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36计(六)：擒贼擒王

作者：王维洛
6、擒贼擒王：李锐出书，党纪处分
“擒贼擒王”，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十八计。原文：“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革命、反革命？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由水电部具体负责组织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研究，参加三峡工程论证的人选，就由水电部部长钱正英亲自决定，其中最关键的四个人是：李锐和林一山；黄万里和张光斗。李锐和黄万里反对三峡工程，而林一山和张光斗则支持三峡工程。此处先介绍李锐和林一山在三峡问题上的争论。
一九五二年，毛泽东在听取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汇报之后，对于以三峡工程控制长江洪水，十分感兴趣。之后，林一山在《中国水利》一九五六年第五、六期，发表长文，提出只有修建三峡水库，才能解决长江洪水问题。林一山提出三峡水库的蓄水位为海拔二百三十五米，从而形成一千亿立方米以上的防洪库容，这样才可以把一九五四年长江防洪时，堤防挡不住的那一千亿立方米的洪水，全部装起来。
当时担任水电局局长的李锐在《水力发电》一九五六年第九期，也发表长文，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毕其功于一役”、试图用大型干流水库解决长江防洪问题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长江防洪要采取综合措施，如：加强堤防建设、保护湖泊和河漫滩的防洪功能，继续建设蓄洪区，修建水库必须从支流开始等等。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共中央举行南宁会议，讨论三峡工程问题，毛泽东让林一山和李锐都到会，介绍各自观点，这是两人第一次正式交锋，也是长达五十多年三峡工程争论中，唯一一次在中央决策层前的正面论辩。通过此次舌战，毛泽东看中李锐的才能，任命李锐担任其工业秘书。李锐可谓是英年得志。但好景不常。
一九五九年，李锐在庐山会议上，因赞同彭德怀的观点而受牵连，被打成反党集团首脑，而反对毛主席要搞的三峡工程，也成为李锐的罪名之一。水电部门反对三峡工程的中共党员，差不多都被打成李锐反党集团的成员，其中包括八个省的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同样，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反对三峡工程的中共党员，亦同样被打成反党集团，而反对苏联专家、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专家，则被划为右派。
对三峡工程的态度，在当时已经成了判别革命和反革命、左派和右派的重要标准。
“长江王”林一山
一九七0年十二月，毛泽东批准葛洲坝大坝工程建设。当时认为，建葛洲坝大坝工程之后，便不再提三峡大坝，因而也就放弃一九五八年所制定的、重庆和三峡库区基本建设海拔二百米的控制线。一九七一年之后，重庆和三峡库区便在自然洪水位之上、海拔二百米高程之下，发展城镇建设。
林一山，对葛洲坝大坝工程建设持反对态度，因按林一山计划，葛洲坝大坝只是三峡大坝的调节坝，要建也只能在三峡大坝完工之后再建。在毛泽东“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的最高指示指挥下，葛洲坝大坝工程没有工程设计即开工，开工后不久便陷入一片混乱，使周恩来不得不宣布暂时停工，也不得不请出林一山，领导葛洲坝大坝工程建设。然而也就是在林一山的领导下，葛洲坝大坝工程，成了建设三峡大坝的练兵场。但林一山已无法阻挡重庆和三峡库区，在海拔二百米以下地区发展基本建设。
通过葛洲坝大坝工程的建设，林一山重新登上“长江王”的地位。
反对派领头李锐
文化大革命后，李锐重新出山，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协同部长胡耀邦平反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冤、假、错案，功不可没。李锐对于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向中央建议修建三峡大坝工程之事，一直十分关心，多次向中央提出书面意见。在邓小平发表“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的讲话之后，李锐也曾表示支持一百五十米方案。对此，李锐向戴晴说：“如果说我过去曾同意过一五0低坝方案，那也是因为听说这一方案当时党中央常委已经通过，难以再提意见；此外这个方案需要两级开发，势必要补充勘测研究并引起新的争论，延缓开工时日。所以我当时对人说过，我的同意是缓兵之计。”
一九八五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李锐的《论三峡工程》一书。这是三峡工程反对派第一次公开出书，对三峡工程提出疑问。此书引出最主要的论点：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问题。
“像三峡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巨型工程，不是哪个部门或地区的事，是全国人民的事；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而是关系子孙万代的事。这样的大事本来是应该集思广益的，可是过去年代，主观自是，专断成风，巧言偏信，好大喜功，怎么能够谈得上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呢？”李锐将自己对三峡工程的意见编辑成书，通过著作的公开出版和发行，把有关三峡工程的真实资讯与自己的观点告知大众，表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为一条必经之路。
