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张之洞》遇冷，历史上的张之洞真实面目如何？

之洞晚年时，得意弟子樊增祥问他：“平生以为用工最深者究何事？”张之洞默然良久，回答说：“仍是诗尔。”去世前，他仍在病榻上删削诗集不止，“病亟促刊，仍然不及，从者只得陈诸灵几而己。”胡思敬批评说：“计其在位先后几五十年，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临死乃欲与文士争名，其自处盖可知矣。”

公映当天仅90元票房，仅3人观看，上映才6天即下档……电影《张之洞》被媒体称为“2022年首起电影票房惨案”，网友们戏称“影院连电费都不够吧”“群演的工资都不够发吧”。
电影遇冷，至少有两点原因：
其一，公众对“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了解不够。 其二，从猫眼平台介绍看，电影《张之洞》似是传记片，但从预告片看，竟然是“抗日片”，还插入了不少动作片的内容。
面对网友热议，导演三丑回以公开信，表示该片“着重讲述张之洞爱国爱民的情怀和高瞻远瞩的改革意识”“以古颂今”，将责任推给“影片商业价值不够”。
《张之洞》一片导演发布的公开信。
从这番表态看，导演对张之洞缺乏基本了解，认识如此粗浅，还要“争取给予观众以震撼的享受和观后地思索”，有些荒唐。
张之洞确有事功，堪称晚清“洋务”中坚，但他对“洋务”的认识远不如李鸿章深刻。曾与张之洞密切合作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说：“他们（指张之洞、张佩纶等）所拥有的世界指知识还是非常基本的、不充分的。”梁启超称李鸿章是“实践之人”，而张之洞则是“浮华之人”“最好名”。黄濬引时人语，称：“李合肥（即李鸿章）开目而卧，张南皮（即张之洞）闭目而奔，言其心知当维新，而一切懵然，不知所以为新也。”与张之洞亲近的日本人近卫笃麿（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父亲，张之洞的长孙张厚琨留学日本时，近卫都麿任保护人）也说：“无论如何，较之刘坤一，张氏（即张之洞）之见识显然拙劣数等。”
人物品评难免纷纭，硬说“高瞻远瞩”未尝不可，但称张之洞“爱国爱民”，实属过分。作为封疆大吏，张之洞的品德可疑，连忠君的标准都没做到：
在北京、天津、上海布置了一个间谍网，窥测上意。屠杀唐才常等革命者。为牟利大肆发行铜元，成为引发清末大通胀的源头之一。党同伐异，排挤同侪。据学者孔祥吉研究，1900年时，张之洞曾与日本勾结，试图称帝。
至于张之洞“抗日”，更是表演多与实干。甲午战争中，据日本间谍观察，张之洞“看上去很恐惧（日军）在上海登陆之事”，当地清军“日日逃亡”。甲午战后10年，日本编纂战史时，直指张之洞“以援护南洋沿海各口的巡防及炮台为口实”拒绝李鸿章的求援。张之洞还截留了清军从外洋购入的枪支，清廷电斥张之洞“反以江南为前敌”“实属不顾大局”。作为“亲日派”，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至少招聘了36名来华日本军人，其中很多是间谍。
将一个老于世故、自私自利的封建官僚称为“爱国爱民”，还要“传承张之洞的民族精神”，殊不妥当。弘扬本地名人，推动旅游业，无可厚非，可为什么要找一个缺乏历史常识的人来导演呢？为什么连审剧本等基础工作都不做呢？总不能“魔改”时说面向市场，失败后又说是宣传任务吧？有多少公帑够这么乱花？
张之洞是一个超复杂人物，在关于他的诸多问题上，学界尚有争议。了解这一复杂人物，有助于更深入认识晚清历史的复杂性。
张之洞生于1837年9月，12岁通童子试，13岁成秀才，15岁中解元（乡试第一名举人），因父亲张锳去世，加上族兄张之万任主考官，张之洞需丁忧和避嫌，两度停考。25岁再考失败，26岁时则一举成功，被列为第四，被慈禧太后点为探花（第三名）。
张之洞自称“资学不逾中人”，但从小刻苦，故“近日科名之早者，盛推南皮张香涛（张之洞号香涛）”。
据许同莘（曾是张之洞的幕僚）记，入仕初期，张之洞刻意巴结翁同龢、潘祖荫等，也“鉴别金石，校勘经史”，曾帮潘祖荫“代笔”考释金石，但只考据，不收藏。十年之间，四度被外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差。
