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篇阿姨写的文章,赞一个物质贫乏年代的伟大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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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丨郑忆石:饥饿像魔法,瘦得我们兄妹脱了相 Original 郑忆石 新三届 Yesterday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郑忆石,1954年生。重庆市巴蜀中学初68级学生。1972年在重庆东风面粉厂当工人。1978年入读四川大学哲学系。1982年入职北京铁道部通信信号公司。1987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1990年起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2019年退休。
原题 斗饿小记

作者: 郑忆石  大规模持续性的饥饿对于我们这代城里人,时间不算太长,三年多。我们所感受到的饥饿程度,也没法与农村人相比,毕竟我们有基本口粮供应。即便同为城市,因地区差异,亦有程度之别。只因这段历史,正值我年少时期,所以印象深刻。 幼时饱 我幼时生活挺滋润,没有过饥饿感。 1957年秋,母亲从北碚区的重庆师范学校,调往市中区(现渝中区)的重庆41中学(现巴蜀中学)。那时我三岁多,对生活有点模糊的印象。 市中区购物方便,母亲知道黄油营养价值高,每天早上吃馒头,她会切薄薄的一片黄油,夹在馒头中间,再递给我们。刚开始,我们感觉黄油馒头很稀罕很香,吃得分外来劲。但很快,我们患了“山猪儿不爱吃细糠”的毛病,觉得黄油好腻人,便将黄油馒头掰成小块,偷偷往山坡下扔。这些劣行,当然得背着母亲。若被她发现,轻则让哥姐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重则第二天早上只能喝白稀饭。且这一待遇,母亲根据家中经济的实际,很快就取消了。但我们“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日子表明,那时的食物供应,还是挺充足的。 还是大哥懂事。他从不糟蹋粮食,若看见我们扔掉的馒头,会默默地捡起来,撕掉皮,自己吃了。他进初中时,还未到饥荒年,每天上学前,他要倒尿罐、到食堂买饭,两趟下来,常常来不及吃完早饭。他只好一手抓内夹芝麻酱的馒头,一手提着书包,朝教室狂奔。学校课堂纪律严,不容许带食物进教室。馒头要吃,课堂纪律也得遵守,大哥只好将馒头放进裤袋,到教室坐定后,悄悄掏出,塞进课桌,等老师回转头写黑板时,抠一小块塞进嘴里。怕老师发现,他嘴不敢动,只能用舌头调动口里的唾液,慢慢地“呡”,一吃就是大半节课,虽有“做贼”的心虚感,却扛不住诱人的芝麻香。时间一长,大哥对这种吃法颇为受用。但若遇到上语文、历史、地理之类的课程,老师写黑板的兴致转向口若悬河时,他便头大了。此刻他焦虑的,不是如何不被老师发现,而是来自饥肠的长吁短叹,如何不被同桌听见。   摄于1958年 不久,我进了人和街幼儿园。因是住读,周六下午才能回家。与家人在一起,我感觉温暖,所以每周一早上大姐送我入园,我都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一天,我发现平日紧锁的园门开了条缝,我太想家了!趁吃晚饭,保育老师忙着分饭菜的功夫,我溜出了门。我家刚搬到41中时,住在东山坡坡顶的旧房。那天,我沿着回家路,上坡下坎,几番折腾,天黑尽时,终于到家了!我突然在家门口冒头,让正吃晚饭的母亲,吃惊得掉了筷子。吃完饭,我与哥姐玩得正欢,敲门声响了,原来是保育老师。满头大汗的她看见我,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带着哭腔:“总算找到你了!”我可怜兮兮地望着母亲,被容许在家“赖”一晚,第二天一早,被重新“收监”。 其实,那时幼儿园的伙食很好,早餐有包子馒头花卷稀饭,还常有牛奶鸡蛋肉松。中午和晚上,肉丸子、红烧肉、萝卜炖肉……班里许多小朋友,顺势吃成了苹果脸。我虽不挑食,但没珍惜这宝贵时光,从不“莽起胀”(使劲吃),以致后来到饥荒年,每每想起,肠子都悔青。 1960年9月,我入读巴蜀小学,是走读生。每天中午回家吃饭,要经过一条壕沟。我本可从壕沟边的小路,绕到通往住家的石梯坎正路。出于贪耍,也为抄近路,我总是放着好好的大路不走,偏偏要去攀陡坡。来到沟边,几个小伙伴排成一溜,抓住壕沟中间的一根细水管,一个接一个,弓腰驼背往上爬。到家后,顾不得一脸热汗,直接洗手端饭碗。   解放前的巴蜀学校,包括小学与中学(网图) 尽管如此,我却十分羡慕班里的住读生,不是因为他们有不受家长管束的自在,而是因为他们可以天天在食堂吃饭。每当我回家,排队等候爬水管时,我会幻想:正与同学们嘻哈打笑你推我搡奔向食堂;排队买饭叽叽喳喳吵吵嚷嚷;围坐饭桌拼命夹菜使劲刨饭;锑勺将饭碗刮出“杀鸡杀鸭”的动响…… 没想到,我这梦很快变现了。只是,它全然没了想象中的妙曼。 大锅饭 1960年,国家已经进入困难时期,我头脑中的饥饿记忆,始于城市强制人们吃集体食堂的“大锅饭”。当时,居民由政府按职别、年龄大小,决定配给口粮的多少。小学生的粮食定量,每月16至21斤不等。 上学没几周,班主任老师郑重宣布:从今天起,同学们都要吃集体食堂了!总算能与住读生一起享受“打平伙”(聚餐的一种方式)的待遇,走读生们脸上笑开了花。