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不当特务当作家 毕汝谐(作家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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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汝谐不当特务当作家     毕汝谐(作家 纽约)
司马璐老师驾鹤西归了。我不禁想起三十几年前与之相关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  当年,为了追求创作自由,我放弃了相对优渥的生活条件及数以百计的情人(年纪大了,越发认识到这是极其宝贵的人生财富!),作为访问学者远托异国.     1985年2月16日,上海虹桥机场.我注视着行李箱(内有一大批触犯禁忌、在国内不可能发表的手稿)顺利通过检查,不禁冷冷一笑:几十年来,当局在文艺界错抓了多少右派作家!今天,却放跑了一个真正的右派作家!
落地于新大陆之后,当务之急是为这些待嫁的掌上明珠寻找婆家。于是,我给美国、台湾、香港的右派报纸杂志投稿;其中也包括探索杂志。这是段克文将军和司马璐先生合办的同人刊物,两位前辈一是主编、一是社长,精兵简政。  早在北京时,我就通过内部渠道久闻这两位前辈的大名。 1975年,当局释放最后一批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其中10名战犯申请离开大陆,其中包括段克文将军。他到了香港,即与中央情报局接头,飞赴美国。而后出版名为战犯自述的长篇回忆录。 另一位司马璐先生更是赫赫有名;他是站在反共立场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稳坐业界第一把交椅。我在北京时读过他编著的多卷本中共党史资料汇编;他收集的中共党史的原始资料之丰富、翔实、全面,令我惊讶不置。文革期间,司马璐曾经在香港编辑出版一本刘主席语录;此事惹恼了江青,在群众大会上说这是阶级敌人的低级、可悲的做法。
  两位前辈收到我的稿件,对我慰勉有加;于是,我在探索杂志发表一系列小说、剧本、政论、时评等等,打一枪换一个笔名。我通常采用昔日情人的名字作为笔名,这些名字大多带有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意味。 正可谓打着红旗反红旗。  后来,我来到纽约闯世界,自然要拜望两位前辈,亲聆教诲。司马璐老师是中共党史的活字典;巧得很,大陆的中共党史权威廖盖隆(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儿子当年是我的头号铁哥们;因为这一层关系,我两边传话——司马璐认为廖盖隆治中共党史功底很深,而我把这话传到北京后,廖盖隆则回话说他认为司马璐的学术态度严谨。 亲共反共,政治立场截然不同,却对对方有所认同;足见做学问必须踏踏实实,不可投机取巧。  生活里,常常有一些无法预料的事情。有一天,段将军请我吃饭,酒过三巡,他说台北那边催问他,能不能找到一些优秀的大陆青年,策反那些重量级的大陆官方访美人员,搞机密文件。 我很惊讶,表面上却不动声色;我委婉地说我随便惯了,一向无组织、无纪律;敏感脆弱,任性妄为,无法胜任这一重任。段将军很失望。  此后,我的几个稿件被段将军毫不客气地 退回来了,我当然明白这是段将军给我颜色看;但是,毕汝谐根本不吃这一套,犟脾气上来,我干脆与探索杂志一刀两断了。 毕汝谐毕竟是毕汝谐 ——一不给国民党当特务、 二不给共产党当特务、 三不给玉皇大帝当特务!傲骨嶙峋,我行我素!  1983年盛夏,有人要把我介绍给凌云的女儿;当时,国家安全部刚刚成立,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成为国家安全部首任部长。介绍人暗示,如果我答应这门婚事,可以把我送到类似国际关系学院这样的地方培训,然后出国工作。  阿弥陀佛,那个时候我连做梦也想出国呀;但是,我出国是想当自由作家而非当特务。  从公安部大院凌云家出来,我淡淡地对介绍人说:谢谢你的好意,可惜我实在找不着感觉。   人贵有自知之明,百无一用是书生;笔杆子只能写写文章,当特务不会有好下场,必定砸锅。  我的一个朋友D,原是中国青年报记者,还写报告文学。他当了台湾特务(也不知道是不是顶了我的坑儿),被送至新加坡完成特工培训,然后派到大陆执行任务被捕,结果在大陆蹲了差不多10年大狱才放回美国,何苦来哉?  D 是典型的文人性格:被捕后哭天抢地,哀求饶命,沦为大陆国安的笑柄(心理素质如此低劣!);回美后则自吹自擂,俨然以李玉和自居。   三百六十行,间谍也是一行。只是,我干不来这种保密性、专业性极强的工作,而且,除了作家,我对世上任何一种职业都没兴趣。 我有几个铁哥们分别给美国、台湾、北京当间谍,我因而获得极其宝贵的创作素材。 2006年,我的60万字的以中美间谍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太阳与蛇问世。 司马璐 老师享年103岁,委实算是高寿了。这就是中国人说的喜丧。那么,我就在这里说个陈年趣事吧。 那时候,我和云南作家赵继康大姐(电影五朵金花的编剧),是探索杂志的两大台柱,我们俩包办了全部版面的半壁江山。   有一回,赵继康大姐给我介绍对象;从女方家出来,她说:我给你介绍对象,你怎么答谢我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呀,no ideas;我手里拎着一袋2磅装的核桃仁,赵大姐一把掠过去说:好吧,就用这个谢我吧;然后扬长而去。 后来,我把赵继康 做媒抢夺核桃仁的趣事讲给司马璐老先生听,他哈哈大笑。 现在,我把这事给天堂里的司马璐老先生复述一遍,以期他哈哈大笑着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