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udn.com/MengyuanWang/131256870 我從兒子懂事（6嵗）開始，一直向他强調我對他的頭號期許，是“Be a decent man.”這是中文裏正人君子的翻譯，美國人一般不會這麽說，所以我還反復解釋了“Decent”和“Good”的不同：前者是無愧於心，後者則是社會所外加的評價。至於“Nice”，那是更加浮面的表象，常常帶有虛僞的反面意義。 期許的第二條則是“Be an intellectual.”用中文說，就是做一個理性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這個詞在中文裏常被濫用或扭曲：例如在中國的所謂公知，其實與理性思考完全背道而馳；在台灣則是把思維能力和文憑混爲一談，以爲受過高等教育的就算是知識分子，以致於迷信風水、鬼神的教授、主管層出不窮，他們對英美的洗腦宣傳自然是全無抵抗力。其實真正的知識分子是尊重事實與邏輯，因而同時擁有足夠的客觀知識以及理性推理能力的人。這一點，我以前已經多次討論過了。 美國的愛國教育是非常廣汎、深入而且徹底的。所謂的新聞自由，就是製造多元意見的假象，從許許多多的不同角度，在無數的雜訊之中，以隱性的手法維持重點洗腦教條的一致性，從而使一般民衆自然接受它們成爲“常識”。在基礎教育上，更是睜著眼睛説瞎話，從小就灌注美國例外論，把美國和善良、正義劃上等號，例如感恩節明明來自滅絕了一個印第安人部落之後的慶功宴（參見前文《美國的開國神話》），但是99.99%的美國中小學教師和學生都以爲歷史上第一個感恩節大餐是清教徒請印第安人來作客的跨民族和睦相處。 等到我兒子有了獨立思考能力，他因爲中文太差，很難完全認同中華文化，但是我至少確定他不受美國基礎教育和大衆媒體的洗腦，對歷史事實和國際現狀有清楚誠實的認知。換句話說，他熟悉美國幹過的很多壞事；承認美國體制被設計來維持巨富的利益，很不合理；所謂的民主，也只是一個幌子，絕大多數選民根本沒有能力做出正確的政策選擇；白左的聖母心態和其他極端，他也知道是愚昧可笑的。 我們日常散步聊天，有時談到國際事務，他的世界觀頗讓我滿意。例如他主動說中國有習近平這樣兼具理想和能力的領袖，實在非常幸運。對香港年輕暴徒的無知、愚蠢和自私，他也嗤之以鼻。今天他才又遇到同學拿新疆來對中國説事，他當場反駁，說你們只看了一兩篇片面之詞，就急著下結論，但是如果中國人讀了一兩篇《Fox News》（Trump的傳聲筒，在我兒子就讀的白左學校很受敵視）的文章，也對美國白左指指點點，你們卻一定會說他們狂妄無知。 在美國歷史和文化方面，有時他反而比我知道的多。本周稍早，我又在家裏批評美國體制下大衆傳媒的負面作用（參見前文《大衆媒體的内建矛盾》），他說我在“Preaching to the Choir”（“對唱詩班傳教”，意思是他完全同意，我不必浪費口舌），然後推薦我去看看Walter Lippmann的著作。Walter Lippmann這個名字我以前見過，知道他是20世紀的一位公衆人物，“Stereotype”和“Cold War”兩個詞匯都是他發明的，但是對他的思想和作爲並沒有什麽詳細的瞭解。去找了些資料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正是20世紀中葉，美國崛起過程中，幕後的理論奠造者。 我以前曾多次介紹過，小羅斯福主導了美國崛起成爲世界霸主的過程，是20世紀最偉大而且最成功的政治人物。他爲了霸權地位和國家利益，不擇手段，有意地引導大衆走向原本極不受歡迎的方向。例如美國國内本來種族主義嚴重，對納粹十分同情；小羅斯福在1941年，藉著對日本禁運，逼迫日方主動發動戰爭，從而把美國帶入二戰。到了1943年，小羅斯福爲了遏制西歐在戰後復興，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故意從中作梗，讓盟軍在意大利戰綫吃癟，即使美軍必須因此付出數以千計的額外傷亡為代價，也在所不惜。（參見前文《訪意大利有感（二）》） 小羅斯福的作爲和成就，固然築基於極高的戰略智慧和政治手腕，但是也必須有正確的哲學基礎。如果迷信現代的英美民主理論（也就是70年代以後，財閥資助的智庫所推行的群衆意見至上論，認爲民主越直接越好；其實這只是方便由資本控制的媒體對大衆洗腦、從而掌控政策決定來掠奪内部的利益分配，參見前文《談Brexit》），認爲政治人物的道德理想是做選民的代言人（Delegates），那麽小羅斯福根本就不應該考慮違反民意來參戰，更別提有意製造公民的大批死亡。但是他在權衡局勢之後，認爲短期的犧牲小於長期的利益，因而可以欺瞞民衆來爲國家謀取最大的福利。換句話説，他認爲自己只要是無私爲公，就可以專斷獨行，不須要有民衆事先的參與討論和同意。這樣的觀點，在民主政治理論裏叫做Trustee Model of Representation（托管式代表），和它對立的就是上面剛剛提到的Delegate Model of Representation（代言式代表）。 最早把這兩種民主制度背後的哲學分清楚的，是原籍愛爾蘭的英國思想家和國會議員Edmund Burke。他在18世紀末，英國的世界霸權即將奠定、也是近代西方民主理論還在啓蒙之際，倡導托管式民主。雖然公開附和者不多，但是因爲隨即在19世紀初的頭30年，英國的選民資格逐步放寬，由人口的3%增加到17%，開始有選舉結果不能事先由精英階級完全決定，他的哲學成爲國會和政府的實際運作原則。換句話說，這是英國版的“外儒内法”，表面上是民衆投票，私下卻是先吸收新進議員進入精英社會，然後共同主導政策。他們雖然不是全然無私，但是嚴格的政治傳統和道德規範要求他們對公共利益有足夠的尊重。19世紀是英國的全盛時期，膚淺的觀察說這是選舉的功勞，仔細的檢驗卻會表明執政的精英其實是以托管人的方式來運行的。 美國在建國之後的頭100年，通訊科技不發達，在廣大的國土上事事探詢民意根本不切實際，聯邦政治組織又還很小，所以執政的細節基本是少數在位者說了算；雖然不是有意走托管式路綫，但是實際執行起來自然如此。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報紙、電報和電話先後普及，人口和經濟迅速成長，人多嘴雜、媒體偏頗的問題越來越明顯。順應經濟和社會的需求，聯邦政府的權力不斷擴大，但是並沒有產生與之對應的責任和效率。後來老羅斯福和Wilson終於做了初步的政治現代化，然而在Wilson之後，一連三個自私自利、庸碌無能、只知和資本合作來操弄民意的總統，把一戰勝利之後國内國外、政治經濟上的紅利都揮霍光了，反而引爆了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不但造成極大的人民苦難，也間接地在國際上準備了歐亞法西斯主義興起的土壤。 Lippmann生於1889年。在就讀哈佛期間，就是《Harvard Crimson》的編輯。畢業後因爲看不慣資本勢力扭曲輿論，而在1913年與朋友合作創立了《The New Republic》（《新共和》）雜志，成爲Liberalism（翻譯比較困難，參見前文《放任經濟學的邏輯謬誤》；這裏指的是20世紀美國政界的左派思想）的前鋒。