蔺晨 发表于 2024-08-18 01:36 翟东升和阎学通一早就是这种观点了
A2DAN 发表于 2024-08-18 01:52 不可否认国人的勤劳和土工的领导，但49-78年各种运动折腾，老百姓的生活几无进步，社会正常化以后，中国人才能在1990年左右前吃饱饭，吃好饭是加入世贸组织，搭上全球化的车才翻天覆地的变化。内部自己努力是一个方面，外部先抱苏联大腿（打工业基础）后倒向欧美，也是不可或缺的另外一方面。
Kirin9000s 发表于 2024-08-18 01:48 文科生写文章总是一堆废话 害我滑了半天才到底
qqzjqqzj 发表于 2024-08-18 11:41 我觉得写得有道理 谢谢分享
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在中国，对“英美道路”宗教般虔诚的新蒙昧主义信徒依然众多（考虑到英语民族200多年的世界霸权地位，这个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说的太好了，一干老将们就是这种即为虔诚的信徒 果小小 发表于 2024-08-18 11:14
写的挺好的。最后的前景期待很美好。虽然我比较像大刘那种悲观主义者。我也希望有美好的共同发展。 Confuse 发表于 2024-08-18 19:54
中国模式3.0时代已来：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2425961/
走向质变的中美关系：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62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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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3.0时代已来
我们之所以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把中国模式未来的道路升级为3.0版，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在深刻总结反思过去的发展模式问题；在完成中国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经济总规模，将在1~2年内超过日本，并很有可能在10~20年内超过美国。虽然届时中国的经济质量与综合国力依然同美国存在差距，但这还是将构成世界经济史100多年来的头等大事。
这意味着，中国模式3.0时代将会面临全新的机遇与挑战，既不完全与工业化基础30年的中国模式1.0时代相同，也不完全与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模式2.0时代相同，这是一个对中华民族信仰、智慧、力量与意志全面考验的时代。
不得不提的“英美道路”
未来坚持中国模式3.0还是回避不了“英美道路”问题。 “英美道路”是人类社会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有突出优势的成功道路，但这条道路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标准。
日耳曼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同之前英伦三岛的拉丁化的凯尔特人，以及之后征服英伦三岛的半拉丁化的日耳曼系诺曼人，在战争中走向融合，构成了现代英语民族的基础，同过分散漫无序的纯粹拉丁民族以及过分僵硬刻板的纯粹日耳曼民族（特别是德意志民族）相比，英语民族比较成功地将秩序组织的严密性与随机应变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并充分利用了自身的地缘安全优势，通过殖民与征服，将这套英语民族模式从英伦三岛成功地推向了北美大陆和大洋洲。
英语民族（英国和美国）不仅是几次工业技术革命的领头羊，而且在特别需要严密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金融、宣传与情报领域，始终表现出了远高于其他国家（包括其他西方国家）的“竞技水平”，这也是工业革命以来只有英语民族（英国和美国）建立了世界霸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诚然，本轮金融危机极大地动摇了“英美道路”、“美国模式”在全球范围的信用，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英语民族在历史上曾多次战胜过重大危机，而挑战他们的法国（拿破仑时代）、德国（两次世界大战）、苏联、日本却都先后遭到失败，这个历史事实对全球各民族的深层心理影响是难以低估的。统治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神圣同盟”，并没有放弃他们建立“新罗马帝国”世界新秩序的神权天命，他们依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意识形态资源，他们处理金融危机与美国霸权危机的手段依然是冷静的现实主义的，既没有像解体前苏联领导集团那样陷入信心崩溃与惊慌失措，也没有落入德国希特勒集团与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当年的疯狂与歇斯底里。
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在中国，对“英美道路”宗教般虔诚的新蒙昧主义信徒依然众多（考虑到英语民族200多年的世界霸权地位，这个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即使很多肯定新中国取得“辉煌60年”成就的人内心深处也或多或少地认为，中国模式的未来也许并不是中国模式3.0，而是与“英美道路”接轨，“融入国际现代主流文明社会”，这样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才称得上“修成正果”，金融危机仅仅使得这类声音的分贝暂时下降而已。
必须正确认识“英美道路”
坚持完全不同于“英美道路”的未来中国模式3.0道路，不需要去否认“英美道路”和“美国模式”，但却需要去证明，“英美道路”与“美国模式” 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现代化道路。
英国的殖民地印度1947年独立后基本搬来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比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综合发展水平还高，但60年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综合国力的各个主要方面却都大大落后于中国；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完全照搬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但独立后经过60多年，却在发展水平上被许多东亚和东南亚近邻远远超越。
