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邵洵美：他不是鲁迅笔下的“富家赘婿”，而本身就是“民国第一豪门”，被誉为“文坛孟尝君”

2 年多

楼主 (北美华人网)

父亲为了应付说客再次纠缠、为了能与母亲有统一的答词，一天父亲想与母亲演练一遍，结果母亲抡先回答：“你想发财吗？假如发了财，只不过住大房子，我们也住过了。男人只不过穿讲究的服装、吃山珍海味，坐新式的高级汽车。这些我们都享受过了。最舒服的是人家向你拍马屁、戴高帽子……。但做了官，官上有官，你也要去拍马屁，你又不会这一套，受人节制你又不习惯。更要紧的是：人只一世，名节第一。你已学文，何苦再变呢！说到女人倒是可以珠翠滿身、服装华丽、私房滿铁箱，出门应酬赛服装、比首饰，风头出足，可我没有这个劲头。我们当有自知之明，所以今后勿再谈它吧！”
本文作者邵阳，系邵洵美女儿。写作于2019年9月。
我的父亲邵洵美生于1906年6月，1968年5月5日离世，享年62岁。父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祖父邵友濓曾经担任过湖南巡抚、台湾巡抚和苏淞太道台（有人说是上海道台，不确切，因为当时上海只是松江府的一个县城，苏淞太道台相当于半个江苏省）。同时他又办过外交事务，曾作为某亲王副使出使俄国讨论边疆划分问题，因亲王受贿准备割让大片疆土，他向慈禧太后告御状，亲王被革职，他被褒奖，保住了国家大片疆土，成为滿清爱国重臣。祖父也重视教育，在上海任职时，曾亲赠一铜钟给圣芳济学校(北虹中学前身)，以示学生列强当前，警钟长鸣。他的儿子去世较早，生前为上海圣芳济中学校董。

外祖父是盛宣怀，他是清朝一品大臣，在我国创造了十一个第一：例如创办中国第一家民用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局、创办中国第一家内河小火轮公司、创办中国勘矿总公司、创办红十字会、创办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师范班、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创办了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创建了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开设中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等。而其第四个女儿就是我父亲之母，因盛公最宠爱这四女儿，故爱屋及乌，每次出使国外，总把爱女、女婿带在身边。
父亲的嗣外祖父是李鸿章，因父亲之大伯无后，根据族规，二房长子即长房之子，因父亲的大伯母是李鸿章之女，故李鸿章之女即父亲之嗣母，李鸿章即父亲的嗣外祖父。
父亲的三位祖父都是朝廷重臣，因此他得了三笔遗产及各种馈赠。他本人就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而相反，我母亲虽然长得可爱、漂亮又乖巧，是祖父盛宣怀最宠爱的孙女，亲自为她取名为茶(茶花盛开时出生)，故徐志摩、徐悲鴻一直称她为“茶姐”。但族规中男孩得遗产、女孩仅能得到丰厚的嫁妆，得不到钱财的。由于鲁迅先生不了解这些情况，误会他是利用我母亲的钱办出版事业，实际上错了。这点你们在小学语文课本中大约读到过鲁迅的文章，其注解中有鲁迅先生曾讽刺我父亲是“富家赘婿”，其实不然。

父亲邵洵美是位才子，听母亲讲父亲七岁时就能对出他外公盛宣怀的对子，因此深得外公宠爱。又听说父亲小时候带领弟妹们游戏的一个内容就是办《家报》，他们把家里发生的事、家里人发生的变化等分别写出来，排得像报纸一样，取名《家报》，还抄成几份，分别送给长辈。