我们班的同学多为6岁至7岁,尚处于发蒙年龄,从老师的描绘中,我们懵懵懂懂地以为:吃共产主义大锅饭,如同登云梯看峻岭,“风景这边独好”。   响应号召(网图) 开饭时,每班按八人一桌,分成五桌,由班主任指定的班干部担任桌长。吃饭时,桌长叫上两个同学,先到窗口端回饭菜,再分到同学们碗中。全校几百个学生,突然集中在一起吃饭,这下可忙坏了厨房大师傅,舀菜盛饭的几个窗口,桌长们的脑袋似雨后林中的蘑菇,齐刷刷地冒出来。吃饭时,食堂没有足够的桌凳,那也无妨,大家就围成一圈,蹲着吃,小同学们干脆席地而坐。 刚开始吃“大锅饭”时,光景不错。早饭每人一碗稀饭、一个馒头、小半勺咸菜。中饭或晚饭,每人一碗米饭、两勺菜。这么多人聚一块,大家新鲜感爆棚,说说笑笑,堪比麻雀吵架,房顶都快被掀翻了。好光景维持了没几天,早饭的馒头没了踪影,只剩一大盆稀饭。干货沉底,分稀饭时,个个眼睛盯着桌长的饭勺,那情形,像饭盆里都能捞出眼珠子来,人人都盼望那最后一勺,能倒进自己碗里。中午和晚上,红苕代替了米饭,菜也经常省去了。此时,大伙肚皮的鼓与瘪,取决于桌长手中的饭勺。                         我们的桌长出身于干部家庭。她刚入学,就因根正苗红,爱帮助同学,深得老师喜爱,同学拥戴,当了班长。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权力”真是难为了这位七岁多的小班长。记得那天晚饭分红苕,她就不免尴尬:公平分配吧,自己是住读生,晚上肚子一旦闹革命,可不比走读生,可从泡菜坛中,捞一块老姜嚼嚼,再不济,还可喝一碗白开水;“以权谋私”吧,败坏了形象,同学们会怎么看自己?这班长,还当不当得下去?当然,这只是我如今的主观猜测,当时的她,恐怕压根就想不到这些。但不管怎样,大红苕在她手中,抓起又放下,放下又抓起,足以表明她的矛盾心理。如此反复几次,勾得我们眼热心痒。想起玩“击鼓传花”时,都怕花落在自己面前,但此刻,我却盼望班长抓红苕的手,刚好在自己这儿松开。小心脏真有点受不了!最终,班长的面子还是抵不过肚子,两个壮硕点的红苕,出乎意料地落入了她的碗。因为饥饿感强烈,这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今想来,古代西方的“切饼”论,将操刀权与选择权相分离,人性自觉与规则制约相统一,挺公平,也挺合情。      吃大锅饭(网图) 吃饭时,食堂会提供几大桶腌菜汤。腌菜汤不限量,随便喝。低年级的同学个子小,“抢汤”占不了便宜。于是,每次食堂关门前,总会看见几个瘦小的小同学,围着大木桶转悠,踮起脚尖,手伸进高高的木桶,不停地用铁勺捞残存的腌菜叶。木桶高且深,小同学捞得格外吃力,为了能够捞到,孩子的瘦胳膊,小半截子都泡在汤里。 捞腌菜的阵营里,少不了我二哥。他那时已八岁多,个头却比七岁孩子高不了多少。所以,他的“捞姿”更独特:脚离地,半个身子悬在桶沿,像拦腰架在单杠上,随时准备练空翻。一次,一位小同学捞来捞去,突然感觉铁勺比平时重,他以为捡到“刨财”(发横财),兴奋得大喊“我捞到菜头了!”提起勺子一看,原来是只死耗子!一旁惊呆的二哥,从此不再光顾腌菜汤。 臭烘烘的腌菜在操场坝晾晒,饿慌了的小同学,目光总在上面扫。想伸手,又怕被捉到,不光要挨老师的“刺”,更怕被同窗指为“偷儿”。毕竟是孩子,没几天,课间休息时,总能看见几个饿慌了的小同学,不管不顾地抓起菜叶梗,便往嘴里塞,个别小同学还因塞多了,在操场哇哇地吐。此刻,道德觉悟在“饥寒起盗心”面前,垂头丧气得很。 那时,二姐读小学五年级,我和二哥分别读一、二年级。二姐一贯自我要求严格,而我,可能没有二哥爱“翻筋”(好动),体力消耗小点,所以虽感到肚子饿,但喝两口自来水,勉强能忍。二哥呢,虽饿得蔫不拉唧,但他“傲兮拉弥”(清高要面子)的个性,决定了他哪怕饿得眼冒金星,也不会去碰操场上的腌菜。 转眼元旦节快到了。那天中饭,食堂除了按定量供应外,还额外熬了几大桶红苕稀饭。无限量的红苕稀饭,极大地满足了大家的口腹之欲。很快,食堂便见一群又一群的学生,挺着西瓜肚,迈着八字步,打着“横锤”(用衣袖擦鼻子嘴巴上的饭嘎巴),鱼贯而出。惟有二哥,完全不顾肚皮的容量,一碗接一碗地灌。最后,鼓成顺风帆一般的肚皮,让他直不起身,弯不下腰,躺不了地。他只好半跪着,半个多小时后,才一步一步挪回家。 最让我难忘的是,班里一位小男生,可能因为在家中面条吃多了,接着又一口气奔到教室。到教室后,随着一个饱嗝,他胃里的面条,一下子吐了出来。随后,他快速捧起课桌上的碎面条,一股脑儿往嘴里塞。 那时,大哥上初三,大姐上初一,俩人同母亲一起,在中学食堂吃大锅饭。 每天早上,大哥大姐端起各自的饭盒,到食堂买稀饭。食堂熬的稀饭,看起来“黏冻冻”(稠乎乎),其实撒了碱。两人手捧饭盒,边走边吃。清香的稀饭,仰脖喝倒是痛快,但嘴巴不过瘾。于是,一点一点地用锑勺送进嘴,一口一口地用舌头细品,直到米粒在唾液酶的作用下,生出甜味,才慢慢咽下去。饭吃完,用锑勺在盒壁刮出刺耳的“吱吱”声,舌头再尽量伸长,舔残存的饭汁。大哥那时处于身体快速发育阶段,上完第一节课,肚子就饿了,后面三节课,只能硬扛。 中午和晚上,三人从食堂买回米饭或红苕、一碗少油无肉的炒蔬菜。米饭虽说每人三两,但怎么看都感觉分量不足,红苕也是出奇地苗条。一次,母亲看着六根比胡萝卜略粗的红苕,实在气不过,直接找到食堂:“你们自己看看,让我们几个人怎么分?怎么吃?”食堂师傅自知理亏,只得补了三根。至于菜,去晚了便没有了。于是,不时出现咸菜下饭或只啃红苕的情形。   集体食堂(网图) 我们三个从小学食堂吃完饭回家,总能赶上母亲和大哥大姐正端起饭碗。眼馋的二哥,忍不住围着饭桌“巡视”,见到哥姐不小心掉在桌上的一颗饭粒,手快如闪电,捡起便放嘴里。