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案风雨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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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hicabc
楼主 (北美华人网)
“我们这一代妇女都会记得那场斗争的感受。就像年轻时的爱情。现在回忆起来感觉不会完全一样,但不会忘记。” — — 萨拉·威丁顿 2022年1月21日,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罗伊诉韦德案”49周年的前一天,来自美国各州的数千名反堕胎人士在首都华盛顿游行,要求最高法院推翻那个判例,在全国范围内严加限制堕胎。今年游行的主题是“平等从子宫开始”。受疫情影响,今年的游行人数明显少于往年,但反堕胎人士相信,他们今年比以往48年离目标更近了。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当时正在审理一起密西西比州收紧堕胎限制的案件,年内很有可能推翻或改写“罗伊诉韦德案”确立的堕胎合法化标准。 基于这种预估,《今日美国报》当天报导:“今年的反罗伊案游行可能是最后一次”。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判决,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美国妇女的堕胎权倒退回1973年以前的状态。这是美国历史上黑暗的一天。 一、女律师 琳达·考菲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学霸,考上了得克萨斯最好的私立大学 — — 莱斯大学,依旧是学霸。1965年,她大学毕业,得克萨斯供妇女从事的工作并不多,只有像秘书、文员、中小学老师等不多的几种职业。考菲打字慢,做不成秘书和文员,又不想当老师,只好跟高中辍学的学生一起在汉堡店打零工。 考菲喜欢法律,但当时很少有女生念法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老师和学生中传说法学比其他学科难学,二是律师事务所不愿聘用女生做律师,职业前景暗淡。考菲不怕专业难学,对职业前景也没有太多顾虑 — — 任何职业都比在汉堡店打零工要强。她参加了法学院入学考试,被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录取。那是得克萨斯最好的法学院。因为她成绩突出,被选拔为《得克萨斯法学评论》的编辑。 当时,美国律师界是白人男性的天下,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录取的女生屈指可数。考菲那级同学有120名男生,只有5名女生,其中包括萨拉·威丁顿。毕业时节,全国各地的知名律师事务所纷纷来校园招聘毕业生。男生欢天喜地,女生愁眉苦脸。萨拉·威丁顿求职面谈时,一家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问她:“律师经常工作到深夜,但女人要回家做晚饭。你怎么兼顾两者?……年轻律师要经常挨骂,才能训练出来。你是个女人,我们又不能骂你。我们怎么训练你当律师?”结果可想而知。威丁顿找不到律师的工作,毕业后留在奥斯丁为法学院一位教授打零工。 琳达·考菲毕业时面临跟威丁顿相同的命运。她虽然成绩优异,又担任《得克萨斯法学评论》的编辑,但没有律师事务所愿意聘用她。她在得克萨斯州议会的立法委员会找到一份临时工作,帮助议员起草议案。考菲的母亲在达拉斯浸信会的会议中心做秘书。有一天,她遇到一位律师,说起女儿法学院毕业后找工作的事。那位律师告诉她,达拉斯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萨拉·休斯正打算招一名助理。 萨拉·休斯在得克萨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早在1935年,她成为得克萨斯州法院的第一名女法官。1961年,她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达拉斯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又成为得克萨斯联邦法院的第一名女法官。1963年11月21日,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第二天,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宣誓就职总统。按照惯例,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引领就职总统宣读《宪法》第二条第一款中的誓言。但情况危机,约翰逊决定就地找一名法官,他派人找到休斯,在空军一号上由休斯法官引领宣誓就职。纪录约翰逊总统就职场景的照片在全国各报刊登,休斯成为最知名的联邦法院法官之一。 考菲的母亲把休斯法官招聘助理的消息告诉女儿。考菲递交申请后,接到休斯法官的电话,邀请她去法院面谈。多年后,考菲回忆说,她当时觉得自己的声音都在颤抖。面谈的那天早晨,正值得克萨斯公布律师资格考试结果,考菲的成绩在全州名列第二。她得到了休斯法官助理的工作,业务水平突飞猛进。她很喜欢这项工作,但这种职位只有一年聘期。第二年4月,她必须重新进入职场找工作。而律师界对女律师的看法并没有改变,仍然没有事务所愿意聘用她。 考菲把找工难的烦恼告诉她中学同学亨利·麦克拉斯基。麦克拉斯基也在达拉斯做律师,在业界有些人脉,到处帮考菲找工作,但没有成功。不久,达拉斯县检察院招聘助理检察官,考菲递交了申请。麦克拉斯基专门安排晚宴,把父母请来,招待一位特殊的朋友。那位朋友认识达拉斯县检察长亨利·韦德。晚宴后,麦克拉斯基的朋友找到韦德,希望他能给考菲一个机会。韦德面谈了考菲,印象很好,但他说能给女律师安排的唯一工作是收帐员,向本县拖欠子女抚养费的父亲追帐。考菲放弃了这个机会。最终,她在一家办破产案的小型事务所找到处理文件的工作。 除了处理破产案,考菲也热心于帮助低收入妇女维权。1970年1月,她决定义务为一位名叫诺玛·麦考维的清洁女工打堕胎官司。麦考维22岁,发现自己怀孕了,不想要孩子,但得克萨斯法律禁止堕胎。