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篇阿姨写的文章，赞一个物质贫乏年代的伟大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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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丨郑忆石：饥饿像魔法，瘦得我们兄妹脱了相 Original 郑忆石 新三届 Yesterday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郑忆石，1954年生。重庆市巴蜀中学初68级学生。1972年在重庆东风面粉厂当工人。1978年入读四川大学哲学系。1982年入职北京铁道部通信信号公司。1987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1990年起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2019年退休。
原题 斗饿小记

作者： 郑忆石  大规模持续性的饥饿对于我们这代城里人，时间不算太长，三年多。我们所感受到的饥饿程度，也没法与农村人相比，毕竟我们有基本口粮供应。即便同为城市，因地区差异，亦有程度之别。只因这段历史，正值我年少时期，所以印象深刻。 幼时饱 我幼时生活挺滋润，没有过饥饿感。 1957年秋，母亲从北碚区的重庆师范学校，调往市中区（现渝中区）的重庆41中学（现巴蜀中学）。那时我三岁多，对生活有点模糊的印象。 市中区购物方便，母亲知道黄油营养价值高，每天早上吃馒头，她会切薄薄的一片黄油，夹在馒头中间，再递给我们。刚开始，我们感觉黄油馒头很稀罕很香，吃得分外来劲。但很快，我们患了“山猪儿不爱吃细糠”的毛病，觉得黄油好腻人，便将黄油馒头掰成小块，偷偷往山坡下扔。这些劣行，当然得背着母亲。若被她发现，轻则让哥姐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重则第二天早上只能喝白稀饭。且这一待遇，母亲根据家中经济的实际，很快就取消了。但我们“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日子表明，那时的食物供应，还是挺充足的。 还是大哥懂事。他从不糟蹋粮食，若看见我们扔掉的馒头，会默默地捡起来，撕掉皮，自己吃了。他进初中时，还未到饥荒年，每天上学前，他要倒尿罐、到食堂买饭，两趟下来，常常来不及吃完早饭。他只好一手抓内夹芝麻酱的馒头，一手提着书包，朝教室狂奔。学校课堂纪律严，不容许带食物进教室。馒头要吃，课堂纪律也得遵守，大哥只好将馒头放进裤袋，到教室坐定后，悄悄掏出，塞进课桌，等老师回转头写黑板时，抠一小块塞进嘴里。怕老师发现，他嘴不敢动，只能用舌头调动口里的唾液，慢慢地“呡”，一吃就是大半节课，虽有“做贼”的心虚感，却扛不住诱人的芝麻香。时间一长，大哥对这种吃法颇为受用。但若遇到上语文、历史、地理之类的课程，老师写黑板的兴致转向口若悬河时，他便头大了。此刻他焦虑的，不是如何不被老师发现，而是来自饥肠的长吁短叹，如何不被同桌听见。   摄于1958年 不久，我进了人和街幼儿园。因是住读，周六下午才能回家。与家人在一起，我感觉温暖，所以每周一早上大姐送我入园，我都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一天，我发现平日紧锁的园门开了条缝，我太想家了！趁吃晚饭，保育老师忙着分饭菜的功夫，我溜出了门。我家刚搬到41中时，住在东山坡坡顶的旧房。那天，我沿着回家路，上坡下坎，几番折腾，天黑尽时，终于到家了！我突然在家门口冒头，让正吃晚饭的母亲，吃惊得掉了筷子。吃完饭，我与哥姐玩得正欢，敲门声响了，原来是保育老师。满头大汗的她看见我，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带着哭腔：“总算找到你了！”我可怜兮兮地望着母亲，被容许在家“赖”一晚，第二天一早，被重新“收监”。 其实，那时幼儿园的伙食很好，早餐有包子馒头花卷稀饭，还常有牛奶鸡蛋肉松。中午和晚上，肉丸子、红烧肉、萝卜炖肉……班里许多小朋友，顺势吃成了苹果脸。我虽不挑食，但没珍惜这宝贵时光，从不“莽起胀”（使劲吃），以致后来到饥荒年，每每想起，肠子都悔青。 1960年9月，我入读巴蜀小学，是走读生。每天中午回家吃饭，要经过一条壕沟。我本可从壕沟边的小路，绕到通往住家的石梯坎正路。出于贪耍，也为抄近路，我总是放着好好的大路不走，偏偏要去攀陡坡。来到沟边，几个小伙伴排成一溜，抓住壕沟中间的一根细水管，一个接一个，弓腰驼背往上爬。到家后，顾不得一脸热汗，直接洗手端饭碗。   解放前的巴蜀学校，包括小学与中学（网图） 尽管如此，我却十分羡慕班里的住读生，不是因为他们有不受家长管束的自在，而是因为他们可以天天在食堂吃饭。每当我回家，排队等候爬水管时，我会幻想：正与同学们嘻哈打笑你推我搡奔向食堂；排队买饭叽叽喳喳吵吵嚷嚷；围坐饭桌拼命夹菜使劲刨饭；锑勺将饭碗刮出“杀鸡杀鸭”的动响…… 没想到，我这梦很快变现了。只是，它全然没了想象中的妙曼。 大锅饭 1960年，国家已经进入困难时期，我头脑中的饥饿记忆，始于城市强制人们吃集体食堂的“大锅饭”。当时，居民由政府按职别、年龄大小，决定配给口粮的多少。小学生的粮食定量，每月16至21斤不等。 上学没几周，班主任老师郑重宣布：从今天起，同学们都要吃集体食堂了！总算能与住读生一起享受“打平伙”（聚餐的一种方式）的待遇，走读生们脸上笑开了花。