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零工资：一个985文科硕士躺平的方式（图）

最早注意到衮衮，是关注她的社交账号，她时不时在上面发一些支教日常，其中体现出的对当地文化的了解，与孩子的情感链接，都超过一般支教老师。后来才知道，她从考上985学校硕士后，与作为日语培训老师的伴侣洛桑，已在偏远藏区支教10年，并且准备继续下去。

衮衮支教的学校并非当地公立学校，而是供当地孩子正式入学前或辍学后的补充教育，帮助他们学习汉语和能够谋生的手艺，以便在未来，当他们希望进入外界社会时，可以更好地融入。衮衮还说，作为一个从小就在“卷”的主流教育体系下的学生，与其说是她和洛桑在支教，不如说，他们在和孩子们相互疗愈。
以下是衮衮的来稿。

卷学历的前半生
这个月，对于我和另一半洛桑来说有点特别。我们在海拔4500米的川西高原因为支教而相遇，又一起继续支教，马上就整整十年了。
两人一起，会被称“神仙眷侣”，也不止一次被问，是谁在陪谁实现梦想。当然，被问更多的还是，一个985高校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一个日语培训老师，究竟出于什么缘由，在旁人眼里那么苦的地方，不拿一分钱工资，一待就是这么多年。
假设性的问题已经难以验证，确凿的事实只有，原本不相识时的我们，不约而同选择了来到偏远山区支教，才有了后面的故事。要想完整回答这些问题，或许得从我们支教前的成长讲起，从一个接一个的选择讲起。
两人一起，会被称“神仙眷侣”，也不止一次被问，是谁在陪谁实现梦想（受访者供图）
我生长于慢节奏的山城重庆，父母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家境普通，希望子女青出于蓝，我童年的周末，全是在平价的少年宫和文化宫度过的。我一度没让父母失望，奖状一张接一张地领回家，高光时刻是被评为区十佳少先队员，踏入气派的大礼堂，接受颁奖。
长大后，有几次兴致上来，再提起这遥远模糊的幼时荣光，也是自嘲：“那就是我的人生巅峰了啊！从此便都是下坡路。” 确实是下坡路，或者也叫退出内卷之路。
一开始当然是被迫退出。在普通小学里是，我算名列前茅，但进入市重点中学，迅速领会了什么叫今非昔比。后来高考总分并不理想，但孤注一掷，只填了浙江传媒学院新闻学这个专业，不接受调剂。幸运的是，被录取了。
我高中第一次读到《南方周末》后，勾勒未来图景时，唯一能产生画面感并心潮澎湃的职业，就是记者了。大学期间在两家报社和一家影视公司实习，发现学历依然是入行传媒的敲门砖。为了进入心仪的报业集团，大学毕业时，我临时开始准备考研。
2013年，我22岁，如愿考上四川大学。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在主流赛道的拼搏中，单场胜出。当时怎么也想不到，这条路会把我引向长期支教，而非记者行业。
洛桑的成长也很简单，同样家境平平，按部就班地升学。因为喜欢日本文化，他的高考志愿只填了日语专业。大学毕业后，作为班里一只手数得过来的真正学会了日语的学生，他开始在培训机构当日语老师。
工作的几年里，一存够钱，洛桑就辞职旅行，曾从成都骑到拉萨，也独自骑行过东南亚四个国家。2013年我刚大学毕业不久，洛桑28岁，生活在江南小镇，朋友们都已结婚生子，只有他孑然一身，近于可笑地事业无成，拒绝相亲。也就是在这一年，洛桑决定进藏支教，因为曾在进藏骑行时受过藏人帮助，希望报答。