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
清代同光时期重臣潘祖荫。
清代翰林清苦，人人渴望被外放，“翰林翘首望差，阅三年得一试差，可供十年之用；得一学差，简约者终身用之不尽”。其中四川试差被称为“第一美差”，张之洞当了试差又当学差，干了3年。在任上，张之洞多创建，还完成了《賴轩语》《书目答问》两部著作，自称：“弟于文学，雅非所长，独于吏事，最为究心。”
回京后，张之洞的学术趣味转向，“自是究心时政，不复措意于考订之学”，实际是改换门庭，与翁同龢、潘祖荫等渐行渐远，转向李鸿藻、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作家张爱玲的爷爷）为代表的“清流”。
李鸿藻深得慈禧信任，官至内阁大学士，被称为“清流”领袖，但李自己并不承认。“清流”以北方官僚为主，对南方官吏为主的“洋务派”不满，常从传统儒学的角度加以指摘。张之洞认可李鸿藻、张佩纶，因三人是河北老乡（李鸿藻是保定人，张之洞是南皮人，张佩纶虽生于贵阳，但祖籍南皮），李鸿藻拙于言，张之洞则以文章见长。当时京师士人“呼李鸿藻为青牛（清流同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
张之洞成名于弹劾崇厚案。1878年，崇厚私自与俄国签约，使中国界务、商务损失极多，引起众怒。1878年—1879年间，张之洞为此上了17道奏折，计两万余言。德国公使巴兰德深感惊诧：“反应最强烈的是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张之洞。我向一位总理衙门大臣表达了我的惊讶，说此奏折的措辞强硬、充满了对外国人的仇恨。这位大臣回答道，此奏折的作者是一位大学者，文笔极好，但是除此之外，他就不值一提了，他的言词根本不具备任何价值。”

崇厚是晚清时重要大臣之一，以办事得力著称，不知为何，被沙俄所骗，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几使大片国土沦丧。清廷欲治崇厚死罪，他捐了30万两白银才没被处死。之后清朝派曾纪泽出使沙俄，重新签订了《中俄改订条约》。
张之洞的排外带有一定的表演性。1879年，日本“学人”竹添光鸿拜访张之洞，张“拒之”，坚持必须在“总署”的介绍，且自己“请旨”后，才能见面。张之洞晚年记，双方只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不问世事”。
竹添光鸿不是“学人”，而是日本“权少书记官”，随日本公使来华，“负责交涉通商事宜和琉球问题”，他还当过间谍。张之洞拿出公事公办的姿态，目的是维护自己“激进爱国者”的形象。
1882年1月，张之洞被任命为山西巡抚，由京官转向疆臣。当时“京曹久不放疆吏”，张之洞能得“特擢”，原因可能有三：其一是李鸿藻推荐。张之洞自称平生“不树党援”，其实一直在结党。其二是慈禧太后谋划。同时“特擢”的还有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唐炯、徐延旭等清流，或有用“清流”制衡“洋务派”之意。其三是“洋务派”支持。张佩纶、陈宝琛、唐炯、徐延旭到地方后，很快捅了篓子，被革职、充军，“洋务派”深知“清流”缺乏实务能力，乐得看笑话。
张佩纶被外派，因能力出众，随着他的私信不断被公开，人们惊讶地发现，他其实是北洋水师真正的规划者，初期章程多出自他手。张之洞被外派，则与他会做人有关，即“南皮（张之洞）惟上条陈言时务，与张（佩纶）、陈（宝琛）专事抨击者不同，故官运殊佳”。查张之洞在翰林院时期的奏折，竟无一件弹劾具体人。
张之洞曾总结为臣之道：“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痴不聋不能为公。”
外放山西后，张之洞突然变成了“洋务派”。
