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藏鉴藏 | 女王陛下的东方秘宝：盘点英国王室的中国文物收藏 2017-03-21 12:10 2016年11月中旬，各界引颈期盼许久的英国王室东亚艺术收藏图录终于问世。由资深学者约翰·艾尔斯（John Ayers）领军，费时数年心血与大批人力所完成的重量级著作《女王陛下之中国与日本艺术收藏（Chinese and Japanese Works of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Her Majesty The Queen）》，一出版便迅速掳获众人注意。这套三巨册、重达8公斤的精装彩色图录，收录了英国王室收藏的中日工艺文物。内容包括两国的陶瓷、玉器、漆器和其他相关作品，共超过2000件。每册不仅附有导论专文，编著团队更依据对象时代、主题和地域的不同划分区块，以解释藏品之历史来源和概要说明。本文以此图录为主要参考资料，旁及其他史料文献，并以人物为经、作品为纬，向读者介绍英国王室数百年来对于中国物品的兴趣之发展和收藏历程。 早期收藏：奇珍异宝与贡品献礼 关于英国王室东方文物的收藏历史，最早能追溯到亨利八世（Henry Ⅷ，1509～1547在位）时代。从现存记录中可了解到，当时宫廷内至少存有四件来自远东的陶瓷器物，但可惜至今实物已消失无踪。不久当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58～1603在位）主政之后，由于英格兰对外海权的扩张与崛起，许多热衷探险和贸易活动的人士，都纷纷从海外获取各地的奇珍异宝上呈王室，当成进贡献礼，其中便有不少中国陶瓷进入王公贵族的收藏。除此之外，这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建立，也从海外买卖与往返航程中，带回大量的远东物品，例如陶瓷、丝绸、漆器和家具等。这些案例都说明在17世纪之时，来自东亚的事物已经受到英格兰上层阶级的关注。 作为英国王室著名艺术藏家之一的查理一世（Charles I，1625～1649在位），在其收藏里曾存有来自东方的珍稀物品。如在1649年的《已故国王物品清册（Inventory of the Late King's Goods）》内，便清楚记录其曾拥有65件陶瓷。而且他的王后亨利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1609～1669）也以热衷于东方饰品出名，她曾从欧洲、法国等地，持续购买包括床饰、窗帘、屏风和扇子等装饰物件。除了法国，荷兰亦是当时提供东方物品的来源重镇，而这都要归功于其庞大的航海事业和发达的商务交易。譬如在王政复辟（Restoration）时期，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Ⅱ，1660～1685在位）即从荷兰船货之处获得数件远东瓷器。其他如在王公贵族方面，也有愈来愈多的人开始心仪东亚陶瓷，如在1675年时，子爵夫人克兰伯尔尼（ViscountessCranborne，约1619～1675）便遗留下60余件陶瓷饰品。 查理二世的兄弟约克伯爵（Duke of York），也就是后来继位的詹姆士二世（James Ⅱ，1685～1688在位）更是一位东方迷。他曾在1687年间委任宫廷画家戈弗雷·奈勒爵士油画（Sir Godfrey Kneller，1646～1723）制作一幅《中国教士沈福宗》（图1），以兹纪念。图中这位中国教士来自南京，名叫沈福宗（约1657/1658～1691），是最早游历欧洲的华人之一。1681年沈氏随着法籍耶稣会传教士柏应理（Père Philippe Couplet，1623～1693）从澳门启程前往欧洲六国，途中经过罗马、巴黎、凡尔赛和伦敦等地，并分别会见了教皇与法、英两国国王。由于沈氏的出访事迹在当地造成热议轰动，因而在西文数据中留下诸多文字和图像描写。此外，詹姆士二世亦曾前往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向馆方询问是否有汉籍书目的收藏品，可见其对于中国的好奇兴趣。 图1：戈弗雷·奈勒爵士（Sir Godfrey Kneller，1646～1723），《中国教士沈福宗》，1687，油画，英国王室藏 詹姆士二世对东方的这股热情，后来也影响到他的女儿玛丽（Mary，1662～1694，即玛丽二世）。