出于律师的职责,考菲为麦考维严格保密,在法庭文件中使用化名“简·罗伊”。在涉及敏感问题的诉讼中,美国法院允许原告使用化名,“罗伊”、“朵伊”等是法院常用的化名姓氏。“简”是英语世界常见的女性名字。 在正式准备起诉前,考菲找到法学院同学萨拉·威丁顿做搭档。威丁顿有些犹豫。她没有联邦法院诉讼经验,到那时为止,她只为熟人办过几起协议离婚,为没有多少财产的人写过十来份遗嘱,为亲戚办过一起收养手续。因为堕胎这类挑战性诉讼需要动用大量资源做研究,她建议考菲找一位大事务所有专业助理的律师。但大事务所对这类案件不感兴趣。最终,威丁顿答应跟考菲搭档。 威丁顿有一段在当时不为外人所知的往事。法学院最后一年,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跟男友都是学生,没有固定收入,靠课余打工维持学业,不想辍学养育孩子。一位朋友建议她去墨西哥堕胎,给他们介绍了一位曾在美国留学的墨西哥堕胎医生,费用400美元,只收现金。威丁顿和男友凑够了医生的收费和路费,从一位父亲是医生的朋友那里讨了一包强力止痛药,又打听到当地一名外科医生的电话,万一堕胎出事故,用以联系急救。 一个周五早晨,他们开车从奥斯丁出发,赶到得克萨斯和墨西哥边境的老鹰关,在一家汽车旅馆登记入住后穿越边境,来到墨西哥一侧的皮德拉斯·尼哥拉斯镇。两人在约定的地点见到联系人。多年后,威丁顿在自传中回忆,她跟着一名穿白衬衣、褐色裤子的男人进入一条沙土胡同,来到一所低矮的白房子前,里面就是堕胎诊所。幸运的是,一切顺利。 二、起诉 1970年3月3日,考菲去达拉斯联邦地区法院递交了诉状。她用两张个人支票付了30美元起诉费。当时,她的月薪是450美元。“罗伊诉韦德案”正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达拉斯县检察长韦德成了被告。但真正应该列为被告的是得克萨斯州总检察长和州长。考菲和威丁顿没有诉讼经验,法院接收诉状后也没有要求她们更正。韦德是达拉斯的显赫人物,以秉公执法著称,在数十年检察官生涯中,他公诉了无数起大案要案,只是请求法院判被告死刑的案件就有30起,只有一起没有成功。他的哥哥曾因酒驾被拘,韦德依法公诉,将其判监。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后,他曾负责监督起诉犯罪嫌疑人。得克萨斯从州总检察长到各县检察长都是民选产生,每次竞选,韦德都高票当选。 5月22日下午2点,联邦地区法院开庭。三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坐堂听审,其中一位是萨拉·休斯法官。考菲首先陈述了程序事宜,再由威丁顿申辩实体法律问题。那是她们律师生涯中第一次出庭辩论。威丁顿十分紧张,她的声音颤抖,抬头看到休斯法官在冲她微笑,才逐渐平静下来。她向法庭申诉,简·罗伊有权自己决定是否终止怀孕,这属于她受《宪法》保护的隐私权,得克萨斯法律禁止堕胎,违反了她的宪法权利。 后世一些律师、法官和法学家主张,妇女堕胎权应当属于宪法保护的平等权,归入隐私权过于牵强。但观念世界的法理学说是一回儿事,现实世界的法院诉讼是另一回儿事。笼统讲,美国法院遵循判例原则。《宪法》明确规定了少数几项权利,最高法院称之为“基本权利”,在解释基本权利涵盖和适用的范围时,律师和基层法院不能随意引申,必须看此前上级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判决中是否有先例。《宪法》中没有规定堕胎权,所以,如果原告指控得克萨斯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宪,必须在宪法中找到一项基本权利,引用此前法院的判例,论证堕胎属于那项基本权利。 最高法院此前没有支持堕胎权的判例,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在起诉时必须依据在事实上和法理上有可比性的其他判例。考菲和威丁顿发现,在最高法院的判例中,跟堕胎问题最具可比性的是1965年判决的“格雷斯沃德诉康涅狄格案”。在那个案子中,最高法院判决,康涅狄格州禁止避孕的法律违反了原告的隐私权。最高法院认为,虽然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个人隐私权,但宪法第一、第四、第九、第十四修正案隐含着对隐私权的保护。这是考菲和威丁顿在罗伊诉韦德案中依据的判例。法庭上,威丁顿引述格雷斯沃德诉康涅狄格案,指控得克萨斯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反了简·罗伊的隐私权,她请求法庭宣判那项法律违宪,并予以废止。 被告韦德有两名律师。一名是得克萨斯州助理检察长扎伊·弗洛伊德,另一名是县政府为本案专门聘请的律师约翰·托尔。弗洛伊德助理检察长首先做出抗辩,称简·罗伊没有资格起诉,因为得克萨斯禁止堕胎的法律不是针对孕妇,而是针对堕胎医生 — — 事实上,被告从来没有起诉过堕胎的孕妇。托尔律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把信仰激情倾注于律师职业,认为自己是在为未出生的“小罗伊”辩护,保护一个完全无助的个体生命,还有将来所有未出生的胎儿的生命。他在法庭申辩,即便简·罗伊有堕胎的隐私权,未出生的“小罗伊”的生命权也重于孕妇的隐私权。法庭辩论结束后,考菲和威丁顿在忐忑不安中等待判决结果。 6月17日,联邦地区法院宣判,堕胎属于的《宪法》保护的公民隐私权,得克萨斯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宪。美国有大致平行的两套法院系统,一是各州法院,二是联邦法院。虽然联邦法院对各州法律涉及的《宪法》问题有管辖权,但一般不愿过度干预州内事务。达拉斯的联邦地区法院也不例外,在判决得克萨斯反堕胎法律违宪的同时,法院并没有责令州政府停止执法。所以,在现实世界,得克萨斯州各级执法人员仍然可以执行那项违反宪法的法律。事实上,法院刚做出判决,被告韦德检察长即向媒体表示,他不仅要上诉,而且会继续查办并起诉非法堕胎的医生。 第二天,《达拉斯晨报》刊登头版标题:“得克萨斯堕胎法被废止”。五天后,《休斯顿邮报》发表了对考菲和威丁顿的专访,并评论说:“如果她们在法庭上的成功能证明什么的话,当然是证明了温文尔雅的南方淑女完全能做优秀律师。”胜诉后,考菲和威丁顿收到的不只是赞誉,还有大量辱骂和威胁。威丁顿把她收到的威胁信保存在一个箱子中,跟同事说,如果她有三长两短,可以交给警察,从这些信中找线索破案。 