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互相瞧不起？张泰苏vs贾瑞雪背后的科学哲学问题

文/孙宇凡 首发时间：23年1月20日
最近，关于晚清曾国藩的研究登上TOP5刊物，引起了学界的讨论。这篇题名《权力之网：精英网络如何塑造中国的战争和政治》的论文，发表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内容正如标题，一目了然。论文摘要也强调了其贡献：“强大的个人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产生影响。然而，人们对个人对宏观政治经济结果产生影响的过程仍不清楚。……。本文的研究结果强调了微观精英网络如何影响国家政治和社会权力分配，为精英、战争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以下是论文中，关于曾国藩等关系网络的一张图片。 这篇论文的作者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贾瑞雪副教授以及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白营、杨娇娇。然而，这篇量化历史分析，遭到来自耶鲁大学张泰苏教授从历史学或历史社会科学角度的批评。 在微博上，张泰苏与贾瑞雪来回过招，十分有趣。 （左：张泰苏；右：贾瑞雪） 我以粗糙的方式总结一下二位高手的交锋： 张泰苏认为这篇文章用量化研究方法解释了历史学的常识，甚至一些历史社会科学的作品对类似议题（如精英网络）研究也非常精彩和值得参考，而当时的历史复杂性可能反而被贾瑞雪等人的研究忽视。 贾瑞雪认为，这篇文章对于经济学领域关于国家能力、精英网络等方面还是有贡献的——正如摘要里所说得那样。 怎么看这样争论呢？你可能有两点想法。确实，这也容易想到： 第一，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又来侵略我们社会学和历史学了，把我们的复杂性简单化，把历史细腻故事变得无必要的量化和建模。 第二，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反而都是研究视角不同，有什么好争的。 上述两种评论较为直接了断，但也容易错失争论中的细节。我建议仔细想想、仔细看看：就曾国藩研究，为什么张泰苏和贾瑞雪的交锋，确实有交锋地带，但也像有点 “自说自话”，还似乎总想把对方拉到自己的战场。 张泰苏可能想告诉贾瑞雪：“你看！历史社会科学和历史学这么丰富这么好，你不妨先读读。” 贾瑞雪可能想告诉张泰苏：“你想，咱们经济学家是这样的讨论的、这样提出贡献的。” 为什么会这样自说自话或者拉据呢？我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想想：TA们争论的，不仅是“如何解释曾国藩现象”、如何用理论/材料解释这个现象，而都“可能”从一定的预设出发，思考“什么是好的理论/好的研究”。 因此，尽可能揭露和说明评价对方研究的预设，值得思考。 以下，我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提出三点分析： 第一，“什么是好的解释/理论/研究”？不同学者往往预设不同的认知价值及其权衡标准。说清这些标准及其权衡，至关重要。 第二，“什么是好的解释/理论/研究”？不同学科对同一套方法与策略，也会有不同的认知价值和权衡标准。这两点都是来自科学哲学家以及自然科学家的反省。 第三，就历史社会科学/历史学来说，我提出过“迂回历史学、进入社会学”的讨论，在此值得一思。为什么历史学值得尊重？未必是因为历史学做得多好，也可能是社会科学家容易自我隔绝，以致重复发明车轮。
- 1 – 什么是好的解释/研究？ 张泰苏/贾瑞雪选择了哪些认知价值？
我们通常关注的是问题“我们如何解释事件X？”，比如我们如何解释清朝灭亡发生的原因？如何解释曾国藩有多大的后果？然而，我们会忽略的一点——关于一件事情的起因或结果，都不止一个解释，所以我们都要选择：为什么一个解释比另一个解释更好呢？ 什么是好的解释？什么是好的研究？ 你可能反对“好”的评估，会认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这样的相对主义或多元主义有可能逃避问题，而不是澄清问题。 或许，你可以会说，因为张泰苏说的那些历史研究、历史社会学研究，更有“解释力”。问题又来了：什么是“解释力”？这样的含糊词汇，跟逃避问题，没有什么两样。 其实，关于“理论选择”、“认知价值”、“理论美德”、“解释标准”，是有很多讨论的。历史哲学家有时批评历史学家不注意这样后设的讨论，但是社会学有所不同。社会学常常会介入这种后设反思。比如，我很喜欢的北欧社会学家Ylikoski就区分过“好解释/坏解释”的五个维度。 当然，这方面较早的开拓，还是写过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在1970年代的一份研究所示。其中，他提出在做理论选择的时候，我们会根据以下认知价值：1.精确性；2. 一致性；3. 广泛性；4.简单性；5. 富有成果性 我们都期望一个研究能在每个方面都做到最好，但是这可能吗？ 