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36计(二)：苦肉计

作者：王维洛
2、苦肉计：肖秧请淹，加官晋爵
“苦肉计”，为兵法三十六计之第三十四计，败战计其中之一。原文为：“人不自害，受害必真；假真真假，间以得行。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快速上马
一九八○年七月底，邓小平视察三峡工程时，陪同考察的四川省省长鲁大东和万州地委负责人，都向邓小平反映了四川省委、省政府以及万州地委对三峡工程的忧虑。之后，中共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一百五十米方案，表示只淹四川省万州部分地区，不淹涪陵，也不淹重庆，顾及了四川省的反对意见，以致四川省也不好再多说什么。至此，中共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的第一个目标实现了：一九八二年底，邓小平为三峡工程开了绿灯。
一九八三年三月，长江水利委员会（当时称长江流域办公室）完成《三峡水利枢纽一百五十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于四月五日上报国家计委和水电部。五月三日至十三日，由国家计委主持，在北京召开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报告审查会议。审查会认为：长办提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并建议国务院批准。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七日，中共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赵紫阳、万里、姚依林、田纪云、胡启立、郝建秀、方毅、张劲夫、王任重、谷牧等中央领导人及各部委负责人出席。会议讨论了水电部提出的“建议立即着手兴建三峡工程”的报告，同时决定三峡工程采用正常蓄水位一百五十米，坝顶高程一百七十五米方案，并准备立即施工，争取于一九八六年正式开工。会议还决定成立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担任组长。
一九八四年四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原则批准了三峡水利枢纽一百五十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并要求立即进行部分施工准备工作。中共中央指示：三峡工程按正常蓄水位一百五十米，坝顶高程一百七十五米设计。会议建议，成立三峡经济特区。
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日，中共国务院（八四国函字第五十七号）原则批准三峡工程一百五十米方案，决定在初步设计和工程概算未批准前，一九八四、一九八五两年先进行部分施工前期准备工作，为争取一九八六年主体工程开工创造条件。
建坝淹城一九八四年九月，当时还下属于四川省的重庆市市委书记肖秧，以重庆市委与市政府的名义，向中共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将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从海拔一百五十米提高到海拔一百八十米，理由只有一个，一百五十米方案不能保证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
兴建三峡大坝，与重庆市有直接关系的，如：航运、港口、洪水淹没、生态环境改变、水污染和移民等等。纵观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为了改善航运条件，在黄金航道上建设高坝；更没有在拥有几百万居民的大都市下游，建设高坝的先例。
瑞士环保组织“伯尼尔宣言”，曾假设在莱茵河瑞士和德国交界处建“三峡大坝”，结果是：水库将淹没苏黎世和首都伯尼尔；而如果在罗纳河瑞士和法国交界处建三峡大坝，则将淹没日内瓦。此外，虽然从地貌和地质条件来说，德国莱茵河上的圣高瓦峡谷处（传说中的莱茵河女妖所在地）十分适合建设高坝，但那将把德国的金融中心法兰克福给淹了。