一是张之洞在当京官时，已开始关注洋务，特别是深受张佩纶影响。二人是“死友”，“亲如兄弟昆仲”，在书信中无所不谈。《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信札》一书曾收录一札，张之洞写道：“张家口熏肉，信是香美。感谢，感谢。但不免如审配所云，但恨少耳。一笑，之洞再拜。”王维江先生统计过张佩纶日记，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两人会面竟达19次。张佩纶也是少年时便科举成功，后在李鸿章的幕府中工作过，比较了解洋务。
二是张之洞敢用人。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回忆：“在太原府的衙门旧档里，他（张之洞）发现了我给前任巡抚曾国荃提的一些关于修筑铁路、开挖矿藏、开办工业和制造厂等方面的建议，便派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到我这里来，问我能不能放弃传教工作，参与中国政务，将自己的观点付诸实施。”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了“丁戊奇荒”，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李提摩太在山西赈灾，“活人无数”，反遭当时巡抚曾国荃怀疑，担心他“盗窃中国人的心”。张之洞的天性更宽容也更开放，在他幕中，有各种怪才，张之洞均能包容，他曾说：“即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

图为李提摩太一家，遇见张之洞前，他正在山西传教，刊行《救时要务》等小册子，并举办仪器、车床、缝纫机、单车的展览和操作表演。
三是张之洞有靠山，做事能果断。张之洞此时深得慈禧太后信任，且出身清流，不担心同道掣肘。张之洞的族兄张之万得慈禧太后重新，张之洞科举未成时，慈禧便问过张之万：“你的弟弟张之洞颇负才名，怎么至今还没有入翰林？”同治皇帝去世后，慈禧让妹妹的儿子继位，即光绪皇帝。清祖制，“有子立嫡，无子立后”，皇帝无后，从晚辈中择贤者为嗣子。可同治皇帝的遗诏却定光绪继位，而光绪与同治平辈，一时物议沸腾。张之洞上疏为慈禧辩护，称传位应从公庙论，既然有遗诏，就该遵守。普通官员没子嗣，都可指定继承人，天子为什么不可以？此举帮了慈禧太后大忙。
张之洞巡抚山西2年零3个月，纠劾当地25名官员，与曾国荃相当，张之洞还曾一次性保举59名官员，“疏入，枢垣惊诧，盖一疏而特保至六十人，前此所未有也”，可见其任性。
因中法战争，张之洞被清廷任命为两广总督。在此期间，张之洞曾向李鸿章求问洋务之道，李鸿章后来讽刺说：“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攻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
其实，张之洞1869年被外派当湖北学政时，湖广总督便是李鸿章，二人曾就扩充书院规模的问题有过合作。张之洞在京当“清流”时，年已40岁，前途渺茫，生计艰难。张之洞曾自记：“余还都后，窘甚，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酒。”竟然到靠典当衣服过生日的地步，遂有挑战权贵、哗众取宠的想法。
曾入张之洞幕的辜鸿铭曾有一段精彩议论，他对比了曾国藩和张之洞：“张文襄（张之洞）儒臣也，曾文正（曾国藩）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张之洞）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张之洞）为儒臣者以此。”
辜鸿铭性格桀骜不驯，在张之洞幕中却能如鱼得水，可见张之洞为人宽容。
意思是，张之洞更有道德情怀，曾国藩、李鸿章只能办事而已。此论仍属皮相，学者王维江先生一语道破实情：“张之洞确实具有仇外和亲外的双重面孔。为了政治正确，他向京城展示他的仇外面孔；为了政绩，他向西洋人展示他的亲外面孔。两副面孔，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仕途的飞黄腾达。”
那么，演出来的“洋务”，与真心办“洋务”，区别在哪里呢？
更靠近淮系的刘体智说：“（张之洞）用人行政，惟以洋务为重，于李文忠（李鸿章），则亦步亦趋，尤极其揣摹之工，非余子所能望其肩背……清流之中，惟余南皮（张之洞）一人，如硕果仅存，锐意新政，实得文忠（李鸿章）心传。”
