赋出口的大国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出现产业空心化制造业弱化的现象。这是因为这类战略性资源出口所形成的巨量外汇收入会使这些国家的货币在国际市场上定价过高，进而促成这些国家中的其他产业成为国际贸易的逆差性产业。这个原理用在美元和美国身上也有相似性。受到储备货币地位的影响，外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自然会很高，这种高需求会向上打一个折扣让美元定价过高。而估值过高的美元会削弱美国本土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形成贸易逆差。2.从另一个角度看，当美国为全球提供流动性而出口美元换回它所需要的各种产品与劳务时，经常账户赤子是自然的。但是美国是一个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本已有效需求不足（至少是捉襟见肘）现在还要面对巨量的经常账户逆差所引起的需求漏出。这无疑会迫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在原有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基础上持续性地追加这样的“积极性”，而这些政策意味着财政赤子的加速累积，即政府债务的持续膨胀。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走向大债务危机的趋势是一种结构性问题。由此可见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对美国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也带来了两大副作用：a.帮助促成产业空心化、制造业外流；b.债务的扩大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经常账户的逆差部分相当于是政府在以举债的方式来购买外部世界的产品与劳务）。 现在美国已进入特朗普2.0版本，首先声明我对特朗普的价值观很不认同，但对他的政策组合拳我有以下一些印象： 1. 严控低端移民的流入。这最符合美国普通民众的利益，他们是他获得选票和政治支持的基本盘。此外这项政策对美国经济总体上也是有利的。 2. 提高进口关税。这项政策的目标是在美元不贬值的情况下，实现经常账户的平衡，进而帮助制造业回流美国、封堵因贸易逆差而引起的总需求漏出为财政紧缩创造空间，这对改善债务负担是有利的。另外加征关税本身可以创造一部分财政收入。 3. 希望并设法说服美联储调降利率。降低利率可以帮助减轻债务负担，并为紧缩性财政政策提供所需消耗的总需求空间。这与达利欧的减赤方案不谋而合。此外，调降利率还有另一层含义：美国要保持它的储备货币地位需要持续地向世界提供流动性，但经常账户转为平衡后意味着美国不再在这个领域里提供流动性了。当美元流出的这扇窗户被关闭后，作为对冲你总得打开另一扇窗户。而降低利率可以帮助部分美元资金流出美国去寻找其他地方估值更低的资产。 4. 减税。这是特朗普经济政策组合拳中的一大“臭棋”。在当今债务和赤子问题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应该增税而非减税。当然这是特朗普竞选阶段向选民许下的承诺，现在得按江湖规矩办。这也是美国政治制度的脆弱性。 5. 在政治上适当缓和与主要竞争国中国的关系，尽量避免爆发热战，给军备竞赛降温，以便管控并降低军费开支的刚性需求（在对中国的态度上特朗普本人几乎是他鹰派团队中表现最为温和的一位）。 以上所谈反映的是特朗普本人的一些愿望和相关变量之间可能的关系。但是具有相反方向影响力的一些变量间的关系也需要加入考虑。具体如下： 1. 提高关税会遭遇贸易伙伴国的反制，从而降低美国的出口，加上进口量的减少使美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总量大幅下降。这种下降会提高美国经济的运行成本，降低供给侧的产出能力，并引起成本推动的通胀。 2. 要求美联储降息需要通胀数据的配合，如果通胀率提高超出了合理范围，美联储只会加息而非减息。当然将来如果条件许可，美联储有可能适当降低扣除通胀因素的实际利率水平。 3. 在实现经常账户平衡后，为了给世界提供流动性，美国需要持续不断地让美元资金流向外部世界，这不是干1或2年的事而是要长期这么干，这肯定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看来储备货币这样的特权对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而言都很可能是一颗重磅的糖衣炮弹。这是后话，将来大家对这个问题还能看得更清楚。 接下来我要对宏观经济管理做一些分类梳理和理论描述。