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浙江女首富，崩了

2017年3月，一部电视剧悄悄“飞”上了荧屏，迅速在豆瓣拿下8.7的高分。
这是由张译和殷桃主演，反映义乌商人“鸡毛换糖”创业故事的电视剧《鸡毛飞上天》。

“鸡毛很轻，但只要有点儿风，他就能飞上天。”这是《鸡毛飞上天》整部剧的故事概况。
义乌山多地少，大批无地可种的农民，自清朝中期开始便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贩卖小商品，这才有了“鸡毛换糖”的说法。
剧中女主和男主的原型，便是义乌最著名的新光集团创始人周晓光和丈夫虞云新。

周晓光，这位被业内誉为“饰品女王”的企业家是现实世界里真正的“大女主”。
她对《鸡毛飞上天》的评价是：“除了感情戏，其他都很像。”
电视剧霸屏的这年，55岁的周晓光家族刚以330亿身家在胡润百富榜上排第65位。
同年12月8日，周晓光的长子虞江波与森宇集团董事长俞巧仙的女儿俞恬伊大婚。 
这场豪门联姻的婚礼选在了刚开业的义乌香格里拉酒店，司仪是杨澜，嘉宾不仅请来了久未露面的董文华献唱，更有马云、王健林等商界名人前来捧场。
婚礼现场摆放着义乌婚俗中最高规格的“十八担”，里面全是一叠叠的百元大钞，映衬现场奢华布景，一派纸醉金迷的景象。 
因为电视剧的热播，雍容华贵的婆婆周晓光比新娘还要出尽风头。觥筹交错间，微醺的她笑靥如花，身边是眼波温柔的丈夫虞云新。 
这年，被称为“浙江女首富”的周晓光，各种赞誉接踵而来。企业在外人看来，也是热火烹油、鲜花着锦，“新光”璀璨。