“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为一九五八年三峡工程规划提出的工程目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长江流域规划中关于三峡工程的航运效益，论述如下：“长江干流向来是我国水运中心，彻底改善此水运大动脉的关键问题是：三峡水利枢纽的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建成后，不仅可以完全消灭三峡天险，使重庆以下河道变成平湖，而且由于三峡水库对荆江水量的调节，稳定汛期河槽，利于刷新河床，增加水库下游尤其是荆江河段的枯水水深，若再结合少量浚深工程，即可保持七─八米的水深，使重庆以下终年可通航万吨江轮。如果三峡以上继续增建其他水库，当保证枯水季节下泄水量超过一万一千立方米／秒，可保持九米航深，终年通行万吨海轮！至于汉口以下河道改善，将以三峡枢纽为主创造条件，稍加整理，就可达到统一标准。”
邓小平当年出川前往法国留学，由于航运条件不好，中途不得不弃水路，而走旱路，因此终年通行万吨海轮的目标，对邓小平于一九八二年为三峡工程开绿灯，存在重要影响。
万吨轮船直达重庆？
二○○六年一月，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于上海举办“长江黄金水道开发与洋山保税港区功能”会议上，批评南京长江大桥阻碍重庆发展，使万吨轮船不能从上海直达重庆，应考虑将其拆除。而参加会议的南京市副市长蒋裕德则予以反驳。蒋裕德指出，把长江上的几座老桥拆掉，实际上恐怕很难做到。现在南京长江大桥净空为二十四米，万吨轮船没法通过大桥开往中上游，这就使得南京港吞吐量大增。蒋裕德还说，南京长江大桥再用五十年也没有问题。
此事于网上公布之后，线民讨论热烈，有支持炸桥的，也有反对炸桥的。其实，即便把长江上所有碍航的大桥全部炸毁，在三峡工程全部建设完毕之后，万吨轮船还是不能直达重庆。原因有二：第一，航道水深不足；第二，万吨轮船无法通过三峡五级船闸和葛洲坝船闸。
要保证上海至重庆的长江航道终年通行万吨轮船，三峡水库枯水季节的下泄水量必须超过一万一千立方米／秒，以增加大坝下游尤其是荆江河段的枯水水深；但规划的三峡水库枯水季节的下泄水量只有五千立方米／秒，根本不能保证荆江河段的航道水深。三峡工程五级船闸每级闸室的船只最大吃水深仅为三点五米，而万吨轮船要求的水深为九米，如何能让万吨轮船通过三峡大坝？况且，将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从海拔一百五十米，提高到海拔一百八十米，对重庆的弊端是非常之多，后果也非常严重。
增加重庆洪水危害
在建设三峡工程和葛洲坝工程之前，宜昌至重庆的长江河段，处于自然河流状态，重庆实测最高水位为海拔一百九十二点八米，最低水位为海拔一百五十九点五米，最大水位变化幅度为三十三点三米，常年平均水位为海拔一百六十五点七米，所以当年在建设重庆火车站时，铁路路轨的标高选在海拔一百九十六米，高于最高洪水位。
一九八一年，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沱江、嘉陵江发生特大洪水，洪水之大，为历史所罕见。寸滩的洪峰流量达八万五千七百立方米／秒，为二十世纪最大洪水。宜昌站洪峰流量达七万两千立方米／秒。一九八一年，重庆最高洪水位达海拔一百九十四点三米（注：朝天门码头的洪水位记载为一百九十三点七米。），比一九八一年前的实测最高洪水一百九十二点八米，高出一点五米，距离重庆火车站一百九十六米高程，只剩一点七米，重庆多处城区被淹。
一九八一年的洪水造成四川省十四个地市的一百一十九个县遭淹没，受灾人口达一千五百八十四万人。肖秧请求中央将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提高到海拔一百八十米，如此，三峡大坝处的自然水位被人为地壅高了约一百二十米，那么，如果出现类似一九八一年的洪水，重庆的最高洪水位还能保持在海拔一百九十四点三米吗？