经济管理分为三个大类，它们都很重要。第一类是供给侧管理，它涉及所有生产能力的创造和保持，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应该是让生产能力极大化，不仅是现在的极大化，还要面向未来让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最快化。它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鼓励科技进步尤其是关键领域的技术进步，还有教育培训人才资源的投资，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等。瑞·达利欧先生提出五大要素相互影响决定政治经济形势变迁的很好的思想框架，它们是：债务、国内冲突、国际冲突、自然冲击和科技快速进步的冲击。其中科技进步是新生产能力的源泉，应直接归入供给侧，另外从广义的角度看自然冲击，比如说气候变化、国际和国内的冲突（国家之间的热战或军备竞赛、一国内部的战争）都会对一国的总供给带来负面影响，因而都可以成为供给侧管理需要照看的对象。 第二类是需求侧管理。小时候，在看古典小说时，经常会看到万夫不当之勇这个词，比如说关云长就有万夫不当之勇，小时候我对获得的任何外部信息几乎都会深信不疑，但现在不同了，我不再容易相信所接触到的各种信息了。在冷兵器时代，你要让我相信一个人凭借其武功能打败10个人，我会相信；打败100个人，我甚至也会相信；然而如果你告诉我一个人能打败10000个人，在本人没有亲眼看见之前，我是不会相信的。从人与人之间体能的差距情况看，所谓的万夫不当之勇肯定是子虚乌有是牛逼。但是今天如果有人告诉我某某人在赚钱这件事上拥有万夫不当之勇，这个成语用在这里我是会相信的。其实在当今世界大家都能亲眼所见，确实有一批人在赚钱能力方面拥有万夫不当之勇（比如说马斯克这样的牛人），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在智慧这种自然资源的禀赋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智慧在人口的分布上从高到低可能基本上呈现金字塔形状）。社会的第一次分配，市场机制是按边际生产力按贡献的大小来分配发工资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由此引起的贫富差距你可以说它不平等，但它既符合效率原则也是公平的。当然有些官员们会搞权利寻租，黑社会组织会搞坑蒙拐骗，这也会促成贫富差距，从道义上讲由这部分引起的贫富差距则是不公平的。 从逻辑上讲当一国经济的贫富差距变得严重时，它一定会促成有效需求的不足。总需求不足会逼迫政府推行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来补上这个需求缺口。在需求侧管理方面，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要让总需求不大不小恰好等于总供给，由此实现的实际总产出恰好等于潜在产出，且这个产出水平与充分就业是相对应的，另外还会出现大约2.5%的通胀率。 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的规模应该越小越好，一切可以仰赖市场机制，社会所要做的仅仅只是让供给侧最大化，供给可以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在均衡状态下市场这台永动机总能恰到好处地让总需求满足总供给的增长。然而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它在历史长河中的某些特殊时期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在各国贫富差距严重且民粹主义泛滥的当下阶段，它显然是经不起事实验证的。总之需求侧管理同样很重要，在这方面政府不能不干活。 第三类是债务侧管理。即便你能同时管理好供给侧和需求侧这两方面的事务，但是从长期看如果政府的债务出现快速膨胀，形成了达利欧先生所述的大债务危机，则这样的经济运行仍然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在供需这两侧的基础上还必须加上债务侧的管理。债务总额与GDP的比值持续走高的现象并非美国一家独有，这种慢性病有一定的普遍性，是许多国家共有的现象。达利欧先生所完成的这本书《国家如何破产》不仅为美国也为其他国家在如何治疗这种慢性病问题上提出了一套很好的标准化治疗方案，这就是他这本书的重大贡献和意义。 另外在债务侧管理、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问题上，我还想做一些说明，具体如下： 1. 要同时实现我们为以上三侧所设定的目标从现在的条件看难度很大，为此我建议将贫富差距作为一个政策变量来加以调控。