逢此,母亲会拨一点自己碗里的饭,或掰下一块红苕,递给他。一开始,二哥“不要、不要”地谦辞。经不住米饭的诱惑和母亲的催请,半分钟不到,他就抓起了筷子。 那年月讲究精神变物质,肚子可贫困,精神须繁荣。所以,学校的秋游照旧进行。看山岭景色,踏河滩浅草,不能空着肚子。学校便临时下放“大锅分配权”,让家长给自家娃儿准备填肚皮的东西。 这事,对那些家庭经济宽裕,有钱买高价食品的家庭,容易;对那些父母单位没条件办食堂,只能自己开伙的家庭,也不难。难的是那些吃食堂大锅饭,家中子女多,父母工资又低的家庭。怎样让乘兴而去的孩子,不致因肚皮抗议而败兴?当爹妈的自有招数。设法借来少量面粉,和着菜叶,调成糊状,倒入锅里,摊出一个有盐没油、不成形状的面饼。记得我带的,就是母亲做的浆糊烙饼。饼太(音pa,四川话软的意思)了,母亲特地用饭盒装上。但班上个别同学,却是空着手去的。 终于放敞了,大家狂追疯跑,全然不觉肚子饿,只是到了饭点,才感到前胸贴后脊。这时,老师示意带了吃食的同学,分点给眼巴巴看着的同学,同学们积极响应,“亲亲以睦”的传统美德,不经意间就这样死灰复燃了。 也有“吃福喜”(白吃)的例外。一次,二姐班上组织郊游,因班里一位同学的爹是公安局长,大伙便跟着沾光,不仅坐上难得一享的大汽车(一般都坐敞篷卡车),且每人发一个牛皮菜大包子。过河时,一位同学乐极生悲,包子掉下了河。迅雷不及掩耳,他一个鱼跃,下水捞起发泡的包子,三下五除二,吃得不剩包子渣。 几个月后,巴蜀小学的大锅饭取消了,我们三人的粮食关系,转到了母亲所在中学的食堂。能与母亲和哥姐一起吃饭,我们很开心。只是,各单位继续规定员工吃集体伙食,所以,我们的大锅饭,不过是换了场所。 饥荒之初,粮食尚有粗细搭配。细粮是米面,粗粮是红苕。但好景不长,粗粮很快成了主角,以红苕和包谷面为主。 吃红苕时,母亲总是按各自的定量和胃口大小,大致分配一下。我从小听母亲讲“孔融让梨”,懂点儿“兄友弟恭”的道理。一次,我看了看自己的红苕,又看了看大哥的,随即拿出一个还给母亲,说:“我吃不了这么多,这个给大哥”。为此,母亲在哥姐面前,多次表扬我,且常向外人提起,俨然成了谦让的现代版。 刚吃包谷羹羹时,迫不及待地喝一大口。没料到,羹羹很烫,立刻就想吐出来,又不舍得,只好含着羹羹,大口地哈气,硬生生地让它在口中冷却。结果,天堂板(上颌)烫出几个似泡非泡的疙瘩包。后果很严重,教训很惨痛,由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吃苦头容易使人变聪明。羹羹喝完后,再死劲伸舌头,沿着碗边舔(以致现在我只要揭开酸奶瓶盖,就有伸舌头的冲动),再用开水涮碗,扫荡残余。吃了被烫的苦头,我们很快总结出“喝羹经”:将一碗包谷羹放在半盆凉水中,等碗的边缘变冷,先慢慢地喝出一个豁口,满碗羹羹,便断崖似的与碗沿分离,自动往嘴里垮塌。一碗喝光,碗似水洗,光滑洁净。 有段时间,粮食供应特别紧张,粗粮也成了稀缺品。于是,粗粮退位,“瓜菜代”登场。 “瓜”是磨成粉的土茯苓(菝葜的干燥根茎),雅号“代食品”,很快就成了主角。馒头因掺杂了大量土茯苓粉,成了枣红色,吃在嘴里像嚼细木屑,有点割喉咙,但这比起饿肚子,根本不算个事。红馒头虽没白墡泥(观音土)耐看,但至少有点营养;虽能引起腹胀便塞,但不像白墡泥,完全不能消化,直至把人活活撑死。因此,比起农村人吃光草根树皮,再去吞白墡泥,城里人能有红馒头果腹,算“洪福齐天”了。   菜以白茎牛皮菜为主。食堂的大锅,天天都在煮,大家的饭碗,顿顿被光顾。听说烂了的牛皮菜,吃多了会中毒,但这只是“听说”,我们周围的人都不曾中招。毕竟,那时想海吃一顿牛皮菜,都只能是一种奢望。 电影《洪湖赤卫队》上映后,每到饭点,学生们便把饭碗敲得叮当响,唱着“洪湖水呀长又长,人心向着吃饭堂,拿起钵钵打三两呀,还有一碗白菜汤”,涌进大饭堂。吃饭速度之快,堪比如今那些唯独对美食激情四溢的“干饭人”:带着一口气干掉一锅的猛劲,顷刻便见碗底。 饭不够,零食凑,这零食取自校园中。 校园里有几棵大洋槐树,春天一到,白色小花缀满枝头,清香四溢。新鲜槐花的花心,内含丁点儿甜水。饿急了的我们,常常不等槐花落地,便猴急地爬上树,摘一串槐花,梭下树,尖起嘴巴猛吸。听说槐花拌面粉烙饼好吃,但此时各家的面粉和用油权,掌控在大锅饭手里。所以,即便花落一地,也提不起我们的捡拾兴趣。 满坡蓬勃的构树,往日的遮阳伞,此时的果腹物。构树的叶,毛多且粗,超越了食道的承受力,一般用来喂猪。构树的花,不漂亮,但能吃。春天,雄性构树上,垂吊着淡绿色的“长桑葚”。我们把它捡来,在开水中过一遍,揉进面粉里,蒸成粑粑,口感软糯,相当不错,但那是大锅饭取消以后的事了。夏日,雌性构树上,高挂着红彤彤的小灯笼,引人流涎。因树高不易采摘,我只有骨折似仰脖,等它成了自由落体,又摔得烂哇哇脏兮兮,一如豆腐掉进灰缸里。但只要它没全身心拥抱泥土,我会捡起来,将干净的一面塞进嘴里。甜甜的液汁,填不饱肚子,却能暂解饥渴。   雄(左)雌(右)构树(网图) 梧桐树结的籽(俗称桐毛豌)也能充饥。毛豌豆长得袖珍,连壳带芯,只有豌豆大,颇对不住它赖以栖身的粗枝茂叶。剥去外壳,它的芯子仅绿豆大。因为含油,毛豌豆炒熟后挺香。只是炒这迷你豆,要耗费柴火煤炭。而且它结得不多,凑够炒一锅的量,需要耐心,所以家里难得炒一次。听说生吃有毒,但我还是得空时,捡一把,揣兜里,剥几颗,塞嘴里。 还有一种贴地长的小青草,草梗紫红色,貌似甘蔗,嚼起来有一丝微甜味。当我饿得头晕眼花时,会悄悄扯几根这“微型甘蔗”,洗洗搁嘴里。 遛黑市 大锅饭吃了约大半年,颓势尽显,难以为继。终于,在上级撤销令和人们的怨声中,结束了。 众人的饭碗重又回归各自家庭,面对有限的粮油供应,普通百姓头脑中的各种“刨食”对策和创意,被空前地激发出来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以往绝对禁止的自由贸易(那时称为黑市),如雨后春笋,从城市的角角落落钻了出来,政府则对此眼开眼闭。经济宽裕的人家,总算找到了打发多余钞票的地儿,纷纷涌向黑市,购买高出票证限价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食品。因为市场姓“资”,芝麻官或一般党员怕被人发现后,会被指“立场不坚定,助长投机倒把”。所以,他们去那里,有点像“鬼子进庄”,偷偷摸摸地。  