父亲文学水平高，脑子动得快，写作更勤奋，特别让我佩服的是：抗日战争时期，英国名作家、诗人、新闻记者奥登（W.H.Auden）和后来成为英国桂冠诗人的奚雪腕（ChristopherIsherwood）来中国收集中国抗日新闻及资料。经朋友介绍，他们到我家找我父亲访谈。父亲陪了他们整整两天，早晚都和他们在一起。奥登对我父亲说：他没有发现过有像样的抗日中国诗歌。父亲听后不以为然地随口说：“怎么没有？有的。据我知道，有一首很好的。”奥登问他：“写些什么？”。父亲说：“噢，我忘了，只记得诗里有……‘敌人钻进了一口空棺材’……。其实根本没有这首诗。奥登听后大感兴趣，一定要父亲找到这首诗并翻译给他，因为次日要动身，奥登和奚雪腕竟当晚跟着父亲到家里。父亲叫母亲陪客人喝咖啡，自己灵机一动，用英文写下了一首诗，取名《游击歌》。
《游击歌》
时季一变阵图改，军装全换老布衫；
让他们空放炮弹空欢喜，钻进了一个空城像口空棺材。
英雄好汉拿出手段来，冤家当作爷看待，
他要酒来我给他大花雕；他要菜来我给他虾仁炒蛋。
一贪快活就怕死，长官命令不肯依；
看他们你推我让上前线，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熟门熟路割青草，看见一个斩一个；
我们走一步，矮子要跳两跳，四处埋伏不要想逃。
冤家着迷看到底，飞艇不肯上天飞；
叫他们进攻他们偏退兵；叫他们开炮他们放急屁。
一声喊杀齐反攻，锄头铁铲全发动；
这一次大军忽从田野起，又像暴雨，又像狂风。
几十年侮辱今天翻本，几十年羞耻今天洗净；
从前骂我的今天我剥他的皮，从前打我的今天我抽他的筋。
看他们从前吹牛不要脸，今朝哑子吃黄连；
从前杀人不怕血腥气，今朝自己做肉片；
从前放火真开心，今朝尸首没有坟；
从前强奸真开心，今朝他们的国里只剩女人。
眼目晶亮天老老，真叫一报还一报；
但看某月某日某时辰，连本搭利不能少！
奥登读了高兴极了，回到英国，他和奚雪腕合作写了一本书，书中说：“我们在此插入了一首诗歌，那是我们在上海听到的关于敌后游击队的，是邵洵美先生所译。”
父亲把诗歌交给奥登后告诉了母亲，母亲立即对他说：“你该把英文诗歌翻为中文诗歌，否则一旦有人要看中文诗歌原文，你怎么办呢？”因此父亲马上翻译并将其刊登在《自由谭》月刊第一期上。
像这样水平的父亲需要用钱找人代写文章吗？父亲说这只是个误会，因为鲁迅走得早，他仅看到刚步入社会的自己，对自己不了解。而父亲一直是很尊重鲁迅先生的。一次国际笔会上海分会欢迎泰戈尔先生，午饭后各自回家，天突然下起雨来，父亲看到鲁迅先生一个人站在门口，就主动请他上了自己的车并将他送回家。
父亲不光是有才，对事物敏感，能用英文把感想写成诗歌，更主要的是父亲的爱国、爱民！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我国，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亿万同胞过着亡国奴的生活，父亲要为百姓呐喊、要让全世界都了解日寇的强盗行为，也要让全世界人民都了解中国人民不是好欺侮的。
父亲不仅在外国记者面前努力揭露真相，他还曾在那个内忧外患、当政者攘外安内的混乱时局，为了人民生活他处于不安之中，他和所有知识青年一样，忧国忧民，呼吁言论#zi#you、呼吁抗日救国，写出了大量文章，也锻炼了自已。