这次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信用，但我们需要看到，美国实行新自由主义二十多年还是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照搬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其他国家，从俄罗斯、日本到拉美都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原因很简单：这些国家的货币没有美元那样的全球霸权地位，无力靠印刷纸币获取其他国家的财富，更无力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
这场金融危机最富于戏剧性的效果是，美国经济的表现好于除中国外几乎世界所有主要经济体，换句话说，不考虑中国因素，美国新自由主义在本土引爆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竟然相对提升了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如此独特的“霸权红利”对其他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想象和模仿的。
印度、菲律宾、俄罗斯、日本和拉美的教训告诉我们，对英美合适的政治经济制度，对其他国家来说可能就不完全合适，甚至完全不适合。对中国“自由派”们信奉的“最高真理”——“因为美国比中国发达，所以美国的制度优于中国的制度，所以中国要实行美国的制度”，除了可以用上述国家的例子加以论证，也可以用一个更简单直接的逻辑加以回答：中国模式60年，中国同美国综合国力的差距大大缩小并还在缩小中，我们不去证明美国实行中国的制度会更好，但这个事实无论如何推导不出，在中国中国模式不如美国模式，至于中国依然存在同美国的发展差距，原因很简单，60年前旧中国留下的底子太差。
其实，“英美道路”，特别是“美国模式”内部还存在着重大的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缺陷，一是控制美联储和华尔街的“资本神圣同盟”，终于还是彻底凌驾于美国政治、实体经济和社会公众之上，“资本专政”已经强烈腐蚀了曾经很有活力的美国新教大众资本主义传统；二是美国社会族群结构中的拉丁裔墨西哥裔因素在持续上升，而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特性在持续削弱，这给美国现行的选举政治制度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未来不确定性。
“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保障
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革命胜利，“辉煌60年”中国模式道路的最根本保障，也是未来中国模式3.0时代成功的最根本保障。
目前存在的某种过分拔高李鸿章、蒋介石，甚至哀叹中国没能走上晚清半殖民地所谓“宪政”道路的声音，是缺乏严肃的历史与学术逻辑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要想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首先就必须打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半殖民地枷锁，而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只能靠对全民族力量进行组织动员的“群众路线”。靠少数人的所谓“精英统治”是没有出路的。
因为，近现代落伍的中国，精英阶层在精神与经济力量方面同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列强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即使中国精英中有许多抱有救世济民理想的仁人志士，脱离群众无法有效动员组织全民族力量的政治路线，也只能使他们“仰天长叹”空悲切。刘伯承在青年时曾经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失败之后有老乡问他“总是看到你们当兵的打来打去，但都不知道你们打的仗和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老百姓也不知道该帮哪边。”“既然你们是革命，几个省一起干，为什么没有个统一的领导。”这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精英革命”严重脱离群众和先天的涣散性。也正是在旧革命的不断挫折中，刘伯承、朱德、贺龙等旧军阀军官甚至包括孙中山都逐渐走向了新的革命道路。
而且，旧式“精英”中的大多数人，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重压之下，为保住自己相对于广大群众高高在上地位的本能，也必然导致半殖民地旧中国晚清与民国的所谓“精英统治”，走向“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动道路与破产命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靠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晚清与民国政权的政治路线：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道路，爱国主义精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广泛动员人民力量的“群众路线”，这就是为什么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能够在国民政府正面战场溃败的同时，开辟大面积敌后根据地；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能够迅速打垮数量和装备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原因，“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广大翻身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把解放战争称为“毫无意义的国共内战”的人，或许至今还不明白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思想水平，甚至还落后于200多年前的普鲁士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在思索“为什么干涉法国大革命、受过严格操典队列训练的普奥俄军队，面对法国民众组成的散兵线‘自由射手’会屡战屡败”这个问题后，克劳塞维茨在自己的名著《战争论》中给出了答案：“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