同样是在电视剧中，有句“鸡毛没根立不住，但根太重了又飞不高”的台词却少有人注意。
回看周晓光的人生起伏，这话还真是一语成谶。
巅峰的脚边往往是悬崖，一不留神便会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仅仅过了一年，新光集团便危机四伏，*ST新光接连出现财报巨亏、债务违约，多家关联公司面临破产重整。
2019年，周晓光试图通过债务和解力挽狂澜，可惜依然没能改变*ST新光被终止上市的命运。
从那时起，周晓光从女“富”豪变成了女“负”豪，被连续出具了45个限消令，72次成为被执行人，偌大的300多亿家产转瞬间烟消云散。
飘扬许久的鸡毛落地，终是一场空。
“饰品女王”的传奇经历，始于那个狂飙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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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周晓光出生于浙江诸暨一个偏僻山村。
她是家中长女，身后还有五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1978年，16岁的周晓光读完中学，便与母亲黄仙兰走出家乡，仅凭一本中国地图册，成为云游四海的“鸡毛换糖”小商贩。
母女俩的创业过程几乎与《鸡毛飞上天》里的主人公“骆玉珠”一样，为了推销批发来的商品，天南地北满地跑。
说是做生意，其实和流浪差不多。白天摆摊，晚上挤火车、赶汽车继续跑下一个城市。
因为坐火车的人太多，正门怎么都挤不进去，她们只能交替从车窗爬进去；去东北三四天的车程，因为不舍得买卧铺票，就铺张报纸直接睡在别人的座椅下。
这样的日子，周晓光过了七年，帮家里赚了2万元，还认识了同样经历的丈夫虞云新。
1985年，长子虞江波出生。
周晓光与虞云新本想外出继续经商，可由于实在放不下孩子，他们最终决定留在义乌创业，摆摊售卖小饰品。
原先，夫妻俩外出经商说好赚到5万元就回家，可短短一年时间，他们的摊位就赚到了近20万。
周晓光夫妇的机遇其实来自时代浪潮的赐予，一位负责任的领导到来，他叫谢高华。
周晓光和母亲之前选择外出经商，是因义乌县城内不允许摆摊做买卖，有关部门觉得摆摊涉嫌“投机倒把”，派人到处抓商贩。
义乌自古就有做生意的习惯，如此高压政策令老百姓很不满。
于是，一位名叫冯爱倩的商贩直接找到新上任的县委书记谢高华申诉。
1982年，谢高华刚从浙江衢州调到义乌。他是位实干型的领导，就任前就已经悄悄对义乌情况摸了个底。
谢高华与冯爱倩对话后，认为搞活市场符合中央精神，政府应该给小商贩们松绑，表态“出了问题我负责”。
在谢高华的推动下，义乌出台了“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农民进城，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多渠道竞争。
1984年，谢高华在全县镇乡党委书记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兴商建县”（义乌撤县建市后改为“兴商建市”）规划，一座后来横跨欧亚的超级小市场城市正缓缓成型。
数年间，义乌依靠温州、金华等出口加工型城市，逐渐成为全国瞩目的小商品批发中心，从而给了周晓光夫妇本地创业的机会。
1992年，随着邓公南巡，躁动又充满机会的市场经济大潮迎面扑来。
那一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而诚目睹神州巨变后说：“如果说此前中国一直在隧道中探索，现在终于看到隧道口的光。”
凭借经商多年的经验和人脉，夫妻俩被台湾一家著名饰品代理商看中，成为大陆地区的代理。
这家品牌的货不错，可由于当时货流还不够便捷，中转渠道过多，使得订单经常被延误，引得客户怨声载道。
此时，义乌政府又实施“以商促工”等政策，进一步推动了商贩工厂化的转变。
已经积累了一定资产的夫妻俩觉得总是为他人做嫁衣既不划算，也不稳定，萌生了自己创立品牌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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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的春节晚会，一首《雾里看花》风靡大江南北，国人对美的追求也从“雾里看花”变得越发主动。
33岁的周晓光夫妇投资700万，各取二人名字中的一字，成立了新光饰品公司，当年便开发出八千多款饰品。
创业时的周晓光想法很简单，“让所有中国女性时尚起来、漂亮起来”。
两年后，躬逢盛世的新光饰品已经有了近千员工，产值上亿。价廉物美的产品开始占据整个义乌饰品市场，成为行业的龙头企业。 
那时的义乌到处车水马龙，灯光璀璨，大大小小的批发市场里，顾客和批发商交织，记录下这座城市的繁华。
人潮汹涌，各种财富故事就藏在喧闹的市场中。
整个九十年代的义乌是小市场大商机，仅仅数平方的摊位藏着无尽机遇，很多像周晓光夫妇一样的创业者都在憧憬着未来。 
义乌当地的饰品企业也从不足百家发展到数千家，竞争开始激烈。 
正如电视剧里对那个时代的描述：“义乌以外有中国，中国以外有世界”，占据国内饰品市场的周晓光夫妇开始不满足于现状，有了出海的念头。
2000年，夫妻俩带着产品参加了当年的亚洲珠宝饰品展，流光溢彩的新光饰品惊艳世人。

“911”之后，周晓光又抓住中国与美国关系缓和的机遇，出口了大批印有美国国旗、和平鸽等图案的饰品，赚得盆满钵满。
甚至，周晓光还让美国总统也别上了新光出品的领带夹。
“新光”熠熠之下，曾经对新光爱答不理的国际饰品品牌开始频频伸出“橄榄枝”。
施华洛世奇从早先不愿将代理权交给周晓光，到主动邀请她乘坐专机去总部参观，掌门人亲自接待；日本多家饰品公司老总飞到义乌，找新光洽谈合作。
全国十个佩戴饰品的人中，有七人戴的是新光的饰品。
那时的饰品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中国饰品看义乌，义乌饰品看新光。
可由于以批发为主，新光饰品的利润并不高。批发价只有20元的饰品，到了“北上广”的高档商场，可以翻十倍，到了海外，价格甚至卖到几十倍。
周晓光也不是没想过直营渠道，只是背了个“批发商”的名头，价格怎么也卖不高。
甚至，周晓光还曾联合著名歌星席琳·迪翁以及主持人杨澜搞了家“天女至爱”的饰品公司，专攻高档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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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个打着席琳·迪翁“设计”，杨澜代言销售的公司一样没能做起来。
饰品市场空间有限，面对强手如云以及极为看重品牌的消费者，新光饰品的天空就那么高。
被市场弄得有些糟心的周晓光悄悄在想，如何才能摆脱单纯饰品行业的徘徊不前，找到一条更赚钱的路？
2003年，一波又一波的“温州炒房团”在全国引起热议，人们惊呼“狼来了”。
那年，国家为促进经济，接连发布了房地产领域的“121号文”及“18号文”，进一步明确“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素来对政策敏感的周晓光捕捉到了这一微妙变化，大胆将业务涉足到房地产领域。
鸡毛能飞上天，关键是乘风。风口抓到了，猪都能飞上天。
于是，周晓光果断成立了新光房地产，收购了浙江万厦房地产集团，借此跨界到浙江东阳、义乌两地的房地产市场。