父亲先人后己为国为民慷慨解囊。偌大的一笔财产没有用于吃、喝、玩、乐，没有用于赌博、行贿，而是用于文化事业。父亲生性热情，朋友非常多，母亲认为父亲的朋友都是好人，而父亲则认为搞文学的都是朋友。因此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在新月书店、新雅沙龙也是朋友们聚会、交流的场所，文友相聚天文地理无所不谈，数以百计的文人墨客、知名的无名的作家、画家、金石家、诗人、记者、教授、摄影家、演员等与父亲都有友谊，鲁少飞曾作漫画《文坛茶话会》，在图中坐主位的是父亲邵洵美，图中还有父亲的不少朋友茅盾、郁达夫、林语堂、冰心、巴金、沈从文、施蜇存、叶灵凤、鲁迅等，父亲把这些有才华的文学家、艺术家们团结在周围，他办那么多刊物，为他们创造可以发挥才艺的场地。大家给了父亲“文坛孟尝君”的雅号。父亲有出版家的胸襟，父亲爱好的东西多，经常看的是外国杂志、画报。他最爱的是西方影写版印的刊物，所以想到如果中国有这种机器就可以印刷出版高质量的画报了。1930年就斥巨资向德国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全套影写版印刷机(这台机器就是至今在国际上仍属一流水平)，开办了时代印刷厂，为了方便，把家都搬到了杨树浦印刷厂边上。

曾经用这台机器印过国债，也曾用这台机器印刷过《时代画报》九年，每期一万册；《时代漫画》三年半。创办了幽默杂志《论语》，《论语》在抗战前后经历了十七年半，共出版了177期；《声色画报》……。
父亲又办过“金屋书店”、“时代图书公司”和“第一出版社”，先后拥有十一种杂志，计《狮吼》《金屋月刊》《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声色画报》《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和《人言周刊》。还不算由父亲投资接手的新月书店出版的《新月月刊》和《诗刊》。
老画家黄苗子说：“《时代画报》《时代漫画》和《万象》对中国漫画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漫画的发展也影响到绘画的发展，如果没有洵美，没有时代图书公司，中国的漫画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
父亲的“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发行了一套新诗丛书，向国人介绍了十位青年诗人，其中有方玮德著的《玮德诗文集》、梁宗岱译的《一切的顶峰》、金克木著的《蝙蝠集》、邵洵美著的《诗二十五首》、朱湘著的《永言集》、侯汝华著的《海上谣》、徐迟著的《二十岁人》等，给文人创造了锻炼写作、发表观点的场所；漫画家张光宇办《时代画报》，出了几期资金周转困难，父亲就把画报接过来了；徐志摩办新月书店，难以为继，父亲就入股《新月书店》；国际笔会中国分会成立后没有经费，所需开支均由笔会会计我父亲负责支出；丁玲夫君遭遇不幸后，沈从文为帮助丁玲母女返湖南老家，是父亲接济他们的，并申明这不算借，也谈不上要还；夏衍年青时第一本书《北美印象记》是父亲为他出版的，当时出书要自己出资，父亲看他才踏上社会，哪有资金，因此非但免了费用，还给了他500大洋鼓励他；季小波出版画册缺少资金，要把制图锌板作抵押向我父亲借款，父亲说我这里不是押头店，您把锌板拿回去，并把季小波需要的钱如数支援了他，使画册得以出版；有抗日色彩的“大英晚报”是由英商出面办的中文报，父亲也是股东之一，经济发生了问题，需要资助，尽管我们家经济已拮据，母亲还是拿出了最后一包翡翠叫父亲送去报社，让他们去抵押渡过难关……。为了国家需要，为了国家的发展而奉献；为了帮助朋友解决困难……，既使我们平平淡淡的过了一生，我们还是会为父、母亲的行动叫好、鼓掌。
父亲钟爱的文学事业与对理想的完美追求，从开办书店、出版杂志刊物到创作诗歌，从购买进口设备到创建印刷厂，从翻译雪莱、泰戈尔的长诗到翻译马克·吐温的小说，从集邮到画画，干一样像一样，办一样成一样。但也因此耗尽了偌大的家产，临终落得连像样的丧服都没有。而为成就丈夫的事业，母亲用尽了陪嫁换来的钱，丝毫没有后悔，不知如果鲁迅先生天上有知会有何感想！
有作家著书称父亲在日寇進犯时，不惜毁家纾难，称得上“春申君”。
