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刚：开启思想之窗系列（三）漫谈科学、数学、政治学与当前人类命运的高度不确定性(2018-11-26 16:03:41)

文章简要 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弗朗西斯·福山在苏联共产党崩塌前夕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即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高形式的政治文明。本文提出三岁小孩论，指出人类在政治制度和理论上目前还处于非常幼稚的阶段，离成熟还早着呢。为推导和坐实这个观点本文做了大量的论证说明。后面是以这个观点为基础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并穿插点评人类历史，一直讲到现在的美中关系。如果三岁小孩论的观点能最终成为大家的新共识，则美中关系或许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起死回生处理好，有解的。另一方面我们人类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上，前方一条道前途无量无限光明，另一条道则是自我毁灭。总之要看运气了。   关键词汇：产品与理论、概率性真理与绝对真理、2.0版本的形式逻辑、定义学科发展水平的大楼建筑群、原创性错误的楼层派生效应、百慕大三角洲、认知扭曲、三岁小孩论、理性和平论与运气和平论、温和型领导与强势型领导、爱国型偏执狂精神病、板子打在了错误的屁股上、管控分歧和情绪、写剧本和做导演的 “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可怜巴巴痛苦不堪崩溃绝望的发现：凡是丰满的，通通全部都是用硅胶做的，这年头上哪儿找放心奶呀？”美女们，很抱歉我阿刚托不住下巴，说出来一条不是真理的假理。但是探寻真理就像追求幸福一样值得为之而奋斗。谨以此文敬献给我们地球村的全体村民。 我本想按照时间的顺序，从重商主义开始，经过古典学派经济学、英国工业革命、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凯恩斯革命、二次大战后的转折、撒切尔里根的经济 转向，一路上一直讲到现在，并且还要探讨人工智能及展望未来。但是这样披露我的思想感觉很不方便。于是便就此搁笔，停止了写作。然而从信息披露的另一个“源头”或角度看，我或许还是可以再稍微披露一点自己的思想的。这样便构成了本文的内容。 假定我阿刚穿越时间隧道，来到了三国时期诸葛亮在祁山的军营。并告诉后者未来会发明出原子弹，一颗原子弹可以毁灭整座城市，让城里的所有人通通死光光。我相信诸葛亮作为那个时代最厉害的军事家听我之言后，一定会把我这个阿刚从他的营帐內轰出去轰走的。其实，现代文明又何止原子弹，如互联网、网上购物、人工智能等等都远远超出了古人的想象力。以此类推，如果我阿刚现在对你们网友夸口未来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及政治经济体系是如何神乎其神的先进了不起，会不会也被你们这些新浪网友从新浪网里轰出去呢？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情况也会差不多。总之我阿刚很无辜：从客观上讲人类社会在这个领域里，存在着巨大的进化潜力。现在言归正传，本人的故事从下面开始。 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第三波一一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提出了近代历史中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概念。按照亨廷顿的描述，一波民主化浪潮系指在一特定时期内有一批国家由专制政体转变为民主制度。并且在这段时期内转变成民主制度的国家在数量上超过了同期内向相反方向转变的国家数。另外在第一第二波民主化浪潮后，都跟进了一个回潮期。在回潮期中，有一批民主制国家转变为专制国家，且在数量上超过了同期内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数。 亨廷顿在此书中对于这三波民主化在时间段上划分如下： 第一次民主化长波：    1828一1926 第一次回潮：          1922一1942 第二次民主化短波：    1943一1962 第二次回潮：          1958一1975 第三波民主化：        1974一 由于此书完成于1991年，对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何时结束以及这一波的回潮期何时开始无法给予回答。按照亨廷顿的弟子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所著<<为什么民主的表现如此糟糕？>>一文中所做的描述：第三波民主化开始于1970年，大约结束于2014年。而第三波的回潮期大约开始于2006年。
可见每一次民主化浪潮之后，都会跟进一个回潮（或称退潮）期。也就是说民主与专制在时间上象钟摆一样的左右摆动，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规律？其原因何在？对这个问题本人的理解是无论民主制还是专制，这两类政治制度都非常糟糕。可能主要因为糟糕会造成伤害，而伤痛了一段时间后，人们便自然会要求“退出”该制度。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就像一个晚上睡不着觉的人：朝着左侧睡，睡不着难受；翻转过来朝着右侧睡，还是睡不着难受；继续翻左侧睡。如此循环往复。当然，近代以来有鉴于民主制国家在国家总数的比重中总体趋于上升，可以这样认为在这两种都很糟糕的制度中，民主制在糟糕的程度上要低于专制制度。另外，就全世界而言如果我们把虽有民主选举形式，而实际由强人统治，或家族世袭（最高领导）的国家都归入专制政体，则目前专制类国家在总数上可能会超过一半。
说得“难听”一些，我认为专制制度，有点像非洲大陆的狮子部落。狮群的各种管理规矩是由狮王定下来的，当然这种规矩肯定是一边倒单边主义的。狮王权力的支撑点来自于他的打架能力，或者说战斗力。随着年龄的上升，他会不断地遭遇更年轻力壮雄狮的挑战，直到有一天他在打架中败北，其狮王地位也因此而被打下“江山”的年轻者所取而代之。
或者再举一个模仿性例子。假定我阿刚现在向一只老虎讲解我们人类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国际形势：我如果用一山容不得二虎的原理跟它讲解目前美中两国的竞争态势，相信这只老虎一定能听懂理解我们人类当今的国际形势。并且它甚至还会插嘴断言：“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这两只老虎（美中两国）一定会打架。”另一方面，如果让我跟这只老虎讲解一辆汽车或一台电脑的技术构造，本人即便有再好的口才，它都听不懂。不要说老虎，即便是一般的非专业的普通人都听不懂。因为这太复杂了。以上的模仿性和假想性描述所要表述的是这样一个观点：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打交道过程中已经发展进化出非常先进的技术性产品，例如汽车、飞机、电脑等。但是人类在自己与自己打交道过程中，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内则乏善可陈，并没有进化出远比其他动物更先进的技术性产品（注意：这里所说的产品之涵义，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及政治和经济政策或者用我们官方所认可的语言就是所谓的道路、路线、方针、政策等等）。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基本上还是处于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与其他动物相比几乎没有多少差距。我突然想起有人会喊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果以上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一条道走到黑，继续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何在？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人试问如原子弹这样的高科技产品，单单依靠老师傅们精湛过人的工匠水平造得出来吗？我相信大家会一致认同我这样的看法：老师傅可以依靠他极其高明的工匠水平制造出一把极其锋利的好剑，但是绝对造不出原子弹来。能够造出原子弹这样的产品来，那一定是因为人类已经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相关科学领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是科学的思想理论到位了，才有可能把这样的产品造出来。产品的背后是思想理论，是依靠极其先进、庞大并且绝对正确的理论体系支撑的。以此类推，是理论升到什么高度，产品才会水涨船高相应地升到什么高度。将以上观念推而广之：在政治经济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内，我们人类的“产品”之所以那么落后如此差劲，是政治学理论落后的缘故。在如此低的理论水平上，“原子弹”绝对造不出来，但是或许你可以依靠某个老师傅精湛的工匠技艺造出一把比较锋利的“好剑”，仅此而已。 以上推断即产品落后系由理论落后促成，是建立在理论落后的假定基础上的。