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内容可能引起不适，已用符号*代替，建议在心情平静时阅读】 第二章 悬崖之边 On the edge 2019年8月中的一天，我走进硅谷另一个大医院 El Camino Hospital 的旧楼。与光洁如新的斯坦福医院不同，这里的光线灰暗了许多。与许多来来往往的医生护士病人擦肩而过后，我进入了精神科的办公区。 这里没什么窗户，有点像恐怖片中八九十年代白墙白灯下冰冷的的医院。接待我的是一个年轻怀孕的亚裔学生助理，平和友好的她拿来一份表格，给我做进入MOMS 项目的评估。 MOMS, 全称Maternal Outreach Mood Service, 是由Dr. Dhami领导的当时硅谷为数不多的产后抑郁症治疗项目。之前Dr. Williams告诉过我这个项目，所以从斯坦福出院不久，我打电话申请加入。 交完表格后不久，助理打来电话告诉我，由于评估报告显示我的情况较重，不适合加入MOMS。医生建议我加入另一个项目给刚出院的或情况较重的病人的项目，叫Continuing Care Program/CCP。 CCP由三位年轻的心理咨询师领导，每天有医生Dr. Singh问询，几位职能治疗师（Occupational Therapists/OPT）, 一位营养师 （Diatitian）轮流给我们上课，还有一位专职护士辅助。 每天早上我们在一个圆桌前坐下，第一件事情就是和大家分享今天我最感恩的一件事 （one thing I am grateful for）。 大多数时候，我说的都是感恩此刻我爸爸或老公在照顾孩子，让我有机会能来这治疗。知道我住院不久后，从未出过国的爸爸就在几天之内千里迢迢赶来了。他带着孩子去斯坦福医院看过我几次。开始CCP项目后，他每天在家门口抱着孩子和我告别，说结束了给他发信息，早点回来。 每天课程开始前，大家会填写一个表格，记录服药、睡眠、洗澡、刷牙、吃饭、穿衣、是否饮酒/吸毒、是否有自伤想法、是否觉得无助、压力多少，以及自己如何应对。 之后有四五节课，心理咨询师会针对对心理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辅导，包括： 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 （如心理危机时刻的自救方法，认识错误的思维方式） 辩证行为治疗，Dialectical Behavioral Therapy/DBT (如加强正念/mindfulness, 提高痛苦承受力，情绪调控力 ) 生活技能，life skills （比如如何照顾自己，有效地安排时间和做计划） 沟通技能，communication skills 应对症状技能，coping skills 认识精神错乱，psychosis info 药物管理，medication management 职能治疗师会带我们做手工绘画，带我们围绕医院散步拉伸锻炼。而营养师会教我们饮食如何影响人的情绪，如何合理安排饮食。Dr. Singh则会一对一问诊，调整用药。 现在看来，当时学习的这些理论知识和生活技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那时的我大多数时候感觉到的是厌倦。因为这些东西我多多少少自学过，如何最大化利用时间从来是我擅长的，我也一直重视饮食和锻炼，所以我觉得很没劲。 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在深陷迷宫的人，一周没睡没吃没喝之后，即使你给他一张地图，告诉他你这么做能出去，他也已经厌倦了，已经没有体力和脑力去找寻出口了。他当时最需要的，其实是维持生命的食物和水。 我已经请了病假一个多月了，我开始越来越担忧自己的工作。自己倾注了两三年心血的一个研究项目，因为合作者之间理念的不同和沟通上的困难，进展缓慢。未来的项目和学术生涯日渐渺茫。加上我的健康状况，职业前景十分堪忧。 这个治疗小组里有两个和我一样产后抑郁的年轻妈妈，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中国人。这位中国妈妈的样貌和神情，像极了我高中时的一位朋友。我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聊天和午饭。 我和她聊了我的忧虑，她不无骄傲地说，身边的朋友转行的也做了很成功的程序员和房地产经纪人，年薪几十万上百万美金；自己的曾经的专业也和现在工作不尽相同，不也照样刷题进了硅谷科技巨头FAANG之一么？如果不想做博士后，那就考虑转行呗。 我听罢，默默地想起自己学编程的时候，举步维艰之后惨淡放弃，很羡慕对方的能力，也更为自惭形秽。 这让我不得不想起之后住院时遇到的另一个中国病人老爷爷，他和妻子因为不会英文，常找我跟医护帮忙沟通。他妻子跟女儿介绍我说，这位是斯坦福的博士后高材生。女儿淡淡一笑，小声跟妈妈说，“博士后不就是合同工么？” 确实如此。我和我老公都是PhD，我学遗传学，他学计算机。17年前高考时，进入生科的难度可能走过的人都知道。后来读博谁也不比谁更轻松，然而他毕业后在公司做程序员工作稳定，薪水是在学校做“科研合同工”的我的5-6倍。我公公也曾在看过我们账户后对我说，“你就挣这么点钱？” 