父亲有位外国朋友中文姓名项美丽，她是个美国作家，初来中国时，她是美国《纽约客》杂志社的通讯记者。当时她是跟姊姊海伦作远东旅游，从东京转道来上海的。那是1935年。初来上海对上海印象并不好，到处是霓虹灯、金字招牌，她认为上海是个俗不可耐的地方，但她们俩一到上海就受到老朋友的款待，经常和一些西方各国的外交官、银行老板、洋行大班、新闻记者之流的人物，还有上海闻名的外国财团首脑沙逊和哈同等犹太富商等一起。她的姊姊海伦去北平、南京玩了一圈，在东安市场买了一些小玩意就回美国了。而项美丽则选择在上海找工作。
他曾在美商的“大美晚报馆”和英商的“字林西报馆”任专栏编辑；为了加快熟悉中国，接触更多中国人，她还在上海海关学校等学府任英文教师。
我父亲邵洵美曾是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生，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可以进入洋人的沙龙，但他不喜欢去。他认为话不投机半句多。一次他去沙龙，经沙龙主人茀丽茨夫人向他引荐认识了项美丽，由于是同行，因此项美丽通过我父亲认识了不少上海知识界的朋友，文化界人士，萌发了合作办刊物的念头，于是就试办了《声色画报》。一些留过洋的、与父亲有深交的朋友也很快和项美丽熟悉了，经常一起讨论酝酿创办一份英文的杂志，这就产生了英文的《天下》月刊。
1936年初父亲手里有多种杂志，尤其吃重的是《论语半月刊》，他开始全身心地投入，甚至自己写文章……。
上海沦陷后为了扩大抗日宣传，父亲借了项美丽的名义在家编辑出版了一本大开本的图文中文月刊，名《自由谭》，封面上三个大字是父亲亲自写的“洵美体”。内容是抗日的。创刊号封面画是一只手托着被日机炸死还正流着血的孩子的悲愤农夫，远处飞机在天上飞着，被炸的工厂正冒着烟火，牛也被炸死了。《自由谭》是大开本，父亲还选印了一张一个日本女人在走绳索的讽刺画。后被日本当局发现不准印刷厂再排印，只得停办。最后依靠项美丽在外文印书厂里印出来的。同时父亲还用项美丽的名义出版了差不多大小的一本英文杂志，父亲用英文发表了《新诗历程》和《孔夫子论诗》等。此时正值夏天，父亲经常忙得汗流浃背，母亲则在一旁帮他打扇。
父亲以各种笔名发表文章，控诉日军在华暴行，动员民众起来抗日。日本人容不了父亲还在自由发挥，便下了命令要暗杀他，巡捕房将消息告诉了项美丽，父亲只好避到项家，那是一幢独门独户的三层住房，由于项美丽支持抗日，经常有抗日份子会住在她家，每晚母亲抱着才出生不久的我总会去陪他，大约住了半个月。这期间父亲在项家认识了一位20多岁同样藏在项家准备将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女青年杨刚。她是中共的才女，《大公报》驻外记者，英语很好，故中央委以重任，住在外国人家中翻译毛泽东著作，向外宣传。她一般不出房门与人交谈，但她给了我父亲一篇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的外文翻译文稿，之后父亲常和杨刚一起对《论持久战》的译稿字斟句酌，对杨刚的译文润色。父亲告诉母亲这是毛的文章第一次译成外文。父亲看到《论持久战》后很赞赏，曾在《自由潭》第二期的“短论”中介绍说：“……毛泽东先生的新著便值得使人赞扬了。这本《论持久战》的小册子，洋洋数万字，讨论的范围不能说不广，研究的技术不能说不精，含蓄的意识不能说不高。但是写得浅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颂、中外称赞绝不是偶然也。”甚至毛泽东为出版英译单行本写的一篇序言还是父亲亲自翻译的。连译稿的秘密排印任务也是父亲用了两个月印了500册，藏在项美丽的私家车里，夜里父亲和他的助手王永碌坐着项美丽的车到霞飞路、南京路外滩一带外国人的家门口，把单印本放入信箱中。
父亲冒了生命危险做这些抗日的、冒险的亊，母亲从来没有过任何意见，总是黙黙地在一旁支持着。
