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之后，瘟疫给了欧洲人什么历史记忆？

1346～1353年间，欧洲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被黑死病折磨、害死。 疫情当前，欧洲人是忘了黑死病的教训了吗？怎么这么迟迟不当回事？事实正相反，他们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恰是因为没忘。 他们没忘1346～1353年间，欧洲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被黑死病折磨、害死；但他们也没有忘记，在瘟疫的背景下，许多人承受的痛苦，并不是来自病毒。 他们首先是因为阴谋论而受害。阴谋论指控他们是在暗中捣鬼的人，说他们在井水里投毒，把蛙毒和蛇毒掺在黄油里面，企图达到灭绝所有基督徒的罪恶目的。没错，说的就是犹太人，一个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混居在各个基督教国家里的异教小民族。黑死病暴发，伴随着中世纪欧洲的反犹高峰的到来，就是宣称“大爱无疆”的教皇，也没有发布哪怕一个声明来保护犹太人。 犹太人有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习俗、仪式，自己的社区。可是阴谋论一起，一个个社区都被连锅端了。犹太人所做的一切仪式都被认为是包含了害人的巫术，只有一点例外，就是洗手：犹太人按其宗教戒律，一天里要多次洗手，迫害他们的基督徒，认为这是他们避免受害于黑死病的诀窍。就如旧约圣经里说的，上帝在着手杀埃及人之前，让犹太人在门上做记号以防被误杀，现在，洗手就相当于做记号。 被迫害的犹太人，自己也多有染上瘟疫的；同时，最积极、最凶狠的迫害者，也未能因为自己的英勇而免于被感染。这些一点点显露的事实，证明围攻犹太人是错误的，他们恐怕不是投毒者和黑巫师。但是阴谋论家是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理论失败的，他们讲，这是上帝对那些恶人的投毒行为发怒了，再说，犹太人不承认基督教的耶稣，这是他们最大的罪孽，本来就该受到上帝的惩罚。 黑死病后来消退了，而阴谋论却没有退，它在等待下一次兴起的机会。 1630年左右，意大利又遭到瘟疫的打击，尤以米兰最严重，于是14世纪的阴谋论复燃，这次，昔日的犹太人的邪恶行为被勾画了一个新的版本，说是他们随身携带一些罪恶的小瓶子，里面装着含有瘟疫毒素的膏油、粉末，往住户的门上和墙上以及人的头上抹，走到哪儿抹到哪儿。这些邪恶分子，用意大利语叫untori，意思是“膏抹者”。犹太人又一次遭了殃。不仅如此，当时如果你有个私敌，你只要当街指着他说“这是个untori！”别人立刻就会对他侧目。 意大利人没有忘记这段往事。但除了瘟疫的可怕外，他们也记住了将异己打为untori的现象。作家阿莱桑德罗·曼佐尼，将这一瘟疫的全过程记入了他的代表作——1828年发表的《约婚夫妇》中。意大利人从这本学生时代的必读作品来熟悉这段创伤史，熟悉瘟疫之下人与人之间的互戕。 《约婚夫妇》 [意]阿历山德罗·曼佐尼 著 花城出版社 2005年5月版 《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德]赫尔曼·黑塞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年8月版 面对来历不明的灾难，人们往往会起念要寻找替罪羊，以减轻困惑，纾解压力。不过，成为倒霉蛋的并不一定是犹太人。在16世纪，欧洲还暴发过另一种让人难以启齿的传染病——梅毒，人们为之找出的替罪羊，就不只是犹太人了，而是把所有在自己境内的外邦人都视为嫌疑分子。

欧洲人口流动密切，不同民族杂居的现象很普遍，于是，德国人说梅毒是“法国病”，法国人说是“意大利病”，波兰人说是“俄国病”，波斯人说是“土耳其病”，穆斯林说是印度教徒的病。大家都着手保卫自己的国界，德国人驱逐法国娼妓，法国人赶走意大利站街女。尽管梅毒依然不为所动，肆行无忌，可人们归罪于外邦人的决心从未动摇。 事情很清楚：如果人们的对手只是“神出鬼没”的瘟疫，那还算比较简单；可实际情况是，人还要以其他人为敌。这个“其他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或者是犹太人，或者是其他种族属性单一、人数较少、自我保护能力较差的外邦人。他们是最完美的替罪羊。14世纪的欧洲人恐惧黑死病，连它的名字都不敢提，可他们却恨不能把替罪羊的名字放在舌头上，天天说夜夜讲，最好能咒死他们。 