玛丽从婚后待在荷兰之始，便对东方陶瓷产生好感，并写下详细的购藏记录，从中可了解到她的藏品内容和购买过程。1689年当玛丽和夫婿回到英格兰即位后，她在荷兰宅邸中的藏品便都被搬移至伦敦白厅（Whitehall）里。当她过世之时，其藏瓷数量已达750余件。后来这些物品辗转分藏于肯辛顿宫（Kensington Palace）和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至今在汉普顿宫中还存有112件她的陶瓷旧藏。例如一对景德镇的釉下青花盖罐（图2），因为附有玛丽二世与其夫婿的封蜡印章而显得极其珍贵。 图2：釉下青花盖罐，明末清初（1645～1660），景德镇，英国王室藏 18世纪：中国风装饰及与乾隆朝的互动 到了18世纪初期，英国王室的东亚文物收藏活动并不显著，留下的史料记录也不多见，但是从现存几件绘画作品中，或许可以窥见当时远东陶瓷在宫廷室内的装潢样貌与陈设方式。例如知名画家约翰·乔瑟夫·佐法尼（Johan Joseph Zoffany，1733～1810）约于1765年所绘制的《夏洛特王后与其孩子们（Queen Charlotte with her Two Eldest Sons）》（图3）一图，描述着夏洛特王后（1744～1818）盛装坐在椅子上并正看护着两位王子。其身后的梳妆镜台前，即出现两只中国风格的人偶摆设。出身于德国汉诺威王朝的夏洛特王后，因深受家族与宫廷中兴起的中国风（Chinoiserie）影响，遂把这股装饰潮流带到英格兰。 图3：约翰·乔瑟夫·佐法尼（Johan Joseph Zoffany，1733～1810），《夏洛特王后与其孩子们》，约1765，油画，英国王室藏 位于温莎的福洛格摩尔宫（Frogmore House）中，王后夏洛特和女儿伊丽莎白公主（Elizabeth，1770～1840）经常受到东亚艺术的启发，甚至进而从事相关的漆屏创作。在1807年间伊丽莎白公主绘制完成一系列的漆画屏风，藉此装点宫中特设的日本厅室。后来这批作品也在其婚后跟随着她远至德国。大约于1819年间画家查尔斯·怀德（Charles Wild，1781～1835）曾以《绿色柜橱（The Green Closet）》一作（图4），具体描写宫中厅室的布置场景。画中所出现的黑漆屏风、陶瓷器皿以及竹制家具等，皆说明18世纪中国风在欧洲王室宫廷间的盛行情况。 图4：查尔斯·怀德（Charles Wild，1781～1835），《绿色柜橱》，约1819，水彩等，英国王室藏 至18世纪末时，清代与英国之间最受瞩目的政治活动，莫过于1792至1794年间马戛尔尼伯爵（Lord Macartney，1737～1806）访华事件。虽然这次外交成果，双方都感到不尽理想，但是其间的往来互动过程，值得加以讨论。在1996年由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中，曾收录一份清宫史料档案，记载着1793年乾隆赠与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Ⅲ，1760～1820在位）的礼品清单，内容数量共达783件之多。而在英国皇家档案（Royal Archives）里，亦存有一批文献卷轴，是以汉文、满文和拉丁文三种文字记录的清册。内容包括正赐国王对象、筵席加赐国王对象和瞻观日特赐国王对象等部分。 名列这份清单中的各类物品，至今还有一些存留于王室收藏之内。例如青花瓷盖罐、洋彩瓷葫芦（图5）、青龙瓷大缸、红雕漆春寿宝盘（图6）、蝉文宝奁、龙凤宝盒、云龙宝盒及小顶柜等。这些精美器物，无不突显出大清乾隆朝的工艺成就和华丽品味。除此之外，清单中还包括玉器、丝绸、妆缎、画绢、笺纸、扇子、墨条、挂灯和茶叶与食品等，可惜至今多数已无法寻获。近年来任职于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的研究员刘明倩（Ming Wilson），曾对此议题做过深度研究，亦曾发表专文，有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参阅。如前述，尽管从政治和外交角度来看，马戛尔尼访华事件似乎都让双方觉得不如预期，但若以物质文化的交流观点视之，这批对象能提供丰富的历史材料，值得来日持续探究。 图5：清乾隆年款洋彩瓷葫芦一对，英国王室藏 图6：清乾隆年款红雕漆春寿宝盘一对，英国王室藏。图为其中一件 19世纪：异国迷恋和典藏机构成立 乔治四世（George Ⅳ，1820～1830在位）继承了查理一世对于艺术收藏和赞助活动的热情喜好，在其任内确立了完整的收藏方针和记录程序，此举不但让王室收藏大幅增色，也让后世研究者得以追踪物品的来源。