就像衡量优秀儿童的标准是成绩和听话度一样，成年人的世界里，尤其是华人世界里，职业和收入，就是一直贴你身上的price tags（价码）。 在CCP遇到的这位中国妈妈恢复很好，上了六周课之后，她说买了新车，每天在家里后院游泳，也高兴地从项目结业了。 而我依旧挣扎。 在CCP里遇到的另一个美国妈妈，她也是斯坦福的博士后，学习文科。听罢我的忧虑，她感同身受，并且向我推荐她所在的一个博士后奖学金项目。这个项目以支付博后奖学金的方式，请他们给本科生上课。而且由于理科的博士后报名很少，供不应求，她可以帮助我申请。我对教书还是很感兴趣，正想积累这方面的经验，无奈后来发现只有三年以下的博后才能申请，只好作罢。 忧虑职业生涯的同时，我的睡眠仍旧恶化，**倾向也开始越来越明显。我开始频繁地想到旧金山金门大桥，我想到几年前在那结束生命的中国博士生唐晓琳的故事。我试图想象她最后时刻的心理状态。 好多次项目结束后，我坐在医院外的长椅上，打开手机，在网约车Uber里输入金门大桥的地址，愣愣的盯着屏幕上附近移动的车辆图标，准备按下预约。但是一想到早晨出门前，爸爸抱着孩子在门口送我的情景，我又关上了手机。 我毕竟不能这么自私。 不久，医院给我预约的回家网约车到了。我叹一口气，走上前去，打开车门。 也许是因为怕病人情绪不稳，CCP项目要求病人课程期间不能开车。医院会帮助预约来回的车，车费由医疗保险承担。 一定程度上，医院的网约车救了我。 我没有和家人说自己的**倾向。我怕他们担心。爸爸经常和我聊天，主要是给我提建议，带我去锻炼，督促我晒太阳，围绕公园散步至少七圈，睡不着就起来走路走到精疲力竭再睡，比如学佛，吃素。我知道他急切地为我好，同时也感受到他的失望和焦虑。 很快，九月，中秋节到了。过节爸爸是要喝酒的，晚饭我老公陪喝了一杯。饭后爸爸开始跟我长聊，我边听着边下意识地从厨房柜门里拿东西。他忽然生气了，认为我没有认真听，不尊重他。 老公闻讯赶过来，跟他说不要对我大叫，会刺激到我。爸爸权威受到挑战，非常愤怒；借着酒劲，两人大吵起来。我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做。说实在，对于我爸这样，我早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只是我没想到老公反应这么大。 夜色里，爸爸摔门而出。我赶紧追了出去。老公留在家里看孩子。 天已经全黑了。爸爸快步疾走，一路上从小区里到附近公园，高声斥责着我们。我看了看周围邻居，还没有人出来。 到了公园深处的一处桌椅，爸爸坐下来，把来到美国之后所有不满一一细数。比如希望我们早上6点起床带孩子，让他可以去锻炼，而我们常常做不到；比如我们生活不上进，两个博士生却不过如此，德不配位，必会是失败者；如此等等。 现在看来，当时爸爸也是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难以发泄。从未出过远门，也没有照顾幼儿经验的他，听说我的病情就马上到美国来了。脱离的国内的亲友和熟悉的环境，他也没有抱怨过；来之后第二天，他就开始上手帮我们照顾孩子，喂奶、喂辅食、换尿布和哄睡。 他喜欢早起锻炼，而看到总是萎靡不振的我，和因需要夜里给孩子哄睡和接觉而无法早起的老公时，他的内心是恨铁不成钢的。他当时也对抑郁症了解不多，单纯地期待生活方式的改变能让我好转。 我静静听着爸爸的训斥。说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我的内心没有波澜。我感到的是两个字，麻木（numb）。爸爸的声音越来越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于是我双膝跪下，在不见五指的公园草地上，请求原谅。 我只有一个想法，快点结束这一切，十几米远的对面就是住户，我不希望他们受到惊扰，叫来警察。 不知道在公园呆了多久，我们回家了。第二天下午，我叫老公和我一起，把家里养了9年的三只猫放出到了院子里，把屋里打扫了一番。我想缓和与爸爸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一直认为猫狗是畜生，非常反对猫和我们一起住在室内。 打扫间隙，我回头看了一眼坐在客厅沙发上的爸爸。他嘴角挂着淡淡的笑，那是满意的样子，夹杂些许胜利的味道。 三天之后，我笑着跟CCP的心理咨询师说，我觉得没有什么留恋了。她说，“你告诉我的所有事情我都会保密，但是如果你有自杀倾向，按照规定我必须告诉医生。” 不久之后，她把我带到了隔壁的精神科住院处，跟护士台说了几句，就离开了。 给我办理入院手续的是一位长相有些丑的高个非裔白人混血护士A。她警告我，”No one dies under my eyes（没有人可以在我眼皮底下死掉）。” 我在重症区住了一晚，转到了普通区。住了五天之后，就出院了。 ******此处可能引起不适，已省略******** 第二天早上去CCP之前，老公忽然看到我脸上密密麻麻的小血点和脖子上的红印，他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没觉得什么异样。他不放心，带我到CCP的护士处看。胖胖的年轻非裔护士说，看起来像是药物过敏，让我们赶快去急诊。 到了急诊室，身穿天蓝色护士服的高大白人男护士看了我。