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曾支持严格抗疫措施的病毒学家Christian Drosten（49 岁，Charité）也表示：“我们必须在某些地方为病毒敞开大门了。”越来越多的联邦州领导人也拒绝新的社交接触限制或关闭措施，而是决定缩短隔离时间！例如下萨克森州州长 Stephan Weil (63, SPD)表示封锁的时间已经结束。巴伐利亚州的州长 Markus Söder（55 岁，CSU）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 州长 Reiner Haseloff（67 岁，CDU）拒绝对餐饮业实施„2G-plus“（意思是只有接种过疫苗或康复后的人在附加的病毒测试阴性证明前提下才能去餐馆就餐）政策。
尽管自新年以来，德国新冠 7 天发病率已从 241 上升到 375.7 （每 10 万居民中的新感染人数），但德国的反应是：相当冷静！特别是专家和政府，因为许多事情都比预期的要好，omicron 变体甚至预示着大流行即将结束。
德国是否正在经历新冠疫情的转变？
病毒学家 Hendrik Streeck（44 岁，波恩大学）对 德媒表示：“我们需要以一种务实的方式来应对流行病，以便学会与病毒共存，这一想法正在人群中逐渐普及。”我们必须观察医院的接诊压力，“如果有必要采取措施再做出反应。”但是：“永久不断发出警报只会让人疲劳而且不会太成功。”
► Streeck 是德国总理 Olaf Scholz（63 岁，SPD）聘请的专家委员会的成员，他的发言也代表该委员会的看法。专家小组在周四的声明中呼吁：没有新的抗疫限制措施！相反，新的 Omikron 变体导致严重病程的频率明显低于 Delta，英国和美国的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
德国为什么有理由保持乐观？
当然，专家委员会保持乐观是有数据支持的：
首先，德国疫苗接种曲线再次上升。现在，德国人接种的疫苗已经超过 1.5 亿剂。超过 70% 以上的德国人至少接种了两次疫苗。最近，加强疫苗的接种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具体如下图。即使是像足球运动员基米希这样之前怀疑疫苗的人，现在也尝试接种疫苗了。而且，未来几周德国有足够的疫苗可用。
11 月，医生警告说，圣诞节前后德国将有大约 6000 名患者进入重症监护室。然而，这种担忧并未成为现实。事实上，只有大约 4000 人。但是，联邦政府专家委员会警告说，随着 Omikron 变体的进一步传播，医院可能很快就会超负荷运转。
如果进展顺利，Omikron 甚至可能提供疫情的转机。在最好的情况下，病毒突变可确保大流行成为可控的地方病。因为高水平的传染性可能导致整个人群相对较快地达到更高水平的免疫力。然而，由于 Omikron 导致的病程比 Delta 变体导致的病程更温和，那么只要新感染的数量不会太快飙升，医院也不至于承压。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认为，与 Delta 相比，Omikron 导致的重症（以必须去医院治疗的感染者比例衡量）降低了 20% 到 45%。
当然，Omikron 的潜在危险还取决于德国人的疫苗接种状态：在其最新的每周报告中，RKI 将未接种疫苗的人感染 Omikron 的风险评估为“非常高”，而对于那些已经加强免疫的人，感染 Omikron 的风险评为“中等” .
不管怎么说，是时候切换行动模式了
甚至曾支持严格抗疫措施的病毒学家Christian Drosten（49 岁，Charité）也表示：“我们必须在某些地方为病毒敞开大门了。”越来越多的联邦州领导人也拒绝新的社交接触限制或关闭措施，而是决定缩短隔离时间！例如下萨克森州州长 Stephan Weil (63, SPD)表示封锁的时间已经结束。巴伐利亚州的州长 Markus Söder（55 岁，CSU）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 州长 Reiner Haseloff（67 岁，CDU）拒绝对餐饮业实施„2G-plus“（意思是只有接种过疫苗或康复后的人在附加的病毒测试阴性证明前提下才能去餐馆就餐）政策。
▶ ︎ 财政部长Christian Lindner（43 岁，自由民主党）也确认了交通灯政府的抗疫路线：“没有封锁，而是适度的社交接触限制，加上欧洲最成功的加强疫苗接种运动。” Lindner对德媒表示：“现在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这很好。
目前有3640 名新冠重症监护患者在德国医院接受治疗。但它们的实际治疗成本是多少？
据德国保险公司AOK 旗下的科学研究所 (WIdO) 的最新评估显示：：治疗新冠重症是非常昂贵的。如果将所有提交的医院账单加起来，AOK 平均为每位患者 报销10200 欧元。