父亲等开车去投单印本《论持久战》，母亲就在家守门。一起担着风险，偶尔也会参加。

父亲本身正在躲避暗杀，但遇到《论持久战》要出版外文版这样有意义的事，父亲把生命都甩在了脑后，非但帮助润色，还翻译了序言，印成小册子，甚至冒险亲自参加分发。我为父亲感到骄傲。有作家称父亲在日寇铁蹄下，把脑袋拴在裤腰上赴汤蹈火，这段轶事颇具当年“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传奇色彩。
据萧乾夫人说解放初夏衍曾两次登门拜访父亲，第二次周扬同行。父亲郑重地将珍藏的毛泽东《论持久战》首发英译本送给了国家，并遗憾地说当时毛先生用毛笔写的序言原稿己在临解放时烧毁，周、夏两位连呼：“可惜、可惜。”
其间在日本人打到上海进驻杨树浦并封锁杨树浦，中国人进不去，我们的厂及家当时均在杨树浦，而且当时我们家的全部财产已仅有这厂内的一台印刷机了。在这关键时刻，我母亲就对父亲提出：“中国人不能进出杨树浦，项美丽是外国人，是否请她帮忙把已被封锁的印刷机通过她的名义运出来。”具体的做法是请父亲的律师朋友顾芲生写了一张假证明说项美丽是邵洵美的妻子，这样花了两天时间，由项美丽出场终于用载重卡车将印刷机搬到了市区。其它很多东西就没了。
项美丽是1939年冬离开上海的，这之前父亲陪她去了一次香港，这是因为前一年美国作家根舍写过一篇《欧州内幕》，从远东回去后又写了一篇《亚州内幕》，其中涉及宋氏三姐妹，结果激怒了宋美龄，说所写内容不实，有损她们姊妹形象。项美丽在美国的代理来信要她趁在中国的时候收集资料，好好写一本有关宋氏三姊妹的书出来。这任务难倒了项美丽，因为她根本不认识宋氏姊妹。
而宋蔼龄正好是我父亲二个姨妈的英语家庭老师，他们三姊妹的哥哥宋子文又是盛家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的英文秘书，而他们的母亲又曾是盛家的女侍。所以我父亲答应帮助项美丽去香港见宋家姊妹。宋蔼龄劝说并征得了二位妹妹的同意，接受了我父亲和项美丽对她们的访问，父亲还求得夫人们不少资料和照片，使项美丽的《宋氏三姊妹》得以完成。

1939年冬宋蔼龄命项美丽去香港会面，然后转道去重庆。母亲怕她在山城受寒，特意为她量身做了一套厚厚的丝棉袍、还挑了些首饰让她带去以防万一可换钱。项美丽则把上海的家托付给伍尔夫先生照管。之后乘轮船赴港，送行的有顾芲生、赵家壁、王永禄和我父亲，父亲送了一只花篮状的巧克力蛋糕。到了香港宋蔼龄安排项美丽乘飞机去重庆，还隐姓埋名把机票上的姓名改成王太太。在重庆她得到宋美龄的同意，不时去采访她，或是在她有活动时，跟随在侧。第二年3月，宋美龄去香港治牙，项美丽在重庆无所事事，也回到香港。在香港也闲得无聊，便决定回上海。和一些朋友告别后，她写了封信托宋蔼龄秘书交给宋蔼龄。正当她进了船舱，在等船启航时，宋蔼龄秘书气喘吁吁地跑来叫她马上去见宋蔼龄。这时三姊妹都在大姊家，不少记者在采访、拍照，热闹非凡。宋蔼龄在后房接见项美丽，她曾对项美丽说过：“在上海打仗时，你帮了邵家很大的忙，全家都感激你”，这次她说：“你以为他们少了你不行吗？”“……邵先生或许不是存心欺骗你……到头来你会恨我们所有的人……我了解中国，也了解美国，你会毫不抱怨地离开中国，可是你会痛苦……”“我不希望会这样，现在为时不晚，原谅我的干预，我是为你好，别回上海了。好好想想！我想你已经想过……。”项美丽也确实想过的。接着宋蔼龄说：“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可别告诉任何人。我们几个全要去重庆，”这真是个大好机会！项美丽便着手结束上海的家，回重庆继续她的工作。

