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穿越小说中的宪制改革与世界想象

陈颀：历史穿越小说中的宪制改革与世界想象
原创 陈颀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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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法律与文学”视野中的中国话语体系研究》（批准号 19BFX023）的阶段性成果
历史穿越小说中的宪制改革与世界想象
—以《新宋》和《宰执天下》为例
作者：陈颀（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摘要
近年来，伴随着网络文化的兴起，历史穿越小说盛行于中国网络空间，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新宋》和《宰执天下》是两部最受评论关注也是点击率最高的网络历史穿越小说，两书的“穿越者”以社会改革和宪制设计的方式深入介入和改造历史。《新宋》展现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启蒙知识分子”对于“商业、法治和联邦制”的启蒙主义的改革方案和宪制设计。《宰执天下》展现了 21 世纪中国“工业党”以提高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为核心的改革方案，以及“虚君共和”的宪制设计。两书并没有完全超越当下中国乃至西方世界对于民族国家和世界秩序的“主流”想象。在穿越与历史和解的意义上，值得注意两书的儒家乌托邦想象，甚至社会主义类型的乌托邦想象。
关键词
历史穿越小说；《新宋》；《宰执天下》；宪制改革；工业党

在文学史上，马克 • 吐温的《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1889)讲述了一个工业时代的美国人穿越到中世纪亚瑟王朝进行改革的历程及其失败的故事，通常被认为是“穿越小说鼻祖”（1）。近年来，伴随着网络文化和网络创作的兴起，历史穿越小说盛行于中国网络空间，并越来越受到文学研究界和思想界的关注。（2）网络历史穿越小说，通常讲述的是现代人因偶发事件回到某历史时期，利用现代理念和知识，改造了历史的故事。广义的穿越小说，还包括现代人来到未来社会，或古代人来到现代社会，还包括穿越虚拟社会（无论时代）的架空历史小说。 历史穿越小说的两个关键词是“穿越”和“历史”。首先是穿越，这是历史穿越的核心形式，要求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力，以现代人的眼光去理解、反思乃至改造历史。其次是历史，这是历史穿越的基本设定，要求作者充分占有史料、理解特定历史时期的基本形态和社会细节。在历史与穿越的张力中，历史穿越小说对历史的重构是一种“架空历史”（alternatehistory）的思想实验，与历史哲学层面的“反事实假设（counterfactual thinking）”分享类似的假定和目标，带着当下的现实问题进入假设的历史情境，具有在当下激活历史的未来可能性的理论潜力。（3） 本文以两部网络公认的最优秀也是点击率最高的历史穿越小说《新宋》和《宰执天下》为中心，讨论两书在社会改革和宪制设计上的“情怀党”和“工业党”不同进路，以及“乌托邦想象”的文学和思想意义。两书在社会改革和宪制设计的不同进路，可以视为理解中国崛起和中国未来的不同类型的乌托邦想象。（4）本文分为五节：第一节回顾和构建一个历史穿越小说的文学史谱系，讨论“穿越言情”“穿越英雄”和早期“穿越救国”等穿越类型的得失损益。第二节讨论《新宋》以“启蒙与改良”为核心的“情怀党”改革。第三节讨论《宰执天下》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工业党”改革。第四节从“宪制设计”的角度比较《新宋》与《宰执天下》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对外政策的异同。第五节是结论，讨论历史穿越小说中“情怀党”和“工业党”模式的现实意义及其缺陷，以及历史与穿越和解的“乌托邦想象”的文学和思想意义。
01
穿越与历史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台湾作家席绢的《交错时光的爱恋》（1993）和香港作家黄易的《寻秦记》（1996）可以说是穿越小说的先驱。大陆网络文学兴起之后，以《梦回大清》（2004）和《步步惊心》（2005）为代表的“穿越言情”以及相关影视改编，让“穿越小说火起来了”。在“穿越英雄”类型上，大陆网络文学也有点击量超过 2000 万次的《回到明朝当王爷》（2006—2008）和点击量高达 3000 万次的《极品家丁》（2007—2008）等作品。（5）然而，无论是“穿越言情”的万千宠爱还是“穿越英雄”的功成名就，重点都是穿越者完成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穿越成为穿越者克服现实生活创伤或情感压抑的“外挂”或“金手指”，而历史成为穿越者征服“他者”和自我实现的空间和背景。 面对历史，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必然要涉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因此穿越者必然要面对自我与历史的关系。所谓自我意识，沿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著名讲法，是人意识到自己，意识到人的生物实在性（动物欲望）与社会性尊严（他人承认）。