但成本差距非常大。 ▶不插管治疗的患者：约 5800 欧元。
▶ ︎ 插管治疗的患者：约 34200 欧元。
涉及到具体的情况，差距更大。10% 需要插管治疗的患者甚至花费超过 77000 欧元。”
而要使用“人工心肺”（ECMO）治疗的患者，平均费用高达92000 欧元。
德国医院协会（DKG）也已经计算了新冠治疗成本
▶ ︎大约 14% 的“重症病例”需要上呼吸机并在重症监护室待超过 48 小时，这些患者人均花费超过 28000 欧元。
其中近 10000 欧元是护理人员的成本，超过 18000 欧元是医院基础设施的成本。
▶ ︎ 大约4%“严重病例”患者插管超过十天，这些患者人均花费超过81000多欧元！
其中大约 24000 欧元是人员成本，近 57000 欧元是医院基础设施和医疗设备的成本。
治疗时间是多久？
德国医院协会 目前无法量化新冠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但是一位发言人表示：“个别医院报告的平均住院时间在 10 到 15 天之间，”但是：患者在医院的时间差异很大。
素来谨慎的顶级病毒学家德罗斯滕 (Christian Drosten) 现在甚至说，必须允许更多的Omikron 变种感染，而且应该取消对接触者的隔离。然而新冠防疫措施还是有可能因势收紧。
德罗斯滕无疑是目前德国两极分化新冠社会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在德国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方面是当仁不让的顶级专家。人们也的确非常重视德罗斯滕说的话。德罗斯腾算是为避免感染更愿意采取非常谨慎措施的人。他支持所有封锁，经常批评宽松政策实施得太早。有些人甚至将他视为无新冠策略(通过彻底减少接触根除病毒)的代表。然而那可能只是反对他的人的看法。
德罗斯腾在四周前听到来自南非的Omikron变种主要引起轻症的消息时，还不愿轻易相信。他指出，这不能简单地类推到德国，他敦促人们要继续谨慎行事。然而流行病学家斯托尔 (Klaus Stöhr) 当时就已经推断定性Omikron是摆脱大流行的变种。
然而德罗斯腾最新的抗疫基调完全是另外一个方向，随即引起很大关注。人们仿佛感觉那是另一个新的德罗斯腾。
德罗斯腾的态度明确醒目
周二德国政府新冠专家委员会专门审议了未来的新冠对策，然而专家们没有给出表态。与会的德罗斯腾之后个人通过NDR的博客给出一些信息，以及关于隔离的建议。
就在政治挠头，新的病毒变种即将呼啸而来之际，这位德国顶级冠状病毒学家突然变调了，他建议顺应大自然，同时尽可能多地接种疫苗和采取一些基本措施。
他现在明确认识到 Omikron感染严重性已经降低。 他在 NDR制作的节目中说：“现在重症监护病房的入院率变化很慢，真的很慢，以至于得出印象：应该不会积累大问题。”他指的的是英国的疫情，每天新增感染都有20万，一度引起德国的恐慌。但是，英国卫生当局称，重症监护室的状况与一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同期英国也几乎没有采取任何限制措施。
德罗斯滕基本上认可了Omikron引起的疾病的低严重性，不仅将其归因于英国高疫苗接种，而且加强接种也有特殊效果。他说，纵然伦敦的住院人数急剧上升，但有所延迟。“但我们必须区分这一点：一半以上的这些病人并非因为新冠感染而入院，而是因为其他原因……他们通常是在入院筛查中发现感染而被归为新冠患者的。为此新冠感染不是他们的主要诊断结果。目前重症病房中并非都是这些通过筛查直接进入的人，这样的情况很少见。 “但这自然相对让人放心些。”
Drosten 谈到“还有不确定性”，德国的疫苗接种率较低，但是他强调 Omikron在德国的传播速度比在英国慢。 “我认为我们不会像在其他国家那样不堪重负。” 同时他呼吁加强接种，因为这是防止Omikron感染的最佳保护措施。
“我们没有完全打开大门，但……”
此外，他还主张取消对Omikron感染者接触者的隔离。感染者只需自我隔离一周。
卫生部长劳特巴赫还计划在7天后对感染者进行免费检测。对密接者则完全取消隔离。
Omikron是全球主要的Corona 变体。在新冠大流行中表现良好的丹麦周日报告的平均感染人数达到了7天以来的最高水平。在过去的四天里，每天都有大约20000人感染，他们已经达到欧洲的感染记录。
丹麦两个月结束大流行 尽管如此，我们的邻国现在有好消息。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SSI)”负责人、顶级流行病学家克劳斯(Tyra Grove Krause)对丹麦电视广播公司TV2表示，多亏了 Omikron，丹麦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会在短短两个月内就结束了。