父亲和项美丽是工作上的好搭挡、好朋友。项美丽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而且项美丽早已有心仪之人，不久与英国驻香港的情报官员查尔斯结婚了。日本占领香港后，查尔斯被捕，这时项美丽在香港工作，受牵连关进了集中营。消息传来，我母亲想到项美丽曾在我们困难时帮过我们，现在她遇到困难了，我们也应该帮帮她。母亲对父亲说：“是否仍请顾芲生写张证明，说项美丽的丈夫是你，那样她不就可以放出来了吗？”结果还真这么做了，救了项美丽。直到最终，我父亲曾在访美时，礼节性地拜访过宋蔼龄及项美丽，这时，项美丽已有一儿一女了。之后就没再见了！
而父亲更是深爱着母亲，正如父亲在所著《第六个朋友》一文中写道：“世界上我最爱的是三种东西：（恕我在我国文字中找不到比东西更适当的字儿）那便是老婆、诗歌与朋友，我的老婆是盛佩玉。
日子过得很快，家里经济发生了困难，母亲把金的、银的、铜的、铁的和锡的甚至木的陆续换成了钱来过日子。父亲、母亲若想发财有的是门路，可是父亲、母亲偏不信邪。日本人始终没有漏掉父亲这个“遗少”，传人来联系，父亲回答有病，来人看到父亲极瘦，信以为真。父亲为了应付说客再次纠缠、为了能与母亲有统一的答词，一天父亲想与母亲演练一遍，结果母亲抡先回答：“你想发财吗？假如发了财，只不过住大房子，我们也住过了。男人只不过穿讲究的服装、吃山珍海味，坐新式的高级汽车。这些我们都享受过了。最舒服的是人家向你拍马屁、戴高帽子……。但做了官，官上有官，你也要去拍马屁，你又不会这一套，受人节制你又不习惯。更要紧的是：人只一世，名节第一。你已学文，何苦再变呢！说到女人倒是可以珠翠滿身、服装华丽、私房滿铁箱，出门应酬赛服装、比首饰，风头出足，可我没有这个劲头。我们当有自知之明，所以今后勿再谈它吧！”多少好的夫妇同心啊！第二天家里气氛有点紧张，门外停了几辆汽车，花园内站了几个彪形大汉，分明是“要人”来访。一位来客说：“邵先生你家的房子太小，太旧了，何不换壹幢宽敞些的房子住住？”，说着叫随从人员递上并打开了一个小皮箱，里面是一叠叠钞票。父亲看都不看回答说：“汪先生，我家虽小，但尽够我们一家子住了，谢谢你的关心。”简单地就把来人汪精卫打发走了。
这里还要介绍一位我父亲曾经帮助过的朋友胡适先生，胡适的父亲胡铁花曾是爷爷手下之一，属世交，胡适从美国回大陆时我父亲是新月书店老板，一次一位似农民样的人士来店找胡适，问明原由他要出让一本旧书，要价很高，当时我父亲和胡适都不在店里，之后我父亲告知胡适，胡适不信会有好书，一笑了之，第二次此人再来，正遇我父亲，父亲见后就买下此书并赠予胡适，胡适一看是最古老的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乾隆甲戌本)，高兴极了，从此他专心研究《红楼梦》成为“红学家”。后来胡适曾将此“石头记”复印了二本，一本给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一本给了台湾国立大学图书馆。在序言里他说他怀念在大陆的老朋友邵洵美和徐志摩。这让我父亲感动之极，父亲说：“没想到这么一点小事让他一直记住我的好。”大陆解放前，胡适飞回美国之前还来看望我父亲，看到我们正吃午饭，菜不多，就邀我们全家移居美国。我父亲说我们能吃饱、穿暖，家里人多就不折腾了。婉言拒绝了他的好意。
1948年底叶公超曾经也来看望过我父亲，他提出愿意帮助我父亲将印刷厂全套印刷机等设备整体搬迁到台湾，我父亲很干脆地拒绝了。
还记得上海1949年解放的那一个晚上，当时我们住在霞飞路(即后来的淮海中路)，后门是沿街的武康路，半夜只听到窗外传来整齐的刷刷声，父、母亲轻轻撩起窗帘，只看到许多手拿枪的兵排着队走过，后来声音没了。天微亮，阿姨准备去买菜，门一开只见无数穿着黄色衣服的兵手里握住枪整齐地躺在人行道上熟睡着，阿姨立即回头进门告诉了我父、母亲。他们二人一商量，觉得这些兵像是非常累了，就烧了点开水，叫阿姨拿些面包和水去给他们解解饥渴。可是这些兵说什么都不肯收！父亲当即就说：“这是个纪律很严的部队！国家有希望了。”留下了好影响！