为此你还必须拿出真凭实据来证明现有政治学理论的落后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这样本文又涉入了一个比较大的话题：科学、真理以及判定某个学科已达到的理论水平高低的指标是什么等等。于是我们不得不又要开始绕圈子了。 现在本人要对自己的一些理解列一份清单，具体如下： 1。科学就是某个领域内由一批或一群相关真理所组成的相关真理体系。 2。真理就是符合实际情况或者说经得起实际情况验证的观点。 3。人类生产真理有两大程序。程序一：从大量的事实情况中归纳抽象总结出一个与事实情况相一致的观点。然后再去用事实情况验证这个观点并通过验证。程序二：a. 提出一个或若干个前提条件或称假设，并对这些假设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进行验证。如果验证下来不符合实际情况，则一切到此结束。相反若符合实际情况，则可继续前进，开始下一阶段的工作。b. 在上述假设下运用逻辑进行分析推理，推导出一个和若干个结论。c. 对推导出的上述结论验证是否符合事实情况。凡经得起通得过上述验证的即为真理。人类的真理基本上就是通过这两类程序生产出来的。 4。所谓的科学精神（即生产真理的正确方法）就是两条腿走路：a. 实事求是，一切用事实说话，以事实为准绳。b. 思考分析问题要严格地合乎逻辑。 5。从程度上看真理可划分为概率性真理和绝对真理两类。a. 概率性真理。举例：人是自私自利的，这是一条真理。整个经济学理论都建立在这条真理的基础上。然而人群中总有一小部分人毫无自私自利，专为他人服务，其中雷锋叔叔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位。将这部分人群扣除以后，大约占总人口99%的人群都是自私自利的。为此我把具备上述特点的真理归纳为一类并将其称之为概率型真理。另外有些反应因果关系（或相关性较高）的真理，比如说抽烟倾向于引起肺癌。这是一条真理。但并非所有抽烟的人都会患上肺癌。本人将它们都归入概率性真理一类。按照这样的定义，人类迄今为止在各个分科，各个领域内所发现的绝大部分真理都属于概率型真理。b. 绝对真理。这种真理从时间上看，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永远都具备充分的有效性。从空间上看这种真理不仅在上海，在纽约，在银河系以外的某个地方，甚至全宇宙都具备充分的有效性。举例：形式逻辑就属于绝对真理；另外数学作为一个非常庞大的真理体系，其中的每一条真理都是绝对真理。 6。在这里我还要顺便“崇拜”一下数学。数学作为人类文明重大的宝贵财富，它不仅仅是思想本身，更是我们人类先进的思想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学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逻辑系统。有鉴于它的绝对真理属性，人类才敢斗胆放心地运用它，并把它当作2.0版本的形式逻辑用于各个领域里新真理的推导和挖掘工作。 7。假定数学中正弦30度等于0.5，这条真理突然之间发生扭曲。现在不再等于0.5而是等于0.7了，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认为其结果会远比任何一场大地震或海啸更恐怖的多。它意味着全世界在空中飞行的所有飞机都坠落了；行进中的火车出轨了；跨海、跨江大桥崩塌了，等等。因为当这条真理发生扭曲以后，成百上千个建立在正弦30度等于0.5基础上的数学物理公式都不再是真理了。而这些公式中的一部分正是设计师们用于建造飞机火车大桥等物品所必不可少的技术依据。而只要计算上出错了，上述灾难便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有鉴于人类历史中迄今为止以上灾难从未出现过，这可以反过来证明正弦30度等于0.5这个观点是一条经得起事实反复验证的靠得住的真理。并且这条真理也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形。在数学中，类似正弦30度等于0.5这样的真理还有成千上万条。它们和这条真理一样，都是经得起反复考验的靠得住的真理。由此我们应该可以领悟到数学这门学科滴水不漏的严谨性和完美性。另外还有一点能令我们对这些数学“观点”之正确性充满信心的是，全体数学家对这些数学观点早已形成高度共识。在这方面绝对不会有什么学术争论。 8。从形象上讲，每一门学科都是一批大楼建筑群。现以数学举例说明： a. 数学可以分成一批大类，每一个大类之下又可分出一批中类，每一个中类之下又可分出一批小类。从横向上看，这些类别都有一定的“占地面积”。比如说，正弦这个概念就是一个非常小的类别。这个类别开辟了从正弦1度到360度那么多位置。在每一个位置上你都得为它配备一个观点，而且每一个观点都必须是一条真理。在这里每一个位置就是横向上的一个占地面积。 b. 从纵向上看，大楼有一个从低层到高层的楼层数。为说明问题，现仍以正弦这个概念举例。假定，数学家采用做实验的方法获得了从正弦1度到正弦90度每一个度数所对应的数值。接着，从正弦91度到正弦360度每个度数所对应的数值都可从上述1度到90度的数值群推算出来。当正弦的数值群全搞清楚以后，我们还可以利用三角形三內角之和等于180度的定理推算出，从余弦1度到余弦360度所对应的所有数值。当正弦和余弦的所有数值全搞清楚以后。我们还可以推算出与之相对应的正切的所有数值。以此类推还可以继续延伸发展下去。在这里从楼层的角度看，加法是一楼。在加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发展出减法和乘法，于是减法和乘法并列为二楼。在乘法的基础上我们便可以发展出除法，于是除法为三楼。在加减乘除的运算都搞清楚以后，我们便可以发展出带有负数概念的最简易等式计算，这可以算作四楼。在此基础上正弦是五楼，余弦是六楼，正切是七楼。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演下去，我阿刚粗略估计当代数学这批大楼建筑群，其最高的地方已经达到一百五十层楼，即便是很低的地方也已有70或80层楼高。当然，究竟有多少层高应该由数学的专业人士来判定。另外从大楼的内部情况看，每层楼面的每一根柱子即每一条真理都不会和其他真理相互打架。换言之在逻辑上具有完全的自洽性。而就大楼的外部情况看，随着时间的推移，纵向上它的楼层数还在继续增长，横向上它的占地面积也在继续增长。以上便是数学这门学科的大致情况。其他学科比如说物理学、化学、建筑学等，它们的情况也有类似性。只是在楼层数上不如数学那么高，那么复杂抽象。但是恐怕也有50或60层楼高。也就是说，当上述领域的专家在讨论某个学术问题时，他们所讨论的内容对于外行而言需要转好几十个弯才能理解，这是不可思议无法想象的。 9。与以上学科相比，政治学目前是一门非常浅显易懂的学科。我相信政治学家之间就学术问题的讨论，只要所涉及的专有名词都被准确的解释清楚，且都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来进行表述，则绝大部分这类讨论的内容都可以被非专业的普通人所理解或读懂。据此我对这门学科（大楼）的定位是：最高的地方有八层楼高，一般以五层楼高居多。并且基于以上情况我进一步认为作为一门研究事物的本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探索因果关系及其实现机制的学科，政治学目前的状况是非常落后的。还有作为这种落后性的另一项重要标志是尽管有些问题非常浅显易懂，但是专家们之间仍然形不成共识仍在争论不休。在这里我打一个比喻，假定当数学家们对于8×9等于几这样的问题仍然在争论不休时，你还会对数学这门学科的先进性抱有信心吗？
以上是我对政治学理论处于落后状态的论证。如果各位接受我的这一观点，我们打破砂锅问到底，继续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何在？这又是一个比较大的故事，让我娓娓道来。
我们知道政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就是利益分配问题，即经济蛋糕的切分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每个国家和社会都有它的“阶级性”。也就是说社会意义上的人往往划分成不同的群体或派系。每个派系（或派系组合）为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都会提出并推动一组法律法规制度及政策的引入和贯彻执行。为实现上述目标，他们更进一步地会创建一套话语系统。这套话语系统对内通过声称已经掌握人类进步的终极真理（具有神圣性），可以凝聚全体成员的人心，充分调动并提高他们参与加入政治斗争的积极性。对外为他们的政治诉求披上伟光正的外衣，使之在道义上具有高度的合法性，像是在为全人类的福祉和正义而呐喊式的。这类话语系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非常不幸的是意识形态这种东西完全重合于政治学理论。
于是意识形态之争就进入政治学领域，转化为理论之争。而政治学中的不少真理就像两个有领土争议的国家之边界线一样，其位置总是飘忽不定。或者有时真理干脆就是任由社会强势集团根据其需要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这样玩下去，真理本身便沦落为骗子的工具和谎言的代名词，与科学理论根本毫不相干。
假定数学家们错误地告诉我们，3x3=10。二楼的乘法系统出错了，三楼的除法系统也会跟着出错，相应的10/3=3。接着四楼的加减乘除简易等式运算也会出错。后面五楼的正弦因为用到了除法也会出错。余类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任意一个楼层内一旦出现一个原创性错误，该错误便倾向于持续性地延伸到所有更高的楼层中去。我把这类现象定名为原创性错误的楼层派生效应。当然数学家们绝不可能愚蠢地告诉我们3×3=10，而我这里只是相当于用几何中设虚线的方法来求证一条定理。而且我相信这条定理不仅适用于数学，还适用于其他学科，包括政治学。根据我们前面的讨论，考虑到意识形态因素，政治学理论中肯定会有一批错误定理。这些错误如果加入我的原创性错误楼层派生效应，便会一代又一代地繁殖出更多的新错误。于是原创性错误便会被放大。
