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而上－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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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 注：1939年4月，托洛茨基与一位来自英国的第四国际主义者进行了一次讨论。以下是对于该讨论未经修改的粗略记录。就第四国际在法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发展，这位英国第四国际主义者提出了一些问题。托洛茨基在回答中概述了第四国际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孤立无援、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并指出世界形势的新转折，比如当前的战争，将如何不可避免地导致第四国际的发展速度、社会构成和群众关系发生根本变化。 托洛茨基：是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进展与我们思想的价值不相称，这些并不像有些朋友认为的那样毫无意义。我们在政治上没有进展。是的，这是一个事实，是过去十五年工人运动普遍衰落的表现。这是更总体的原因。当革命运动普遍衰落，当一次次失败接踵而至，当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蔓延，当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最强大的欺骗工人的组织，革命分子必须逆总体历史潮流而动，这是不可避免的情况，即使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解释再精确、再明智，也是如此。 但是，群众不是通过预言式的理论构想来受教育，而是通过他们生活中的总体经验。这是整个形势对我们不利的最总体解释。群众的阶级觉悟、情绪和情感必然出现转折；这种转折将使我们有可能取得巨大的政治成功。 我记得1927年蒋介石镇压中国工人运动后在莫斯科进行的一些讨论。我们预测惨案发生十天前，斯大林以鲍罗廷警惕性高、蒋介石不可能背叛我们等理由来反对我们。我记得大约在八到十天后，悲剧就发生了。我们的同志对此却表示乐观，因为我们的分析非常清楚，所有人都会看到这一点，我们一定会赢得党内的胜利。我回答道，对群众来说中国革命被扼杀比我们的预测重要一千倍。我们的预测可以争取到一些对这些事情感兴趣的知识分子，但却争取不到群众。蒋介石的军事胜利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意识低落，这不利于革命派的成长。 自1927年以来，我们经历了一系列漫长的失败。我们就像一个尝试登山的团体，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遭受落石、降雪的打击。在亚洲和欧洲，群众产生了一种新的绝望情绪。他们从共产党那里听到了类似于我们十年或十五年前所说的话，他们感到悲观。这就是工人的普遍情绪。这是最普遍的原因。我们不能脱离总的历史潮流，不能脱离各种力量的总组合。这股潮流对我们不利，这是显而易见的。我还记得1908年至1913年的俄国，当时也出现了反动情势。1905年，我们得到了工人的支持，但到了1908年，甚至1907年时，大规模的反动情势开始了。 每个人都发明了口号和方法来争取群众，但没有人能赢得群众，他们绝望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教育干部，但干部们却在逐渐消失。出现了向右、向左、向工团主义等一系列分裂。列宁留在巴黎的是一个小团体，但他坚信会有新的可能性出现。这种可能性在1913年出现了。我们迎来了新的潮流，但随后发生的战争打断了这一发展。战争期间，工人中一片死寂。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是一次大多数人都非常混乱的会议。在群众的深处，在战壕里，等等，有一种新的情绪。它是如此深沈和恐怖，以至于我们无法接触到它，无法表达它。正因为如此，运动本身显得非常贫乏，甚至在齐美尔瓦尔德开会的大多数人也在下一年、下一个月就向右转了。我不会帮他们推卸他们的个人责任，但总体解释是，革命运动不得不逆流而上。 我们现在的处境比任何其他时代的任何其他组织都要困难得多，因为我们面临着共产国际的可怕背叛，而共产国际的背叛又产生于第二国际的背叛。第三国际的堕落发展得如此之快，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当曾经听到第三国际成立的那一代人现在听到我们的声音时，他们会说：「但我们之前已经听过一次了！」 然后是俄国左翼反对派的失败。第四国际与左翼反对派有着基因上的联系；群众称我们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托洛茨基希望夺权，但他为什么会失去政权呢？」这是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必须开始用历史辩证法、阶级冲突来解释这个问题，即那怕是革命也会产生反动。 