她引用了她所在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根据该研究，由于Omikron变体而住院的人数仅为Delta变体的一半。来自英格兰、加拿大、南非和苏格兰的数据都将指向一个方向：Omikron将确保在未来几个月内感染的大规模传播。但是：“当它结束时，我们将处于比以前更好的位置，”克劳斯说。
人们最初担心Omikron 会因感染率增加而延长大流行，现在，专家们更倾向认为这个突变可以使我们摆脱大流行。丹麦顶级流行病学家克劳斯给了大家带来了新冠的希望：“我认为我们将在两个月内恢复正常生活。”
“Omikron将留下来并确保在未来几个月内大规模传播。当它结束时，我们处于比以前更好的位置。“因为高传染性的 Omicron 变体比 Delta 温和得多，更多的人在没有表现出任何严重症状的情况下被感染，因此，克劳斯认为，届时整个人口都将有一个很好的免疫水平。
据此她预测，Omikron将在1月底达到顶峰，“在2月份，将经历感染压力下降和卫生系统负担减轻。”
充满希望的迹象
最初在南非观察到的Omikron感染也已在欧洲国家得到证实： Omikron 变体具有高度传染性，但其病程比 Delta 变体温和。南非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以Omikron 为主的第四波感染期间入院的患者比第三波期间入院的患者患重病的可能性要低 73%。开普敦大学免疫学家温迪·伯格斯 (Wendy Burgers) 说：“数据非常可靠，因为住院人数和疾病病例现在已经脱钩。”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免疫学家甘地 (Monica Gandhi) 也满怀憧憬。她对彭博新闻表示， “病毒将永远与我们同在，但我希望这种变体能产生强大的免疫力，从而抑制大流行。”
英国人对Omikron持积极看法
英国卫生部长玛吉·斯洛普 (Maggi Throup) 称，目前在英国，冠状病毒感染者的病程不那么严重。 “如果你看看住院的人，他们的症状没有以前那么严重。占用的医院床位数量大约是一年前的一半——这证明了疫苗的威力。”
经济冲击丶生活停滞丶就医困难等因“清零政策”而引发的种种现象使中国内外都出现对“清零政策”的疑虑，更担心“弊大于利”的时刻恐将到来，中国对新冠的“零容忍”还能撑多久呢？
西安疫情封城达近三周，严格清零政策下虽确诊数减少，但河南、天津等地又爆发新疫情。随着防疫成本越来越高，中国如何继续“清零”？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对新冠病毒的“清零政策”，大幅度阻挡了该国本土疫情的传播。但随着全球疫情迈入第三年，外界担心中国持续实施的严格防疫措施，将对民生经济带来难以负荷的影响。 上周一（3日），总部位于美国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更将中国的“清零政策”放在2022年政治风险清单上的第一名，认为在新冠病毒不断变种的情况下，该政策持续下去有可能适得其反，并且拖累全球经济。报告中称：“更严重的经济损害丶更广泛的国家干预，以及更多不满的群众恐将随之而来。” 不过，尽管如此，许多专家仍认为中国将持续贯彻其严格的“清零政策”。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林大伟就向德国之声表示，中国在考量防疫政策时，从未将经济冲击放在第一顺位。 “对中国政府来说，2022年最重要的就属两大活动：北京冬奥与中共二十大，”他说，“在这两个活动面前，其他所有事情都是次要的。这也使得中国必须延续清零政策，让冬奥及二十大可以顺利举行。” 纵使面对变种病毒的威胁，林大伟认为，中国这种“高度集权丶且党政在社会各角落皆有高度渗透性”的国家，现阶段仍旧可以透过强大的动员能力，来执行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的防疫手段并非完全没有弹性。其中像是对于疫情舆论的控管，就出现了零星的松绑。 以西安疫情为例，虽然发生了多起有其他医疗需求的民众因防疫因素被医院拒绝收治，发生孕妇流产丶心脏病患者逝世等悲剧而引发巨大的社会争议，但中国政府并未完全下架相关舆论，而是随即处理相关负责人，西安市卫健委官员也在新闻发布会上鞠躬向市民道歉。相较过去几波疫情状况，其处理方式有所不同。 林大伟向德国之声分析，中国政府知道要用哪些方式来应对更大规模的民怨。“中国政府透过其回应方式，将民怨大幅导向为民众对政府的期望，并对社会传达‘政府会回应民众诉求’的印象。与此同时，政府也可获取更多的统治正当性，”他说，“中国政府并没有把这些民怨视为对政权的威胁。”
外需表现佳 展现“清零”成果