我们班的同学多为6岁至7岁，尚处于发蒙年龄，从老师的描绘中，我们懵懵懂懂地以为：吃共产主义大锅饭，如同登云梯看峻岭，“风景这边独好”。   响应号召（网图） 开饭时，每班按八人一桌，分成五桌，由班主任指定的班干部担任桌长。吃饭时，桌长叫上两个同学，先到窗口端回饭菜，再分到同学们碗中。全校几百个学生，突然集中在一起吃饭，这下可忙坏了厨房大师傅，舀菜盛饭的几个窗口，桌长们的脑袋似雨后林中的蘑菇，齐刷刷地冒出来。吃饭时，食堂没有足够的桌凳，那也无妨，大家就围成一圈，蹲着吃，小同学们干脆席地而坐。 刚开始吃“大锅饭”时，光景不错。早饭每人一碗稀饭、一个馒头、小半勺咸菜。中饭或晚饭，每人一碗米饭、两勺菜。这么多人聚一块，大家新鲜感爆棚，说说笑笑，堪比麻雀吵架，房顶都快被掀翻了。好光景维持了没几天，早饭的馒头没了踪影，只剩一大盆稀饭。干货沉底，分稀饭时，个个眼睛盯着桌长的饭勺，那情形，像饭盆里都能捞出眼珠子来，人人都盼望那最后一勺，能倒进自己碗里。中午和晚上，红苕代替了米饭，菜也经常省去了。此时，大伙肚皮的鼓与瘪，取决于桌长手中的饭勺。                         我们的桌长出身于干部家庭。她刚入学，就因根正苗红，爱帮助同学，深得老师喜爱，同学拥戴，当了班长。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权力”真是难为了这位七岁多的小班长。记得那天晚饭分红苕，她就不免尴尬：公平分配吧，自己是住读生，晚上肚子一旦闹革命，可不比走读生，可从泡菜坛中，捞一块老姜嚼嚼，再不济，还可喝一碗白开水；“以权谋私”吧，败坏了形象，同学们会怎么看自己？这班长，还当不当得下去？当然，这只是我如今的主观猜测，当时的她，恐怕压根就想不到这些。但不管怎样，大红苕在她手中，抓起又放下，放下又抓起，足以表明她的矛盾心理。如此反复几次，勾得我们眼热心痒。想起玩“击鼓传花”时，都怕花落在自己面前，但此刻，我却盼望班长抓红苕的手，刚好在自己这儿松开。小心脏真有点受不了！最终，班长的面子还是抵不过肚子，两个壮硕点的红苕，出乎意料地落入了她的碗。因为饥饿感强烈，这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今想来，古代西方的“切饼”论，将操刀权与选择权相分离，人性自觉与规则制约相统一，挺公平，也挺合情。      吃大锅饭（网图） 吃饭时，食堂会提供几大桶腌菜汤。腌菜汤不限量，随便喝。低年级的同学个子小，“抢汤”占不了便宜。于是，每次食堂关门前，总会看见几个瘦小的小同学，围着大木桶转悠，踮起脚尖，手伸进高高的木桶，不停地用铁勺捞残存的腌菜叶。木桶高且深，小同学捞得格外吃力，为了能够捞到，孩子的瘦胳膊，小半截子都泡在汤里。 捞腌菜的阵营里，少不了我二哥。他那时已八岁多，个头却比七岁孩子高不了多少。所以，他的“捞姿”更独特：脚离地，半个身子悬在桶沿，像拦腰架在单杠上，随时准备练空翻。一次，一位小同学捞来捞去，突然感觉铁勺比平时重，他以为捡到“刨财”（发横财），兴奋得大喊“我捞到菜头了！”提起勺子一看，原来是只死耗子！一旁惊呆的二哥，从此不再光顾腌菜汤。 臭烘烘的腌菜在操场坝晾晒，饿慌了的小同学，目光总在上面扫。想伸手，又怕被捉到，不光要挨老师的“刺”，更怕被同窗指为“偷儿”。毕竟是孩子，没几天，课间休息时，总能看见几个饿慌了的小同学，不管不顾地抓起菜叶梗，便往嘴里塞，个别小同学还因塞多了，在操场哇哇地吐。此刻，道德觉悟在“饥寒起盗心”面前，垂头丧气得很。 那时，二姐读小学五年级，我和二哥分别读一、二年级。二姐一贯自我要求严格，而我，可能没有二哥爱“翻筋”（好动），体力消耗小点，所以虽感到肚子饿，但喝两口自来水，勉强能忍。二哥呢，虽饿得蔫不拉唧，但他“傲兮拉弥”（清高要面子）的个性，决定了他哪怕饿得眼冒金星，也不会去碰操场上的腌菜。 转眼元旦节快到了。那天中饭，食堂除了按定量供应外，还额外熬了几大桶红苕稀饭。无限量的红苕稀饭，极大地满足了大家的口腹之欲。很快，食堂便见一群又一群的学生，挺着西瓜肚，迈着八字步，打着“横锤”（用衣袖擦鼻子嘴巴上的饭嘎巴），鱼贯而出。惟有二哥，完全不顾肚皮的容量，一碗接一碗地灌。最后，鼓成顺风帆一般的肚皮，让他直不起身，弯不下腰，躺不了地。他只好半跪着，半个多小时后，才一步一步挪回家。 最让我难忘的是，班里一位小男生，可能因为在家中面条吃多了，接着又一口气奔到教室。到教室后，随着一个饱嗝，他胃里的面条，一下子吐了出来。随后，他快速捧起课桌上的碎面条，一股脑儿往嘴里塞。 那时，大哥上初三，大姐上初一，俩人同母亲一起，在中学食堂吃大锅饭。 每天早上，大哥大姐端起各自的饭盒，到食堂买稀饭。食堂熬的稀饭，看起来“黏冻冻”（稠乎乎），其实撒了碱。两人手捧饭盒，边走边吃。清香的稀饭，仰脖喝倒是痛快，但嘴巴不过瘾。于是，一点一点地用锑勺送进嘴，一口一口地用舌头细品，直到米粒在唾液酶的作用下，生出甜味，才慢慢咽下去。饭吃完，用锑勺在盒壁刮出刺耳的“吱吱”声，舌头再尽量伸长，舔残存的饭汁。大哥那时处于身体快速发育阶段，上完第一节课，肚子就饿了，后面三节课，只能硬扛。 中午和晚上，三人从食堂买回米饭或红苕、一碗少油无肉的炒蔬菜。米饭虽说每人三两，但怎么看都感觉分量不足，红苕也是出奇地苗条。一次，母亲看着六根比胡萝卜略粗的红苕，实在气不过，直接找到食堂：“你们自己看看，让我们几个人怎么分？怎么吃？”食堂师傅自知理亏，只得补了三根。至于菜，去晚了便没有了。于是，不时出现咸菜下饭或只啃红苕的情形。   集体食堂（网图） 我们三个从小学食堂吃完饭回家，总能赶上母亲和大哥大姐正端起饭碗。眼馋的二哥，忍不住围着饭桌“巡视”，见到哥姐不小心掉在桌上的一颗饭粒，手快如闪电，捡起便放嘴里。