一戰期間他靠政治關係，被直接任命為上尉，在駐歐美軍總部做情報官。戰後出任Wilson的顧問，參與了《十四點和平原則》的草擬。這時他還是一個純粹的理想派，對Wilson手下宣傳機器的新聞管制多有批評。 1920年，Lippmann31嵗，開始明白自由放任的新聞媒體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發表了《A Test of News》一文，嚴厲指責了Liberalism旗手《紐約時報》對俄國共產革命報導中的偏見。到了1922年，他把大衆媒體的亂象總結起來，出版了《Public Opinion》一書，建立一個新的媒體政治理論，後世稱爲“Almond-Lippmann Consensus”。在此後的數十年中，Lippmann以《Today And Tomorrow》這個聯合專欄（Syndicated Column）為平臺，佐以多本書籍，成爲美國政治哲學的主導人之一，被並列爲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專欄作家（另一位是與其對立的保守派作家Westbrook Pegler）。 在二戰之後，George Kennan倡導圍堵戰略，Lippmann批評它是損害全人類來圖利美國上層階級的錯誤政策，並且發明了“冷戰”這個字眼來强調它已經是戰爭行爲。後來Johnson總統頒給他美國平民的最高榮譽：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總統自由勛章），但這並沒有阻止他猛烈抨擊Johnson參與越戰的舛訛。他在1967年退休，1974年過世，剛好是美國盛極而衰的轉折時期。 Lippmann的核心觀點，其實就是我在過去五年多一再强調的幾個現代人類社會的基本現象：群衆總是非理性的（“Bewildered Herd”“困惑的牛群”）；新聞總是過度簡化的（“When distant and unfamiliar and complex things are communicated to great masses of people, the truth suffers a considerable and often radical distortion. The complex is made over into the simple, the hypothetical into the dogmatic, and the relative into an absolute.”）；大衆傳媒進一步減低社會集體智商（“When all men think alike, no one thinks very much.”“The Private citizen, beset by partisan appeals for the loan of his public opinion, will soon see, perhaps, that these appeals are not a compliment to his intelligence, but an imposition on his good nature and an insult to his sense of evidence.”）；美式民主制度原本就是被設計來壓迫底層民衆（“What we call a democratic society might be defined for certain purposes as one in which the majority is always prepared to put down a revolutionary minority.”）；政府的好壞應該以民生結果來判斷（“It is perfectly true that 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governs least. It is equally true that 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provides most.”）；民主制度先天假設人民的素質極高（“No amount of charters, direct primaries, or short ballots will make a democracy out of an illiterate people.”）；極化的社會必然導致民主政治的腐化與癱瘓（“In government offices which are sensitive to the vehemence and passion of mass sentiment, public men have no sure tenure. They are in effect perpetual office seekers, always on trial for their political lives, always required to court their restless constituents.”）；代言式民主是騙人的花樣（“False Ideal”）。 Lippmann的解決方案，也同樣是我已經反復解釋過的，由“Specialized Class”（“專門階級”）根據“Public Interests”（“公共利益”）管制“Unseen Government”（“無形政府”，指控制媒體輿論的力量）來“Manufacture Consents”（“製造贊同”）；這其實正是小羅斯福的執政哲學，也是美國崛起時代的思想基礎。 到了1970年代之後，財閥的反撲就始於思想層面，完全反Lippmann之道而行，利用民衆的牛群屬性和新聞内建的偏見趨勢，一方面鼓勵社會議題上的極化和對立，另一方面吹噓代言式民主以利用愚蠢的民意來挾持政府官僚，促使其迅速腐化並癱瘓，從而容許美國富豪們在全球進行掠奪，獨占國内外經濟發展的成果。可悲的是，馬英九這類台灣政治“精英”取經回來的，不是Lippmann理論這樣的精華，而是財閥新生產的糟粕，所以台灣政壇在過去30年的迅速衰落，其實是在解嚴之後就已注定的命運。 【後註】今天是2020年三月5日晚上，小孩氣衝衝地開車回家，我以爲他和女朋友吵架，結果吵架的對象其實是女朋友的媽，起因則是她又再對中國説長說短。兒子說下午我告訴他《Fox News》的記者要求中國為新冠病毒道歉之後，他原本就憤憤不平；又遇到那女人囉嗦“維族集中營”，他終於忍不住反唇相譏。我一向要求他不要公開反駁美國人的仇中宣傳，擧的例子是1998年我在巴黎國銀的交易廳看冬季奧運，原本被看好的關穎珊意外敗給同爲美籍的Lipinski的時候，所有交易員由首席帶頭爆出雷鳴般的歡呼；我也只能默默地觀察，一直到退休了才談起此事。 幾年前曾經有讀者說，羡慕我兒子有我來天天教誨，那時我就回答世事看得太清，對生計會有不利的影響。小孩子年輕氣盛，我幫他看清美國的諸般黑幕，他大概是無法誠心樂意地融入這個不公不義的社會了。我當然希望他有成功的事業，不過那不能以無視是非善惡為代價，畢竟堂堂正正地活著才是最優先的人生考慮。