“辉煌60年”意味着，“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因为新中国60年建设作为一个整体，始终坚持了中国革命的思想灵魂：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前30年工业化基础阶段（中国模式1.0），虽然有不可避免的种种曲折，但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体系，在农业、国防、卫生、教育、科技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并先后同苏联东欧、第三世界与西方国家建立了经济合作关系；后30年改革开放阶段（中国模式2.0），依托前30年打下的基础，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新浪潮及全球化进程，中国极大提升了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与综合国力。两个30年的传承和接力，铸就了一个“辉煌60年”，使得新中国在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大国之一。
未来中国模式3.0，毫无疑问是对中国革命和“辉煌60年”的继承和发展，中国模式3.0的使命，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前提下，全面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坚持中国模式基本制度与改革开放，与借鉴学习他国的长处并不矛盾。中国模式1.0时代，我们更多地借鉴了苏联东欧的经验；中国模式2.0时代，我们更多地借鉴了美国西方的经验，但中国60年来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中国模式道路，既避免了苏联模式过于集中僵化丧失活力的弊端，也避免了美国模式“资本专政”脱离任何控制的弊端。这次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模式政治—金融—实体经济相对合理的架构，经受了考验，为未来中国模式3.0创造了信心基础与制度基础。
金融、产业与社会保障
中国模式3.0时代最迫切的经济社会任务，是通过自主创新，包括思想、制度和技术创新，在保证货币主权、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使中国的产业与社保通过升级，实质性地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中国全面完成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这场金融危机充分证明，马克思和列宁100多年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本质的论述，依然是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客观真理：统治美国的“资本神圣同盟”，最终还是建立了脱离美国政治制度、实体经济与广大民众制约的金融寡头“巨无霸”。在美国本土恢复工业资本主义传统，不仅受制于美国也深度依赖的全球化产业分工进程，甚至已经不符合“资本神圣同盟”对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了，“资本神圣同盟”实现自己新蒙昧主义神权天命的道路，依然是不惜代价追求对全球实施金融统治甚至“资本专政”。
中国政府对货币主权、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的坚持，是中国这次比较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主要原因。未来中国模式3.0时代，中国同美国与世界的货币、金融合作将会日益紧密深入，同时，也要对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神圣同盟”对中国与世界日益升级的金融支配企图保持高度警惕。丧失了货币主权、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产业升级，既包括重大的科学技术突破，也包括具体工序与工艺的改进。坚持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组织力量进行重大科技领域攻关，借鉴美国通过资本市场对高科技企业的持续支持经验，同时，不放弃“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群众路线优良传统，借鉴日本、德国的工艺与质量管理及职业培训制度，使中国产业积累技术工艺传统走上可持续的技术进步与工艺进步道路。
新能源领域的产业升级，对中国模式的未来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能够在该领域达到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地位，对提升中国的产业与生态质量，对打破部分发达国家利益集团试图以“碳关税”、“碳货币”，控制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企图，作用都是决定性的。
逐步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既是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又是构建和谐社会、解放广大群众购买力的有力举措，这对中国模式未来的内外需市场平衡发展，对中国模式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和谐世界”与青年一代的使命
中国需要清醒认识到，中国模式1.0和2.0及未来中国模式3.0的成功，将在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对世界格局产生巨大的重塑力量，主导国际秩序的美国，世界其他主要力量中心及周边国家，对此的反应将会是十分复杂、甚至出乎我们意料的。
中国需要做好心理准备，中国模式3.0时代，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中国将可能很快迎来一个国际合作与国际争端都大幅升级（甚至质变和剧变）的“陌生”时代。
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新时代，是对我们整个民族信仰、智慧、力量与意志的全面考验。冷静的现实主义是中国应对国际格局变化的正确之道，毕竟，世界各大力量中心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战略优势与战略弱点：美国的霸权地位，决定了其必须将几乎所有其他世界主要力量中心视为潜在对手，同自己最紧密的经济伙伴中国走向全面对抗，对美国而言也意味着巨大的战略风险；主动将同中国的关系改变为对抗关系，则是任何其他大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难以承受的。
坚持和平发展、永不称霸的未来中国模式，有信心与能力实现自己的世界使命：终结“大国政治的悲剧”——大国围绕“霸权”争夺而无法回避的迎头相撞历史宿命，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2008年集体登上时代历史舞台的中国青年一代，既拥护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又展现了令人信服的理性思维、国际视野、知识水平与实践能力，这是值得整个中国社会欣慰和骄傲的重大事件，这个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尤其需要整个中国社会的珍惜：“为人民服务”宗旨，落实在青年一代身上，就是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并给他们提供更加广阔的施展舞台。我们国家的青年一代，必将在中国模式3.0时代，从捍卫中国模式与和谐世界的青年近卫军，成长为勇挑大梁的主力军。
