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36计(十四)：围魏救赵

作者：王维洛
14、围魏救赵：避开锋芒，攻其弱处
“围魏救赵”，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二计。
原文：“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
敌阳不如敌阴
围魏救赵的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公元前三五四年，魏国进攻赵国，包围了赵国的首都邯郸。赵国向齐国请求救援，齐王命令田忌、孙膑率部前去救赵国。孙膑认为，魏国大将庞涓率主力 正在攻打赵国，魏国国内空虚，不如率部去围打魏国，迫使魏军放弃进攻赵国而回师来救，这样既可以解赵国之危，又可以在途中设伏，重创魏军。于是齐国军队向魏国进攻，包围了魏国首都大梁（今开封），庞涓闻讯后，率部兼程赶回魏国，在途中陷入孙膑的埋伏，魏军大败，庞涓丧命。
围魏救赵的智慧，正是兵法所言，与其进攻兵力结集之处，不如打击敌人兵力分散的部位；攻击敌军阳刚之处，不如攻击敌人阴弱的部分。
三峡工程主上派采用围魏救赵的计谋，避开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批评，而将攻击目标指向三峡工程缓建派。利用有意压低三峡工程所需要的投资，造成三峡工程虚假的各项优秀经济指标，从而得出国家财政可以承受三峡工程建设的结论。而由于政治因素，缓建派只是向中央领导建议暂缓兴建三峡工程，无法直接在生态环境和移民安置等重要问题上，向三峡工程主上派进行挑 战，以致被对手所利用。
三峡工程“缓建派”
一九八二年邓小平为三峡工程开了绿灯，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原则批准兴建三峡工程方案，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对，特别是来自全国政协委员的反对。但由于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和以往教训，致使三峡工程反对派不敢正面反对中共中央，而是以“缓建派”的面目出现，抱着“武死战，文死谏”的忠诚之心，向决策者上书，提醒政府，三峡工程投资过大，国力不足，工程经济效益不好，不宜过急做出决策。因此三峡工程的反对派，在很大程度上是缓建派。真正公开提出坚决反对三峡工程建设的，只有黄万里、侯学煜等少数几人。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为三峡工程反对派领军人。周培源是个物理学家，早年留学美国和德国，曾师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其后事业也颇有建树。在其后半生中，以科学家的身份活 跃于中国政治舞台，是位不倒翁。周培源先生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协主席，九三学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等高职。
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是周培源生命历程最后十年中最关心的事情之一。一九八四年以来，周培源先生一直反对长江三峡工程快速上马。他曾率一百八十二位全国政协委员，视察三峡工程所涵盖的湖北省和四川省，回北京后又上书中央，建议缓上长江三峡工程。此时，周培源先生并未如同以往，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他从解剖自己开始：为什么在五十年代是个长江三峡工程的积极的支持者，到八十年代却站到另外一面去了？他认为当时是从狭隘的爱国主义出发。
“我在五十年代曾是三峡工程上马的积极分子 ，那时主要是看了我们自己选的三斗坪花岗岩坝址，比过去萨凡奇所选的南津关石灰岩坝址要好的多，其他方面未作研究。近几年来，因多看 了些材料，多作了些了解，特别是政协经济建设组作了详细而切实的调查，使我认识上有了很大转变。我觉得这个问题关系国家千年大计，必须慎之又慎。”
一九八七年五月，周培源为田方等人编著的《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撰写了序言：“回顾这一段历史，三峡工程所以长期上不了，看来主要问题在于仅就三峡论三峡，而没有从长江流域 干支流总体规划，并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家实力的可能性，从经济发展战略上来考虑问题……我们坚决拥护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三峡工程要重新进行论证的英明决定。但论证的主题不应是就三峡论三峡、单独论证三峡工程蓄水位一百五十米或坝高一百八十五米的问题；而应是论证先开发支流或其他优选方案，还是先建三峡工程，以及这一超大型工程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等宏观决策问题……过去的教训，是千万不要急于求成，主管部门尤其不能主观地追求兴建一座超世界水准巨型工程而闻名于世。否则欲速不达，适得其反。再说一句：如果不经过各个方面的反复论证，没有充份的科学依据，就仓促上马，势必后患无穷，后悔不及！”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九日，周培源上书中共领导人：“且不谈三峡工程技术上的问题是否已经全部解决，即使决定立刻上马，由于它投资大，工期长，见效慢，十几年内只投入不产出，对于翻两番的目标，也不能起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由于它占用大量资金，挤掉了其他本来可以上马的项目，反倒会拖翻两番的后腿……我觉得，决定三峡工程是快上还是缓上，除了一些具体的技术上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外，主要因素是我国的财政承受能力问题。在我国目前的财力物力条件下，特别在物价，工资改革的关键阶段，上马三峡工程这一特大建设专案是不适宜的，如果硬要上马，势必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动荡，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战略决策的实现，还会对人民群众形成心理上的冲击，以致于影响深化改革所必需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基于以上的考虑，我认为三峡工程快上不如缓上。