根据以上的讨论，由于政治学的真理体系中被人开后门掺入了私货假货，这个理论体系出现了一批错误，它们分布于现有的各个楼层中。在这种情况下，现有楼层的继续增高会受到不利影响和妨碍。这也是导致政治学理论目前总体楼层数不高，“牛逼”难吹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知道地球上有一个百慕大三角洲神秘区域。据说当飞机和船只进入这个区域后，有时会出现神秘失踪的现象。对此，一些科学家的解释是人类的某些物理定理在这里会偶尔暂时失效。依我之见，在人类的各行各业中，政治以及以政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也是一种“百慕大三角洲”。不过在这个百慕大三角洲中我们遇到的情况不是科学定理会失效，而是我们人类的脑袋会失效变成脑残。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人类既是天生的政治性动物也是天生的宗教性动物。并且政治性和宗教性两者高度重合。尽管政治问题是人们之间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但是当人们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分析时，使用最多的元素往往是爱恨情仇、道义判断之类的东西，而非冷静严谨的逻辑推理。另一方面，我们人类也有一种崇拜狂本能。当人们对某一种宗教或某一种意识形态崇拜的五体投地以后，他们的崇拜便会上升为信仰。而信仰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以至于他们会把古兰经、圣经或某些圣人著作中的每一句话都当成真理和判定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当你要让他们对某一个观点之是否是真理作出判断时，他们一定会去查找翻阅圣人的著作，一旦查到圣人对相同观点的评判和表述，是否是真理的答案也就出来了。在这里事实已经一点也不重要了。它不再成为判定观点是否是真理的标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源自于过度狂热的信仰。另外还有一类情况也颇为滑稽，我把这类情况定名为认知扭曲。我们知道热恋中的情人会主观上无限地美化对方。比如说，对方的脚明明是臭烘烘的，但是到他鼻子里以后，却是香喷喷的。这是嗅觉扭曲。又比如对方明明长得很丑，但是在他眼里却是天上的美女西施下凡。这是视觉扭曲。以此类推同样的认知扭曲也会出现在政治领域中。那些圣人的狂热崇拜者，那些意识形态的狂热信仰者主观上往往会潜意识地无限美化他们的崇拜对象和信仰对象。社会上发生的任何事件只要与他们所崇拜的对象和信仰的对象相关，他们对该事件的认知一定会与事件的事实本身南辕北辙差距很大。一些旁观者会笑话意识形态狂热信仰者的行事方式，他们认为狂热分子的最大特征就是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办事，比蠢猪还笨。猪走路撞了南墙还知道绕着墙绕道走，但是狂热分子会一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持续不断地撞墙，即便头破血流也再所不辞。其实这是对狂热者的误读也是不公平的。狂热者的真正出错在于认知扭曲，即他们主观上看到的事物与客观事实差距很大，于是他们据此作出的任何理性决策或应对方案都会看上去表现为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也就是说从主观上讲，狂热者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他们这些人可能也很聪明非常理性，但就是会把事情办砸，相同的错误会反复出现，不吸取教训。奥秘就在于他们心目中的那个事实与客观事实差距太大。这些都是认知扭曲惹的祸。当然你把病“诊断”错了，不吃错药才怪呢。
本人阿刚既不信奉任何意识形态，也不信仰任何宗教。是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不相信这个世上有任何鬼神。但是你如果让我半夜三更在坟场上行走，我会很害怕的。或许在水面之下的潜意识中，我依然是一位害怕鬼神之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我们人类是天然的宗教性动物。同样我们每一个人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是那种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体。而非理性的那一面又与政治领域的重合度比较大。这就是为什么在政治领域内总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脑残”现象，人性使然。上帝是严格按照标准化的工艺流程来生产我们每一个人的。我的意思是：当我们发现自己肚子上长了一个肚脐眼后，就不要再嘲笑别人肚子上也长肚脐眼的事。大家彼此彼此半斤八两嘛。相反，你真正应该嘲笑的倒是那些肚子上没长肚肌眼的超人，只是可惜这样的新产品上帝还没有生产出来。当然以上所言（说了那么多的话）所要推导的一个结论便是：既然一旦进入政治领域，我们所有人都会变的很弱智，那么那些研究政治学的理论工作者也是人也会弱智，这肯定不利于政治学这门学科的繁荣与发展。这个就是百慕大三角洲之厉害，要不然就不成其为百慕大三角洲了。   如果政治学理论确实很落后，并且这种落后状况又无法在短期内予以纠正，那么这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些后果是否很严重？这又是一个比较大的故事，而且非常恐怖。现在让我给大家娓娓道来。   本人阿刚严重不才，但是会模仿外星人的“笔迹”，给人类撰写一篇墓志铭。具体如下： 人类墓志铭 我们来到这里时，这里已经成为一片核废墟。除少量没有灵魂的机器人还活着（其实它们正处于无电的休眠状态），而所有有灵魂的活人都已死亡。我们没有做过任何缺德的事：他们（自称人类）不是被我们杀害的，而是自我毁灭。 事情是这样的，他们人类拿到了一手好牌，却因为这么多好牌，而令自己粉身碎骨。这已经是我们遇见的第九颗行星了，情况都是一样一样的：他们人类在还没有能力处理好相同地域内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还没有能力处理好不同地域人群之间关系的情况下，过早地拥抱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可以改善高级动物的生活条件和幸福水平，这是科技进步的原动力。但是科学技术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只要稍一转弯转到军事领域，如原子弹氢弹这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便水到渠成地生产出来了。在政治智慧（政治学理论）还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下，在政治制度政治心智尚远未发育成熟的情况下，大国之间会情不自禁疯狂的卷入核军备竞赛并最终走向核毁灭。一旦进入这个轨道，大家会沿着路径依赖完全失控地滑向灾难。 人类想要发展文明，这本没有错。但是错就错在他们把发展文明的先后顺序搞颠倒了。他们应该首先发展政治文明，待政治文明发展到相当先进的水平以后再来发展科技文明。但现在为时已晚，一切已皆成往事，这根本不是人类智慧所能认知的问题。所以我们尊敬的人类朋友们，一路走好，请安息吧！ 以上故事说的虽有道理，但是太悲催，作为人类的一份子，你一定不愿意接受它，况且听起来似乎还有点玄。那么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从其他方面来切入讲解。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处于军阀割据天下大乱的状态下，毛泽东提出过一条真知灼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果你往前推延好几百至上千年看这条真理。它就变成了“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里面出政权”。冷兵器时代就是这样的武器和战争。它是我们人类写入历史的真实的过去。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向后推延八九十年时间到今天的时代，上述真理就变成为“原子弹里面出政权！”我们知道在古代的冷兵器时代，战争尚且可以消灭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而在核时代，一旦动用原子弹，战争的毁灭性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今非昔比，杀人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提高了几十万倍。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如中国这样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而言，保持稳定、避免动乱和国家内部的战争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中国如果爆发全面内战，其后果会远比叙利亚内战恐怖得多。但是和平并非可以众望所归心想事成地一直延续下去，战争的爆发经常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里我要请问根据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我们是否已经永远走出了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规律？我相信知识界的大部分人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性的，而且我也赞成否定性的观点。这意味着我们大家都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未来在中国爆发内战具有必然性。在此本人顺便追问一句：既然按照目前的趋势演变下去将来内战爆发会不可避免，那么为什么我们在目前的和平阶段不能抓紧宝贵的时间千方百计努力地去改变上述趋势？对于这个问题本人不予回复，还是留给大家做一道思考题吧。