威丁顿在法学院念书时喜欢法理学,在课上得到最高分。不过,法理学教授是一位激进的反堕胎人士。他得知自己的学生打赢了堕胎官司,十分愤怒。联邦法院宣判得克萨斯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宪,得克萨斯是否要考虑修改法律?州议会不能无动于衷,组织了堕胎问题听证会。那位法理学教授是反堕胎的证人之一,他在台上做证时,对坐在台下的威丁顿说:“你应该感到羞耻。萨拉·威丁顿,你永远不会赢。我早就知道。” 三、最高法院 1971年5月3日,美国最高法院决定受理罗伊诉韦德案的上诉。考菲和威丁顿没有想到,她们律师生涯中打的第一场官司会走那么远。最高法院每年收到7000–8000起上诉,但只受理80起左右的案件,被受理的机会只有百分之一。很多资深律师把在最高法院辩论作为终生的职业目标,但往往努力几十年得不到机会。被最高法院受理后,考菲和威丁顿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由谁出庭辩论?考菲聪明好学,是罗伊诉韦德案的大脑,又有做联邦法官助理的经验,但她性格内向,不喜欢抛头露面,更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威丁顿显然是更合适的人选,她开朗自信,有魄力也有魅力,喜欢在聚光灯下演讲。 12月13日,经过半年准备,威丁顿在最高法院出庭,为简·罗伊的堕胎权辩护。那年,她26岁,是最高法院历史上出庭辩论的最年轻律师。考菲穿着朴素,坐在旁听席上。两名大法官刚退休不久,总统和参议院还没来得及完成任命程序,所以,法庭上只有七名大法官。那是个老年男性团体 — — 当时离里根总统任命第一位最高法院女大法官还有10年,离克林顿总统任命第二位女大法官还有22年。来最高法院辩论的几乎清一色是男律师,参加辩论的女律师屈指可数。那天,威丁顿提前一小时来到最高法院的律师休息室,发现里面只有男厕所,没有女厕所。直到1993年,最高法院有了两名女大法官,也有越来越多的女律师获得在最高法院出庭辩论的机会,律师休息室才开始设置女厕所。 开庭前半小时,法院已经座无虚席。10点钟开庭,沃伦·伯格首席大法官说:“威丁顿夫人,你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等待开庭时,威丁顿很紧张,被叫到名字后,她起身去大法官面前做陈述,反倒平静下来。原告和被告的律师各有半小时的陈述时间。对于陈述内容,威丁顿已经了如指掌,反复演练过无数次。她语调平静,操着得克萨斯口音申辩简·罗伊选择堕胎的宪法权利。不过,跟平日演练时不同,几位大法官不时打断她的陈述,问她问题。她在回答时,似乎得克萨斯口音更重了一些。 哈利·布莱克蒙大法官喜欢记下他对律师的印象,并给每位律师的辩论表现打分。他对萨拉·威丁顿的印象是“金发浓密,漂亮、丰满”。对这位年轻女律师的辩论表现,布莱克蒙大法官打了C+,得分跟在最高法院辩论的另一名女律师露丝·金斯伯格相同。1993年,金斯伯格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成了布莱克蒙大法官的同事。 得克萨斯州助理检察长弗洛伊德开始陈述。他由一个笑话开篇:“有个老掉牙的笑话说,一位男士跟两位漂亮女士辩论,女士总是赢。”旁听席上没有人笑,七位大法官面无表情。事后,一些评论家说,那可能是最高法院辩论中出现过的最糟糕的笑话了。三天后,弗洛伊德助理检察长讲的笑话戏言成真。七位大法官讨论案情,只有两位支持得克萨斯州政府,其余五位支持简·罗伊。首席大法官伯格分配布莱克蒙大法官起草判决书。五年前,布莱克蒙大法官念大学二年级的女儿意外怀孕,仓促退学、结婚,婚后不幸流产,夫妻感情不合,不久离婚。一场意外的怀孕改变了他女儿的命运。 1973年1月22日是个星期一,最高法院宣判罗伊诉韦德案,九名大法官7:2判决得克萨斯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宪,确认堕胎属于简·罗伊的隐私权,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同时,最高法院承认政府在保护胎儿生命和孕妇健康方面的利益。为了平衡妇女的堕胎权和州政府的利益,法院把孕期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堕胎风险极低,政府不能对妇女堕胎的权利施加任何限制;在第二阶段,堕胎风险增加,为了保护孕妇的健康,政府可以对堕胎采取合理的规范措施;在第三阶段,按照当时的医疗技术,胎儿已经可以在子宫外生存,政府保护胎儿生命的利益超过孕妇堕胎的权利,可以禁止堕胎,除非继续妊娠会危及孕妇的生命和健康。 考菲在开车上班的路上从收音机中听到宣判的消息。那天播报的重大新闻中还有一条:前总统林登·约翰逊去世。到达办公室后,同事向她祝贺。她打电话给威丁顿,先说了约翰逊总统去世的消息,然后说她们的官司胜诉了。接到考菲的电话之前,威丁顿已经得到最高法院宣判的消息。在两个月前的选举中,她赢得了得克萨斯州议会众议员的席位,声望和地位已经今非昔比。威丁顿在州议会大楼的办公室迅即收到大量鲜花和贺电,《纽约时报》、美联社和各家电视网的记者纷纷打来电话,要求采访。几乎所有媒体都把威丁顿作为罗伊诉韦德案的律师,不再提及考菲的名字。考菲并不在意。 四、生前身后 有些案子,在最高法院的胜诉标志着陈规的终结,相应的成文规则和潜规则逐渐淡出社会生活;有些案子,最高法院的胜诉却激发起更持久、更猛烈的抵抗。罗伊诉韦德案属于后者。最高法院判决后,围绕堕胎的争议不但没有平息,反而继续在社会各阶层发酵,时而爆发出来。1970年代以后,每逢选举,支持和反对堕胎的两个阵营对抗就趋于白热化,福音派教会和它们支持的政客在舆论造势中大打反堕胎牌,有效地把经济社会问题弃置一边,几乎把选举变成支持堕胎和反对堕胎的全民公投。在美国社会,堕胎问题成为激发选民政治热情和宗教激情的最大兴奋点之一。 媒体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持续升温的话题。1989年,NBC电视网根据罗伊诉韦德案拍摄了一部电影剧,5月15日向全国播放,成为NBC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有超过1500万家庭收看。次年一月,在剧中扮演萨拉·威丁顿的女演员艾米·麦迪根获得金球奖。那时,威丁顿履历中的头衔已经包括得克萨斯州议会众议员、美国农业部法律顾问、卡特总统前助理、威丁顿中心创始人、妇女权益活动家……与此同时,琳达·考菲在达拉斯正经历人生和事业的挣扎。