http://blog.udn.com/MengyuanWang/131256870 我從兒子懂事（6嵗）開始，一直向他强調我對他的頭號期許，是“Be a decent man.”這是中文裏正人君子的翻譯，美國人一般不會這麽說，所以我還反復解釋了“Decent”和“Good”的不同：前者是無愧於心，後者則是社會所外加的評價。至於“Nice”，那是更加浮面的表象，常常帶有虛僞的反面意義。 期許的第二條則是“Be an intellectual.”用中文說，就是做一個理性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這個詞在中文裏常被濫用或扭曲：例如在中國的所謂公知，其實與理性思考完全背道而馳；在台灣則是把思維能力和文憑混爲一談，以爲受過高等教育的就算是知識分子，以致於迷信風水、鬼神的教授、主管層出不窮，他們對英美的洗腦宣傳自然是全無抵抗力。其實真正的知識分子是尊重事實與邏輯，因而同時擁有足夠的客觀知識以及理性推理能力的人。這一點，我以前已經多次討論過了。 美國的愛國教育是非常廣汎、深入而且徹底的。所謂的新聞自由，就是製造多元意見的假象，從許許多多的不同角度，在無數的雜訊之中，以隱性的手法維持重點洗腦教條的一致性，從而使一般民衆自然接受它們成爲“常識”。在基礎教育上，更是睜著眼睛説瞎話，從小就灌注美國例外論，把美國和善良、正義劃上等號，例如感恩節明明來自滅絕了一個印第安人部落之後的慶功宴（參見前文《美國的開國神話》），但是99.99%的美國中小學教師和學生都以爲歷史上第一個感恩節大餐是清教徒請印第安人來作客的跨民族和睦相處。 等到我兒子有了獨立思考能力，他因爲中文太差，很難完全認同中華文化，但是我至少確定他不受美國基礎教育和大衆媒體的洗腦，對歷史事實和國際現狀有清楚誠實的認知。換句話說，他熟悉美國幹過的很多壞事；承認美國體制被設計來維持巨富的利益，很不合理；所謂的民主，也只是一個幌子，絕大多數選民根本沒有能力做出正確的政策選擇；白左的聖母心態和其他極端，他也知道是愚昧可笑的。 我們日常散步聊天，有時談到國際事務，他的世界觀頗讓我滿意。例如他主動說中國有習近平這樣兼具理想和能力的領袖，實在非常幸運。對香港年輕暴徒的無知、愚蠢和自私，他也嗤之以鼻。今天他才又遇到同學拿新疆來對中國説事，他當場反駁，說你們只看了一兩篇片面之詞，就急著下結論，但是如果中國人讀了一兩篇《Fox News》（Trump的傳聲筒，在我兒子就讀的白左學校很受敵視）的文章，也對美國白左指指點點，你們卻一定會說他們狂妄無知。 在美國歷史和文化方面，有時他反而比我知道的多。本周稍早，我又在家裏批評美國體制下大衆傳媒的負面作用（參見前文《大衆媒體的内建矛盾》），他說我在“Preaching to the Choir”（“對唱詩班傳教”，意思是他完全同意，我不必浪費口舌），然後推薦我去看看Walter Lippmann的著作。Walter Lippmann這個名字我以前見過，知道他是20世紀的一位公衆人物，“Stereotype”和“Cold War”兩個詞匯都是他發明的，但是對他的思想和作爲並沒有什麽詳細的瞭解。去找了些資料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正是20世紀中葉，美國崛起過程中，幕後的理論奠造者。 我以前曾多次介紹過，小羅斯福主導了美國崛起成爲世界霸主的過程，是20世紀最偉大而且最成功的政治人物。他爲了霸權地位和國家利益，不擇手段，有意地引導大衆走向原本極不受歡迎的方向。例如美國國内本來種族主義嚴重，對納粹十分同情；小羅斯福在1941年，藉著對日本禁運，逼迫日方主動發動戰爭，從而把美國帶入二戰。到了1943年，小羅斯福爲了遏制西歐在戰後復興，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故意從中作梗，讓盟軍在意大利戰綫吃癟，即使美軍必須因此付出數以千計的額外傷亡為代價，也在所不惜。（參見前文《訪意大利有感（二）》） 小羅斯福的作爲和成就，固然築基於極高的戰略智慧和政治手腕，但是也必須有正確的哲學基礎。如果迷信現代的英美民主理論（也就是70年代以後，財閥資助的智庫所推行的群衆意見至上論，認爲民主越直接越好；其實這只是方便由資本控制的媒體對大衆洗腦、從而掌控政策決定來掠奪内部的利益分配，參見前文《談Brexit》），認爲政治人物的道德理想是做選民的代言人（Delegates），那麽小羅斯福根本就不應該考慮違反民意來參戰，更別提有意製造公民的大批死亡。但是他在權衡局勢之後，認爲短期的犧牲小於長期的利益，因而可以欺瞞民衆來爲國家謀取最大的福利。換句話説，他認爲自己只要是無私爲公，就可以專斷獨行，不須要有民衆事先的參與討論和同意。這樣的觀點，在民主政治理論裏叫做Trustee Model of Representation（托管式代表），和它對立的就是上面剛剛提到的Delegate Model of Representation（代言式代表）。 最早把這兩種民主制度背後的哲學分清楚的，是原籍愛爾蘭的英國思想家和國會議員Edmund Burke。他在18世紀末，英國的世界霸權即將奠定、也是近代西方民主理論還在啓蒙之際，倡導托管式民主。雖然公開附和者不多，但是因爲隨即在19世紀初的頭30年，英國的選民資格逐步放寬，由人口的3%增加到17%，開始有選舉結果不能事先由精英階級完全決定，他的哲學成爲國會和政府的實際運作原則。換句話說，這是英國版的“外儒内法”，表面上是民衆投票，私下卻是先吸收新進議員進入精英社會，然後共同主導政策。他們雖然不是全然無私，但是嚴格的政治傳統和道德規範要求他們對公共利益有足夠的尊重。19世紀是英國的全盛時期，膚淺的觀察說這是選舉的功勞，仔細的檢驗卻會表明執政的精英其實是以托管人的方式來運行的。 美國在建國之後的頭100年，通訊科技不發達，在廣大的國土上事事探詢民意根本不切實際，聯邦政治組織又還很小，所以執政的細節基本是少數在位者說了算；雖然不是有意走托管式路綫，但是實際執行起來自然如此。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報紙、電報和電話先後普及，人口和經濟迅速成長，人多嘴雜、媒體偏頗的問題越來越明顯。順應經濟和社會的需求，聯邦政府的權力不斷擴大，但是並沒有產生與之對應的責任和效率。後來老羅斯福和Wilson終於做了初步的政治現代化，然而在Wilson之後，一連三個自私自利、庸碌無能、只知和資本合作來操弄民意的總統，把一戰勝利之後國内國外、政治經濟上的紅利都揮霍光了，反而引爆了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不但造成極大的人民苦難，也間接地在國際上準備了歐亞法西斯主義興起的土壤。 Lippmann生於1889年。在就讀哈佛期間，就是《Harvard Crimson》的編輯。畢業後因爲看不慣資本勢力扭曲輿論，而在1913年與朋友合作創立了《The New Republic》（《新共和》）雜志，成爲Liberalism（翻譯比較困難，參見前文《放任經濟學的邏輯謬誤》；這裏指的是20世紀美國政界的左派思想）的前鋒。一戰期間他靠政治關係，被直接任命為上尉，在駐歐美軍總部做情報官。戰後出任Wilson的顧問，參與了《十四點和平原則》的草擬。這時他還是一個純粹的理想派，對Wilson手下宣傳機器的新聞管制多有批評。 