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篇长文：傅雷之死：疾风迅雨无安处

今天是傅雷的忌日。
50年前，距老舍投湖的日子只过去了10天，傅雷和他的妻子朱梅馥也选择了“自绝于人民”。
看过一些法国文学的人，不会不知道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也大抵知道优秀的译者傅雷先生。《约翰·克里斯朵夫》开卷第一句：“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这样的翻译手笔，至今凛凛生风，力透纸背。
即使没看过这些文学作品，也往往知道《傅雷家书》。“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 每天清早六七点钟就醒，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满纸温情，脉脉流淌。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是当年傅雷为《约翰·克里斯朵夫》所写的译者献词，如今再读，几为谶语。
一只“墙洞中的小老鼠”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以为傅雷夫妇是服毒自杀的。
但是在上海市长宁区公安局，有这样一份“死亡档案”，档案的牛皮封面上写着：
案别：上吊自杀 违反治安管理人：傅雷、朱梅馥 受理日期：1966年9月3日 结案日期：1966年9月12日 承办单位：长宁分局治安科
简洁明了，不容置疑，傅雷和妻子朱梅馥是上吊自杀的。这也是傅雷的传记作者叶永烈先生经过多方求证实地考察之后取得的一手资料。如今，我们已经无意去追究傅雷夫妇的死亡方式，不管是服毒还是自缢，都影响不了我们对于他们的追思与缅怀。但是在档案中却有一个细节，令人久久难以平静，那就是当时办案人员对傅雷夫妇的定性是“违反治安管理人”。违反、治安、管理、人，只这简单的七个字，几乎就将彼时风雨如晦的现场砸到了我们眼前。
可以想象，不只是傅雷和朱梅馥二人在死后如此被盖棺论定，草草收场。
傅雷一生都在探讨如何做好一个“人”，教育儿子傅聪的时候也在反复强调“先做人，再做艺术家”，死的时候却被冠上了这样一种“人”的身份，他若地下有知，不知是可悲，还是可笑。
好友柯灵曾用这样的句子给傅雷描绘了一幅肖像：“他身材颀长，神情又很严肃，给人印象仿佛是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
傅雷（1961年）
傅聪也曾用他艺术家的敏感在心中勾勒过父亲的形象：“我父亲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一个寂寞的先知；一头孤独的狮子，愤慨、高傲、遗世独立。绝不与庸俗妥协；绝不向权势低头。”
几乎所有的评价与回忆都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严肃认真、固执骄傲、像硬米粒儿一样的傅雷，但是傅雷却说自己是“墙洞中的小老鼠”。
杨绛回忆说：“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
骄傲与坚硬只不过是傅雷的外壳而已，内里却是极度温柔极度脆弱的。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但人性毕竟是复杂的。讲起“朋友”们的伤害，傅雷虽然愤之讥之，也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杨绛深知傅雷的品性，“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有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
这样一只“墙洞中的小老鼠”给自己起的笔名却是：疾风、移山、风、雷、迅雨，等等，寓所的名字也是“疾风迅雨楼”。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他幼时名字的注脚，他最初的名字是傅怒安，“文王一怒而安天下”，取自《孟子》。傅雷的一生，虽说深深浸润西方精神，但在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生。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他的死，他的“自绝于人民”，大抵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品格。文章直至饥臣朔，斧钺终难屈董狐。说的就是傅雷身后千千万万的死节之士。
其实在傅雷自杀前的十年间，就有了种种赴死的先兆。1957年，傅雷被指为亲美反苏急先锋、“中间路线”的代言人。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想保傅雷过关，好心暗示傅雷不妨将检讨的调子定高一点，哪怕是说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行，以给人“认识深刻”的好印象。但是傅雷并不接受这样的好意，冷冷地说：“没有廉价的检讨。”周又让柯灵前去说服，但傅雷的回答依然斩钉截铁：“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的‘深刻检查’！”后来经过朋友多方奔走，终于勉强“过关”。但一位领导来沪后认为上海右派太少，为填充名额凑数，傅雷还是被加进了名单。
