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36计(四)：调虎离山

作者：王维洛
4、调虎离山：花瓶波澜，取消资格
“调虎离山”，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十五计。 原文：“待天以困之，用人以诱之，往蹇来返。”
违反宪法
为了支援三峡工程统一领导建设，李鹏在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建立三峡省，为此，必须先行组建一个筹备组。一九八五年二月，三峡省筹备组正式成立，李鹏亲自到会讲话。陪随李鹏考察重庆的李伯甯出任三峡省筹备组组长。随即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计划成立的三峡省包括：湖北省宜昌市和宜昌地区，湖北省恩施地区的巴东县，和四川省万县市和万县地区，基本是一百五十米方案所涉之区域。
省政府的驻地为宜昌市。有人把三峡省称为不三（峡）不四（川）省。其实，中共中央、国务院设置三峡省筹备组是越权，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根据宪法规定，这个权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不在国务院，更不在中共中央。一九八六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三峡省筹备组，改为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三峡省筹备组的寿命仅为一年多。三峡省筹备组组长李伯甯因而对这个决定耿耿于怀。这是后话了。
每年三、四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举行全会的时间。一九八五年，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的许多政协代表，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没有征求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意见、没有工程可行性报告的情况下，擅自批准三峡工程一百五十米方案，并决定于一九八六年开工，有很大的意见。政协委员、原交通部副部长彭德说：“一九八四年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主上派占了上风，中央领导也表示支持，大有山雨欲来之势。一九八五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交通部的几位委员不谋而合，都想说说三峡工程，但当时大家心存顾虑，担心中央已经决定，讲了又有什么用。在第一组的会议上，我按捺不住提出，三峡工程尚未论证清楚，急于开工有很大的风险，建议暂缓上马。我的意见获得了小组七十二名成员的一致拥护，大家推荐我到大会讲。有的同志还鼓励我说：‘你去讲，开除党籍我们保你。’那时我已经没有什么职务，也没有什么官可以罢了，便在大会上说明自己的观点。”当时彭德副部长手持的尚方宝剑，就是周恩来总理当年的指示：“如果因修大坝影响了长江航运，就要把大坝炸掉。”这届全国政协会议共有一百六十七位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问题单独或联合提出十七件提案，建议缓上三峡工程。
多数委员们认为，国务院必须对三峡工程进行工程可行性论证后，才能做决定。为此，全国政协组成三峡考察团，以九十三岁的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建设组组长孙越崎为团长，从五月三十日起，对三峡地区进行了三十八天的考察。孙越崎为国民党元老，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经济部长，曾在国民政府负责三峡工程规划。考察结束后，他们编写《关于三峡工程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结论是：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该报告对三峡工程的投资、防洪、泥沙淤积、航运、发电、移民、安全等七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三峡考察团的意见，还附上几个专题报告：
一、三峡工程二百亿打不住，可能要突破六百亿； 二、关于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 三、三峡工程对航运利少弊多； 四、关于三峡工程的发电效益； 五、三峡水库会不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驼背长江”； 六、重庆市为什么提出一百八十方案？
一九八八年，全国政协再次组织三峡考察团，这次参加的全国政协委员有一百二十八人，团长是政协副主席周培源。全国政协中，对三峡工程持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除周培源、孙越崎外，还有如：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林华、原中国银行副行长乔培新、原交通部副部长彭德、原商业部副部长王兴让、原国家水利部长远规划处副处长、总工程师陆钦侃等人。政协委员来自各方，且不少都是专家，全国政协的优势即在于，委员们各方知识的有机组合，得以对三峡工程做出全面和公正的评价。
“不说实话”？
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物理学家，早年留学美国和德国，曾师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其后在事业上也颇有建树，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协主席等职务。在这之前，周培源一直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可是，在三峡工程决策问题上，他选择以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头脑去观看事物、思考问题。
周培源从解剖自己开始：为什么在五十年代，是个长江三峡工程积极的支持者，但到了八十年代，却站到对立面去了？当时是从狭隘的爱国主义出发：“我在五十年代曾是三峡工程上马的积极分子，那时主要是看了我们自己选的三斗坪花岗岩坝址，比过去萨凡奇所选的南津关石灰岩坝址要好的多，其他方面未作研究。近几年来，因多看了些材料，多做了些了解，特别是政协经济建设组做了详细而切实的调查，使我认识上有了很大转变。我觉得这个问题关系国家千年大计，必须慎之又慎。”（周培源，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六日）