中国当局除了将民意导向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在经济上也有继续执行清零政策的动机——这样的动机展现在中国过去一年经济成长的数字上。 中国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沈凌向德国之声表示，原本外界预期中国的清零政策将使得供应链加速外移，外需受到影响，但回顾2021年的经济成果，中国仍旧有亮眼的表现。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1年前11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5.47兆美元，同比增长31.3％。“这样的结果不仅超出美国的预期，中国自己也没预料到，”沈凌说。 他向德国之声说：“在清零政策下，中国供应链的稳定带来了强劲的外需。虽然中国供应链确实有部分移往越南丶印度等国家，但因为这些国家也爆发疫情而使得生产停摆，外移的趋势也被遏制了。事实上，目前中国的外需还大过于内需。” 然而，即便外需表现亮眼，内需疲软仍旧是中国目前的重大挑战。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付凌晖去年12月曾指出，中国去年11月的消费和投资的年增率，皆由2021年初的十位数成长下跌到了个位数，反映了需求面的紧缩。统计局分析，这与中国多地进行疫情管控，导致消费市场受冲击有关。 中国内需市场是中国推行“双循环”政策的重要引擎。但作为内需火车头的中国房市近来债务危机重重丶消费市场又受严格防疫政策影响，如何一边提振市场信心丶一边延续清零政策，将是当局的一大难题。
就现阶段而言，纵使有内需的隐忧，中国在疫情下的整体经济表现仍比其他国家好，因此沈凌认为中国“清零政策”将继续比照去年施行。他并强调：“清零肯定有成本，但综合效应还是巩固了中国的经济，只要疫情没有太大变化，这个政策应该就会持续下去。”
零容忍仍可能受挫 随着中国现阶段在社会及经济上皆能从清零政策上获得利益，政府也加倍执行围堵疫情的严格措施。 在有约1400万人口的天津，在1月8日发现两例本土奥密克戎病例后，于隔天展开了全市普筛；澎湃新闻则报道，在山西永济市，一个高铁站经“环境采样”发现新冠阳性后，当地政府已要求全市居民待在家内，“禁止外出流动”。 然而，《南华早报》援引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的说法称，中国可能很快就会达到一个拐点，使其对新冠病毒零容忍的政策成本超过了收益。 “现在放弃（清零政策）可能会被认为政府承认这个策略打一开始就没有用，”陆挺在一份12月发布的报告中表示，“但随着大多数国家选择与新冠共存，而中国成为唯一坚持对新冠零容忍的国家，维持这种做法的成本可能会越来越高，并提高了中国被排除在全球服务及贸易之外的风险。” 上个月，世界银行已把对中国2021年和2022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从8.5%和5.4%分别下调至8%和5.1%。外界担忧，中国清零政策会打乱服务业等部门的复苏的步伐，并为中国加速已在放缓的经济成长速度。
“中国确实有政策松绑的可能，”林大伟表示，“但也必须是在北京冬奥及二十大举行完之后。也就是10月底丶或者11月之后才会发生。”
（德国之声中文网）
德语媒体：“零容忍”防疫政策是否会在天津失守？
上周末中国天津出现感染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确诊病例，这不禁令人担忧迄今中国实施的甚为成功的“零容忍”防疫政策已逐渐达到极限。德国编辑部网络发表文章指出，“天津疫情是否能够得到控制，或者是否会成为中国抗击病毒的一个实质性的转折点，未来几周将见分晓”。德国电视一台关注到中美两国正在中美洲争夺势力范围。
天津对1400万居民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同时暂停部分地铁线路，关闭景区、公园等场所。
（德国之声中文网）上周末，天津突然检测出多例感染了奥密克戎（omikron）新冠变种病毒阳性确诊病例。德国编辑部网络发表文章指出，“这对中国来说是最糟糕的情况。数天前一些国际著名病毒学家就曾警告说，这种高传染性的新冠变种病毒将对全球疫情重新洗牌。最近，德国病毒学家德罗斯藤（Christian Drosten）也将中国描述为他 ‘最大的担忧’。因为和德罗斯藤一样，国际上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面对高度传染性的突变，零容忍政策注定要失败。尽管执行严格的检疫和封锁制度，但病毒的传播已变得无法阻止。”