另外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涉及另一个问题：如果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因天下大乱而爆发内战，这种国内战争是否一定会演变为核战争？我并不认为，只要爆发战争就一定会演变为核战争。但是由常规战争演变为核战争的概率应该是很高的。这是因为：a. 现在的许多核弹头已经小型化。一旦爆发常规战争，处于劣势的一方在战场上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诱惑力会非常巨大。只要谁先动用核武器开了一个先例，战争的持续升级便不可避免，这是双方互动的结果。开始时可能是战场上的有限核战争，但最终大型原子弹会炸到城里去，并演变为全面核战争。b. 双方的战争机器一旦卷入军事冲突，便倾向于越陷越深。这是因为在战争中人们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当人们理性时，不惜一切代价的杀死敌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唯一最佳选择；当人们非理性时，整个军事体系乃至整个国家都在被一批极端的狂热分子或最好战的爱国贼牵着鼻子走，所做的每一项决策都全然不考虑不顾及敌对方的愤怒回应。另一方面，战争中的军人既是道德的又是非道德的。当他们讲道德的时候，最疯狂地杀死敌人为死难的战友报仇雪恨便是最大的道德。而当他们不讲道德的时候，他们往往杀红了眼，以疯狂的杀人为快乐。如果这种时候更具杀伤力的原子弹就在身边，你能抗拒不使用它的诱惑吗？参与战争的军人会有成千上万个，只要他们之中有任何一位扛不住诱惑，动用了原子弹，战争的性质就会完全改变。
此外，中国目前已经是全世界第三大核武器拥有国。我有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伴随川普政府对北京政府在政治军事领域里的极限施压，他们正在硬逼着中国方面以疯狂的速度生产成千上万颗原子弹和相应的运载工具，以便让中国在一场未来无法避免的核战争中拥有足够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这种能力能把每一寸美国国土都碎尸万段。而且这么多原子弹造出来以后，将来它们会物尽其用，不是炸在中国自己的国土上就是砸到了美利坚的国土上。所以川普追求美国绝对安全的单边主义政策，会惹毛对手，进一步地把全世界变成一个火药桶，其最终结果是事与愿违把美利坚和全世界都推向毁灭。当然伴随中国国土上核武器的巨量增长，未来爆发的国内战争也将把中国推向毁灭。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历史上的治乱循环规律，并非中国一家独有，它是普世性的。换言之具有普世“价值”，适用于所有国家。有一种观点认为，民主国家可以永远摆脱治乱循环的规律，这不符合经验事实。民主体系会退化，一旦退化到某一水平以后，国内战争便同样不可避免。现在我们可以把世界各国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无核国家，第二类为拥核国家。从逻辑上讲，第一类国家如果爆发内战一般不会演变为核战争。而发生在所有第二类国家的内部战争，则存在着演变为核战争的巨大风险。也就是说目前拥有大量核武器的美国与俄罗斯，将来既会爆发国内战争，也承受着经由内战演变为核战争的巨大风险。他们看上去最安全，实则最不安全。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前苏联共产党崩塌前夕提出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形式，历史即将终结的论断。后来他的这个论断上升为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本人对政治文明的认知与上述观念具有非常巨大的“误差”。本人阿刚认为，在几乎所有领域内，我们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都已经非常先进发达。唯有政治领域是我们人类最为柔弱的软肋。由于政治智慧的低下、政治制度政治心智的远未发育，对于“住在”这个世界上的接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而言，我们的地球村就好比是一个托儿所。在政治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是穿着开裆裤的三岁小屁孩。但问题是聪明的科学家们居然向其中个别的小屁孩提供了大量的原子弹。这就是当前这个托儿所所面临的非常严峻的安全问题。这么“玩”下去怎么会不闯祸呢？
目前美中俄三国之间的关系有点像我们东汉末年三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是第一超级军事强国相当于魏国。俄罗斯和中国作为第二第三大军事强国相当于蜀国与吴国，两国有一种准同盟关系。俄罗斯因受到其经济实力的限制，它的常规军力远不如美国及其北约盟国联合起来的军力，为此它针对西方的威慑策略是一种核遏阻。即如果直接与西方爆发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就直接使用核武器。如此一来，这至少就是一场有限核战争。对于美国方面而言，由于它同时与俄中两国处于敌对状态，且中国人口众多，拥有强大的地面作战能力，自川普上台以来，美国已基本上转向主要依靠核威慑，即通过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一场有限核战争来打赢战争。由此可见，当今世界如果大国之间爆发正面军事冲突，直接触发核战争的概率已经很高了。最近美国方面有两项军事决策：a. 向俄罗斯提出要退出中导条约。相信这个决定的很大一部分是针对东亚中国的。b. 组建美国的太空军，甚至要把核武器部署到太空中。也就是说，将来大家只要一抬头，天上就有美国的原子弹飞来飞去。到了那个时候，任何一位脾气暴躁的美国总统，只要一发火便可以随时随地的毁灭任何一个敌对国。这样的美国优先政策也太过分了吧。相信这个决定一定会引起俄中两国的强力反弹，其最终结果是美国的绝对不安全。
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基本上保持着和平秩序。和平时间长了，大家想当然会认为和平是一种正常现象，就好比正常的人一日三餐每天要上厕所一样的平凡。但是你如果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看，和平统一并非一直是大家的“家常便饭”。我们的历史中大约有30%到40%的时间是处于分裂和战乱的状态。对于中国过去的集权专制体制而言，每一个专制王朝最终会走向崩溃覆灭。而在它们被推翻的过程中，或者推翻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块土地通常会面临兵荒马乱的战争状态。所以从历史学家更长的视野看未来再次爆发战争，具有绝对的必然性。这里讲的是国内战争，也就是说即便可以幸运地避免与美国的战争，我们也难以躲过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内部战争。
另一方面，从国际层面看，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主要大国美国苏联中国之间从未发生过较大规模且直接的军事冲突。当然在第三国的军事冲突或代理人战争曾经发生过。和平到现在为止大体已维持了70多年时间，大家可能也会认为和平是想当然的事情。对于和平为何得以长期维持的主流观点是：在核武器时代，当大国（主要是美苏或美俄两国）拥有的第二次核打击力量能够足以彻底摧毁彼此的文明时，这样一种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恐怖反而使彼此更安全了。在这里我把这种观点定名为理性和平论，即假定所有大国的领导者都是非常理性的。理性的思想体系当然有它合乎逻辑的真理成分，但是它对历史的解释力也有很大的缺陷。 按照修昔底得陷阱，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并且从理性的角度看，当守成大国预期新兴大国的军事力量将来会赶超自己时，守成大国多半会在自己仍处于军事优势的状态下，主动向新兴大国发出攻击进而触发战争。理性和平论无法解释以下的历史现象：上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东西方的铁幕降临，苏联与美国形成对抗。美国所面对的苏共领导斯大林是一位强势人物，这种强势表现为他爱国无底线、贪婪、行事过分。更重要的是斯大林还是一位狂热的意识形态精神领袖，这种意识形态的终极目标是要彻底消灭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国集团，进而在全世界实现其理想社会。所以当时美苏之间的对抗是属于那种鱼死网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较量。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我们可以相信美国方面一定估计到只要假以时日，苏联一定会成为一个核大国，并构成对美国安全的巨大威胁。但是美国在苏联进行核试爆的前后始终都不做任何军事干预行动。我不是说美国应该为此事对苏联进行全面核打击，把原子弹炸到苏联的各大城市里去。但当时的美国完全可以针对苏联相关的核武器设施和基地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摧毁。在此后的整个50年代里，美国在核武器方面对苏联一直拥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但是上述外科手术始终没有发生过。当然后来随着苏联在战略核力量方面达到一定的规模，这样的机会之窗也就永远关闭了。我的意思是如果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是理性的，当初一定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攻击来剥夺其竞争对手苏联以及后来的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权利。由此可见大国政策制定者并非总是理性的。出现上述情况的唯一解释是当时的美国总统，无论杜鲁门，还是艾森豪威尔都是相当温和的领导人。如果让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担任美国总统，情况完全不会是这样。