此外，在英格兰的数间皇宫宅邸之处，例如作为摄政王府的卡尔顿宫（Carlton House）、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以及布莱顿的皇家穹顶宫（Royal Pavilion）等地，都能见到国王坚持以富丽奢华风格装潢的态度。特别是他对于东方事物的兴趣好感，无不充斥着他个人对异域文化罗曼蒂克般的迷恋幻想，并直接引领当时上层社会的美学时尚，大力支持新兴潮流和生活品味。 透过建筑师亨利·霍兰（Henry Holland，1745～1806）、约翰·纳西（John Nash，1752～1835）以及室内设计师约翰·克拉斯（John Crace，1754～1819）、其子弗雷德里克·克拉斯（Frederick Crace，1779～1859）与罗伯特·琼斯（Robert Jones，活跃于1815～1839）等人的巧思协助，乔治四世在宅邸行宫之内，增设不少具有东方情调的厅室。里头除了四处可见到的中国壁纸，还有竹制家具、灯笼、象牙和陶瓷器物，再次重温18世纪中国风的异国情调。如同在皇家穹顶宫的宴会厅里（图7），天花板上的龙形图案、莲花造型的水晶吊灯和中国人物的周遭装饰，其光彩耀眼的形象色泽，都掳获贵客嘉宾的猎奇眼光。此外，这时许多原本来自东亚的陶瓷器皿，也都在巴黎和伦敦两地被加上金属框架，为此种富丽堂皇的氛围增添风采。 图7：约翰·勒署（John Le Keux，1783～1846），《皇家穹顶宫宴会厅》，1838，铜版蚀刻与手绘上彩，英国王室藏 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1837～1901在位）继任没多久，她便弃置布莱顿的皇家穹顶宫，并把宫内数百件陈设对象搬移到其他宅邸当中。因此，无论在白金汉宫或是温莎城堡里，都出现了崭新东方风情的厅室。另外，1851年全球第一次世界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也在伦敦海德公园（Hyde Park）的水晶宫（The Crystal Palace）盛大举行。这场标榜着赞扬现代工业和设计发展的博览会，共展出13000余件各类展品，前后吸引了超过600万人次的观众共同参与。后来当展会结束后，英国政府即在同年成立南肯辛顿博物馆（South Kensington Museum），以收藏部分的展览品，其中便包括不少东亚器物和设计工艺。1853年属于王家藏品的23件亚洲陶瓷，亦曾借藏于装饰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Ornamental Art），以彰显王室的收藏名声。后来南肯辛顿博物馆和装饰艺术博物馆合并，成为今日的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 虽然在19世纪下半叶时，清朝和英国双方时有冲突发生，但于1897年当维多利亚女王庆祝其登基钻禧纪念（Diamond Jubilee）时，慈禧太后（1835～1908）和年轻的光绪皇帝（1875～1908在位）仍曾派遣特使赠送女王一批礼品（图8）。其中包括多组陶瓷、织品和绘画，然而这些作品多非古董，而是当时的工艺新作。里头甚至有一幅慈禧的御笔书法挂轴《荣光》（图9），除了中间“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的朱文印章，两侧另有“和平仁厚与天地同意”和“数点梅花天地心”的白文印章，都曾多次一同出现在慈禧的作品之上。由此，就在19世纪末之际，一位东方皇朝太后，一位西方帝国女王，彼此透过礼品而联系起来，共同见证了一个权势巨变和社会翻动的时代来临。 图8：《温莎城堡楼梯间陈列》，1890～1900，银盐相片，英国王室藏 图9：慈禧皇太后（1835～1908），《荣光》书法立轴，清代约1897，绢本，英国王室藏 20世纪：美学鉴赏与文化启迪 在20世纪初的英国王室成员里，最重要的中国艺术藏家就属玛丽王后（Queen Mary，1867～1953）。尤其她对于中国玉器、象牙与石雕情有独钟，曾购藏为数不少的佳作名品，更经常在白金汉宫里独辟专属空间来陈列个人藏品，例如漆器室（Lacquer Room）和中国厅（Chinese Chippendale Room）等。