如何定位中美关系，在中美两国学术界都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本文仅是一家之言，谨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之所以判断中美关系“走向质变”，是基于一，未来的10～15年，全球只有中国存在经济总规模超过美国的可能（虽然届时中国仍将是发展中国家且综合国力弱于美国）而且，中国还是独立的政治军事大国；二，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有霸权国家的本能，美国也不例外，而且锁定的对象，几乎只能是追赶自己的中国。
这个锁定，标志着中美关系“走向质变”，这对中美两国而言，都是陌生而措手不及的。陌生，是因为近现代史上，中国从未被英语民族霸权锁定为“头号挑战者”，即使在中美两国兵戎相见的1950年代，美国依然坚决地锁定苏联为其“头号挑战者”；措手不及，对美国而言，是美国（仅仅在几年前）还非常自信地认为，中国经济再有潜力，总规模超过自己也是遥远的两代人以后的事（还未必超得过），同时中国在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将很快“皈依”美国，显然，美国对未来10～15年可能发生的进程是严重缺乏心理准备的；对中国而言，几年前中国也依然认为，未来几十年世界格局还是一超多强的局面，仅仅10～15年就可能在经济总规模上超过美国，自己在面临复杂的发展任务，军事硬实力准备远远不够的情况下，很快就被美国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中国对此也严重缺乏心理准备。（要知道，即使是全盛时期的苏联，经济总量也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1980年，苏联经济实力达到美国的2/3以上，由于人口略多一些，人均数字为美国的60%弱。）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愿意承认中美关系走向质变，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真挚的爱国者，他们不愿意看到，近现代史上英语民族世界霸权（主动或被动）的挑战者，法、德、苏、日失败的命运降临在自己的祖国。
但是，我们必须抛弃虚幻的一厢情愿，冷静理性地面对这个多少有些残酷的国际关系现实：美国捍卫自己绝对霸权，“决不当世界第二”的信念是极为坚定顽固的，除非中国放弃自己神圣的和平发展权利（这意味着停止或大大放慢发展速度，降低发展质量），否则，美国对中国的锁定，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被英语民族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如果自己意识不到或意识模糊，那就必将对这个国家造成巨大的灾难。
中美关系走向质变，意味着美国主动挑起的中美博弈，将可能会大大升级——美国在意识形态传媒、货币金融经济及地缘政治军事领域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包括日本、韩国及某些东南亚国家在海上的一系列动作，都需要放在这个背景下去把握和应对。
但是，中美关系的质变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认为这场质变和博弈必将导致中美全面冲突和战争的观点，是机械宿命论。
历史地看，英语民族捍卫世界霸权中针对其他世界大国的战略，总体而言是谨慎和保守的，这完全是因为迫不得已，因为任何重大的战略失误，都可能导致英语民族同被其锁定的“头号挑战者”两败俱伤，其他力量中心“渔翁得利”获得世界霸权的局面。过高估计英语民族的力量，同过低估计一样都是危险的。
极端现实主义的美国战略大师基辛格最近公开警告，美中两国必须防止双边关系重蹈上世纪英德关系的覆辙，对这个警告，人们完全可以合理地询问：谁将扮演上世纪美国“渔翁得利”的角色，取代今天美国的世界霸权呢？（认为英国心甘情愿将霸权让给美国的观点，是对“霸权”概念毫无常识的天方夜谭）。
按是否成功捍卫国家民族利益这个标准，俾斯麦、斯大林、毛泽东三位历史巨人是与英语民族霸权博弈的成功者，而拿破仑、威廉二世、希特勒、裕仁、戈尔巴乔夫则是失败者。新中国之所以成为同英语民族霸权博弈迄今为止唯一没有失败的世界大国，是因为毛主席和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了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成功战略（抗美援朝，邀请尼克松访华），而后来的几代中国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这套成功的博弈战略，与此相反，德国、苏联后来的失败，恰恰是俾斯麦、斯大林的继任者背弃了他们的成功战略。
60年前，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这些今天依然享受“和平红利”的一代人，有责任和义务向前辈和先烈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我们坚信，中华民族有足够的精神、智慧和物质力量，正视走向质变的中美关系，迎接这场压力巨大，考验空前的美国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并最终能够在更均衡稳定的基础上，重建对两国和世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美关系。
三步曲：英语民族与法德苏日的博弈
一 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
除了对拿破仑法国和二战后苏联的锁定几乎毫无悬念外，英语民族其他几次锁定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犹豫与反复，因为错误的锁定对其霸权而言，意味着致命的危险。
一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锁定：一战前，英国拥有世界霸权，但美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过英国，法国、沙俄同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激烈争夺殖民地，威廉二世德国在工业、海军和殖民地争夺方面也表现的咄咄逼人。最终，英国锁定了德国，但有一个事件可以证明英国选择的犹豫反复和艰难：仅仅在一战爆发前十年，英国还支持日本打败了（十年后一战中自己的盟友）沙俄，而德国在战争中则支持沙俄，德皇差点利用日俄战争，通过“毕由克条约”把沙俄拉进自己人的阵营。
二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锁定：这次英国面临的是更为艰难的选择，美国、苏联两个“幕后”大国实力强大，英日同盟早已解体，张伯伦长期对德国绥靖完全是因为迫不得已；在欧洲同德国迎头相撞，两败俱伤，不仅可能使苏联红军“席卷欧洲”，还可能导致自己的海外殖民地落入美、日手中，最终，英国再次锁定了德国，并在战争中赔上了自己的世界霸权。