黑市交易(网图) 我家六口人,全靠母亲当中学教师的工资养活,没余钱到黑市潇洒,但也有三次例外。 第一次,母亲揣着好不容易攒的十元钱,带我到大阳沟菜市场附近的黑市,买煮熟的咸鸭蛋。母亲挑了六个,交给卖蛋大妈。怕“抓精”(饿慌了的扒手)祸害,大妈将蛋放在一起,用一块布盖上了。母亲点好钱,正要递给大妈。突然,一只脏手进出布单,如疾风迅雷,一只咸鸭蛋秒间没了影。母亲还未回过神来,大妈又一把夺过了母亲手中的钞票。因为咸蛋是经大妈之手放的,心痛的母亲遂与大妈理论。可那大妈饱经买卖风云,更何况,她靠此为生,也输不起,必然锱铢必较。于是,她调升八度,嘴炮如雨。身为知识分子的母亲,不善与人争辩,哪是她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强弱顿显。母亲只好自认倒霉,收起五个鸭蛋,拽着我的手,气鼓鼓地离开了。 第二次,母亲带我们到小什字,吃有名的“九园”包子。饥荒年间,票证配给供应外的所有食品,都是高价。“九园”包子0.6元一个,骨头汤0.5元一碗。0.6元钱,如今听来确实便宜,但在饥荒年之前,肉包子0.08元一个,0.6元可买一个大南瓜。小包子与大南瓜,体量如同小兔与大象,差距悬殊。但此刻,小包子在我眼中,简直就是可爱无比的洋娃娃。母亲给我们各买一份(包子和汤),让一直只能看着有钱人进出的我们,多少满足一下口腹。香气扑鼻的包子,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舍不得下手。直到母亲说“冷了就不好吃了”,我们才用手掰下一小块,小心翼翼地放嘴里,等包子面皮在口水作用下,变成纯甜味,再郑重其事地吞下去。 “九园”包子虽比一般包子秀气,但不像后者,一口咬掉一小半,还不见芯。肉馅足的包子,下肚后,从嘴到胃,肉香萦回,呼口气、打个嗝,都能让近旁的人闻到肉香气。白如玉液的骨头汤,我们舍不得喝,开始时,用筷子蘸蘸,放嘴里舔舔,后来才用小勺,一点点地往嘴里送。那是我们最幸福的一天。此后好长一段时间,我和二哥都沉浸在对那顿美食的绵长回味中。 第三次,母亲领着大哥去办事,到下午了,两人还没吃午饭。看着大哥蔫蔫的模样,母亲给大哥买了一个高价包子。大哥刚将包子放嘴边咬了一口,身边便如旋风刮过。待他回过神,手中的包子已无踪迹,定睛一瞧,只有不远处“抓精”飞逃的背影。好在他还剩奋力呼喊的力气,“哎,我的包子!我的包子!”痛惜而沮丧的声音,穿过马路,街中回荡,引得见惯不惊的两、三路人,向他投去同情的目光。 国营食品店也有糖果糕点供应,但都要凭票,有钱也白搭。 糕点每人每月二两。一家人的糕点票,一个月能买一斤二两。凭票买的糖饼,一个月吃上两个,便感觉心在淌蜜。那时,母亲难得带我们上趟街,但只要走到糖果店,我们便会隔着玻璃橱窗,咽着清口水,偷偷地向内张望,里面的桃酥饼和蜜麻花,就是“诗和远方”。 一天,母亲带我去买凭票供应的糖果糕点。出了商店,母亲掰了半块糖饼递给我。手捏饼子,我心花怒放,数着饼面上的芝麻粒,不觉中与母亲拉开了几步远的距离。我正要张嘴啃饼,突然,身后传来“给我吃点吧”,声音小且沉。我吓了一跳,转过身,看到一位身着工装、头发花白的中年人立在身后,饥渴地盯着我手中的饼子。我本能地用手捂住饼子,快步跟上了母亲。那一幕,在我脑海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几十年来,每每想起那哀求的眼神、沙哑的嗓音,心都隐隐作痛。   国营商店(网图) 糖果每人每月一两。每次母亲买回硬糖,就装进桌上的罐子里,周六晚上,一人分两颗。我们很自觉,不会去偷吃。一次,我们展开糖纸,发现糖果表面湿漉漉、光溜溜的。原来,二哥没管住自己的嘴,将最后剩下的几颗糖剥去糖纸,偷偷地呡了一遍,再完璧归赵。没过几天,我们又发现,小糖罐里垫底的几颗“光咚咚糖”(未提纯的进口古巴糖,褐色。做成糖果后,不包糖纸,外裹一层粗颗粒白糖),像被水洗过,几乎粘为一体。面对我们疑惑的眼神,二哥倒是痛快,直言“我呡了”。此时的二哥,只要糖能碰嘴唇,管他丢人不丢人。我们知道二哥的性格,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如此不“光明磊落”。见大家都要求母亲原谅二哥,母亲没有责备,沉下脸吐出一句:“绝不能再有下一次!” 母亲买凭票供应的糖果糕点,一般去离家不远的华山玉糖果店,但有一次她舍近求远,去了解放碑的冠生园。原来,她听说华山玉糖果店早上开门时,发现地上躺着一个人,双目圆睁,已经死了。他的身边,有一些散落的饼干,装饼干的纸箱里,饼干少了不少。这个饿慌了的人,想必是半夜钻进店里,吃了大量饼干,又没喝水,随着饼干在肚子里慢慢发胀,把他活活撑死了。“可怜啊!他死的时候,不晓得好难受”,母亲边说边叹息。 饥饿像魔法,不久就让我们瘦得脱了相,特别是我和二哥:脸若刀削,笑起来嘴角似乎要抵达脖子根,胳膊如鸡腿,浑身除了骨头好像只剩了肉皮。上课时,眼睛瞟着窗外,看见飘下的一片黄叶就想:若飘下的是一块包谷粑粑就安逸了;做作业时,手会微微颤抖,写的字更像鬼画桃符;走路时,脚像踩在棉花上,高一脚低一脚地。