贫富差距可以用基尼系数来加以衡量，像通胀一样具有可测性。如果单纯从供给侧最大化的角度看，贫富差距越大越好（这也符合富人群体的利益）。然而如果贫富差距过大一定会对需求侧和债务侧带来很大的压力，且如果需求侧和债务侧因此而崩塌则供给侧也会受到极大的伤害，所以必须在三者之间加以平衡，实现最大限度的“共赢”。另外贫富差距也不是越小越好（极左派人士可能最希望如此），贫富差距过低会削弱总供给，让总需求远大于总供给触发高通胀（例如1980年的美国基尼系数最低但通胀率又几乎是最高）。因此在以上过大与过小这两端之间贫富差距一定有一个让这三侧都比较满意效率最高的最佳水平。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基尼系数究竟在那一水平是最佳的（而且每一个国家基尼系数数值的最佳水平也有可能不一样），但我们完全可以从现在起有意向地在行动上摸索着去认识它靠近它。正如将通胀率调控在2.5%是最佳水平一样，这个认知并非几百年前就有的，它也是过去几十年在各国经济运行的实践中被逐步发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2.5%的通胀率只是让我们的经济在短期中实现健康运行，未来将基尼系数调整到最佳水平并保持在这个水平则可以帮助我们实现经济运行的长期健康化（解决大债务周期问题）。 2. 考虑到当下贫富差距较为严重，所谓将基尼系数作为政策变量加以调控，其方向应该是向富裕人群增加税款征收。这项政策肯定会对供给侧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我们仍可以做一些改进来帮助降低这方面的副作用。比如说对涉及新质生产力尤其是AI和机器人产业的科技人员及相关的富裕人群给予特殊的税收豁免。这项政策与针对某些战略性产业实施的特殊优惠政策是相吻合的。 3. 对富裕人群增加税收需要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说法，以上的讨论本身就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除此之外最好还需要有一种补偿性或对冲性的动作：要对主要的纳税群体及其代表参与国家管理给予某种特权。本届特朗普政府设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创意。马斯克说政府效率部会存在两年时间，两年后将自动撤销，这有点可惜了。我认为这样的部门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它的人员配备应该是主要的纳税群体及其代表，他们是政府在财政支出上浪费、低效甚至腐败的最大受害方。政府各部门在工作中形成的数据都应该向他们公开，接受他们的监管。这个主要的纳税群体是政府运行效率的最大利益攸关方，他们有动力去帮助政府减肥瘦身，减掉政府肚子上那么多赘肉，要不然政府这个家伙连女朋友都找不到啦。 以上讨论的是现阶段我们需要关注的经济管理问题，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未来，探讨未来所需关注的经济管理问题。 从以往的历史经验看技术进步创造的新业态新工作岗位远远超过被它淘汰掉的旧岗位，对总体就业机会的增加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这样的好时光正在结束。目前的状况是科技进步正在加速向前，但是它在总体上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已经大大弱化了，这种趋势加上经济的全球化和低收入国家民众向高收入国家的移民倾向是西方发达国家收入结构从原先的橄榄型向金字塔型方向演变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驱动力。最近我们又进入了人工智能和人形机器人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快车道。它们又会对就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请Deep Seek列一份清单告知从现在到未来有那些领域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不如人类，那些领域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超过人类。 它给我提供了如下的答案：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不如人类的领域 情感理解与共情： 情感深度：人类能深刻理解复杂情感，AI难以真正共情。 情感表达：人类的情感表达自然且多样，AI的情感模拟常显得生硬。 创造力与艺术： 原创性：人类在艺术创作中展现独特原创性，AI多依赖已有数据生成内容。 