冷战后美国对“头号挑战者”的锁定：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中国虽然是美国急于“和平演变”的头号目标，但消化拥有庞大核武库的俄罗斯，迎接日本激烈的经济竞争，阻止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坐大，使得美国根本无力将目标专注于中国，布什——切尼在2000年大选中猛烈攻击克林顿给了中国太多的发展机会，但他们上台不久，就爆发了911事件，他们设想通过战争控制中东、中亚，加强同中国及其他大国的博弈筹码，但结果却是把美国引入了泥潭。
二 组建全球包围同盟
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后，英语民族立刻就启动组建全球包围同盟的程序，不惜出让重大利益，拉拢过去和未来（可能的）自己的主要对手，这包括联合德（普）俄组建反法同盟，联合法俄、法苏组建反德同盟，二战后联合德日组建反苏同盟等。
显然，不组建包围同盟，自己同“头号挑战者”迎头相撞，就不仅必然给其他力量中心以取代自己霸权的机会，甚至自己还有被“头号挑战者”打败的危险，多次成功组建包围同盟，证明了英语民族是国际政治舞台上高明的组织者。
三 推动“同盟者”首先走向对抗战场
仅仅组建包围同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同盟条约可以在一夜之间作废，英语民族充分利用自己天然的地缘优势，把“隔岸观火”的特权保留在自己手中，创造各种条件（包括利用“头号挑战者”的错误），首先把自己的“同盟者”推向对抗的战场：打败拿破仑大军的主力是沙俄，一战消耗德国陆军主力的是法国、沙俄，二战打垮德国陆军主力的是苏联红军，冷战如果转化为热战，欧洲日本肯定先于美国成为战场……
英语民族非常清楚，如果自己先于“同盟者”走向同“头号挑战者”对抗的战场，那么自己不仅存在被打败的危险，“隔岸观火”的“同盟者”同样有取代自己霸权的可能。
四 法德苏日：完全可以避免的战略自杀错误
工业革命200多年来，确实只有英语民族（英国和美国）建立了全球性霸权，但这不是因为什么“英语民族霸权天命论”，而是因为法德苏日都先后犯下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战略自杀错误。
拿破仑在打败奥地利和普鲁士后，如果不入侵沙俄，那么英法博弈的结果还是难以预料的；俾斯麦通过与沙俄的“再保险条约”为德国的安全奠定了稳固的基石，如果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不背弃成功的“俾斯麦传统”，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即使英美联合力量也未必能动摇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列宁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使苏联成功打败德国纳粹，成功地在同美国霸权博弈中上升到超级大国的地位，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却使得苏联不战而败；同法德苏不同，日本先后两次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挑战，都没有单独成功的可能。
从历史中可以发现，在英语民族与其挑战者博弈的200多年中，莫斯科扮演了决定命运的“力量支点”作用，这对直面美国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的中国而言，不无启示作用。
四个误区：不愿承认中美关系发生质变
对美国捍卫绝对霸权信念的坚定性顽固性和极端敏感性，中国是缺乏体验的，这就导致了若干认识误区。
误区一：即使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综合国力同美国也有很大差距，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霸权捍卫者的正常思路是这样的：因为要分散力量面对众多的大国，所以某个综合国力弱于自己，但却在经济或军事领域迅速赶超自己的国家，就具备成为了“头号挑战者”的要件，如果放任这个国家综合国力超过自己，那就不再是挑战的问题，而是霸权转移的问题。
美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的1890年代，美国的综合国力也落后于英国，伦敦城地位高于纽约，皇家海军远强于美国海军，美国陆军则完全不值一提，美国的科学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欧洲，经济也呈现出粗放化、山寨化、盗版化特征，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美国的幅员也远小于英国……但是，最终取代英国霸权的还是美国。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美国会千方百计阻止其他国家拷贝自己的成功经验。
误区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与美国为敌，永不称霸，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中国目前的政策，确实让美国锁定中国更为犹豫并难以凝聚国内共识，但影响美国决定的根本点，还是基本的国力对比变动趋势。
而且，在国际关系中，“A国不把B国作为主要对手，不等于B国也不把A国作为主要对手”。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把欧洲大陆的法国、沙俄（苏联）作为主要对手，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甚至曾多次幻想同英国结盟，但这不影响英国把德国作为“头号挑战者”加以打击，因为英国认为，打败巴黎和莫斯科的德国将必然取代自己的霸权地位，而这是英国绝不容许的。
因为没有清醒认识到被英国锁定，所以背弃“俾斯麦德俄（苏）谅解传统”的德国，犯下了难以挽回的致命战略错误。
同样，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也不把美国当做对手，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美国以金融战、北约东扩等一系列手段，几乎把俄罗斯逼近死角。
误区三：中美有紧密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又共同面对众多全球性挑战，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霸权国家当然对具体的合作利益和解决国际问题高度关注，但捍卫霸权的本能，决定了其更关注其他大国同自己的相互力量对比。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就在于，虽然美国是双边关系设定议题的主动一方，但和平发展的中国却是改变双方力量对比的主动一方，对此我们中国人是缺乏敏感的，但美国人却并不缺乏敏感。
一战前英国锁定德国时，英德（普）有上百年多次共同反对法国而结成的历史传统友谊，盎格鲁——撒克逊人同德意志人是完全的日耳曼同宗，英国的汉诺威王室来自德国，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英德两国还互为对方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所以，当德军入侵比利时，英国向德国宣战时，德国上下对此感到无比震惊，痛骂英国是“向亲兄弟背后捅刀子的忘恩负义的小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表现是多么的幼稚）。
