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中国残留夫人”的半个世纪（原创日翻中，持更）

***我爸退休后的翻译兴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作为公派留学日本的第一批人，并且和日本做了一辈子出口贸易的我来说，日本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年轻的时候工作很忙，交流上也基本只专注于某些领域，虽然结识了一些一辈子的日本朋友，但是对于中日两国的历史和微妙的关系从未做过深究。退休以后，开始把旅行、读书、学习、健身作为退休后的主要生活内容，并挺享受这样的退休生活。
　　到了不平凡的2019年底，中国遇到了新冠病毒，并导致了大家都止步于家中不能够外出。我本人因为没有工作的压力了，宅在家里也还比较适应。但是，时间一长，就悟出了这样的的道理：这样整块时间其实是很难得的。就想着能不能做点什么？后来就决定找本日本小说翻译一下吧。
　　说实在的，对于我这个非日本语专业毕业的人来说，翻译小说实在是有些勉为其难，所以，文中有错误和不合适的地方一定不少，请大家发现以后一定给予批评和指正，我本人当虚心接受并表示感谢！
　　此书翻译过程中，得到家人和友人的很多支持和鼓励，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引子： 当年把“满洲开拓”作为一项“国策”的1930-1940年代，很多女性，要么和家人一起，要么是为了成为一名开拓者的妻子，她们来到了中国。但是，伴随着战败，开始了艰难的逃难行程，再后来，有的已经成了中国人的妻子，也有的已经成为孩子们的母亲们，进一步推延，他们还作为“日本人”在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时代。 本书通过对回到日本国以后的人，以及对仍然还留在中国生活的这部分人的多年采访后完成。写到最后不禁会提出一个问题：“国家”到底是什么？