我想支教的原因没有洛桑那么具体，只记得小学时学校组织给“希望工程”捐款，就开始有了这样的愿望。高中时，曾不顾家人强烈反对，报名了汶川地震的志愿者，因未年满18岁被拒绝才作罢。
大学里，我唯一坚持下去的社团，名字叫“大手牵小手”，任务是每个周末为学校附近打工家庭的孩子补习。那时候我就想去支教了，但对短期支教的体验性质和实际效果有所怀疑。后来决定考研时，就想着，如果考上，就能得到整整半年空档，也许就可以把支教付诸实践了。
所以硕士研究生的初试一结束，我就开始搜寻支教地点；复试完，我又第一时间通过“中华支教网”上的联系电话报了名。
身在江南小镇的洛桑，也是通过这个平台报名的。一段时间后，我们和另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小伙伴在成都汇合，经过两天的大巴路程，再转小面包，终于在颠到屁股已经快不是自己的第三天傍晚，到达了支教地点。

支教初体验
这所“学校”所处的海拔有4500米，本来只应作为山下藏民的夏季牧场，后来却逐渐一千多人口终年定居。说是学校，其实只是由当地颇受敬仰的好心人发起建立的学习场所，帮助孩子们学习汉语和基本的现代社会知识，在这样的学校里，支教老师并不能获得“编制”。
我们去的这所学校里有大约50名学生，按年龄简单分为大、中、小三个班，这些学生，大多数从没上过学。
另外，学校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万里无云的午后，兴许能有几小时信号，但常常一停就是半月十天。从学校通往外界的山路非常狭窄，仅容一车通过，且大段大段都在悬崖边上。马路靠山壁的一侧高高耸起，斜斜地倒向崖边，好像随时要故意把人和车，往另一边的万丈深渊挤下去。
有一次，我、洛桑、还有另一个驾龄十余年的支教老师，跟着一辆越野车出山采购。出去后，开车的本地人要隔一阵子才回来，就由我们把车先开回村里。因为马路朝悬崖倾斜，我们把所有稍重的物品都堆在车厢朝里的一侧，每当遇上稍大的拐弯，或者水坑，洛桑必须下车引路，留下我和司机，在车里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僵持。

因为开车的老师怕出事，让我也下车，我也怕出事，更不可能丢下他一个人。那么低的气温，他开得几乎浑身是汗，每一个拐弯，都要耗上十分钟甚至更久，才会突然发出一声闷吼。我知道那代表着，他终于决定踩油门了，就用力掐住手指，紧闭双眼。
一共二十多公里的路，我们就是这样，开了三个小时。
这所学校在我们去过的所有学校里，海拔最高，生活条件也是最差的。在学校里，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用夹生米饭和方便面扛过一顿又一顿。小半年支教的最后一段时间，也许因为过度缺乏营养，我连续几天发烧，没有退烧药，只能靠葡萄糖水支撑。
但那几个月的纯粹快乐也无法复制，许多孩子至今和我们保持着联系。我和洛桑，正是在那个甘之如饴的过程中走到了一起。
重大的决定和微小的改变
那次支教结束后，我回成都开始读研，洛桑也来到了成都。我们一起借钱，合伙开起一家小小的、以我们相遇学校命名的青年旅舍。
接下来的两年，我一边念书一边与洛桑共同经营青年旅舍，同时我们也开始和支教地区的人们产生更多连接：大包小包回去看望，为他们制作适合藏族孩子的汉语学习光盘，陪不懂汉语的村民们在成都看病，为熟悉信任的学校联系支教老师，接送十几个得到资助出来上学的小孩……
我们商量好，等我毕业，先回山里支教半年，然后把店转让出去，摸索边旅行边赚钱的方法，去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


所以一等我毕业，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位店长，安顿好店，一起去到我们早就探望过的第二所民间学校支教。几个月后，我们对支教这件事“陷”得更深了。回到成都后，又经过几个月的犹豫挣扎，我们最终决定，将店转让出去。不是为了环游世界，而是彻底地回到山里去。
转店的决定之所以那么难，是因为我和洛桑为这家店倾注了大量精力和感情。开店三年半，它的评分始终在成都的青年旅舍中位列第一，也让我们认识了很多随性的旅人，结交了一大帮好友。同时，旅舍的收益也支撑着我们的公益和旅行。
但无论多么舍不得，我们内心的天平已经倾斜，无法一心二用。
从转店后正式长期支教，至今刚好六年。前三年仍在毕业时回去的那所学校，后三年来到了一所学习传统手工艺的学校，同样是由当地人建立的民办学习场所。这类学校里，学生们的吃、住、学习通常依靠捐助，学校也往往没有余钱请很好的老师，因此免费教学的支教老师就显得愈发珍贵。