一八六○年和一八七○年出现的长江洪水，是根据历史记载和洪水痕迹推算出来的史上最大洪水。一八六○年洪水受灾地区为屏山、丰都、万县、云阳、巫山、巴东、秭归（以上均在三峡大坝坝址上游）、宜昌、宜都、公安和洞庭湖区。一八七○年，洪水使三峡大坝坝址上游的合川“大水入城深四丈余”，丰都“全城淹没无存，水高于城数丈”。根据洪水痕迹计算，一八七○年重庆的最高洪水位为海拔一百九十九点○四米。如果在这“水高出城数丈”的大洪水上，再叠加三峡大坝壅水，那么灾情更是火上加油。
清华大学水利系黄万里教授对水库大坝工程的防洪效益，持批判观点。黄万里教授在〈怎样决定三峡大坝是否修建〉一文中写道：“造坝截断沙流，使上游洪水抬高，泛滥频繁；下游停止造地，滩涂侵蚀。”黄万里教授指出：三峡大坝修成之后，将使来自金沙江与四川盆地河槽中的砾卵石和部分泥沙，在重庆沉积下来，形成水下堆石坝，堵塞重庆港，其壅水将淹没合川、江津等城镇（合川、江津为重庆上游的城镇），殃成数十万人淹毙的惨剧，故而此坝永不可修。黄万里教授更以一九八三年七月，湖北省丹江口水库上游安康洪水惨案为例，说明三峡大坝对上游地区洪水严重危害的问题。
王小宁（注：北京网路作家，一九五一年生，因在电子邮件中推动多党政治，被北京法院以“煽动颠覆”罪名判刑。）于〈西南中国的悲哀〉一文中指出，“一千多公里川江河道狭窄，对洪水下泄极为不利。对洪水下泄更为不利是从三峡到重庆的六百多公里川江上，还有多处峡口。这些峡口宽度只有二百至四百米，仅为正常江面宽度的几分之一，两岸高度在水面三百至四百米以上，坡度为七十度以上，有些地方干脆就是直上直下。峡口就像瓶颈一样，更加严重地阻碍洪水下泄。这些是四川地区洪涝灾害频繁的根本原因。大水遇峡口水流下泄受阻，就会出现壅水现象，水位急剧上涨。水位一直要涨到峡口上下有一个很大的水位差，从而使水流流速明显加快，过水截面积明显加大，来水量与下泄水量相等后才会停止上涨。每一个峡口都会使其上游水位明显壅高。从三峡到重庆一共有六百多公里长，共有包括三峡的三个峡口在内的著名峡口十三个。汛期大水，十三处峡口造成的壅水现象，使川江就像出现了十三级台阶一样。在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壅水是以下游的水位为基点抬高的。”
根据历史洪水痕迹推测，一八七○年重庆最高洪水位为一百九十九点○四米。一九八一年实际测量的最高洪水位为海拔一百九十四点三米；自一九五八年以来，重庆的城市建设都控制在海拔二百米以上，均高于历史最高洪水。自然状态下的重庆防洪标准在百年一遇之上。所以重庆曾经是中国沿江大城市中防洪标准最高的。
但是，建设三峡工程之后，重庆的防洪标准是增高了、还是降低了？中共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没有公布任何资料。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峡开发总公司的金沙江溪洛渡大坝工程，正式开工，在新闻报导中，无意间透露出建设三峡工程之后，重庆市的防洪标准仅为二十年一遇。三峡工程的建设（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使得重庆市的防洪标准，从过去的百年一遇下降为二十年一遇，此一事实便说明，三峡工程的建设，加大了重庆的洪水威胁。
增加重庆港区泥沙淤积
从航运来说，将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提高到海拔一百八十米，对重庆港口最为不利，因为此时，三峡水库库尾的回水区正好位于重庆港口区，而水库库尾的回水区，正是泥沙淤积最为严重的地区。
来看看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做的重庆段，从青草背到剪刀峡模拟模型的结果：
航道：回水变动区航道大部分得到改善，使用三十年内，万吨船队可直达重庆的朝天门和九龙坡；使用五十年左右，青岩子、九龙坡和金沙碛等河段发生河型转化，每当枯水年水库消落期，上述三个河段发生不同程度的碍航（航深小于三米属碍航），碍航时间从十几天到二个月左右（万吨船队只能在十一月至次年的三、四月通航五、六个月)。
港口：除重庆港区佛耳岩、长寿港未出现淤积边滩外，其余厂矿专用码头和地方码头淤积较多，其中九龙坡码头等，二十九年淤积边滩约一百米，第四十九年码头边滩最宽达两百米，码头作业感到困难。嘉陵江临江码头前沿边滩达三百余米（第四十九年），一至三号码头作业困难。到第七十六年年初，金家滩、临江门和千厮门一带都淤成宽大的边滩，嘉陵江一至三号客运码头难以作业。