文章写道：“让目前的局势更难的是，根据目前的数据，在中国获批使用的灭活疫苗面对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并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力。而且，由于自大流行病爆发以来中国国内感染人数极低，通过感染获得‘自然免疫力’的人口比例也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在14亿人口中，只有10万多一点的人感染过这种病毒。” “过去几天的例子已经很明确地显示出中国实施的尤为激进但迄今为止相当成功的零容忍战略逐渐达到其极限。两周半以来，西安全城封闭，其1300万居民只被允许参与新冠测试时才可以出门。于此同时，同其他国家的数字相比，西安爆发疫情以来，卫生当局登记的感染病例不到2000例。而且到目前为止，西安还没有一个人死于感染这种病毒。可是西安官方的反应却十分激烈。” 文章写道：“天津出现的奥密克戎疫情是否能够得到控制，或者是否会成为中国抗击病毒的一个实质性的转折点，结局如何，接下来的几周将会显示出来。‘谢天谢地，这些病例离我家大约30公里’，天津一位居民说：‘但是我最好还是储备一些食物。现在封锁本身远比病毒更可怕。’”
中国的体制常被赞为高效，执行力强，即便批评中共专制的人，也往往认可这一点。但是西安防疫的混乱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愤，让社会治理低下的现实展现在世人眼前。
西安疫情使人再次反思"动态清零"防疫策略是否适当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危机时刻，中共的动员体制确实能够做到高效运转，稳住局势，比如对武汉疫情的防控，然而也并非总是如此，这"并非总是如此"也就将被中共高效动员和强力控制的表象所掩盖的政府社会治理低下的现实撕裂开来。 西安因疫情严重而封城让人想起武汉当初的封城。然而，如果说后者仓促封城是因对这个病毒不了解，防控经验不足从而在封城防堵中出现手忙脚乱的混乱情形，那么西安封城有了武汉封城的前车之鉴，且在全国抗疫两年，其他地方如北京、上海、南京、河北、河南、浙江等出现过定点封控的情况下，再曝出种种防疫乱象，造成严重次生灾害，被大众诟病，就非常让人意外。事实上，这也是西安的二次封城，在武汉封城之时，西安也曾全城封过一段时间，出现过配套措施混乱状况，只是当时全民都关注武汉，对其他地方出现的防疫灾难没有重视罢了。 对西安这回的破防和乱象，中国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表示，西安疫情是武汉封城后最严重的一回，因西安面临的是德尔塔病毒，这个病毒本身比在武汉的那个原始毒株传播速度快得多，且西安的传播链又是多点爆发并隐秘，因此西安抗疫任务非常艰巨，他希望西安能创造一种新的经验，在疫情早期失控的情况下，如何在短期内控制。因为现在在西安发生的事情，以后也会在中国其他城市再发生。可以理解这位中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对西安防控不力的某种开脱，他道出了部分客观原因，但他寄望西安能创造一种新经验以作中国其他地方以后出现类似情况的参照，恐会失望，除非是被当局当作一种教训。
用一笔糊涂账完成清零任务
西安此轮疫情于上月9日爆发，封城已有两周，至本月5日，累计病例达1781起，单日新增病例虽连续多日下跌，5日已跌至35例，但3日又增加七个中风险地区和两个高风险地区。月底就是中国春节，之后是北京冬奥，在这个红线压力下，陕西地方当局给西安下了"社会全面清零"的死命令，政府已全面动员。 西安之所以用时近一月未能像其他地方一样控制住疫情，根据一些媒体的梳理，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对疫情的流行调查，"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二是应急与组织协调工作不到位。关于前者，病毒"到底是从防疫酒店漏到了社区，还是从入境时就漏在了机场，到现在都还不清楚"，而在此过程中，病毒可能已经历了多代传播。用媒体引用的防疫专家的话说，精准防控要建立在精确流调结果上，可西安没能做到这一点。西安是个千万人口大城市，但其流调力量无法与其量级匹配，上海有约3000人的流调队伍，西安至少需要1000名专业的流调人员，然西安从各医院临时抽调的流调人数为300人。这导致一旦发生疫情，无法全员启动，在全市内寻找可能的暴露点，此即西安在城市管理上和上海的差距，也是这次疫情失控的关键因素。 相对流调的糊涂账，西安普通市民感受更深的应是封城之后，诸如全员核酸检测、基本生活物资供应等事情。从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反映的情况看，市民意见最大的有一码通出现多次故障，导致核酸检测应急平台流量大无法登录；一些地方的核酸检测现场像"赶庙会"秩序混乱；政府生活物资配送不能及时到位，部分市民现食品短缺，以致"西安买菜难"成为微博热搜词。武汉封城初期人们吐槽和抱怨最多的，也有这些情况，西安在这方面做得甚至不如武汉，可谓处处漏洞，从而足以说明，西安基层各职能部门、岗位条块分割、互不相通，一线情况无人下决断、无人勇于担责。
月底就是中国春节，之后是北京冬奥，在这个红线压力下，陕西地方当局给西安下了"社会全面清零"的死命令
野蛮强制手段给人们造成的压力超过疫情本身
