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百姓残暴的叫暴君，对上层残暴的如果治国还不错，最后历史评价一般还可以。比如李世民杀了两个兄弟，霸占多位弟媳，逼老爹退位，但历史评价很好。 小气蔻蔻 发表于 2022-04-08 13:40
回复 16楼ChristinaW的帖子 可是朱棣统治的时代，是世界上其他西方国家开始工业革命的时代，放在世界的维度，他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啊。 江湖夜雨十年灯 发表于 2022-04-08 17:35
朱棣还是很牛的。天子守国门，这句话就听着厉害。 建文帝实在是太弱小了。 mt.everest 发表于 2022-04-08 11:55
据说朱棣是对于官僚比较严酷，而对百姓却相对仁和。Rigel 发表于 2022-04-08 18:43
下文来自李洁飞先生的作品 龙床。
朱棣上台后所大规模使用暴力的情形，完全失却理性。他的残酷镇压，本极过分，而于疯狂杀戮之中所挑选和采用的方式，更超出了消灭和打击异己的实利需要，纯粹演变成制造恐怖气氛和对暴力的宣扬。对不肯降附的建文忠臣，朱棣不以仅夺其生命为满足，往往用野蛮虐杀达到其快意宣泄的诉求。
如暴昭之死：
刑部尚书暴昭被执，抗骂不屈，文皇大怒，先去其齿，次断手足，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
司中之死： 佥都御史司中召见不屈，命以铁帚扫其肤肉，至尽而死。 铁铉之死：
文皇乃令舁大镬至，投铉尸，顷刻成煤炭。
对建文忠臣女眷，竟公然让人轮奸：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本司右绍舞邓诚等于右顺门里口奏：“有奸恶齐泰的姐并两个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由二十条汉子守着。年小的都怀身孕，除夕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奉钦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树儿。” 这些行为，泄愤之外，目的主要在于恫吓。残忍地对待这些曾经反对他的人，侮辱其家属，都具有一种展示“下场”的作用；既满足了朱棣自己的报复心理，又作为威胁以警诫所有对他以武力推翻合法君主感到不满的人。
尽管实施了大规模屠杀、血腥酷刑以及极其歹毒的身心摧残，但朱棣知道，单靠这些远不足以平弭朝野上下的非议。这种声音可能随处皆在，却藏匿于他所不知道的地方，如不加控制，也许会慢慢汇聚起来，变成一股比声音更实际更有力的力量。此即王世贞于万历年间所分析的：“既由藩国起，以师胁僭大位，内不能毋自疑人人异心，有所寄耳目。”说朱棣当时的怀疑，到了“人人异心”的地步，对每个人都不放心——“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没办法，自己心中有鬼嘛——那么，怎么办？只有实行一整套国家恐怖主义统治：密织侦缉网，豢养大量鹰犬，提高特务组织地位张大其权力，培植大酷吏，在全社会鼓励告密，以言治罪、禁止民间谈论政治……总之，要造成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局面。
即位之后，他指示军方遵循以下精神发布公告： 今为众所推戴，嗣承大统，罪人皆已伏诛，嘉与万方，同乐至治。比闻在京军民犹有未喻朕心者，谓有复行诛戮之意，转相扇惑，何其愚也！ 吾为天下君，则天下之民皆吾赤子，岂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岂当滥及无罪？尔兵部亟出榜晓谕，令各安心乐业，勿怀疑惧，敢复有妄言惑众，许诸人首告，犯人处死，家产给赏告人。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 其中可见先前一系列的屠杀造成了巨大恐慌，恐慌的同时也引起民间极大不满，朱棣所谓“妄言”，当包括上述二者。这条指示的精神，安民爱民只是表面文章，道貌岸然的语词背后，是一副冷酷的铁腕形象——他指出，面对阴云密布、血迹斑斑的现实，人民连“疑惧”的心理反应也不能有，也是罪过，更不得将这种内心感受吐露和表达出来，凡所语及，即为“妄言”（如当代所谓“反动言论”），就是死罪。为了彻底扑灭人民的不满情绪，他很卑鄙地利用人的求生本能，“许诸人首告”，意即，曾一起议论“国是”的人当中，谁首先起来检举揭发别人，此人即可免罪，而且会得到其他所有被处死者的家产作为奖励，相反，“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这是一道诱导鲜廉寡耻、弃信忘义之风盛行社会的旨令。