加上转店之前的四年，十年里，包括我们自己待过的三所学校，汇聚了众多力量后，我们总共帮助过近十所这样的贫困学校。除了支教，也开始为他们一点点改善眼下的生活，从日常补充营养，带出山看病治病，到用上光伏发电、水厕、净化水设备……
好开心确实有带来一些改变。一个学生家的小弟弟，因为经常和我们说话，学会了很多汉语，去乡上读学前班时，老师问他，为什么会讲汉语，他骄傲答，我们有洛桑哥哥和衮衮姐姐。第二年，他又到县城读小学一年级，乡里一共去了30个孩子，只有他会汉语，立刻引得老师注意，当了学习委员。
和一位乡小学的老师聊天，说我们教过的学生，进入正式的教育体系后，在每个班都是前几名。有不知情的老师问起来，他们说是在村里学的，老师们一开始还不信——村里哪会有什么老师。早就有一个小孩也向我们嘚瑟报告，说自己是班里第二名。问怎么不是第一呢——第一是我们教过的另一个学生。
时常收到报喜，比如学生们一个接一个考到了整个甘孜州孩子梦想的康定或者泸定的学校。有拿到大学毕业证书的学生来看我们，说也准备当老师，当我们这样的老师。作文里也总有人写，长大当老师时，也要给学生们买好吃的，也要帮助别人，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的梦想也在变得更大一点。最初只是希望孩子们学好汉语，以后与外界接触时，总归能容易一点。但最近三年，新的手工艺学校里，除了教汉语，还会教唐卡绘画和藏装缝纫。很多已经不算小孩子的女孩，她们本来会在十几岁就被安排结婚，但在这里学习后，可以开缝纫店，可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力更生，并赢得敬重，获得更多的人生自主权。


唯一担心的事
十年里，不管在哪一所学校，我和洛桑都没拿过一分钱工资或者补助。因为学生们吃住学习的花费，大多就是我们四处募捐而来，心里很清楚，我们每拿一分，能用到孩子们身上的，就少一分。
所以我们的收入，除了几年前的那笔转让费（当时因为家里需要用钱，其中的一半给了父母），只有每年再抽出几天时间卖特产。
事实上，如果只是解决两个人的生活，开销也不大。要么每个月只骑一两回摩托去能够买到蔬菜的镇上，要么等流动蔬果车十天左右进乡一次，每次最多就花个百来块。反而是给家里转钱或者添置家用，给学生们买吃的，养育附近的流浪猫狗……加起来会花掉我们每年收入的近一半。

唯一难以解决的事情是生病。不管哪所学校，都有人劝我们，把户口迁过来，要帮我们盖漂亮的房子，但我的确担心，因为医疗条件太差，生了急病重病，来不及治疗。
记得有一年感冒经久不愈，咳到肋骨发炎肿痛，又一次发起高烧，洛桑说该去医院了，我迷迷糊糊生起很大的气，这边的医院什么也看不了，康定成都又那么远，坐车就先把人坐死！
也就是这段时间，洛桑有天起床后，因为结石突然后腰剧痛，后来花了一整天，才辗转找到一辆车，跨越两个县，赶在医院关门前半小时，得到了治疗。
医院医生就说，这边的人，绝大多数都有“石头”，因为山泉里太多矿物质。除了山泉，牦牛和各种野生动物的粪便造成的水污染，也容易引起病痛。为了保护水源，手工艺学校的校长常常扛着铲土的工具上山，把被大雨冲进水中的混合着粪便的泥土挖走。而回来时，往往会采回五颜六色的野花大把。