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假定在那段时期是斯大林的苏联独家拥有大量的核武器，美国和西方国家没有核武器。我相信其结果一定是整个西欧会不战而降，甚至大洋彼岸的美国加拿大都会向苏联无条件投降。换言之二战后的历史会完全改写。由此可见，那个处于动物世界“食物链顶端”也就是军事力量最强大的那个国家的领导是属于温和型还是强势型是关键性因素。正是它决定着历史的发展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除比较强势的罗纳德·里根以外，几乎所有美国总统都是温和型领导。苏联除斯大林以外，所有主席都是温和型领导。当然赫鲁晓夫有时会比较莽撞，但总体而言，他也是一位温和型领导。就中国而言，毛泽东肯定是一位强势型领导，但是中国远不处于食物链的顶端，且那时的中国经济落后，远不足以在世界范围內对美国构成挑战。正是这样一种基本框架决定了二战以后长期和平的基本局面。也就是说战后的和平主要仰赖于温和型领导持续不断的长期执政。如果我们把以上观点再向前推进一步：则二次大战后的长期和平是一种运气现象。因为主要军事强国碰巧都选择了温和型领导作为它们的领袖。现在我把我的这一观点定名为运气和平论以相对于前面所讲的主流观点理性和平论。另一方面运气和平论还隐含着这样一层含义：从客观上讲，运气总是不稳定的。这就好比打牌，好牌不可能永远跑到你手里来，一旦好牌跑到你对手的手里，你也多半会输掉。总之，运气就是那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的东西。如果和平只是靠运气才能实现和维持，那么一旦运气不来了，和平也就难以幸存。
实际上运气这种东西果不其然正在发生逆转，现在的美俄两国领袖都已换上了强势领导。如果我们把强势分成轻度、中度和重度三个类别，则美俄两国的现领导属于什么级别，还是由大家来评定吧。另外所有强势领导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他们都非常狂热地热爱自己的祖国。而达到这种程度的爱国又与对外的好战性进攻性过分性贪婪性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在这里要做一些说明，重度强势领导的典型案例要数当年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阿道夫·希特勒。在此人的心底深处，热爱祖国德意志是最最伟光正高大上的神圣事业。他最幸福最荣耀的事业便是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他的爱国已经完全上升为神圣无比的“宗教”信仰。满身体亢奋的爱国荷尔蒙已经令他达到了变态癫狂走火入魔神经错乱的程度。遇到这样的领导人会非常难缠，因为他深藏心中的底线就是要在肉体上彻底消灭任何与之有可能不合拍的国家。如英国首相张伯伦那样的温和型领导向他做再多再大的让步也填不饱希特勒的胃口。因为后者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英国。而且非常吊诡的是正是这么一位在骨子里心理素质上屁颠屁颠的小屁孩居然能够极有天分地把自己巧妙的伪装起来，通过一次一次的演说让大家一次又一次地为他天使般的和平善意而感动的热泪盈眶泪流满面。所以那个时代的德国出现了这么一位强势领导，后来以欧洲为中心范围全世界要死那么多人也算是他才华横溢的希特勒人尽其才很值得的啦！当然在这里我要声明一下，本人无意抨击所有爱国主义的行为。爱国行为，只要在适当的道德范围内，都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任何事情都需要把握一个度，不能原教旨主义似的狂热到走火入魔。
现在我们回过头再来点评理性和平论。理性和平论在逻辑上无懈可击，完全可以自圆其说。但它是建立在主要核大国的领导都非常理性的基础上的。如果这个前提条件不成立或者被推翻，那么它关于实现并维持和平的结论也就难以成立。另一方面当核大国出现了强势领导，且这种强势领导因为极其狂热的爱国而非理性，则上述关于领导人理性的假设就会被推翻，于是它最终得出的和平结论也会跟着被推翻。或者换一种更冷酷的说法，可以实现相互摧毁好几十次的大国核军力是通过大国领袖都是理性的这个闸门被严格禁止使用的。一旦理性的闸门被打开，这些核武器就会像奔腾不息的洪水猛兽一样跑出来真正实现相互摧毁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人提出的运气和平论比理性和平论拥有更大的视野或场域，进而更具说服力和有效性，尽管这违背了我们大家的愿望。目前这个世界所遇到的情况是核武器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的领导已经由非常狂热的爱国疯子担任职务，而且还不是一个爱国疯子，如果单单只有一个疯子，情况或许还有挽回的可能，而是两个疯子。即两个拥有最强大核武力的国家的领导都是狂热的爱国疯子，是那种疯子遇上了疯子，疯子对付疯子的局面。 或许聪明的你会有这样一种直觉：现在的核大国领导都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人，没有这么聪明，是坐不到领袖这个位置上去的。既然他们那么聪明，就一定会理性地去避免核战争的爆发。也就是说聪明等于理性，进而实现和平。对于这种直觉，我的观点是：当年希特勒的聪明程度同样不亚于现在的任何领导，但是他却反而由于聪明闯了大祸。这是因为聪明对他而言只是一种手段或工具，这种手段或工具完全是为了实现他灵魂深处的宏伟目标“让德意志伟大”而服务的。实际上有许多超级天才且在事业上非常成功的大人物都患有偏执狂精神病（这是专业名词）。这种病通常涉及一个相关领域，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这就是“爱国”领域。这种人个人品性可以相当不错也很有个性和魅力，但是一旦涉及相关领域，他的观念就会非常偏激，固执。而且这类人最大的共同特征是脾气特别臭，非常火爆，在暴怒的情况下什么极端的事都干得出来。总之，无论你喜欢与否，上帝就是这样把这么一批非常特殊的高精尖产品给生产出来了。在这里我把这批产品的生产批号定名为爱国型偏执狂精神病。或许迄今为止作为这批产品的他们本人都还不知道自己患有这样的疾病。由此可见如果你真要依靠爱国型偏执狂精神病病人的聪明来“实现”决定人类命运和安危的上述“理性”肯定是不靠谱靠不住也是非常危险的。总之那种可以依靠精神病病人的聪明来实现上述“理性”的想法本身就是非理性而且是非常疯狂的。设想365天中，作为精神病病人的他，只要有一天因为忘记吃药，或由于发生了某种爆炸性刺激性事件令脾气暴躁的他头脑发热大发雷霆而冲动性地按下了核按钮，结果成千上万颗原子弹就飞向了对方。你想想看我们如此伟大的人类文明竟然就这样毁灭了，是不是很冤枉呢？
最近一段时期，在美俄、美中的关系上，出现了一些“火星四溅”的非理性现象。这不是偶然的。天要下雨，天上的乌云便会慢慢的飘过来。当然让美俄美中之间现在就直接打起仗来还不现实。但是事物是会逐渐演变的。只要任何一方有敌对的意愿，就会出现敌对性行动。通常起初某一国的某一敌对性挑衅行为会引起对方的反弹性反制。而这种反制又会迎来进一步的反弹。这样就形成了双方螺旋式上升不断升温的互动性反弹。这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只要第一张牌倒下，便会有持续不断的倒下。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敌对情绪也会不断增强高涨。最后当某一位激进分子或极端的爱国贼干下了某一件点火的蠢事后（比如说暗杀某人或军舰相撞开炮等等），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也就水到渠成，终于再也无法避免了。人类历史上的许多相同悲剧已经反复重演，现在是不是快要轮到我们这一代了？