由此可见，在水库运行开始的二十年，重庆港的淤积尚不十分明显，但之后港区淤积日趋严重，港口被淤死，以致多数码头难以作业。那么，当码头前沿出现三百余米宽的沙滩时，这个码头还能生存下去吗？
北京水科院也曾对一九五四年大洪水蓄洪至一百七十五米作过泥沙模型试验，试验结果显示：重庆最大码头“九龙坡河段原主河槽基本被淤死，经两年冲刷还未完全冲开，对航行条件不利”；“嘉陵江口的朝天门码头沿线出现严重淤积状况，难于航行”。结果和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的结果基本一致。
重庆的码头被淤之后怎么办？模型的试验没能提出什么好的方案，来治理这些泥沙淤积。而在国务院的报告里却说，论证中重点对重庆市的影响，认为采取综合措施后可以满足航运的要求。这里的综合措施包括了航道疏浚，大规模的港口整治，挖掘泥沙和改变水库的调度方式。不说这笔费用是否算到三峡工程的账上，就是对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在未加分析的情况下，就得出了可以满足航运要求的结论，是极不科学的。
就拿改变水库的调度方式来说，水库的运行方式一变，其他方面也都要变。具体地说，从减少重庆港和航道的淤积的角度来改变水库的调度方式，就是要在汛期末推迟蓄水。在自然的情况下，川江每年汛期末都有一个走沙期，这时的水流含沙较少，流量又较大，能冲走一些在汛期中淤积的泥沙。但建了水库之后，水流变慢，加上又要在走沙期开始蓄水，使得走沙期被压缩或取消，不利于冲走淤积物，而造成部分航道碍航，重庆港口淤积。
如果推迟汛期末的蓄水，有利于将一些淤积物冲走，避免或减轻航道和重庆港口的淤积。但是如果把三峡水库的蓄水期从每年的十月初推迟到十一月初，可能会对减轻航道和重庆港口的淤积有帮助，但如此又出现了新的矛盾。
第一，最直观的就是，万吨船队的通航时间将从每年的五、六个月，减少到四、五个月；第二，如果再仔细研究一番，这个方案可能会使万吨船队直抵重庆的目标，化为乌有。每年十一月份，宜昌站的月平均径流量只有二百六十三亿立方米，除去要向下游提供必要的流量，已经不可能再有二百二十一亿立方米的水供水库存储用了，这样水位就到不了正常蓄水位一百七十五米，也保证不了万吨船队到达重庆的航运需要。
推迟蓄水，就会影响发电，也会影响对下游流量的补给。这个方法在目标不改的情况下，无法接受。剩下的只有工程整治一条措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钱便往下投就是了，淤多少，挖多少，反正这笔钱，不会算到三峡工程的投资上去。美国加利福尼亚贝克莱大学地质教授利奥帕德撰文说，长江三峡是世界上最大的实验室，这里进行的是一项未被证明能够获得成功的实验。
破坏重庆市原有排水系统，增加甲烷爆炸威胁。在日常生活中，将用过的水排入城市排水管道中，然后又排入天然河流，是极为普通之事，重庆市的废水，都排入长江。那么，当长江在重庆处的水位抬高十几米，重庆市的排水口都将被淹没在长江水位之下，重庆市的排水受淹堵，排水不畅，这样排水管道中将充满沼气，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因此，重庆水位的抬升，将迫使重庆必须改建全市的排水道系统。城市更新，城市改建，这些项目对一个城市尚能承担，但要迫使一个老城市改建全部的排水道系统，将在财政上难以负荷。
二○○七年夏，暴雨袭击重庆市。此时，重庆市排水道系统的出水口水位，受三峡水库蓄水影响而抬高，造成排水管道的实际水力坡度减少，排水系统能力大为缩减，致使重庆市区许多建筑被淹，马路被阻。增加重庆库区水污染 影响周围地区饮用水供应三峡大坝建设之前，长江水的流速比较大，河流自然净化的能力非常强，而三峡工程的兴建，使水的流速降低，自然净化污水的能力也就降低，增加重庆库区的水污染，影响周围地区的饮用水供应。
一九九二年，于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三峡工程方案之时，四川省程贻举、杨东乔等三十二位代表，联名向大会主席团提交了一份“请求专题研究和评价三峡工程对重庆市的经济和环境影响”议案。当时重庆市并未提升为中央直辖市，行政上还属于四川省领导，四川省人大代表团中包括来自重庆市的代表。