他严肃地问我，以前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小血点？我说，“有，我在生孩子时，拼尽全力用劲之后，脸上出现过。” 他又问我，“Did anyone try to choke you? (是否有人试图掐你的脖子？)” 我说，“没有。” 经验丰富的男护士自然明白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说，你现在应该在精神科开始住院。 于是我第二次进入了El Camino Hospital 精神科住院部。 在这次住院期间，我的三只猫之中，我最心爱的一只橘猫丢了，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之前我提到的MOMS 产后抑郁症治疗项目的负责人Dr. Dhami 也在住院部问诊。她眼睛很大很鼓，个子高高，走路有点内八字，留着印度人喜欢的几乎及腰的黑色长发。她常游完泳后来看诊，湿漉漉的头发垂在背后，喜欢穿大红底色的印花连衣裙。 她和另外四名医生轮流问诊, 包括CCP的印度裔女医生Dr. Singh, 中年白人男医生Dr. Garner, 老年白人男医生Dr. Havel, 和中年白人女医生Dr. Taylor。 Dr. Dhami对我的病情很关切，由于我已经有了**尝试（suicidal attempt），她给我的病症加了一项，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严重抑郁障碍）。****** Dr. Dhami 强烈建议我开始ECT治疗。 ECT, 全称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译作电休克疗法/电痉挛疗法。在国内，提到这个可能很多人会想起杨永信。他的学校以集中营的方式，违规使用电击“治疗”所谓网瘾少年，给很多孩子造成巨大创伤。我很久之前看过柴静对他采访，狰狞猥琐的笑容至今印象深刻，对他的做法深恶痛绝。 而Dr. Dhami跟我说，由于我对药物和心理治疗不敏感, 是所谓的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ECT现在是对于我最好的选择。她给了我一些资料让我熟悉。 与杨永信的所谓“电击治疗”不同，ECT其实是一个颇有历史的治疗方法。16世纪时医生就发现癫痫 （seizure）发作会对一些精神症状有缓解作用。1938年，一位意大利医生发现可以利用电击来诱发癫痫，继利用癫痫而治疗一些严重的精神疾病，如幻觉和精神分裂症。后来人们发现这样对抑郁症，尤其是重度患者也有效果。至今人们仍不知道ECT具体如何起作用，只是猜测可能促进大脑局部血液循环和帮助恢复神经递质的传导。 然而很久以来ECT饱受诟病，因为最初没有麻药作用，病人在清醒状态下被电击，遭受巨大恐惧。而且癫痫时身体抽搐可能引发骨折，如果电击用量操作不当，会造成失忆等严重副作用。 现在经过改良，正规的ECT会在全麻作用下进行，会使用肌肉松弛剂防止抽搐，电量也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来最大化它的作用，最小化它的风险。 而我和我老公，仍旧保持谨慎和怀疑态度。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副作用会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我老公开始在网上搜索资料，有人说ECT帮了自己，有人说害了自己。他也开始在他的同事中寻问。他问了之前我们遇到的法国工程师同事，法国同事有些担忧ECT是不是过度治疗了，并推荐我们考虑TMS和 ketamine infusion。 Ketamine，氯胺酮，是一种常用的麻醉药物。鼻腔吸入或者静脉超低量缓慢滴注ketamine时，病人会处在一种半清醒半麻醉的状态，可以快速缓解症状。他听说有些人做了很有效果, 副作用也很小。而听说会做ketamine infusion的医生很少，整个湾区也只有几个医生的诊所可以做。 老公在公司内部论坛上看到有人认识做过ECT的朋友， 最后有一个年轻善良的白人女同事和他分享了她的ECT经历。她10年前曾经十几次因为重度抑郁症住院，由于病情极其严重，药物和其他治疗都已经没有效果。她说ECT就像是一个快速地抽离，把她从泥潭中拉了出来，使得其他的治疗方法和生活方式的改善能够开始对她起作用。 这也是有副作用的，她的短期记忆受到损伤，尤其是对于她ECT之前和之后的半年发生的事情，她的记忆是模糊的。在做ECT的日子，由于全麻，她会感到恶心和头痛。她也谨慎地说，每个人都不同，所以自己ECT被治疗成功的例子在别人身上可能不一样。 在住院期间，我也遇到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志愿者，她也认为ECT救了她一命。她说她做完ECT后短期丧失了记忆，醒来不认识自己的妈妈了，这让她当时很害怕。后来她慢慢好转了。 我和老公仍犹豫不决，跟Dr. Dhami和护士A单独会面时，我们提出了想出院去另一家诊所做ketamin infusion。