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下，法律的层次和核心

法的社会，存在两个层次。即一个是国家和社会管理层面的法制，另一个是个体行为层面的法治。因此，法社会中的法律，也必然相应地存在着两个对应的层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人类社会永远不破的社会规律。因此，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对人的自我定义；确定该社会或国家下，生活之人的相应权力、义务。这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得以存在和建立管理方式的依据。任何企图回避这个问题的国家，都必然是带有小集团私立的政权。
之所以将国家和社会下，人的权利和义务，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确立的第一要素，是因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群体。而人的群分，首先是对自我认识的认同。这个基本原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交往中，也是首先考虑的。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人的交往，首先要考虑的是信任。并依据这个信任的程度，决定交往的开始，以及交往的深度。而信任程度的根本，就是观念上是否认同，以及认同的层次、深度等。这个信任，用之于当前的文明社会的国家管理上，就是合法性的代名词。事实上，失去了信任，就是失去了合法性。
过去国家的建立是依靠势下的武力，其国家的界定是以疆域为主的。当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期，国家的组成将会发生一种质的变化，那就是以人的观念而聚合。
奴隶和封建社会时期，社会的凝聚是依靠天然的氏族血缘，所形成的信任，外加生存压力，两者的结合。资本主义社会，是依靠对利润的追求和狭隘的自我生活保障。社会主义社会，依靠的是抽象的共同理想。但是，都没有认识到对人自身认识的建立，是建立平稳社会的重要基础。因此，都是具有动荡性和短暂的社会。其中，奴隶和封建社会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上，是一种原始动物人本能的自我认识。因此，其社会存在就相对要长。而资本主义社会，因其利润共识的社会狭隘性，与解体封建而不可回复封建社会性，使其过度到民主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因其绝对的平均主义，抹杀了人性，而最终以违背人性本质而被自己淘汰。
美国开创了民主社会的先河，就是因为其脱胎于西方封建社会，首先确立了人权的立国基本。首先开创了以人的自我认识为认知的建国思想和理念。这就等于树起了现代文明版的人以群分而建国的先河。也就注定他是一个移民的国家。
因此，对人的自我确定，决定了这个国家存在的合法性质。虽然当前的国家，大多仍然是以种族、民族为划分的。但是，这种划分的背景，仍然是因种族和民族生活、思维习惯和人的价值观相类同为依据的，其深层原因仍然是对人的自我认识的一种认同。
因此，决定了人的自我认识价值，建立了人以群分的依据，不仅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存在，也确立了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和方式，以及这个国家和社会未来的健康性、和谐性、发展性。也就是说，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制订，是围绕者人的自我认识的。这种对人的自我认识的深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稳定性、健康性，以及文明的层次性。
同样，建立了国家和社会群体行为的法制，就能具体地建立针对个人行为的法治。
封建社会的刑不上大夫，确认法不是平等的，而是有等级的。这就将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法制，与个体人行为的法治对立了起来。因此，它只有法治，而没有法制。这种刑不上大夫的社会行为，导致社会在人的自我认识上，形成社会的分裂。其动荡是不言而预。当然，印度社会，是通过宗教，将人的自我认识等级化。从而使印度社会等级合法化。
毛泽东时期，社会的共识是民族和共产主义理想。前者是中国国家诞生的民族共识基础，后者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然而，今天，一切让位于金钱。这个国家上下就充满了金钱的共识。这种共识，就象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金钱是一种物质，是和人的精神相分离的东西，并不能真正代表人；因此，金钱并不能正确地体现一个人的价值，也不是衡量一个人的基本标准。
中国社会，还停留在氏族、血缘、人权、帮派等相互交织的下，人的自我认识的混乱期，社会的矛盾自然就多，而且复杂。这种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千奇百怪；就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
因此，当前的中国，首要是就是统一人的自我认识思想。到底什么是人？人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社会才能算真正地稳定，才能叫着陆，才能有真正地发展。
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考虑中国社会的文化本质，及其反映的国民性。而公平、公正、公开的三公，是最能形成中国社会共识的理念；是最能承上启下，衔接中国各种阶层，各类群体，各个民族，各种思想意识的黏合剂。
写于 2009.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