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涅磐：德国的战后重建

柏林，像德国绝大多数的城市一样，在二战后只剩一片废墟
在二战期间，盟军对德国地毯式的轰炸其残忍程度并不逊于纳粹的野蛮行径，这使得德国主要城市超过80%的历史建筑都毁于一旦。　那些因战火而湮灭的城市，柏林，科隆，莱比锡、马格德堡、汉堡、基尔、吕贝克、明斯特、慕尼黑、法兰克福、维尔茨堡、美因茨、纽伦堡、克桑滕、沃尔姆斯、不伦瑞克、汉诺威、弗赖堡以及德累斯顿等无一幸免。

历史不经意间拐了个弯，一个城市的命运由此分叉。
二战延续了六年，柏林，第三帝国的心脏，超过80%的建筑都消失在隆隆炮火之中，此后的数十年间，德国人仍沉浸于生灵涂炭和损失大量历史性地标的悲恸之中，但城市规划者们却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这次是实现激越的城市现代化的契机。 在美国基金会的支持下，城市西部的重建开展得异常迅速。包豪斯鼓动人心的规划理念深深渗入了重建之中，这些理念在此二十年内大受追捧，散布于世界各个角落。如同建造“园中塔林”一样，宽阔的街道，高耸入云的办公建筑，以及公寓楼街区，变成了西柏林重建中理想的制式。 城市东部的重建则相对缓慢，此时的东柏林已为红色势力所笼罩。斯大林主义建筑美学成为主流，许多房屋都被设计成传统的古典主义风格。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包豪斯理念在东德盛行开来，而且，对城市全面现代化理念的贯彻比西柏林更彻底。当西柏林土地私有制冷酷地扼杀着大尺度发展的梦想时，东德的计划经济令规划者们如鱼得水。
历史最为悠久的市政厅周围也受到影响。1945年城市被一分为二的时候，这一遗留着狭窄的中世纪街道的区域划归东柏林。战后，老市政厅被复原了，但是周边区域出现了高层公寓街区，一个365米高的电视塔楼，一个新的大型公园，这一非常摩登的方式消解了老城区的历史韵味，直到其他部分一点点被现代化。一座被称为“共和国宫殿”的新建筑从废墟上傲然生成，此前，这块地上是最负盛名的有300历史的德国巴洛克宫殿。这幢建筑为民主德国议会服务，包括会议中心以及带有公共餐厅和酒吧的娱乐中心。
亚历山大广场是柏林东部的传统中心商业旺地，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接受了全面改造。过去极度拥挤的原工人住宅区被拆了个精光，宽至原来十倍的街道，新公寓街区、百货公司以及高层写字楼组成了新的景观。同样地，另外一个历史性地区，“渔夫之岛”也在数年之后接受了命运的改造。这个750年前的城市发源地，于七十年代初被彻底再开发，原有的老住宅让位于巨大的内城快速干道和高层公寓，其中的一些有着超过两百年的历史。

