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拍王子文，拿下三个最佳(图)

杀青那一天，演员王子文哭得很惨。

那是2020年泉州的冬天，她正结束电影《温柔壳》的拍摄，将赶往《三体》远在东北的片场。

那一晚，她向人诉说对这部小成本电影的不舍，她说，这部电影好像将她洗了一遍。

《温柔壳》中，王子文确实有一双像被洗过的清澈双眼。不止是她，还有男主角尹昉。他在一间亮室中奔跑，直到人群之中的那个女孩也笑了，才结束一场恶作剧。三十多岁的年纪下，这在演员中也是罕见的，一派天真的样子。

《温柔壳》剧照


王子文演觉晓，尹昉演戴春。他们在一间精神受困者的疗养院里，开始了恋爱——这部名叫《温柔壳》的电影，在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一口气拿下了三个奖项，费穆荣誉最佳女演员、费穆荣誉最佳男演员和费穆荣誉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是王子文，最佳男演员是尹昉，而最佳导演的奖杯，是王沐的。


王沐是一名中年男性，大连人，微胖、不脱发、讲话慢，性格直率。《温柔壳》是他的处女作。


拿了奖，但其实是一股忐忑，贯穿着王沐过去的五年。从2018年筹备剧本，2020年冬天拍摄完成，再到今年5月26日电影《温柔壳》在全国院线上映，这个漫长的战线，已经拉了整整五年。


还好，口碑不错。
王沐

这五年来，世界几乎是天翻地覆地改变，王沐的生活也一样，他有亲人离世，也迎接了一个崭新的小生命，他振作又受挫，受挫又振作。


但还好，五年前起草、三年前拍完的电影《温柔壳》，仍旧在2023年受到了认可。


6月伊始，王沐导演接受了南风窗的采访，讲叙了他因为拍摄电影《温柔壳》所窥见的精神受困者的爱情与世界的一角。


王沐承认一部处女作的局限性，他在采访中袒露，自己如何用人生的一个五年，来决心平视一群人。


他们是精神受困人群，也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恋人、家人，甚至是我们自己。


推开门
“过年好。”2018年的盛夏，大连国礼医院里，一个男孩反复对刚进来的王沐打招呼，“过年好”。


王沐礼貌回复：“你也过年好啊。”对方狡黠一笑，转身就向同伴炫耀——好坏。原来他是来试探王沐的。王沐也笑了，但突然就被抚平了紧张。


这是一家精神专科康复中心。这一年，王沐因为决心要拍摄一部精神受困者的爱情电影，托了朋友，得以进入精神专科康复中心的住院部采风。


这也是王沐走近精神受困者的第一天。


这一天的故事，从一扇门开始。


国礼医院的一扇大铁门，没有上锁。王沐在犹豫：是等院长来接，还是直接推门进去？他好奇为什么这里不锁门，也没有人从里面跑出来。王沐站在门外打量着里面的人，里面的人也偶尔回看他。


他推了门进去。


进去之后，王沐慢慢放松下来。在今年5月底电影上映后，王沐写下一篇长文《温柔之必要》，讲叙了许多自己采风第一天的经历。



王沐在豆瓣写下长文《温柔之必要》


而《温柔壳》电影的男女主角原型，就来自王沐在国礼医院见到的一对女孩和男孩。


那一天，王沐推开铁门，在人群中看到了那个女孩，“她身后一直跟着一个男孩，健康的肤色，眼神专注坚定，他永远和女孩保持着固定的距离，从来不打扰她的生活”。


国礼医院是男女分住的，但院长告诉王沐，这里经常会有人谈恋爱。“他们并不避讳，也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这里的工作人员，便不会多加干涉。“不过这样的恋情总是短暂的，一旦有一个人出院了，这种关系也就戛然而止，他们似乎很难得到家人的认同，尽管这些家人，大多数时间从未来看过他们。”

探访国礼医院之后，接下来的十几个月里，王沐持续着采风工作。他看了十几本相关书籍，走访了五家相关机构，拜访了一些心理学和精神科的专家。


在一年多时间的采风里，王沐有一些发现：相比于过去“精神病院”这种粗暴的称呼，现在的机构名称要温和、五花八门得多。有的叫心理医院，有的叫第几人民医院，有的叫康复中心，有的叫疗养院。甚至有一些地方的福利院里，也居住着许多精神受困者。