1989年春,她被达拉斯检察官起诉欺诈,如果罪名成立,不仅律师执照不保,而且面临监禁。检方试图迫使她达成认罪协议,以争取从轻处罚,但考菲拒绝认罪。虽然法院最终因证据不足判她无罪,但被审判的屈辱无可挽回地击垮了她人生和事业的防线。考菲变得抑郁寡欢,更加内向。她的助理说:“她越来越沉默寡言,回避别人。”此后的年月,她因拖欠律师协会的会费,两度被暂停律师执照。 近年,美国的反堕胎运动硕果累累,最高法院反堕胎的保守派法官占到多数,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早在2003年,萨拉·威丁顿在接受《得克萨斯月刊》采访时说:“将来人们给我写讣告,开篇肯定是讲罗伊诉韦德案。有段时间,我曾想,随着时间流逝,人们会接受妇女自己决定是否堕胎的权利……围绕堕胎的争议会像电影最后一幕逐渐淡出视野,我们可以去关注别的话题。我错了。” 2021年8月,得克萨斯州实施“心跳法”,把禁止堕胎的时限事实上提前到怀孕第6周,而且发动群众执法,最高法院拒绝紧急叫停这项违反罗伊诉韦德案判例的立法。2021年12月1日,最高法院开庭辩论一起密西西比堕胎案。那起案件涉及的密西西比州法律把合法堕胎的期限提前到怀孕第15周。一位早年曾领导过反堕胎运动的牧师说:“不管还能活多久,在有生之年,我会尽力弥补我以前的行为和很多反堕胎运动领袖的行为造成的伤害。我曾经认为,罗伊诉韦德案不会被推翻。现在我认为,罗伊诉韦德案可能会被推翻。我想,那种后果将是混乱和痛苦。把那种危机强加到妇女头上,思之极恐。” 2021年圣诞节的次日,美国各大媒体报导,萨拉·威丁顿在得克萨斯奥斯丁家中去世。那时候,离她和考菲在达拉斯接手罗伊诉韦德案已经有50年了。正如她生前预言的那样,《讣告》的第一句写道:“萨拉·威丁顿是一名律师和妇女选择权活动家,曾在里程碑式的罗伊诉韦德案中代理诺玛·麦考维……”生前身后,她的名字都已经永远跟罗伊诉韦德案联系在一起。26岁时的那场诉讼改变了美国,也塑造了她的一生:“我们这一代妇女都会记得那场斗争的感受。就像年轻时的爱情。现在回忆起来感觉不会完全一样,但不会忘记。” 琳达·考菲仍然健在,已经79岁。50年间,她默默无闻,保持低调,个人履历上甚至从未提及罗伊诉韦德案。2001年,她关闭了达拉斯的事务所,开始退休生活。很多打过著名官司的律师腰缠万贯,但考菲没有钱。她搬到一个偏僻的小镇,住在一间没有空调和供暖的房子,靠微薄的退休金和政府发放的食品券为生。镇上没有人知道,这位手指变形、白发凌乱的贫弱妇人是“简·罗伊”的创造者,她在半个世纪前发起的那场诉讼改变了无数美国妇女的命运。 2021年12月初,《达拉斯晨报》一名记者辗转找到琳达·考菲的家。在谈到风雨飘摇中的罗伊诉韦德案和妇女堕胎权时,考菲说:“我感到很迷茫。”她跟年轻时一样内向,停顿下来,寻找合适的言辞:“我相信,相信改变终将会发生,但可能需要很多年……” 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表明,事情在变好之前可能会变得更差。这个判决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最高法院的最大丑闻。

作者:徒步的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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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y2008
控枪提了多少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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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_green
多少人为了女性权利奋斗了多少年,分分钟被高院这几个老头(再加个中年妇女)打回解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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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54321
主要 那时候 民主党 要走捷径,要通过 案件判例的 形式 把堕胎权力固定下来,而不是通过 立法院建立法律 来把 堕胎权力 固定下来。
大概那时候 很难通过 参众二院的法律 把堕胎权力 固定下来。不知道 现在 参众二院 能不能通过法律 把堕胎权力 确定下来?如果参众二院通过了,变成了 一个全国的法律,那些 保守州的 限制堕胎的 法律 大概就自动作废了。不知道 这样的 可能性 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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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xpo
就这样美国妇女还不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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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olucia
就这样美国妇女还不游行
foxxpo 发表于 2022-06-24 19:20

难道美国妇女都是赞成堕胎的?你想游行go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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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36
主要 那时候 民主党 要走捷径,要通过 案件判例的 形式 把堕胎权力固定下来,而不是通过 立法院建立法律 来把 堕胎权力 固定下来。
大概那时候 很难通过 参众二院的法律 把堕胎权力 固定下来。不知道 现在 参众二院 能不能通过法律 把堕胎权力 确定下来?如果参众二院通过了,变成了 一个全国的法律,那些 保守州的 限制堕胎的 法律 大概就自动作废了。不知道 这样的 可能性 大不大?