事实上，张之洞与李鸿章大不相同。首先，张之洞喜欢演戏，演技又差，动辄装出名士气，让人难堪。担任两广总督，乃至后来担任湖广总督等职后，张之洞刻意不见外国人。李鸿章聘请的北洋武备学堂总教习、德国人包尔说：“对于外国人来说，副王（包尔误以为中国的总督就是西方古代的副王）张之洞是很难见到的……如果我试图见他的话，听说要至少等四到八天，甚至更长，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能够见到他。”
不得不见德国新任公使海靖时，张之洞“一言不发，在那儿干坐了十分钟之后，才开始说话”，海靖实在不耐烦了，甚至转身对自己人用德语说：“他要是再不开口，我就走了。”张之洞当然知道这次会见很重要，准备了“一顿差不多一百道菜的大餐”。
德国公使海靖，他本是非洲问题专家，当时德国准备强占中国的胶州湾，所以派来了尚武的海靖。
张之洞之所以玩这一套，因为他常用这种方法对付清廷同事，比如他和袁世凯会面，竟“假寐”“熟睡”。张之洞重科名，看不起非正途出身的袁世凯，用这种小伎俩侮辱对手，可“用在与洋人打交道上，则屡次失手，丢人现眼，这正好暴露出其西学知识的有限和对西方认识的肤浅”。
其次，李鸿章用洋员，常为他们向清廷“请奖”，而张之洞不和西洋员工私下接触，也从不为他们“请奖”，与他合作最密切的李提摩太也说：“我也有一种感觉，在这邀请下面，仍然遗留着强烈的排外情绪”。
张之洞想推进近代化，可“即使是他所投资兴建的、较小规模的、民用的企业，如制革厂、造纸厂、水泥厂，也很取得与其的成效”。一位“外国商人”说：“在当地的外国商人圈子里，还有那几个中国资本家，都是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总督的计划。事实是，截止（至）目前的张之洞的工业化实践并不走运。这也就可以理解，人们对张之洞在这些领域的进一步的尝试不予信任。”
张之洞没表现出共赢的诚意，因而得不到对方的信任。不仅洋员不信任张之洞，他自己的幕宾也不信任他。在曾国藩幕府中，后来官至总督者多达47人次，官至巡抚者多达87人次。而张之洞举荐过的幕僚只有50多人，仅马丕瑶一人当了巡抚。这固然有时代环境不同、皇帝是否信任等因素，也与张之洞不喜言人所长有关。
张之洞的幕僚陈锐曾说：“张文襄（张之洞）用人，成见甚深，凡所甄录，一门第、二科甲、三名士。晚年提倡新学，兼用出洋学生，舍是无可见长矣。名位本高，于幕府宾僚初不注意礼数，坠渊加膝，亦所时有。”
张之洞不帮人，还要拿幕僚作秀。担任两江总督时，为节省经费，张之洞竟下令幕僚午饭自理。辜鸿铭曾说：“张宫保（张之洞）属吏至今犹是劳人草草，拮据不遑；而宫保（盛宣怀）僚属，即一小翻译，亦皆身拥厚资，富雄一方。是以见张宫保（张之洞）之不如宫保（盛宣怀）多多。”虽是讽刺盛宣怀，但也道尽了张之洞的为人。
待幕僚刻薄，所以张之洞的幕中多是“文学之士”，时人称：“文襄（张之洞）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
张之洞对幕僚抠门，为省钱，甚至不愿雇工资高的西洋人，而是多雇工资低的日本人，可在办具体事时，张之洞的手又太松，花钱如流水，有“钱屠”之称。湖广本不富裕，张之洞的钱从何而来？
据英国人调查估计，1880—1896年间，湖北每年向中央政府解款约440万两，而当时湖北税收为550万两，则解款比例为80%，地方财政所剩无几。据学者孙毅研究，张之洞的“好办法”是制银元和铜元，银元每年盈利5万两左右，铜元则达98万两，加上官票，每年也有四五十万两。到1902—1906年，这几项的年均获利达300万两以上。
当时清政府没发现这一利源，户部规定，地方纸币发行、铜元等收入，“向不报部”，户部“概不与闻”，纯为地方收入。
为多制铜元，湖北共有150台机器，24小时可出铜元400万枚，居全国之最。据估算，当时湖北生产的铜元占全国的1/3，成为推涨清末通货膨胀的力量之一。这些铜元的面值都是“当十”，相当于10文钱，制作成本是6文，可1906年9月时，每枚铜元在京城只“抵制钱两文”。张之洞不得不下令停产，因为生产铜元反而赔钱了。当时使用铜元的多是贫苦阶层，大通胀给他们以致命一击。
湖北制造的银元也曾广泛流通，但当时湖北消费能力低，使用的人较少，只好送到相对富裕的江南，所获利需与当地官府平分，因而未成张之洞的主要裁员。
