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2万5千里“长征”的路费是怎么筹集来的？

作者：张菁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曾提到有一位外国传教士，在被红军绑架，经历了18个月后才得到自由，他后来发表了被俘其间的印象记，成为最早介绍中共“长征”的人。
这位外国传教士叫勃沙特，中文名薄复礼，他写的印象记书名是《主刻制之手-在中国被俘的日子里》。当时勃沙特在贵州镇远基督教堂当牧师。勃沙特在书中记述：“1934年10月1日，是我来贵州12周年纪念日，也是我难忘的日子。那天，同在贵州传教的各国牧师及家属们举行了一次小小的联谊聚会。返家途中，我们与凯威尔·海曼牧师夫妇及家人为抄捷径决定沿崎岖山路前行。途经黄平老城‘旧州’，当我们兴致勃勃地爬上一座山包时，离我们居住的小村庄已非常接近。这时从树林中突然冲出一批持枪的红军六军团长征先遣队官兵，并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偶遇征战中的红军，改变了我以后的传教命运，从此开始了让我永生难忘的18个月近万里艰苦的随军行程。”
与勃沙特和海曼一起被俘的还有他们的妻子和海曼的孩子，红军攻下旧州后，妇女和孩子被释放。但两位传教士却被红军扣押了很长时间，海曼共被扣413天，直到1935年11月18日被释放；勃沙特到1936年4月12日复活节被释放，共被扣560天。
勃沙特记得，肖克率领的六军团和贺龙率领的二军团会师那天，是他和海曼被俘以来第一次休息。他和海曼都在洗衣服。他发现自己成了“千百万虱子的美餐”，那天距离他被俘刚刚过去21天。
勃沙特书中记载，有时，俘虏们被绑起来。他和海曼或者被一根绳子拴在一起走，或者一个卫兵走在他们中间，手里拿着绳子，像牵狗一样牵着他们走。俘虏们被带来审问，假如他们被当成探子，就要挨一顿打，然后拉出去由手持大刀的士兵处死。清晨，他常看到那些被处死者的尸体躺在路边。每个尸体上都别着一张纸，上面写明死者的罪状。
一天，勃沙特正和一些俘虏一起走着。俘虏中间有一个被称做“廖胖子”的年轻富翁。这时，一个留着黑胡子的人骑马经过他们身旁，对这个年轻人叫道：“嗨，胖子，你最好赶快多交点赎金，否则我们就要砍掉你的脑袋。”这人就是贺龙。
勃沙特还被叫去给贺龙的女儿编织婴儿服，贺龙的副官拿来了各色毛线，有些上面还带着德国的商标。勃沙特想，这一定是从哪个传教团抢来的。
勃沙特认为，和他一起行进的俘虏被扣着不放，都是因为红军要从他们身上索取赎金来资助“长征”。红军向传教团索要的赎金是七十万美元，甚至还想要药品。结果，海曼所属的传教团为海曼付了一万块银元，而勃沙特所属的传教团一文未付。
红军也抓了很多中国人，他们从那些被俘的中国人身上的确榨出了不少赎金。有些人被扣了一年多时间，这期间他们的亲属不断地交些钱来。根据勃沙特的印象，这种被绑票的人有几百甚至几千名。红军要途径某地时，当地地主一般都闻风而逃了，但常常留下一个上了年纪的亲戚或信得过的仆人在家照看财产。红军就把这些人逮起来，直到地主交了一笔可观的赎金才放人。如果不交赎金，人质有时就会被处死。如果人质年纪太大，或病弱跟不上长征的队伍，他们也会被杀掉。
勃沙特说，他跟有些传教士的命运比较起来还算幸运。据他所知，1939年9月6日，长老会教徒约翰·斯塔姆和贝蒂·斯塔姆夫妇被杀死，孩子被丢在一边，无人照管，一天以后才被人发现。报上把这孩子叫做“奇迹婴儿”。共产党拒绝为此事承担责任，说在斯塔姆被害地区，没有正规红军，只有赤卫队。
在勃沙特被俘的同时，中国内地教会一位名叫福开森的老传教士也被俘，后来就毫无音讯了。
1936年1月，海曼被释放以后，另外一个传教士在贵州东北的石阡被俘了，加入到勃沙特他们这些俘虏队伍中，他叫海因里希·凯尔纳，是圣新会的一位德国教士。
凯尔纳28岁，在中国已经两年了。他身体很弱，适应不了长征中缺衣少食的艰苦生活。偶尔，勃沙特和凯尔纳有马或骡子骑，但他们大部分时间是步行。他们经常住在地主的谷仓里，睡在粮堆上。他们有时也席地而睡，一般身下垫一块木板。
勃沙特所在教会的同事们坚持力争，他们接二连三地派代表与红军进行谈判。在红军们开始走上平原的时候，勃沙特听说自己要被释放了。后来，肖克终于告诉他，红军靠近昆明时就放他。但凯尔纳还得继续跟红军走，凯尔纳的教会没有采取行动来营救他。
很多年之后，勃沙特听说，他获释后十天，凯尔纳神父就死了。共产党人没收了一个地主的一口制作考究的棺材，雇脚夫把这口很沉的棺材抬到山坡上，把凯尔纳葬在那里。红军继续前进。谁知棺材太沉，脚夫们拿了工钱，等红军一走，就把棺材放在山坡上走掉了。
不久，棺材被路过的土匪撬开，他们指望在里面找到随葬的财物，谁知看到的却是凯尔纳神父骨瘦如柴的尸体，身上穿着用最廉价的黑布做的法衣。土匪们扔下棺材盖子扫兴地走了。那天夜里，狼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