不同的名称可能对应着不同的环境，王沐印象中，叫疗养院的地方往往环境会稍好一些，但这些机构都有着一个共同点：护工总是不够，“1比8甚至1比16。”


王沐去过的机构里，居住环境是很参差的。一些机构给王沐留下的印象是温暖的，“似乎永远能感受到有阳光透进来，有人很平静地在其中生活，吃饭和散步”。


而另一些机构，有封闭生活的场景，8个人睡在一个大通铺上，还有没有遮挡的卫生间，能够看见里面的每一个坑位，也给王沐留下深刻的印象。


环境的参差，也在电影《温柔壳》中有所呈现。


男女主角相爱的疗养院，选址在福建泉州的鲤城福利院，那里的环境是温和的，大门是敞开的，住在那里的人也几乎没有攻击性。福利院里的真实住户和工作人员也在电影中出镜，大多数人的状态平静，神色天真。


而电影里，男主角的父亲也是一名精神受困者，他所居住的则是民间经营的无名收纳所。那里房间狭小，收费便宜，有着被数倍放大的“老人味道”。


虽然从一开始，《温柔壳》便定位是一部爱情电影，即便选定了“精神受困者”这个群体，王沐也从没有野心要为这部电影做一个缜密的社会学田野调查，但他仍旧花了很多时间去亲近他们，试图在电影里放进一些生活的细节。

在忐忑中
一股忐忑，贯穿着王沐拍《温柔壳》的这几年。


一方面是个人发展上的忐忑，一方面是关于电影的忐忑。


从2018年初决定从编剧转行做导演，并选定要拍精神受困者的爱情故事开始，身边就有人告诉王沐，这是一个勇敢又危险的决定。


《温柔壳》制片人告诉南风窗，中国的电影圈似乎有一个怪事。摄影转导演、执行导演转导演、演员转导演都很常见，但是感觉一个编剧转行做导演的争议就有很多，因为大家常说：“写剧本和镜头呈现，完全是两件事。”


但是王沐想转行，原因不是别的，他只是想表达。


在转行之前，王沐曾经跟国内非常知名的导演合作过剧本，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搁浅，作品无法和观众见面。写一个剧本将近一年的时间，作品中承载着他的情感和一个人生阶段的感悟，连续两三轮合作踩空之后，一个青年编剧的两三年努力都变成无用功。


在没有产出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王沐都很焦虑。“恨不得自己去做一点手工。至少是看得见的，有一个东西摆在我面前。”


想要表达，被看见，三十出头的王沐一股冲劲儿，决定干脆自己拍。


拍什么呢？


最开始，王沐只是有一个模糊的想法，“要拍一个爱情故事”，最后锚定到精神受困者身上，王沐说是“命中注定”。


2017年他身边有一位编剧前辈因为抑郁症轻生。“只是一个短暂的工作接触，大概两个月，我觉得他身上似乎有无穷的精力，他很酷，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我想要成为的人。”但是有一天，王沐突然听到，这个人离开了人世。


这件事对王沐产生了冲击。


他开始去关注精神疾病的话题。慢慢地，他发现原来身边有这么多的人都有精神困扰或者情绪困扰。这些朋友的遭遇，在王沐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温柔壳》剧照


那年年底，王沐逛书店，恰巧看到一本五年手账。那是一本有趣的日记本，每一页上都可以看到五年今日，这样的安排让王沐对时间的流逝有了实感。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好奇：“我从想拍一个电影，到它拍出来，再到它上映，将会用多长时间？”


一个普通人想拍电影的梦想，一部电影从出生到与人见面，这一段历程有多长？王沐真的很想知道。


十几年没有写过日记的他，买下了这一本手账。


但当时的王沐并没有预料到，这一本日记，将会伴随他整整四年。伴随他去精神专科康复中心采风，伴随他拿到2019年平遥国际电影节的创投奖金，伴随他又去海南电影展拿下电影的启动资金，伴随着他的孩子出生，伴随着疫情三年电影行业的持续萧条，伴随《温柔壳》开拍……而到他停笔封本的那一天，这部电影才刚刚定剪。


王沐本想接着写的，按照原计划，把日记写到电影上映那一天。


但王沐害怕了。


他担心——这本五年手账如果不够用怎么办？为了一部电影的诞生，这一本日记中已经记满了他的忐忑和努力，如果写到最后一页，电影还没有上映怎么办，“会不会显得我太可怜了？”