于是，永乐年间引人注目地出现一种过去很罕见的罪名：诽谤罪。“诽谤”的意思并不复杂，就是捏造坏话来诋毁和破坏他人名誉；诽是背地议论,谤是公开指责。这字眼，今天无甚特别之处，任何人觉着自己被人用言语侮辱了名声，都可以告之以诽谤。但永乐年间对诽谤的指控，却非普通人所享权利，而是朱棣单独享有对任何人加以指控的权利；在这里，诽谤罪专指一切针对朱棣及其统治的议论，只要这议论是负面的、批评的和表示怀疑态度的，不论对错，不论有无事实依据，通通算诽谤，所谓“诽谤时政”。说白了，人民除了歌功颂德、感恩戴德，不允许对政治发表任何公开或私下的意见。因此我们不妨把永乐年间的“诽谤罪”，理解成禁言令——禁止民间一切有关政治的自由言论。
虽然中国古代社会并非民主社会，但仍很少听说哪个朝代设立过这样一项罪名。相反，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有一个很突出的传统，认为应该倾听民众的声音，还认为企图用封堵的办法来扼杀民意，不仅做不到，而且根本就很愚蠢。孟子曾经引《尚书》中的一句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天都以人民的耳目为耳目，何况人君？他还告诫那些为君者：“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什么事情，如果老百姓都说不应该，就一定要加以审视。这也是强调执政者必须倾听人民声音。更有名的，是子产讲的那句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把老百姓的嘴巴堵起来，比堵住洪水可要难多了！要多蠢有多蠢！所以子产不毁乡校，保留它，给老百姓一个随便谈论国是的地方。后来个别统治者，至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有所控制，如秦始皇烧书、司马昭杀嵇康等，针对普通民众在全国设立一项以言论管制为目的的“诽谤罪”，恐怕是第一次。
虽然事实证明，朱棣才是朱元璋构建的体制的合格继承人，但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却要以不合法方式来得到似乎天然属于他——抑或他才真正与之相配——的权力。同时，他的权力越是来得不合法，他就越发想尽一切办法来巩固和强化这权力，结果，他的这种努力与那种权力的本质，二者反倒相得益彰，彼此生发，将各自真谛发挥得淋漓尽致。
朱棣以武力推翻建文帝，虽非不费吹灰之力，但着实颇为顺利，一如两个不同重量级的拳手之间的较量，没有悬念。
他称帝的真正障碍，不是朱允炆，而是“合法性”。当把守金川门的谷王朱橞和李景隆为他打开城门之时，战争结束了，然而朱棣却意识到，现在他才面临真正严峻的考验。作为胜利者，他享受到的不是欢迎、拥戴和臣服。他赢得了战争，却没有赢得承认。史料为我们揭示出朱棣进入南京城时所遭遇的尴尬局面：迎降的朝臣不过百十号人，而“遁去者，达四百六十三人”，这还不包括自尽者、被捕者。假如换置为现代民调的表述方式，朱棣的支持率不足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
朱允炆良好的声誉是一个原因。万历年间，李贽于《续藏书》借评述方孝孺其人之机，极大胆地在同洪武严政相对照的意义上，称赞建文的四年之治：“盖（洪武年间）霜雪之用多，而摧残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继之，专一煦以阳春。”比朱元璋为严冬，而把朱允炆比做阳春，乃至说他善始善终地（“专一”）只把温暖带给民间。这个说法应不过分。由建文入永乐的时人朱鹭，在诗《过金陵吊方正学诸臣》里写：“四年宽政解严霜，天命虽新故忍忘？”严霜，指朱元璋；天命虽新，指朱棣上台。诗句中对朱允炆怀念之意甚浓。从朱鹭到李贽，一百多年过去了，朱允炆的良好声誉却是一贯的，没有什么不一致的材料来推翻这印象。