身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后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李锐，为何不在北京寻觅出版社，发表《论三峡工程》？理由简单，北京的出版社不敢公开出版反对三峡工程的论著，这和后来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戴晴编辑的《长江，长江》一书的情况是相同的。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负责《论三峡工程》一书的编辑刘皓宇，后来回忆道：“此书出版以后，在社会上的反响很大，许多读者纷纷来信求购此书，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全国的报章却不让发表有关此书的评介文章。”“《论三峡工程》像一块巨石，一石击起了千重浪。致使权威禁止在报刊上发表反对上马的意见。”（注：参见刘皓宇〈《论三峡工程》出版的前前后后〉。）
即便李锐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是三峡工程反对派的领头人，但中共水电部部长钱正英竟决定，不邀请李锐参加三峡工程论证，理由是，她也未邀请林一山参加。
这个理由根本不成立。林一山当时双目几乎全部失明，已不主持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他的接班人魏庭琤、以及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多个工程师，如洪庆余等等，皆被邀请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并担任专业组负责人。这些人都代表着林一山的观点。而不让李锐参加论证的理由则十分清楚：
第一，一九五八年，长江王林一山权大威重，李锐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官员，而一九八六年，李锐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威信大增，凭其地位，对其他参与者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再说，李锐党内职位在钱正英之上，如果李锐参与论证，钱正英便无法说了算。
第二，李锐反对三峡工程的理由充份，而且经常不是就三峡工程论三峡工程，而是在更高的层面分析问题，往往是一针见血。李锐对此回忆：“水电部当然也没有请我参加，据水利部的人说，理由是林一山不参加论证，所以李锐也可以不参加。这个理由是十分牵强的，目的是把我从论证组中排除出去。当时水电部负责人是坚决贯彻林一山的意见的，所以林一山参不参加就无所谓了，林一山的意见就是水电部的意见。他们知道，我向中央写过很多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书，坚决不同意这一工程上马，所以不希望我的看法影响论证组的其他人。”（注：参见李锐对〈历史负责到底：回忆三峡工程上马过程的始末〉，《当代中国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三期，总第六十六期。）
党纪处分
李锐因出版《论三峡工程》受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点名批评李锐，擅自出版批评三峡工程书籍，不服从党的纪律，因为中央书记处曾规定不准公开争论三峡工程的问题。胡耀邦还曾亲自批示，禁止李锐关于三峡工程的文章在北京的一家最重要报纸上发表。其实当时胡耀邦根本没有读过李锐的这本书。
不久，胡耀邦因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化不力而下台。其后门庭冷落，一九八八年，李锐将受到批评的《论三峡工程》一书赠送解职在家的胡耀邦。胡耀邦读完该书后，以一首诗回赠李锐。
戏题李锐同志不赞同修三峡水库论著
妾本禹王女，含怨侍楚王。泪是巫山雨，愁比江水长。愁应随波去，泪须飘远洋。乞君莫作断流想，流断永使妾哀伤。
胡耀邦的这首诗写得有感情，与他之前在会议上批评李锐不服从纪律、不准李锐发表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相比，完全不同。也许，胡耀邦这时有充足的时间细读李锐的文章，得以从另一角度认识三峡工程。诗中，胡耀邦对李锐的意见不能被听取，表示同情，也或许是对自己过去的做法表示歉意。
之后，李锐将此诗略做修改后，发表在《新观察》一九八九年第八期，纪念英年去世的胡耀邦：
妾本巫王女，含怨侍楚王。泪滴三春雨，愁染六月霜。泪愁应随东逝水，乘风直下太平洋。乞君莫作断流计，天地灵药八千方。石壁立，平湖望，流断永使妾哀伤。
从胡耀邦的诗可以看出，下台后的他对三峡工程有了自己的看法。同样，赵紫阳在下台之后对三峡工程也表示，三峡工程对各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要作决策应该留给下一代，他当时所作的一切的目的，是推迟三峡工程决策的时间。
那么，到底是谁在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面前告状李锐破坏党的纪律、私下出版《论三峡工程》一书？至今还没有人出来为此事负责。
李鹏在其《三峡日记》一书中记载：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四日：朱镕基对我说：‘李锐给他打电话，要求中央停建三峡工程。他已报告江泽民同志，并对李锐做了工作，劝他不要搞串联。’”“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昨晚，江泽民同志在电话里向我谈了几点，李锐上书要求停建三峡工程已被制止，要他从大局出发。”
读者可以从这些资讯中作出判断。
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后，李锐即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写信：“三峡工程木已成舟。我只建议，要接受三门峡教训，要准备后事，即水库形成之后，将出现哪些严重问题，怎样防范？”
兵法云：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也。意思是：欲摧毁敌人中坚力量，就得抓获敌人的首领，可使敌军解体。无首的群龙在旷野拼斗，已经进入穷途末路处境。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与反对三峡工程之重要学者李锐是好朋友，又是同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锐为其副手，两人在平反冤、假、错案中互相理解支持。而打击三峡反对派的头头—李锐，以党的纪律约束，不让其发出声音，影响中国民众，此为三峡主上派的策略，擒贼擒王。那么让李锐的好朋友胡耀邦，亲自出面批评李锐，将可取得最好效果，无论是从中国共产党铁的纪律来说，还是看在好朋友胡耀邦的面子上，李锐都不得不在批评三峡工程上有所收敛与顾虑。
（待续）

现在看来，赞同搞三峡的观点，什么控制洪水啊，都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