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比肉贵” 时代,“隐蔽税”对生活与财富的影响

Timllned
楼主 (北美华人网)

进入10月后,中国大陆很多地方菜价大幅上涨,甚至不乏“菜比肉贵”现象,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叫苦不迭。
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统计,检测286家批发市场的19中蔬菜平均价格,10月15日至10月22日一周,比前一周上升11.6%,同比上升27.4%。个别省份涨幅更剧烈,陕西省蔬菜市场价格监测显示,10月26日23种蔬菜市场比去年同期上涨41.26%。 蔬菜涨价,百姓感知明显;原材料涨价,痛感来自工厂。中国9月生产价格指数(PPI)突破两位数,达到10.7%。
不仅在中国,通货膨胀现象席卷各国的势态: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也已经连续5个月同比增长超5%。能源危机的阴霾依然笼罩——不仅中国出现大面积“拉闸限电”,英国加油站大排长龙,印度超过一半的电厂因为缺煤而挣扎运行,而这个国家超过70%的电力依赖燃煤。
纵观全球,作为通胀预期指标的美国10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目前已升至九年来最高水平,5年期的指标则升至16年来最高水平。“通胀怪兽”与“短缺时代”等词语频繁出现在各大国际媒体的头条。通胀,作为新冠疫情的后遗症,成为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我们国家正面临的通货膨胀炸弹,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正在大量印钞。”美国参议院议员泰德·克鲁斯8月份的一条推特,把通胀的板子打在美国自己身上。
疫情席卷美国后,经济危机风险骤增。扮演着“全球央行”角色的美联储,“一口气打完所有子弹”,开出“零利率+量化宽松”的药方。上一次药量这么足还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因此也被称为“危机模式”。之后一年来,各国政府追随美国的步伐,推出各种刺激计划,总额已超过10万亿美元。
大量的钱流入市场,势必使物价水涨船高。诺奖得主、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断言,“通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货币现象。”这句话被广泛引用,用以揭示通胀的本质。但是对于疫情带来的巨大而广泛的影响,使这一轮通胀有些不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魁撰文称,新通胀是“狡猾的”,可能并不会立刻掀起物价全面上涨的浪潮,而会先挑一些“有缝的蛋”去叮,譬如葱姜蒜、菜肉油、农产品、大宗商品、重要原材料。
“这些物品要么因为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而不能及时扩大供给,要么因为被赋予高度的交易属性而容易吸引大量资金,或者因为已处于阶段性紧平衡甚至短缺之中。”
多位分析人士将“印钱”带来的经济反弹描述为“强劲但不平衡”,背后的逻辑不难理解——针对个人的补贴刺激对消费品的需求,使全球供应链在疫情的封锁中还要应对远高于正常年份的需求,比如对个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使芯片供不应求,推高各类依赖芯片的产品价格。

而上述这些需求会推高对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并推高价格,而全球物流价格的飙升使其价格上涨“雪上加霜”。野村证券副总裁阿罗迪普·南迪向BBC表示,如果作为一家公司进口昂贵的煤炭,就会提高价格。企业最后会将这些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因此又可能导致通胀,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有可能。
“如果危机持续下去,消费者将感受到电力成本的激增。零售通胀已经很高,因为从石油到食品,一切都变得更加昂贵。”
通过这种方式,疫情蔓延开来。欧洲央行执委施纳贝尔(Isabel Schnabel)说,“目前的通胀飙升可以比作打喷嚏:经济对疫情及疫后复苏扬起的灰尘做出的反应。”
此外,大量“印钱”会使美元贬值,而经济学人智库资深分析师麦克·弗兰克向BBC表示,美元走弱对任何拥有美元计价债务的人来说都是好消息,这包括很多新兴市场。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袁志乐则提醒,一旦美国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会损害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面对洪水猛兽一般的物价上涨人们是否应该谈”通“色变?专家解释认为最终还是看一个“度”,少量有益,过多则可能有害。从经济学家到政府部门,经常通过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来反映居民家庭购买消费品及服务的价格变动情况,涨跌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通货膨胀或紧缩的程度。一般而言,当CPI大幅度持续上涨时,就会被认为发生了通货膨胀。通常而言,如果剂量小时可能是“良药”,剂量大到一定程度,则可能是“毒药”。
当通胀率维持在低水平(2-3%)被经济学家称作经济“润滑剂”,因为物价的小幅上涨可以提升企业家的收入,刺激他们进一步投资,增加经济活力,但如果通胀率进一步上涨超过10%则进入一个较为危险的区间,被称为急剧通胀。这时人们开始对货币的信任发生动摇,人们有抢购物资的行为,生产和消费秩序被破坏,社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动荡。
急剧通胀虽然危险,但并非不可控。真正有灾难性后果的是当通胀率超过100%进入“恶性通胀阶段”,政府对物价完全失控,民众对货币彻底失去信心,社会崩溃。恶性通胀在历史上也并非罕见,但每次出现,往往伴随着政治后果。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单月物价上涨2500%,最终货币贬值一万亿倍,民众普遍不满滋生民粹主义,成为纳粹上台的因素之一。
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经历过三次急剧通胀,并在1997年CPI增长率逐渐回落到2.7%的温和区间,此后中国进入了一个长达23年的低通胀时期。在这23年里,温和通胀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仅有2008年和2011年两年间CPI增长超过5%,疫情发生后CPI上涨再次“破五”,达到5.4%。

各大经济体的财政赤字率水涨船高。如此高的负债率,各国如何消化?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也有样学样,与美联储一样,开启赤字货币化,即通过印钱偿还政府债务。这种行为也在学术届被称为“通胀税”,政府因向银行透支、增发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降低人民手中货币的购买力。换言之,通胀可以被看作一种隐性税,没有法律规定税率,也没有税收机构。如果你今天手里拿着一张百元纸钞,明天它还在你钱包里。但是央行通过增发一百元,而市场上生产的东西并没有增加,那么你钱包里那张一百元的购买力就被稀释,而政府多了一百元进行支出,购买力从个人转到政府,相当于收了税。
那在这个过程中,谁受伤最严重?由于研究通胀而颇为知名的弗里德曼或许不会想到,中国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轼也对通胀的伤害性有过论述。茅于轼曾表示——“通货膨胀是一种隐蔽的税,它对一切手里有货币,银行有存款,和将来有货币收入的人征了一笔税。而且这种税不很公平,它不是按财产的多少来征,而只按持有货币的多少来征。真正富有的人未必持有大量货币。他们的资产多半是股票,房地产以及各种实物。
“所以通货膨胀改变了财富存量的分配,也改变了收入分配。一般来说,通胀最不利于拿固定工资的公教人员,因而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降低他们的生产效率。而公教人员在维持政府正常工作中以及学校教育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值得一提的事,茅于轼在2012年获得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办法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
来源:BBC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