Dr. Dhami则不赞成，她对ketamine的效果持保守态度，说如果我坚持以现在的状况出院，必须要签一个类似不采纳医嘱的合同，如果我发生不测，证明他们已经尽力救治我了。 护士A接过话来，她十分动情地说，当她第一次看到我，我虚弱的样子根本不像是还有能力了结自己。然而她非常为我担心，为我的孩子和家庭。她希望我认真考虑医生的建议。 我和老公商量了一下，同意开始ECT治疗。 ECT 分为单侧（unilateral）电疗和双侧(bilateral)电疗。简单来说，单侧一般是在右太阳穴和头顶中间施加电流，双侧是在左右太阳穴之间施加电流。单侧电流效果缓慢，丧失记忆的副作用小。双侧电疗效果更快，更容易引起记忆丧失。 考虑之后，我们选择先以单侧电疗开始尝试。我不想万一真的丧失记忆，反而成了家庭的累赘。 ECT之前的一晚，护士再三叮嘱我，因为要全麻，防止胃里食物反流引起窒息，10点之后要禁食禁水。早上5点半，护士来叫醒我，提醒我小便，因为癫痫会引起尿失禁。 病房走廊里还一片漆黑，只有值班护士台还亮着白炽灯，经过一夜夜班，护士们仍然看起来神采奕奕。此时老公也从家里赶来陪我。 一位和蔼的中年护士接到手术室打来的电话，说我可以过去了。很快推着轮椅的护工来了，护士给轮椅上铺上毯子微笑着让我坐上去。我心里一暖，为他们的无微不至而感动。 护工带着我们穿过空无一人的医院走廊，上了电梯来到手术等候区。这里走廊两边各有十几个病床，病床之间由一面墙隔开，靠近走廊一边挂着绿色或浅棕色的帘子。等候的病人既有ECT的病人，也有做其他手术的病人。大家低声地说话，几乎每个人都有家人或朋友陪伴。 护士开始给我检测测血压血氧，给了我一个“PHQ9”表格。这是一个评估抑郁指标的常规表格，分数越高，病情越重。我算了一下，好像满分了。自从高考作文满分之后，我还真没再考过满分，没想到十几年后在这张卷子上实现了。 等了很久，护士来说，轮到你了。她告诉我老公可以出去等候，在显示屏上看我的进展。 和老公说再见后，护士把我推过走廊，穿过了一扇又一扇自动开启的大门，来到手术准备间。这里整整齐齐地摆着二十几个病床，然而没有其他病人。 一位年轻帅气的亚裔男医生走过来自我介绍，说我是你的麻醉师，现在给你挂上生理盐水。他先给我手上打了少量麻药，然后把一根细长的管子插到我的血管里，扎针动作熟练、一气呵成。 不久后，我听到不远处的手术室护士大声呼喊一个病人名字。后来我知道，这是以此确认病人完全失去意识，可以开始施加电击了。 又过了不知道多久，护士说我们要带你进手术室了。这时候我看看外面的天空，已经从一片漆黑变成太阳高照了。 护士推起病床，进入一个手术间。与电影里看到的可以容纳许多医护的手术间不同，这里十分狭窄，只能容下一张床，和两三个人。床的左边是一个可移动的电脑操作台，右边是麻醉师的电脑和药剂台，我背后的床头是各种检测仪器。 护士走来给我胸口贴上心跳监测片，左边胳膊缠上一个像是比血压带更宽的黑色绑带，连着一个橡胶充气球，再戴上血压带。他又拿了一个呼吸面罩缠在我头上。 中年白人男医生Dr. Garner走了进来。他穿着熨帖平展、没有一丝褶皱的白色衬衫和深色西裤，面无表情地问我，“你感觉怎么样？” 我说，“还行吧。”他看着电脑边打字边说, “We will take good care of you (我们会照顾好你的)。” 然后护士问医生，“可以开始倒计时吗？” Dr. Garner点了点头。 圆圆的宽脸上长着一个黑色痦子的亚裔男护士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XX (我的姓名), date of birth xx/xx/xxxx （我的生日）, MRNxxxxxxx （我的医院编号). Right now it’s xx:xx (现在时间几点几分)；we are doing E,C,T（我们开始做ECT）。” 我看到麻醉师转过身来，把一根针管插入生理盐水的管子连接处，将里面的药物推了进去。我感觉到手上的扎针处有点疼，瞬间有一股难以言说的感觉从手背沿着胳膊向上传。两三秒钟后，我听到耳边像是有辆卡车轰鸣，疾驰而过。 我嘟囔了一句，“I’m falling asleep（我要睡着了）。” 眼前一黑...... 注：感谢您的关注，本文谢绝转载。本文旨在分享作者个人认知和经历，不构成医疗方案推荐。如需获得治疗方案指导，请前往正规医院就诊。 微信公众号：深溪里 深溪里 发表于 2021-03-14 17:15
太难了，楼主真的太难了。 月子病月子医，这话也有点道理的。感觉楼主怀二胎，会把这病彻底给治好了。因为楼主已经看开了看穿了。 shoppingisfun 发表于 2021-03-14 19:05
好像国内是有这个说法，月子里落下的病，要靠下个月子来治。希望能行吧。 BTW看到电击吓尿了………… 郁闷星期三 发表于 2021-03-14 20:19
第二章 悬崖之边 On the edge
2019年8月中的一天，我走进硅谷另一个大医院 El Camino Hospital 的旧楼。与光洁如新的斯坦福医院不同，这里的光线灰暗了许多。与许多来来往往的医生护士病人擦肩而过后，我进入了精神科的办公区。
这里没什么窗户，有点像恐怖片中八九十年代白墙白灯下冰冷的的医院。接待我的是一个年轻怀孕的亚裔学生助理，平和友好的她拿来一份表格，给我做进入MOMS 项目的评估。