逢此，母亲会拨一点自己碗里的饭，或掰下一块红苕，递给他。一开始，二哥“不要、不要”地谦辞。经不住米饭的诱惑和母亲的催请，半分钟不到，他就抓起了筷子。 那年月讲究精神变物质，肚子可贫困，精神须繁荣。所以，学校的秋游照旧进行。看山岭景色，踏河滩浅草，不能空着肚子。学校便临时下放“大锅分配权”，让家长给自家娃儿准备填肚皮的东西。 这事，对那些家庭经济宽裕，有钱买高价食品的家庭，容易；对那些父母单位没条件办食堂，只能自己开伙的家庭，也不难。难的是那些吃食堂大锅饭，家中子女多，父母工资又低的家庭。怎样让乘兴而去的孩子，不致因肚皮抗议而败兴？当爹妈的自有招数。设法借来少量面粉，和着菜叶，调成糊状，倒入锅里，摊出一个有盐没油、不成形状的面饼。记得我带的，就是母亲做的浆糊烙饼。饼太（音pa，四川话软的意思）了，母亲特地用饭盒装上。但班上个别同学，却是空着手去的。 终于放敞了，大家狂追疯跑，全然不觉肚子饿，只是到了饭点，才感到前胸贴后脊。这时，老师示意带了吃食的同学，分点给眼巴巴看着的同学，同学们积极响应，“亲亲以睦”的传统美德，不经意间就这样死灰复燃了。 也有“吃福喜”（白吃）的例外。一次，二姐班上组织郊游，因班里一位同学的爹是公安局长，大伙便跟着沾光，不仅坐上难得一享的大汽车（一般都坐敞篷卡车），且每人发一个牛皮菜大包子。过河时，一位同学乐极生悲，包子掉下了河。迅雷不及掩耳，他一个鱼跃，下水捞起发泡的包子，三下五除二，吃得不剩包子渣。 几个月后，巴蜀小学的大锅饭取消了，我们三人的粮食关系，转到了母亲所在中学的食堂。能与母亲和哥姐一起吃饭，我们很开心。只是，各单位继续规定员工吃集体伙食，所以，我们的大锅饭，不过是换了场所。 饥荒之初，粮食尚有粗细搭配。细粮是米面，粗粮是红苕。但好景不长，粗粮很快成了主角，以红苕和包谷面为主。 吃红苕时，母亲总是按各自的定量和胃口大小，大致分配一下。我从小听母亲讲“孔融让梨”，懂点儿“兄友弟恭”的道理。一次，我看了看自己的红苕，又看了看大哥的，随即拿出一个还给母亲，说：“我吃不了这么多，这个给大哥”。为此，母亲在哥姐面前，多次表扬我，且常向外人提起，俨然成了谦让的现代版。 刚吃包谷羹羹时，迫不及待地喝一大口。没料到，羹羹很烫，立刻就想吐出来，又不舍得，只好含着羹羹，大口地哈气，硬生生地让它在口中冷却。结果，天堂板（上颌）烫出几个似泡非泡的疙瘩包。后果很严重，教训很惨痛，由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吃苦头容易使人变聪明。羹羹喝完后，再死劲伸舌头，沿着碗边舔（以致现在我只要揭开酸奶瓶盖，就有伸舌头的冲动），再用开水涮碗，扫荡残余。吃了被烫的苦头，我们很快总结出“喝羹经”：将一碗包谷羹放在半盆凉水中，等碗的边缘变冷，先慢慢地喝出一个豁口，满碗羹羹，便断崖似的与碗沿分离，自动往嘴里垮塌。一碗喝光，碗似水洗，光滑洁净。 有段时间，粮食供应特别紧张，粗粮也成了稀缺品。于是，粗粮退位，“瓜菜代”登场。 “瓜”是磨成粉的土茯苓（菝葜的干燥根茎），雅号“代食品”，很快就成了主角。馒头因掺杂了大量土茯苓粉，成了枣红色，吃在嘴里像嚼细木屑，有点割喉咙，但这比起饿肚子，根本不算个事。红馒头虽没白墡泥（观音土）耐看，但至少有点营养；虽能引起腹胀便塞，但不像白墡泥，完全不能消化，直至把人活活撑死。因此，比起农村人吃光草根树皮，再去吞白墡泥，城里人能有红馒头果腹，算“洪福齐天”了。   菜以白茎牛皮菜为主。食堂的大锅，天天都在煮，大家的饭碗，顿顿被光顾。听说烂了的牛皮菜，吃多了会中毒，但这只是“听说”，我们周围的人都不曾中招。毕竟，那时想海吃一顿牛皮菜，都只能是一种奢望。 电影《洪湖赤卫队》上映后，每到饭点，学生们便把饭碗敲得叮当响，唱着“洪湖水呀长又长，人心向着吃饭堂，拿起钵钵打三两呀，还有一碗白菜汤”，涌进大饭堂。吃饭速度之快，堪比如今那些唯独对美食激情四溢的“干饭人”：带着一口气干掉一锅的猛劲，顷刻便见碗底。 饭不够，零食凑，这零食取自校园中。 校园里有几棵大洋槐树，春天一到，白色小花缀满枝头，清香四溢。新鲜槐花的花心，内含丁点儿甜水。饿急了的我们，常常不等槐花落地，便猴急地爬上树，摘一串槐花，梭下树，尖起嘴巴猛吸。听说槐花拌面粉烙饼好吃，但此时各家的面粉和用油权，掌控在大锅饭手里。所以，即便花落一地，也提不起我们的捡拾兴趣。 满坡蓬勃的构树，往日的遮阳伞，此时的果腹物。构树的叶，毛多且粗，超越了食道的承受力，一般用来喂猪。构树的花，不漂亮，但能吃。春天，雄性构树上，垂吊着淡绿色的“长桑葚”。我们把它捡来，在开水中过一遍，揉进面粉里，蒸成粑粑，口感软糯，相当不错，但那是大锅饭取消以后的事了。夏日，雌性构树上，高挂着红彤彤的小灯笼，引人流涎。因树高不易采摘，我只有骨折似仰脖，等它成了自由落体，又摔得烂哇哇脏兮兮，一如豆腐掉进灰缸里。但只要它没全身心拥抱泥土，我会捡起来，将干净的一面塞进嘴里。甜甜的液汁，填不饱肚子，却能暂解饥渴。   雄（左）雌（右）构树（网图） 梧桐树结的籽（俗称桐毛豌）也能充饥。毛豌豆长得袖珍，连壳带芯，只有豌豆大，颇对不住它赖以栖身的粗枝茂叶。剥去外壳，它的芯子仅绿豆大。因为含油，毛豌豆炒熟后挺香。只是炒这迷你豆，要耗费柴火煤炭。而且它结得不多，凑够炒一锅的量，需要耐心，所以家里难得炒一次。听说生吃有毒，但我还是得空时，捡一把，揣兜里，剥几颗，塞嘴里。 还有一种贴地长的小青草，草梗紫红色，貌似甘蔗，嚼起来有一丝微甜味。当我饿得头晕眼花时，会悄悄扯几根这“微型甘蔗”，洗洗搁嘴里。 遛黑市 大锅饭吃了约大半年，颓势尽显，难以为继。终于，在上级撤销令和人们的怨声中，结束了。 众人的饭碗重又回归各自家庭，面对有限的粮油供应，普通百姓头脑中的各种“刨食”对策和创意，被空前地激发出来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以往绝对禁止的自由贸易（那时称为黑市），如雨后春笋，从城市的角角落落钻了出来，政府则对此眼开眼闭。经济宽裕的人家，总算找到了打发多余钞票的地儿，纷纷涌向黑市，购买高出票证限价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食品。因为市场姓“资”，芝麻官或一般党员怕被人发现后，会被指“立场不坚定，助长投机倒把”。所以，他们去那里，有点像“鬼子进庄”，偷偷摸摸地。  