1958年4月30日下午，例行批判之后，傅雷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一直到半夜，傅雷也没有回家。朱梅馥忧心如焚地等待着，因为她深知傅雷的性格，他是一个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人。她生怕他再也回不来了。很久很久以后，终于有了敲门声。进门后，傅雷只是和妻子黑灯对坐，默然无言。良久，才长叹一声：“如果不是因为阿敏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所以傅雷之死，并非一时抄家后的偶然灰心。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心灵，也不能违反自己的逻辑，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他多次谈到过“死谏”的问题，对傅雷来说，“死谏”是所谓不妥协精神最极限、最积极的表现。人必有死亡，而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离开的并不仅仅是傅雷自己
今天，我们纪念傅雷，但我们也不应忘记，那个晚上，在上海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的家里，傅雷并不是一个人孤零零地离开了世界。
今天，我们读到精妙的傅氏译著和深情的傅雷家书，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傅雷”并不仅仅是傅雷自己，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还有另外一个灵魂隐居在这些文字里面。
杨绛曾说，“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我们总记得傅雷的“硬”，却似乎从未认真想过，朱梅馥的“软”是如何存在的。她一直以傅雷夫人的身份被人们所谈论，但在某些方面她比傅雷承受得更多。
“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的折扣吧。”杨绛如是说。
好友周朝桢也说：“像梅馥这样的人，我一生从未见过第二人。用上海人的话讲，她是阿弥陀佛，活菩萨。她受的是西方式教育，听音乐、看书画、读英文小说都起劲，但性格却完全是旧社会那种一点没文化的贤妻良母式的典型。”
傅雷自己也深深依恋着自己的妻子，他称呼朱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玛格丽特”，歌德《浮士德》里的美丽女子。在傅雷看来，朱梅馥的智慧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无论如何忙，要是一天之内不与你妈谈上一刻钟十分钟，就像漏了什么功课似的。时事感想，人生或小或大的事务的感想，文学艺术的感想，读书的心得，翻译方面的问题，你们的来信，你的行踪……上下古今，无所不谈，拉拉扯扯，不一定有系统，可是一边谈一边自己的思想也会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变得明确。”
傅敏更是直言不讳地称赞母亲：“她是无名英雄，没有妈妈，就没有傅雷。”
这些都是他人眼中的朱梅馥，几近完美。但谁又知道为了傅雷有时不近情理又毫无来由的暴躁脾气以及他过于浪漫的情感，朱梅馥偷偷流过多少次泪。在法国留学期间，傅雷爱上过一个叫做玛德琳的女子，差点因此退掉和表妹朱梅馥的婚姻。后来，他又恋上了朋友的漂亮妹妹成家榴。傅敏回忆，只要成家榴不在身边，父亲就几乎没法工作。每到这时，朱梅馥就打电话找她：“你快来吧，老傅不行了，没有你他没法工作”。
大多时候，朱梅馥选择的是站在背后。除了整日忙于烧饭、洗衣、照顾孩子这些琐碎的家务，还要抽时间帮傅雷翻书、抄稿、写信，她的时间是紧张的，甚至是匮乏的。在这样一条简单有序的生命线里，我们几乎看不到她的心理活动，听不到她的所思所想。
后来当傅聪面对与弥拉的爱情与婚姻问题时，她在信中吐露了些许真情：“那时你五岁，弟弟两岁，我内心的斗争是剧烈的。为了怨恨，不能忍受，我可以一走了之；可是我再三考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我走了孩子要吃苦，我不应该那么忍心、自私，为了一个‘我’而牺牲了你们的幸福。我终于委曲求全地忍受了下来。反过来想一想，要是你爸爸当时也只为了眼前的幸福而不顾一切，那么，今天还有你们吗？还有我们这个美满的家庭吗？”
在她的世界里，自我并不是放在第一位的，她所认为的价值，不是追求一种浪漫到极致的爱情，而是一种细水流长、普普通通的生活。
也许在今人看来，作为女性朱梅馥过于传统和隐忍了，但是在她的宽容背后，有一种许多人所不具有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支撑起了她与傅雷的感情，也支撑起了傅雷的翻译事业，支撑起了一个完整的家庭。而她最后选择与傅雷共同赴死，也是这样一种力量的使然。这种力量里，也许承载着对傅雷深深的爱，也许包裹着一颗不逊于傅雷的刚烈而从容的心。
谈起两人的自杀，施蛰存不禁感慨：“朱梅馥的能同归于尽，这却是我想象不到的，伉俪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应。”

那些居于暗处的光
骨灰，对于一个活着的人来说，也许只是凭吊故人的念想，但对于一个死去的人来说，却在某种程度上是他曾经在世上存在的象征物。只是，如今我们返回当时的历史现场，许多冤死之人都灰飞烟灭了。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几乎所有火葬场都执行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让反动派的骨灰留在世间。所以，老舍的骨灰盒中仅仅放了一支钢笔和一副眼镜。
幸运的是，傅雷夫妇的骨灰留了下来。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个“高”姓女子。