周培源通过亲身的经历，发现搞三峡工程的人不说实话。他回忆说：“有一次我乘船过葛洲坝船闸，葛洲坝的一位同志陪我，我问他：‘过船闸要多长时间？’他们说：‘四十五分钟。’我上驾驶台，又问船长，他说：‘一般要四个小时。’因为通常要待船把闸填满后一起过。我们政协委员会坐的船，当然到了就过闸。所以他们说话，总要和实际差别很大。”
“我们怎么放心把三峡工程交给那样说话办事不诚实的人呢？”周培源先生还说：“他们的一些作法，很不科学，很不老实，如工程预算，对外讲三百个亿，内部讲三百六十一个亿，少说六十一个亿，这决不是粗心。为了上马，他们有意把投资说小，以后超出了，可以说是别的什么原因，不是自己的原因。”搞三峡工程的人不说实话，这真是一针见血。周培源多次给中共中央领导写信，建议推迟对三峡工程的决策。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前，戴晴女士编辑出版了《长江，长江》一书，被公认为向中央决策层叫号，为该书作序的正是周培源。天安门事件后，周培源未对三峡工程公开发表意见。一九九○年七月十三日，江泽民和李鹏在接见参加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的代表后，设宴招待与会的民主人士，周培源在饭桌上，提到三峡工程一些问题还未研究透，再次劝阻中央决策层，不要贸然行事。一九九四年，周培源去世，丧事十分简单，在官方的生平介绍中，不提这位紧跟共产党几十年，到晚年选择返璞归真，在三峡工程上与共产党分道扬镳的科学家的活动轨迹。
政治问题
对于三峡工程，全国政协不和党中央、国务院保持一致，这在政协历史上还是头一回。一九八六年赵紫阳向邓小平汇报：“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技术、经济、政治。技术经济问题都可以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一些反对的同志，并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有的主要是对共产党有意见。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三分之一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邓小平的回答说：“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的政治问题更大。”注：参见〈邓小平与三峡工程〉，《炎黄春秋》九四年第三期。
按照西方决策理论，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是工程技术问题，而三峡工程决策是政治决策；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通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为政治家的决策做工程技术准备，而政治家则是出自政治考虑，权衡各方面利弊，做出最后的决策。但是在中国，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从一开始就是政治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反对三峡工程，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政协委员陆钦侃，他可以说是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技术总顾问。陆钦侃早年就读于浙江大学土木系，毕业之后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就职，工作重点是长江开发以及长江洪水问题。一九四四年五月，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前往中国三峡地区考察，就是由陆钦侃陪同。考察结束后，萨凡奇提出了扬子江开发计划。
一九四六年，根据中美政府合作协定，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派遣五十四人到美国丹佛学习三峡工程设计，陆钦侃是其中之一。在美期间，陆钦侃取得科罗拉多大学水利系硕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陆钦侃于水电部从事水电规划工作，曾任水电部副总工程师，规划局处长。五十年代，毛泽东提出建设长江三峡大坝，陆钦侃作为水电部派驻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代表，专门负责三峡水力发电和长江洪水计算。一九五八年二月，周恩来到三峡地区考察，陪同的有李富春、李先念、李葆华、刘澜波、张含英、钱正英、张劲夫、刘西尧、胡耀邦、林一山、李镇南、阎红彦、王任重、李锐、苏联水电专家和中国工程师，陆钦侃就是其中之一。
从一九三六年起，整整六十多年的时间，陆钦侃一直和长江、三峡工程打交道。可以说，陆钦侃是中国真正的长江专家，对长江问题的了解，无人能出其右。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委托水力部组织对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陆钦侃担任防洪组顾问。据说建设三峡工程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一劳永逸地控制与解决长江洪水，可见长江洪水在论证中的重要性。而出任三峡工程论证防洪组顾问，对陆钦侃先生来说，是一次机会，更是一次挑战。如果陆钦侃能积极配合，作出令中共中央领导满意的论证，要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的头衔，并非难事。
陆钦侃的同事徐乾清出任防洪专家组组长，后来被挑选为工程院院士。而由于陆钦侃先生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十分有限，解决长江洪水问题，主要还是要靠长江堤防，并加固加高堤防，完善分洪区等等。陆钦侃，便成了那个“唱反调”的人。
拒绝签字
陆钦侃先生从长江三种不同类型的洪水出发，分析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
长江洪水的第一种类型是：一九五四年型的全流域型洪水。一九五四年洪水，是近百年来实际测到的最大洪水，七、八两月的洪水总量为四千五百八十七亿立方米，超出堤防泄量一千○三十二亿立方米。建造三峡工程，仅能控制上游川江的洪水，对中下游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和汉江、赣江等众多支流不能控制。陆钦侃先生认为，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十分有限，仅能减少城陵矶以上的分蓄洪水量二百亿立方米，对城陵矶以下的江段，如武汉、安徽、江西，没有实际效益。而只要按照一九八○年批准的长江中下游防洪规划，加固加高长江堤防，就可以增加泄洪量五百亿立方米，再加上完善分洪区的措施，便得以基本解决此类长江洪水问题。