等将来翻两番的任务实现，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科技水准提高了，那时再来考虑三峡工程的修建问题。”周培源把财政承受能力作为三峡工程缓上的主要因素，成为日后三峡工程缓建派受到主上派攻击的致命薄弱点。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戴晴作为六四的“幕后黑手”被抓入监狱，戴晴主编的《长江，长江》被禁，三峡工程反对派因此受到牵连，无法发出声音。一九九○年七月十三日，江泽民、李鹏接见参加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的代表，周培源也出席了这项活动。周培源直接向江泽民、李鹏提出三峡工程有些问题还是没有研究透，比如：人防是否安全，建议中共中央推迟三峡工程的决策。
这是周培源最后一次的努力。三峡工程缓建派认为，只要时间拖得越长，三峡工程上马的希望就越渺茫。孙越崎老先生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三峡工程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的结 论是：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李锐也几度上书中央领导，建议三峡工程“在重大问题尚未圆满解决以前，考虑暂缓兴建。”
三峡工程“反对派”
真正提出坚决反对三峡工程建设的只有黄万里、侯学煜等少数几人，他们认为，从自然地理学和生态环境学上来分析，三峡工程不是早上或晚上的问题，坝高多少米的问题，而是绝对不能上的问题。三峡工程的最大问题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几百万移民的安置问题；其次才是工程的技术问题和工程的经济问题，以及工程资金来源问题。由于坚决反对三峡工程建设的人数比较少，再加上黄万里先生被排除在三峡工程论证之外，他的文章在国内有影响的报刊杂志上也不给予发表，以致于人们对三峡工程坚决反对派的了解比缓建派要少许多。
三峡工程主上派不敢正面接受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挑战，他们避开反对派的锋芒，选取三峡工程缓建派作为攻击重点，进行反击。因为缓上三峡工程的理由，只能是工程造价太高、资金筹集困难、技术问题尚未解决、河流流域的开发次序问题等等，而对生态环境问题、移民问题，则不可能提出充份的论据。因为无论早建还是缓建三峡大坝，工程将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和移民社会问题，本质上不会有很大的区别，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在工程可行性论证中，根本不进行可行性论证最主要的内容，即：上和不上三峡工程的方案比较，而只是进行蓄水位高低（海拔一百五十米、海拔一百六十米、海拔一百七十米、海拔一百八十米）和建设方案（一级开发分期蓄水和两级开发）的比较。因为缓建派没有表示反对建设三峡工程，所以建还是不建，就不用论证了。在经济比较中，虽然考虑了早建、晚建和不建三峡工程三个方案，但却没有考虑三个方案对于生态环境破坏的差别，这是由于早建和晚建两个方案，在生态环境破坏方面，没有本质的差别。这就使得本来应该在经济比较中为最优的“不建三峡工程方案”，成了最差的方案。
三峡工程之总投资
另外，三峡工程主上派在工程投资、资金筹集、经济合理性和国力承受能力分析上，确实下了一番工夫，着力打击缓建派。
三峡工程主上派的主要做法是：在三峡工程审查之前，尽量压低工程所需要的投资；而在三峡工程审查之后，再将真正所需要的资金公布出来。由于人为压低了三峡工程投资，从而资金筹集的困难、经济的不合理性，在可行性论证中都无法体现出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的说明”时说，三峡工程按一九九○年价格估算的静态总投资为五百七十亿元人民币，其中枢纽工程投资二百九十八亿元，水库移民投资一百八十五亿元，输变电工程投资九十七亿元。第一批机组发电之前所需要的投资为三百亿元。
到二○○六年底，三峡工程一共花费了一千六百亿元人民币，这个资料远远超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注的五百七十亿元人民币。由于三峡工程总投资被有意压低，所以每年所需要的资金投入，也就大大减少。邹家华说：三峡工程发电之前十二年的总投资为三百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二十五亿元人民币，国力可以承担。实际上，三峡工程的实际投资，年年超过二十五亿元，最高一年就投资一百五十亿元人民币。由于三峡工程总投资被有意压低，所以三峡工程的各项经济指标，便显得十分优越。
比如邹家华说，三峡工程的上网电价低，每度电十三点三分，低于我国已建和在建的五强溪、隔河岩、岩滩、宝珠寺、龙羊峡、李家峡等水电站上网电价；利税产出多，还贷能力强，投资回收快，对国家贡献大，从开工后的第十二年至二十年建设期内累计创利税三百九十二亿元，从第二十一年开始，每年创利税七十七亿元，财务内部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均优于国家规定值，可以在工程建成后第二年回收全部投资。但是三峡工程发电后，三峡电站电价为每度电三十五分，比邹家华所说的十三点三分高出百分之一百六十三，远高于所列出的水电站。
那么建造三峡工程的钱从哪里来呢？邹家华说：若要有可靠和稳定的资金来源，充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以及资金来源多样化等原则，考虑了九种可行的渠道，即葛洲坝电站发电收入，征收水电建设基金，国内银行贷款，预算内基建投资，中央财政专项拨款，地方集资参股，利用外资，三峡工程建设期发电收入，发行三峡工程建设债券和股票等。但是邹家华并没有说明，哪种管道要筹集多少资金。
其实，建造三峡工程的钱既不是出自中央财政，也不是出自地方财政，而是出自十四亿中国老百姓的口袋。三峡工程缓建派当时只是集中在中央财政是否能够承担三峡工程投资的问题上，并未想到，政府会直接从老百姓口袋里挖出建造三峡工程的钱，可见三峡工程缓建派是低估了对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