伊斯特曼（Max Eastman）写道，托洛茨基过于看重理论，如果他有更多的常识，他就不会失去政权。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成功更令人信服，也没有什么比失败更令广大人民群众反感。 你们已经看到了第三国际的堕落，以及左翼反对派的惨败和整个组织的覆灭。对工人阶级来说，这些事实比我们那份发行量只有5000份的《社会主义呼吁（Socialist Appeal）》还要令人信服千百倍。 逆流而上 我们在一艘小船上，水流湍急。假设有五艘或十艘船，其中一艘船沉没了，我们以为是舵手技术不佳。但这不是原因。沉船是因为水流太急，这是最总体的解释，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个解释，以免我们这些先锋中的先锋变得悲观。有些勇敢的人不喜欢随波逐流，这是他们的性格。还有一些品行不端的聪明人，他们从不遵守纪律，一直在寻找更激进或更独立的倾向，并找到了我们，但他们或多或少都是工人运动总潮流的局外人。他们的价值不可避免地有其消极的一面。逆流而上的人是与群众无缘的。此外，每场革命运动开始时的社会构成都不是工人阶级。对现有组织不满的是知识分子、半知识分子或与知识分子有联系的工人。在每个国家，你都会发现有很多外国人不那么容易参与到本国的工人运动中。一个捷克人在美国或墨西哥比在捷克斯洛伐克更容易成为第四国际的成员。在美国的法国人同理。国家氛围对个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在许多国家，犹太人代表着尚未完全同化的半外国人，他们在政治、艺术、文学等领域坚持所有新的批判、革命或半革命倾向。在这一时期，一种新的激进主义倾向与历史的大潮流背道而驰，这种倾向围绕着一批或多或少脱离任何国家民族生活的分子而形成，对他们来说，要深入群众更为困难。我们都对我们组织的社会构成持批评态度，我们必须改变，但我们必须明白，这种社会构成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由客观形势和我们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满足于现状。就法国而言，法国运动的悠久传统与国家的社会构成有关。特别是在过去，一方面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心态，另一方面是极强的随机应变能力。 如果你比较一下第二国际的经典时期，你会发现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代表人数是一样的。但如果比较一下组织，就会发现它们不可同日而语。法国人好不容易才筹集到25000法郎，而在德国，50万法郎根本不算什么。德国人的工会有几百万工人，而法国人则有几百万工人没有缴纳会费。恩格斯曾经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描述了法国组织的特点，最后写道：「和往常一样，会费没有到账」。 我们的组织也患有同样的毛病，即传统的法国病——组织能力不足，同时也缺乏即兴发挥的条件。即使我们现在在法国掀起了一股革命浪潮，那也是与人民阵线有关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阵线的失败就会像在中国工人革命被消灭一样，证明了我们的观念是正确的。但失败就是失败，它是针对革命倾向的，直到在新的时代出现更高层次的新潮流。我们必须等待，并在这一局势中准备新的要素和新的力量。 我们有一些同志，如纳维利（Naville）等人，在十五六年前或更早的时候来到我们这里，那时他们还是小男孩。现在，他们已经是成熟的人了，在他们的整个意识生活中，他们只经历过打击、挫折和国际范围内的可怕失败，他们或多或少地了解这种情况。他们非常欣赏自己观念的正确性，他们能够进行分析，但他们从来没有深入群众、与群众一起工作的能力，他们也没有获得这种能力。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群众在做什么。法国就有这样的人。我对英国的情况了解不多，但我相信那里也有这样的人。 为什么我们失去了人民？在经历了可怕的国际失败之后，我们在人民阵线的领导下，在法国掀起了一股非常原始、政治水平非常低的浪潮。人民阵线认为，整个时期都是对我们二月革命的一种讽刺。在法国这样一个150年前经历了世界上最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工人运动应该有着像俄国革命那样的经历。 约翰逊：你不会把责任全部推给共产党吧？ 托洛茨基：这是产生群众心态的一个巨大因素。积极因素是共产党的堕落。从受到孤立到重新融入群众。1914 年，布尔什维克在工人运动中占绝对优势。当时正值战争前夕。最精确的统计数字显示，布尔什维克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代表人数不少于总人数的四分之三。但从二月革命开始，最落后的人、农民、士兵，甚至前布尔什维克工人，都被吸引到了人民阵线的潮流中，布尔什维克党变得孤立无援，非常软弱。总体力量水平很低，但却很强大，并朝着十月革命的方向发展。这事关事态发展节奏。在法国，在经历了种种失败之后，人民阵线吸引了一些在理论上同情我们，但又参与群众运动的人，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变得比以前更加孤立。