晓庆姐你有多少马甲。。。简直是战神啊哈哈。。。

昨日重现
此类乏味的现代化景观在整个1960-1970年代达到了顶峰，从1980年代开始衰落，正其时，现代主义思想日益受到质疑和批判，以车为主导的街区规划把本来属于人的空间逼至角落，简洁划一的建筑消弭了风格的多样性，城市外表看似现代化和国际化，但属于柏林自己的特征在哪？ 老房屋的翻新和修葺，给城市提供了一种似曾相识但却是重生的生活姿态。原先粗暴的拆迁被抨击为一种倒退，而对历史建筑的传承与更新也从西柏林蔓延到了东柏林。 西柏林国际建筑展览会的筹备，为摆脱包豪斯模式的桎梏提供了契机。一些从二战后便被弃置的地块借助“批判性重建”的模式得以新生。现存的街道肌理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狭窄的路段两旁被限高二十二米的新公寓所填充。这一创意昭示了规划者们的野心：创造一个能够反映欧洲传统的混合街区，但新的街区风格现代，并非历史建筑或立面的复制品。 位于东柏林的尼古拉斯地区曾在二战中被毁坏，通过一种非传统的方式被重建起来。一些建筑忠实地复制了两百年前的古老住屋。这也令这一地区在此后几年间变成了一个旅游热点。 尼古拉斯地区的成功是脆弱的，对于这一时期的建筑争论走向没有起决定性影响。不久后，尼古拉斯地区便被批判者贬称为“社会迪斯尼乐园”。东德式的住宅产品在两德统一后很快便被扔进了垃圾堆，西柏林的规划部门接管了原先的东部地区，“批判性重建”的模式也在那里得到应用。 对于历史城市中心的复兴而言，传统“欧洲城市”的“批判性重建”带来了一批成功的范例。弗莱德里希大街原本是一条主要的商业街，二战中被毁坏。直到1980年代，其大部分仍然闲置，但于1990年代却被迅速重建，并在今天再次成为一个吸引人并且充满活力的街道。也有例子显示规划部门对再现传统城市结构的过分强调也会带来问题，特别是对在1960-1970年代被东德规划师开发和现代化的区域而言。这些区域有着隶属它们自己的现代城市特征，但是按照现行的规划，它们将被历史主义的结构物替代。
追忆逝水年华
所谓的“内城总体规划”显示了东西柏林之间迥异的观点究竟影响了多少与城市规划相关的争论。 柏林当地规划权威机构于2000年开始发展此计划，这一计划致力于对历史性城市中心的一些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开放空间，譬如停车场或建于1960-1970年代的公寓楼群的闲置空间，进行再开发。计划甚至提议将一部分老街恢复成狭小的街巷空间，这些老街在战后时期被拓宽为了状若高速公路的通畅大道。 750年前，柏林从渔夫之岛发端，但自1970年代再开发以来全然丧失了历史氛围。现在，巨大的内城高架将被拆除，传统的街道网格逐步重建，环绕在独立式公寓塔楼周围的开放空间中在建造老式风格的房子。政府希望通过向投资者出售街道两边的土地来取得经费以改善公交系统。 这一规划政策将给这些地区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公共交通系统会更加宜人。由于城市管理者可以出售土地，因此所有这一切都不用政府出资。此外，这些新建筑将成为高尚公寓市场的价格风向标，因为规划者们试图把富裕阶层留在市中心，通过这种方式，规划者们希望能够避免日益增加的纳税人郊区化，从长远看，这个项目甚至可能帮助城市克服其财政问题。 “内城总体规划”的方方面面使其成为催动城市复兴的根本动力，但批评声仍然不绝于耳，特别是那些众多质疑者中的东柏林人，位于战后受影响地区所建公寓中的居民自1960年代开始就定居于此。 城市爱美丽 就像柏林近期发展所做出的描述那样，城规部门致力于“批判性重建”的努力并不是全部令人满意，对波茨坦广场的二次开发就是明显的一例。规划部门只实现了“批判性重建”的一些形式。尽管广场的某些部分看上去有点“传统欧洲城市”的味道，但是由于概念本身的定义十分含混，它最终缺乏其他城市市区所具有的真正的城市品质，譬如使用功能多样化，或者社会集群混杂化，沦为了商业新秩序的贡品。 由于位于柏林历史性城市中心西部边界，而且一度是城市中心商业区，波茨坦广场于二十世纪上半叶成为德国最繁忙的交通枢纽，柏林墙被推倒之后，地方政府决定将这一地区位于市中心的20公顷地划分为四部分出售给大公司。两处较小的地块由奥托拜斯海姆和ABB电力公司开发为办公楼综合体，而两个较大的地块被戴姆勒·奔驰和索尼开发为混合功能市区地带，含括办公、公寓住宅以及娱乐设施。 随后，索尼和奔驰兴建了非常相似的复合性大型综合体。“索尼广场”以一个壮观的覆以玻璃顶的广场来凝聚周边建筑，一间名为“索尼风尚”的旗舰店展示索尼的产品，奔驰的房地产部门发展了类似的经济概念，在其规划中或多或少具有与索尼相同的功能，因此，除了办公室和公寓楼之外，宾馆、商店、娱乐设施、电影院和迪斯尼音乐剧场一应俱全，都位于一个名为玛琳·黛德丽的小型广场上。 尽管在使用功能上惊人地相似，这两个综合体的建筑概念却南辕北辙，这是因为索尼完全不顾设计条例之规限，而奔驰接受了规划部门的“批判性重建”模式，并或多或少遵循了这些理念。对索尼而言，“传统欧洲城市”的模式并不匹配公司现代化的、以技术为主导的形象。因此，索尼与当地规划部门进行了态度强硬的谈判，并威胁如果不允许建造现代化玻璃幕墙的建筑，他们就要退出。最终，妥协的是当地的规划部门。索尼雇佣了芝加哥建筑师海尔雅特·杨。他将索尼中心设计得颇具太空感，综合体中所有的建筑都具有相同的由单一的玻璃和钢板构成的立面。相反，戴姆勒·奔驰的建筑主体由许多被狭小街巷切割成的街区组成，每个街区都有单栋独立的建筑，而且其中大多数立面选择了石材。 为了实现“批判性重建”中的准则条例，戴姆勒通过许多家建筑事务所来发展这个庞大的地块，邀请理查德·罗杰斯、矶崎新、伦佐·皮亚诺等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参与其中，并在这些名家中推选了一位来制定协调性的总体规划。规划范围包括戴姆勒公司名下16个街区共6万平方米的土地。1993年，在戴姆勒公司内部的竞赛中，伦佐·皮亚诺赢得了这一总体规划的设计权。意大利籍的建筑师承诺他的提案一旦被采纳，一定重新带来欧洲城市的传统的风格和品味。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戴姆勒的公共关系部门坚称这一计划已为柏林的传统城市中心赢得新生，为了支撑这一神话，公司把波茨坦地区1920年代的老照片翻了出来，在媒体上广泛刊载，并决定以与1920年有关的名字来重新命名这一区域所有的街道和广场，甚至出资重建从1920年代开始至二战为止曾位于波茨坦广场中央的一种路灯。考虑到这一点，就可以很清楚知道戴姆勒公司采用皮亚诺的设计，与其说是出于一种美好的想法，倒不如说是出于一种利益的锱铢必较，利用一个传统城市含混的影像，观光者会产生似乎身处大都会中心的印象，这将直接带来大量的客流，为项目带来经济上的成功。

莱比锡大街是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的一条街道，东西走向，从波茨坦广场到Spittel市场。其西端的莱比锡广场更东面是帝国邮政总局。 莱比锡大街出现于大约1700年，当时波茨坦广场称为波茨坦门，是柏林城墙西面的城门之一。这条街从城门通往Spittel市场。

卡尔·马克思大街 (Karl-Marx-Allee)

卡尔·马克思大街是德国柏林腓特烈斯海因和米特区的一条大街，由东德政府在1952-1960年作为战后重建的社会主义样板大街建造。
该大道以1949-1961年曾用名斯大林大街，1961年去斯大林化开始后，该大街以马克思主义的建立者卡尔·马克思命名。

德国的新建公寓楼－－－设计简约，细节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