你的男友可能长得不帅，但足够喜欢你，于是你就感觉TA是“好男友”了。如果你对男友样样都要求，那最后反而99分的男友也是“坏男友”了。同样的，做理论和做解释，也会如此。 当张泰苏要求贾瑞雪的研究在“精确性”维度上做到更好的时候，会迫使贾瑞雪既要讲曾国藩对军功渠道的影响，也要讲捐纳卖官对当时制度的影响，但是那就可能牺牲经济学的“简单性”。否则的话，贾老师的模型就要“肿起来了”。反过来也一样。 因此，从认知价值/理论美德的维度区分及其权衡的角度，就能够明白一个道理：表面上看，你觉得张泰苏和贾瑞雪是各执一词、互相认为就国家能力、曾国藩现象等同一个议题都有所不足，但背后那个“不足之处”是哪一方面，是可以认真归纳和总结的。 你说，这样的思考是有意义吗？会不会太抽象？会不会对实际研究者没有作用？其实，早在库恩的科学哲学论文之前，生物学家就提出了证明，我们不仅要明白有哪些维度的认知价值，还要思考如何权衡！这是必要的、也无法避免的。 有兴趣的话，可以进一步阅读生物学家Richard Levins在1966年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论文，讨论的是种族生物学的建模策略，如何必须在普遍性、现实性和精确性三大方面做取舍。
- 2 – 什么是好的解释/研究？ 张泰苏/贾瑞雪接受了不同的学科价值？
对于解释选择/理论选择/认知美德，除了抽象的列出几个维度，讲清楚大家各自依据的是什么方面。请同样注意到，在张泰苏和贾瑞雪的争论中，会对学科边界和特点各执一词。 贾瑞雪认为，TA们的研究不仅讲清楚了微观力量的宏观作用，也为抽象的概念（如国家能力）提供了微观证据。张泰苏认为“这一套实证刷新了我们哪些传统共识？”反过来，他（似乎）提供的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共识，有时和制度分析有关，比如督抚以上看军功、三四品以下官员看捐纳；再比如太平天国战争对税收制度的影响；还有，他也关注究竟这个精英网络的受益人是哪些类型。 如果你仔细看张泰苏和贾瑞雪的争论，有时会觉得TA们争论的不在一个层次上。其原因，是因为二人认为“好研究”的标准是有学科特点的。贾瑞雪想把张泰苏拉到经济学里，说明自己对经济学讨论传统的贡献，但张泰苏想把贾瑞雪拉到历史学，想表达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等方面的“好研究”是什么样的。 因此，是不是“好研究”、“好解释”、“好理论”，也有学科特色呢？有的！ 由于TA们讨论的是网络有关，我们不妨看看网络分析在不同学科的命运——为什么同样的是网络分析，同样在经济学、社会学甚至物理学里使用，但为什么大家认为“好的网络分析是什么”有所不同呢？ 简单地讲，每个学科的“基本预设”不同，所以你使用一个方法或理论的时候，要考虑和这些基本预设的兼容度。 自从20世纪50年代网络理论逐渐在社会现象中应用以来，该领域往往关注两个问题，都在贾瑞雪—张泰苏争论中能看到： 第一，网络是如何形成的？比如，你现在观察到以X为中心的网络结构，就会问：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第二，网络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比如，X如何用他的关系网络建立了军功、影响了央地关系等。 进一步来看，经济学的网络研究会有两个特点： 第一，倾向于成对稳定的形式网络模型。经济学家有时会结合博弈论，认为一个人和另一个建立关系，需要付出努力，觉得建立关系网络是有价值的，也会倾向于形成“成对稳定”的网络。正如稳定性是“成对”的，你好我好大家好，所以这种链接才不容易切断，网络才能成为网络。当然，经济学家也会承认，这是理想模型，现实中较少出现。 第二，强调微观基础与通用环境。经济学家会关注行为者的什么特征适用理解网络的形成与解散，并且这种行为者特征或行事逻辑是在不同环境下都通用的。 那么，社会学家怎么看待网络分析呢？ 第一，网络有自身的动态逻辑。比如，社会学家会认为一些网络模式是预先存在的，不用先考虑它是怎么生成的。而对于网络演化的研究，TA们会自然而然地使用像“偶连性”、“路径依赖”之类的概念表达它是自己在变化，而并不总要回到微观行动者的逻辑上去。 第二，网络生成机制有临设的逻辑。社会学家不依赖理性人博弈作为微观基础，所以希望对于不同网络的形成提出临时设定的解释逻辑，也无需强调这个逻辑是多个环境条件适用。比如，文化社会学家对网络分析也会插上一嘴，讨论为什么美国有些黑人比另一些黑人更加不相信“美国梦”，是因为TA们的网络不同：不相信美国梦的黑人，往往是走出黑人社区，向上流动，遇到了更多的制度性歧视问题，所以梦碎了，不信了；但是，没有走出黑人社区的黑人则更愿意相信美国梦这一套宏大抽象逻辑。 因此，简单地讲，同一个网络分析策略，但是学科遭遇/标准却不同：社会学不在乎微观基础与普遍适用，但经济学在乎。所以，“好的网络分析是什么”，两个学科有不同的回答。这也许是张泰苏和贾瑞雪背后的学科之争。 - 3 – 不管是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 为什么没有更尊重历史学家？