1920年，Lippmann31嵗，開始明白自由放任的新聞媒體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發表了《A Test of News》一文，嚴厲指責了Liberalism旗手《紐約時報》對俄國共產革命報導中的偏見。到了1922年，他把大衆媒體的亂象總結起來，出版了《Public Opinion》一書，建立一個新的媒體政治理論，後世稱爲“Almond-Lippmann Consensus”。在此後的數十年中，Lippmann以《Today And Tomorrow》這個聯合專欄（Syndicated Column）為平臺，佐以多本書籍，成爲美國政治哲學的主導人之一，被並列爲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專欄作家（另一位是與其對立的保守派作家Westbrook Pegler）。 在二戰之後，George Kennan倡導圍堵戰略，Lippmann批評它是損害全人類來圖利美國上層階級的錯誤政策，並且發明了“冷戰”這個字眼來强調它已經是戰爭行爲。後來Johnson總統頒給他美國平民的最高榮譽：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總統自由勛章），但這並沒有阻止他猛烈抨擊Johnson參與越戰的舛訛。他在1967年退休，1974年過世，剛好是美國盛極而衰的轉折時期。 Lippmann的核心觀點，其實就是我在過去五年多一再强調的幾個現代人類社會的基本現象：群衆總是非理性的（“Bewildered Herd”“困惑的牛群”）；新聞總是過度簡化的（“When distant and unfamiliar and complex things are communicated to great masses of people, the truth suffers a considerable and often radical distortion. The complex is made over into the simple, the hypothetical into the dogmatic, and the relative into an absolute.”）；大衆傳媒進一步減低社會集體智商（“When all men think alike, no one thinks very much.”“The Private citizen, beset by partisan appeals for the loan of his public opinion, will soon see, perhaps, that these appeals are not a compliment to his intelligence, but an imposition on his good nature and an insult to his sense of evidence.”）；美式民主制度原本就是被設計來壓迫底層民衆（“What we call a democratic society might be defined for certain purposes as one in which the majority is always prepared to put down a revolutionary minority.”）；政府的好壞應該以民生結果來判斷（“It is perfectly true that 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governs least. It is equally true that 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provides most.”）；民主制度先天假設人民的素質極高（“No amount of charters, direct primaries, or short ballots will make a democracy out of an illiterate people.”）；極化的社會必然導致民主政治的腐化與癱瘓（“In government offices which are sensitive to the vehemence and passion of mass sentiment, public men have no sure tenure. They are in effect perpetual office seekers, always on trial for their political lives, always required to court their restless constituents.”）；代言式民主是騙人的花樣（“False Ideal”）。 Lippmann的解決方案，也同樣是我已經反復解釋過的，由“Specialized Class”（“專門階級”）根據“Public Interests”（“公共利益”）管制“Unseen Government”（“無形政府”，指控制媒體輿論的力量）來“Manufacture Consents”（“製造贊同”）；這其實正是小羅斯福的執政哲學，也是美國崛起時代的思想基礎。 到了1970年代之後，財閥的反撲就始於思想層面，完全反Lippmann之道而行，利用民衆的牛群屬性和新聞内建的偏見趨勢，一方面鼓勵社會議題上的極化和對立，另一方面吹噓代言式民主以利用愚蠢的民意來挾持政府官僚，促使其迅速腐化並癱瘓，從而容許美國富豪們在全球進行掠奪，獨占國内外經濟發展的成果。可悲的是，馬英九這類台灣政治“精英”取經回來的，不是Lippmann理論這樣的精華，而是財閥新生產的糟粕，所以台灣政壇在過去30年的迅速衰落，其實是在解嚴之後就已注定的命運。 【後註】今天是2020年三月5日晚上，小孩氣衝衝地開車回家，我以爲他和女朋友吵架，結果吵架的對象其實是女朋友的媽，起因則是她又再對中國説長說短。兒子說下午我告訴他《Fox News》的記者要求中國為新冠病毒道歉之後，他原本就憤憤不平；又遇到那女人囉嗦“維族集中營”，他終於忍不住反唇相譏。我一向要求他不要公開反駁美國人的仇中宣傳，擧的例子是1998年我在巴黎國銀的交易廳看冬季奧運，原本被看好的關穎珊意外敗給同爲美籍的Lipinski的時候，所有交易員由首席帶頭爆出雷鳴般的歡呼；我也只能默默地觀察，一直到退休了才談起此事。 幾年前曾經有讀者說，羡慕我兒子有我來天天教誨，那時我就回答世事看得太清，對生計會有不利的影響。小孩子年輕氣盛，我幫他看清美國的諸般黑幕，他大概是無法誠心樂意地融入這個不公不義的社會了。我當然希望他有成功的事業，不過那不能以無視是非善惡為代價，畢竟堂堂正正地活著才是最優先的人生考慮。
大学群早已撕裂，大多数不可理解地沉默，少数一两个已经成了战狼。之所以不可理解，是面对失去最基本的人类文明，绝大多数沉默，不涉及政治，只涉及该不该骂人，该不该人身攻击。