三十二位代表在议案中指出：“三峡工程不利影响主要在库区。重庆港处于水库回水变动区，三峡工程的建设与重庆市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有密切关系，但究竟影响程度有多深，范围有多大，以前从未进行过系统的专题研究。世界上至今还没有一座大型水库是在一座特大型城市的边上，国内外都没有经验可借鉴。尽管十多年来有关部门对三峡工程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环境评价、模型试验，提出了一系列的报告，在报告的一些地方也涉及到重庆问题。但我们认为，研究尚不深入、不全面，有些不利影响还估计不足，对策措施上还嫌笼统，不够有力。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稍有失误，给重庆市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同时还会给子孙后代留下后患。”
同样，重庆大学和四川科技大学，也对三峡水库对重庆市的淹没影响作过研究，得出了和三峡工程论证不同的结论。可见，直到一九九二年，四川省人大代表，针对重庆市委书记肖秧以重庆市委和重庆市政府的名义，向中央政府要求将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从海拔一百五十米增加到海拔一百八十米是一直持反对意见的，原因很简单，加高三峡水库的蓄水位，对重庆市危害很大。李锐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兴建三峡工程议案后，给中央写信，要求尽早为重庆准备后事。
为此，钱正英专门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到四川省代表团做工作，作解释，钱正英担保在建设三峡大坝之后，百年洪水不会影响重庆市。她说，中共中央政府同意在批准三峡工程议案之后，对重庆市的淹没影响再做研究，也会邀请重庆大学和四川科技大学参加。希望四川省的代表们和中央保持一致，支援三峡工程的建设。四川省人大代表不相信官拜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会欺骗他们；但是三峡水库蓄水后的事实证明，正是钱正英欺骗了他们。
原四川省水利电力厅厅长、政协副主席张广钦曾就三峡工程多次向中央上书，他以从事水利电力几十年的经验指出：有人说要保下游一千万人口，但三峡修好解决不了武汉一盆水问题，也解决不了荆江分洪问题，且目前对上游危害也考虑得不够。长江主河流中段建大坝不可取，鲧治水的老路──堵的办法，是效法不得的。
现代苦肉计
三国演义中周瑜火烧赤壁是最精彩的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战例。赤壁大战中东吴老将黄盖上演一场苦肉计，让曹操上当，功不可没。周瑜打黄盖，一个要打，一个愿挨。板子打在黄盖的屁股上，后来黄盖立功，加官晋爵，也是奖赏分明。重庆市市委书记肖秧也上演了一场苦肉计，后来也从重庆市市委书记升到四川省省长。只是肖秧的苦肉计和黄盖的苦肉计有一点不同，周瑜打黄盖，黄盖被打得皮开肉绽。而肖秧的苦肉计中，吃苦的不是肖秧，而是重庆市的居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这就是现代和古代苦肉计之区别。
但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肖秧虽然当上了四川省省长，但是在接下来的中共中央全会上，中央委员的选举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罕有的几名尽管通过差额选举，却被淘汰的候选人，致使心情不畅，忧郁得病。纵然李鹏后来又将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官衔送给他，但是也未能阻止肖秧早逝的命运。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