或许聪明的你会有这样的直觉：一国的重要决策并非由其最高领导做出。通常应该是由最高领导的顾问团队和相关内阁部长组成的领导班子共同做决策的。是那种集体“智慧”，而非个人所为。即便最高领导本人思想偏激，其不恰当的政策设想也会被更专业的下属所修正或制衡。对于这种直觉，我的看法如下：如果是温和型最高领导，以上直觉可以成立。这类领导通常会比较尊重他人意见，听从更专业的下属建议。但是对于强势领导而言，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类领导往往刚愎自用，非常固执，听不进他人意见。所以最终形成的政策一定会反映或者至少接近于反映最高领导本人的意见。这是由强势领导本人的性格特征决定的。另一方面，为了让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更反映自己的意见，在工作过程中，强势领导会不断地清理掉与其不合拍的官员，并在相应的岗位上换上与自己思想理念相一致即“臭味相投”的“自己人”。或者有时这类被提拔的人在思想理念上比强势领导甚至更激进更偏激，而强势领导在他们中间反而成了一名温和派。也就是说遇到与敌对国家如何相处的事务时，这类下属非但不劝阻反而会建议或推动强势领导采取更极端更偏激的行动。基于以上考虑，我认为只要一国出现了强势领导，强势领导本人一定会对该国的路线政策走向起到关键性作用。而那种依靠强势领导的下属来制衡强势领导的想法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类下属即便真会帮忙，帮到的也很可能是倒忙。 行文至此，还有一个话题需要展开一下。我认为过分的爱国主义是那种能把所有人都引向毁灭的脑残。更进一步的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实际上这里有两个意思上几乎相同，但形式上不同的名词。a. 民族主义；b. 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带有贬义性，通常用在希特勒这样的反面人物身上。爱国主义带有褒义性，通常用于好人，比如说中国古代的岳飞这样的人物身上。在中国，爱国这个字眼后面通常紧跟着的就是英雄，两者始终是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其正确的政治读音就是“爱国英雄”。所以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爱国”长期以来一直被赋予那种高大上伟光正神圣的道德光环，更何况当今世界包括强势的各国最高领袖都无不拥抱这个观念，于是乎爱国在政治上就变成了渗透于我们每个人血液中的价值观和政治正确，也就是说爱国爱得越多越好越深越好越狂越好。这样一种爱国文化氛围，很容易把大家的爱国主义情绪推向极端。对此我进一步认为，目前这股错误思潮的滚滚而来可能也要归咎于我们的应对不力。我们把攻击的火力完全集中于“民族主义”这个名词符号上，是板子打在了错误的屁股上。因为对于那些爱国脑残而言，他们也有脑残的逻辑：希特勒是坏蛋，他搞的那套东西叫做民族主义，当然应该受到批判。而我们这些人都是好人和英雄，无非是想多做一点热爱自己祖国的事情。爱国光荣，何罪之有？所以尽管我们火力全开攻击得很猛，但是打错了对象，收效甚微。板子应该打到正确的臭屁股上，这个屁股就是爱国主义这个名词符号。另外如果偏激的爱国主义也能登上伟光正的大雅之堂，披上合法性外衣想干啥就干啥，那么这无异于是在国际关系中给那种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行为开绿灯。如果我们的地球村我们的国际社会因此而被搞得乌烟瘴气像黑社会一样，那就进一步证明我们全人类离政治上的彻底破产失败已经真的不遥远了。总之对于偏激的爱国主义在舆论上应该毫不客气迎头痛击，要让他们这些狂热的极端分子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自感灰头土脸无地自容没脸见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可以毫不掩饰理直气壮地在众人面前显摆自己的伟光正。目前极端狂热偏激的爱国主义泛滥成灾正是当今世界和平面临空前危机的最重要的祸根之一。所以本文中让爱国主义而非民族主义成为使用最频繁的名词是经过仔细斟酌深思熟虑的选择。当然这么做对我个人也带来了相当的风险，但本人宁愿背负“不爱国”或道德低劣的骂名，也要争取在爱国问题的思想层面上给整个世界来一次比较彻底的拨乱反正。实际上留给这个世界的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了，作为地球村的村民是到了应该好好反省反省自己的时刻了，还是悬崖勒马吧！总之在这样的最后时刻，本人阿刚就是要苦口婆心地敲打敲打各位，给大家提个醒：做任何事情，都不应该毫无底线太过分，必须把握拿捏好分寸尺度。爱国主义也同样不例外。或许你们中间有一部分人能领悟我的这番苦心。
好了，现在轮到要和大家道别的时候了。本文是我的收官之作，以后阿刚不会就思想问题再发表任何意见，再侃侃而谈给大家不吝赐教，指点迷津啦！
一说要“走”，还真有点依依不舍。那么谢幕前就再说一些话吧。最近看见报道，美国前国务卿，95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在新加坡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的演讲中就美中关系提出了三个观点：1. 希望中国超越自己的旧制度。2. 美中关系正在从合作转为对抗。3. 美中双方都应该知道冲突的严重后果。上述第二第三个观点大家都清楚，本人不予讨论。在这里我要就他的第一个观点展开延伸性讨论。实际上这个观点所反映的是当今美中两国之间的制度之争和意识形态之争。
美中双方高层领导在谈判沟通中经常提到管控分歧这四个字。在这里分歧表面上表现为诸如台湾问题、南海问题、贸易赤字、关税、知识产权等等一件件具体的事情。其更深层次的争议在于意识形态之争和地缘政治上的利益之争这两个方面。它们大约各占50%的权重。说得更形象一点，前面所谓台湾问题等一个个具体的“表面现象”都只是美中关系这出舞台剧中具体的一个个演员。而真正决定一切的却是写剧本和做导演的这两个家伙。他们分别是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美中两国之所以会走向全面对抗，那是因为：a. 两国在地缘政治利益上的敌对性加剧了。b. 中国政治上的向左转也使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敌对性加剧了。双边关系恶化，毛病不是出在“演员”身上。不搞清楚这一点，双方的分歧根本无法管控，这只能是一种失控状态。或许现在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会使用如此具有攻击性的语言来抨击那种极端狂热的爱国主义思潮或行为。我的目的是想通过创建某种文化和政治氛围来缓和美中两国之间在地缘政治利益上的敌对性进而给冲突降温，另外我也希望通过给美中双方的强硬派各打50大板的做法来劝架，来至少在情绪上降低双方在地缘政治利益上的敌对性进而实现管控分歧的目的。就个人层面上讲，本人与上述所有强硬派人士并非冤家对头，只是政见不同而已。
另外，我认为与管控分歧部分相重合的还有一个管控敌对情绪的问题。为此我建议在任何情况下美中两国领导都不要做通过煽动本国民众针对对方的仇恨情绪来抬高自己在大众中的民意支持率和威望的事情（注意：这个建议同样适用于美俄两国领导）。其实两国爆发战争很有点像反向的男女性交活动。当双方做爱( make love)相爱的情绪达到很高的时候，双方都有一种希望性交的强烈欲望。这样不经意间就发生了性关系。当然性生活是一种典型的双赢游戏。它能增进身心健康。并且在活动的行进过程中，双方都报以非常虔诚的为人民服务心态：你越快乐我也会越来劲。我的快乐建立在你快乐的基础上。相反，两国关系的恶化则是一种敌对性互动，这种互动就是在情绪上相互做恨（ make hatred）的动作。当仇恨情绪达到了非常疯狂令人发指的时候，双方自然都会形成一种渴望打仗的强烈欲望。这样战争就在不经意间爆发了。另外，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又不同于零和博弈关系。博弈关系是要赢棋，把我的快乐建立在让你痛苦的基础上。你越痛苦，我就越快乐。而核大国之间的战争一定是建立在完全失控非常疯狂的仇恨情绪上：我最大的幸福就是要在肉体上彻底消灭你。解恨高于一切压倒一切，为了解恨，我完全愿意付出生命代价。这就是相互摧毁的核战争逻辑。所以对于核大国领袖而言，不仅管控分歧很重要，管控情绪也同样很重要，而且不仅要管控民众的情绪，还要管控领导者自己的情绪。是要做到“双控”，加上管控分歧是“三控”。
现在本人再来着重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受到修昔底德陷阱阴影的影响，当美中之间在地缘政治的利益冲突上已经非常尖锐，甚至正在走向你死我活的悬崖处时，双方似乎还嫌冲突的火势不够大，还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开辟新战场，给这种敌对火上浇油。实际上当今中国在政治上的向左转在这方面无疑起到了很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意识形态之争不仅是思想之争，也是关于什么是“正义”的价值观之争。它即会扩大双方的分歧更会强化双方的敌对仇恨情绪。意识形态之争就是信仰之争，在这方面和不同宗教之争没多少区别。古往今来这个世界发生过无数次宗教战争，死了不知多少人。这样的战争在当今世界还屡屡发生。比如说伊斯兰教中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战争。对于我们这些处于这两种宗教以外的人士而言，这样的战争或屠杀是非常荒唐愚蠢的。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姐姐和我阿姨的女儿分别住在两个不同城市。她们俩是同一年生的。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外婆也在场。结果她们俩个小屁孩发生了一次非常激烈的争吵：一个说外婆是她的。另一个说外婆明明是另一个的。后来这场争吵居然演变为打架。还好她们俩都很小，赤手空拳的打起来，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一小时以后，一转脸笑起来，两人就成为一起玩耍的要好朋友了。就这样这么两个小屁孩，为了一件小屁事（其实就她们各自的立场角度看都是非常正确的），打了一架。还好她们俩打架的后果一点也不严重。当今美国与中国这两个政治上的小屁孩，也在为意识形态这件小屁事争论不休，都快要打起来了。但问题是万恶的科学家挖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坑，给这两个小屁孩送上了大量的原子弹，小屁孩之间只要一打架，这些原子弹就爆炸了，从此以后世界地图上就再也找不到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了。所以对美中这两个小屁孩而言，避免打架才是上上之策。只要能够安全度过眼下的危险期，让自己存活下来，将来总是能够成为一起玩耍的要好小朋友的。连法国德国这两个当年打过好几次大架的小屁孩现在都能成为那么要好的一对亲密无间的鸳鸯，更何况没有怎么直接打过架的美中这两个小屁孩呢。