最难受的是胃,“咕咕咕”地不断叫唤,难得一回多喝了点儿包谷羹,打个酸嗝,还不舍得吐掉酸水,猛地咽下去,一不小心又把自己呛着了。再后来,胃像腿肚子一样开始抽筋,一阵猛过一阵的疼痛,让人好一阵子缓不过来。还有肠子,饿极了的时候,感觉里面似有小虫子在爬,痒痒地。 大哥是家中唯一的“壮劳力”,包揽了一应重活。我家住二楼,自来水、厨房都在楼下。全家人每天的用水,基本由大哥手提一只二十来斤重的水桶,从离家二十多米远的地方拎回来。夏天,一家人的洗澡水,需要大哥来来回回地跑五、六趟。房间没下水管,倒洗澡水,靠他用大木盆端下楼。饥荒年间,终日饥肠辘辘,他拎水桶时,手打颤,端木盆时,腿抖索。正是吃长饭的年龄,营养跟不上,一年不到,他的视力急剧下降,上课坐后排,完全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不得不配了眼镜。 黑市五花八门的商品交易,是城市吃紧的物资供应的缓冲剂,拥有它们的前提是,口袋里有足够的钞票。那时,普通家庭每人月均生活费十几元,贫困家庭甚至只有几元,想购买这些高价食品,掰指算算,也明白够不够。那些经济相对宽裕的人家,即便为了嘴巴舍得花钱,但钞票却撵不上“黑市”物价的涨幅。到后来,就是那些箱底有存货的少数有钱人家,也渐渐感到囊中羞涩了。 只要尚存一口气,“斗饿”就得动脑筋。吃不饱,又没钱逛黑市,困窘中的人们,走上了自力之路。
挖野菜(网图) 挖野菜 初始的自力之路是到郊区农村挖野菜。  每到星日,三个哥姐每人背个背篼,带上五个包谷面馒头,到大溪沟河边乘过河船,直达嘉陵江北岸。过河后,再走几里路,到五里店一带“寻宝”。由于早上喝的稀饭,三人刚过了河,胃便空了。想着反正馒头早晚要吃,早吃早享受,于是未等开工,哥姐便把当午饭的馒头啃个精光,结果从中午到晚上,都饿着肚子。 来到田边路旁,坡上沟底,三人手握小刀,睁大双眼,一路搜寻,将野菜一棵一棵地从土里挑出,一兜一兜地连根拔起。 地地菜(荠菜)形如其名。贴地而长,爆接地气。叶小色深的它,清香中略带鲜味,堪称野菜极品。看到地地菜,哥姐便喜形于色,快速上前,小心翼翼地用小刀连根挑出。若一趟挖到了足够的地地菜,就意味着这个星期可以吃上一顿素菜包子。               与二姐拔地地菜(2008年) 清明菜姿色迷人。白蒙蒙的全身,似倍受雨雾青睐。它吃起来绵扯扯的,用它和着面粉烙饼,倒是不错。只是,每人每月仅二两菜油,清明菜又格外“吃油”,所以,烙饼轮不到它头上。但它和着面粉蒸成饼子,绵扯扯倒变得有嚼头了。 空头菜亦如其名。从主干到支干,全部空心。浅淡绿叶,神气活现地伸展,顶部白花,如打开的小降落伞。它块头大,招人眼,往往被先到者挖走。它的口感无特色,不苦不酸也不鲜。 马齿苋浑身肉乎乎的。茎秆紫红,叶片碧绿,看着就招人爱。因它能清热解毒,菜药价值集于一身,所以很受母亲夸赞。它味酸,得用水焯一遍,才能入口。我们吃它,如同嚼山楂,倒也陶陶然。 野苋菜生就一副有机菜模样。淡绿的茎秆叶片,一望便猜它营养肯定丰富。它长速快,不让寻宝者淘神费力。它的口感虽不能与地地菜比拼,但同样让人嘴巴爽快。 野香葱身形独特。光脑袋白白圆圆,绿叶子细细长长,典型的头脑发达四肢简单。它无论拌在菜里提味,还是直接撒上盐下饭,都辛香四溢。哥姐每次挖野菜回来,只要背篼里有一把野香葱,我们就有幸福果实从天降的感觉。 哥姐“寻宝”,能遵循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教诲,但也偶犯小错。一次,大哥见水塘边缘的小荷露出尖尖角,以为是漏收的残藕,伸手便拔,心想今儿捡到大𤆵活(大便宜)了。谁知,藕刚扯出水,就有农民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逮个正着。原来,这是生产队刚栽下的藕,社员早已在此布网严防。大哥被带到生产队队部,看见一屋子正在开会的人,他心里发毛,腿直抖索,一迭连声“我不知道是刚种下的”。生产队长要他写检查,他如实陈述事实,还深挖思想根源,表示“坚决改正、决不重犯”,并在检讨书上,写明自己是41中学初三某班的学生。只是签名时,他灵机一动,落了假名。 大姐找不着大哥,顺着小路,边找边喊。来到一座旧房前,不料正是生产队队部。她守在大门口,不停地叫“哥哥”。生产队长见大哥不像小偷,“认罪”态度诚恳,又是十来岁的细娃,他也不想为这种芝麻事淘神,就把大哥放了。出得门来,大哥强装镇静,候在门外的大姐,虽不知到底发生了何事,却已是双腿打闪。 大哥人虽被放出,心却还悬着,生怕那份检讨书寄到学校而影响中考,若如此,那自力之路的成本未免也太高了点。惴惴不安一个多月,终没见动静,才松了口气。大哥本就胆小,再经此一劫,想想都后怕,以致此后多年,见着塘藕都绕道而走。 饥饿的折磨,激励着哥姐多挖野菜的执念,在乡间田野一转就是一整天。天气热,时间长,三个平均年龄不到十四岁的大孩子,会脚𤆵手软,哈欠连天。于是来个劳逸结合,坐田埂边,躺山坡上,听溪流淌水,看乡野风光。 一次,哥姐坐在小河沟边,突然看见一条小蛇沿着河边的石头缝,快速往上爬。再一瞧,一只小鸟杵在那儿,一动不动。“菜花蛇咬倒缺块(土黄色小青蛙)造孽”,惨剧就在眼前。哪知小鸟是装睡,见势不妙,“扑棱棱”逃之夭夭。 暖阳下,哥姐躺着躺着,进入了梦乡,不多会儿,便浑身酥酥痒。“蟥司蟥司蚂蚂,请你家公家婆来吃嘎嘎”。原来,蚂蚁们纠集七姑八舅,把哥姐当嘎嘎(肉),正啃得酣畅。以前,只听说过“蚍蜉撼树”,没想到灾荒年,蚂蚁也饿昏了头,麻起胆子要啃人肉。 累了歇气时,哥姐会玩“打官司”的游戏。扯一把官司草,取一根最粗壮的,各绾一个小环,再分别将自己手中的草,从对方的草圈中穿过去,各自拉着自己的草使劲扯。