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提醒一下，新时代到了，保护自己隐私，不管是网上还是线下，——困于人脸识别的天箩地网

困于人脸识别
每人作者 人物 昨天

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匿名性相当重要。你并不想所有举动都被毫无遗漏地永久记载下来，曝光在每一个人的面前。匿名性是现代社会运作的基础。

 


文｜汤禹成
编辑｜槐杨
图片｜cfp


 

进入日常缝隙处

今年3月，劳东燕发现，小区每单元的电梯里都贴上了通知，要求业主下载一个APP，录入人脸信息，用于门禁升级。劳东燕是清华大学的法学教授，从去年起，她发现人脸识别被运用在越来越多的场景——分类安检的地铁口，AI换脸的手机游戏，就连法学院的自动咖啡机也有了人脸支付这一选项。

看到通知的那一刻，她意识到，这项技术，已经从高铁站、飞机场这些公共领域，进入工作地点、生活住所，试图渗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缝隙——这在后来被一步步证实。借着疫情防控和智慧小区建设的趋势，人脸识别系统很快在城市的多个小区迅速推开。2017年，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启动智慧小区建设时，早已提出这样的畅想：「您能想象未来小区没有门禁卡就能开门，停车共享车位、分时租赁，居家老人实现机器人陪护的生活吗？」

但是，崭新科技所叙述的振奋人心的故事，同样也存在被科技打破的风险。一位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博士告诉我，通过人像收集与机器学习，黑客不仅能将你的脸替换至色情视频，也可以用「对抗攻击」（Adversarial attack）技术迷惑机器学习模型，代替你进入高铁站，你工作的单位，甚至是你的家。

生物数据，包括指纹，一直存在泄露和被伪造的风险，但随着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以及人脸识别大规模应用，人脸信息变得更为敏感。理论上来说，「你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的所有照片，都可能成为被利用的生物信息」。

另一些事实证明，储存和维护数据的系统并没有那么强大。2018年7月，浙江绍兴一名叫张富的大专毕业生，利用非法购买的公民个人身份信息，将相关公民的照片制成3D头像，通过支付宝人脸识别认证。在他被查获的电脑里，警方发现了2000万条公民个人信息。2019年，18岁、初中文化的田某，通过抓取、拦截、保存银行系统下发的人脸识别身份信息数据包，在一个手机银行APP内使用虚假身份信息成功注册了账户。

劳东燕知道这项技术的隐忧。她将收集到的材料发在了一个两百多人的小区微信群中。一位关心此事的居民，又将她拉进了接近500人的小区业主群。在那里，她发的材料获得更多共鸣，许多业主表达了对风险的担忧。此前，业主们主要的不满是：「干嘛要收集房产证信息？」

 杭州居民戴口罩刷脸进小区，该系统在居民戴着口罩的情况下，也可以精准识别 
 

「挣扎」
 
3月15日，劳东燕写好详细的法律意见，指出小区的收集行为与现行法律框架相违背。一式两份，寄给物业和居委会。邮寄是她特意选择的方式——通过快递寄送，对方一旦签收，就能代表送达。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街道办主任给她打电话，邀请她一起讨论。在场的还有居委会和物业的工作人员。劳东燕察觉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更关注法律风险。当她提醒「单方通知不代表同意，不经同意就获取，在刑法上就会界定为非法获取」，他们问，应该如何规避这样的风险。

而劳东燕最担心的是数据风险。她无法想象「物业有何动力维护和保护这个数据系统」。她问：「数据由谁保管？怎么保护？」

对方给出三种方案：存放在物业的局域网，交给便民服务中心，公安部门也可以保管。那时，已经有居民录入人脸信息，但存放方案始终未有定论。这些方案本身也反映了国内个人信息保护的现状——在使用和管理数据上，公权力和商业机构间并没有严格界限。这些加剧了劳东燕的担忧。

街道办主任试图劝服劳东燕。先用「便捷」。在他们的叙述中，因为每个单元的门禁都坏了，街道帮大家免费更新人脸门禁系统，相当于给小区居民提供福利。「你看使用多便利呀，一刷脸就行了。」劳东燕答，「刷脸省的几秒钟，对我没有多大的价值。」

在场的业委会主任则以「房价」为谈判筹码：「我们小区管理好了，房价也会跟着上去」，这句话令劳东燕印象深刻。

再是「安全」。「这样的技术可以更好地打击违法犯罪分子」，对方说。

「如果监听全国所有人的手机通信，可以发现更多犯罪分子，我们会允许监听监控所有人的手机吗？打击犯罪只是社会的一个目标，甚至不是基本目标。」

讨论到最后，街道办给出3种可替代方案，不愿录入人脸的居民，也能依靠刷门禁卡、身份证登记或使用手机APP回到自己的家。

9月23日午后，在一场主题为「小区门禁能否人脸识别」的专题研讨会上，劳东燕简单地讲述了这段经历。在场另一位嘉宾说她是「为了权利而斗争」。劳东燕笑了笑，摆手解释：「没有，我也只是稍微挣扎了一下」。

