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位儿童心理学家的帮助下，汉森终于把性虐待的事情告诉了父母，但他们并没有当面质问他。"汉森说："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来努力接受他们选择了（他）的事实。” 丹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Danish Centre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与丹麦普通父母相比，收养父母的教育程度和经济状况普遍较好。然而，我们访谈过的被收养者认为，对养父母的筛选侧重于他们的经济状况和身体健康，不包括他们的情感状况是否适合。 收养后的跟踪检查很少。就汉森而言，记录显示，从她抵达丹麦到最终完成收养，中间机构没有再做任何事情。 汉森并不是唯一一个说收养家庭不好的人。还有几名被收养者说，他们的父母酗酒。但出于对家人的尊重，他们不愿公开发言。 赵冰国医生说："我们称之为愤怒的被收养者。"他指现在反抗的被收养者。"可以说，我们把他们送到国外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让他们吃饱饭，让他们受教育。" 现年90岁的赵冰国医生是一名杰出的儿科医生，在首尔市立儿童医院工作了14年，而后担任霍尔特儿童福利会院长30年。她坐在首尔房子的客厅里，展示剪贴簿，里面装满了她治疗过的婴儿的照片和信件，这些孩子大多患有先天性疾病，后来被收养。
韩国电影《芭比》就曾展现过这样的跨国收养骗局。
但现实远比电影残酷，许多韩国孩子被强行安上了孤儿的名号，被送往异国他乡，被当作创造社会福利的工具。
01 “他的话不可信” 2022年夏，丹麦公民苏西·普弗鲁格·布莱纳德（Sussie Pflug Brynald）走进了韩国首尔霍尔特儿童福利会的门，叩问她的身世。记录显示，49年前，当时的她还是韩国孤儿，被福利会送往丹麦收养。
布莱纳德还带了一点伴手礼，一瓶丹麦利口酒和装饰着维京人和丹麦国旗的纪念酒杯。有人告诉她，送礼有助于寻亲。
但布莱纳德犹记得那种寒气，从建筑内部装修风格到工作人员，全都冷若冰霜。“他应该对无数人说过同样的话。不断机械性重复：“对不起。不好意思。没有信息。’他是这样说的。”
七月那天，布莱纳德分不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儿童福利会记录的信息只有——她是孤儿，被陌生人在街上捡到——这也很可能是假的。她有种强烈的感觉，她回忆到：“他的话根本不可信。绝对是假的。”
一想到永远找不到生母，不知道是否有兄弟姊妹，她就悲从中来。“我无法面对这种痛苦。” 但是，与其他数百名与DKRG（丹麦韩国人权组织）联系的收养者一样，布莱纳德也做好了失败的准备。
人权组织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约有20万韩国儿童被国外收养。超过50%的儿童收养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那时韩国正处于朴正熙和全斗焕的独裁统治下。其中有9000人送往了丹麦，丹麦的世界人均跨国收养率极高。
现在，这些儿童大多已经四五十岁了，如布莱纳德一样。一小部分执着查清，他们被送往西方白人家庭收养的真相。在疯狂寻亲多年的经历中，他们遇见多次记录伪造和搪塞后，他们不再相信那种陈词滥调，不再心存感激。
大规模收养事件受到全球范围内备受关注，痛苦的创伤如多米诺骨牌涌现，人们再度怀疑阿根廷、西班牙和以色列等国的领养方式。它们运作方式非常相似，政府和医院串通，以弱势的母亲为目标。
但韩国的不同之处在于，收养是跨国跨种族的，亚洲儿童被送往欧洲、北美以白人为主的家庭。
02 跨国收养 2022年，DKRG向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提交请愿书，要求彻查收养虐待和腐败。