她原本是第一女子中学的一名学生，原本会凭着自己优秀的成绩步入大学校门。但是就在她即将毕业时，由于不愿意违心“揭发”老师的“右派罪行”，被鉴定为“立场不稳，思想右倾”，从此前程尽失。而那个老师后来也不堪凌辱，和傅雷走上了同样的路。
因此，听到傅雷自杀的消息后，出于义愤与同情，她决定想尽办法保留傅雷夫妇的骨灰。而后她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为傅雷伸张正义。只是和那个年代所有反抗者的命运一样，信落入了造反派手里，她也在“反革命”的阴影下尝尽了人世冷暖。
后来傅家多次想要向她表达感谢，她都退避三舍，毫无所求，说与傅家毫无关系。她唯一接受的，是告诉他们自己的真正名字——江小燕。
同样的时代中，同样的年轻人，有的挥舞着革命大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眼中只有疯狂和破坏，有的依然保持着清醒的灵魂，在多年的黑暗中怀揣着那仅有的一丝光亮。
另外一个始终居于暗处的人，是傅敏。
世人只知道《傅雷家书》满纸是傅雷对长子傅聪的关爱与栽培，却不知家书还有另外一半。当年为了不节外生枝，傅敏狠心烧掉了所有父亲写给自己的信，从此，我们见到的只是半部家书。所幸之后在发还的抄家物资中，傅敏偶然捡到两份幸存的家书底稿，总算得以保留两封信。只是不知情的人大多以为，傅雷只有一个优秀的儿子傅聪。
在做人做事方面，傅敏更加深刻地继承了傅雷。他遗传了傅雷那种做事的执着，同样还遗传了傅雷那一身硬骨头。
世人只知道傅雷自杀了，却不知如今活下来的傅敏自杀过两次。当年，傅敏因为在一封信中讲述了对文革的种种不满，便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傅敏被关进学校的“土班房”后，被打得全身浮肿，面目全非。于是在一次上厕所的时候，他决心跳河自尽，却没有淹死。被红卫兵发现后，他又拼命往墙上撞，却被人救起，送入医院。由于他的身份是“现行反革命”，医生在给他缝头皮的时候，连麻醉针都不打。傅敏忍着剧痛，被缝了十几针，一声也没吭。
“反革命”是没有自杀的权利的，自杀就意味着逃避革命，是罪上加罪，是“妄图以自杀对抗运动”，面临的只能是更严厉的处罚。傅敏被红卫兵拖回学校，又是一场接一场的批斗。傅敏痛不欲生，再一次趁上厕所的时候，试图触电自杀，依然未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傅敏在身体上遭受的痛苦远甚于傅雷。而在傅雷死后，失去了恋人的傅敏仍然独自在无尽的黑暗中忍受着国内知识分子们所能遭遇的种种困苦。
1979年，傅敏去伦敦探望哥哥傅聪，所有人都以为他会一去不返，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却选择了回国继续做一名中学教师，并向学校提出要求，终身不升。
傅聪曾说有次回国，无意中跟弟弟比手，发现弟弟的手能够张得很开，非常柔软，这些都是优秀演奏者的必备条件，所以他本是天生的好胚子。但是傅敏并不乞求过多，他所有的愿望就是全力以赴整理编辑《傅雷家书》。
那些身居光芒中心的，我们自然不应忘记，而那些身居暗处默默付出的人们，我们更不应该忽视。我们不应忘记傅雷，也不应忘记傅敏，不应忘记江小燕，以及千千万万个傅敏和江小燕。正是他们，让我们在那个疯狂而灰暗的年代里还能看到些许的光亮。

最后的话
1966年是傅雷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而他的身体也衰弱到了极点。
抄家那一天，世界仿佛都在颠倒。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被翻箱倒柜，“洗劫”一空；屋子外，月季与玫瑰也都被掘地三尺，践踏成泥。
终于，疯狂的孩子们在阁楼尘封的一个箱子里找到了“确凿的证据”：一个背面有蒋介石照片的小镜子，一本解放前的旧画报，里面一页上有宋美龄的照片。红卫兵如获至宝、欣喜若狂，罪证终于找到了，终于又挖出了一个潜伏的阶级敌人！这个箱子是朱梅馥的姐姐多年前寄存在他们家里的，出于信用傅雷从未打开过。傅雷与傅聪的通信底稿也被翻了出来，还有一些外文信，铁证如山，这正是傅雷里通外国的证据！
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来了，又走了。刷大字报、抄家、殴打，整整四天三夜。这就是傅雷和妻子朱梅馥最后几天的日子。
傅雷夫妇自杀之后，仅过了三天，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也双双自杀。又过了三天，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教授也自杀身亡了。负责傅雷寓所这一片的一位户籍警后来回忆说，他负责的户口段是从愚园路1032弄到江苏路的285弄，共有600多户人家，被抄家的有400多户，自杀的文化人，几乎每天都有。
在那个时代，对于有清醒意识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是死，还是不死，都是悲剧。今天我们怀念傅雷，不只是悼念傅雷一个人的死，也是在纪念上海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周围的人事倥偬，纪念当时所有以各种方式死去的和未死去的人们，所有那些身居暗处不见光亮的人们，所有那个时代的风风雨雨。
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默默写好遗书后，和妻子将天蓝色土布床单撕成长条，搓成绞索，挂到落地窗钢架上。然后在地板上铺上一床棉被，放上方凳，静静地踩上去。
彼时，似乎只有《约翰·克里斯朵夫》里的句子映现在背景中：
天已大明，曙色仓皇飞遁，远听宛似海涛奔腾……

R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