传说建文帝逃走后出家为僧 但也只是传说。其他传说包括逃往南洋。总之， 侄儿的真实下落令朱棣很是烦恼。
北京紫禁城 由朱棣仿南京紫禁城在北京修建，完全是新建，并非在金、元旧宫基础上扩建翻新。明初，大约三四十年时间内，中国居然造了两座这样伟大的宫城；当然，每个铜板都来自黎民百姓。
建文帝实在是太弱小了。
光看朱棣残暴行为的文字，我的心就很难受了...记得有一本书叫历史不忍细看，我真的没敢读下去。
这个我同意，也 make sense. 但朱棣的残暴完全脱离了理智的范围，太可怕了。
古代中国人文精神，遭受过两次严重戕害。一次是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第一个皇朝秦帝国。一次就是朱棣篡权、自立为帝。
秦灭六国，害怕各国人民怀念自己的文化历史，或者干脆是为了强行统一思想舆论，就下令烧书，只留下实用技术类的书籍，其余一概搜出烧掉。为防止没有搜到而漏网的情形，又明令严申，绝对禁止。这样，秦以前各国史书，除了秦自己的官方史，统统被毁灭了；学术方面也一样，除秦官方的博士官所掌图书，凡是私人收藏的诸子书一概上交官府烧毁，下令三十天内不上交者，罚筑长城四年（肯定会送命死掉）；聚谈诗书者斩首，是古（六国）非今（秦王朝）者灭族；不准许民间办学（私学），孔子以来形成的教育普及的好局面生生地被禁止，历史倒退了好几百年；人民求学以吏为师，换言之，教育以服务政治为目的，与自由的思想和学术绝缘……这些极端的文化专制措施，终结了此前何等灿烂多姿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百家争鸣”时代，而它自身造成的后果，更是接近于葬送文明——秦灭亡后，面临着经典旷无的局面，许多年后，主要自汉武帝时代起，才靠着从废墟中发现当初有人冒生命危险匿存下来的少量典籍，复经许多学者艰辛整理、疏证，一点一滴、丝丝缕缕地重新续上文明之脉。汉代经学所以那样发达，起因就在于秦对文明的毁灭。整个两汉对于中国历史，实有不亚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意义；伟大的学者从司马迁、刘向到郑玄，对中国文化实有再造之恩。饶是如此，中国历史和文明虽万幸未致湮灭，后遗症却也相当严重。经学上的“今文派”和“古文派”，打得一塌糊涂，直到清代仍脱不得身。
顺带说一下，秦朝其他政治经济措施，如车同轨、通水路、去险阻（平毁各地要塞）、划一币制器具、以秦篆统一文字等，客观上利于国家大一统，其主观出发点，也是压制人民、消解各种隐患。
秦的许多举措尽管具有反文明的性质，但毕竟尚可促进中国民族、政治的统一，所以历来对秦代的评价，褒贬分歧很大，有认为其善不足以抵其恶的，也有认为其恶远不能掩其善的。这样的分歧，各依尺度不同，谁也说服不了谁。然而，朱棣篡位，却谈不上有什么积极面。
他篡位以前，中国已处在稳定的统一的局面中，倒是他的叛乱，将中国抛入战祸中，让惊魂甫定的百姓，又品尝离乱滋味。
他篡位之后，政治不是变得清明，相反，恢复了许多被朱允炆所改革、连朱元璋晚年亦自我否定掉的苛政，为了刻意与建文时期反道而行，他将朱允炆实施的各种从士大夫至平民广泛好评、认为利国惠民的政策，予以推翻、否定。就连他好大喜功的对蒙战略，以及征越南这一类似乎可以炫耀一下的“武功”，史家也是疑问多于首肯，因为它们大大违背了朱元璋对明帝国的周边战略设想，而后者却比较合乎明帝国的实际。
表面上看，朱棣没有造成嬴政那样严重的后果，也没有轰轰烈烈地搞“焚书坑儒”那样的运动。其实，朱棣干的不比嬴政少，对打击目标的决绝狠酷，更不稍逊。不过有一点，相较嬴政，朱棣深通伪善，事办得更狡猾，手法也阴柔。