“承认”意义上的自我实现，意味着穿越者与历史的关系不能停留在个人物质性欲望的满足或征服世界的境地，而是指向个人的自我实现与共同体的改造和认同。（6）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杨 2001 年开始连载的《中华再起》可以说是历史穿越小说大潮的真正开启者。《中华再起》描述了一对 21 世纪初的中国小警察穿越到清末咸丰年间，参与太平天国运动，进而创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推翻清朝统治，甚至派遣远征军赴欧洲参与世界争霸的故事。（7） “穿越救国”无疑是《中华再起》及其同时期类似作品的主线，并影响一大批后续作品，其中很有影响力和推进意义的一部作品是酒徒的《明》（2003—2005）。与《中华再起》等同时期的偏重“血与火”的军事救国穿越小说相比，《明》更自觉地把穿越作为一种探索“历史的可能性”的方法，采用“赛先生（科技 / 工业）”和“德先生（民主政治）”两大法宝来改造历史。《明》的主人公是穿越到明代初年的冶金学硕士武安国，他凭借改良火器的专业技能受到燕王朱棣的重用，进而协助朱棣在北方发展军事工业、改革军队。武安国一方面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谋求生存，另一方面试图用科学和民主构建一个现代化国家，避免明朝走向特务政治、伪道学盛行、闭关锁国的“专制历史”。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读者对用科技和民主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可能性的疑问。首先，以明初的物质和社会条件，一个“冶金学硕士”如何可能凭借一人之力推动工业革命，进而发展出工商业主导的经济社会基础。其次，更为艰难的是民主政治的实现，“君主立宪”如何在明初超越士大夫政治成为一种历史可能。最后，工商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兴起，离不开社会基础和政治制度的革新，也同样需要意识形态（精神基础）的变革。在这里，《明》“暴露”了同类型历史穿越小说最大的短板：忽视或严重低估儒学思想和士大夫政治。（8） 以《中华再起》和《明》为代表的早期穿越小说的困境，其实就是粗糙模仿某个版本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将其简单套用到中国历史当中。在小说中，外族被塑造为敌人，通过民族主义塑造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又通过工商业社会改革和民主化政治改革的方式，最终过于简化或否认了儒家理学治国的理念和制度。于是，通过简化敌人，用现代（科技和民主）排斥传统，《明》最终否定了中国传统现代化的可能性。“穿越救国”被简化为“现代化救国”，历史成为既定的现代化模式的纯粹客体或装置。这种将已有现代化模式加以历史化的穿越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自我构建现代性想象的能力。 在“穿越救国”类型的小说中，来自现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是穿越者改造历史的有力工具。因此，与其说穿越者带着个人欲望回到历史，不如说穿越者承载着现代社会的集体精神和制度智慧等“先见之明”返回和参与历史，用现实建构历史，在历史中想象未来。这种现实与历史的互动和参与感，也是网络历史穿越小说最激发读者，特别是 80 后和 90 后读者阅读兴趣的特点。然而，现实与历史之间毕竟横亘着“古今中西”的鸿沟。为了突破现实与历史的鸿沟，也为了想象“历史/ 未来的可能性”，历史穿越需要严肃地对待“穿越后的历史真实可能性”。（9）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历史穿越小说的两大“典范”，《新宋》与《宰执天下》有许多的共同点：首先，两者的穿越时间都为北宋王安石变法初年，主人公都投身于神宗变法事业。其次，两者都认真对待宋代儒学思想和士大夫政治，进入体制内部并受士大夫阶层认同，两位主人公都成为同时代的儒学大师。再次，科学理论和可行技术并举，稳步提高社会生产力，避免宋代工业革命的时代错置。最后，不仅推动社会改革，两者都提出基于历史 / 现实又超越历史 / 现实的宪制（constitution）设计，而非简单套用某个现代版本的政治模式。（10） 作为连载数年、尚未完结的网络小说，《新宋》各版本的总字数超过 300 万，《宰执天下》的总字数甚至接近 700 万。两书都是现代人穿越到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时代，从各方面推动北宋王朝改革的故事。在宋代最辉煌也隐藏最大危机的时代走对历史的十字路口，是两位作者的共同愿望。在历史的真实性特别是细节上，两部小说都细致考证和描绘了北宋时代的“风土人情”，并且严肃对待了以王安石变法中新旧两党党争为焦点的士大夫政治。尽管在穿越时间、改革目标和对待历史的态度等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点，也常常被读者加以比较，（11）但是在两书的读者和评论者之间，都对两书对待历史和改革的不同态度和方式产生了巨大争议。本文接下来的几节详细讨论两书的共同点和差异，及其背后的思想背景。
02