jack54321 发表于 2022-06-24 19:19

州法优先于一般联邦法。只有联邦宪法除外。
比如联邦法律是禁止抽大麻的,但是各个州都可以立法允许。
但是有可能可以立法宣布堕胎权是14修正案的人权一部分
b
babolucia
“我们这一代妇女都会记得那场斗争的感受。就像年轻时的爱情。现在回忆起来感觉不会完全一样,但不会忘记。” — — 萨拉·威丁顿 2022年1月21日,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罗伊诉韦德案”49周年的前一天,来自美国各州的数千名反堕胎人士在首都华盛顿游行,要求最高法院推翻那个判例,在全国范围内严加限制堕胎。今年游行的主题是“平等从子宫开始”。受疫情影响,今年的游行人数明显少于往年,但反堕胎人士相信,他们今年比以往48年离目标更近了。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当时正在审理一起密西西比州收紧堕胎限制的案件,年内很有可能推翻或改写“罗伊诉韦德案”确立的堕胎合法化标准。 基于这种预估,《今日美国报》当天报导:“今年的反罗伊案游行可能是最后一次”。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判决,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美国妇女的堕胎权倒退回1973年以前的状态。这是美国历史上黑暗的一天。 一、女律师 琳达·考菲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学霸,考上了得克萨斯最好的私立大学 — — 莱斯大学,依旧是学霸。1965年,她大学毕业,得克萨斯供妇女从事的工作并不多,只有像秘书、文员、中小学老师等不多的几种职业。考菲打字慢,做不成秘书和文员,又不想当老师,只好跟高中辍学的学生一起在汉堡店打零工。 考菲喜欢法律,但当时很少有女生念法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老师和学生中传说法学比其他学科难学,二是律师事务所不愿聘用女生做律师,职业前景暗淡。考菲不怕专业难学,对职业前景也没有太多顾虑 — — 任何职业都比在汉堡店打零工要强。她参加了法学院入学考试,被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录取。那是得克萨斯最好的法学院。因为她成绩突出,被选拔为《得克萨斯法学评论》的编辑。 当时,美国律师界是白人男性的天下,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录取的女生屈指可数。考菲那级同学有120名男生,只有5名女生,其中包括萨拉·威丁顿。毕业时节,全国各地的知名律师事务所纷纷来校园招聘毕业生。男生欢天喜地,女生愁眉苦脸。萨拉·威丁顿求职面谈时,一家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问她:“律师经常工作到深夜,但女人要回家做晚饭。你怎么兼顾两者?……年轻律师要经常挨骂,才能训练出来。你是个女人,我们又不能骂你。我们怎么训练你当律师?”结果可想而知。威丁顿找不到律师的工作,毕业后留在奥斯丁为法学院一位教授打零工。 琳达·考菲毕业时面临跟威丁顿相同的命运。她虽然成绩优异,又担任《得克萨斯法学评论》的编辑,但没有律师事务所愿意聘用她。她在得克萨斯州议会的立法委员会找到一份临时工作,帮助议员起草议案。考菲的母亲在达拉斯浸信会的会议中心做秘书。有一天,她遇到一位律师,说起女儿法学院毕业后找工作的事。那位律师告诉她,达拉斯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萨拉·休斯正打算招一名助理。 萨拉·休斯在得克萨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早在1935年,她成为得克萨斯州法院的第一名女法官。1961年,她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达拉斯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又成为得克萨斯联邦法院的第一名女法官。1963年11月21日,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第二天,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宣誓就职总统。按照惯例,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引领就职总统宣读《宪法》第二条第一款中的誓言。但情况危机,约翰逊决定就地找一名法官,他派人找到休斯,在空军一号上由休斯法官引领宣誓就职。纪录约翰逊总统就职场景的照片在全国各报刊登,休斯成为最知名的联邦法院法官之一。 考菲的母亲把休斯法官招聘助理的消息告诉女儿。考菲递交申请后,接到休斯法官的电话,邀请她去法院面谈。多年后,考菲回忆说,她当时觉得自己的声音都在颤抖。面谈的那天早晨,正值得克萨斯公布律师资格考试结果,考菲的成绩在全州名列第二。她得到了休斯法官助理的工作,业务水平突飞猛进。她很喜欢这项工作,但这种职位只有一年聘期。第二年4月,她必须重新进入职场找工作。而律师界对女律师的看法并没有改变,仍然没有事务所愿意聘用她。 考菲把找工难的烦恼告诉她中学同学亨利·麦克拉斯基。麦克拉斯基也在达拉斯做律师,在业界有些人脉,到处帮考菲找工作,但没有成功。不久,达拉斯县检察院招聘助理检察官,考菲递交了申请。麦克拉斯基专门安排晚宴,把父母请来,招待一位特殊的朋友。那位朋友认识达拉斯县检察长亨利·韦德。晚宴后,麦克拉斯基的朋友找到韦德,希望他能给考菲一个机会。韦德面谈了考菲,印象很好,但他说能给女律师安排的唯一工作是收帐员,向本县拖欠子女抚养费的父亲追帐。考菲放弃了这个机会。最终,她在一家办破产案的小型事务所找到处理文件的工作。 除了处理破产案,考菲也热心于帮助低收入妇女维权。1970年1月,她决定义务为一位名叫诺玛·麦考维的清洁女工打堕胎官司。麦考维22岁,发现自己怀孕了,不想要孩子,但得克萨斯法律禁止堕胎。出于律师的职责,考菲为麦考维严格保密,在法庭文件中使用化名“简·罗伊”。在涉及敏感问题的诉讼中,美国法院允许原告使用化名,“罗伊”、“朵伊”等是法院常用的化名姓氏。“简”是英语世界常见的女性名字。 在正式准备起诉前,考菲找到法学院同学萨拉·威丁顿做搭档。威丁顿有些犹豫。她没有联邦法院诉讼经验,到那时为止,她只为熟人办过几起协议离婚,为没有多少财产的人写过十来份遗嘱,为亲戚办过一起收养手续。