MOMS, 全称Maternal Outreach Mood Service, 是由Dr. Dhami领导的当时硅谷为数不多的产后抑郁症治疗项目。之前Dr. Williams告诉过我这个项目，所以从斯坦福出院不久，我打电话申请加入。
交完表格后不久，助理打来电话告诉我，由于评估报告显示我的情况较重，不适合加入MOMS。医生建议我加入另一个项目给刚出院的或情况较重的病人的项目，叫Continuing Care Program/CCP。
CCP由三位年轻的心理咨询师领导，每天有医生Dr. Singh问询，几位职能治疗师（Occupational Therapists/OPT）, 一位营养师 （Diatitian）轮流给我们上课，还有一位专职护士辅助。
每天早上我们在一个圆桌前坐下，第一件事情就是和大家分享今天我最感恩的一件事 （one thing I am grateful for）。
大多数时候，我说的都是感恩此刻我爸爸或老公在照顾孩子，让我有机会能来这治疗。知道我住院不久后，从未出过国的爸爸就在几天之内千里迢迢赶来了。他带着孩子去斯坦福医院看过我几次。开始CCP项目后，他每天在家门口抱着孩子和我告别，说结束了给他发信息，早点回来。
每天课程开始前，大家会填写一个表格，记录服药、睡眠、洗澡、刷牙、吃饭、穿衣、是否饮酒/吸毒、是否有自伤想法、是否觉得无助、压力多少，以及自己如何应对。
之后有四五节课，心理咨询师会针对对心理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辅导，包括：
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 （如心理危机时刻的自救方法，认识错误的思维方式） 辩证行为治疗，Dialectical Behavioral Therapy/DBT (如加强正念/mindfulness, 提高痛苦承受力，情绪调控力 ) 生活技能，life skills （比如如何照顾自己，有效地安排时间和做计划） 沟通技能，communication skills 应对症状技能，coping skills 认识精神错乱，psychosis info 药物管理，medication management
职能治疗师会带我们做手工绘画，带我们围绕医院散步拉伸锻炼。而营养师会教我们饮食如何影响人的情绪，如何合理安排饮食。Dr. Singh则会一对一问诊，调整用药。
现在看来，当时学习的这些理论知识和生活技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那时的我大多数时候感觉到的是厌倦。因为这些东西我多多少少自学过，如何最大化利用时间从来是我擅长的，我也一直重视饮食和锻炼，所以我觉得很没劲。
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在深陷迷宫的人，一周没睡没吃没喝之后，即使你给他一张地图，告诉他你这么做能出去，他也已经厌倦了，已经没有体力和脑力去找寻出口了。他当时最需要的，其实是维持生命的食物和水。
我已经请了病假一个多月了，我开始越来越担忧自己的工作。自己倾注了两三年心血的一个研究项目，因为合作者之间理念的不同和沟通上的困难，进展缓慢。未来的项目和学术生涯日渐渺茫。加上我的健康状况，职业前景十分堪忧。
这个治疗小组里有两个和我一样产后抑郁的年轻妈妈，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中国人。这位中国妈妈的样貌和神情，像极了我高中时的一位朋友。我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聊天和午饭。
我和她聊了我的忧虑，她不无骄傲地说，身边的朋友转行的也做了很成功的程序员和房地产经纪人，年薪几十万上百万美金；自己的曾经的专业也和现在工作不尽相同，不也照样刷题进了硅谷科技巨头FAANG之一么？如果不想做博士后，那就考虑转行呗。
我听罢，默默地想起自己学编程的时候，举步维艰之后惨淡放弃，很羡慕对方的能力，也更为自惭形秽。
这让我不得不想起之后住院时遇到的另一个中国病人老爷爷，他和妻子因为不会英文，常找我跟医护帮忙沟通。他妻子跟女儿介绍我说，这位是斯坦福的博士后高材生。女儿淡淡一笑，小声跟妈妈说，“博士后不就是合同工么？”
确实如此。我和我老公都是PhD，我学遗传学，他学计算机。17年前高考时，进入生科的难度可能走过的人都知道。后来读博谁也不比谁更轻松，然而他毕业后在公司做程序员工作稳定，薪水是在学校做“科研合同工”的我的5-6倍。我公公也曾在看过我们账户后对我说，“你就挣这么点钱？”
就像衡量优秀儿童的标准是成绩和听话度一样，成年人的世界里，尤其是华人世界里，职业和收入，就是一直贴你身上的price tags（价码）。
在CCP遇到的这位中国妈妈恢复很好，上了六周课之后，她说买了新车，每天在家里后院游泳，也高兴地从项目结业了。
而我依旧挣扎。
在CCP里遇到的另一个美国妈妈，她也是斯坦福的博士后，学习文科。听罢我的忧虑，她感同身受，并且向我推荐她所在的一个博士后奖学金项目。这个项目以支付博后奖学金的方式，请他们给本科生上课。而且由于理科的博士后报名很少，供不应求，她可以帮助我申请。我对教书还是很感兴趣，正想积累这方面的经验，无奈后来发现只有三年以下的博后才能申请，只好作罢。