靠制铜元的收入，张之洞在湖北办了许多工厂，这些工厂基本亏损。张之洞还想把他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力主办国家银行，却被盛宣怀“截了和”。国家银行需要强大的中央政府，晚清根本不具备此能力，这也是清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除办洋务不怕花钱，张之洞还有一点不怕花钱——打电报。当时电报费贵，张之洞却不在乎，因为他偷偷建了一个间谍网，用电报沟通。甲午战争时，张之洞让容闳去美国买军舰，并搜集信息，要求随时发电报给他，预支电报费等多达1万两白银。
据茅海建先生在《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中披露，张之洞的情报网分“坐京”（北京）、“坐津”（天津）、“坐沪”（上海）三种，都有密码联系，其中包括：
张彬，张之洞的侄子，代号：楼、彬 张权，张之洞的长子，代号：可、慎、立 杨锐，张之洞弟子，后来的戊戌六君子之一，代号：乔 钱恂，张之洞弟子，晚清著名外交家，代号：心 黄绍箕，清流，代号：绥 梁鼎芬，张之洞的幕僚，代号：节 赵凤昌，张之洞的幕僚，代号：惜阴、坦、读 盛宣怀，张之洞的合作者，代号：补 汪康年，张之洞的幕僚，代号：康 吴永，晚清县令，后因慈禧南逃时及时迎驾，沿途照顾，而得重用，代号：川 王之春，晚清外交家，代号：椒
“戊戌六君子”中的杨深秀也是“坐京”情报网的外围成员。
张之洞非常注意保密，他曾发电给张权：“复电以‘可’字或‘慎’字冠首，不必署于尾。刻复。盐。此电即付丙。”所谓“付丙”，就是烧毁。杨锐被捕后，张之洞特意发电报提醒张权：“渠（你）处文字、函电，事前曾预加检点？即复。”并叮嘱黄绍箕：“各处函电，务宜付丙。必须格外谨慎。”
正是依靠这个情报网，张之洞在戊戌变法前后，及时推出《劝学篇》。怕误会上意，张之洞搞了两个不同版本，依据慈禧太后的公开表态取舍。
不过，张之洞情报网中人也帮其他地方督抚打探消息，他们对张之洞也不忠诚，比如深得张之洞信任的梁鼎芬后来便偷偷投靠端方。1902年，张之洞奉旨代理两江总督时，保举端方代理自己的湖广总督之位，可想回任时，端方却不想交班，让清廷把张之洞调到北京去参与学制改革，2年多后，张之洞才回湖北，这才发现梁鼎芬私下和端方已串通一气。
张之洞喜熬夜，幕僚深以为苦，梁鼎芬却很适应，二人常彻夜长聊，时人讽刺梁鼎芬是张之洞的妾。梁鼎芬一度转投端方，令张之洞不满，时人嘲讽说张之洞在“吃醋”。梁鼎芬也是大胡子，与张之洞的大胡子相仿佛。
张之洞一生沉浮宦海，被称为“不倒翁”，但他也曾几次涉险，所以练就了“硬功夫”——能一边喊排外，一边办洋务；一边喊廉洁，一边遵守潜规则；一边喊忠君，一边做帝王梦。
张之洞本人确实不贪墨，据《清史稿》记，张之洞“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连他的丧事，都是靠门人、幕僚送的“赙仪”办下来的。但每年冬令，张之洞都会给京官中的同乡送“节敬”“炭敬”，翰林院编修徐世昌丁忧，想到张之洞在湖北开设的书院找个差事，但教席已满，张之洞仍每年白送束脩600两。此外，张之洞经常给慈禧太后送厚礼。
茅海建先生感慨说：“张之洞是讲理学的人，终生不贪，通过考察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余年进贡、送礼的情况，似可推测晚清官场的腐败速度与程度，谁都无法以清白来处世。”
张之洞除了向慈禧太后送礼物，还处处表忠心，甚至到肉麻。“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张之洞与刘坤一联名发公开电，称：“我中国以孝治天下，臣民共戴两宫，无稍异视，不特臣民尊敬皇太后，亦如英人之尊其后。皇上又加有母子之恩，尤极尊敬皇太后。我皇太后之心不安，则我皇上之心亦无以自安。现东南各省，极力弹压，尊旨保护洋人，然假使各国不尊敬我皇太后、皇上，薄海臣民，必然不服，以后事机，实难逆料。……凡有语涉谤毁我皇太后者，立饬查办，并请于洋文报纸一律示禁，盖我中国尊敬两宫，并无异视，亦望各国于我两宫均必尊必敬，则中国人心，不致为所激动，各国见闻，不至为所荧惑，祸乱之端，或可稍戢。”