大约在1912年间，画家阿瑟·雷金纳德·史密斯（Arthur Reginald Smith，1871～1934）曾绘制一幅名为《中国厅（The Chinese Chippendale Room）》的作品（图10），清楚呈现当时宫廷厅室的摆设布置。画面中可见到壁炉上头挂着一件中国人物的群像图画，台桌上的灯架是由一位中式人像组成、其后的壁柜之上也放置一尊东方人物雕刻，加上前景的仿竹椅座家具，充分体现之前所流行的中国风装潢。 图10：阿瑟·雷金纳德·史密斯（Arthur Reginald Smith，1871～1934），《中国厅》，约1912，英国王室藏 除了沉浸于传统的东方氛围，玛丽王后更为钻研亚洲艺术而不遗余力。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时，东亚文物在伦敦的艺术圈里并不陌生。例如1878年成立的“伯灵顿美术俱乐部（Burlington Fine Arts Club）”，便曾举办多次远东艺术展，其中包括陶瓷和雕刻等主题，而王后本人亦时常参与其中。1935至1936年间在皇家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s）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更是英国奠定中国艺术史研究的重要基石。展会中玛丽王后和夫婿乔治五世（George V，1910～1936在位），亦提供多件珍藏品予以陈列，包括玉器、漆器和珐琅。1936年斯坦利·纳特（Stanley Nott）出版专书《中国玉器（Chinese Jade Throughout the Ages）》，书中便收录11件来自王后的珍藏品（图11），并题辞将本书致献给她。 图11：清乾隆年款描金玉杯一对，英国王室藏 尽管身为一国之尊，但人们仍经常能在古董店林立的伦敦西区看见玛丽王后的访视行踪。尤其每到年终节庆时，她总是会购买一些小型玉器或雕刻，当做礼物赠送给子女亲友。也因此她与当时许多重要的古董业者，像史巴克斯（Sparks）、布鲁特（Bluett）和史宾克（Spink）等店家，彼此缔结下密切联系。另外，王后与博物馆的专家学者也保持良好关系，他们时常为她的收藏内容和陈设方式提供建议。1954年玛丽王后过世不久，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曾举办一场名为“玛丽王后艺术珍宝（Queen Mary's Art Treasure）”的纪念展览。时任馆长的李·艾什顿（Leigh Ashton，1897～1983）在目录前言中指出：“她的品味广泛，且眼光精准。”玛丽王后成为王室成员中真正理解中国文物美学价值的第一人选。 进入20世纪中叶，中英两国的政经交流更加频繁。许多中国政府要员也藉此与英国王室人士互赠礼品，以求建立情感、拓展邦交。例如当现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Ⅱ）还是公主时，在1947年的婚礼庆典当中，便收到一幅来自民国政要的湘绣赠礼（图12）。该作诗堂中心题为“雏凤俪凰”，右侧为“英国皇储伊利沙伯公主婚典志庆”，左侧为“中华民国云南省政府卢汉主席敬贺”。画面中心绣制有五对不同鸟禽，藉此象征“五伦图”的画旨与主题。2002年，时任中国领导人的江泽民，也曾赠送女王一件华丽的檀木屏风，持续维持着国际外交活动的礼仪传统。 图12：“雏凤俪凰”湘绣立轴，20世纪中期，丝质，英国王室藏 从收藏史看中英关系 2015年是中英文化交流年（UK-China Year of Cultural Exchange），当年两国都因此举行过不少艺文活动，藉以加强双方之间的文化互动与产业合作。其实从16、17世纪以来，东西之间双方艺品的流转、互通从未停止过。尤其到了近代，往来更是密切频繁。藉由收藏史的角度来审视中英关系，不仅可以体认到彼此对于接受异国物品的程度，亦能串联起自身与他者的历史记忆。在人物与藏品之间，找到多元的对应联系。 林逸欣，《典藏·读天下》英国特约撰稿，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艺术史与考古系博士，专研近现代中国艺术文物收藏史 图| Royal Collection Trust 本文转载自《典藏·古美术》2017年2月号
女王拥有过的，大可能是官窑御用的， 中英两国皇帝和国王同时摆在过家里的，不是市场价来规范的了。
受瓦特
这个不能细说了，有损大英颜面，也有损大清颜面。
以前报道过， 英国的文物，95%是抢的。no only from china