因为堕胎这类挑战性诉讼需要动用大量资源做研究,她建议考菲找一位大事务所有专业助理的律师。但大事务所对这类案件不感兴趣。最终,威丁顿答应跟考菲搭档。 威丁顿有一段在当时不为外人所知的往事。法学院最后一年,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跟男友都是学生,没有固定收入,靠课余打工维持学业,不想辍学养育孩子。一位朋友建议她去墨西哥堕胎,给他们介绍了一位曾在美国留学的墨西哥堕胎医生,费用400美元,只收现金。威丁顿和男友凑够了医生的收费和路费,从一位父亲是医生的朋友那里讨了一包强力止痛药,又打听到当地一名外科医生的电话,万一堕胎出事故,用以联系急救。 一个周五早晨,他们开车从奥斯丁出发,赶到得克萨斯和墨西哥边境的老鹰关,在一家汽车旅馆登记入住后穿越边境,来到墨西哥一侧的皮德拉斯·尼哥拉斯镇。两人在约定的地点见到联系人。多年后,威丁顿在自传中回忆,她跟着一名穿白衬衣、褐色裤子的男人进入一条沙土胡同,来到一所低矮的白房子前,里面就是堕胎诊所。幸运的是,一切顺利。 二、起诉 1970年3月3日,考菲去达拉斯联邦地区法院递交了诉状。她用两张个人支票付了30美元起诉费。当时,她的月薪是450美元。“罗伊诉韦德案”正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达拉斯县检察长韦德成了被告。但真正应该列为被告的是得克萨斯州总检察长和州长。考菲和威丁顿没有诉讼经验,法院接收诉状后也没有要求她们更正。韦德是达拉斯的显赫人物,以秉公执法著称,在数十年检察官生涯中,他公诉了无数起大案要案,只是请求法院判被告死刑的案件就有30起,只有一起没有成功。他的哥哥曾因酒驾被拘,韦德依法公诉,将其判监。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后,他曾负责监督起诉犯罪嫌疑人。得克萨斯从州总检察长到各县检察长都是民选产生,每次竞选,韦德都高票当选。 5月22日下午2点,联邦地区法院开庭。三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坐堂听审,其中一位是萨拉·休斯法官。考菲首先陈述了程序事宜,再由威丁顿申辩实体法律问题。那是她们律师生涯中第一次出庭辩论。威丁顿十分紧张,她的声音颤抖,抬头看到休斯法官在冲她微笑,才逐渐平静下来。她向法庭申诉,简·罗伊有权自己决定是否终止怀孕,这属于她受《宪法》保护的隐私权,得克萨斯法律禁止堕胎,违反了她的宪法权利。 后世一些律师、法官和法学家主张,妇女堕胎权应当属于宪法保护的平等权,归入隐私权过于牵强。但观念世界的法理学说是一回儿事,现实世界的法院诉讼是另一回儿事。笼统讲,美国法院遵循判例原则。《宪法》明确规定了少数几项权利,最高法院称之为“基本权利”,在解释基本权利涵盖和适用的范围时,律师和基层法院不能随意引申,必须看此前上级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判决中是否有先例。《宪法》中没有规定堕胎权,所以,如果原告指控得克萨斯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宪,必须在宪法中找到一项基本权利,引用此前法院的判例,论证堕胎属于那项基本权利。 最高法院此前没有支持堕胎权的判例,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在起诉时必须依据在事实上和法理上有可比性的其他判例。考菲和威丁顿发现,在最高法院的判例中,跟堕胎问题最具可比性的是1965年判决的“格雷斯沃德诉康涅狄格案”。在那个案子中,最高法院判决,康涅狄格州禁止避孕的法律违反了原告的隐私权。最高法院认为,虽然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个人隐私权,但宪法第一、第四、第九、第十四修正案隐含着对隐私权的保护。这是考菲和威丁顿在罗伊诉韦德案中依据的判例。法庭上,威丁顿引述格雷斯沃德诉康涅狄格案,指控得克萨斯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反了简·罗伊的隐私权,她请求法庭宣判那项法律违宪,并予以废止。 被告韦德有两名律师。一名是得克萨斯州助理检察长扎伊·弗洛伊德,另一名是县政府为本案专门聘请的律师约翰·托尔。弗洛伊德助理检察长首先做出抗辩,称简·罗伊没有资格起诉,因为得克萨斯禁止堕胎的法律不是针对孕妇,而是针对堕胎医生 — — 事实上,被告从来没有起诉过堕胎的孕妇。托尔律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把信仰激情倾注于律师职业,认为自己是在为未出生的“小罗伊”辩护,保护一个完全无助的个体生命,还有将来所有未出生的胎儿的生命。他在法庭申辩,即便简·罗伊有堕胎的隐私权,未出生的“小罗伊”的生命权也重于孕妇的隐私权。法庭辩论结束后,考菲和威丁顿在忐忑不安中等待判决结果。 6月17日,联邦地区法院宣判,堕胎属于的《宪法》保护的公民隐私权,得克萨斯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宪。美国有大致平行的两套法院系统,一是各州法院,二是联邦法院。虽然联邦法院对各州法律涉及的《宪法》问题有管辖权,但一般不愿过度干预州内事务。达拉斯的联邦地区法院也不例外,在判决得克萨斯反堕胎法律违宪的同时,法院并没有责令州政府停止执法。所以,在现实世界,得克萨斯州各级执法人员仍然可以执行那项违反宪法的法律。事实上,法院刚做出判决,被告韦德检察长即向媒体表示,他不仅要上诉,而且会继续查办并起诉非法堕胎的医生。 第二天,《达拉斯晨报》刊登头版标题:“得克萨斯堕胎法被废止”。五天后,《休斯顿邮报》发表了对考菲和威丁顿的专访,并评论说:“如果她们在法庭上的成功能证明什么的话,当然是证明了温文尔雅的南方淑女完全能做优秀律师。”胜诉后,考菲和威丁顿收到的不只是赞誉,还有大量辱骂和威胁。威丁顿把她收到的威胁信保存在一个箱子中,跟同事说,如果她有三长两短,可以交给警察,从这些信中找线索破案。 威丁顿在法学院念书时喜欢法理学,在课上得到最高分。不过,法理学教授是一位激进的反堕胎人士。他得知自己的学生打赢了堕胎官司,十分愤怒。联邦法院宣判得克萨斯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宪,得克萨斯是否要考虑修改法律?州议会不能无动于衷,组织了堕胎问题听证会。那位法理学教授是反堕胎的证人之一,他在台上做证时,对坐在台下的威丁顿说:“你应该感到羞耻。萨拉·威丁顿,你永远不会赢。我早就知道。” 三、最高法院 1971年5月3日,美国最高法院决定受理罗伊诉韦德案的上诉。考菲和威丁顿没有想到,她们律师生涯中打的第一场官司会走那么远。