引起市民不满和舆论群嘲的还有所谓短期内强制"社会面清零"以及"一人阳性全区拉走"的霸道做法，西安独创的这个"社会面清零"，按照西安疾控中心专家的说法，是所有新发现的确诊病例都在已被隔离的密切人群，社区不再存在社区面的疫情传播，当局为此采取的配套措施是，只要一个小区或一栋楼里有人检测成阳性，该小区或大楼的所有其他人都被安置在隔离区。这是一个非常野蛮的做法，西安方面认为，只有做到"社会面清零"，才能为中高风险地区尽快降级、进而全市"解封"创造条件，可它也引发了舆论有关"刻意操作隔离"，以达到"账面上的防疫成功"的质疑。 重视人的健康和生命，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固是好事，但西安这波疫情的混乱更多不是由每日百多起的感染病例引起，而是由政府的过度防控导致，过度防控不仅造成人们的生活不便，更必须批评的是，采用野蛮手段强制人们配合和服从也给整个社会人为制造了心理压力，它超过了疫情本身带给人们的压力，这还不提过度防控对基本人权的压制。 西安疫情使人再次反思当局的"动态清零"防疫策略是否适当问题，为了完成中央政府下达的不让疫情扩散任务，一些地方甚至到了只要出现一两起病例，整个地区就被封控的地步，这不但在西方看来匪夷所思，即使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也是小题大做。这就涉及如何来看待"动态清零"的政策。按照一种看法，中国所以采取该策略，有某种迫不得已的成分，先不论中国政府无法像西方国家的政府那样能够承受死亡几十、上百万人的代价，鉴于中国年长居民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很多，他们不大可能接受像欧美一样"与病毒共存"的做法。此外，中国疫苗的特异性使得政府无法打消民众对病毒变种削弱疫苗效用的恐惧，以及政府也需要保护那些因自身原因无法接种疫苗的人，故清零或许是当下最为民众所接受，也是较可执行的选择。换言之，从这种观点看来，清零政策是没得选。当局的防疫和公共卫生专家也多次表达过类似看法。
虽然每个国家的国情和民意决定了什么才是适合的防疫策略，然而，中国的"动态清零"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独特性，它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以致成了全球唯一这样做的国家，尽管它的防疫效果从感染者和死亡人数看，确实不错，但是，在新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有害性已证明下降，特别是对已打疫苗的人不会致重症和死亡的情况下，还采取定点封控甚至像西安这样的封城举措，是否有必要的确值得讨论。因为对民众来说，还须考虑极端防疫带来的其他代价，毕竟除了健康外，人还有其他方面的需求。而那些方面的代价很可能会超出感染病毒的代价。 中国政府不愿对"动态清零"做出某些调整或更改，除考量到春节和冬奥的到来以及奥密克戎的传染性高外，一个隐秘的深层原因，是当局要以少感染少死人，来为这场全球的抗疫竞赛，证明中国政府比西方国家的政府更尊重人的健康、生命和价值，即更尊重人权，证明中国的体制比西方的优越；另或许还有要在中国演练一种半军事化的战时管制，为今后社会出现动乱等极端情况，执政党可以有应变之策的动机。
新冠疫情已变成了中西方的一种制度竞争，谁的体制好，更能保护民众的生命少受或不受病毒的侵害，在抗疫中见分晓。至少对中国政府来说，它有对民众的这种叙述策略。疫情最先在中国爆发的事实以及武汉封城初期让中国政府倍受压力，也在西方的叙述中看作是中国威权体制的失败。随着疫情向全球扩散和西方国家陷入泥潭，当局决定扳回这一局。和西方"与病毒共存"，依靠疫苗来解决问题的思路比，"动态清零"所要求的严格的管控和强制确实能大幅减少感染和死亡人士，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也会造成严重的人道灾难，但相比死人，是中国民众可以接受的。于是当局就可宣布，它比西方更关注和关心民众的生命和健康，美国抗疫下的80多万人死亡和5000多万人感染，成为当局散布美式人权是虚假的最好注解，因为如果对人的最基本的生命权和健康权都不愿去保障，谈其他权利有什么用。这就是当局的疫情叙述策略，它在中国取得了很大成功。 但是，既然要以少死人来证明制度的优越，它内含的逻辑就是管得越严越能控制住病毒传播，从而就能使感染和死亡的越少。地方政府的防疫正是在当局的要求下，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 不过，当局未必料到的是，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的防疫策略时，必然会碰到当局的死穴。因为严厉的防疫举措本身就缺乏弹性，在中国这种刚性的维稳机制下，要保证执行效果，必依赖专政工具的强制力，手段和措施的粗暴就不可避免。地方政府尤其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上本就能力低下，像上海那样能够用某种人性化、可预期性和柔性处理的方式去防疫的少之又少，普遍表现出的是像西安这样的简单粗暴的做法。尽管它有大数据的支持，但政府的管理理念和指导思想都还处于前现代，迷信权力、监控和强制，因此在已经开化和半开化的民意面前，一定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制造民怨和民愤，以致在社会层面削弱当局的抗疫效果。
