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居的外籍模特还没有选择室友的权力，她们往往被中介公司随机分配进空缺的房间。有时候她们需要在一个公寓中男女混住不同卧室，还可能会遇到有酗酒或精神问题的室友。 走进这些公寓，你会发现这些熟悉、简陋的北京出租屋里留下了许多异域访客的痕迹。略显年代的墙面上往往会留下各种笔迹的外语文字，有的写着对自己的激励，有的写着对家乡的思念。 墙后的涂鸦是上一位曾在这里居住的外籍模特写下的，上面写着“Always smile and just be happy”，她还在旁边画了童趣的云朵和小猫，似乎代表一种乐观的态度。
我们想象的外籍模特是什么样的？
身着光鲜亮丽的衣服，活跃在秀场、杂志拍摄现场的时尚宠儿？还是电商橱窗里身材比例完美的衣服架子？抑或是即使在三四线城市的户外大屏里也常常出现的高级脸？
他们仿佛是高品质生活的代名词，但现实中的他们可能蜗居在6人一间的三室一厅；像大学宿舍一样的上下床；或者没有窗户、堪堪只能放下一张床的隔间。
摄影师黎晓亮在2015年偶然看到他们的生存环境，那时他为多本在时尚和艺术领域富有影响力的杂志拍摄封面，合作过的名人名单包括李安、成龙、让·雷诺、苏菲·玛索......
一个个面容精致的外籍模特也是他常常打交道的对象。但直到有一天，他无意间在模特经纪的手机中看到一位模特在北京的居住环境，黎晓亮才发现，他对她们一无所知。
《北京公寓》系列的拍摄计划应运而生，从2015年开始，黎晓亮陆续进入到外籍模特的生活现场，捕捉卸下时尚外衣下的他们的真实状态，还原他们作为鲜活生命体的喜怒哀乐，也主动揭开了行业残酷分级的遮羞布。
这些模特大多住在朝阳区广渠路沿线的百子湾、苹果社区等地，一公里外就是北京国贸CBD，中央电视台等知名地标，大大小小的传媒公司在此扎根，也吸引众多处于职业上升期的演员、导演、经纪人及网红模特居住在其辐射地带。
这里毗邻众多商圈，有着最繁华便利的都市生活，大牌明星住在至少10万一平的金茂府，出门散步便可走到合生汇。但他们却被经纪公司安排在其中狭小逼仄的廉价住所，一间卧室里往往要挤下2-6个人。
语言不通、私人空间有限、身份缺失，种种问题使得这些外籍模特几乎隔绝于本地生活圈之外，也导致一种难以消解的孤独弥漫在这些精致漂亮的面孔上。
暂居的外籍模特还没有选择室友的权力，她们往往被中介公司随机分配进空缺的房间。有时候她们需要在一个公寓中男女混住不同卧室，还可能会遇到有酗酒或精神问题的室友。
走进这些公寓，你会发现这些熟悉、简陋的北京出租屋里留下了许多异域访客的痕迹。略显年代的墙面上往往会留下各种笔迹的外语文字，有的写着对自己的激励，有的写着对家乡的思念。
墙后的涂鸦是上一位曾在这里居住的外籍模特写下的，上面写着“Always smile and just be happy”，她还在旁边画了童趣的云朵和小猫，似乎代表一种乐观的态度。
“Love this sucking place”，爱这个糟糕透顶的地方。
有位来自巴西的模特还在墙上画了一张里约热内卢基督山上的救世基督像，足足有一米高，黎晓亮至今也忘不了初次看到这幅画时带给他的震撼。
这位女孩喜欢在业余时间画画，画完后会发布在国外社交平台上售卖，也会在朋友圈发布，每张画都记录着自己的不同阶段的情绪。
女孩的柜子上贴着许多时尚摄影的照片，黎晓亮为她拍摄时发现右下角的一张就是自己拍的，女孩回答：“我知道的，我很喜欢。”
女孩的眼睛很特别，是异瞳的。
她们也会在墙上贴很多照片，有的是自己或家人的照片，更多的是从时尚杂志中裁剪的照片。
狭小空间里同时摆了三张床，健身球还摆在床上，模特已经回到自己的国家。
疫情期间，这位模特没有来得及回去，被困在没有电视，没有社交的房间里，她用自拍杆把手机固定在床前，来看自己喜欢的电视剧或电影。
外模往往来中国工作只能拥有两三个月的签证，短期内他们会进行大量的拍摄，赚足够的钱，然后再“漂流”到泰国、韩国等其他国家，继续做外调模特。
他们就像脆弱的盆栽，根植于随时漂泊的土壤里。