你可以把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我甚至可以断言，我们的许多（但不是全部）领导同志，特别是在旧的支部，在新的形势转折下会被革命的群众运动所排斥，革命洪流中会出现新的领导人、新的领导层。 在法国，我们的复兴始于打入社会党。社会党的政策并不明确，但它赢得了许多新成员。这些新党员习惯于大群体环境。分裂之后，他们变得有些气馁。他们没有那么坚强。后来，他们失去了不那么坚定的兴趣，又被人民阵线的潮流重新夺回。这是令人遗憾的，但也是可以解释的。 在西班牙，同样的原因也起了同样的作用，还有一个额外因素就是宁（Andreu Nin）集团的恶劣行径。他是作为俄国左翼反对派的代表来到西班牙的，而在第一年里，我们并没有试图动员和组织我们的独立分子。我们希望我们能以正确的观念赢得宁等等。左翼反对派公开支持他。在私人通信中，我们试图争取他并推动他前进，但没有成功。我们错过了时机。这样做正确吗？很难说。如果我们在西班牙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同志，我们的处境会无比有利，但现实是我们没有。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宁身上，而他的政策只是为了逃避责任而采取的个人行动。他把革命当儿戏。他是真诚的，但他的整个思想是孟什维克的思想。这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而仅仅依靠宁，这位我们自己在第一阶段的代表所伪造的正确公式来对抗这个障碍，是非常困难的。 不要忘记，1905年的第一次革命我们失败了，而在此之前，我们曾拥有极高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等传统。后来，我们被打回原形，成为只有三四十人的可怜的少数派。然后，战争爆发了。 约翰逊：布尔什维克党内有多少人？ 托洛茨基：1910年，全国只有几十人。有些人在西伯利亚。但他们没有组织起来。列宁可以通过通信件或代理人接触到的人最多也就三四十人。然而，较先进工人中的革命传统和革命思想是一笔巨大的资本，后来在革命中得到了利用。但实际上，此时我们是绝对孤立的。 是的，历史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些规律非常强大，比我们的历史理论概念更加强大。现在，欧洲发生了大灾难，欧洲衰落了，国家灭亡了。当工人们观察到这些外交、军队等方面的动向时，这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这关系到他明天是否会被动员起来，他的孩子是否会被杀害。任务和手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相称。 如果战争现在就打响（而且看来会打响），那么在第一个月里，我们就会失去目前在法国的三分之二的青年革命者。他们将被打散。他们很年轻，会被军队征召起来。主观上，许多人仍将忠于我们的运动。那些不会被逮捕并将继续留在那里的人可能有三五个，不知道有多少，但他们将会被绝对孤立。 只有在几个月后，批评和不满才会开始大规模出现，我们孤立无援的同志，在医院里，在战壕里，在村庄里的一个妇女，都会发现气氛变了，都会勇敢地说出一句话来。在巴黎某个地区默默无闻的同志也会成为一个团、一个师的领导，并感到自己是一位强有力的革命领袖。这种变化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我不想说我们必须接受我们法国组织的无能。我相信，在美国同志的帮助下，我们能够赢得工农社会党（PSOP），取得巨大的飞跃。形势正在成熟，它对我们说：”你们必须利用这个机会”。如果我们的同志置之不理，形势就会发生变化。你们的美国同志绝对有必要再次前往欧洲，而且他们不只是提供建议，而是要与国际书记处一起决定我们的支部应参加PSOP。它有几千人。从革命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但从工作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有了新鲜血液，我们就能取得巨大的飞跃。 现在在美国，我们的工作有了新的特点，我相信我们可以非常乐观，不需抱幻想，不夸大其词。在美国，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形势没有那么紧迫，没有那么尖锐。这一点很重要。 那么，我同意斯坦利同志的观点。他写道，我们现在可以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取得非常重大的成功。我们在印度支那开展了一场非常重要的运动。我完全同意约翰逊同志的观点，我们可以开展一场非常重要的黑人运动，因为这些人没有如此深刻地经历过过去二十年的历史。作为群众，他们不知道俄国革命和第三国际。他们可以从头开始了解历史。我们绝对需要新鲜血液。因此，只要我们有能力接近青年，我们就能在青年中取得更大的成功。只要我们有能力接近他们，我们就会取得良好的结果。他们非常关注明确而诚实的革命纲领。 193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