（德国之声中文网）
叶靖斯 BBC中文记者 2022年1月10日
“救命呐，救我一下，我在这里上班的工资他们也不给我啊，现在生活费也不发了。”来自中国湖南的罗向前（化名）躺在工地用集装箱改建的宿舍里那张铁架床上，给他联系过的志工组织和记者在发信息。 59岁的罗向前经由中国江苏省一家名为“然越劳务派遣公司”，被雇到一家名为“安徽鹏德”的外协公司（工程分包商），2021年4月被派到印尼的一家中国冶炼企业工地德龙工业园工作。 他称自己薪水被克扣，讨薪时遭这家劳务派遣公司人员殴打，公司管理层也以疫情为由，拒绝让他继续求医，向中国大使馆发出的求救信息也石沉大海。 他的经历是众多身在印尼的中国劳工的写照。这几家中国冶炼企业工地近期接连传出中国务工工人被克扣工资、扣留护照、殴打，甚至是瞒报因工死亡、自杀等事件。
讨薪者 罗向前说，按照合同，他本来能赚取日薪430元至450元，加班另算。不过，罗向前到步不久便发现，管工常巧立名目，克扣薪水。 他从4月30日至9月11日，应被计算工作119天，但最终公司只算他工作88天，发薪时再发现，所得工资比合同低，计算过后实质所得为每个工作天仅51元人民币，与合同的400多元相距甚远。 有一天，他因意外脚被砸伤，不但没有工伤补偿，反而被扣去半天薪水。 “他就是你多做事了，他也刁难你，也有扣你的工。”
9月的一天，罗向前决定要跟领班理论扣薪问题，结果三名安徽外协公司的领班，把他拉进一个房间里殴打，“他们三个就把我关在他们住的那个地方打我的头，跟打皮球一样那么打，把我打昏过去。” 等他清醒过来，他跑到德龙项目部投诉，再联系上了鹏德方面，总算把他送到医院去了。他向BBC中文提供的医院放射科诊断书上写着“头骨有裂痕”。 住院两天后，罗向前称，管工找人持刀指吓他，把他带回工地。隔几天之后他希望回医院复诊，但工地以新冠疫情需要实行封闭式管理为由，不许他外出看病，更指责他闹事。 据中新社报道，德龙园区在去年3月初开始便落实封闭式管理防疫措施。他那次弄伤头入院，属于“破例”。 罗向前自此持续头疼，只能卧床休息，未能上班，工地会让他到食堂取餐，但他再没有任何收入，他还指控，当天殴打他的领班抢走他身上所剩无己的600万印尼盾（420美元；2680元人民币），身无分文。 罗向前以日军侵华类比当下处境：“日本人抓到我们中国人他饭还给吃，有军医给你看一下。把你打伤了他还要给你治一下。他们那个打伤，他连治都不给你治……自己出钱去治都不行。”
他曾致电中国大使馆求助但音讯全无，向工地方面提出提早返回中国，但对方声称，他必须待满一年才可回国，并且要缴付6万元人民币（9390美元）费用，但并没有说明这笔钱的用途，也不是合约所列明的条件。 他不能轻易离开的另一原因，是因为他的护照早已被公司扣起，他也说不清自己是否持有正式工作签证，只知道需要每三个月由公司安排移民局人员到工地续签，加上对印尼执法部门的不信任，他难以自行在当地维权。 罗向前最终透过国内亲属向江苏省淮安市有关单位上访，安排上2022年1月底的机票回国，当局同时承诺责成然越劳务结清工资，但能否全部兑现仍有未知之数。
BBC中文透过电话联系到江苏德龙镍业公司人事部工作人员，他称“并没有义务回答”有关问题；BBC中文亦试图联络江苏然越劳务公司的负责人，该名接电话的人最初表示要向公司法人查询是否知情，但隔天记者多次致电时，该手机号无法接通。 承包商安徽鹏德人事部经理刘丽接受BBC中文记者电话采访时，被问到工人权益问题时说：“目前我们没有您讲的这种情况。” 但她承认，不能够确定这些工人的签证是否工作签证，但强调这是由印尼驻华大使馆向工人签发。 印尼人力部则强调其政府有既定政策，让雇主报告包括契约期限在内的用人情况信息，雇主也有责任把约满移民工送回原国。印尼移民总局并未回应BBC中文记者的书面提问。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没有答覆BBC中文的查询电邮。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民间组织“中国劳工观察”称，自2020年6月起，接触到超过100名来自印尼苏拉威西中国务工人员的求助，工人常出现护照被没收、克扣工资、超时工作、没有节假日等问题，权益遭到剥削具备一定普遍性。 组织创始人暨执行主任李强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说：“工人来之前，也就是说在中国国内的时候，就把这个职位描述得非常好，然后等工人一到印尼，就发现这个工作情况跟它们不一样……那工人当然就不能走，因为他护照被工厂跟企业给收走了。” “它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扣押护照。核心在这点。中间是带有欺骗性和强迫的。” 李强续说，因为不少工人在印尼是非法工作在先，出国前也不一定签有有效合同，要是在印尼当地报警维权，反而自己会被抓捕。工人哪怕能顺利回国，也难以透过诉讼维权。