中国的领导人反复强调美中两国之间一定要避免误判。其实双方最大的相互误判莫过于意识形态领域。当中国带上了自己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以后，美国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魔鬼。同样当美国带上了其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以后，中国也是一个邪恶无比的魔鬼。美中两国之间很大一部分分歧和敌对仇恨情绪就是从这里生出来的。所以美中两国要有效管控好分歧和敌对情绪，解决意识形态上的敌对性刻不容缓。这里是双方彼此误判最重要的源头，解决问题就是应该从这个源头开始。   目前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在意识形态领域与中国的敌对存在着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双方都有彼此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者。这种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敌对也是纯粹的思想之争，具有不可调和性。就中国方面而言，这样的原教旨主义者从人口百分比看已经为数不多了。第二个层面是来自利益之争的意识形态对抗。在中国的执政党内部，已有相当一部分的人丧失了对意识形态的信仰。但是他们很清楚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果他们抛弃现有意识形态，则西方的意识形态一定会跑进来填补真空。而一旦西方的意识形态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那么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就岌岌可危。所以尽管这些执政党官员对其意识形态甚至可能很不满意，但却一直把它当做护身符，总是挂在嘴边，像和尚念经一样的一遍又一遍地念给别人听。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层面上的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是那种利益驱动型敌对。或者表述得更形象更直观一点，我把它定名为军备竞赛型意识形态之争：对中国而言，因为你西方拥有这样的进攻性意识形态武器，中国也必须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武器与之抗衡。于是中国执政党拥抱它现行的意识形态具有必然性。以上第一第二层面的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总体而言，第二层面的权重高于第一层面）构成了当前美中两国意识形态敌对的死结。
依照本文前面的讨论，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都是不靠谱有问题的。那种根本不考虑时间场合地点的需要，一味严格地按照某一意识形态的教义或信仰来治国理政的做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当今人类政治智慧的低下，正是在于各种意识形态进入了政治学领域。从公正客观科学的角度看，当今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只是一场五十步笑百步相互揭丑的闹剧。如果以上观点能被美中两国知识界和政界人士所广泛接受并成为一种共识，那么它的意义将非常巨大：既然两国都知道各自的意识形态有色眼镜都是有问题的，则一旦双方都摘下了自己的有色眼镜，对方在自己眼中的形象便会立即大有改善。或者换一种说法：既然双方的意识形态都不靠谱都是有问题的，那么为什么双方就不能在现有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各自都向后多撤退几步，以便摆脱目前这种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恶语相向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争斗呢？我认为只要双方最终能够认识到这种意识形态论战的愚蠢荒唐性，双方的技术官僚一定会也很有必要一起坐下来仔细耐心地就管控意识形态敌对事宜进行认真的谈判沟通。
在这样的谈判中，中方完全可以以它现有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国内国际政策作为谈判筹码，来与美方讨价还价。同样美方也可以用它现有的意识形态立场及政策作为谈判筹码来与中方讨价还价。通过谈判，最终双方都在自己的原有立场上向后退好几步。中方承诺不对外部世界输出意识形态输出革命，在对内的政治经济管理上告别极左路线。美方则承诺告别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进攻性策略，不支持不参与任何针对中国的颜色革命。另外，如果双方首先能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达成妥协实现退让，相信这种成功一定会对双方在其他领域里的谈判妥协带来积极而有益的推动力。因为缓和意识形态的争论对于管控分歧和情绪具有战略性的价值。 现在我们再次回过头来讨论基辛格建议中国超越旧制度的这句话。实际上不仅仅是基辛格，整个西方世界和中国国内的相当一部分知识界人士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中国的领导也一直拒绝这一呼吁，坚持中国政府绝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其实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坚持否定性态度也有其苦衷：在目前情况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毫无疑问意味着把西方现行的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国来。但是西方政治制度本身同样存在着很多弊端漏洞和缺点。全世界那么多民主共和制国家，搞得非常成功的不是很多，即便这些少数成功的国家也存在着民主退化绩效表现变差或不稳定的情况，更何况有不少民主制国家出现政局不稳、分裂甚至内战的局面。总之，在当今全世界的民主制度萎靡不振表现不佳，民主体系处于民主化第三波回潮期的状态下，中国领导人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很多西方人士和中国的改革派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中国的领导拒绝政治改革是大错特错，而且不仅是错更是一种恶，甚至是罪大恶极。这就是当前美中两国在政治制度的观念上形成的一个死结。这个死结也是触发美中两国敌对情绪加深、高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当今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相关的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许多极左派人士把目前中国社会的各种乱象完全归咎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他们主张如文革这样的运动应该反复的多搞几次。这是非常片面有问题的认知。实际上贫富差距悬殊、大面积的官场腐败和官民敌对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它一直存在于漫长的中国历史中，那个时候白猫黑猫论的邓小平根本还没生出来呢，更轮不到什么改革开放呢。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完全承袭于古老的中国政治制度，其特征就是专制集权。在这个制度框架下，我们做了几千年的“科学实验”，而从贫富差距悬殊、官场腐败、官民敌对到王朝更替、治乱循环，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具有充分的“普时性”。我们应该可以科学地得出这么一个实验结论啦：所有这些都是制度性现象。从中长期看，制度性现象是无法通过政策来加以扼杀的。我们的老祖宗已经反反复复地不惜用他们的人头试图告诉我们这样一条真理。难道我们还依然不够聪明无法看清这一点？由此可见，我们现行的政治制度存在着非常严重并且是致命的弊端。要规避上述现象就必须改变制度，政治体制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即便没有西方和美国的压力，为了我们中国人自身的福祉自己的利益也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要不要政治改革的问题搞清楚以后，接下来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进行这种改革应该将什么样的新政治体制取代现有体制，即新政治体制的彼岸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西方的现行政治制度？我认为西方制度同样不靠谱同样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弊端。这样就回到了本文前面曾经进行反复论证的论点：在当今这个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政治制度都非常糟糕，而且与这种糟糕制度相匹配的是非常落后的政治学理论体系。