不得不呆在家的好处是终于有了时间去读想读的书。读完《软埋》，随即看到大学时老师因一篇支持方方的文章而受到攻击，联系到大学老师，才知道他已受到“牵连。”更可笑并笑中带泪的是，在大学群里问这位老师的联系方式，得到的是沉默，尽管有两位大学同学与他同在文学院教书，和另一位同学在学校的行政部门工作。
没有这不可思议、令人震惊的沉默，是没有动力读《1984》的。国内舆情、文明何至如此疯狂，都可以从《1984》找到答案：真理部不断修改历史、抹去历史，制造新词、抹去旧词，思想警察无孔不入，仁爱部酷刑改造思想，和平部制造战争，不，严格地说，制造战争的恐惧、假想的敌人并伪造战争的结果，一切以爱国的名义。原来早在1948已经有了一套严格的手册来维护专制统治，CCP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创意，果然是苏联的小弟。
《1984》主人公偷偷买了一个小本子，记下自己不能说出来、被压抑的思想和情感，读时就觉得与《软埋》中的“软埋”一样，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都是指向记住历史、留住历史。不过，《1984》里主人公的写作是一个主动的行为，是对于思想钳制的抗争；而《软埋》里，记忆因为痛苦，源源不断地跑回失忆的丁子桃的脑海。从这个不同，我们可以展开这两部作品有趣的对比。
第一、《软埋》里，地主士绅先是拥护共产党的，为打土匪捐钱捐粮，他们可没像《1984》的主人公那样强调“我，”即便如此，还是被消灭。
第二、《1984》是高度的抽象，抽象出专制集权的统治术，而《软埋》是经验，特别强调的是这段历史给人带来的痛苦。既然《软埋》都不允许，《1984》应该被禁吧？恰恰不是，我很轻易地找到了《1984》的中文翻译本。这是为什么？
第三、《1984》写了主人公怎样由最初对思想钳制的反抗到最终自我满足地臣服于党的过程。读完之后，我极大地理解了我的大学同学的沉默，即使那是对人的文明底线的践踏。而《软埋》，唤醒的是一段被尘封、带给人痛苦的历史，而其巨大的象征意义，指向1949年以来CCP一系列埋葬历史、剥夺记忆的行为，而这会导致再次犯错，比如现在。但是，对照《1984》，指望CCP正视历史显然是幼稚的，专制集权的本质在于不惜一切代价把握住权力，不在于纠错或社会的良好运行。
我以为30年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开放国门会开启民智，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主义意识的蓬勃发展会让深受武汉疫情影响的同学们多多思考。从同学们的沉默，我看到的是这30年同学们的政治意识、人权意识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更害怕了。
不要向中国追责，向CCP的权贵们 - 用《1984》的话说，CCP内上等阶级的核心党员 - 追责，否则国内的民众是会继续支持CCP而反美的。更要向这次疫情的罪魁祸首追责：专制集权，隐瞒、压制舆论全因于此。同时必须承认美国政府应对疫情应该承担的责任，否则中国的民众还是会不服而反美。
🔥 最新回帖
现在是中国在输出病毒，输出中国的模式，还有主动争取国际上的话语权
一个现成的例子，你不是正在翻墙过来想要抢占话语权，哈哈
二十年前网络上开始管制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一套，说西方的言论自由也有坏处。
二十年过来了，国民们微信私聊说几句话，都有公安上门镇压训诫，然后他们还是那一套，说西方的言论自由也有坏处。
可以想见，二十年以后，人人道路以目，他们还是会很理直气壮地说中国人有自己的自由，两个人在路上互相看是不爱国，是西方文化的糟粕。
美国就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你们在中国习惯了大一统的思想，最后的结果就是只有一个头脑思考，只有一个声音（其它的声音即使有也被当作噪音过滤掉了）。表现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国人虽然有14亿之多，但是翻墙出来的，说的几乎是同一个观点连反驳的话都几乎是一模一样，就像是传话筒一样。这本身就说明不少的问题
你简直是本末倒置。这好比你邻居到你家放一把火，然后烧到一帮的时候， 帮你一起把火灭了， 你是否真心实意的感谢他帮你灭火吗？
真相是没有你邻居，你家就不会着火，也不需要灭火。 正如如果ccp最初完全不作为， 封锁消息，后面会有这么大的疫情吗？
🛋️ 沙发板凳
再一次说明现在的执政党和人民非常般配，希望再接再厉，和帝国主义国家彻底脱轨，鼓掌支持。只要别再祸害其它国家就可以了。
同意 我同学也是这么想的 明明前两年还不是这样的
我说习近平上台后大倒退 远不如江泽民和胡锦涛 同学说江泽民时代贪腐严重 阶级固化 胡锦涛没有能力 现如今只有习近平能领到中国 难道要躺平任cao？
我说现如今整个国际环境极度恶化 天天不同国家骂中国 因为国内搞战狼外交 同学说骂中国跟中国追责是因为中国应对疫情太优秀 如果中国惨一点 也不会这样了
这种东西根本不值一批 中国和印度的上升势不可阻挡的 你看看搞技术的有多少老印 聪明能干 国内能吃苦 脑子好使的人不计其数
既然你能翻墙，最好多看看你厉害国对外都做了些啥，为啥会四面楚歌，再来说这个话。不然很遗憾，不用别人以为，因为你们确实就是。
翻牆用VPN原本以為是多學習牆外知識，思想，結果只是出來喊我們最強我們第一！怕你們在牆外不知道我們第一！特地出來告訴你們！
有这样的想法, 很配这样的政府.
被动洗脑到主动洗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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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兒子懂事（6嵗）開始，一直向他强調我對他的頭號期許，是“Be a decent man.”這是中文裏正人君子的翻譯，美國人一般不會這麽說，所以我還反復解釋了“Decent”和“Good”的不同：前者是無愧於心，後者則是社會所外加的評價。至於“Nice”，那是更加浮面的表象，常常帶有虛僞的反面意義。
期許的第二條則是“Be an intellectual.”用中文說，就是做一個理性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這個詞在中文裏常被濫用或扭曲：例如在中國的所謂公知，其實與理性思考完全背道而馳；在台灣則是把思維能力和文憑混爲一談，以爲受過高等教育的就算是知識分子，以致於迷信風水、鬼神的教授、主管層出不窮，他們對英美的洗腦宣傳自然是全無抵抗力。其實真正的知識分子是尊重事實與邏輯，因而同時擁有足夠的客觀知識以及理性推理能力的人。這一點，我以前已經多次討論過了。
美國的愛國教育是非常廣汎、深入而且徹底的。所謂的新聞自由，就是製造多元意見的假象，從許許多多的不同角度，在無數的雜訊之中，以隱性的手法維持重點洗腦教條的一致性，從而使一般民衆自然接受它們成爲“常識”。在基礎教育上，更是睜著眼睛説瞎話，從小就灌注美國例外論，把美國和善良、正義劃上等號，例如感恩節明明來自滅絕了一個印第安人部落之後的慶功宴（參見前文《美國的開國神話》），但是99.99%的美國中小學教師和學生都以爲歷史上第一個感恩節大餐是清教徒請印第安人來作客的跨民族和睦相處。
