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元，为何没有因为朱元璋而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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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需要避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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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的时候，负责编书的大臣们就指出，明初官员的文集里有将“元”国号改写为“原”的情况：
刘彦昺集九卷，明刘炳撰，炳字彦昺，以字行，鄱阳人。洪武初，献书言事，授中书典籖，出为大都督府掌记。除东阿知县，阅两考，引疾归……所著诗文本名《春雨轩集》，乃其门人刘子升所编。杨维桢尝为评定，其评亦附载集中。维桢及危素、宋濓皆为作序……旧本书‘元’国号皆作‘原’字，盖以明初刊板之时，犹未奉二名不偏讳之诏，故以原代元，而传写者仍之欤。事隔前朝，理无避忌，今悉改正从本文焉。
刘彦昺就是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文人。 危素、宋濂还都给他的这部文集写过序。鉴于危素1372年就死了，距离1368年明朝开国只有四年。所以刘彦昺的文集将“元”朝写作“原”朝，可以说就是明初的实况。 因为避讳这件事，具体标准是什么（每个字都得避，还是只避连用的情况），得当朝皇帝明令发话。 朱元璋不表态开恩，“元”“璋”这两个字，谁敢厚此薄彼？ 当然，朱元璋自己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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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明朝的藩属国，也出现了将“元”朝改称为“原”朝的习惯。 我们在《高丽史》和《朝鲜王朝实录》中都可以找到痕迹。 比如： 1391年，《高丽史》中有一条：
己卯，避帝讳，禁用元字，代以原。
明确的不能再明确了——就是为了避朱元璋的名讳，所以朝鲜半岛都禁用“元”字。
《朝鲜王朝实录》中 避讳“元”字写作“原”的实例
像《朝鲜王朝实录》收录了1394年，由李成桂亲撰，并上呈给朱元璋的一道奏本。 这道奏本中有一段，是李成桂向朱元璋介绍自己历代祖宗们的身份官职。 讲到元朝部分的时候，“元”字通通被李成桂写作“原”： 念臣先世，本朝鲜遗种，至臣二十二代祖翰，仕新罗为司空。及新罗亡，翰六代孙兢休入高丽。 兢休十三代孙安社仕于前原，是臣高祖，自后不受高丽官爵。及原季兵兴，臣父子春，率臣等避地东来。 所以，当时真实的情况就是，严肃场合下确实需要将“元朝”写作“原朝”。 而且这个禁令一直持续到朱元璋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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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铁证—— 大家去查史料的话，明初功臣中不少人都改过名。 比如靖海侯吴祯，原名吴国宝、江阴侯吴良，原名吴国兴、豫章侯胡美，原名胡廷瑞。 原因就是为了避朱元璋的字“国瑞”。 从来“名”比“字”更尊贵，朱元璋身边的人字都要避，名能不避？ 钱谦益参考了大量明初珍稀史料所写的《国初群雄事略》里，提及开国功臣李善长他的本名为“李士元”。 他改名善长，也是为了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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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虽然现在古文献及碑刻数据库相当发达，能给人查阅史料提供方便（特别是关键字检索功能）。 但是，过度依赖于检索系统，其实是会影响自己理解史料的能力的。 有作者通过检索找朱元璋时期照样刻着“元”字的碑刻，以及地方志中存在的“元”字，来试图证明避讳“元”字一事在明初不存在。 这表现了，他没有理解制度史的本质。 真要拿碑刻和地方志说事，任何一个读者朋友，都能找出一堆反例。 因为洪武年间将“元”朝称为“原”的碑刻，现在遗留下来的也不少。
洪武十年，《重修离相寺记》，“逮有原（元）之劫年”
洪武十一年，《重修九天圣母正殿记》，落款是“前原（元）义兵万户”
但这种罗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第一，避讳制度，本身在不同场合的松紧度就不同，对不同人群的要求也不一样。 看《大明律》的惩罚等级就知道了—— 百姓起名犯御讳需要杖一百，奏事犯御讳则轻一等，杖八十。 说的再通俗一点，给朱元璋看的奏本，会跟地方上立的碑、修的书，对严谨度的要求一样吗？ 不妨类比一下现在，按出版的规定，中国科学院不能简称为中科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也不能简称为台北故宫。 但是，也不妨碍在不太严肃的场合下，这么用的人依旧层出不穷。
第二，古代王朝执法的力度是相当有限的，不同人群的文化层面也天差地别。 不可能要求武官和文官们一个水平，更不能要求各个地方的官员都是饱学之士。 不然你以为朱元璋的文字狱怎么搞出来的，无非就是因为能记得那么多禁令的人太少，总能让他鸡蛋里挑出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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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时期做过很多礼仪用词上的调整。 比如禁“三呼万岁”。 禁用“张天师”，改称“张真人”。 禁止书信写“顿首”、“百拜”，改写“端肃奉书”“奉复”。 但是，每一样的执行力度都不咋地，都能找到继续使用旧说法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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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奏本里“元”朝又可以放心大胆地正常写，不必再用“原”字替代了？ 个人觉得起码要等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重颁《大明律》：
凡上书，若奏事误犯御名及庙讳者，杖八十。余文书误犯者，笞。若为名字触犯者，杖一百。其所犯御名及庙讳，声音相似、字样各别，及有二字止犯一字者，皆不坐罪。
换句话说，大明这时候终于以法典的形式决定了，以后你上书只要不连着写“元璋”两个字，单用“元”或者“璋”，都没罪。 这时候离朱元璋驾崩，只剩下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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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明初文人留下的书，如果不是特别古早的版本，大概率之后书商们在翻刻的时候，也会把朱元璋时期为避讳改写的“原”字重新恢复为“元”。 正如清朝四库馆臣们做的一样。 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更深入地查一查“吴原年”“洪武原年”这种“元年”的避讳方法，也算明初的另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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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跟其他古代王朝，大同小异，受当时统治力量的局限，政策不可能在国家的各个地方都受到重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熟悉朱元璋的文字雷区。 毕竟当时也不存在大数据网络，给你天天新闻通报朝廷要求。 所以真去找的话，相信能找到朱元璋时期，依旧写“元”朝的案例。 但是，面对朱元璋本人的时候，该怎么用，我想李成桂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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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一个小知识： 朱元璋与李成桂之间的“表笺案”。 “表笺之祸”的由来： 朝鲜肇始之初，与明朝往来中围绕事大文书中出现的表述问题及由此引发的双方摩擦称之为“表笺之祸”。“表笺之祸”前后发生过多次，其中包括更国号谢恩表、正朝表笺、请印信、诰命表笺以及贺千秋启本等。屡次发生“表笺之祸”的原因，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宗系误会、明鲜边疆矛盾、文人反明意识、表笺文辞不敬等，其中边疆矛盾最为根本。 明太祖对别人遣词造句的要求有多严格，看完这个你就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