高原上的孩子
条件看起来如此，但我仍然放不下山里，原因也简单，这些高原上的孩子，太惹人疼了。
毕业后回去的那所所谓“学校”，同样只是把村里的孩子们聚集到一起，学习语言，学习知识。“学校”里没有书桌，没有床，大部分空间是用一张连一张的地垫，串成了大通铺，另外留下小部分空间，供大家围成一圈，吃糌粑、馒头、酱油配面条、青菜下白米饭组成的一日四餐。
几十个小朋友，吃饭，睡觉，学习，全在同一间铁皮房，朝夕相伴，从不争吵。他们毫不保留地对老师充满信任、亲密、尊敬和礼貌。我原本羞于表达，肢体僵硬，也跟着他们学会了大声喊出想你，爱你，每天数不清多少次结结实实地拥抱与被拥抱。


他们中还有孤儿，更多的是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但这些孩子丝毫没有因此变得孤僻，自卑，而是明朗阳光，爱笑爱闹，对伙伴们饱含真切的关怀。
高原上的孩子很苦，由于长期缺乏营养，个头普遍比城里的同龄人小。又因为海拔高，短暂的夏季一结束，就开始每天有人生病，发烧，全身这疼那疼，而村里唯一的药物是头痛粉和几瓶早已过期的消炎利胆片。
有一次去几十公里外的镇上，买到了儿童专用的退烧药，粉红色，看起来甜甜的。第一次喂药，所有人围成一圈，生病的娃娃仰头咕咚，一圈小孩热烈地鼓起掌来。因为交通不便，物价高昂，这样的退烧药先只买了几瓶，很快被小孩们喝光，就因为馋那一口甜。
孩子们吃水果，会夸张地把整只橘子塞进嘴里，闭上眼睛，享受地缓慢地抿；有时一人分得几颗葡萄，会串在铁丝上，举着脖子努着嘴去够；香蕉皮连舔带刮到无法更薄，最后又把果皮变成玩具，尽量延长水果在嘴里和手里的时间。走在村子里，只要碰到人，他们还会骄傲地炫耀，这些东西是谁买给他们的。



这里的孩子，生活从来说不上容易和轻松，然而笑容就像长在他们脸上，没有什么是唱一首歌跳一支舞解决不了的。就是这些浑然天成的爱与被爱，无知无觉地，把我们彻底留了下来。
说是我们在支教，疗愈却是相互的。比如经常收到远比美味佳肴更珍贵的礼物，最多的是用饮料瓶装的新鲜牦牛奶，走很远路特地来送。还有刚烙的饼，刚炸的麻花油条，刚挖的野菇，只在六七八月长得出来的青菜，甚至还有山里藏族人赖以生存的虫草，好些次也被包在纸巾里送来。
也是由于缺乏营养，很多学生小小年纪就长出白发。一个白发已几乎多过黑发的女孩，会在下雪的日子里三点起床，扫净教室外长长走廊的积雪，防止同学们起床后走路打滑。也会在阵雨突袭时，把已经戴了帽子的我，罩进她宽宽大大的藏袍袖子，“老师你身体差，不能淋雨。”


一个非常亲近的小女孩的阿爸，有次用黝黑粗粝的大手定定指着我，一字一顿，“你，她的运气。”他不太会汉语，但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是说遇到我，是小女孩的幸运。但在我们心里，遇到这样一群人，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幸运。
身在高原，不管是住在神仙般的半山腰小木屋还是河谷草原，大多数的夜晚都能看到银河；彩虹总是成双出现，扎在地里，触手可及；包围学校的雪山几乎终年闪耀，蓝天和云朵都是漫画中的颜色与轮廓。
我们还学到了一些知识，比如高原所有野花度过四季的顺序，比如怎样，让牦牛温顺地走来，怎样养好一只羊，让它把脑袋凑上来给我们摸，对我们笑。
我们失去了很多，但得到了更多。
双方家人的确不支持我们过这样的生活，不时劝我们，回到城市找一份工作，为将来做些打算。也有人可能会说，这样的活法，有亏于父母。但我想，我们其实没有给谁造成负担，我们只是，找到并勇敢选择了自己的人生。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