今天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密纽带，恐怕还不能说超过了当年的德英两国。
误区四：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皈依”美国，可以阻止美国对中国的锁定。
如此肤浅的观点，除了极少数自由派之外，中国大多数人都不屑一顾了，苏联解体的教训就在眼前。
还有少数人贩卖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间不相互打仗”的理论，我们以英美关系为例，两国算得上同文同种，有相似的政治制度（自由主义者眼中，两国是渐进式自由民主的典范），共同的法系，可美国独立战争后很快就爆发了第二次英美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时，英国完全同情支持南方（沙俄倒是完全支持北方，并向美国派出了自己的支援舰队）。一战前的英日同盟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扩张构成了阻碍，美国军方也多次制定修改对英作战计划……
假如不是德国在欧洲心脏地区的迅速崛起，很难想象后来英国会如此“宽容”地对待美国的发展。当然，历史是没有假设的。
二战后，西方世界内部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战争，核武器和反苏是重要原因，但美国确立了在西方世界的绝对霸权则是更重要的原因，由此西方几乎所有大国都成了美国盟友——当然，按美国另一位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的逻辑，那无非是“仆从”、“附庸”的代名词而已。
九个紧迫课题：直面升级的中美博弈
中美关系走向质变后，美国挑起的中美博弈必将大大升级，这是不以任何人的善良意愿为转移的。虽然美国把美中关系比作英德关系，但除非取得颠覆性军事技术突破，美国总体上还是指望像对付苏联、日本那样靠意识形态战争和货币战争击败中国，同时美国不会放弃推动其他力量中心走向与中国对抗冲突的第一线，由于美国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全面经济战，升级中的中美博弈很可能发生在两国经济合作更加深入的情况下，从而给博弈带来极大的复杂性。
地缘政治军事
一 中美博弈下的世界其他力量中心
俄罗斯：极而言之，即使美国向俄罗斯做出巨大利益让步，将俄罗斯纳入反华包围同盟中，美国也根本没有办法，让俄罗斯先于美国走向同中国的正面对抗。一个幅员世界最大，资源丰富，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的俄罗斯，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观火”，这本身就是对美国的极大制衡。
欧元区：欧元区在低碳新能源领域与美国合作遏制中国的可能性最大，与美国合作针对人民币进行汇率战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有限度，因为欧元也是美元的攻击目标；如果美国与中国走向激烈的对抗，那么不管欧元区（德法等大国）如何表态，如何采取象征性动作，地缘优势地位决定了欧元区有资本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观火”，这也对美国构成了极大的制约。
印度：一方面，美国西方希望印度的发展能强于中国，否则印度作为所谓“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将给美国西方的意识形态说教带来很大的难堪（国内某些自由派学者不顾基本事实，硬要论证印度的发展强于中国，这使他们成了公众眼中的笑柄）；另一方面，让印度经济腾飞成为第二个中国，美国西方的世界秩序其实将更难以承受。
美国英国的某些势力，象需要空气一样，需要印度走向对抗中国的前线：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对抗，甚至局部战争，对他们而言绝对是一箭双雕的最佳战略。
同中国竞争是一回事，同中国全面对抗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印度的损失要远大于中国），印度以其特有的夸大其辞攻击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从美国西方索要政治、经济及军事装备的支持。
日本：日本在海洋权益方面依然会对中国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但是，在中美对抗中，主动或被动支援美军是一回事，在美国居于幕后“隔岸观火”的情况下，走上同核大国、自己最主要的经济伙伴——中国全面对抗的第一线，对日本而言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对日本而言意味着战略自杀。
当然，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还将更为扩大和深入，但鸠山内阁的命运让中日两国都清醒地认识到：只要日本依然在政治军事上被美国牢牢控制，排斥美国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和亚元区的建立，就基本没有可能。
二 日益多发的周边地缘冲突与经济合作资本流动的关系
在金融危机和美国国内经济复苏艰难的背景下，支持、挑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部分国家同中国的海洋冲突，迟滞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度广度，阻止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甚至制造东亚局部激烈的对抗冲突事件，引导亚洲资本大量回流美国，对美国而言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战略选择，美国“重返亚洲”，美军提出的“空海一体”作战理论，都是这个战略的组成部分。这对中国而言，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紧迫课题。
三 美军可能的颠覆性技术突破
美军在太空、反导、动能定向能、机器人、生物基因、地球物理、网络信息领域的颠覆性技术突破，将打破美国同中国、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平衡，使美国获得强行改变国际和平格局的有力筹码。对此，中国需要高度警惕并力争在最尖端的军事技术领域迎头追赶。
意识形态传媒
四 中华民族与中国青年近卫军：信仰的力量
需要清醒地看到，统治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神圣同盟，有着强烈的称霸世界的宗教天命（当然，他们同盟内部也存在着毫无调和余地的“终极信仰冲突”），这就需要中华民族和青年一代，在同美国的博弈中，同样展现强大的“信仰的力量”。
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加上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英雄主义情结，深深刻在了我们民族（包括青年一代）的灵魂深处，即使偶尔被商业社会的惯例所遮掩，在重大命运关头，这个强大的“信仰的力量”依然会自动展现出来，对此我们有着充分的信心。