等到我兒子有了獨立思考能力，他因爲中文太差，很難完全認同中華文化，但是我至少確定他不受美國基礎教育和大衆媒體的洗腦，對歷史事實和國際現狀有清楚誠實的認知。換句話說，他熟悉美國幹過的很多壞事；承認美國體制被設計來維持巨富的利益，很不合理；所謂的民主，也只是一個幌子，絕大多數選民根本沒有能力做出正確的政策選擇；白左的聖母心態和其他極端，他也知道是愚昧可笑的。
我們日常散步聊天，有時談到國際事務，他的世界觀頗讓我滿意。例如他主動說中國有習近平這樣兼具理想和能力的領袖，實在非常幸運。對香港年輕暴徒的無知、愚蠢和自私，他也嗤之以鼻。今天他才又遇到同學拿新疆來對中國説事，他當場反駁，說你們只看了一兩篇片面之詞，就急著下結論，但是如果中國人讀了一兩篇《Fox News》（Trump的傳聲筒，在我兒子就讀的白左學校很受敵視）的文章，也對美國白左指指點點，你們卻一定會說他們狂妄無知。 在美國歷史和文化方面，有時他反而比我知道的多。本周稍早，我又在家裏批評美國體制下大衆傳媒的負面作用（參見前文《大衆媒體的内建矛盾》），他說我在“Preaching to the Choir”（“對唱詩班傳教”，意思是他完全同意，我不必浪費口舌），然後推薦我去看看Walter Lippmann的著作。Walter Lippmann這個名字我以前見過，知道他是20世紀的一位公衆人物，“Stereotype”和“Cold War”兩個詞匯都是他發明的，但是對他的思想和作爲並沒有什麽詳細的瞭解。去找了些資料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正是20世紀中葉，美國崛起過程中，幕後的理論奠造者。
我以前曾多次介紹過，小羅斯福主導了美國崛起成爲世界霸主的過程，是20世紀最偉大而且最成功的政治人物。他爲了霸權地位和國家利益，不擇手段，有意地引導大衆走向原本極不受歡迎的方向。例如美國國内本來種族主義嚴重，對納粹十分同情；小羅斯福在1941年，藉著對日本禁運，逼迫日方主動發動戰爭，從而把美國帶入二戰。到了1943年，小羅斯福爲了遏制西歐在戰後復興，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故意從中作梗，讓盟軍在意大利戰綫吃癟，即使美軍必須因此付出數以千計的額外傷亡為代價，也在所不惜。（參見前文《訪意大利有感（二）》）
小羅斯福的作爲和成就，固然築基於極高的戰略智慧和政治手腕，但是也必須有正確的哲學基礎。如果迷信現代的英美民主理論（也就是70年代以後，財閥資助的智庫所推行的群衆意見至上論，認爲民主越直接越好；其實這只是方便由資本控制的媒體對大衆洗腦、從而掌控政策決定來掠奪内部的利益分配，參見前文《談Brexit》），認爲政治人物的道德理想是做選民的代言人（Delegates），那麽小羅斯福根本就不應該考慮違反民意來參戰，更別提有意製造公民的大批死亡。但是他在權衡局勢之後，認爲短期的犧牲小於長期的利益，因而可以欺瞞民衆來爲國家謀取最大的福利。換句話説，他認爲自己只要是無私爲公，就可以專斷獨行，不須要有民衆事先的參與討論和同意。這樣的觀點，在民主政治理論裏叫做Trustee Model of Representation（托管式代表），和它對立的就是上面剛剛提到的Delegate Model of Representation（代言式代表）。
最早把這兩種民主制度背後的哲學分清楚的，是原籍愛爾蘭的英國思想家和國會議員Edmund Burke。他在18世紀末，英國的世界霸權即將奠定、也是近代西方民主理論還在啓蒙之際，倡導托管式民主。雖然公開附和者不多，但是因爲隨即在19世紀初的頭30年，英國的選民資格逐步放寬，由人口的3%增加到17%，開始有選舉結果不能事先由精英階級完全決定，他的哲學成爲國會和政府的實際運作原則。換句話說，這是英國版的“外儒内法”，表面上是民衆投票，私下卻是先吸收新進議員進入精英社會，然後共同主導政策。他們雖然不是全然無私，但是嚴格的政治傳統和道德規範要求他們對公共利益有足夠的尊重。19世紀是英國的全盛時期，膚淺的觀察說這是選舉的功勞，仔細的檢驗卻會表明執政的精英其實是以托管人的方式來運行的。
美國在建國之後的頭100年，通訊科技不發達，在廣大的國土上事事探詢民意根本不切實際，聯邦政治組織又還很小，所以執政的細節基本是少數在位者說了算；雖然不是有意走托管式路綫，但是實際執行起來自然如此。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報紙、電報和電話先後普及，人口和經濟迅速成長，人多嘴雜、媒體偏頗的問題越來越明顯。順應經濟和社會的需求，聯邦政府的權力不斷擴大，但是並沒有產生與之對應的責任和效率。後來老羅斯福和Wilson終於做了初步的政治現代化，然而在Wilson之後，一連三個自私自利、庸碌無能、只知和資本合作來操弄民意的總統，把一戰勝利之後國内國外、政治經濟上的紅利都揮霍光了，反而引爆了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不但造成極大的人民苦難，也間接地在國際上準備了歐亞法西斯主義興起的土壤。
Lippmann生於1889年。在就讀哈佛期間，就是《Harvard Crimson》的編輯。畢業後因爲看不慣資本勢力扭曲輿論，而在1913年與朋友合作創立了《The New Republic》（《新共和》）雜志，成爲Liberalism（翻譯比較困難，參見前文《放任經濟學的邏輯謬誤》；這裏指的是20世紀美國政界的左派思想）的前鋒。一戰期間他靠政治關係，被直接任命為上尉，在駐歐美軍總部做情報官。戰後出任Wilson的顧問，參與了《十四點和平原則》的草擬。這時他還是一個純粹的理想派，對Wilson手下宣傳機器的新聞管制多有批評。
1920年，Lippmann31嵗，開始明白自由放任的新聞媒體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發表了《A Test of News》一文，嚴厲指責了Liberalism旗手《紐約時報》對俄國共產革命報導中的偏見。到了1922年，他把大衆媒體的亂象總結起來，出版了《Public Opinion》一書，建立一個新的媒體政治理論，後世稱爲“Almond-Lippmann Consensus”。在此後的數十年中，Lippmann以《Today And Tomorrow》這個聯合專欄（Syndicated Column）為平臺，佐以多本書籍，成爲美國政治哲學的主導人之一，被並列爲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專欄作家（另一位是與其對立的保守派作家Westbrook Pegler）。 在二戰之後，George Kennan倡導圍堵戰略，Lippmann批評它是損害全人類來圖利美國上層階級的錯誤政策，並且發明了“冷戰”這個字眼來强調它已經是戰爭行爲。後來Johnson總統頒給他美國平民的最高榮譽：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總統自由勛章），但這並沒有阻止他猛烈抨擊Johnson參與越戰的舛訛。他在1967年退休，1974年過世，剛好是美國盛極而衰的轉折時期。