不久，当国家新闻总署派丁聪来商量说国家急需要此套印刷机时，父亲一口答应，没有讨价还价，甚至以低价转让给了国家，为了机器能早日投入工作，父亲亲自动员了厂内所有干部、员工一个不留地全部与机器同往北京，成为新华印刷厂的员工。因为工厂已属于政府，不再需要老板，因此父亲仅作为护送人员亲自将机器护送到北京。之后中国最高级的、对外发行的《人民画报》就是这台机器印制的。直到现在这台机器仍然属于国际上先进的印刷机之列。
父、母亲曾打算留在北京发展，因为父亲找工作不易、又因为三姐生病要在上海开刀，这时大姐又宊发高烧，人生地不熟的就下决心还是回上海。

1952年居委会开居民代表会议，派出所的同志叫我母亲也参加，会上他叫母亲走出家门为大家做点事，邻居们也都赞成。这样母亲成了居民小组长。开始是发粮油票、收水电费、扫盲，后来又担任了居委会卫生委员，负责除“七害”，搞绿化……。母亲经常自己出资买了六六粉杀虫剂，亲自为有臭虫的人家床上板缝里涂上调剂过的药，之后又是挖阴沟、写宣传标语等等。妈妈觉得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很开心。她觉得孩子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品德，因此总动员孩子们一起参加。父亲也支持母亲的做法，经常全家人一起写标语、分头去贴。结果母亲获得了1957年和1958年二张徐汇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奖状。
在此期间父亲参加了上海市政协举办的业余政治大学，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父亲当时已经有些发胖，走路、上下车开始气喘。可他好学、认真，从不缺课，最后得到中共上海市市委书记石西民颁发的“学习证书”。父亲高兴得和孩子似的，拿回证书给孩子们看，大家表示一定努力向父亲学习。母亲也高兴极了，买了火车票到南京向二位在南京工作和读大学的女儿报喜时，突然在上海的儿子来信说父亲被抓了，母亲立即赶回上海。最后得知：父亲有个朋友名叶灵凤，当时他参加“归国观光团”回到上海，曾经来家看望我父亲，他告诉父亲说：“你的小弟弟在香港，正病贫交加，你应该帮助他一下。”这时我家经济也拮据，大姐在家因知道经济困难有病不去治而亡故，当然也同样无钱可帮助小叔。这时叶灵凤出了个主意：“美国朋友项美丽在中国时问你借了不少钱，你可以写封信给她，让她把借你们的钱寄还给你香港的弟弟，信由我帮你去寄。”我父亲考虑不周，听信了他！不料叶灵凤信没有寄出，而是由他主动上交了。当然政府不了解情况，不知为什么我父亲要问外国人要钱？就这样被误会了。听大哥说曾经有人叫我父亲主动找人去说明问题，可我父亲翻译工作正忙，一方面没时间，另一方面他也不知该去找谁说！他是社外翻译、自由职业人员啊！
我们曾经从父亲狱友贾植芳那里听说，我父亲既使在狱中仍努力地完成他的任务，每天清晨起来他就努力地打扫房间，当早餐来时他已很饿，很快把一天的伙食全都吃了……。我父亲原来已经有气喘了，三年狱中审查结论是无罪释放。然而身体就更差了。政府照顾他，出狱后让他继续担任出版社的编外翻译，预支稿费。最后肺气肿不断发作而离世，享年62岁。
父亲问题己查清，因此文化大革命时没有受任何牵连，孩子们也都没有受影响，大家都各自努力工作着。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大型电视纪录片《东方主战场》第三集中出现了我父亲的照片以及毛泽东主席对我父亲翻译并印发、宣传《论持久战》的感谢，我们心喜，欢呼我们的党和人民终究还是恢复了我父亲的声誉，父亲一生为了人民，人民终究还是相信父亲的。父亲在天之灵可以安息微笑了！
来源：书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