忧虑职业生涯的同时，我的睡眠仍旧恶化，**倾向也开始越来越明显。我开始频繁地想到旧金山金门大桥，我想到几年前在那结束生命的中国博士生唐晓琳的故事。我试图想象她最后时刻的心理状态。
好多次项目结束后，我坐在医院外的长椅上，打开手机，在网约车Uber里输入金门大桥的地址，愣愣的盯着屏幕上附近移动的车辆图标，准备按下预约。但是一想到早晨出门前，爸爸抱着孩子在门口送我的情景，我又关上了手机。
我毕竟不能这么自私。
不久，医院给我预约的回家网约车到了。我叹一口气，走上前去，打开车门。
也许是因为怕病人情绪不稳，CCP项目要求病人课程期间不能开车。医院会帮助预约来回的车，车费由医疗保险承担。
一定程度上，医院的网约车救了我。
我没有和家人说自己的**倾向。我怕他们担心。爸爸经常和我聊天，主要是给我提建议，带我去锻炼，督促我晒太阳，围绕公园散步至少七圈，睡不着就起来走路走到精疲力竭再睡，比如学佛，吃素。我知道他急切地为我好，同时也感受到他的失望和焦虑。
很快，九月，中秋节到了。过节爸爸是要喝酒的，晚饭我老公陪喝了一杯。饭后爸爸开始跟我长聊，我边听着边下意识地从厨房柜门里拿东西。他忽然生气了，认为我没有认真听，不尊重他。
老公闻讯赶过来，跟他说不要对我大叫，会刺激到我。爸爸权威受到挑战，非常愤怒；借着酒劲，两人大吵起来。我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做。说实在，对于我爸这样，我早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只是我没想到老公反应这么大。
夜色里，爸爸摔门而出。我赶紧追了出去。老公留在家里看孩子。
天已经全黑了。爸爸快步疾走，一路上从小区里到附近公园，高声斥责着我们。我看了看周围邻居，还没有人出来。
到了公园深处的一处桌椅，爸爸坐下来，把来到美国之后所有不满一一细数。比如希望我们早上6点起床带孩子，让他可以去锻炼，而我们常常做不到；比如我们生活不上进，两个博士生却不过如此，德不配位，必会是失败者；如此等等。
现在看来，当时爸爸也是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难以发泄。从未出过远门，也没有照顾幼儿经验的他，听说我的病情就马上到美国来了。脱离的国内的亲友和熟悉的环境，他也没有抱怨过；来之后第二天，他就开始上手帮我们照顾孩子，喂奶、喂辅食、换尿布和哄睡。
他喜欢早起锻炼，而看到总是萎靡不振的我，和因需要夜里给孩子哄睡和接觉而无法早起的老公时，他的内心是恨铁不成钢的。他当时也对抑郁症了解不多，单纯地期待生活方式的改变能让我好转。
我静静听着爸爸的训斥。说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我的内心没有波澜。我感到的是两个字，麻木（numb）。爸爸的声音越来越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于是我双膝跪下，在不见五指的公园草地上，请求原谅。
我只有一个想法，快点结束这一切，十几米远的对面就是住户，我不希望他们受到惊扰，叫来警察。
不知道在公园呆了多久，我们回家了。第二天下午，我叫老公和我一起，把家里养了9年的三只猫放出到了院子里，把屋里打扫了一番。我想缓和与爸爸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一直认为猫狗是畜生，非常反对猫和我们一起住在室内。
打扫间隙，我回头看了一眼坐在客厅沙发上的爸爸。他嘴角挂着淡淡的笑，那是满意的样子，夹杂些许胜利的味道。
三天之后，我笑着跟CCP的心理咨询师说，我觉得没有什么留恋了。她说，“你告诉我的所有事情我都会保密，但是如果你有自杀倾向，按照规定我必须告诉医生。” 不久之后，她把我带到了隔壁的精神科住院处，跟护士台说了几句，就离开了。
给我办理入院手续的是一位长相有些丑的高个非裔白人混血护士A。她警告我，”No one dies under my eyes（没有人可以在我眼皮底下死掉）。”
我在重症区住了一晚，转到了普通区。住了五天之后，就出院了。
******此处可能引起不适，已省略********
第二天早上去CCP之前，老公忽然看到我脸上密密麻麻的小血点和脖子上的红印，他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没觉得什么异样。他不放心，带我到CCP的护士处看。胖胖的年轻非裔护士说，看起来像是药物过敏，让我们赶快去急诊。
到了急诊室，身穿天蓝色护士服的高大白人男护士看了我。他严肃地问我，以前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小血点？我说，“有，我在生孩子时，拼尽全力用劲之后，脸上出现过。” 他又问我，“Did anyone try to choke you? (是否有人试图掐你的脖子？)” 我说，“没有。” 经验丰富的男护士自然明白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说，你现在应该在精神科开始住院。
于是我第二次进入了El Camino Hospital 精神科住院部。