得益于丹麦被收养者的努力，申请范围不断扩大，最后有来自8个国家总计近400名被收养者提交了申请。2022 年 12 月，委员会宣布将开始对这些申请进行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当时韩国政府授权国际收养的所有4家机构。
布莱纳德就是其中之一。
根据资料，布莱纳德出生于1973年7月16日，被一个陌生人带到首尔钟路警察局。7月27日，她被带到霍尔特儿童福利会。不久，福利会宣布她是合法孤儿，并颁发了所谓的“孤儿户口本”。据称，被遗弃还不到一个月，布莱纳德就开始走跨国收养程序了。
收养程序的第一步就是，断绝她与家人的联系，以便获得法定监护权，这是收养的必要条件。10月，当霍尔特儿童福利会拿到监护权的同时，福利会几乎立即创建了她的收养声明以供收养。在出生4个月后（预计出生年龄），布莱纳德带着孤儿证明文件去了丹麦，所有关于她过去的痕迹都被抹去了。
有一种说法是，这些收养者很少有人是真正的孤儿。这也导致了布莱纳德的身份危机，激发了她和亲生家庭联系的想法。“如果事实证明，霍尔特儿童福利会明知我生母是谁，却一直隐瞒，我不敢想象我会有多生气。”
她说："我一直在想，要是我能早点见到生母就好了。我想她会比我更明白，收养机构在操控我的命运。"
现在，布莱纳德和丈夫及两个孩子一起住在哥本哈根的塔恩比（Tårnby），她在这里长大。如今的塔恩比是个多种族地区，但布莱纳德回忆说，在她小时候，“我是唯一与众不同的人”。
年轻时，布莱纳德常常避开镜子，梳头发头要显得圆。和许多被采访的收养者一样，她谈到了自己的感受，感觉像是局外人。在一个单一白种人社会里，她是唯一的亚裔。
03 伪造孤儿户口 两名退休社工的采访，证实了她们的担忧。他们曾在韩国最大的收养机构工作 30 多年。在首尔弘大社区的一家Dunkin'Donuts里，前社工Kim和Hong（化名）公开承认他们伪造了“孤儿户口本”，这是将儿童从其亲生家谱中分离出来的官方记录。两人现年70多岁，因为担心前同事的批评，要求匿名。
“我们必须做孤儿户口本，”Kim说。“只有这样，孩子们才能有签证，才能被收养。”
在户口本中，孩子们自成一户，没有任何关于亲生父母的信息。大多韩国被收养者都有这些文件，帮助中介机构绕过收养国的移民法。
哈佛韩国研究所讲师古永银博士说：“伪造孤儿户口是收养制度的一部分，让儿童变成可收养儿童。这并非个例。很大程度上，这让20万儿童可以被收养。”
社工们知晓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但仍为自己辩护，他们反复提到韩国单身母亲的社会羞辱，以及如果这些孩子在孤儿院长大，成长机会将很少。
一位任职于 DKRG 的被收养者说，他们在档案里发现了更多伪造的细节，包括姓名、出生日期和父母信息，即使知道详细信息，他们也经常填“未知”。部分案例中，甚至儿童被发现的经过，他们如何被发现，被带到哪个警察局、孤儿院或者医院，都是捏造的。
对于这些情况，Kim解释说，收养机构无法知道孩子的详细信息。如果亲生父母（通常是单身母亲）带孩子来，他们常常请求更改信息，以便以后无法找到他们。
Kim说：“如果一个高中生带了孩子来，她现在也60多岁了，应该结婚了。她会隐瞒自己曾有过孩子，否则她的一生就毁了。因为韩国是个隐藏一切的国度。”
这两位前社工强调，韩国过去的贫困和动荡影响了他们的选择。某种程度上，Kim也理解被收养者，但反对否定整个收养系统。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必要之善。
“如果他们责怪我们，责怪当时并不发达的韩国，我们无法辩白，”Kim说。“但他们难道不应该感谢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走到今天这一步。”
一旁安静的Hong突然大哭起来，他说：“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我真的很想告诉他们，我们听到了他们的哭声。”
Kim插话道：“当时，我们真的只想尽快送走他们。所有的孩子，每20个孩子挤在一个房间里。难道离开不比待在这里更好吗？在这里，他们不会被公平对待。”