黑市交易（网图） 我家六口人，全靠母亲当中学教师的工资养活，没余钱到黑市潇洒，但也有三次例外。 第一次，母亲揣着好不容易攒的十元钱，带我到大阳沟菜市场附近的黑市，买煮熟的咸鸭蛋。母亲挑了六个，交给卖蛋大妈。怕“抓精”（饿慌了的扒手）祸害，大妈将蛋放在一起，用一块布盖上了。母亲点好钱，正要递给大妈。突然，一只脏手进出布单，如疾风迅雷，一只咸鸭蛋秒间没了影。母亲还未回过神来，大妈又一把夺过了母亲手中的钞票。因为咸蛋是经大妈之手放的，心痛的母亲遂与大妈理论。可那大妈饱经买卖风云，更何况，她靠此为生，也输不起，必然锱铢必较。于是，她调升八度，嘴炮如雨。身为知识分子的母亲，不善与人争辩，哪是她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强弱顿显。母亲只好自认倒霉，收起五个鸭蛋，拽着我的手，气鼓鼓地离开了。 第二次，母亲带我们到小什字，吃有名的“九园”包子。饥荒年间，票证配给供应外的所有食品，都是高价。“九园”包子0.6元一个，骨头汤0.5元一碗。0.6元钱，如今听来确实便宜，但在饥荒年之前，肉包子0.08元一个，0.6元可买一个大南瓜。小包子与大南瓜，体量如同小兔与大象，差距悬殊。但此刻，小包子在我眼中，简直就是可爱无比的洋娃娃。母亲给我们各买一份（包子和汤），让一直只能看着有钱人进出的我们，多少满足一下口腹。香气扑鼻的包子，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舍不得下手。直到母亲说“冷了就不好吃了”，我们才用手掰下一小块，小心翼翼地放嘴里，等包子面皮在口水作用下，变成纯甜味，再郑重其事地吞下去。 “九园”包子虽比一般包子秀气，但不像后者，一口咬掉一小半，还不见芯。肉馅足的包子，下肚后，从嘴到胃，肉香萦回，呼口气、打个嗝，都能让近旁的人闻到肉香气。白如玉液的骨头汤，我们舍不得喝，开始时，用筷子蘸蘸，放嘴里舔舔，后来才用小勺，一点点地往嘴里送。那是我们最幸福的一天。此后好长一段时间，我和二哥都沉浸在对那顿美食的绵长回味中。 第三次，母亲领着大哥去办事，到下午了，两人还没吃午饭。看着大哥蔫蔫的模样，母亲给大哥买了一个高价包子。大哥刚将包子放嘴边咬了一口，身边便如旋风刮过。待他回过神，手中的包子已无踪迹，定睛一瞧，只有不远处“抓精”飞逃的背影。好在他还剩奋力呼喊的力气，“哎，我的包子！我的包子！”痛惜而沮丧的声音，穿过马路，街中回荡，引得见惯不惊的两、三路人，向他投去同情的目光。 国营食品店也有糖果糕点供应，但都要凭票，有钱也白搭。 糕点每人每月二两。一家人的糕点票，一个月能买一斤二两。凭票买的糖饼，一个月吃上两个，便感觉心在淌蜜。那时，母亲难得带我们上趟街，但只要走到糖果店，我们便会隔着玻璃橱窗，咽着清口水，偷偷地向内张望，里面的桃酥饼和蜜麻花，就是“诗和远方”。 一天，母亲带我去买凭票供应的糖果糕点。出了商店，母亲掰了半块糖饼递给我。手捏饼子，我心花怒放，数着饼面上的芝麻粒，不觉中与母亲拉开了几步远的距离。我正要张嘴啃饼，突然，身后传来“给我吃点吧”，声音小且沉。我吓了一跳，转过身，看到一位身着工装、头发花白的中年人立在身后，饥渴地盯着我手中的饼子。我本能地用手捂住饼子，快步跟上了母亲。那一幕，在我脑海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几十年来，每每想起那哀求的眼神、沙哑的嗓音，心都隐隐作痛。   国营商店（网图） 糖果每人每月一两。每次母亲买回硬糖，就装进桌上的罐子里，周六晚上，一人分两颗。我们很自觉，不会去偷吃。一次，我们展开糖纸，发现糖果表面湿漉漉、光溜溜的。原来，二哥没管住自己的嘴，将最后剩下的几颗糖剥去糖纸，偷偷地呡了一遍，再完璧归赵。没过几天，我们又发现，小糖罐里垫底的几颗“光咚咚糖”（未提纯的进口古巴糖，褐色。做成糖果后，不包糖纸，外裹一层粗颗粒白糖），像被水洗过，几乎粘为一体。面对我们疑惑的眼神，二哥倒是痛快，直言“我呡了”。此时的二哥，只要糖能碰嘴唇，管他丢人不丢人。我们知道二哥的性格，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如此不“光明磊落”。见大家都要求母亲原谅二哥，母亲没有责备，沉下脸吐出一句：“绝不能再有下一次！” 母亲买凭票供应的糖果糕点，一般去离家不远的华山玉糖果店，但有一次她舍近求远，去了解放碑的冠生园。原来，她听说华山玉糖果店早上开门时，发现地上躺着一个人，双目圆睁，已经死了。他的身边，有一些散落的饼干，装饼干的纸箱里，饼干少了不少。这个饿慌了的人，想必是半夜钻进店里，吃了大量饼干，又没喝水，随着饼干在肚子里慢慢发胀，把他活活撑死了。“可怜啊！他死的时候，不晓得好难受”，母亲边说边叹息。 饥饿像魔法，不久就让我们瘦得脱了相，特别是我和二哥：脸若刀削，笑起来嘴角似乎要抵达脖子根，胳膊如鸡腿，浑身除了骨头好像只剩了肉皮。上课时，眼睛瞟着窗外，看见飘下的一片黄叶就想：若飘下的是一块包谷粑粑就安逸了；做作业时，手会微微颤抖，写的字更像鬼画桃符；走路时，脚像踩在棉花上，高一脚低一脚地。