黎晓亮在每次拍摄时都会问他们一些标准的问题，比如：“从哪里来”、“在中国多久了”、“之前还去过哪些国家”、“为什么想当模特”，问题的答案趋于一致，他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的小镇，很多人连英语都不会说，更没有拍摄经验，就被草草拽入这个名利场。
黎晓亮就在这里遇到搬到中国第二天，完全没有经验的“素人”模特，“她在拍摄中很明显就处于一种防卫的姿态，整个人都很没有安全感。”，即使是适应了工作节奏，有些模特还会怀疑自己。
她们还需要日以继夜地奔走于拍摄和面试之间，有时候经纪公司会给他们安排拍摄工作，但大多数情况她们都需要参与大量的面试为自己争取工作机会。
一位模特告诉黎晓亮她最不喜欢的城市是杭州，这令他十分惊讶，因为在他的印象里，杭州拥有西湖之美，是一座十分宜居的城市。但对这些模特来说，杭州标志着电商发源地，意味着无休止的工作。
她出差去这里拍产品广告，十几二十小时都在重复做一件事情，就是换衣服拍摄。中途休息时间过长就会被客户投诉，因为她的报酬是按时薪算的，即使时薪有1000到1500块，但经纪公司要分掉一半以上，她觉得自己就是流水线上的工具人，但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在冬天，这些外籍模特经常需要在寒冷的天气中穿着短袖、泳衣进行反季节拍摄，遇到的拍摄团队往往也只说中文，拍摄现场的更衣室更是是几块反光板的随意拼凑。这样的情况下，“暖宝宝”成了模特们的工作必备，而眼神和手势交流则是工作中常见的沟通方式。
可以说，她们扮演着时尚消费的标准化样本，但是却在无休止的劳动中成为了这个行业的边缘人群。
而在这种边缘漂泊的状态下，大多数人模特把自己无法言说的态度纹在了身上，这些纹身代表喜好和信仰，它是稳定的，不可磨灭的。
上面手臂上纹的是衣架，伸出来触摸挂在墙上的十字架项链；下边脚踝处是英文单词MUSE，代表古希腊中为艺术家提供灵感的文艺女神缪斯。
女孩手臂上纹着维纳斯的经典肖像，现实中的她与朋友合租房间，脱离了群居的逼仄空间。
女孩的手臂上有无数自残后留下的伤痕，这些浅白印记完全背离时尚行业要求的“身体维护”，也是对这个行业赤裸裸的嘲讽。
这位从巴西来的模特坐在自己的床上，身后是大大小小的玩偶，她特意从家乡带来，是唯一与过去有关的私人物品。她刚刚做完一个纹身，左手边上的薄膜还没取下。
这是一位黑人模特，她没有经纪公司，自己租了一间公寓，左边的画是朋友为她专门画的肖像。
从2015年拍摄至今，项目逐渐成型，黎晓亮对这一社会议题的想法也产生了变化，最初他被外籍模特与破旧公寓之间的张力所吸引，想要还原她们在光环之下生命本身的质感和光泽，后来他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些外籍模特？
“这传达的其实是审美的问题。”黎晓亮说。“在日常的时尚摄影和商业活动中，我们普遍在消费这些外籍模特的面孔和肤色，未来几十年，这种状况是会一直存在的。”
模特家里的墙上挂的是世界地图，左边是一张鲜艳的国旗。
女孩刚为黎晓亮打开房门的瞬间，衣服上的俄语和门上的对联形成强烈的对比。
在北京公寓系列的记录片《VLADA》中，黎晓亮贴身跟拍了一位在北京工作的俄罗斯模特瓦拉达。黎晓亮跟随着她一同参与面试，拍摄，也走进了她的家中记录了工作之后的生活状态。
在面试现场，一群女孩就像被商品一样被挑选，客户对她们的身高、比例、面孔做出对比，但往往瓦拉达会听到客户说“我就是看脸挑的”，而如果被选中，模特的名字不会被特意提起，而是“灰领的，第二个。”
瓦拉达想去旅行，想学心理学，想照顾自己的家人…这一切都意味着她需要不断地攒钱，她知道27岁对于模特行业来说已经不再年轻，可是她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需要等待，需要做出一个对自己和家人都有利的决定。
当黎晓亮问她“你会在年底返回家乡吗？”瓦拉达犹豫道“我不知道..但我认为我应该回去了”。她也表示过，这些由不得她。 她的签证、她的生活方式、交流方式都注定她只是一个短暂的拜访者。
在瓦拉达回到家乡后，黎晓亮很快在拍摄中又遇到了另一位瓦拉达，她来自白俄罗斯，同样五官立体，光鲜亮丽。
生活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