最高法院每年收到7000–8000起上诉,但只受理80起左右的案件,被受理的机会只有百分之一。很多资深律师把在最高法院辩论作为终生的职业目标,但往往努力几十年得不到机会。被最高法院受理后,考菲和威丁顿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由谁出庭辩论?考菲聪明好学,是罗伊诉韦德案的大脑,又有做联邦法官助理的经验,但她性格内向,不喜欢抛头露面,更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威丁顿显然是更合适的人选,她开朗自信,有魄力也有魅力,喜欢在聚光灯下演讲。 12月13日,经过半年准备,威丁顿在最高法院出庭,为简·罗伊的堕胎权辩护。那年,她26岁,是最高法院历史上出庭辩论的最年轻律师。考菲穿着朴素,坐在旁听席上。两名大法官刚退休不久,总统和参议院还没来得及完成任命程序,所以,法庭上只有七名大法官。那是个老年男性团体 — — 当时离里根总统任命第一位最高法院女大法官还有10年,离克林顿总统任命第二位女大法官还有22年。来最高法院辩论的几乎清一色是男律师,参加辩论的女律师屈指可数。那天,威丁顿提前一小时来到最高法院的律师休息室,发现里面只有男厕所,没有女厕所。直到1993年,最高法院有了两名女大法官,也有越来越多的女律师获得在最高法院出庭辩论的机会,律师休息室才开始设置女厕所。 开庭前半小时,法院已经座无虚席。10点钟开庭,沃伦·伯格首席大法官说:“威丁顿夫人,你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等待开庭时,威丁顿很紧张,被叫到名字后,她起身去大法官面前做陈述,反倒平静下来。原告和被告的律师各有半小时的陈述时间。对于陈述内容,威丁顿已经了如指掌,反复演练过无数次。她语调平静,操着得克萨斯口音申辩简·罗伊选择堕胎的宪法权利。不过,跟平日演练时不同,几位大法官不时打断她的陈述,问她问题。她在回答时,似乎得克萨斯口音更重了一些。 哈利·布莱克蒙大法官喜欢记下他对律师的印象,并给每位律师的辩论表现打分。他对萨拉·威丁顿的印象是“金发浓密,漂亮、丰满”。对这位年轻女律师的辩论表现,布莱克蒙大法官打了C+,得分跟在最高法院辩论的另一名女律师露丝·金斯伯格相同。1993年,金斯伯格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成了布莱克蒙大法官的同事。 得克萨斯州助理检察长弗洛伊德开始陈述。他由一个笑话开篇:“有个老掉牙的笑话说,一位男士跟两位漂亮女士辩论,女士总是赢。”旁听席上没有人笑,七位大法官面无表情。事后,一些评论家说,那可能是最高法院辩论中出现过的最糟糕的笑话了。三天后,弗洛伊德助理检察长讲的笑话戏言成真。七位大法官讨论案情,只有两位支持得克萨斯州政府,其余五位支持简·罗伊。首席大法官伯格分配布莱克蒙大法官起草判决书。五年前,布莱克蒙大法官念大学二年级的女儿意外怀孕,仓促退学、结婚,婚后不幸流产,夫妻感情不合,不久离婚。一场意外的怀孕改变了他女儿的命运。 1973年1月22日是个星期一,最高法院宣判罗伊诉韦德案,九名大法官7:2判决得克萨斯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宪,确认堕胎属于简·罗伊的隐私权,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同时,最高法院承认政府在保护胎儿生命和孕妇健康方面的利益。为了平衡妇女的堕胎权和州政府的利益,法院把孕期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堕胎风险极低,政府不能对妇女堕胎的权利施加任何限制;在第二阶段,堕胎风险增加,为了保护孕妇的健康,政府可以对堕胎采取合理的规范措施;在第三阶段,按照当时的医疗技术,胎儿已经可以在子宫外生存,政府保护胎儿生命的利益超过孕妇堕胎的权利,可以禁止堕胎,除非继续妊娠会危及孕妇的生命和健康。 考菲在开车上班的路上从收音机中听到宣判的消息。那天播报的重大新闻中还有一条:前总统林登·约翰逊去世。到达办公室后,同事向她祝贺。她打电话给威丁顿,先说了约翰逊总统去世的消息,然后说她们的官司胜诉了。接到考菲的电话之前,威丁顿已经得到最高法院宣判的消息。在两个月前的选举中,她赢得了得克萨斯州议会众议员的席位,声望和地位已经今非昔比。威丁顿在州议会大楼的办公室迅即收到大量鲜花和贺电,《纽约时报》、美联社和各家电视网的记者纷纷打来电话,要求采访。几乎所有媒体都把威丁顿作为罗伊诉韦德案的律师,不再提及考菲的名字。考菲并不在意。 四、生前身后 有些案子,在最高法院的胜诉标志着陈规的终结,相应的成文规则和潜规则逐渐淡出社会生活;有些案子,最高法院的胜诉却激发起更持久、更猛烈的抵抗。罗伊诉韦德案属于后者。最高法院判决后,围绕堕胎的争议不但没有平息,反而继续在社会各阶层发酵,时而爆发出来。1970年代以后,每逢选举,支持和反对堕胎的两个阵营对抗就趋于白热化,福音派教会和它们支持的政客在舆论造势中大打反堕胎牌,有效地把经济社会问题弃置一边,几乎把选举变成支持堕胎和反对堕胎的全民公投。在美国社会,堕胎问题成为激发选民政治热情和宗教激情的最大兴奋点之一。 媒体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持续升温的话题。1989年,NBC电视网根据罗伊诉韦德案拍摄了一部电影剧,5月15日向全国播放,成为NBC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有超过1500万家庭收看。次年一月,在剧中扮演萨拉·威丁顿的女演员艾米·麦迪根获得金球奖。那时,威丁顿履历中的头衔已经包括得克萨斯州议会众议员、美国农业部法律顾问、卡特总统前助理、威丁顿中心创始人、妇女权益活动家……与此同时,琳达·考菲在达拉斯正经历人生和事业的挣扎。1989年春,她被达拉斯检察官起诉欺诈,如果罪名成立,不仅律师执照不保,而且面临监禁。检方试图迫使她达成认罪协议,以争取从轻处罚,但考菲拒绝认罪。虽然法院最终因证据不足判她无罪,但被审判的屈辱无可挽回地击垮了她人生和事业的防线。考菲变得抑郁寡欢,更加内向。她的助理说:“她越来越沉默寡言,回避别人。”此后的年月,她因拖欠律师协会的会费,两度被暂停律师执照。 近年,美国的反堕胎运动硕果累累,最高法院反堕胎的保守派法官占到多数,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早在2003年,萨拉·威丁顿在接受《得克萨斯月刊》采访时说:“将来人们给我写讣告,开篇肯定是讲罗伊诉韦德案。有段时间,我曾想,随着时间流逝,人们会接受妇女自己决定是否堕胎的权利……围绕堕胎的争议会像电影最后一幕逐渐淡出视野,我们可以去关注别的话题。