启蒙与改良：《新宋》的“知识分子”改革 在 2005 年《〈新宋 • 十字〉后记》中，阿越这样评论自己的主人公石越：“他所带来的所谓‘文化启蒙’，也并非是唯我独尊的，而是以较低的姿态，争取融入社会文化主流的那一种。因此，白水潭的历史任务，是‘百川汇海’，而非‘取而代之’。”（12）也就是说，尽管以富国强兵的改革为目标，但是阿越认为《新宋》不存在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弊病”，这是因为石越融入了北宋的政治社会体制，先从思想启蒙入手，更为“自然地”激发了北宋原有的改革基础特别是思想潜能。 顺着思想启蒙先于社会改造（工业革命）的思路，穿越者石越的首要工作是建立自己在儒家士大夫中的“学术地位”。他先抄袭后人诗词，博得“石九变”文名。接下来，他又以近代钱穆《论语新解》和程树德《论语集释》为基础，与几个科举考生“合著”《论语正义》，对《论语》做出了“民本主义”的新解释，并在政治上提出士大夫应当以天下为己任，以及天子之下人人平等的思想。（13）石越的目的很清楚：通过学术创见打动士大夫中的杰出之辈，但又不触动士大夫阶层的情感底线。接下来，石越借助后世学术成果创作《疑古文尚书伪作论》，质疑东晋梅本《古文尚书》是晋人伪作，并指出《今文尚书》也多为战国人伪作。石越掀起经学之争不仅为博得学术之名，而且借攻击《尚书》关于三代记载的不真实性，重新阐释上古三代，抢占儒家经典阐释权的制高点。在此基础上，石越正式推出了一部“乌托邦”式的著作《三代之治》。此书以复兴上古三代的名义，讲述了一个理想化的“民主社会”，包括天子受命于民，而非受命于天，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14） 除了作为德先生的《三代之治》，石越还创作了作为赛先生的《石学七书》，包括《算数初步》《化学初步》《地理初步》等七本科学理论著作，还“顺便”推广了阿拉伯数字。石越的学术成就不仅为儒家士大夫重视，而且受到皇帝召见。石越不愿入朝为官，而是在皇帝的认可下成立白水潭书院。这是一所“三年一贯制的现代大学”，学制设计有着鲜明的启蒙特色，第一年科目包括《论语》《春秋》《诗经》和七门现代科学的《石学》，第二年学生可选“儒学”“算学”“格物”“博物”“律学”和“子学”六系。在石越来看，“播下火种比自己做官更加重要”（15）。 在通过改造儒学成为学术大师，并被御赐“进士及第”的士大夫身份后，石越开始更深入地介入和推动神宗时代的社会、技术、经济和政治变革。在社会思想上，石越通过《三代之治》阐发“言论自由”思想，激发好友桑充国兴办北宋第一份报纸《汴京新闻》。他还推动阿拉伯文翻译古希腊罗马的文史哲和数理化原典的运动。在民用技术革新上，石越提出活字印刷的构思，并由他未来的老丈人也是商人世家的桑家予以落实推广；他还提出织布机的构想，同样由桑家寻求工匠予以落实推广。在军事技术革新上，石越说服皇帝批准以白水潭书院“格物系”师生为基础设立“兵器研究院”，改进炼铁和火器技术。在经济改革上，他大兴“以利求义”之风，除了通过与他捆绑的桑、唐两家推动工商业发展之外，还通过技术学校培养新式工人，推动钢铁专营专买和公司化改革。在主政杭州时期，石越改茶、盐专卖为商人竞标，兴建船队，鼓励和组织对外贸易。 在政治上，石越利用皇帝的信任，介入王安石变法运动。《新宋》网络版“人物简介”中有一段话，可以看出作者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他当上宰相后一意以征诛之术（把不满者赶出朝廷）来推行自己的新法，却相当地不注意吏治，过分看重政策与制度的重要性，加上他是南方人，在新法实行中并没有考虑到北方人的利益，因此种种原因综合作用，让他走向了无可避免的失败。”（16）不过，石越也非简单否定新法。在与王安石争论《青苗法》利弊时，石越认为此法有三害：其一官吏强迫百姓认购；其二百姓愚昧无知，没有专款专用；其三奸吏恶意高息，鱼肉百姓。（17）石越的解决办法也有三：首先，朝廷支持商家开办钱庄，利用商人放款；其次，地方政府从青苗法的强制执行者变为监督者；最后，在制度上，制定《提举青苗法条例》，成立专职机构提举司处置钱庄与百姓的纠纷。（18） 《新宋》中石越的改革方案是在思想启蒙和获得士大夫身份的基础上，为北宋引入现代科学、商业和民主政治的渐进改革。对比《中华再起》，《新宋》没有过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比《明》，《新宋》没有过于强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发展带来的生产力变革。石越的社会改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皇权、士大夫政治和商人等北宋历史的“现有体制”。石越寄予最大希望的是新一代士大夫与商人合作，在“皇权—士大夫体制”内部展开政治改革。
03
政治与工业：《宰执天下》的“科技生产力”改革 于 2010 年在纵横中文网开始连载时，《宰执天下》的作者 cuslaa 在发刊词中写道：“王安石变法……是穿越宋代的小说中十分吸引人的题材。有诸多珠玉在前……有了给人拿去做比较的心理准备。”（19）发刊词里的“珠玉在前”主要是指《新宋》这部改变历史穿越小说基本面貌的“大作”。“宰执”即北宋前期官制中宰相与执政的合称，是穿越的政治目标。可以说，《新宋》需要“宰执天下”，《宰执天下》的目的是“新宋”。 尽管穿越时代和出发点类似，两位主人公的穿越身份和发展路径却差异明显。石越从一名历史系大学生穿越到汴梁城外，以一个“失忆者”的局外人身份进入北宋。同是熙宁二年（1069），贺方从一个销售经理“魂穿”回关西秦州（今甘肃天水）成纪县下龙湾村，成为 18 岁的秀才韩冈有道是“宰相必起于州部”。秦州是北宋与西夏、羌人、吐蕃的交战前线，韩冈加入王韶统领的秦凤路经略司，用现代卫生护理知识推动战地医疗和创办伤病营，凭借出色的行政后勤能力和军功得到王韶等官员的举荐，获得“九品选人”的基层官职推荐，第一次进入皇帝和王安石的视野。作为穿越者，韩冈也利用现代知识“发明”了沙盘和军棋推演，智勇双全地保证王韶孤军突袭的后顾之地，凭借“事功”从九品选人晋升八品朝官，得到了皇帝和王安石的赏识。尽管走的是“经世致用”路线，但是在只有进士才能担任宰执的北宋，韩冈不可能放弃科举。韩冈通过了各级考试，获得了宝贵的进士出身，为今后进入士大夫政治和学术革新奠定了身份基础。