以他们都做过的杀士这件事来比较。“焚书坑儒”动静闹得那么大，名声那么坏，实际上杀了多少人呢？只有四百六十多人，主要还是孟子学派的儒生（东汉赵岐说）。可永乐元年，单单方孝孺一案，就杀掉八百七十三人，而且“诛十族”这一创新，所特地加上的第十族，就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方的朋友和门生，多为读书人无疑。别的惨案，受害主体也是读书人。杀方孝孺，连姚广孝也反对，反对理由就是应替天下留存“读书种子”。嬴政杀掉四百多个儒生，背上千古骂名；而数倍乃至十几倍这样干的朱棣，却好像没有挨过什么骂。嬴政很冤，他应该从棺材里跳出来，要求平反。
朱棣非但没有挨骂，还因为那部据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类书的《永乐大典》，被不明就里或生性喜欢“伟业”的人，视为文化的保护神。这就是朱棣的狡猾处。一面对读书人大杀大砍，锢言禁说；一面搞历史上最大的“文化形象工程”，来炫耀文治。实际上，《永乐大典》鸿篇巨制不假，对文明发展的实际影响近乎于零。它卷帙过于浩繁，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难以刻印（恐怕一开始就没想过刻印成书），即便再抄一套也非易事，足足过了一百年，嘉靖皇帝才痛下决心录一个副本，但工程之大，嘉靖竟没能活着看到抄写完成，直到继任者隆庆皇帝登基，副本才算抄完。而副本抄缮完毕不久，正本又奇怪地下落不明。总之，这套今天说起来大家不胜景仰的《永乐大典》，修成之后即锁深宫，与尘土为伴，几乎不被阅读，且一直保持这“特色”，直到那套副本在清代被内贼外寇盗抢而散失殆尽。 书籍，唯当被读、被传播，方产生文明价值。倘若根本不进入阅读领域，又有什么意义？《永乐大典》，修之前就明摆着不以供人阅读为目的，修成后放在皇家库房里，大门一锁，与世隔绝。但它有一点却牛得不行，那就是足够巨大、足够辉煌、足够叹为观止，尽管大家全无眼福，可谁提起来都啧啧称奇。难怪政治家往往喜欢搞“形象工程”，《永乐大典》即以奇效垂范于他们。
一提起“永乐大帝”，必想到“永乐大典”。有这座“文化昆仑山”挡在那里，朱棣所干的坏事可就全都离开人们视野，或者被视而不见了。何谓“一俊遮百丑”！更何况，所谓俊也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
在我看来，朱棣行径中，比血腥杀戮影响更恶劣的还有许多。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造假者。建文朝史事“千钩百索，只字不留”，在他鼓励和授意下，当时“文学柄用之臣”置良知和道义于不顾，“自饰其非”，“为史（指对建文朝的书写），肆以丑言诋之”，致建文朝“政令阙而不传”（建文时期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已不可知），过了好些年，一个叫杨守陈的礼部尚书实在不能接受这种状况，向弘治皇帝上书，批评“靖难后不记建文君事，使其数年内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无传”，委婉提出重写历史、恢复原貌的要求：“即今采录，尚可备国史之缺”。朱棣的做法，不单等于给历史开了“天窗”，还填加进去许多谎话，给后来肆意篡改历史的人，树立了榜样。
2000 年 美国 A&E channel 评世界上 1000 年 100 位伟大人物。 中国就两个上榜， 永乐大帝就是其一。
可是朱棣统治的时代，是世界上其他西方国家开始工业革命的时代，放在世界的维度，他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啊。
他又没闭关锁国，治国方面没什么大问题，开历史倒车的帽子扣不到他头上
实际是怕在南京祖宗晚上找他睡不着吧
是从朱元璋开始的，扒贪官皮放在衙门口这种，但腐败依然延续至今
他15世界初的，那时候大航海都没开始呐，更别提工业革命了
您是对的，大航海时代始于15世纪末。 但朱棣的毫无理智的残暴让我不寒而栗...
欧洲开始文艺复兴，中国开始焚书坑儒2.0 百年国耻的种子 可以说就是他种下的
朱棣时期征战和大工程都多，据说中国深山里的大木材都是那时候被伐尽了，老百姓可想而知的徭役和税赋都会很重，不一定比贪官盘剥好到哪里去
所以我想不通为什么还有影视剧小说为他歌功颂德美化他洗白他？这不更可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