Kim说，她确实认识一些亲生父母，他们谎称孩子是孤儿。“尽管（他们亲生父母）现在会找各种借口，但不是我给孩子贴上纸条，抛弃了孩子。”
尽管官方数据显示，遗弃儿童数量占所有被收养者的50%至60%。但协助 DKRG申请的研究员菲尔西克-申（Philsik Shin）说，在他经手的案件中，90% 以上的被收养者至少有一名亲生父母，而收养机构没有取得亲生父母的知情同意。”
申说，当时人们对国际收养还不甚了解，社工 "并没有让父母明白，收养将意味着他们再也不能见到孩子了。‘他们 20 岁时会回来的。就像送他们出国留学一样。他们会回来的。’他们这样解释。”
社工与亲生父母（其中许多是未婚母亲）之间的协商，往往是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古永银博士说：“他们有一种优越感和权利感。 [社工]认为，他们甚至可以代表这些孩子做决定，甚至比父母更好......凭什么他们觉得，这些孩子在异国长大会更好？”
04 一名儿童=14358元 古永银博士补充说，收养机构和社工，如Kim和Hong，受到韩国政府的压力，要求填补国内福利计划的缺口。这些福利计划，包括孤儿院、儿童医院、未婚母亲之家和国内收养计划，都是由国际收养的利润资助的。
政府曾短暂尝试过配额制度，鼓励国内收养而非国际收养，但在 1980 年放弃了。申说："收养机构自由地送儿童出国，有利于[机构间]的竞争、可以创造更多的资金和更多的盈利机会。"
这种盈利机会不仅限于收养机构，也包括组织收养儿童的中介机构。
申说:“某些情况下，当生孩子的妇女是单身母亲，或者对方似乎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医院会给收养机构[牵线搭桥]。”
他说，如果孩子送往收养机构，“机构会支付医院费用”。申估计，按今天的币值计算，每介绍一名收养儿童，医院将获得约1600英镑（人民币约14358元）。他说，受益于这些非法计划，参与其中的少数医院工作人员的年薪将翻一番。
根据政府文件，在1988年和1989年，进入韩国四个收养机构的所有儿童中，有一半以上是直接从医院和产房送来的。
1979年至1988年，在全斗焕的军事独裁统治下，韩国政府对收养行业非常支持，政府甚至任命军事领导人为收养机构主管。仅在1985年，就有8837名韩国儿童被国外收养。
一份1988年军事统治时期的官方文件中，政府将收养行业比作“贩卖儿童”，对收养机构之间的竞争、从医院、产房和地区办事处购买儿童的合作网以及儿童档案的维护不善表示担忧。
20 世纪 70 年代，当韩国政府尝试暂缓外国收养时，北欧国家游说韩国政府恢复这一做法。"古永银博士说："（丹麦）确实认为，帮助本国公民成为父母是他们的责任，因为在北欧，为人父母是“社会公民权”的一部分。”
05 酗酒与性虐待 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发展中国家”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是丹麦收养者的共识。现年54岁的博克贾·汉森（Bokja Hansen）收养后在丹麦长大，她一直认为，在丹麦被收养比在贫困的韩国长大要好。
她的家位于丹麦郊区小镇斯基比（Skibby），是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轻盈、流线型。唯一能暗示她出身的物品陈列在架子上：一面小小的韩国国旗和一双红色胶鞋。
5岁，汉森穿着那双红鞋和肩上印有 "霍尔特 "字样的红色制服来到这里。当时，她在霍尔特儿童福利会生活不到一年。接收文件表明，她因“在街上游荡”而被发现。
汉森不记得自己在韩国的生活，但她依稀记得登上去丹麦的飞机，记得自己被绑在另一个孩子旁边，不知为何，她知道他要去另一个国家。她还记得到达后，她尿湿了养父母的床。
回忆从前时，她说："那种感觉很不安全。”出于尴尬，她说自己很快就学会了换床单。
汉森讲述了她的童年，她受到父亲的虐待，养父母和她保持心理距离。坐在她和丈夫共同居住的家里，汉森回忆，她试过给养母写小纸条，纸条上写着:“爸爸为什么打我？”还有:“我感觉你不爱我。”
