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华裔教授陈刚昨天正式被美国政府释放,把陈刚教授和其家人折腾过一年之后,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实在找不出证据”【1】。今早,陈刚教授在《波士顿环球报》申冤【2】,“你们把我折腾了371天”,要求美国政府问责。 美国政府起诉陈刚的证据,根本就不是证据,“联邦调查局把我在听(学术)报告做的笔记当成我本人的‘想法’”;政府已经拿到确实证据,陈刚没有参与千人计划,可一直隐瞒着;本来政府已经通知不会起诉,但在川普当局下台前一周,突然逮捕陈刚。对于田纳西大学教授胡安明事件稍微了解的人知道,主管问罪的联邦调查局官员根本啥也不懂,拿些笔记,连专家也不咨询,跑到古狗翻译里自己“科研”一把就上交法庭成了“证据”,胡安明几乎下监狱(陪审团里10个人认定有罪,只是两个还同情黄皮肤的美国老太顶住)。在美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国家有个唱红打黑运动(The China Initiative),联邦调查局局长瑞(Christopher Wray)曾非常自豪地说“每十个小时就启动一起新案,成绩斐然”,为的是堵住邪恶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一切途径。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非同小事,应该止住,但事实是不是真的很严重,事实是不是绝大部分华裔学者都要么情愿要么不情愿地参与在内,据麻省理工的一份刊物最权威的统计【3】,“反华唱红打黑运动”(The China Initiative)以“抓中国间谍”为目的,但绝大部分能起诉的案件最终都是关申报基金不准确,最严重的是双吃,跟间谍、盗窃知识产权没什么关系。最终,如《波士顿环球报》社论所言【4】,“反华唱红打黑运动”成了杀鸡儆猴威吓在美国整个华人群体的一场政治运动,是借助法律工具彻底打残所有华人“作为美国人的自豪感”的手段,你是华人精英,只要跟中国政府、中国沾边,不论什么关系、什么目的,都是嫌疑,都有被法律追究的可能,人生事业有被摧毁的机会。不论这场运动如何收场,其目的是达到了
“我就是这个心态,”他说。“我没做错什么。” 陈刚的父母都是数学老师,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被派往农村教书。成长过程中,他不奢望成为科学家。他的父母都是地主的后代,在中国政府的心目中属于“出身不好”,不能获得信任。父亲警告他,可能会当一辈子农民。 但后来毛泽东去世了。陈刚参加了首届高考,以优异的成绩成为学术精英。他在25岁时移民美国,并于2000年入籍成为美国公民。 他还说,在麻省理工学院期间,他曾经常劝阻那些被招募来将研究带出美国的科学家。他说,如今美国对科学家的起诉让他深受震撼,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还会那么做。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给出同样的建议,”他说。“我不知道事态会如何发展。我认为这个国家必须觉醒。我们是在残害我们自己。我们是在实施真正的自杀行为,对吧?在这方面,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给别人建议。也许要再过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这很难说。” “这没什么好庆祝的,”陈刚在首次接受采访谈论此案时表示。“那是一段悲哀的历史,是这个国家的悲哀。” “这没什么好庆祝的,”陈刚在首次接受采访谈论此案时表示。“那是一段悲哀的历史,是这个国家的悲哀。” TONY LUO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清晨的逮捕 到2019年,司法部开始宣布对与中国机构合作的科学家提出指控。陈刚有时通过朋友和同事了解到这些案例。他决定不去中国休年假,因为担心这会让他成为目标。