是啊,右手p图提把刀毫无违和感。
当年被英国殖民或者入侵的，现在索要被抢夺文物的国家，可不是一个两个，是很多。
典藏鉴藏 | 女王陛下的东方秘宝：盘点英国王室的中国文物收藏 2017-03-21 12:10
2016年11月中旬，各界引颈期盼许久的英国王室东亚艺术收藏图录终于问世。由资深学者约翰·艾尔斯（John Ayers）领军，费时数年心血与大批人力所完成的重量级著作《女王陛下之中国与日本艺术收藏（Chinese and Japanese Works of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Her Majesty The Queen）》，一出版便迅速掳获众人注意。这套三巨册、重达8公斤的精装彩色图录，收录了英国王室收藏的中日工艺文物。内容包括两国的陶瓷、玉器、漆器和其他相关作品，共超过2000件。每册不仅附有导论专文，编著团队更依据对象时代、主题和地域的不同划分区块，以解释藏品之历史来源和概要说明。本文以此图录为主要参考资料，旁及其他史料文献，并以人物为经、作品为纬，向读者介绍英国王室数百年来对于中国物品的兴趣之发展和收藏历程。 早期收藏：奇珍异宝与贡品献礼 关于英国王室东方文物的收藏历史，最早能追溯到亨利八世（Henry Ⅷ，1509～1547在位）时代。从现存记录中可了解到，当时宫廷内至少存有四件来自远东的陶瓷器物，但可惜至今实物已消失无踪。不久当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58～1603在位）主政之后，由于英格兰对外海权的扩张与崛起，许多热衷探险和贸易活动的人士，都纷纷从海外获取各地的奇珍异宝上呈王室，当成进贡献礼，其中便有不少中国陶瓷进入王公贵族的收藏。除此之外，这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建立，也从海外买卖与往返航程中，带回大量的远东物品，例如陶瓷、丝绸、漆器和家具等。这些案例都说明在17世纪之时，来自东亚的事物已经受到英格兰上层阶级的关注。 作为英国王室著名艺术藏家之一的查理一世（Charles I，1625～1649在位），在其收藏里曾存有来自东方的珍稀物品。如在1649年的《已故国王物品清册（Inventory of the Late King's Goods）》内，便清楚记录其曾拥有65件陶瓷。而且他的王后亨利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1609～1669）也以热衷于东方饰品出名，她曾从欧洲、法国等地，持续购买包括床饰、窗帘、屏风和扇子等装饰物件。除了法国，荷兰亦是当时提供东方物品的来源重镇，而这都要归功于其庞大的航海事业和发达的商务交易。譬如在王政复辟（Restoration）时期，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Ⅱ，1660～1685在位）即从荷兰船货之处获得数件远东瓷器。其他如在王公贵族方面，也有愈来愈多的人开始心仪东亚陶瓷，如在1675年时，子爵夫人克兰伯尔尼（ViscountessCranborne，约1619～1675）便遗留下60余件陶瓷饰品。 查理二世的兄弟约克伯爵（Duke of York），也就是后来继位的詹姆士二世（James Ⅱ，1685～1688在位）更是一位东方迷。他曾在1687年间委任宫廷画家戈弗雷·奈勒爵士油画（Sir Godfrey Kneller，1646～1723）制作一幅《中国教士沈福宗》（图1），以兹纪念。图中这位中国教士来自南京，名叫沈福宗（约1657/1658～1691），是最早游历欧洲的华人之一。1681年沈氏随着法籍耶稣会传教士柏应理（Père Philippe Couplet，1623～1693）从澳门启程前往欧洲六国，途中经过罗马、巴黎、凡尔赛和伦敦等地，并分别会见了教皇与法、英两国国王。由于沈氏的出访事迹在当地造成热议轰动，因而在西文数据中留下诸多文字和图像描写。此外，詹姆士二世亦曾前往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向馆方询问是否有汉籍书目的收藏品，可见其对于中国的好奇兴趣。
放在外面太危险，真出事的话会外面话会很难听的。
他们抢得但变相保护了中国文化遗产，真讽刺啊，但是事实。
我决定引用你这句话给学生上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