最难受的是胃，“咕咕咕”地不断叫唤，难得一回多喝了点儿包谷羹，打个酸嗝，还不舍得吐掉酸水，猛地咽下去，一不小心又把自己呛着了。再后来，胃像腿肚子一样开始抽筋，一阵猛过一阵的疼痛，让人好一阵子缓不过来。还有肠子，饿极了的时候，感觉里面似有小虫子在爬，痒痒地。 大哥是家中唯一的“壮劳力”，包揽了一应重活。我家住二楼，自来水、厨房都在楼下。全家人每天的用水，基本由大哥手提一只二十来斤重的水桶，从离家二十多米远的地方拎回来。夏天，一家人的洗澡水，需要大哥来来回回地跑五、六趟。房间没下水管，倒洗澡水，靠他用大木盆端下楼。饥荒年间，终日饥肠辘辘，他拎水桶时，手打颤，端木盆时，腿抖索。正是吃长饭的年龄，营养跟不上，一年不到，他的视力急剧下降，上课坐后排，完全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不得不配了眼镜。 黑市五花八门的商品交易，是城市吃紧的物资供应的缓冲剂，拥有它们的前提是，口袋里有足够的钞票。那时，普通家庭每人月均生活费十几元，贫困家庭甚至只有几元，想购买这些高价食品，掰指算算，也明白够不够。那些经济相对宽裕的人家，即便为了嘴巴舍得花钱，但钞票却撵不上“黑市”物价的涨幅。到后来，就是那些箱底有存货的少数有钱人家，也渐渐感到囊中羞涩了。 只要尚存一口气，“斗饿”就得动脑筋。吃不饱，又没钱逛黑市，困窘中的人们，走上了自力之路。
挖野菜（网图） 挖野菜 初始的自力之路是到郊区农村挖野菜。  每到星日，三个哥姐每人背个背篼，带上五个包谷面馒头，到大溪沟河边乘过河船，直达嘉陵江北岸。过河后，再走几里路，到五里店一带“寻宝”。由于早上喝的稀饭，三人刚过了河，胃便空了。想着反正馒头早晚要吃，早吃早享受，于是未等开工，哥姐便把当午饭的馒头啃个精光，结果从中午到晚上，都饿着肚子。 来到田边路旁，坡上沟底，三人手握小刀，睁大双眼，一路搜寻，将野菜一棵一棵地从土里挑出，一兜一兜地连根拔起。 地地菜（荠菜）形如其名。贴地而长，爆接地气。叶小色深的它，清香中略带鲜味，堪称野菜极品。看到地地菜，哥姐便喜形于色，快速上前，小心翼翼地用小刀连根挑出。若一趟挖到了足够的地地菜，就意味着这个星期可以吃上一顿素菜包子。               与二姐拔地地菜（2008年） 清明菜姿色迷人。白蒙蒙的全身，似倍受雨雾青睐。它吃起来绵扯扯的，用它和着面粉烙饼，倒是不错。只是，每人每月仅二两菜油，清明菜又格外“吃油”，所以，烙饼轮不到它头上。但它和着面粉蒸成饼子，绵扯扯倒变得有嚼头了。 空头菜亦如其名。从主干到支干，全部空心。浅淡绿叶，神气活现地伸展，顶部白花，如打开的小降落伞。它块头大，招人眼，往往被先到者挖走。它的口感无特色，不苦不酸也不鲜。 马齿苋浑身肉乎乎的。茎秆紫红，叶片碧绿，看着就招人爱。因它能清热解毒，菜药价值集于一身，所以很受母亲夸赞。它味酸，得用水焯一遍，才能入口。我们吃它，如同嚼山楂，倒也陶陶然。 野苋菜生就一副有机菜模样。淡绿的茎秆叶片，一望便猜它营养肯定丰富。它长速快，不让寻宝者淘神费力。它的口感虽不能与地地菜比拼，但同样让人嘴巴爽快。 野香葱身形独特。光脑袋白白圆圆，绿叶子细细长长，典型的头脑发达四肢简单。它无论拌在菜里提味，还是直接撒上盐下饭，都辛香四溢。哥姐每次挖野菜回来，只要背篼里有一把野香葱，我们就有幸福果实从天降的感觉。 哥姐“寻宝”，能遵循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教诲，但也偶犯小错。一次，大哥见水塘边缘的小荷露出尖尖角，以为是漏收的残藕，伸手便拔，心想今儿捡到大𤆵活（大便宜）了。谁知，藕刚扯出水，就有农民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逮个正着。原来，这是生产队刚栽下的藕，社员早已在此布网严防。大哥被带到生产队队部，看见一屋子正在开会的人，他心里发毛，腿直抖索，一迭连声“我不知道是刚种下的”。生产队长要他写检查，他如实陈述事实，还深挖思想根源，表示“坚决改正、决不重犯”，并在检讨书上，写明自己是41中学初三某班的学生。只是签名时，他灵机一动，落了假名。 大姐找不着大哥，顺着小路，边找边喊。来到一座旧房前，不料正是生产队队部。她守在大门口，不停地叫“哥哥”。生产队长见大哥不像小偷，“认罪”态度诚恳，又是十来岁的细娃，他也不想为这种芝麻事淘神，就把大哥放了。出得门来，大哥强装镇静，候在门外的大姐，虽不知到底发生了何事，却已是双腿打闪。 大哥人虽被放出，心却还悬着，生怕那份检讨书寄到学校而影响中考，若如此，那自力之路的成本未免也太高了点。惴惴不安一个多月，终没见动静，才松了口气。大哥本就胆小，再经此一劫，想想都后怕，以致此后多年，见着塘藕都绕道而走。 饥饿的折磨，激励着哥姐多挖野菜的执念，在乡间田野一转就是一整天。天气热，时间长，三个平均年龄不到十四岁的大孩子，会脚𤆵手软，哈欠连天。于是来个劳逸结合，坐田埂边，躺山坡上，听溪流淌水，看乡野风光。 一次，哥姐坐在小河沟边，突然看见一条小蛇沿着河边的石头缝，快速往上爬。再一瞧，一只小鸟杵在那儿，一动不动。“菜花蛇咬倒缺块（土黄色小青蛙）造孽”，惨剧就在眼前。哪知小鸟是装睡，见势不妙，“扑棱棱”逃之夭夭。 暖阳下，哥姐躺着躺着，进入了梦乡，不多会儿，便浑身酥酥痒。“蟥司蟥司蚂蚂，请你家公家婆来吃嘎嘎”。原来，蚂蚁们纠集七姑八舅，把哥姐当嘎嘎（肉），正啃得酣畅。以前，只听说过“蚍蜉撼树”，没想到灾荒年，蚂蚁也饿昏了头，麻起胆子要啃人肉。 累了歇气时，哥姐会玩“打官司”的游戏。扯一把官司草，取一根最粗壮的，各绾一个小环，再分别将自己手中的草，从对方的草圈中穿过去，各自拉着自己的草使劲扯。