“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
印尼苏拉威西岛上有多个工业园区，被中国媒体称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项目”，因而吸引不少中国工人前往当地工作。 其中苏拉威西德龙工业园自2015年开始分三期发展，分别位处省会肯达里（Kendari）和莫罗瓦利县（Morowali）附近，牵头者是中国江苏德龙镍业公司。一些当地工人估计该工业园涉及约2万中国工人，牵涉40多家外协单位。 10月初，在同一地区工作的五名中国河南工人试图偷渡回国，在马来西亚被截获。到12月，当地再传出有工人出逃，未经独立核实的消息称已有几十人出逃。这些事件引发关注，但似乎未能改变工人的处境。 除了德龙外，“中国劳工观察”求助个案还包括另一个“青山工业园”，这是浙江温州青山控股集团与法国埃赫曼集团（Eramet Group）在苏拉威西投资的镍矿开采与不锈钢生产项目。青山控股集团并没有回应BBC中文要求评论的网页留言。
由于这些项目与“一带一路”连系在一切，李强担忧，因为政治敏感性，或导致中国国内地方政府，在维护海外务工人员权益方面会选择回避，其中担心工人得知真相后不敢出国，继而影响中国企业在外用工成本，波及建设进度。 他批评，印尼当局、中国使馆，以至于在印尼的一些国际人权组织，在中国劳工处境上都不作为。 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逸山博士对BBC中文记者说：“COVID-19这样的瘟疫弄到许多国家关上国门，又导致许多地方停工，外劳无班可上，外包商也没得赚钱，对工人的管理条件就更差了。” 他认为，除了因“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采用中国工人时要考虑改善劳工待遇之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应做到政策互通，减少在采用外来劳工方面的灰色地带，从而缓减剥削问题。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务工人员在印尼遇上的这些情况并非个例。2021年10月，湖南郴州某法院宣判一起偷越国境案，案情指被告人通过微信联系到七人，以介绍高薪工作为由前往缅甸务工；2021年7月，中国驻吉尔吉斯大使馆透露接获当地中国务工人员求助，称被雇主以口头承诺高薪骗至吉开采煤矿、金矿等，雇主拒不签署劳务合同，亦不兑现高薪承诺。 一些本来就是假务工，真诈骗的案件也屡见不鲜。《中国青年报》2020年10月报道一起江苏苏州的本地务工诈骗案时称：“近年来，特别是今年受疫情影响，劳动者面临待岗、失业、收入减少等困境，迫切需要重新找工作，这给了一些骗子以可乘之机。” 但也有人把这问题归咎到务工者本身。流行视频社交平台小红书上有“出国务工正规劳务公司”专题，其中一条视频的简介中说：“打工者在选择出境前被高薪诱骗，却从来未反思自我工薪能力，盲目轻信往往掉入骗子的陷阱。打工不一定非要出境，高薪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重庆一家人力资源管理企业在其网站上宣传“警惕出国务工陷阱”的文章称：“想出国的朋友首先要认清自己的条件，确定自己的目标国家，针对目标国家，详细了解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和签证方法，千万不能被高薪诱惑，比如没有技术，没有语言，没有学历的客户，想出国一月挣个两三万的，这种人该醒醒了。” 新冠疫情多加一根稻草：总是通过不了的抗体检测 疫情之下，亦令不少身在印尼的中国工人的归家路难上加难，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需要在登机前做抗体检测，一旦检测呈阳性，就会被迫滞留当地，但他们抗体检测呈阳性，是因为他们打了疫苗，而并非因为确诊。 四川工人小张（化名）原本在青山工业园工作，他近日委托公司代购机票返回中国，但因为血液检测新冠病毒抗体持续阳性，结果被隔离三个月，该处生活环境欠佳。 “我人在园区里的医院隔离区宿舍。工作的时候是六人间，现在的隔离的居住环境是十个集装箱改成的20间隔离房为一个院落。” 他的公司不愿意退还他的护照，并向他要价6万元，包括机票、住宿隔离费用等，他认为并不合理：“这次出来，钱没挣多少钱，反倒赔了不少钱。老婆孩子在家里都没有收入！全靠我！” “这里最近有几个人失踪了，不知道是逃走了，还是工亡。所以暂时保证我自己的人身安全才是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