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认为中国的领导集团所能做的最正确的事情是：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向中国民众和全世界宣布（同时也是坚定的承诺）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政治体制改革。由于这种改革目前还没有现成的先进模版可以依照，中国政府将全力以赴地支持和推动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其中与政治制度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同时中国也将热切关注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个领域里的任何最新学术成果。将来如果在政治制度方面形成了很好的方案或设想，中国政府将毫不犹豫地先在地方上搞小范围的试点，待积累经验试点成功以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地逐步扩大试点范围，直到在全国范围完全实现或完成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中国政府能够以这样一种立场来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相信中国的改革派和整个西方世界都会对中国政府刮目相看的。 另一方面，如果本文所提出的政治制度政治学理论的“三岁小孩论”能够在全世界形成广泛的共识并取代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则不仅东方的中国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整个西方世界乃至全世界都需要政治体制改革。而拥有那么多核武器的超级大国美国尤其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不改革，一旦政治生态彻底恶化爆发内战，整个美国便会成为核废墟。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叙利亚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它最坏最糟糕的也就是现在这种状况，已经坏到底了。但是如果这样的内战在美国、俄罗斯或中国爆发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基辛格这句超越旧制度的话同样适用于当今的美国。也就是说在政治制度的改革问题上中国与美国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不是敌人。只要转变观念，在这个领域里双方完全可以携手合作，共同探索人类的真理，实现共赢，并为全人类的福祉做出巨大的贡献。这样一来政治制度问题，这个让美中双方敌对仇恨的重要源泉，有可能转化成为双方友好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化干戈为玉帛，化敌对为推动双方政治改革的动力。试想如果将来人类在政治学领域里真能出现非常重大的理论突破，则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美中双方在政治制度上一定能走到一起去。到那时美中之间就再也不会有什么制度型和意识形态型敌对了。 由此可见，本文提出的三岁小孩论非常重要。尽管为了求证推导这个结论，本文花了不少笔墨，绕了很大的圈子，行文也比较啰嗦，但是与我所付出的艰辛努力相比，这样的劳动回报也算是比较丰厚的啦。我的三岁小孩论相当于是在给人类提出一个关系到其生死存亡的重要警告：人类再也不能沿着历史的老路或轨道继续向前行进了，继续稀里糊涂的往前走意味着自我毁灭或死亡。因为当科学家把那么多原子弹送给三岁小孩以后，情况已经完全今非昔比。我是要让大家猛然的醒悟过来，止住现在前行的脚步，然后另辟蹊径，以便最终能赶在恐怖性灾难爆发之前尽快走出这片已经变得非常危险的丛林世界。 假定人类能够非常幸运地走出这片丛林躲过这一劫，它一定意味着人类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政治体系上的革命性蜕变，此时本文的运气和平论已被淘汰出局，这个地球村中的各大国以及发达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将永远不会再爆发大规模战争了。以后伴随着人类政治体系的进一步进化完善，我们人类的前途将无可限量。在这方面我阿刚可以凭自己的想象力给大家列一份清单： 1. 全世界会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2. 世界各国的核武器将基本上被销毁。留下少量超大型的核弹头交由中央政府保管。将来当科学家发现外太空有一个较大星球正撞向地球时，可以使用这样的核武器来改变该星球的运行轨道。 3. 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等问题有望管控好。 4. 人口总量的控制有可能管控好。 5. 鉴于各地区收入水平的差距依然较大，国家及其主权的概念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存在，但其总体趋势是缓缓的逐步消亡。 6. 在治理水平方面，各国都可以实现善治。 7. 受到高科技水平和善治的双重作用，人类整体上可以享受富足美满且健康长寿的生活。 8. 人工智能机器人将先行一步被用于外星球的资源开发。 9. 最后人类自己也会踏上走向外星球的星际旅途。长期以来我们人类不是一直都在寻找外星人吗，找了那么辛苦兜了那么大一个圈子，不料其结果竟然是我们自己一不小心会成为我们所要寻找的外星球的外星人。由此我们人类作为一种重要的生命物种在这个浩瀚宇宙中的生生不息也将会有比较可靠的保障。
以上的讨论告诉大家，我们人类当今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交叉路口上：一条道是受幸运之神眷顾无限光明的康庄大道。另一条道，则是走向死亡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究竟选择走哪一条道还是请大家悉听尊便吧！ 接下来要问的是，本文发表以后是否真能产生以上那么多积极的效果？我认为首先这要看本文发表以后在媒体上的覆盖面有多广泛，不仅包括国内媒体，还要包括国外非中文媒体的传播。其次，由于本文中的大部分观点与知识界现有的主流观点有较大的距离，恐怕一下子很难让多数人接受这些观点。要改变人们多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思想理念实际上比愚公移山还难。所以撰写本文尽管令我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但我也还是抱之以只顾播种不问收获这样一种现实的态度。这是明知其之不可为还要尽一己之力提醒大家，是那种螳臂挡车不自量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换言之我对人类的未来并不看好。将来当我们人类自我毁灭以后，只要还能有一具全尸，我阿刚就已经谢天谢地很开心了。除此之外我又能说什么做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冥顽不化很固执，所以只能是这样一种结局。总之只要那些关键性的大人物“不让步”，那就只能让所有人的命运来买单了。 最后，本人阿刚乃一介贫民。作为贫民，首先需要关心的是自己每一天的材米油盐，而并非什么军国大事和人类命运。阿刚是人，不是神。只要是人，活着每一天都得花银子。这是中央文件规定的。那么在这里就需要弱弱地请教一下各位，我阿刚的银子应该从哪里来？当今这个世界最迫切需要的并非那些有本事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而是像我阿刚这样的思想家。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原子弹和各种其他杀人武器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这个世界独缺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而我们人类社会对于这类有思想的人士也是亏欠得最多。在这方面还是西方世界拎得清。他们懂得感恩报恩，懂得要尊重个人私有产权更要尊重个人的知识产权。本人阿刚虽然并不频繁于本文类型的政论性写作，但是过去也有过不少作品发布在博客和其他媒体的论坛上。但是迄今为止，连一分钱稿费都没拿到过。经济效益远不如五毛。人家五毛点一个赞，好歹可以拿到50分钱，我写那么多文章连一分钱都拿不到，这公平吗？记得前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有过这么一句名言：不要问这个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问你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对于这段名言本人万分感慨地给他一个回敬：那也要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人类，是否值得你去爱它？就凭这一点，我庄严宣布从今往后本人将不会再写这样的政论性文章了。永远不会不会不会！ 一个不懂得感恩根本拎不清的人类，死1万遍也毫不可惜，完全是因果报应啊，总之就这么归结为一个字“值”。更何况我居然还会希望人类死后能有一具全尸呢，你们能从中体会到我阿刚这颗正在滴血的善良之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