在协助王韶攻略河湟的同时，韩冈也开始提出自己的学术创见。其实，作者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韩冈的老师大儒张载（横渠）是“气学”的创始人，他认为世界以气为核心，天地万物皆由气而生。这种“朴素的”唯物思想，为穿越者韩冈阐释和发扬儒家思想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契合点。北宋时代，以经义注疏为主的汉唐儒学遭遇士大夫的重新审视，他们提出“舍传求经”“义理至上”等口号，利用对六经的注解作为阐发自己政治和哲学主张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将现代自然科学“打包”成儒学，既有历史的可能性，也有可能被其他士大夫视为邪魔外道。考中进士后的“琼林宴”上，在皇帝和士林的瞩目中，韩冈仿造伽利略铁球试验赢得一场为“气学”的对赌：“轻重二物同时从高处丢下，谁先落地？”“以实据为验，再以推理证之。”韩冈用“格物实证”为“气学”取得了学术的一席之地。（20）

“气学”不仅是韩冈的学术，也是他的政治。这是《宰执天下》最有历史感和现代感的一点。在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韩冈以“气学”为名，发明了烈酒（酒精）、夹板、产钳和牛痘，为宋代百姓的医疗健康服务，发明纺纱机、雪橇车和有轨马车（轨道）为交通（冬季漕运）、商贸和军事运兵服务，发明板甲和火炮，为军事服务……韩冈的发明，首先考虑技术可行，这是对历史的尊重。而且这些发明都是他提出思路和基础理论，由工匠具体设计。其次，技术发明是为政治服务，这个政治不（仅）是韩冈的官位，也不（仅）是新党的变法大业，更不是为了谄媚帝王，而是为了宋代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最后，对韩冈来讲，学术才是根本，而权势（政治）仅是辅助。为了大道，韩冈必须知行合一，甚至为了学术和道德牺牲一时的权势。为了推广“气学”，为了让老师张载进京讲学，韩冈不惜和试图一统熙宁年间学术江湖的王安石“新学”对着干。因为权势只能一时，而“立德、立功、立言”才能不朽。用韩冈自己的话来讲，他的学术追求是“以旁艺近大道”。