义乌很多地标建筑都是新光建造的，比如那座高215米，谐音“爱义乌”的义乌世贸中心。
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
想在房地产市场上“兴风作浪”，关键是要学会“借东风”，背后自然少不得资本的加持。
懂得借力的周晓光一边自主开发房产，一边还与多家资本联合成立了浙江富越控股，借此拿下了上海美丽华集团的控股权，从而将其拥有的上海闹市区的店铺以及张小泉、汇丰纸业、百新等知名品牌收于囊中。
与此同时，雄心勃勃的周晓光还相继在装修建材城、度假酒店、生态农业、互联网服务等领域遍地撒网。
只可惜结果也是广撒薄种，钱是烧了不少，效益始终不高。
也是在资本的建议下，急于翻盘的周晓光又瞄准了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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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周晓光还想通过旗下的房地产项目冲击A股，可惜碰到房地产股的“冷冻期”，只能悻悻而归。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波及中国，许多义乌商家因为资金链断裂陷入困境。
而始终自信满满的周晓光并未觉察到，人生的第一个危机即将到来。
周晓光不但没有对旗下的产业进行及时调整，反而又“仗义”地相继注资给义乌7家资金出现问题的企业。
这本是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周晓光想借此秀下实力，却不料因此逆风“翻船”，债务缠身，企业因此总负债超过200亿。
好在那时期围绕在周晓光身上的明星光环依然耀眼，在义乌市政府以及老乡郭广昌等资本大佬的援手下，总算有惊无险渡过难关。
逃过一劫的新光饰品甚至还借此抄底，打造出义乌世贸中心、东阳新光天地等众多地产项目。

可惜此事并没让周晓光警醒，反而产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错觉。
在名利与资本的冲击下，周晓光已离自己的初心渐行渐远，被无止境的欲望裹挟到无尽的洪流之中。
对于之前的种种冒进行为，周晓光并没能吃一堑长一智，而是开启了借新还旧的“死亡螺旋”模式。
2011年起，面对严重短缺的资金链，新光集团花了7年时间发行了12支债券，基本都是为了偿还贷款，循环填补债务窟窿。
2015年，由于坚信资本方能“点石成金”，周晓光联合多家资本重启新光房地产上市。
那时房企IPO受到国家政策的严格管控，新光上市之路缓慢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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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快速上市，周晓光从“曲线救国”上市的资本大佬处得到灵感，找到了*st金路，希望借壳上市。可因*st金路内部出现问题，合作终止。
2016年，周晓光又辗转找到了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植入旗下房地产业务后，将其“方圆支承”更名为“新光圆成”成功上市，羡煞无数尚在IPO排队的房企。
新光圆成借壳上市前，周晓光也曾有着清醒的意识：“有人比喻，民营（上市）企业就像一条独木舟从喜马拉雅山一路航行到长江口，接下来就要入海了。如果没有足够的准备，将在大海里再也找不到自己。”
豪言壮语犹在耳边萦绕，可短短几年时间，新光这艘大船还来不及驶向星辰大海，便被资本的巨浪扑打得摇摇欲坠。
不过，当时的新光集团可谓“新光璀璨”，既是饰品界的龙头大佬，也是横跨地产界的上市公司，还是参股百年人寿和南粤银行的金融资本。
辉煌时期的新光集团旗下有21家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公司，近百家参股公司。