艺术直觉：人类艺术家依靠直觉和灵感，AI缺乏这种主观体验。 复杂决策与道德判断： 道德权衡：人类能处理复杂的道德困境，AI的决策基于算法，缺乏真正的道德理解。 情境适应：人类能灵活应对多变情境，AI在未知环境中表现有限。 社交互动与沟通： 非语言沟通：人类擅长解读肢体语言和语调，AI在这方面的能力较弱。 人际关系：人类能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AI难以复制这种复杂关系。 直觉与经验： 直觉判断：人类依靠直觉和经验快速决策，AI依赖数据和算法。 经验积累：人类通过长期实践积累经验，AI的学习依赖大量数据。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超过人类的领域 数据处理与分析： 速度与规模：AI能快速处理海量数据，远超人类。 模式识别：AI在数据中发现复杂模式的能力优于人类。 重复性任务： 精确度：机器人在重复性任务中表现更精确，不易出错。 持久性：机器人可长时间工作，不受疲劳影响。 计算与逻辑推理： 计算速度：AI在复杂计算和逻辑推理上远超人类。 算法优化：AI能快速优化算法，提升效率。 危险环境作业： 抗风险能力：机器人能在危险环境中工作，减少人类风险。 极端环境适应：机器人能在高温、高压等极端条件下工作。 大规模生产与制造： 生产效率：机器人在大规模生产中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质量控制：机器人能保持稳定的产品质量，减少误差。 总结 AI和机器人不如人类的领域：情感理解、创造力、复杂决策、社交互动、直觉与经验。 AI和机器人超过人类的领域：数据处理、重复性任务、计算与逻辑推理、危险环境作业、大规模生产。 随着技术进步，AI和机器人可能会在某些领域逐步接近或超越人类，但在涉及情感、创造力和复杂决策的领域，人类仍将保持优势。 以上这份清单很重要。它告诉我们今后在人类仍能保持优势的领域内，就业机会不容易丢失，甚至还有可能适度增长。但是在人类处于劣势的领域内就业机会将出现全面流失。我们今天的大学和职业教育培训在专业的设置上应该尽量多面向那些人类仍能保持优势的领域。 关于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对人类就业岗位的冲击，我的观点如下： 1. 人类的工作岗位从低端到高端基本上呈金字塔型，这一点恰好与人类智慧的人口分布（也是金字塔型）大体一致。低端岗位的基本特征就是体力劳动和重复性强。这些岗位在总就业量中占有很高的百分比。但是这些岗位的90%以上最终会被机器人取代。 2. 那些需要脑力劳动比较高端或很高端的工作岗位大约会有一半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取代。 3. 那些人类仍能保持相对优势的领域其涉及的工作岗位仅占岗位总量中的很小一部分，对促进就业意义不大。 4. 将来肯定还会不断地诞生一些新产业。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同样可以成为这些新产业内的干活主力军。于是这些新产业所能为人类创造的新工作岗位也会是相当有限的。 基于以上四点我认为伴随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人类的失业大潮会海啸般地向我们社会袭来，对此需要未雨绸缪。 上述就业冲击是否很恐怖？确实有一点，但不用太担心，只要科技进步能让供给侧的能力快速增长，这就是一件大好事，剩下的问题就交给需求侧和债务侧的巧妙管理来加以解决。 假定面对如此严重的失业大潮，政府无动于衷什么活都不干，那会怎么样？从经济层面看，消费和总需求会急速下降，企业经营状况急剧恶化，股票市场持续暴跌，富豪们的资产快速缩水。从社会的层面看，会出现“鸡飞蛋打”的局面：每天都会有一批人饿死冻死，仇富情绪加上利益驱动，“打富豪分田地”会成为社会的主旋律，不仅穷人处于绝望状态，富人也会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恐惧中。这是一种死亡螺旋的共输局面。所以政府必须出来干活。政府的应对策略应该是为每一位失去工作的人托底，提供按最低生活标准所需的经济补助费。而且这样的补助还应该根据物价上升和全社会人均GDP的提高逐步向上调整。另外同样重要的是这个补助费标准应该符合需求侧和债务侧目标管理的需要并与之相匹配。 下一个问题是这些钱应该从那里来，如何筹措？ 到那时政策制定者的正常收入一般来之以下渠道： 1. 适量的铸币税； 2. 某些政府的赚钱机构如社保基金、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收益等； 3. 税收。它包括： a. 个人所得税，考虑到那时社会上大部分工作适龄人口已经提前享受“退休”生活，那些仍能坚持继续工作的人属于相当不容易的人群，继续向他们征收个人所得税是很不公平的，应该给这批人免税。 