《宰执天下》中用科学和实证介入北宋学术与政治的例子比比皆是。第一个例子是殷墟考古。在争夺儒学道统最激烈的时候，新党和皇帝试图通过政治方式让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字说》成为唯一的官学，压制其他学派。这时韩冈抛出了殷墟甲骨文的“大杀器”，让新学依赖的经典注疏不得不遭遇考古实证的直接挑战，也让《字说》所阐释的楷体字在三代的甲骨文面前丧失历史权威。在这之前，韩冈已经用自然科学证明《诗经》“螟蛉有子”是错误的。第二个例子是气学的“格物实证”对于君权的挑战。张载学术的“气”与三纲五伦本是一体，韩冈的“创新”在于以“自然公理”解释“天理”，最后必然会消解君权天授和天人感应，为新的政治变革奠定基础。

正如作者所言：“道统之争，争的是意识形态，争的是人心向背，争的是国家发展的纲领。”（21）《宰执天下》的政治与学术，是互相促进的。韩冈的目标不仅是成为宰相，主导变法，他更大的“野心”是以“政治与学术”的互动改造北宋社会，实现大道，也就是张载著名的四句真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按照《宰执天下》的创造性解读，所谓为天地立心，研究天地至理（自然科学）；为生民立命，研习经世济民之法（社会科学）；为往圣继绝学，那是经史（传统）；至于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天下大同，奠定中华文明的万世基业。

儒学从来是经世致用与修身齐家合一。王安石新学主张的是复三代之治，佯为复古，实则变祖宗之法，通过多种途径改变旧有的分配，最终实现富国强兵。同样是富国强兵，韩冈的政治主张则是对内提高生产力，改革社会关系，对外有限度地扩张。发展生产力，既需要生产方式的变革，也需要生产关系的变革。简言之，穿越者改变历史一方面需要政治和学术，另一方面更需要政治经济基础。前文已经讨论过韩冈推动的由官方主导的多种工业技术革新，这里以棉田为例，讨论韩冈的具体产业政策。一般而言，改革最难的是触动既得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韩冈采取的是做增量不减存量的办法。比如棉田，韩冈在关西的荒地引入棉田，用行会来保证手工纺纱机的技术不外泄。其次是交趾的甘蔗（白糖），也是做加法而非减法。最为重要的是，韩冈为新兴产业的商人行会制定了一套鼓励技术进步和共同发展的商业规则，有助于一个新阶级的诞生。作为生产力革命的对立面，作者借韩冈之口批评了旧党的士大夫表面上不“与民争利”，其实“买田置地”乃至强买强卖。唯有超越农业生产的限制，发展工商业，才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

最后也是最为根本的，重视作为生产力主体的劳动者的因素。首先，韩冈在前期开展医疗健康改革，这对于降低死亡率和增加人口有着重要意义。其次，韩冈意识到教育的基础意义。但是在王安石新学等派别的学生占据同时代官办教育的背景下，韩冈一方面鼓励士绅和商人出资办学，另一方面在他的基本盘关西，从小学开始培养新一代士人。在韩冈看来，至少十年时间，接受气学教育和实践的新一代士人才能正式进入朝堂。
 