最弱者会被牺牲，顶替瘟疫，成为“可防可控”的对象。这是经历了黑死病和梅毒的欧洲人总结出来的道理。 17世纪的法国诗人拉封丹，用了一首寓言诗说透了这个逻辑：当瘟疫发生的时候，它先是被消极地视为天意，人人都平等地等待或重或轻的惩罚临头，但随后就开始采取积极的行动：并不是防范和治疗，而是在寻找一个最合适的牺牲品，把他“奉献”给神。 这首寓言诗里的动物比喻的是怎样的人，我们一看便知。拉封丹写道：狮子率先站出来，交待了自己吃过许多绵羊的罪孽，随后号召大家都像他一样忏悔。狮子的“坦诚”立刻受到狐狸的阿谀，于是其他猛兽如虎、熊，乃至普通好斗的动物如狗，都说了自己的过错。这时动物们都明白，需要找出一个牺牲者了，这个人选最后终于浮现：一头老实懵懂的驴，刚开口承认自己啃了一块嫩草皮，立刻被其他动物千夫所指，他们痛斥他是十恶不赦的败类。这个“替罪驴”的出现，不仅让霸道的猛兽满意，而且跟他一样弱的食草动物们也都如释重负了。 研究过黑死病历史的作家，不但悲悼被瘟疫直接害死的人，更悲悼那些被牺牲出去的弱者。因为这与道义有关。瘟疫或难以抵挡，道义却是文学应当伸张和维护的。20世纪的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在他的名作《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就设计了一个中世纪黑死病的时代背景。两位主角，即书名里的两个人，都没有感染上瘟疫，但是，歌尔德蒙经过被瘟疫蹂躏过的村庄，所耳闻目睹的，都是作者黑塞研究收集的史实： “……（被瘟疫折磨和威胁的人们癫狂错乱）而比这一切更可怕的，是谁都想为眼前的劫难找出一个替罪羊来，谁都自以为认出了酿成这场瘟疫的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据说有一些魔鬼似的坏蛋，在幸灾乐祸地传播着死亡，故意把死尸身上的黑死病毒取出来，涂到墙壁上和门把手上，投进水井里，并且传染给牲畜。谁要被怀疑成这种人而又未得到警告及早逃走的话，那就惨了：他要么让官府处以死刑，要么让暴民活活打死……在一座城市里，歌尔德蒙愤怒地目睹着整整一条犹太人住的街道被烧掉，火从一所房子向另一所房子蔓延，周围站着欢呼雀跃的人群，惨叫着逃出来的人又被武力赶回到火海中去。” 在小说的尾声，流浪了许久后的歌尔德蒙又回到了早年求学的修道院，见到了老朋友、已经当上修道院院长的纳尔齐斯。歌尔德蒙劈头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们修道院里也烧死过犹太人吗？ 纳尔齐斯不知这话从何说起，他反问道：“烧死犹太人？我们干吗要这样？我们那儿可没有犹太人哟。” 后一句话是重点。歌尔德蒙立刻追问：“那么请你告诉我，你能够烧死犹太人吗？你能够想象这种事是可能的吗？” 纳尔齐斯说他不能：“你当我是个狂热的人吗？”然而歌尔德蒙仍旧不依不饶地问他，能否想象出这么一个状况，在其中，各种有权势的人物都下令处死犹太人，而他，纳尔齐斯，作为一个修道院院长，会力排众议、抗拒不从？ 纳尔齐斯这才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诚实地说，他不会下这样的命令，但别人若是下令这么做，恐怕“我不得不目睹并容忍这种残忍现象”，只要“我没有获得权力来制止它”。 这本书，后来被看作黑塞的人道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它问世于1930年，精准地预言了后来纳粹对犹太人所做的事，以及德国社会对此的态度。有人被不公平地损害甚至牺牲了，但只要伤害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就持旁观态度，一如纳尔齐斯所说，我只能做到自己不烧死犹太人，可我不能干涉别人这么做。1930年代的德国是一个矛盾激化的社会，如同在瘟疫之下一样，总要有一些人被揪出来，成为吸引火力的替罪羊。他们当然是势单力孤的一群，这不公平，可是牺牲掉他们，却让其他人松一口气。 随着一次次地遭到迫害，“犹太人”这个称谓也变得臭不可闻。他们被舆论授予了众多符合“替罪羊”标准的丑恶特征：首先他们有谋害他人之心，上至基督教世界的权威如国王、神父、领主，下至手无寸铁的儿童，都是他们的目标；其次，他们道德沦丧，同性恋、乱伦、兽交，什么都干得出来。再有，他们最大的共性是总在暗中活动，背着人行事，偷偷毁坏社会的经济和道德支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的法国，“人民阵线”的领袖、犹太人莱昂·布鲁姆当选为总理，反犹漫画立刻将他画成一个看起来就色迷迷、鬼鬼祟祟的家伙，各种文字都指控他行为乖张，尤其看见自己喜欢的男人就要上手乱摸。