官司的输赢,以谁的“官司脑袋”(草穗头)未被斩首(草穗头与草茎分离)而定。赢的人,大拇指顶着鼻尖,幺指头竖得笔直,洋洋得意地左右来回晃,一连串“该我翘!该我翘!”。输的人,一口一句“我的草太细了,再来、再来”。 有时,野菜实在难找,哥姐会用官司草编只小草笼,捉两只绿蚱蜢或丁丁猫儿(蜻蜓)放里面,带回家给二哥玩。因技术不过硬,他们编的草笼,如同“瘪头砂罐”。 后来,哥姐发现小河沟里,可以捞到“万年䱗”(一种似乎永远长不大的小鱼),便用铁丝和纱布做了一个渔网,在小河沟下游,用泥巴筑堤,在堤中间留个小口,安上网,等鱼儿自投罗网,装铁皮罐子带回家。一来二去,哥姐的捕鱼经验越加丰富,每周日挖一趟野菜回来,基本有约半斤的收获。母亲用面粉和着小鱼,煎成粑粑,吃得我们恨不能天天过周日。   捞鱼(网图) 饥荒年间,城里人每月尚有粮食定量供应,完全靠天吃饭的农村人,则无此福分。因此,野菜同样是农民填饱肚子的希望。好在重庆近郊农村,主要靠种蔬菜供应城市为生,所以,农民还没完全到靠挖野菜度日的地步。否则,城里人齐去凑热闹,农民情何以堪?即便如此,野菜的长速,也赶不上城里人的挖速。渐渐地,嘉陵江北岸的野菜越来越难挖。好几次,哥姐忙活一天,每人只背回小半背篼,进得家门,很是无精打采。 不得已,哥姐转战到长江南岸。三人先乘轮渡过江,再翻山越岭,到黄角垭一带觅宝。可哪里都一样,都有人在找、在挖,大半天下来,哥姐收获甚少。一次,三人沿着河边往回走,突然发现豆腐厂在河滩发豆芽后,留下极少量没清扫光的绿豆芽。三人俯身弯腰,一根一根地捡,居然捡了半撮箕。 第二个星期,他们准备过河再去捡豆芽,走到神仙洞街,一架滑竿一头一尾两个人,抬着一个用破布裹住半截身子的人。滑竿从他们面前经过时,旁人说是“饿死的”。哥姐第一次近距离地瞥见如此瘦骨嶙峋的人,恐惧加难受,中午都没咽下馒头。 再后来,哥姐出门的时间越来越早,常常是天刚蒙蒙亮就动身。他们走后,从傍晚开始,我和二哥便不时跑到不远处的坡顶,站在路口向坡下张望。冬天日头收得早,约莫五点多钟,天色开始暗淡下来。天黑尽后,月泻朦色,风摇残枝,若明若暗的路灯光影,幽灵般在我俩身上晃荡。 山坡长路静悄悄,偶尔一声野猫凄嚎。我俩的心抓紧了,细脖越伸越长,望眼越睁越圆。路的尽头,总算看见人脑袋了,一个、两个、三个,踏上石梯坎了,正低头缓步爬坡。我俩冲下去,伸手接背篼,不给,回转身,往家飞跑,“咚咚咚”上楼,“妈妈,他们回来了!”哥姐进得家门,匆匆洗手,上了饭桌。母亲忙不迭端上冒着热气的红苕和菜汤,坐近旁,欣赏三人的吃相。 野菜告急。哥姐打听到大溪沟河边,时有从大足、潼南、合川等地来的菜船。菜卸完后,船工便将舱底残存的烂菜叶倒入河中。“斗饿”又现生机了。周日下午,两个姐姐直奔河边,两三个小时守株待兔后,能捡到大半背篼包包白(圆白菜)、黄秧白(大白菜)的外叶。菜叶虽老,且有的已经腐烂,但削去烂的部分,仍不失为好食材。运气好时,小得可被忽略的红萝卜、红苕、土豆、芋儿,会照顾她俩的眼。但这一“生食之道”,很快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地,河边人头攒动了。再后来,烂菜叶哪怕收钱,也捡不到了。几次无功而返后,她俩放弃了。 不光挖野菜,我们还捡现成的野菜。 校园里有不少黄葛树,它们历经风雨,干粗根深,枝繁叶茂。黄葛树是土木耳的家,雨后天晴,几天功夫,树干上便冒出一朵一朵的木耳。哥姐放学后,爱到几棵特别能长土木耳的树下侦查,巴望有点搞头,有时还真能摘回半书包。如今,土木耳是重庆人点火锅菜的“常客”。饥荒年,能吃到它,即便不能与吃肉相提并论,也算得上半荤半素的上等菜。 学校教工宿舍新三栋的公用厨房,底部靠几根木柱支撑,形似吊脚楼,楼下和近旁,藏着几个大的构树桩。一天,大姐发现树桩根部,一丛丛无名野菌如芊芊玉女,密密麻麻挤作一团,颇似如今菜场卖的金针菇。她扯了一把,捧回家,问母亲“能不能吃?”母亲也拿不准,便按照老办法,在野菌中加入大蒜,先煮一遍,倒掉头一道水后,再煮一遍,然后自己当“第一个吃螃蟹者”,在确信无毒后,再让我们吃。味美无比的野菌,放嘴里,如同品尝凤髓龙肝。此后,只要遇到阴雨天,大姐就跑到吊脚楼查看。害怕用手拔,野菌会“断子绝孙”,她便用小刀子,一点一点地割。 还有鹅儿草。头尖身圆的小绿叶,石缝间、坎脚下、厕所旁、墙旮旯……哪里有土哪安家。鹅儿草属正宗野草族,以前是纯粹的猪饲料,但那会儿,早已荣登我家饭桌了。饥荒年间,学校保留了饲养场,喂了几头猪,准备过年时给师生改善伙食。但人尚且吃不饱,猪儿自然也苗条,学校便派学生到郊区农村,给猪儿割草。 每次割草,大姐特别卖力,割得满满一背篼,还在上面压了又压,按了又按,让老师挺感动,夸她劳动积极肯干。然而,每次她把草背到饲养场,饲养员张老头过磅后,报出的重量却总比其他同学轻。老师挺纳闷:明明看见你割了一大背篼嘛?啷个(怎么)一过秤就少了呢?原来,大姐自导自演了一出“半路打劫”。快到饲养场时,她拿出书包,偷偷塞了满满一包,先送回家,再将背篼中剩余的草,用手扒松,高高垒起,看上去仍然满当当。后来,嫉偷如仇的大姐,哈哈笑着自嘲“我也有过不光彩的历史”。 素的要捡,荤的更不能错过。一个酷暑下午,惊雷挟着倾缸大雨,漫天砸下。母亲从教研室匆匆赶回,见大哥不在家,问“你哥哪儿去了?”我们答“他说去锻炼”。母亲狐疑:“这么大的雨,去哪儿锻炼?”于是对着篮球场,连喊几声,没有回音。半个多小时后,风停雨住了,浑身透湿、气喘吁吁的大哥,手里捏着一只麻雀回来了。  