某些自由派文人认为，因为没有西方（基督教）宗教传统，所以中华文明现在处于“信仰缺失”状态，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对信仰和宗教的无知（控制美国传媒的犹太民族显然更不会同意自由派文人们的这个观点）。
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存在“终极信仰冲突”的当今世界，中华民族包容的“天下主义”精神信仰，对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五 “习惯性批判”舆情背景下的意识形态传媒战场
通过意识形态传媒战争，象击败苏联一样击败中国，对美国而言是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博弈方式，这决定了未来中美博弈，意识形态传媒战场的突出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全球化、网络化时代，世界各国的舆情都呈现出了“习惯性批判”的特点，这使得全球的意识形态传媒战场对各国而言都更加复杂而难以驾驭。中国的网络舆情“习惯性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痛恨腐败，二是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对被少数所谓专家歪曲的“韬光养晦”严重不满。对此，我们认为：
首先，从事意识形态传媒工作的人员，自己要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有基本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充分的基本事实数据之上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经济规模与印度接近，是苏联的14%，是美国的3%，中国模式6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倍，俄罗斯的4倍，美国的35%，并可能在10～15年内超过美国，这些基本的事实应该足以让意识形态传媒工作者有比较充分的自信。
其次，对广大群众和网友们痛恨的腐败现象，要比较及时地予以处理和反馈，中纪委将网络作为重要的反腐渠道，是非常重要及时的。
第三，对中国面临的某些“战略困境”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要坦率地告知公众而不是遮遮掩掩，要坚定地相信公众和网友们的水平，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中的大多数。这对防止美国借突发事件离间中国政府和公众的关系意义重大。
中国在经济和地缘上的若干“战略困境”，主要是面对美国形成的（同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美国也是公开或暗中插手），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冷酷的国际力量对比而不是我们的政策决定的，英语民族和美国又是国际博弈的顶级高手，中美博弈必将是一场“持久战”，指望短时间内彻底改变某些被动和困境是不现实的，我们坚决反对投降主义，但也不得不防止冒险主义。相对于经济规模超过欧洲大国和日本的“平静”，中国经济规模接近美国的进程将会是特别“不平静”的，政府和公众为此都需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战略困境”不是中国特有的，俄罗斯对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小国的公开挑衅，也没有太好的应对之策，德国法国建立统一欧洲的宏图，也时常在几个中东欧小国的阻挠之下难以推进（更别说德国依然在政治军事上被美国牢牢控制），日本不仅在美国的货币金融战打击下“失去了二十年”，至今依然被美国牢牢控制，而且在同俄罗斯、韩国的领土争端中束手无策，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现在“沦落”到了美国跟班的地步，以至于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提问“布莱尔是不是美国的哈巴狗”，布莱尔只能以英国式的自嘲对布什说“乔治，千万别回答是”。就是超级大国美国，迄今为止，面对远弱于自己的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公开挑战，也只能一再寻求国际间妥协的方式加以应对。各国都存在自己的“战略困境”，这是当今国际关系格局复杂而真实的写照。
中美博弈的“持久战”性质，要求对公众坦率说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的本质。“是锋芒毕露好，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好？当然是夹着尾巴做人好”，类似这样的解读不仅只能引起公众的极大不满，是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的歪曲和抹黑，而且还缺乏逻辑常识，因为“不卑不亢，堂堂正正”这个真正正确的选项被遗漏了。
第四，以“借力打力”战术，应对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制度及公众爱国主义的持续攻击。
在“习惯性批判”舆情背景下，正面宣传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所以，对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挖空心思攻击中国制度和爱国主义者的言论，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借力打力”战术：把类似的事件和逻辑反用于美国、印度等所谓“民主大国”身上，原教旨自由主义者的反应肯定是不惜歪曲事实，对中国和美印等采取双重标准，这样，他们就等于是公开撕下所谓“自由民主”的假面具，公开暴露出洋奴媚外、毫无逻辑的本质。
原教旨自由主义者，作为“反面教员”，在持续催生公众爱国主义情感，破坏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方面，发挥了奇妙而特殊重要的作用，这应该是中国没有重蹈苏联覆辙的重要原因之一。
货币金融
六 美国可能的全新金融战武器
依靠战胜日本经济挑战的货币金融战模式，战胜中国，对美国而言，同样是代价很小，收益很大的博弈选择。
但是，中国模式的“国家控制资本”特点，使得美国无法照搬对日货币金融战战略战术，这次金融危机，被巴菲特称为“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金融衍生工具（CDO,CDS等），在重创美国西方金融体系的同时，都未能撼动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富于创新精神的美国，一定会针对中国模式的特点，设计全新的金融战武器，而对这个领域的深入研究跟踪，也就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紧迫课题。