这种描述，这些断言，都是无法证伪的。从中世纪，犹太人被指控为投毒者时起，人们就发现这种无法证伪的断言实在是很方便，很有说服力。被指控的人，哪怕看不见实际的犯罪行为，也能名正言顺地被打倒——因为这些坏人是在“暗中行事”，我们好人当然看不见了！而且，坏人既然干的是投毒的勾当，那么数量可以只是几十个，几个，甚至一个。散布投毒说的人，尽可以大方地承认这个罪名是“莫须有”；然而听闻的人却情愿以“最坏的恶意”来相信它是真的，因为他们会觉得，就算错诬了好人，受害者也只是个别，而万一抓对了，拯救的可是千千万万。 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既然犹太人，或是其他被指认为“替罪羊”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传播瘟疫的人，那么，当他们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后，瘟疫仍然在继续，这些被“打脸”的人该怎么办呢？他们会承认自己错了吗？ 他们不会承认。不过，他们会转移自己的“工作重心”：不再究问“瘟疫从哪里来”，而是讨论“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他们着手寻求自保之道。于是，迫害一消停，隔离就开始了。人们变得更为现实：不再盯着犹太人，而是防着那些已经感染瘟疫的人，哪怕他们是同胞。 提防、躲避乃至隔离，并不是出自医生的建议。中世纪的医生（讽刺的是，很多医生是犹太人）恰是反对这样做的，因为他们往往比较开明，认为将瘟疫感染者辨识出来并加以孤立，跟之前迫害犹太人是同样的性质——都属于指认“替罪羊”的做法。正是如此。之前被迫害的犹太人的痛苦，现在轮到已感染者来体验了；如同“犹太人”这一身份成为犹太人之所以被迫害的原因，“已感染者”这一身份，也成了已感染者被躲避、被隔离、被孤立的原因。 所以，欧洲人并不是不懂隔离对于防疫的重要性。他们懂。只是他们很不情愿将人区分为“已感染者”和“未被感染者”。根据这样的区分来采取防疫措施，意味着要让一些人遭到公开的嫌弃。他们不想接受这种结果，即便有充分证据证明他们携带的病毒会传染。 不愿再启动一个迫害的机制，是一个重要考量。这个机制，随着当年纳粹屠犹行为的曝光而彻底地被大多数欧洲人所看清。我们都知道，犹太人被勒令做一件什么样的事：他们得戴上黄色六角星才能出门，那等于是对外宣告“我是劣等人”“我做了坏事”“我不受法律保护”。没有戴黄星的人，不管处于何种社会地位，都能从这些人身上找到暂时的满足。他们虽然没有参与迫害行为，可是乐见有人被迫害，乐见一些人戴着劣等人的标记，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畏畏缩缩地走过去。 一旦这个机制树立起来，就没有人能够越狱。迫害表述的逻辑，会同时将迫害者和被迫害者封闭于内。 在黑塞的小说里，歌尔德蒙是亲眼看到了集体暴行的人，设若他没有亲历过，或者不够诚实，他恐怕也会赞同迫害表述，只因它有它的逻辑：牺牲一小撮人来换取多数人的安全，有什么不对吗？旁观者目睹迫害行为，还会这样想：那些人要是没有问题，怎么会被迫害呢？如此，旁观者间接地介入了对替罪羊的围剿。受害者更无从替自己辩护，就如同一个普通人置身于精神病院，将怎么也无法证明自己精神正常。 出色的文学作品重申了人的脆弱，人的共同体又是多么难以维持，故而应予爱护。瘟疫是很可怕，它从天而降打击所有人，但我们尽量不要再去分裂共同体了，这种分裂导致的创伤，比瘟疫导致的创伤更难以随时间而愈合；在这样的大悲剧中，我们不应该制造条件，让一部分人通过恐惧和厌恶另一部分人而获得优越感。

各色人等在我们面前亮了相：从“无能狂怒”的议员，到狼狈、惊慌的民众，再到那些依然不戴口罩、热热闹闹在聊天的人，他们让我们发出惊讶的啧啧和“心真大”的嘲笑。看到那些自称“我很健康”“我没病，我也不会得病”的人，我们除了暗笑他们无知，等待他们惊慌起来之外，还可以有怎样的认知？也许他们终究难以避免迎来“抄作业”的那一天，但我们又是否理解那种拒绝牺牲别人，也拒绝被别人牺牲的心理呢？ 这也会让我们重新审视欧洲的“口罩文化”。不假思索戴上它的人，很难理解为何有人要排斥它，正如老老实实守在房间里的人也难以理解为何有人打死都要在外面晃。是惨痛的历史，令今天大多数欧洲人以看待犹太人胸前的黄星——一种“替罪羊”标记——的态度来看待口罩，他们不单拒绝宣布“我不健康”，更不愿传递给别人这样的信息：我可能是有害的，你尽可以远离我、孤立我、鄙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