张之洞让辜鸿铭据此电文，写了一篇英文长文，题名为《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声明书》。
可就在列强包围北京的关键时刻，张之洞却派长子张权、长孙张厚琨去日本，据宇都宫太郎日记，称：
张等曾言，倘若天子蒙尘（大概至长安），清国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届时南部二三总督互相联合，于南京建立一政府，实乃不得已之事云云。
钱恂至公所来访，言及张之洞或会设立新政府。目前当务之急乃是厚置兵力，除吴元恺部二千名与张彪部二千五百名之外，拟再募集三千名。因而要求日方援助大尉二人、步枪（三十年式或小村田连发）五千挺。
宇都宫太郎是日本参谋本部派往中国长江流域的间谍，1897年末，在湖北见过张之洞，商谈中日联交。他的官不大，却能参与机要，甚至列席参谋本部的元帅会议。学者孔祥吉先生认为，此时张之洞已有帝王梦，想借日本势力篡位。
有学者认为，宇都宫太郎此处是聊天的口吻，不能证明张之洞想当皇帝。
其实，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谈到庚子事变时，早就做出类似推测：“张之洞、李鸿章都有自己的打算，他们观望形势，如果帝后同亡或帝存后亡，可以接受拥护，组织傀儡政府。”只是没有证据。
宇都宫太郎的日记至少可以证明，张之洞并不像他表演出来的那样忠诚。有趣的是，在张权赴日使团中，还有一名短期留日学军事的学生，名黄轸，后改名黄兴。
令人生疑的是，慈禧太后逃出北京前，唐才常密谋“自立军”起义已数月，几次向张之洞提出，可拥戴他割据，张之洞均不予回应。唐才常曾在两湖书院求学，算是张之洞的弟子。1900年8月21日，张之洞得知慈禧逃到宣化的消息，立刻展开搜捕，将唐才常、林圭、汪镕等人逮捕，第二天便将他们全部杀害。
张之洞的如意算盘显然是：如果慈禧被八国联军逮捕或杀掉，自己内有唐才常举事，外有日本人帮助，足以问鼎。
1900年9月4日，张权从日本返回上海，俨然什么都没发生过。
张之洞试图给人们营造出一种印象，慈禧知道他的为人，但事实上，慈禧并不信任他。张之洞推荐的人物，均未得清廷重用。去世前，张之洞自评：“我一生做人，志在正字、忠字，公忠体国，廉正无私，我可自信。此我之心术也。学术仅行十之五六，治术仅行十之六七。”
暗含的意思是，他应该得到“文忠”的谥号，结果却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文襄”。在文字开头的谥下，“文忠”排名第4，“文襄”排名第23，与左宗棠同。
张謇曾评价张之洞说：“南皮（张之洞）有五气：少爷气、美人气、秀才气、大贾气、婢妪气。”时人亦称他：“务名而不务实、计利而不计害；所行之法则恃器而不恃心，所用之人则为私而不为公。”

张之洞曾一度想拉张謇入幕，虽未成功，此后他对张謇仍给予了很多帮助。二人早期思想相近，张謇的《变法平议》与张之洞的《江楚三折》颇有近似处。但到1904年时，张謇发现自己与张之洞在思想上并非同道，他一针见血地批评说：南皮（张之洞）创为有限制宪法之说，民间有义务无权利。
张之洞晚年时，得意弟子樊增祥问他：“平生以为用工最深者究何事？”张之洞默然良久，回答说：“仍是诗尔。”去世前，他仍在病榻上删削诗集不止，“病亟促刊，仍然不及，从者只得陈诸灵几而己。”胡思敬批评说：“计其在位先后几五十年，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临死乃欲与文士争名，其自处盖可知矣。”
在遗表中，张之洞将自己比为苏轼，一可能是希望清廷仿苏轼之例，给予自己“文忠”的谥号；另一可能是，希望以诗名千古不朽。演了一辈子戏，依然没演够。
身处在一个逼仄的环境中，张之洞必须适应其规则。行为虽有可指摘处，但他毕竟是晚清少有的、做出了一定成绩的名臣。日人伊藤博文称张之洞是当时清廷的“中流砥柱”，也有一定道理。但作为腐朽的封建制度的造物，张之洞不具备现代人格，更无现代视野，他的多变、虚伪、狡诈、阴险、虚荣等，是历史积淀下的负资产，是走向未来的枷锁。作为现代人，不应弘扬这些灰色经验，更不应美化、篡改或装饰它们。这样的“以古颂今”，无人喝彩，纯属活该。
来源：燕京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