王沐决定封存了它。


再一次打开这本日记，是2023年5月24日。《温柔壳》的首映礼结束之后。


五年多时间过去了，电影终于上映了。


这一天，伴随着一部电影从0到1，王沐在豆瓣写下那篇长文：“温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


得的什么病
直到今年6月初，接受南风窗采访的时候，王沐说自己仍旧在这种忐忑之中。


而王沐最大的忐忑就是：“如果我没有做好，可能会冒犯大家。或者说他们会误会我在消费一个群体。”


南风窗记者问王沐，他内心是否有一个答案，《温柔壳》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才算不冒犯精神受困者人群呢？


视频对话框里的王沐，立刻表现得有点无奈。一部电影出生之后，评价的权利就交由他人。导演没有办法。

如果非要有一个办法，王沐的办法是“平视他们”。


如何平视一个精神受困者，王沐在生活中、在他大姨的身上学习到了一些。


从王沐记事起，他的大姨就已经被诊断出有精神障碍。她的脸上总是挂着一股笑，处在一种不太清醒的状态。家里长辈对大姨的病因，向来讳莫如深。“因为当年受刺激，似乎是和姥姥有关系。”


成长的过程中，王沐也只是远远地看着自己的这个亲人，和她鲜少接触。


直到2019年9月，姥姥在大连去世。王沐作为家中这一辈唯一的男性，回家给姥姥主持葬礼，在葬礼上，他见到了大姨生的两个女儿，自己的表姐们。


表姐告诉王沐，在葬礼的前一天，才敢让大姨得知姥姥去世的消息。


但大姨似乎比想象中更冷静。她只是说：“那以后再没有人给我打电话了。”


原来，在姥姥人生的最后两年，她每一天都和大姨保持着通话。


王沐无法不去想象那个画面，春夏秋冬从眼前划过，一个年迈耳背的老人，和她语速很慢的大女儿，每一天聊天的样子。


王沐甚至会想：最后这两年，大姨和姥姥是不是以这种方式和解了？但他又觉得，对于生活在“故事”中的家庭来说，不管是精神受困者，还是精神受困者的家人，“和解”这个词，都太轻简了。


王沐似乎走近了大姨一点，也更贴近了自己的电影《温柔壳》一点。


他似乎也把从大姨身上感受到的情感、对亲情的体悟，盛放在了自己的电影中，放在了电影主角的亲子关系上。


从编剧转行而来的导演王沐，在片场很少对演员讲戏。如果他觉得哪里不对，他会去和演员讲故事。他用一个故事去向演员沟通，请对方体味故事中的情感，由演员自己来发挥表演。


为了把真实的经历勾出的情感，灌注到电影中。王沐还找了两个朋友，他们和电影中的觉晓、戴春有着几乎一样的经历。王沐请他们念一遍电影的台词，录下来，送给王子文和尹昉听。让演员去感受，现实中有类似经历的人，在这样的场景下，会是这样讲话的。


王子文听了录音，问王沐，她说这个人听起来怎么不像是生病了。类似的提问王子文也在一些采访中讲过，她说她问过导演，觉晓到底生的什么病？


王沐说：“觉晓没有病。她只是不高兴。”


这样的问题，南风窗记者也追问王沐，男主角戴春到底生的什么病？


王沐最开始不想回答，他说他不理解，“为什么你们看到一个人，不是看他爱什么，想做什么，要解决什么困难，而是一直追问他到底生了什么病？”


但后来追问着追问着，王沐告诉南风窗，最开始他也想要设定清楚，戴春到底生的什么病，但是他看了很多书、电影之后发现，同一种疾病可能在不同的书上有完全不同的反应，同一种病人在两个不同的电影里会有两种面貌。而探访过的几乎每一个专业的医生也都告诉王沐，精神障碍患者通常是千人千面的。


后来，王沐索性不想在电影里讲戴春生了什么病了。


“这部电影不是要为戴春治病的。我要写的只是两个人，他们相爱、就业、结婚、生育。他们的爱很美，很珍贵，和我们一样。”王沐维护他们，或许已不单是一个导演维护自己的作品，更像是维护一个老朋友。


王沐打定了主意，《温柔壳》要讲两个精神受困者的爱情故事，但要讲他们身上更贴近普通人的那部分。


为觉晓和戴春这样的人去维护一份普通的爱，其实更难，更珍贵。

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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