活捉麻雀(网图) 一到家,他兴奋地压低嗓门:“今天晚上有肉吃了”。原来,他到足球场跑步,见一只麻雀,大约被暴雨打晕了,飞不动却不停地飞。大哥狂追一气,麻雀扑腾一阵,可怜的麻雀,最终还是成了大哥的掌中物。为此,大哥挨了母亲的训:“不晓得雷暴雨天,人在空旷地行走,很危险吗?!”大哥当然知道。只是,为了让我们沾点荤腥,他一时顾不到这些了。 于今想来,大哥一介书生,不顾斯文,敢对麻雀下手。这是什么精神?饥寒交迫的精神! 大生产 外面野菜越来越难挖,人们转而内部挖潜,各家纷纷开展大生产运动。 41中的三个操场,东面都是山坡。坡上坡下,除了长夹竹桃、构树,空地不少。这一般城里人家不具备的条件,给家住学校的教工家属,提供了自力更生的舞台。于是,抡起锄头自己种菜,渐成大家的热选,尤其是家庭经济条件差,家中又有点劳动力(有读中学的孩子)的家庭,对这条共克时艰之路,更是情有独钟。我家位于第一操场(篮球场)的半山坡,子女又多,种菜自然不落人后。 论种菜,哥姐略知一二。那是1954年,全家随母亲所在的重庆师范学校,从市中区大同路搬到北碚区团山堡时的事。     当年在团山堡的住房(2014年) 因住房附近是山坡,母亲一为节省开支,二为培养哥姐的劳动习惯,三则免得大哥到厕所倒尿罐,下石梯坎时滑倒。于是,她利用寒暑假,教哥姐种菜。母亲挖个土坑,将一只瓦缸放坑里,每天早上,大哥提起尿罐,将家人积累一夜的“真金”,倒缸里沤起来。母亲又带哥姐在房前的坡下,挖出两小块地,种豇豆和青菜,还在窗前牵绳子种丝瓜。母亲工作忙,平日没功夫打理菜地,哥姐不到十岁,体力有限,所以那时种的菜,长势不旺。但母亲这一举措,既让哥姐知道了种菜不能用新鲜的有机肥,又救了饭桌上蔬菜临时断档之急。 饥荒来了,哥姐少时积累的点滴种菜经验,派上了用场:挖坑、埋缸、沤肥;在杂草丛生的坡下,清理出几块地;撒下菜籽,天天浇水,隔天施肥;利用课间操回家蒸“罐罐饭”的空隙,到菜地打望;不懂就问母亲,请教班里的农村同学……很快,我家菜地碧油油,欣欣向荣给盼头。中饭或晚饭前,我们端着筲箕到地里,掐尖、摘叶、掰梗……喜滋滋,乐颠颠。  
种菜(网图) 牛皮菜“憨”,给点粪水便浪漫。绿油油的菜叶皮,看似油水足,挺勾食欲,实则含碱,很刮油水,半碗下肚,感觉痨肠刮肚。煮牛皮菜的水,可用来洗衣服,补了肥皂的缺(每人每月凭票供应四分之一连)。二姐勤快爱干净,看见牛皮菜水泡的衣服,不由分说抓到搓衣板上,“刷刷刷”就是一阵猛搓。费力少,长势好,能吃能用的牛皮菜,始终是我家菜地的主角。可爱的“牛皮”,实用而不吹,饥荒岁月的救命恩人!只是,每次吃了牛皮菜,我们会盼:啥时能吃一碗肥肉坨坨炖大白萝卜。 藤藤菜(空心菜)种在靠近水龙头和倒水处的坡下,因水源丰富,长得水淋淋的。买不起酱油,滤过水的藤藤菜,撒上点儿盐,我们吃得津津有味。我家藤藤菜的长势,让个别不劳而获者惦记上了。好几次,我们都发现菜地像被狗啃,嫩尖及至长藤,踪影全无。见此,我们手拍额头,一声“我的天!” 苋菜不像牛皮菜性急,长得挺有耐心。大约因为它吸取的土壤精华多,味道堪称菜中极品。每次吃苋菜,最舍不得倒掉的是菜汤,红红的汤汁伴着饭粒,饱眼福,润肚子。每次吃苋菜,我都是先刨光半碗苋菜汁饭,再用开水涮碗,仰脖子咕嘟咕嘟喝干。滋润劲儿,似现在喝红葡萄酒。 还有红苕叶。以往的猪饲料,如今的养生菜。那时,我们用它焖干饭,绿菜叶夹杂白米粒,像珍珠撒落翡翠堆中,但因缺油,吃来泥土味重。即便如此,能吃上这种饭,也是莫大的享受。大约红苕叶霸占了红苕的养分,叶茂密,果就稀,还一副歪瓜裂枣相。偶尔,找到一个约二、三两重的“大”红苕,我们像捡到粮票般开心。 除了种蔬菜,我们还种瓜。 种南瓜比较省事,撒下种子,基本无需经佑(照料)。南瓜叶毛多,但若没老到嚼不动,我们会煮来当菜吃。南瓜花有股闷闷的香气,摘下来,水焯一下,拌上面粉烙成饼,味很美。大姐教我辨认南瓜花的雄雌,告诉我“千万不能摘雌花,不然就收不到南瓜了”,还教我摘下雄花,将花粉轻轻弹到雌花花蕊中:“这样南瓜才长得大”。每次摘南瓜花,我会边摘边唱“南瓜藤开黄花,开黄花,吹起金色的小喇叭,谁来给我传花粉,传花粉,我把蜜糖送给它……” 种丝瓜要搭架子。大哥在屋后的坡上,费劲搭了几个。一天下大雨,架子全被冲倒了,瓜秧也被打得七零八落。大哥随后又搭了几个,还见天提个小粪桶,登上只有半个脚窝宽的路,给丝瓜施肥。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多月后,我们总算摘到了果实。在哥姐的精心照料下,丝瓜们长得越发来劲。那个夏天,清水丝瓜汤隔三差五就盘踞饭桌。 但无论啥瓜,稍长大点,就得提防有人顺手牵羊。放学后,二哥像电影《鸡毛信》中守护消息树的儿童团员,拿份《少年画报》或《少先队员报》,爬到坡上,边看书读报,边守护瓜儿。 自力更生基本解决了吃菜难。然而,有限的粮食定量,仍让人饥火烧肠。那时买粮,要凭粮本去粮店买。因为事关肚皮,所以大人们练就了识别秤星的火眼,有人甚至准确到能识出少了二两、缺了半斤的程度。 肚子虽饿,人们的工作量并未减少。母亲除了几乎整天上课,还要辅导早晚自习,写教案备课听课,批改作业出题考试,开会听报告政治学习……她实在太忙,便将购粮任务交给了大哥。一次,大哥买回20斤面粉,母亲手提面袋,怎么掂量都感觉分量不足。母亲要去找粮店,老实巴交的大哥,觉得是自己的错,对母亲说“我一个星期不吃饭,可以把少称的面补回来”。但,这是全家人一个月的细粮啊!更何况,怎么可能让大哥饿一个星期肚子?!母亲责备大哥“太㞞了!”带着大哥直奔粮店。还好,经粮店核查,的确少称了五斤。认账,补足。“瓦漏偏遭连夜雨”,终是虚惊一场。 自家种的菜,从地里到嘴里,少不了炊烟一环。父亲因车祸突然离世后,母亲鉴于家庭收入锐减,带领我们内部节流、外部开源。渐渐地,家中烧饭的燃料,一半来自买的煤炭,一半来自我们拾柴火、捡煤炭花。 住北碚时,家里炒菜多用柴火。周日或寒暑假,读互助村小学(重庆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三个哥姐,由大哥领着,到缙云山刨松毛、捡松果。     