2020年1月,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被捕,令陈刚感到震惊。利伯被控隐瞒自己参与中国“千人计划”的情况。但陈刚说,自己和同事们都不觉得他们的活动与利伯有任何相似之处。 “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当看到那样的政府指控,我们会说,‘哇,他做过这种事?’”他说。“因此,我们都倾向于相信政府。” 但他也受到了调查。就在同月,陈刚结束中国、埃及和摩洛哥之旅返美时,在洛根国际机场被扣留了两三个小时。他回答了一名国土安全局特工的问题,只在问讯最后,当特工找他要设备密码时,他才予以拒绝。 麻省理工学院将外聘律师罗伯特·费舍尔介绍给他,曾做过检察官的费舍尔在此后一年时间里与他见过八次面。不过,陈刚表示,他并未担心调查会招致什么严重后果。 “我的意思是,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他说。“所以不管他们怎么查,都不会发现我做错了什么。” 2021年1月14日早上六点半,他正在煮咖啡,这时有人来敲门。他打开门,看到10到20名联邦特工在门口。他被告知站在墙角,这些特工去叫醒了他的妻女。当妻子看到他被铐走,她开始对FBI特工们说话,他曾想叫住她,告诉她别说了,但却不敢开口。
“我不敢说中文——因为我跟她的大部分交流都用普通话——但那时我不敢说中文,”他说。“他们一把我带走,我就特别后悔,因为我应该用中文对她喊,‘你说的一切都可能对你不利。’” 在接下来被关押的几个小时里,陈刚在牢房中来回踱步,后来开始做瑜伽。他记得自己曾问FBI特工,他们是否被要求确保他不会自杀,并向他们保证他没有自杀的打算。下午两点左右,他终于被释放,在回家的车上,他开始发抖。 曾尝试表演过单口喜剧的陈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那次经历让他和妻子恶心到人消瘦。 “我们俩都感觉非常恶心,”他说。“我们之前并不知道这个英文词的真正含义。但感觉好真实。恶心是生理现象。我们以前总见到这个词,但我说的是在经历这一切之后的生理反应。” 陈刚被安排带薪休假,因此他不能进入校园,也不能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员工接触。他手上还有五六个研究项目,而在那之后的几个月,这些项目都进展缓慢,难以为继。他带的15名博士后被转移到其他课题小组,带走了他们的知识贡献。 “我们都是输家,对吧?” 陈刚说。“我的名誉被毁了,我的学生、我的博士后,他们的学术生涯也被改变了。他们换了其他小组。麻省理工学院,整个美国,我们都输了。我无法估量损失。这种损失是没法计算的。”
去年9月,他收到了好消息。检方提出达成延期起诉协议的想法,这将使他能够重回工作岗位,未来还能申请政府资助。他的律师费舍尔透露,作为回报,他必须承认与中国的一些关系,而这些关系并不违法。 费舍尔表示,这样的协议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会让陈刚免去法庭受审的风险,他也试图用这一点来打动陈刚。 “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次胜利,”他说。“我告诉他,‘上帝啊,如果我和你一起坐在法庭上,而法庭宣判的结果是有罪,那对我来说可太痛苦了。’” 陈刚说,他认真考虑过接受这个交易。但他担心关于他清白的问题会挥之不去,或是会被要求向检察官谈论他的同事。 “我决不会牵连任何人,”他说。“看到他们可以把事实说得多么可怕,我对他们毫无信心。一点都没有。” 上周四,当政府的撤诉动议被公开后,同事们纷纷祝贺了陈刚。但他依然忧心忡忡。 “很难直接告诉他们,这没什么好庆祝的,”他说。“这是一段悲哀的历史,是这个国家的悲哀。” 他不确定要如何让自己的学术生涯重回正轨。没有研究小组或资金来源的支持,他一直在撰写个人研究论文。周四,也就是起诉被撤销的当天,他在凌晨四点半起床,完成了一篇关于水中能量转换的论文。 但他表示,他觉得公开谈论“中国行动”计划像是一种义务。在本周发表于《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观点文章中,陈刚呼吁国会和司法部审查他的案件,追究检方参与者的责任。 至少在目前,他对美国政府提供的研究资金没有兴趣了。 “我很愤怒,我很害怕,”他说。“我热爱科学。我不想参与政治,不是吗?我见过政治,我摆脱了它。我献身科学。我乐于助人,支持他人。但我发现,人是没法逃避的。政治影响到每个人。所以,如果发现有什么事情不对,我们都应该大声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