官司的输赢，以谁的“官司脑袋”（草穗头）未被斩首（草穗头与草茎分离）而定。赢的人，大拇指顶着鼻尖，幺指头竖得笔直，洋洋得意地左右来回晃，一连串“该我翘！该我翘！”。输的人，一口一句“我的草太细了，再来、再来”。 有时，野菜实在难找，哥姐会用官司草编只小草笼，捉两只绿蚱蜢或丁丁猫儿（蜻蜓）放里面，带回家给二哥玩。因技术不过硬，他们编的草笼，如同“瘪头砂罐”。 后来，哥姐发现小河沟里，可以捞到“万年䱗”（一种似乎永远长不大的小鱼），便用铁丝和纱布做了一个渔网，在小河沟下游，用泥巴筑堤，在堤中间留个小口，安上网，等鱼儿自投罗网，装铁皮罐子带回家。一来二去，哥姐的捕鱼经验越加丰富，每周日挖一趟野菜回来，基本有约半斤的收获。母亲用面粉和着小鱼，煎成粑粑，吃得我们恨不能天天过周日。   捞鱼（网图） 饥荒年间，城里人每月尚有粮食定量供应，完全靠天吃饭的农村人，则无此福分。因此，野菜同样是农民填饱肚子的希望。好在重庆近郊农村，主要靠种蔬菜供应城市为生，所以，农民还没完全到靠挖野菜度日的地步。否则，城里人齐去凑热闹，农民情何以堪？即便如此，野菜的长速，也赶不上城里人的挖速。渐渐地，嘉陵江北岸的野菜越来越难挖。好几次，哥姐忙活一天，每人只背回小半背篼，进得家门，很是无精打采。 不得已，哥姐转战到长江南岸。三人先乘轮渡过江，再翻山越岭，到黄角垭一带觅宝。可哪里都一样，都有人在找、在挖，大半天下来，哥姐收获甚少。一次，三人沿着河边往回走，突然发现豆腐厂在河滩发豆芽后，留下极少量没清扫光的绿豆芽。三人俯身弯腰，一根一根地捡，居然捡了半撮箕。 第二个星期，他们准备过河再去捡豆芽，走到神仙洞街，一架滑竿一头一尾两个人，抬着一个用破布裹住半截身子的人。滑竿从他们面前经过时，旁人说是“饿死的”。哥姐第一次近距离地瞥见如此瘦骨嶙峋的人，恐惧加难受，中午都没咽下馒头。 再后来，哥姐出门的时间越来越早，常常是天刚蒙蒙亮就动身。他们走后，从傍晚开始，我和二哥便不时跑到不远处的坡顶，站在路口向坡下张望。冬天日头收得早，约莫五点多钟，天色开始暗淡下来。天黑尽后，月泻朦色，风摇残枝，若明若暗的路灯光影，幽灵般在我俩身上晃荡。 山坡长路静悄悄，偶尔一声野猫凄嚎。我俩的心抓紧了，细脖越伸越长，望眼越睁越圆。路的尽头，总算看见人脑袋了，一个、两个、三个，踏上石梯坎了，正低头缓步爬坡。我俩冲下去，伸手接背篼，不给，回转身，往家飞跑，“咚咚咚”上楼，“妈妈，他们回来了！”哥姐进得家门，匆匆洗手，上了饭桌。母亲忙不迭端上冒着热气的红苕和菜汤，坐近旁，欣赏三人的吃相。 野菜告急。哥姐打听到大溪沟河边，时有从大足、潼南、合川等地来的菜船。菜卸完后，船工便将舱底残存的烂菜叶倒入河中。“斗饿”又现生机了。周日下午，两个姐姐直奔河边，两三个小时守株待兔后，能捡到大半背篼包包白（圆白菜）、黄秧白（大白菜）的外叶。菜叶虽老，且有的已经腐烂，但削去烂的部分，仍不失为好食材。运气好时，小得可被忽略的红萝卜、红苕、土豆、芋儿，会照顾她俩的眼。但这一“生食之道”，很快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地，河边人头攒动了。再后来，烂菜叶哪怕收钱，也捡不到了。几次无功而返后，她俩放弃了。 不光挖野菜，我们还捡现成的野菜。 校园里有不少黄葛树，它们历经风雨，干粗根深，枝繁叶茂。黄葛树是土木耳的家，雨后天晴，几天功夫，树干上便冒出一朵一朵的木耳。哥姐放学后，爱到几棵特别能长土木耳的树下侦查，巴望有点搞头，有时还真能摘回半书包。如今，土木耳是重庆人点火锅菜的“常客”。饥荒年，能吃到它，即便不能与吃肉相提并论，也算得上半荤半素的上等菜。 学校教工宿舍新三栋的公用厨房，底部靠几根木柱支撑，形似吊脚楼，楼下和近旁，藏着几个大的构树桩。一天，大姐发现树桩根部，一丛丛无名野菌如芊芊玉女，密密麻麻挤作一团，颇似如今菜场卖的金针菇。她扯了一把，捧回家，问母亲“能不能吃？”母亲也拿不准，便按照老办法，在野菌中加入大蒜，先煮一遍，倒掉头一道水后，再煮一遍，然后自己当“第一个吃螃蟹者”，在确信无毒后，再让我们吃。味美无比的野菌，放嘴里，如同品尝凤髓龙肝。此后，只要遇到阴雨天，大姐就跑到吊脚楼查看。害怕用手拔，野菌会“断子绝孙”，她便用小刀子，一点一点地割。 还有鹅儿草。头尖身圆的小绿叶，石缝间、坎脚下、厕所旁、墙旮旯……哪里有土哪安家。鹅儿草属正宗野草族，以前是纯粹的猪饲料，但那会儿，早已荣登我家饭桌了。饥荒年间，学校保留了饲养场，喂了几头猪，准备过年时给师生改善伙食。但人尚且吃不饱，猪儿自然也苗条，学校便派学生到郊区农村，给猪儿割草。 每次割草，大姐特别卖力，割得满满一背篼，还在上面压了又压，按了又按，让老师挺感动，夸她劳动积极肯干。然而，每次她把草背到饲养场，饲养员张老头过磅后，报出的重量却总比其他同学轻。老师挺纳闷：明明看见你割了一大背篼嘛？啷个（怎么）一过秤就少了呢？原来，大姐自导自演了一出“半路打劫”。快到饲养场时，她拿出书包，偷偷塞了满满一包，先送回家，再将背篼中剩余的草，用手扒松，高高垒起，看上去仍然满当当。后来，嫉偷如仇的大姐，哈哈笑着自嘲“我也有过不光彩的历史”。 素的要捡，荤的更不能错过。一个酷暑下午，惊雷挟着倾缸大雨，漫天砸下。母亲从教研室匆匆赶回，见大哥不在家，问“你哥哪儿去了？”我们答“他说去锻炼”。母亲狐疑：“这么大的雨，去哪儿锻炼？”于是对着篮球场，连喊几声，没有回音。半个多小时后，风停雨住了，浑身透湿、气喘吁吁的大哥，手里捏着一只麻雀回来了。  