Lippmann的核心觀點，其實就是我在過去五年多一再强調的幾個現代人類社會的基本現象：群衆總是非理性的（“Bewildered Herd”“困惑的牛群”）；新聞總是過度簡化的（“When distant and unfamiliar and complex things are communicated to great masses of people, the truth suffers a considerable and often radical distortion. The complex is made over into the simple, the hypothetical into the dogmatic, and the relative into an absolute.”）；大衆傳媒進一步減低社會集體智商（“When all men think alike, no one thinks very much.”“The Private citizen, beset by partisan appeals for the loan of his public opinion, will soon see, perhaps, that these appeals are not a compliment to his intelligence, but an imposition on his good nature and an insult to his sense of evidence.”）；美式民主制度原本就是被設計來壓迫底層民衆（“What we call a democratic society might be defined for certain purposes as one in which the majority is always prepared to put down a revolutionary minority.”）；政府的好壞應該以民生結果來判斷（“It is perfectly true that 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governs least. It is equally true that 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provides most.”）；民主制度先天假設人民的素質極高（“No amount of charters, direct primaries, or short ballots will make a democracy out of an illiterate people.”）；極化的社會必然導致民主政治的腐化與癱瘓（“In government offices which are sensitive to the vehemence and passion of mass sentiment, public men have no sure tenure. They are in effect perpetual office seekers, always on trial for their political lives, always required to court their restless constituents.”）；代言式民主是騙人的花樣（“False Ideal”）。
Lippmann的解決方案，也同樣是我已經反復解釋過的，由“Specialized Class”（“專門階級”）根據“Public Interests”（“公共利益”）管制“Unseen Government”（“無形政府”，指控制媒體輿論的力量）來“Manufacture Consents”（“製造贊同”）；這其實正是小羅斯福的執政哲學，也是美國崛起時代的思想基礎。
到了1970年代之後，財閥的反撲就始於思想層面，完全反Lippmann之道而行，利用民衆的牛群屬性和新聞内建的偏見趨勢，一方面鼓勵社會議題上的極化和對立，另一方面吹噓代言式民主以利用愚蠢的民意來挾持政府官僚，促使其迅速腐化並癱瘓，從而容許美國富豪們在全球進行掠奪，獨占國内外經濟發展的成果。可悲的是，馬英九這類台灣政治“精英”取經回來的，不是Lippmann理論這樣的精華，而是財閥新生產的糟粕，所以台灣政壇在過去30年的迅速衰落，其實是在解嚴之後就已注定的命運。
【後註】今天是2020年三月5日晚上，小孩氣衝衝地開車回家，我以爲他和女朋友吵架，結果吵架的對象其實是女朋友的媽，起因則是她又再對中國説長說短。兒子說下午我告訴他《Fox News》的記者要求中國為新冠病毒道歉之後，他原本就憤憤不平；又遇到那女人囉嗦“維族集中營”，他終於忍不住反唇相譏。我一向要求他不要公開反駁美國人的仇中宣傳，擧的例子是1998年我在巴黎國銀的交易廳看冬季奧運，原本被看好的關穎珊意外敗給同爲美籍的Lipinski的時候，所有交易員由首席帶頭爆出雷鳴般的歡呼；我也只能默默地觀察，一直到退休了才談起此事。
幾年前曾經有讀者說，羡慕我兒子有我來天天教誨，那時我就回答世事看得太清，對生計會有不利的影響。小孩子年輕氣盛，我幫他看清美國的諸般黑幕，他大概是無法誠心樂意地融入這個不公不義的社會了。我當然希望他有成功的事業，不過那不能以無視是非善惡為代價，畢竟堂堂正正地活著才是最優先的人生考慮。
确实，
国内好多人觉得，
1，政治是政治家精英的事情，自己最好少谈政治；
2，我国政府白玉微瑕，有不足，但大体是好的；
3，国外和中国一样，并没有言论自由，媒体同样被权贵控制。
他们以为自己没被洗脑，以为别人追求“皿煮”就是被西方洗脑～
这种人其实就是脑子已经被洗得干干净净，又被塞得满满当当，
偏偏还自我感觉良好，再也不可能接受新的思想，是最不可救药的一类了，比如楼上这位。
其他暂且不评论，这个作者的儿子说“中國有習近平這樣兼具理想和能力的領袖，實在非常幸運” 简直是指鹿为马，无力吐槽。还有关于关颖珊奥运失利，Lipinski获得奥运史上最年轻冰后，大家欢呼有什么难理解的？居然被引申为仇中，简直醉了。作者到底是否知道关颖珊在美国花滑的崇高地位，即使她每次奥运失利，仍然比2位战胜她的白人小姑娘地位声誉高。这种自卑的家长难怪把娃带到沟里。
这是一个轮回，轮子当年就是90年代的义和团，同样有官方背景的。
共轮
一直在国内,有这样的价值观很正常, 能翻墙出来看看已经是进步.
只有在严格控制言论的环境里，政府压制不同声音，反对独立思考，才能对民众进行洗脑，比如墙里。在墙外各种不同的声音自由表达，从小就被鼓励critical thinking，这种环境里，政府是很难洗脑民众的
你觉得好就好呗，你干嘛还要翻墙出来告诉我们呢
解放区的人民真辛苦，为了来向白区的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感，还得吭哧吭哧地爬墙。
你自己用VPN翻牆出來，開了眼界，卻不希望其他人跟下一代有這機會是什麼想法? 與黨的思想高度一致，為什麼要翻牆?