晚上，汉森把纸条放在母亲的枕头下。“这是一种说：'救我'的方式，”她说。
汉森说，大约10岁时，她不再给母亲写纸条。当时一位成年家庭朋友开始对她性虐待。这名男子先是偷偷让汉森看色情杂志。后来，性虐待付诸行动。
她说：“我知道父母不会相信我，对方也这样告诫我。我和父母关系紧张。我无法与他们分享遭遇...我真的需要被照顾。”
在一位儿童心理学家的帮助下，汉森终于把性虐待的事情告诉了父母，但他们并没有当面质问他。"汉森说："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来努力接受他们选择了（他）的事实。”
丹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Danish Centre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与丹麦普通父母相比，收养父母的教育程度和经济状况普遍较好。然而，我们访谈过的被收养者认为，对养父母的筛选侧重于他们的经济状况和身体健康，不包括他们的情感状况是否适合。
收养后的跟踪检查很少。就汉森而言，记录显示，从她抵达丹麦到最终完成收养，中间机构没有再做任何事情。
汉森并不是唯一一个说收养家庭不好的人。还有几名被收养者说，他们的父母酗酒。但出于对家人的尊重，他们不愿公开发言。
赵冰国医生说："我们称之为愤怒的被收养者。"他指现在反抗的被收养者。"可以说，我们把他们送到国外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让他们吃饱饭，让他们受教育。"
现年90岁的赵冰国医生是一名杰出的儿科医生，在首尔市立儿童医院工作了14年，而后担任霍尔特儿童福利会院长30年。她坐在首尔房子的客厅里，展示剪贴簿，里面装满了她治疗过的婴儿的照片和信件，这些孩子大多患有先天性疾病，后来被收养。
“于我而言，我们的疑惑是为什么父母不来找他们的孩子？我在儿童医院工作这么多年，只有一次家长来找过孩子。如果[家长]报告孩子失踪，警方肯定会帮助他们找到孩子。”
如今，韩国的收养数量已经减少，2022年有189名儿童被国外领养。2011 年的一项法律规定，所有出生都必须登记，在收养前，儿童必须在亲生家庭的户口簿上登记。该法律首次规定，应检查养父母是否有虐待儿童、家庭暴力、吸毒或酗酒史，并宣布重点减少国际收养。
但是，对于之前被收养的人来说，痛苦显而易见，他们不确定自己的身世，一切线索都断在了儿童福利院。
06 身份危机 44 岁的安雅-拉斯穆森（Anja Rasmussen）说："我需要知道我的真实身世，"她的儿子正在她位于哥本哈根郊区家中的隔壁房间看电视。"有人故意抹去我的身世，却不需承担后果，这是不对的。”
她说：“收养往往很悲伤。最可以接受的版本是，我的亲生母亲同意收养，但为了简化程序，收养机构删除了我的身世信息。最糟糕的版本是，收养从未得到我母亲的同意。”
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丹麦的被收养者普遍表现良好——韩国人甚至比其他被收养群体表现更好——但他们在19岁时，染上精神疾病的可能性是其他群体的两倍。索菲-亨泽-佩德森（Sofie Henze-Pedersen）为研究采访了几位被收养者，她说，许多人难以建立 "完整 "的身份认同。
佩德森解释说：“如果过去的信息缺失，或者他们觉得有无法填补的空白，自我意识就会受到挑战。”
拉斯穆森担心，对于一些即将步入中年的被收养者来说，要想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为时已晚。尽管如此，她还是希望这次调查能促使韩国修改法律，使被收养者能够获得任何一丝自己身世的消息。
"这是我们的身世，"她说。"我要撕掉韩国收养的光辉形象。对一些人来说，这可能很光辉，但其中也有不光辉的部分。我需要让人们了解这一点"。
来源：译言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