话说到这里，好像我一直想表达：你看，张泰苏和贾瑞雪都对，只是没有认识到自己背后依据的学科化/认知化的“好解释”、“好研究”的标准是什么。 但是我还是想说偏一些：历史学的研究确实有值得尊重的地方。但是，这也许未必是因为是历史学研究比社会科学厉害，而是社会科学家自己固化了，容易忽视历史学的平行发展。 我推送过一篇文章，其实是政治学家写的，发表在2021年的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但是他却探讨了历史社会学名著的问题： 难怪历史社会学老是被历史学看不起！从两大引证问题说起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的主要历史研究来源是1910s年代的英国史作品。《利维坦的诞生》一书的主要历史研究成果来源是1920-30年代的Hintze的研究。许田波的作品《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则忽视了当时史学对中国封建研究的新进展，而且她选择以顾立雅等历史学家作品为依据，导致立场视角先行。由此，许田波为了套用“封建”方面的历史学旧概念框架，牺牲了新史料。结果，再好的政治与社会理论，也只是强化了既有的历史学视角。 换句话说，如果历史社会科学家更愿意承认自己要和历史学同步演进、甚至能够相互学习，那么岂不是正好？ 我在2021年出版的专著《历史社会学的逻辑》一书中，收录了我在201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把历史学带进来：历史社会学的跨学科想象与策略》，就是探讨这样的跨学科知识社会学问题。 我发现，社会学家总喜欢把“把历史带进来”挂在嘴边，但老实说：TA们带进来的不是历史，只是历史学，甚至只是某一些历史学作品/视角罢了。因此，我在书中引用了George Steinmetz的一句话： 我们的学科[社会学]好像相信马克斯˙韦伯发明了历史，并且直至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家才又对历史感兴趣之前，历史都是消失的。事实上，比较历史社会科学出自于历史学，并且大部分经典作品也是历史学家所作的。 我记得，Krishan Kumar也批评过历史社会学家：当TA们研究革命的时候，只知道阅读和对话斯考切波，而不知道这个领域有多少历史学家的优秀作品。因此，我在书中指出，历史社会学一旦走向这种“学科的沙文主义”，便会停下对其它学科了解与吸收的意愿，逐渐只满足于自己范围内的学术生产与交流，进一步走向“孤岛隔绝化”。 当然，这又岂止是学科之间，甚至历史学内部也是如此。William Sewell Jr.作为历史学家，就批评历史学以欧美史等大陆为中心，忽视了像Marshall Sahlins这样优秀的历史人类家关于夏威夷的研究。 为此，我提出的策略是“迂回与进入”（这是借用哲学家朱利安的话）：迂回历史学，才能更好地进入社会科学的历史研究。 我在专著《历史社会学的逻辑》中指出：你可以把历史学家魏斐德、孔飞力都看成是社会学家，把《叫魂》看成和韦伯对话的作品，也和魏斐德的《洪业》看成和赵鼎新的对话。 就前者来说，事实上也是如此，我相信周雪光老师的作品以及华语社会学界对这本书的接受已经再明显不过。就后者来说，就中国改朝换代下的“天命转移”问题，赵鼎新提出的“绩效正当性”解释也会面临魏斐德的挑战——改朝换代，既有天命也有正统问题，后者尤其涉及到意识形态正当性意义。 因此，我在那本书的几章所做工作，只不过是有策略地解读历史学作品，以及有策略地让社会学家理解其中的对话关系。
我想最后以香港科技大学和文凯教授的一段访谈作为结束。他就专著《通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路径》一书，解释了自己如何看待跨学科的问题。其中，和文凯十分谦虚，但也是中肯： （和文凯教授） 在比较深入的历史研究基础上，再回到社会科学的里面的那些大的问题。比方说国家财政制度的变革、制度发展的那个模式。 这本书的野心还是挺大的。野心大的表现就在于，我能够去跟日本的历史学家去对话。那么，在中国的那个财政金融史的部分，我去和清代财政史的专家去对话。在英国史的角度的话，更多的是采用他们的研究，所以能够被英国历史专家认为我没有乱写英国史，我就觉得已经很满意了。
文献来源： Marchionni, Caterina. 2013. ‘Playing with Networks: How Economists Explain’. European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3(3):331–52. Møller, Jørgen, and Svend-Erik Skaaning. 2021. “The Ulysses Principle: A Criterial Framework for Reducing Bias When Enlisting the Work of Historians.”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50(1):103–34. 孙宇凡，2021，《历史社会学的逻辑》，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