在这次住院期间，我的三只猫之中，我最心爱的一只橘猫丢了，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之前我提到的MOMS 产后抑郁症治疗项目的负责人Dr. Dhami 也在住院部问诊。她眼睛很大很鼓，个子高高，走路有点内八字，留着印度人喜欢的几乎及腰的黑色长发。她常游完泳后来看诊，湿漉漉的头发垂在背后，喜欢穿大红底色的印花连衣裙。
她和另外四名医生轮流问诊, 包括CCP的印度裔女医生Dr. Singh, 中年白人男医生Dr. Garner, 老年白人男医生Dr. Havel, 和中年白人女医生Dr. Taylor。
Dr. Dhami对我的病情很关切，由于我已经有了**尝试（suicidal attempt），她给我的病症加了一项，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严重抑郁障碍）。******
Dr. Dhami 强烈建议我开始ECT治疗。
ECT, 全称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译作电休克疗法/电痉挛疗法。在国内，提到这个可能很多人会想起杨永信。他的学校以集中营的方式，违规使用电击“治疗”所谓网瘾少年，给很多孩子造成巨大创伤。我很久之前看过柴静对他采访，狰狞猥琐的笑容至今印象深刻，对他的做法深恶痛绝。
而Dr. Dhami跟我说，由于我对药物和心理治疗不敏感, 是所谓的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ECT现在是对于我最好的选择。她给了我一些资料让我熟悉。
与杨永信的所谓“电击治疗”不同，ECT其实是一个颇有历史的治疗方法。16世纪时医生就发现癫痫 （seizure）发作会对一些精神症状有缓解作用。1938年，一位意大利医生发现可以利用电击来诱发癫痫，继利用癫痫而治疗一些严重的精神疾病，如幻觉和精神分裂症。后来人们发现这样对抑郁症，尤其是重度患者也有效果。至今人们仍不知道ECT具体如何起作用，只是猜测可能促进大脑局部血液循环和帮助恢复神经递质的传导。
然而很久以来ECT饱受诟病，因为最初没有麻药作用，病人在清醒状态下被电击，遭受巨大恐惧。而且癫痫时身体抽搐可能引发骨折，如果电击用量操作不当，会造成失忆等严重副作用。
现在经过改良，正规的ECT会在全麻作用下进行，会使用肌肉松弛剂防止抽搐，电量也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来最大化它的作用，最小化它的风险。
而我和我老公，仍旧保持谨慎和怀疑态度。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副作用会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我老公开始在网上搜索资料，有人说ECT帮了自己，有人说害了自己。他也开始在他的同事中寻问。他问了之前我们遇到的法国工程师同事，法国同事有些担忧ECT是不是过度治疗了，并推荐我们考虑TMS和 ketamine infusion。
Ketamine，氯胺酮，是一种常用的麻醉药物。鼻腔吸入或者静脉超低量缓慢滴注ketamine时，病人会处在一种半清醒半麻醉的状态，可以快速缓解症状。他听说有些人做了很有效果, 副作用也很小。而听说会做ketamine infusion的医生很少，整个湾区也只有几个医生的诊所可以做。
老公在公司内部论坛上看到有人认识做过ECT的朋友， 最后有一个年轻善良的白人女同事和他分享了她的ECT经历。她10年前曾经十几次因为重度抑郁症住院，由于病情极其严重，药物和其他治疗都已经没有效果。她说ECT就像是一个快速地抽离，把她从泥潭中拉了出来，使得其他的治疗方法和生活方式的改善能够开始对她起作用。
这也是有副作用的，她的短期记忆受到损伤，尤其是对于她ECT之前和之后的半年发生的事情，她的记忆是模糊的。在做ECT的日子，由于全麻，她会感到恶心和头痛。她也谨慎地说，每个人都不同，所以自己ECT被治疗成功的例子在别人身上可能不一样。
在住院期间，我也遇到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志愿者，她也认为ECT救了她一命。她说她做完ECT后短期丧失了记忆，醒来不认识自己的妈妈了，这让她当时很害怕。后来她慢慢好转了。
我和老公仍犹豫不决，跟Dr. Dhami和护士A单独会面时，我们提出了想出院去另一家诊所做ketamin infusion。Dr. Dhami则不赞成，她对ketamine的效果持保守态度，说如果我坚持以现在的状况出院，必须要签一个类似不采纳医嘱的合同，如果我发生不测，证明他们已经尽力救治我了。
护士A接过话来，她十分动情地说，当她第一次看到我，我虚弱的样子根本不像是还有能力了结自己。然而她非常为我担心，为我的孩子和家庭。她希望我认真考虑医生的建议。
我和老公商量了一下，同意开始ECT治疗。
ECT 分为单侧（unilateral）电疗和双侧(bilateral)电疗。简单来说，单侧一般是在右太阳穴和头顶中间施加电流，双侧是在左右太阳穴之间施加电流。单侧电流效果缓慢，丧失记忆的副作用小。双侧电疗效果更快，更容易引起记忆丧失。
考虑之后，我们选择先以单侧电疗开始尝试。我不想万一真的丧失记忆，反而成了家庭的累赘。