区别就是，我们能看到墙外的，也能看到墙里的。
你们只能看到墙上面的那一点天空。
我们的国家，不允许有政府控制的媒体。
而你们的国家，不允许有不受政府控制的媒体。
其实大家应该理解这位翻墙的UD。 他怎么想我们真的不在乎；他其实也别冒着危险翻墙了，自己high就好了。
你们是被谎言统治为目的的洗脑，以斗争为本丧失人性的洗脑，对人类文明挑战的洗脑，对道德底线冲击的洗脑。不要以白痴型洗脑与文明比肩，先做到不要一次次突破人类道德底线。
你太幼稚了，居然说媒体不受政府控制，媒体不受政府控制的话就不会配合政府的战略不断报道中国的阴暗面，媒体都是资本控制的，都是为资本服务的，看上去报道的内容都是真实的，但是选择报道什么事件，怎么给这个事件定义是有很大主观性的，这个非常有迷惑性，让老百姓不知不觉就被洗脑了，以为自己是自己做出的选择，其实是你做出这个选择是媒体不断诱导的结果
说的跟美国政客不撒谎一样
能在美国这种空气分子里面都充斥反共反华气息的大氛围里面，把儿子洗成接受习近平是兼具理想和能力的领袖，本身就是超凡的能力。
其实也不过是再次证明了脑残是可以遗传的
幼稚的是你，你在你党妈的宣传下，以为美国的媒体如何如何。那其实你自己有没有真正看过诸多美国媒体呢？就前不久，time 封面故事非常正面的报道了疫情期间一位中国快递小哥的事情，你肯定也是不知道的了。如果你都不知道啥是time, 那就没办法了。
再者说了，你厉害国这次的某些无耻行为，不单单是美国报道啊，你不会天真的以为这里的网友消息来源只是美国吧？如果全世界都针对你，那么你只能想想自己做错了什么。
这就是我现在对国内最失望的地方，不是失望，是绝望放弃，决定彻底切割。
以前中国承认自己的落后，并且愿意进步，虽然进步的步伐有时不怎么大，但总是在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现在完全开倒车了，不承认普世价值，不赞同民主自由理念，
已经承认自己是一坨烂泥，然后说其实你们也没好多少，
然后说一句“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在对内专制独裁，对外霸权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了。
真不好意思，我恰好就有，让你失望了。但是我绝对不会像你一样，认为那个是某种资格。脑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简单事实而已。
千万别以为我们都是傻子，都被洗脑或者控制了
既然没有被洗脑和控制 为什么不能随便说话？
我说了，中国缺乏一定的言论自由，但是也不是完全没言论自由，只要不是攻击习近平，不是攻击一党专制的制度的，其他都可以随便说，中国论坛和微博上讨论时政的也很多，只要就事论事，别什么事情都往国家制度上引，没人管你，武汉疫情初期，湖北很多官员被骂惨了，导致多名官员被撤职，几百名官员被处分，我看你们美国虽然有骂政府的自由，但是没几个官员被撤职嘛，骂了没用跟不能骂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们除了习近平不能骂，底下的官员还是可以随便骂的。不是说完全没有言论自由好不好
你又自以为是了，自己在睡梦中，还以为别人还没醒，翻墙出来就是为了喊醒你这样的人的
因为我们醒悟了，不在相信西方一直宣传的那一套了，这么多年一直在看西方国家拙劣的表演，各种双标，各种伪善，彻底看清了西方国家的真面目，现在的中国，对自己的体制空前的自信，西方想通过所谓的普世价值来把中国搞乱的目标彻底破产了，未来几十年将是两种体制的较量，最终是哪个体制更好需要时间来证明
真的是孤立世界吗？这不是事实，事实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言论必须要有所控制的，完全不控制，很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一个到处发生示威游行，骚乱不稳定的社会还谈什么发展
你这张嘴说胡话了
李文亮攻击习近平了吗 攻击一党专章了吗？
你说话要根据事实
中国论坛和微博上讨论时政的也很多？有哪些讨论国内的？一尊有人反对吗？有声音吗？
这是拿钱发帖的 都是模板回复
什么暴露了，我就没掩饰过对中国体制的自信好不好，不了解什么大外宣，我是你们口中的标准的自干五，我这样的人在中国千千万万
李文亮事件我不觉得地方警察的处理有什么问题，因为网络上的谣言太多了，警察当时又不知道新冠病毒，把李文亮当成谣言制造者抓了，并没有拘留，就是签了一份训诫书然后就放了，警察最多犯了失职的错误，任何一个执法机构都可能犯错，这跟民主没有任何关系。难道在美国，造谣者就不用承担任何法律成本？
就事论事讨论问题，别动不动就扣帽子
你恰好有啥？
翻墙违法。守法公民还是不要再干这样的事了。
原来在跟5毛对话，大半夜的，我还想取唤醒一个，自作多情了
对的 知名造谣的人 那个就是说美军武汉偷渡的美国人 现在他说那个自行车手的零号病人的视频还在youtube上
以前他还造谣过美国船上有炸弹
他没有任何事情
你只能唤醒一个有良知的人。
法律规定是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谣言才违法，不是什么样的谣言都抓
造谣船上有炸弹不违法？
不影响社会稳定 ？？
两艘船被彻底搜查
你的世界观是不是有问题？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事情，有新闻链接不，我先看看你说的是啥事
拿钱发帖死全家
愿意跟我说嘛？
我没有教育你的义务 自己去找
拿钱发帖全家不得好死，孩子被车撞死，父母被人杀死
大多人英文不好吧，翻墙也是看海外中文网站，但是海外中文网站有很多轮子和民运人士，这帮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中国搞乱，各种谣言，所以即使把墙推倒，也很难客观获得真实信息，反而会让一些人被蒙骗
为啥不能是国内的人说服海外的民运和轮子，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或者至少反驳他们的观点，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内的制度优越？
没必要吧，他们都是外国人了，他们怎么想是他们的事情，只要别来祸害中国就行
好 我敬你是条汉字
深层次的问题是
怎么中国就那么容易被搞乱
被搞乱的是谁的中国？
他们怎么来祸害中国的？ 说来听听？
说白了，防火墙，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政府官员因私护照要上交...都是因为中共不自信。而他们不自信是有原因的。
五毛逻辑混乱，已经失心疯了
自干五同学，翻墙是犯法的，你的行为是在破坏社会主义法律，知不知道啊？
接触到和生活在还是很不同的。不是天生如此，而是受长期的洗脑教育和宣传所致，这也是那个政权最邪恶的地方。
所以，洗脑是真的可以有效的，这才是gcd的可怕和邪恶之处。
我现在对gcd乃至中国的改变都已经彻底绝望了。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他们自己却留在墙里high吧，只要不出来污染世界就好。
同学，你太天真了，与其违法翻墙出来做自干五，不如多去了解了解墙内的世界，看看知乎、豆瓣等论坛屏蔽了多少关键词，删了多少帖子，禁了多少言，销了多少号。你上面这段话在墙内就不见得能发表出去，因为碰触了多个敏感词。墙内人连讲敏感词的自由都没有，活得够憋屈了，还秀个啥优越？
他對所有翻牆違法的帖子通通不回，估計還真不是拿錢發帖的，往好的方面想，這大姐感覺年紀大了，希望不是年輕人
虽然不容易被搞乱，但是干嘛冒这个险呢，稳稳当当的发展多好，什么被搞乱的是谁的中国，当然是这个国家里绝大多数老百姓的中国，一小部分汉奸不算。
造谣啊，你看大纪元新唐人，充斥着谣言，天天说中国要崩溃了，说了几十年了，没预测成功过，还厚着脸皮继续造谣
确实你们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的忽悠能力太强了，不防着点你们还真不行
我都说了，这个警察判断错误，失职了，不能因为这次失职就否定国家打击造谣者的法律规定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