也难怪上市后的周晓光神采飞扬地表示： “新光有400亿元资产，上市会给‘新光’的发展插上翅膀。”
正因过度乐观，周晓光签下了一份对赌协议，其中明确标明：新光旗下的万厦地产和新光建材城必须在三年内达到40亿的利润目标。
而此时，新光圆成的归母净利润仅为15.30亿元。
应该说，上市初期的新光圆成头两年表现十分不错，净利润达到28.49亿，如果始终保持这个状态，完成对赌并不算难事。
可惜背负的巨额债务早已腐蚀了新光的楼船筋骨，而集中到期的债务违约则给其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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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市当年，为了募集资金，新光集团一口气发行了6支债券，还顺便宣布重新签订劳动合同。
欢呼雀跃的员工本以为总算可以沾下企业上市的喜气，谁知才发现新合同的薪水不但没涨，反而基本工资普遍降幅超过一半。
虽说员工总的工资没有大变动，可由于企业各类福利、奖金是与基本工资捆绑，实际等于降薪了不少。
这种“朝三暮四”的工资调整政策让新光员工怨声载道，士气大挫。
没办法，船已驶入资本的汪洋大海，冰冷的海浪毫不留情地冲刷着船身，卷去浮华的金粉，逐渐显露出原本孱弱的模样。 
2018年开始，由于全国房地产调控政策从紧，新光集团消耗大量投入后资金难以回流，导致产生债务危机。
因为连续在资本市场加杠杆，新光集团资产在扩张的同时，负债也是直线上升，而且远超盈利。
同年9月，新光集团两笔总计30亿出现债务违约，实际支付回售资金只有部分本金及利息，还有20多亿的本金没能到账，成为新光集团倾覆的前兆。

这年，新光集团业绩直接“跳水”，亏了2.12亿。
两笔债务接连暴雷，更多债务违约和高管离职等负面消息被曝出，新光圆成的股价开始“跌跌”不休。
苏格拉底说：“许多赛跑的人失败，都是失败在最后几步”。
而新光的失败是千不该万不该为了钱，惦记上自己的上市公司，又出现严重的违规占款问题。
2019年4月，新光集团破产重整，仅债权申报就达到了632亿，涉及被套牢的有中国华融、北方信托、西部信托、西藏信托等多家金融机构。
因新光集团逾期归还本息，浙商银行将义乌世茂、新光建材城、新光圆成、周晓光、虞云新等告上法庭，诉讼金额20.8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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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常成于坚韧，毁于急躁。
在商海逐浪多年的周晓光不是不知道这些道理，可人在江湖，已身不由己。
2021年，为了保壳，周晓光与部分债权人及违规担保权人达成和解协议，勉强实现当期归母净利润的扭亏为盈。
只是小锅盖已盖不住大锅，由于审计机构对*ST新光2021年财报给出保留意见，导致深交所决定终止*ST新光上市。
这期间，周晓光夫妇因违规占款、违规担保、共同借款、信披违规等多个事项已被罚禁入证券市场10年。
为了挽回败局，新光集团曾花了三年时间尝试从外部再次找到救兵。
可惜面对企业内部复杂的关联公司以及财务、人事等乱成一团的局面，再无人敢应声。

甚至由于新光的拖累，曾与其联姻的俞家森宇控股也被列入到相关债权追偿纠纷之中。 
无情的海风从漆黑的苍穹中灌入，搁浅的巨轮满目疮痍。
2021年，周晓光家族因所欠的55亿元债务及利息，被金华中级人民法院发出“悬赏追债”，名下的豪宅、豪车相继被拍卖。
一夜之间，巨富变老赖。
今年6月，*ST新光已进入退市整理期，大潮褪去之后，一地鸡毛的新光集团市值不足6亿，哭惨了背后上万股民。
世界波涛汹涌时，总有弄潮儿诞生。可当风停后，那些传奇往事便悄然换了主角。 
2018年，周晓光接受《财富中国》栏目采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我现在哪怕是什么也没有，从头再来，我还是能够起来，我对我自己很有信心。”
面对巨额的债务，已60岁的周晓光不知还能否有翻盘的机会。

来源：风声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