ECT之前的一晚，护士再三叮嘱我，因为要全麻，防止胃里食物反流引起窒息，10点之后要禁食禁水。早上5点半，护士来叫醒我，提醒我小便，因为癫痫会引起尿失禁。
病房走廊里还一片漆黑，只有值班护士台还亮着白炽灯，经过一夜夜班，护士们仍然看起来神采奕奕。此时老公也从家里赶来陪我。
一位和蔼的中年护士接到手术室打来的电话，说我可以过去了。很快推着轮椅的护工来了，护士给轮椅上铺上毯子微笑着让我坐上去。我心里一暖，为他们的无微不至而感动。
护工带着我们穿过空无一人的医院走廊，上了电梯来到手术等候区。这里走廊两边各有十几个病床，病床之间由一面墙隔开，靠近走廊一边挂着绿色或浅棕色的帘子。等候的病人既有ECT的病人，也有做其他手术的病人。大家低声地说话，几乎每个人都有家人或朋友陪伴。
护士开始给我检测测血压血氧，给了我一个“PHQ9”表格。这是一个评估抑郁指标的常规表格，分数越高，病情越重。我算了一下，好像满分了。自从高考作文满分之后，我还真没再考过满分，没想到十几年后在这张卷子上实现了。
等了很久，护士来说，轮到你了。她告诉我老公可以出去等候，在显示屏上看我的进展。
和老公说再见后，护士把我推过走廊，穿过了一扇又一扇自动开启的大门，来到手术准备间。这里整整齐齐地摆着二十几个病床，然而没有其他病人。
一位年轻帅气的亚裔男医生走过来自我介绍，说我是你的麻醉师，现在给你挂上生理盐水。他先给我手上打了少量麻药，然后把一根细长的管子插到我的血管里，扎针动作熟练、一气呵成。
不久后，我听到不远处的手术室护士大声呼喊一个病人名字。后来我知道，这是以此确认病人完全失去意识，可以开始施加电击了。
又过了不知道多久，护士说我们要带你进手术室了。这时候我看看外面的天空，已经从一片漆黑变成太阳高照了。
护士推起病床，进入一个手术间。与电影里看到的可以容纳许多医护的手术间不同，这里十分狭窄，只能容下一张床，和两三个人。床的左边是一个可移动的电脑操作台，右边是麻醉师的电脑和药剂台，我背后的床头是各种检测仪器。
护士走来给我胸口贴上心跳监测片，左边胳膊缠上一个像是比血压带更宽的黑色绑带，连着一个橡胶充气球，再戴上血压带。他又拿了一个呼吸面罩缠在我头上。
中年白人男医生Dr. Garner走了进来。他穿着熨帖平展、没有一丝褶皱的白色衬衫和深色西裤，面无表情地问我，“你感觉怎么样？” 我说，“还行吧。”他看着电脑边打字边说, “We will take good care of you (我们会照顾好你的)。”
然后护士问医生，“可以开始倒计时吗？” Dr. Garner点了点头。
圆圆的宽脸上长着一个黑色痦子的亚裔男护士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XX (我的姓名), date of birth xx/xx/xxxx （我的生日）, MRNxxxxxxx （我的医院编号). Right now it’s xx:xx (现在时间几点几分)；we are doing E,C,T（我们开始做ECT）。”
我看到麻醉师转过身来，把一根针管插入生理盐水的管子连接处，将里面的药物推了进去。我感觉到手上的扎针处有点疼，瞬间有一股难以言说的感觉从手背沿着胳膊向上传。两三秒钟后，我听到耳边像是有辆卡车轰鸣，疾驰而过。
我嘟囔了一句，“I’m falling asleep（我要睡着了）。”
眼前一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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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深溪里
鉴于我产期将近，更新速度会放慢。另外我也绝非圣贤，看到有些对于我和我家人的非善意的揣测和攻击我也会不愉快。所以我之后可能只考虑在公众号继续更新了。我确实想在这里宣传我的公众号，想让更多人看到文章。如果有读者觉得我是在此挖坑，宣传公众号，认为这是可耻的行为，那大可不必看我公众号就是了。
我接下来会写： 第三章 后续的治疗经历 第四章 我对为什么会得产后抑郁症的复盘 第五章 帮助我的那些人的故事 第六章 恢复之后这场经历带给我的改变
如果有缘，那我们就在公众号再见了。谢谢大家！
LZ写了自己历史，肯定能帮助到一些人。点赞。
月子病月子医，这话也有点道理的。感觉楼主怀二胎，会把这病彻底给治好了。因为楼主已经看开了看穿了。
好像国内是有这个说法，月子里落下的病，要靠下个月子来治。希望能行吧。
BTW看到电击吓尿了…………
现在电击治疗挺常见的，小剂量密集治疗效果很好。 至于月子病，我个人的感觉是二胎很不一样，看着小小香香软软的宝贝治愈一切。
楼主这样的情况，再经历一次荷尔蒙的剧烈变化，非常危险，只能说祝好运了。
我生老大的时候父母也来帮忙带过小孩，当时我妈以回国作为威胁要我听她的，我就问她要哪天走，我立刻定机票，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不是我想压她一头，纯粹是没有心力对付这些drama。
说实话刚生完小孩的妈妈们体力精力都是低谷，不管是谁都不要在这时候再添乱。
真不容易，抱抱，你的勇气可嘉，会继续读你的文章。加油。一切会变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