 人脸识别已经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坏了的门牙」
 
有人试图更剧烈地「挣扎」一下。2019年4月，浙江理工大学特聘副教授郭兵，在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办了一张价值千元的年卡，凭借这张卡和指纹，郭兵和家人可以一年不限次数畅游。但10月17日，他收到一条野生动物世界发来的短信，「即日起，未注册人脸识别的用户将无法正常入园。」

郭兵以违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由，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告上了法庭。将近1年后，他和我叙述当时的初衷：除了感到权益受到侵害，作为一个教授法律的大学老师，他更希望推动一个具有公益性质的诉讼——在个人信息失控的当下，促成相关制度的完善。

郭兵说，他办年卡时，并不知道要录指纹，交完钱去拿卡时才被要求，他知道生物信息的敏感性，出示身份证就可以证明身份，为什么还要录指纹？对方告诉他，入园处只有指纹这一种方式。孩子在哭，妻子在催，他妥协了。但打官司时，他发现动物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中包括自己的一张照片——当时没有人告诉他这张照片的用途，他以为是贴在年卡上，但动物园的解释是「游客当时同意拍照，就视为同意园方收集面部信息用于人脸识别」。在郭兵的叙述里，面对更为强势的商业机构，个体的意愿已经在浑然不知中被扭曲和剥夺。

案子在今年6月开庭，按正常流程，法院本应在9月给出判决。但承办人告诉郭兵，法院认为属于「疑难复杂案件」，案子的审限到期前经法院院长批准又延了6个月。

11月20日，杭州富阳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责令野生动物世界赔偿由于单方变更合同造成的经济损失、删除郭兵个人信息，同时，驳回了郭兵提出的「确认野生动物世界店堂告示、短信通知中相关内容无效」等其他诉讼请求，认为「野生动物世界以店堂告示的形式告知购卡人需提供部分个人信息，未对消费者作出不公平、不合理的其他规定，客户的消费知情权和对个人信息的自主决定权未受到侵害……野生动物世界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指纹识别、人脸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其行为本身并未违反前述法律规定的原则要求。」

郭兵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他在朋友圈里无奈地说：「不少朋友说算是胜诉了，我自己则表示不服。」

即便判决结果不尽人意，郭兵的诉讼案和去年10月劳东燕发表的一篇讲述人脸识别隐忧的专栏文章一起，已然成为引发人们关于人脸识别技术反思的「蝴蝶翅膀」。今年9月初，赵逢（化名）决定也挣扎一下。他住了7年的小区开始实行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在居委会阿姨的催促下，他在小区门口录入了人脸信息，此后，他陷入一种担忧，人脸信息是否有泄漏的风险？

他去找过居委会，居委会负责人同样以「便利」与「安全」来说服这个「大惊小怪」的年轻人。又过了几天，他在网上看到了劳东燕在那场研讨会上的分享——他意识到，「当没有完善的法律保障时，个人信息极有可能被滥用」。

他给12345投诉信箱写信，介绍前因后果，质疑合法性，继而要求删除他的人脸与个人信息。进展比预料的更顺利，在街道办的协调下，他在9月底来到物业，看着物业工作人员对着他的人脸信息按下了删除键。

「一种未知的恐惧」，赵逢说。为了更精确地解释这种感受，他举了一个例子：他曾修整过门牙，结果门牙坏了，这件事的具体风险是——假如有天吃一个苹果，牙齿可能会被磕掉。这种具体的风险是有应对方法的，磕掉了就再去做一颗，「但它会导致一种不自由的状态，就是你没办法随心所欲地吃苹果了」。

走出物业时，他松了口气。他知道他仍处在一个巨大的、关乎个人信息的系统里，但他获得了一种暂时的安全感：「我要是不挣扎，我就没有答案。我就永远要背上那个问号。」

而在杭州，开庭结束的当天下午，郭兵又驱车到距离法院并不很远的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检票口的工作人员不认识他，他询问指纹年卡会员的入园方式，对方的回答依然不留余地：「只能刷脸入园。」

 山东某景区，工作人员正在引导游客刷脸入园 

不久前，我和劳东燕教授在清华园东南边的书店，就「人脸识别」展开了一次谈话。我们聊到技术的风险与反噬性，聊到有待完善的法律框架，也聊到身处庞大系统中的普通个体可以如何「挣扎」。她反复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人脸识别技术如若不加以规制，将会影响整个社会的走向。那次访谈后，《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问世，天津立法禁止采集人脸识别信息，南京要求售楼处拆除人脸识别系统，细微的变化正在发生。《人物》又与劳东燕教授谈论了这些新的消息。以下为两次对话的内容：

《人物》：你是怎么关注到人脸识别技术带来的风险的？
劳东燕：由于人脸识别的底层技术在2018年有很大突破，去年下半年开始，我注意到人脸识别商业化的推广在中国「遍地开花」，连我们学院的咖啡机都通过少付1元钱而引诱人们使用人脸识别支付。我一直在研究「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预防风险的措施本身可能会带来新的风险。关注人脸识别时，我不仅关注机器学习、数据泄露可能导致的财产与人身威胁，还会关注相关部门运用这种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风险。

在美国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