活捉麻雀（网图） 一到家，他兴奋地压低嗓门：“今天晚上有肉吃了”。原来，他到足球场跑步，见一只麻雀，大约被暴雨打晕了，飞不动却不停地飞。大哥狂追一气，麻雀扑腾一阵，可怜的麻雀，最终还是成了大哥的掌中物。为此，大哥挨了母亲的训：“不晓得雷暴雨天，人在空旷地行走，很危险吗？！”大哥当然知道。只是，为了让我们沾点荤腥，他一时顾不到这些了。 于今想来，大哥一介书生，不顾斯文，敢对麻雀下手。这是什么精神？饥寒交迫的精神！ 大生产 外面野菜越来越难挖，人们转而内部挖潜，各家纷纷开展大生产运动。 41中的三个操场，东面都是山坡。坡上坡下，除了长夹竹桃、构树，空地不少。这一般城里人家不具备的条件，给家住学校的教工家属，提供了自力更生的舞台。于是，抡起锄头自己种菜，渐成大家的热选，尤其是家庭经济条件差，家中又有点劳动力（有读中学的孩子）的家庭，对这条共克时艰之路，更是情有独钟。我家位于第一操场（篮球场）的半山坡，子女又多，种菜自然不落人后。 论种菜，哥姐略知一二。那是1954年，全家随母亲所在的重庆师范学校，从市中区大同路搬到北碚区团山堡时的事。     当年在团山堡的住房（2014年） 因住房附近是山坡，母亲一为节省开支，二为培养哥姐的劳动习惯，三则免得大哥到厕所倒尿罐，下石梯坎时滑倒。于是，她利用寒暑假，教哥姐种菜。母亲挖个土坑，将一只瓦缸放坑里，每天早上，大哥提起尿罐，将家人积累一夜的“真金”，倒缸里沤起来。母亲又带哥姐在房前的坡下，挖出两小块地，种豇豆和青菜，还在窗前牵绳子种丝瓜。母亲工作忙，平日没功夫打理菜地，哥姐不到十岁，体力有限，所以那时种的菜，长势不旺。但母亲这一举措，既让哥姐知道了种菜不能用新鲜的有机肥，又救了饭桌上蔬菜临时断档之急。 饥荒来了，哥姐少时积累的点滴种菜经验，派上了用场：挖坑、埋缸、沤肥；在杂草丛生的坡下，清理出几块地；撒下菜籽，天天浇水，隔天施肥；利用课间操回家蒸“罐罐饭”的空隙，到菜地打望；不懂就问母亲，请教班里的农村同学……很快，我家菜地碧油油，欣欣向荣给盼头。中饭或晚饭前，我们端着筲箕到地里，掐尖、摘叶、掰梗……喜滋滋，乐颠颠。  
种菜（网图） 牛皮菜“憨”，给点粪水便浪漫。绿油油的菜叶皮，看似油水足，挺勾食欲，实则含碱，很刮油水，半碗下肚，感觉痨肠刮肚。煮牛皮菜的水，可用来洗衣服，补了肥皂的缺（每人每月凭票供应四分之一连）。二姐勤快爱干净，看见牛皮菜水泡的衣服，不由分说抓到搓衣板上，“刷刷刷”就是一阵猛搓。费力少，长势好，能吃能用的牛皮菜，始终是我家菜地的主角。可爱的“牛皮”，实用而不吹，饥荒岁月的救命恩人！只是，每次吃了牛皮菜，我们会盼：啥时能吃一碗肥肉坨坨炖大白萝卜。 藤藤菜（空心菜）种在靠近水龙头和倒水处的坡下，因水源丰富，长得水淋淋的。买不起酱油，滤过水的藤藤菜，撒上点儿盐，我们吃得津津有味。我家藤藤菜的长势，让个别不劳而获者惦记上了。好几次，我们都发现菜地像被狗啃，嫩尖及至长藤，踪影全无。见此，我们手拍额头，一声“我的天！” 苋菜不像牛皮菜性急，长得挺有耐心。大约因为它吸取的土壤精华多，味道堪称菜中极品。每次吃苋菜，最舍不得倒掉的是菜汤，红红的汤汁伴着饭粒，饱眼福，润肚子。每次吃苋菜，我都是先刨光半碗苋菜汁饭，再用开水涮碗，仰脖子咕嘟咕嘟喝干。滋润劲儿，似现在喝红葡萄酒。 还有红苕叶。以往的猪饲料，如今的养生菜。那时，我们用它焖干饭，绿菜叶夹杂白米粒，像珍珠撒落翡翠堆中，但因缺油，吃来泥土味重。即便如此，能吃上这种饭，也是莫大的享受。大约红苕叶霸占了红苕的养分，叶茂密，果就稀，还一副歪瓜裂枣相。偶尔，找到一个约二、三两重的“大”红苕，我们像捡到粮票般开心。 除了种蔬菜，我们还种瓜。 种南瓜比较省事，撒下种子，基本无需经佑（照料）。南瓜叶毛多，但若没老到嚼不动，我们会煮来当菜吃。南瓜花有股闷闷的香气，摘下来，水焯一下，拌上面粉烙成饼，味很美。大姐教我辨认南瓜花的雄雌，告诉我“千万不能摘雌花，不然就收不到南瓜了”，还教我摘下雄花，将花粉轻轻弹到雌花花蕊中：“这样南瓜才长得大”。每次摘南瓜花，我会边摘边唱“南瓜藤开黄花，开黄花，吹起金色的小喇叭，谁来给我传花粉，传花粉，我把蜜糖送给它……” 种丝瓜要搭架子。大哥在屋后的坡上，费劲搭了几个。一天下大雨，架子全被冲倒了，瓜秧也被打得七零八落。大哥随后又搭了几个，还见天提个小粪桶，登上只有半个脚窝宽的路，给丝瓜施肥。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多月后，我们总算摘到了果实。在哥姐的精心照料下，丝瓜们长得越发来劲。那个夏天，清水丝瓜汤隔三差五就盘踞饭桌。 但无论啥瓜，稍长大点，就得提防有人顺手牵羊。放学后，二哥像电影《鸡毛信》中守护消息树的儿童团员，拿份《少年画报》或《少先队员报》，爬到坡上，边看书读报，边守护瓜儿。 自力更生基本解决了吃菜难。然而，有限的粮食定量，仍让人饥火烧肠。那时买粮，要凭粮本去粮店买。因为事关肚皮，所以大人们练就了识别秤星的火眼，有人甚至准确到能识出少了二两、缺了半斤的程度。 肚子虽饿，人们的工作量并未减少。母亲除了几乎整天上课，还要辅导早晚自习，写教案备课听课，批改作业出题考试，开会听报告政治学习……她实在太忙，便将购粮任务交给了大哥。一次，大哥买回20斤面粉，母亲手提面袋，怎么掂量都感觉分量不足。母亲要去找粮店，老实巴交的大哥，觉得是自己的错，对母亲说“我一个星期不吃饭，可以把少称的面补回来”。但，这是全家人一个月的细粮啊！更何况，怎么可能让大哥饿一个星期肚子？！母亲责备大哥“太㞞了！”带着大哥直奔粮店。还好，经粮店核查，的确少称了五斤。认账，补足。“瓦漏偏遭连夜雨”，终是虚惊一场。 自家种的菜，从地里到嘴里，少不了炊烟一环。父亲因车祸突然离世后，母亲鉴于家庭收入锐减，带领我们内部节流、外部开源。渐渐地，家中烧饭的燃料，一半来自买的煤炭，一半来自我们拾柴火、捡煤炭花。 住北碚时，家里炒菜多用柴火。周日或寒暑假，读互助村小学（重庆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三个哥姐，由大哥领着，到缙云山刨松毛、捡松果。     