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与资源环境
七 中国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之路的重大意义与巨大困难
转变发展方式，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是中国模式解决资源环境困境，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我们中国人要充分认识到，同建成中低端“世界工厂”相比，建成高端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难度要大得多，而且，美国西方对此的“切肤之痛”也要敏感得多（美国，欧洲在同中国的战略对话中，都把“自主创新”列为单独的议题），未来10～15年，围绕着中国的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中国同美国西方的激烈博弈也将大大升级。
中国内政
八 中国模式、人民民主与共同富裕
中国一方面要坚持迄今为止被证明是比较成功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也要以创新的精神对中国模式进行重大改进和升级，这其中，核心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防止美国“资本控制国家”模式以所谓“西方自由民主”的形式破坏中国的稳定发展。
加大劳动收入的比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共同富裕，是让人民生活的有尊严，让内需有效启动，让中国的发展更具可持续性的关键，也是成功应对中美博弈的关键。
美国内政
九 美国模式与美国的阶级与族群问题
被中国自由主义者捧上了天的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本质上不过是“资本控制国家”模式而已，黄光裕被判刑后，在美国一个大型网络论坛上出现了这些有趣的议论（大意）：
“什么，如果这样的人被判刑，那美国的一多半资本家和政客都该坐牢。”
“可惜这位中国首富生错了地方，要是他在美国，肯定会被捧为金融天才。”
“还可能被任命为政府主管，获得自由勋章。”
“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法律敢对首富判刑，在美国，官员和法官不过是富豪的门童。”
“美国的富豪和官员们，看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唱起爱国歌曲《我自豪我是一个美国人》”
……
这种激烈情绪的背后，不仅仅折射出美国社会普通大众与大资本尖锐的阶级矛盾，也折射出更加错综复杂的社会族群矛盾（传统白人社会、犹太裔、非洲裔、墨西哥裔等等）。
美国的阶级与族群问题的演进，对美国模式、美国国内政治以及美国对华关系的影响，是一个紧迫又容易被忽视的重大课题。
质变、博弈后的中美关系重建
中美关系再平衡的重建，将主要基于以下因素，一是中国成功顶住了美国在意识形态传媒及货币金融领域的进攻，没有重蹈苏联日本的覆辙；二是由于俄罗斯、欧元区因为地缘优势可以“隔岸观火”，美国升级中美博弈受到极大制约，根本不敢同中国走向全面军事经济对抗之路；三是由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重蹈法国德国的历史覆辙，导致美国无力推动中国周边大国直接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
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接近，中美关系将可能迎来一个拐点，即美国认识到继续升级博弈将极大损害而不是加强美国的世界地位，这时中美关系有可能在更加均衡稳定的基础上得以重建，对这样的前景，我们目前抱谨慎乐观的期待。
2010年的文章，当时还是胡锦涛时代。
某篇文章的大致观点形成，一般至少提前半年或一年两年，也就是说，作者的完整全套观点，大约是15年前，就基本形成了。
说的太好了，一干老将们就是这种即为虔诚的信徒
虽然折腾了30年，但要说人民生活没有进步那是纯眼瞎。很多东西都是后来能够腾飞的基础比如基础教育，工业基础
文科生写东西就是论点先行，所有的论据都是有了论点才收集的，甚至没有论据，只是输出情绪。
如果是2010年写的，那写得不错。
以前我看了这文章，少不了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兴奋。
现在想想，就算中国国力飞速发展了，世界第一了，全世界说了算，习成了世界老大，但中国内部权力的制衡机制依然没有。
任何人，政权或者实体都不会出于仁慈让出权力的，人的权力只能通过抗争而得到，暴力的或者非暴力的，跪在地上祈求是不可能得到权力的。所以我预见中国必然经历一段动荡时期，什么时候发生，动荡多厉害，那就看掌权者的智慧了。
动荡轻的台湾，严重的如东欧南朝鲜，最差的如法国大革命。
大陆的体系，从1990到2020年，30年还不错。但如果能几百年稳定人均收入提高，那就可以比比了。如果再来个太平天国，甲午战争，1949-1980年的折腾包括大跃进，10年文革，那就别谈了。
大陆1949年前，一般有钱人，还能送子女去欧美留学，到1980年，几乎没有，必须拿全奖才行。收入差距大到离谱。自费留学大概是2000年后开始多的。
1980年的上海纺织厂还在用1949年前的机器，呵呵，技术进步基本是0.
两篇文章很不错，受益良多，谢谢楼主！
我的观点：
1，过去70年，中国道路的经验教训，彻底改写了，人类历史对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成为人类历史“最好的社会主义”。
2，当前正在进行的，以及接下来10-20年，中国道路，将改写，人类历史对于资本主义的定义，成为人类历史“最好的资本主义”。
也就是说，千万年后，人类历史记录里，最好的 社会主义，和最好的资本主义，都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和 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因为，除了中国以外，近现代的全世界前50的国家地区，包括早已解体的前苏联，其社会制度的本质，根本就是，不同程度的，但都超过一半的 封建主义 混血，所以，其资本主义属性 或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属性浓度都低于一半。
然而，中国大陆，则是，全世界里封建主义体系 被粉碎得 最好最深入的国家地区。（没有彻底粉碎，还是剩下很少的比例浓度）
封建主义，有其最合适的历史时代，但在公元1700-1800年开始，就逐渐被稀释和淘汰的历程中，至今远没有完成。
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一定程度严重威胁到了，犹太佬和全球化集团在全球割韭菜。 同时，美国和欧洲的民粹（极右和极左）越来越强，甚至更严重威胁到了，犹太佬和全球化集团，在全球割韭菜。
这样的乱局，会折腾几年，犹太和其他全球化资本集团，将会找到，分别与中美共处博弈出不同的和谐方式。也就是会，形成为我说的，全球三极：中国、美国、全球化集团。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依然是“亲资本”的。全球化资本，依然会赚钱持续赚大钱，但肯定和以前不同了，不过可能与在民粹化的欧美地盘里 赚得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