捡柴(网图) 搬到市区后,原以为靠山吃山的路断了。没想到,位于渝中半岛嘉陵江一侧的41中地处山洼,坡上树木密密匝匝,我们的拾柴家风,又有了传承地。每逢周日,哥姐喜欢到树林里兜兜转转,遇到刮大风,便急切地冲出家门,拉断干、捡枯枝。 哥姐去挖野菜后,二哥接下了捡柴活。但他看不上小枝丫,倾心老树根,时常钻进树林,东寻西找。没承想,老树根是土地爷的胡须,二哥敢去捋,土地爷自不依。那天,他又掏又刨,一番忙活,老树根拉出土了,他也仰面朝天倒地了,后脑勺生生被土地爷敲出个大血包。怕母亲责备,他回家后没敢吱声。直到晚上睡觉时,二姐发现他的头成了“开山脑壳”(斧头状,即从前额到后脑勺很长),才告诉了母亲。 小小树林,枯枝败叶有限,好在“天无绝人之路”。41中以住读生为主,食堂、开水房、洗澡堂、饲养场的烟囱,日日烟云升腾,煤渣也就频出。两个姐姐只要得知下午学生食堂要出煤渣,必定早早候着。捡煤炭花的小孩多,校内校外的都有,主要是校内员工的子女,但教师子女中,仅我们一家。 每一次,当挑着满筐煤渣的厨工来到煤渣堆,大家争先恐后,一拥而上,两个姐姐总是冲在前头,甚至等不及厨工推倒箩筐,手就伸进了筐中尚冒热气的炭花。为此,俩人的手都曾被烫出过水泡。使劲刨,玩命捡,她们每次都能拎回满满两大撮箕。我自上小学后,便跟着她俩奋战煤渣堆。再后来,捡煤炭花几乎成了我业余生活的主旋律。 在那饥饿不堪的岁月,真得感谢41中校园,让我们获得了捡拾便利,给我们提供了种菜条件。那几年,母亲起早贪黑玩命工作,我们挖野菜、捡烂菜、种蔬菜、拾枯枝、刨煤炭花……为了一张嘴,全家人拼了! 别饥饿 大饥荒开始时,我只有5岁多,尚未感受到肚子饿的滋味。从6岁多吃集体食堂起,饥饿于我,仿佛风暴突然降临。只是,挨饿的日时一长,不正常的生活,似乎变得正常了,以为日子就是这般模样。直到有一天,母亲叫我到食堂,看看有没有肉菜卖,我这才“梦觉啄醒了”(回过神来):又有肉吃了! 那天食堂没有肉菜,只有煮茄子、炒藤藤菜。失望之余,听见母亲在坡上大声问我:“有没有回锅肉?”冒着被厨房师傅呵斥的风险,我站在两块重叠起来的半截砖头上,将头伸进了卖菜窗口。在确信没有后,正准备离开,转头看见一位老师端着一碗水煮茄子。我像看到了救星,奔出食堂,朝母亲大喊“妈妈,茄子上面有油珠珠儿、油珠珠儿”。我盯着这碗茄子,挪不动脚,直到母亲再三喊我“回来,回来,不买,不买……”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食堂。三年不识油花模样,那一刻,数得清的几颗油星,对我太有吸引力了。  不久,听说一些副食品敞开供应了,且是平价。母亲闻讯,赶快在周六晚上,领我们到冠生园食品店,大撒把地买了两斤杂糖(京果和明果)。母亲一般不准我们在马路上吃东西,更不准我们咀嚼时,嘴巴整出动静。而且,她牢牢掌握着分发食品的权利,力求公平合理。然而这天,她破例了。出了商店,母亲打开纸包,让我们自己拿,我和二哥只怪自己手小。但人小心不小,我俩都展开五指,狠狠抓了一把。杂糖嘴里嚼,幸福心中跑,我们嘲笑对方“猪哒嘴巴”,你勾我一脚,我赏你一拳。那个夜晚,星星特别亮,月亮特别圆,母亲格外和婉,我们格外开心。 后来,有天吃晚饭时,母亲告诉我们,下午全校教职工开会,听传达文件:中央开了会(七千人大会),生活会很快好转,以后不会饿肚子了。似懂非懂的我,对母亲说的这些,不感兴趣,也听不懂。我唯一关心的是,以后每个周六晚上,是不是都能吃到杂糖? 多年后,全家人一起翻看老照片,看到当年的尖嘴猴腮相,我们一口咬定:“肯定是照相馆拍走了样!”母亲却说:“‘拍走了样?’你们当时为啥没发现?那时你们就是这样!尤其是俩小的,本来体质就弱,瘦得手腕上的皮,一扯老高,忆石都八岁了,才34斤,我都担心喂不活了”。   摄于1962年 60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城里人,当年因为有限的粮食配给,尚且对饥饿记忆犹新,那些只能听天由命的农村人,忍受了怎样的饥饿之苦?这是当时绝大多数城里人无从知晓,也无法想象的。我所知道的仅仅是,1969年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后,无论是在偏远山区插队的我哥姐,还是在重庆郊县农村落户的我先生,都曾从农民口中听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所在的生产队,都饿死过人,有的家庭甚至绝了户;生产队开忆苦思甜会,农民开口就是“三年自然灾害”饿肚子的经历……因此,当我庆幸自己终于熬过那几年时,也明白了在那个年代,还有更多的人,比我们活得更艰辛,更不易。 如今,早已告别饥饿的我,看到食品店、超市中琳琅满目、五花八门的吃食,总会想:要是年少乃至年轻的时候,有这些东西吃,该多好啊! 别了,手持购粮证的长龙,别了,挖野菜的背篼,别了,沤粪肥的土缸,别了,装煤炭花的撮箕……愿它们,在随历史烟尘淡去的同时,能不时提醒后人:饥饿的可怕与可憎。                                                       2021.1.21
郑忆石写字楼 发小,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郑忆石:我的大学校园生活 我看到考场赶出一个作弊者 郑忆石:我的教研室同仁 郑忆石:姐姐哥哥的插队生活 他们给了我专业知识的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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