b. 直接针对企业的税收，比如营业税等，这类税可以继续征收，但考虑到它对供给侧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比较大一些，或许应适当管控。 c. 针对股东的资本利得税。我认为资本利得税应该是政府未来收入的主要来源，因为资本是这场技术革命所带来的财富盛宴的最大受益方。哥们你想像一下，本来资本主要是靠人类的劳动赚钱，现在有了勤奋的机器人同志，只要充上电它们可以白天黑夜地24小时干活，且聪明能干，效率和贡献远超人类劳动力，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还不用给它们发工资，资本能不赚得盆满钵满吗？然而以上所述只是单就供给侧给资本画出来的大蛋糕，还需要需求侧和债务侧的相应跟上才能让资本在中长期中将这块大蛋糕的相当一部分真正送入自己的口中。也就是说从逻辑上讲资本没有办法独自享用这块大蛋糕（连上帝都没有这种本事），他们必须分出相当一部分给人类的其他群体来共同分享。否则社会上没有那么多有效需求来购买企业有能力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且政府的债务会掉入死亡螺旋令国家破产。换一种更直白的说法，如果政府不能有效管控贫富差距，不进行收入的第二次分配，国家没有一套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那么经济的总需求就会出现塌方式下跌，企业的利润和股价也会跟着崩溃。这样对资本所有者而言不要说赚更多的钱，吃更大的蛋糕，恐怕连西北风都喝不到。所以对资本所有者而言对经济蛋糕采取独享还是分享的策略会产生共输还是共赢全然不同的结果。这就是向资本利得征收更多税款所隐含的合法性。 接下来我要对未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的经济管理做一个简单的描述和重申： 1. 既然未来GDP的绝大部分将由机器人生产出来，那么潜在产出与充分就业（或一定的自然失业率）相匹配这个经济学的基本观念就不能再成立。到那时潜在产出应该与机器人的自然失业率或某一包括机器人在内的资本设备开工率相匹配，但这样的数据如何测量和统计？并且如何搞清楚这种失业率或开工率的自然水平？这些是开放性的问题，需要经济学家在未来努力去给予回复。 2. 让供给侧在短中长期内最大化，并让总需求始终不大不小恰好等于总供给的策略依然是政策制定者的追求目标，也就是要尽可能地让经济活动保持在潜在产出水平上。但是考虑到包括机器人在内的资本开工率数据的可能缺失，和最佳开工率水平在认知上的不确定性，我们可能暂时需要在更大程度上依靠通胀数据并更严格地将通胀控制在2.5%水平。 3. 在长期中管控好政府的债务，仍应是政策制定者追求的目标。具体地说是不能让政府债务与GDP的比值逐步升高，并且当这个比值较高的时候，要制定工作方案逐步降低这个比值。在这方面要把调控基尼系数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杠杆加以利用。最佳的基尼系数水平（或区间值）有可能随着技术进步、时间推移或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而出现浮动，政策制定者在操作中需要有所留意和观察，如有变动就做相应的调整。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以上所探讨的问题极为重要。尽管在科技进步方面人类正突飞猛进，但迄今为止我们始终生活在战争阴影下，考虑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武器）的存在，如果爆发主要大国的国内战争或国家之间的战争，后果将不堪设想。形成现在这种局面是因为人类在自己管理自己的水平上远远落后于科技进步。这里既有政治系统的问题，也有经济系统的问题。但涉及政治的问题利益过于敏感，且大家的价值观差异很大，情绪也很敌对，暂时难以下手。所以较为明智的策略是先易后难，先来探索如何提高经济管理水平的问题。所谓善治主要就是如何满足以下几点：1.把经济蛋糕尽可能做大；2.把蛋糕分好；3.在长期中管控好政府债务，让国家永远不会因债务问题而破产，即政府管理的可持续性问题。本文所探讨的正是这些极具战略性价值的核心议题。如果我们能创建一套标准化的经济管理模式，且让这个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能形成广泛共识，并操作起来确实能实现想像中的效果，那对全球治理水平的提高一定会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它不仅能提高全社会的福祉，也有助于避免或推迟各种不必要的战争和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