04
《新宋》与《宰执天下》的宪制设计比较

（一）政治制度

比起穿越古代搞民主共和国的激进革命，两书都倾向于士大夫主导的渐进政治改革。在这个意义上，“君主立宪”可谓是两位穿越者与历史的妥协。不过，两书对待君权和士大夫政治的态度和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

首先是君权。《新宋》的开篇，石越即创作《三代之治》，表达君权民本的“民主政治”思想，并把清议、报纸、礼制、法律视为制约皇权的基本手段。然而，在后续情节中，石越补新党之弊病，为旧党所不能，成为皇帝最赏识和认同的大臣。他的主要改革最终获得了君权（神宗）的支持。当然，神宗是一位明君。石越与神宗之间留下了一段君臣相得的佳话，也让石越在神宗驾崩后以“忠臣”自居。《宰执天下》则对君权不抱希望。韩冈很早就意识到，在士大夫政治的游戏规则中，“天子的看法从来不足为恃”（22）。《宰执天下》中，神宗赵顼是个玩弄“异论相搅”、拉一派打一派的政治高手，在道德上不值得尊崇。韩冈发展气学，最终目的之一是用科学消解君权神（天）授的理论基础。神宗的继任者更是有弑父之恶名的赵煦，这有利于韩冈设计“共商国事”“重臣议政”“宰辅廷推”和“大议会”等架空皇权的制度，真正让“皇帝垂拱而治，士大夫共治天下”。

其次，两书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是士大夫政治。如前所述，《新宋》号称“以民为本”，但是对待变法，石越的看法与司马光接近，认为变法与民争利，需要士大夫纠正变法者的错误，教化官吏、改善吏治。无论是办学校、报纸，还是“言论自由”的清议和“依法治国”，活跃于《新宋》政治舞台的仍然是士人。因此，石越的政治基本盘与新党旧党差别不大，都是士大夫，只不过“石党”似乎经历过“民主”与“科学”的启蒙洗礼。以王安石的遭遇为镜鉴，韩冈从来都没有把根基放在（传统）士大夫的支持上。执政之前，王安石受天下“三十年重望”。执政之后，损害士大夫利益的王安石成为旧党“君子”的公敌。韩冈意识到，在士大夫政治的历史条件下，但凡党派都不过是争权夺利的利益集团，不会因为王安石或司马光等领袖的个人道德而改变党派的利益格局。在韩冈看来，熙宁初年是士大夫和小市民的乐园，却不是农民的好时代。韩冈出身农民家庭，从小深知农民面对胥吏、地主和商人的无奈和痛苦。因此，虽然成为顶尖士大夫的一员，韩冈的政治目标却是打破士大夫对政治的垄断，引导劳动人民激发出自己的力量。

图片为王安石与司马光画像

（二）经济制度

面对王安石变法激发的士大夫、基层官吏与民众之间的具体的经济—社会矛盾，《新宋》的解决办法有三条，分别可以概括为“简政放权”“市场主导”和“依法治国”。所谓简政放权，就是官府不直接介入贷款、市场交易、商品生产等具体经济环节，只做裁判员，不做运动员。所谓市场主导，就是鼓励民间商人设立钱庄、废除食盐专卖，鼓励民间商人竞标各种政府采购等等。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在处理商人与民众的纠纷时，朝廷制定详细的法律条例，官府作为居中者裁判民间社会的矛盾。在对待新法之核心的“抑制兼并”问题上，石越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已经萌发，足以让农民转职为雇工而不依赖土地生活，政府出手控制经济则是“与民争利”。相比较《新宋》对新兴商人阶级的厚望，《宰执天下》对待商人的态度更为务实。一方面，韩冈鼓励商人发展新兴产业和对外贸易，另一方面，关键行业和领域的产业由官府主导，并且警惕官商之间的串联勾结。在韩冈看来，领导世间舆论的旧党，以及以士大夫、豪商、皇族所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两者的结合是变法的最大阻力。（23）

总之，《新宋》是商人和商业推动并影响政治，《宰执天下》则是政治推动和控制商人和商业。这是政经关系的两种不同思路。
 
（三）对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