捡柴（网图） 搬到市区后，原以为靠山吃山的路断了。没想到，位于渝中半岛嘉陵江一侧的41中地处山洼，坡上树木密密匝匝，我们的拾柴家风，又有了传承地。每逢周日，哥姐喜欢到树林里兜兜转转，遇到刮大风，便急切地冲出家门，拉断干、捡枯枝。 哥姐去挖野菜后，二哥接下了捡柴活。但他看不上小枝丫，倾心老树根，时常钻进树林，东寻西找。没承想，老树根是土地爷的胡须，二哥敢去捋，土地爷自不依。那天，他又掏又刨，一番忙活，老树根拉出土了，他也仰面朝天倒地了，后脑勺生生被土地爷敲出个大血包。怕母亲责备，他回家后没敢吱声。直到晚上睡觉时，二姐发现他的头成了“开山脑壳”（斧头状，即从前额到后脑勺很长），才告诉了母亲。 小小树林，枯枝败叶有限，好在“天无绝人之路”。41中以住读生为主，食堂、开水房、洗澡堂、饲养场的烟囱，日日烟云升腾，煤渣也就频出。两个姐姐只要得知下午学生食堂要出煤渣，必定早早候着。捡煤炭花的小孩多，校内校外的都有，主要是校内员工的子女，但教师子女中，仅我们一家。 每一次，当挑着满筐煤渣的厨工来到煤渣堆，大家争先恐后，一拥而上，两个姐姐总是冲在前头，甚至等不及厨工推倒箩筐，手就伸进了筐中尚冒热气的炭花。为此，俩人的手都曾被烫出过水泡。使劲刨，玩命捡，她们每次都能拎回满满两大撮箕。我自上小学后，便跟着她俩奋战煤渣堆。再后来，捡煤炭花几乎成了我业余生活的主旋律。 在那饥饿不堪的岁月，真得感谢41中校园，让我们获得了捡拾便利，给我们提供了种菜条件。那几年，母亲起早贪黑玩命工作，我们挖野菜、捡烂菜、种蔬菜、拾枯枝、刨煤炭花……为了一张嘴，全家人拼了！ 别饥饿 大饥荒开始时，我只有5岁多，尚未感受到肚子饿的滋味。从6岁多吃集体食堂起，饥饿于我，仿佛风暴突然降临。只是，挨饿的日时一长，不正常的生活，似乎变得正常了，以为日子就是这般模样。直到有一天，母亲叫我到食堂，看看有没有肉菜卖，我这才“梦觉啄醒了”（回过神来）：又有肉吃了！ 那天食堂没有肉菜，只有煮茄子、炒藤藤菜。失望之余，听见母亲在坡上大声问我：“有没有回锅肉？”冒着被厨房师傅呵斥的风险，我站在两块重叠起来的半截砖头上，将头伸进了卖菜窗口。在确信没有后，正准备离开，转头看见一位老师端着一碗水煮茄子。我像看到了救星，奔出食堂，朝母亲大喊“妈妈，茄子上面有油珠珠儿、油珠珠儿”。我盯着这碗茄子，挪不动脚，直到母亲再三喊我“回来，回来，不买，不买……”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食堂。三年不识油花模样，那一刻，数得清的几颗油星，对我太有吸引力了。  不久，听说一些副食品敞开供应了，且是平价。母亲闻讯，赶快在周六晚上，领我们到冠生园食品店，大撒把地买了两斤杂糖（京果和明果）。母亲一般不准我们在马路上吃东西，更不准我们咀嚼时，嘴巴整出动静。而且，她牢牢掌握着分发食品的权利，力求公平合理。然而这天，她破例了。出了商店，母亲打开纸包，让我们自己拿，我和二哥只怪自己手小。但人小心不小，我俩都展开五指，狠狠抓了一把。杂糖嘴里嚼，幸福心中跑，我们嘲笑对方“猪哒嘴巴”，你勾我一脚，我赏你一拳。那个夜晚，星星特别亮，月亮特别圆，母亲格外和婉，我们格外开心。 后来，有天吃晚饭时，母亲告诉我们，下午全校教职工开会，听传达文件：中央开了会（七千人大会），生活会很快好转，以后不会饿肚子了。似懂非懂的我，对母亲说的这些，不感兴趣，也听不懂。我唯一关心的是，以后每个周六晚上，是不是都能吃到杂糖？ 多年后，全家人一起翻看老照片，看到当年的尖嘴猴腮相，我们一口咬定：“肯定是照相馆拍走了样！”母亲却说：“‘拍走了样？’你们当时为啥没发现？那时你们就是这样！尤其是俩小的，本来体质就弱，瘦得手腕上的皮，一扯老高，忆石都八岁了，才34斤，我都担心喂不活了”。   摄于1962年 60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城里人，当年因为有限的粮食配给，尚且对饥饿记忆犹新，那些只能听天由命的农村人，忍受了怎样的饥饿之苦？这是当时绝大多数城里人无从知晓，也无法想象的。我所知道的仅仅是，1969年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后，无论是在偏远山区插队的我哥姐，还是在重庆郊县农村落户的我先生，都曾从农民口中听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所在的生产队，都饿死过人，有的家庭甚至绝了户；生产队开忆苦思甜会，农民开口就是“三年自然灾害”饿肚子的经历……因此，当我庆幸自己终于熬过那几年时，也明白了在那个年代，还有更多的人，比我们活得更艰辛，更不易。 如今，早已告别饥饿的我，看到食品店、超市中琳琅满目、五花八门的吃食，总会想：要是年少乃至年轻的时候，有这些东西吃，该多好啊！ 别了，手持购粮证的长龙，别了，挖野菜的背篼，别了，沤粪肥的土缸，别了，装煤炭花的撮箕……愿它们，在随历史烟尘淡去的同时，能不时提醒后人：饥饿的可怕与可憎。                                                       2021.1.21
郑忆石写字楼 发小，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郑忆石：我的大学校园生活 我看到考场赶出一个作弊者 郑忆石：我的教研室同仁 郑忆石：姐姐哥哥的插队生活 他们给了我专业知识的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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