我错了。” 2021年8月,得克萨斯州实施“心跳法”,把禁止堕胎的时限事实上提前到怀孕第6周,而且发动群众执法,最高法院拒绝紧急叫停这项违反罗伊诉韦德案判例的立法。2021年12月1日,最高法院开庭辩论一起密西西比堕胎案。那起案件涉及的密西西比州法律把合法堕胎的期限提前到怀孕第15周。一位早年曾领导过反堕胎运动的牧师说:“不管还能活多久,在有生之年,我会尽力弥补我以前的行为和很多反堕胎运动领袖的行为造成的伤害。我曾经认为,罗伊诉韦德案不会被推翻。现在我认为,罗伊诉韦德案可能会被推翻。我想,那种后果将是混乱和痛苦。把那种危机强加到妇女头上,思之极恐。” 2021年圣诞节的次日,美国各大媒体报导,萨拉·威丁顿在得克萨斯奥斯丁家中去世。那时候,离她和考菲在达拉斯接手罗伊诉韦德案已经有50年了。正如她生前预言的那样,《讣告》的第一句写道:“萨拉·威丁顿是一名律师和妇女选择权活动家,曾在里程碑式的罗伊诉韦德案中代理诺玛·麦考维……”生前身后,她的名字都已经永远跟罗伊诉韦德案联系在一起。26岁时的那场诉讼改变了美国,也塑造了她的一生:“我们这一代妇女都会记得那场斗争的感受。就像年轻时的爱情。现在回忆起来感觉不会完全一样,但不会忘记。” 琳达·考菲仍然健在,已经79岁。50年间,她默默无闻,保持低调,个人履历上甚至从未提及罗伊诉韦德案。2001年,她关闭了达拉斯的事务所,开始退休生活。很多打过著名官司的律师腰缠万贯,但考菲没有钱。她搬到一个偏僻的小镇,住在一间没有空调和供暖的房子,靠微薄的退休金和政府发放的食品券为生。镇上没有人知道,这位手指变形、白发凌乱的贫弱妇人是“简·罗伊”的创造者,她在半个世纪前发起的那场诉讼改变了无数美国妇女的命运。 2021年12月初,《达拉斯晨报》一名记者辗转找到琳达·考菲的家。在谈到风雨飘摇中的罗伊诉韦德案和妇女堕胎权时,考菲说:“我感到很迷茫。”她跟年轻时一样内向,停顿下来,寻找合适的言辞:“我相信,相信改变终将会发生,但可能需要很多年……” 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表明,事情在变好之前可能会变得更差。这个判决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最高法院的最大丑闻。

作者:徒步的骑手




Gothicabc 发表于 2022-06-24 18:53

人云亦云。先去看看判决书到底怎么说的再来大放厥词。最高法院只是说,宪法关于堕胎权力是中立的,所以最高法院对堕胎也是中立的,不反对也不支持。关于堕胎应该由议会,州立法来决定。最高法院本来就只是来诠释宪法的,宪法上没有提过堕胎,所以最高法院当年判决Roe就是错误的。现在不过是纠正错误而已。
男人希望女人有绝对堕胎权可以理解,可以搞大肚子不负责,女人这么热衷干啥?除了极个别的被强奸怀孕的,还有因为医疗原因必须堕胎的,其他人不能避孕吗?避孕失败不能紧急事后避孕药吗?实在要堕胎,绝大多数州都是允许在一定时间内堕胎的。生下来养不起送出去领养就是了,又不像国内单亲妈妈受歧视,还有准生证,户口各种现实问题。还硬要每个州都规定直到出生前都可以杀死?甚至出生后还可以杀死?
给堕胎制造一点障碍,刚好可以让那些管不住下半身的多一点顾忌,好好避孕是正经。
木牛流马
多少人为了女性权利奋斗了多少年,分分钟被高院这几个老头(再加个中年妇女)打回解放前。

daily_green 发表于 2022-06-24 19:17

历史前进一小步需要几十上百年的斗争,后退却非常容易。从此这是一个slippery 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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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gine
人云亦云。先去看看判决书到底怎么说的再来大放厥词。最高法院只是说,宪法关于堕胎权力是中立的,所以最高法院对堕胎也是中立的,不反对也不支持。关于堕胎应该由议会,州立法来决定。最高法院本来就只是来诠释宪法的,宪法上没有提过堕胎,所以最高法院当年判决Roe就是错误的。现在不过是纠正错误而已。
男人希望女人有绝对堕胎权可以理解,可以搞大肚子不负责,女人这么热衷干啥?除了极个别的被强奸怀孕的,还有因为医疗原因必须堕胎的,其他人不能避孕吗?避孕失败不能紧急事后避孕药吗?实在要堕胎,绝大多数州都是允许在一定时间内堕胎的。生下来养不起送出去领养就是了,又不像国内单亲妈妈受歧视,还有准生证,户口各种现实问题。还硬要每个州都规定直到出生前都可以杀死?甚至出生后还可以杀死?
给堕胎制造一点障碍,刚好可以让那些管不住下半身的多一点顾忌,好好避孕是正经。

babolucia 发表于 2022-06-24 19:36

女人应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另,管不住下半身的一般是男人。再怎么避孕也挡不住强奸乱伦human trafficking加上birth defect的。你怎么选是你的自由,别人怎么选是别人的自由,为什么不能让每个人都自由选择而非要一刀切呢。
w
wielkacytryna
就这样美国妇女还不游行
foxxpo 发表于 2022-06-24 19:20

这国怎 定体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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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dgerbadger
Never again
j
jack54321
州法优先于一般联邦法。只有联邦宪法除外。
比如联邦法律是禁止抽大麻的,但是各个州都可以立法允许。
但是有可能可以立法宣布堕胎权是14修正案的人权一部分
Alan36 发表于 2022-06-24 19:29

但 交税呢?州里 能不能 通过法律 说:我们不叫 联邦税啊?
a
amoy
主要 那时候 民主党 要走捷径,要通过 案件判例的 形式 把堕胎权力固定下来,而不是通过 立法院建立法律 来把 堕胎权力 固定下来。
大概那时候 很难通过 参众二院的法律 把堕胎权力 固定下来。不知道 现在 参众二院 能不能通过法律 把堕胎权力 确定下来?如果参众二院通过了,变成了 一个全国的法律,那些 保守州的 限制堕胎的 法律 大概就自动作废了。不知道 这样的 可能性 大不大?
jack54321 发表于 2022-06-24 19:19

会非常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