第二种类型是一九八一年型的长江上游洪水，对这类洪水没有必要兴建三峡大坝，建了大坝，只会增高上游的洪水位，有害无益。
第三种类型是发生在长江中下游的洪水，三峡工程对此也无防洪效益。
一九八八年，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完成，参加论证的有四百一十二名专家，其中四百○三位在各自参加的分报告上签字，陆钦侃等九位专家，则是拒绝签字。陆钦侃先生还专门提出个人意见报告，陈述拒绝签字的理由。陆钦侃特别指出，只强调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而忽视长江堤防的维修和加固，终将铸成大错。
陆钦侃当然知道，不在论证报告上签字，是会被看作对竭力支援三峡工程的中央领导人的叫号。他也知道不签字的后果。但是他宁愿相信，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人已经吸取了教训，荒唐的事不会再重复。既然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为什么还要惧怕严冬的寒酷？
这段时间里，陆钦侃在许多书刊上发表文章，陈述不赞同三峡工程的理由。他和其他政协委员一起，揭露了一九七五年河南板桥、石漫滩水库和其他五十余座水库溃坝，造成二十三万人死亡的事实。这次水库溃坝事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是一九五四年长江洪水死亡人数的七倍。而这个被中共掩盖了十二年的悲剧，至此才终于揭开冰山的一角。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一些人把陆钦侃等政协委员反对三峡工程、接受戴晴等人采访、以及在戴晴主编的书中发表文章之事，上纲上线，并给其所在党委写信寄材料，供“单位在清查和考察干部时”参考。陆钦侃等人因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一九九二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审批讨论三峡工程提案时，陆钦侃等也没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机会。就在一九九三年全国政协换届时，来自共产党的全国政协委员如原计委副主任林华，原中国银行副行长乔培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胥光义，原交通部副部长彭德，原商业部副部长王兴让等，因在公开场合反对三峡工程，以致被取消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这是共产党的纪律。对反对三峡工程的民主党派代表，让其继续留任，如周培源、孙越崎、陈明绍、罗哲文等，此为共产党的统战路线。陆钦侃，一介书生，是无党派人士，根据统战路线，本应该按照民主党派人士的办法处理。但有些人对陆恨之入骨，尤其陆为长江洪水问题的权威，说话有份量，有人相信。所以就把陆钦侃按照共产党纪律的办法处理，取消陆的委员资格，理由是已经连任两届，不宜再续任全国政协委员。
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到一九九八年八月，陆钦侃没有、也不能再于公众场合对三峡工程发表不同的意见。而为了让老人能安度晚年，陆钦侃的子女们出面拒绝所有新闻界的采访要求。
人为灾难
一九九八年，长江大洪水，被一些新闻媒体称为“世纪洪水”。这场灾难，是天灾还是人祸？江泽民在一九九八年抗洪胜利的总结表彰大会上特别强调指出：“今年发生这么大的洪水，主要原因是气候异常、降雨集中。也就是说，主要是天灾造成的”。
这时，陆钦侃再也坐不住了，他接受了南方周末报记者的采访，指出：造成一九九八年洪水灾害的主要原因是人祸，是这些年来忽视长江堤防的维修和加固的结果，是这些年来，生态环境被破坏，水土流失的结果。这个灾难性的结果，正是陆钦侃在十年前，陈述拒绝在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上签字的理由时已经告示过世人的。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
陆钦侃指出，一九九八年的洪水并非什么“世纪洪水”，它的洪峰流量比一九五四年的洪峰流量要小许多，从洪峰流量来看，还不到二十年一遇的洪水。一九九八年，当宜昌洪水流量还没有达到常年洪水流量时，沙市的水位就接近历史最高水位，这就说明，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被破坏得十分严重。一九八○年制定的长江中下游防洪规划制定的目标，特别是加固长江大堤的工作，原计划必须在一九八五年完成，可是到一九九八年还没有完成，这不是人祸，难道是天灾？
南方周末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采访陆钦侃的报告，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回响。一九九八年洪水之后，中共国务院不得不重新采纳陆钦侃等的意见，把长江防洪的重点，重新放到加固加高长江大堤上，放到退耕还湖、恢复河流和湖泊的自然蓄洪能力上，放到在中上游地区的植树种草和水土保持上。
二○○○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由已经不是全国政协委员的陆钦侃先生组织起草的“关于三峡工程初期按一百五十六米蓄水位运行，验证泥沙淤积，缓解移民困难的紧急呼吁书”由全国五十三名知名学者签名，递交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应。
调虎离山
调虎离山，原出自明朝冯惟敏《海浮山堂词稿二上玉芙蓉（共二）》。原文为：使不了调虎离山计，当不得将军八面威。虎是指强有力的对手，山是指有利于对手的地形和条件。如果将老虎从有利的地势调开，这样就有利于战胜对手。
全国政协委员陆钦侃是中国真正的长江问题专家，也是最早从事三峡工程规划的工程师，学问好，威信高，是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技术总顾问，对三峡工程主上派来说，陆钦侃显然是最强的对手。同样，原计委副主任林华，原中国银行副行长乔培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胥光义，原交通部副部长彭德，原商业部副部长王兴让等，都是共产党内各行各业的专家，他们对主上派而言，也都是危险人物。撤销这些人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使其失去全国政协的平台，没了资讯来源，无聚会可能，失去发言机会，更没了视察的资金，如此，便也没了要求中共国务院各部门对反对派提问，做出答复的权力。此乃主上派之调虎离山，以利三峡工程上马。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