前 言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五日，我们从中国的黑龙江首府哈尔滨出发，去北安市(当年的称呼，现为北安县)。 巧合的是，这一天正好是日本战败纪念日，在中国东北地区称之为“光复纪念日”，有打败了日本，重见光明的含义，令人激动。但是，对于一个日本人来说，多少会稍微有点沧凉的感觉。 在中国，应该说更重视后面经过国共内战，成立了新中国的“国庆节”。从车窗朝外面看，即使是在哈尔滨市区里，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装饰，街上和平时相比没有什么两样。 经过了二十分钟的车程，我们离开了市区，汽车驶过了跨越松花江上松花江大桥后，周边就完全变成了乡村的景色，宽广的道路两边有整齐的杨树，树的后面就是玉米田。突然，向日葵的画面呈现在眼前，可以看到让人兴奋的鲜艳色彩。 一望无际的广阔田野上有微风吹过，大地在强烈的日光照射下呈现绿油油的颜色，一路上不时地也能看到一个个小村庄，车子无论是开两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在车的前后左右都是绿色大地，地平线和树木。 在和平时期，人们生活富足，映入眼帘的都是充满了美丽的田园风光。但是，把地图展开，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包括东北北方的这一带地方，曾经是日本农业移民们入驻的主要区域，途中，从道路边上遗留下来的标志牌上，偶尔也还能看到当年从日本来的开拓民们书写的开拓团的名字，一看就能感觉出是日本式的域名方式。 这个夏天延续了和去年一样的情况，雨水较多，道路两侧的田里也都是湿漉漉的。根据当年在这里的“中国残留夫人”以及开拓团的团员们讲，一九四五年的夏天，中国东北地区也是连降大雨，道路上的水没过膝盖，河水暴涨，那个时候，人们都纷纷外出逃难。 日本战败之前的八月九日左右，苏联入境参战，苏联的装甲部队跨国过境，进入到当时被日本人称为“满洲”的这个地方，从十日开始到日本宣布战败的十五日，开拓团的男子全部被征召，每个团里剩下的都是女人、孩子、病人和老人，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更扩大了逃难的悲惨程度。 与我们车子行进方向相反的那条道路上，当年逃难人们的目的地是哈尔滨。现在的北安市，那个时候称北安省，在靠近苏联的“满洲”国境最北端，眼前浮现出到处都是幼儿、老人、病人等，大家都穿着很少的衣服，也有光着脚的妇女，眼睛定格了，不能从绿色大地上移开。 同车随行的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步平先生说，像玉米，高粱这样有一丈多高的农作物，在中国叫青纱帐，青色的帐幔，日军侵华期间，很多地区是不允许种植这种植物的，据说是因为抗日军队会隐藏在里面。 虽然步平先生所说的“高秸秆农作物不许种植”这件事，在相关文献里面也有记载，但是还是有一种不现实的感觉，当年抗战最激烈的满洲东南那一带，因为农民都是以玉米、高粱为主食，如果不种植的话就没有口粮了，如果出现了去吃连狗都不吃的食物的话，这样的事一定会报告给当地的日本行政长官（【满洲开发40年史（补卷）】）。 沉着、稳重的步平先生这一席话，始终在耳边环绕着，不能离去。经过了战前和战后这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养成了在思考日本人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会同时考虑这些事与中国人的各种关联，这也许就是我自己已经养成的一种习惯吧。这次和步平先生以及社会科学院的年轻同事们一起出行期间，他们也会告诉我当年的很多事。 到北安市需要四个小时。到了以后，还需要再开两个半小时的车才能到达目的地，那里住着一位千叶县出身的“残留夫人”平井文子（七十五岁），去年和她见面的时候，是在途中的通北镇镇政府的会议室里，当时是她和日本前夫所生的儿子博文，中国名字叫刘忠福，驾着马车把她送过来的，为了照顾耳朵比较背的母亲所以才特意这样安排。我们也特别想去她的家看看，最后终于成行。 平井的亡夫梅太郎先生，在千叶天乙公司派出的开拓团中，战败期间担任团长助理职务，后来因为怀疑他还带着枪，最后被解放军处决了。 和梅太郎结婚是在1941年2月，婚后一个月后，两人就一起出发，开始了开拓团的生活，结婚时她22岁，新郎29岁。 那个时候整个日本都充斥着“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走！去满蒙大地吧！”、“去满洲大地做新娘吧！”那样的口号，一年比一年激烈。平井是在小学高年级毕业后，又去上了两年的补习班，之后就来到了东京的亲戚家里，帮助做一些家务。有一天，她去看了“宝塚少女歌剧”表演的“火红的太阳”舞蹈，知道了中国是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年轻的心开始充满了向往。 不久，她就向千叶县府衙提出了要结婚并去满蒙大地的申请，在政府办公室的墙壁上面，到处都挂满了“开拓勇士”的照片，当工作人员问“你选择和谁结婚”？她就选择了离自己家比较靠近的梅太郎，并被安排见了面。从那时出来了以后，直到现也没有能够回到过日本。 按照镇政府人员指的路，我们的车子继续朝前开，途中，在北安市的市中心处，有当年关东军司令部的遗址建筑，现在还原样保留着，目前作为农业学校的教室和宿舍在使用，途中还能够看到当年关东军使用过的发电站等等。 一边这样介绍着，几名中国同事之间还说到了另外一件事，当年东北抗日联军一位负责人，他是黑龙江大学的学长，被关东军抓捕后关押在附近的一所监狱中，后来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成功地越狱了。 再往北走一点，就能看到一个为了防御苏联进入而建的一座仿东吴时期特色的防御工事，当年关东军有很多将士都在这里战死了。附近还有栋用砖瓦建起来的高大建筑，原以为这是为将校军官服务的慰安所，后来听一位在木制小电影院前坐着的当地老人介绍说，“这个是为士兵服务的慰安所”。 在关东军里面，无论是骨干还是一般的成员，刚过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4、15岁年纪，是作为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被派到满洲来的，其中人数最多的就是北安省(当时的称呼)这个地方。

丈夫去世以后,平井带着三岁的博文来到了收容所，在收容所里又生下了次子。但是，次子在出生以后半个月就夭折了。接到归国命令的时候，由于母亲身体虚弱未能成行，当时已经到了10月份。 冬天的东北地区温度，在东北北部这一带，温度能下降到零下三十度，同样是病人的母亲，还要照顾生病的孩子，就这样只能留在了尽是老人的收容所里啦。那个时候，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内战开始了。去年和她见面的时候，平井讲到了当时的情况：“年轻人和身体好的人都回日本去了，但是我们没有走得了，再过了一点时间，收容所周边就能够听到嗖嗖的枪炮声，自己已经麻木了，不感觉害怕了，我们钻到一个桥底下，我用身体压在博文的身上护着他”。 当时过来帮助我们的，是中国人前夫刘显华。他是一个贫穷的农民，平时的工作是用马车帮开拓团运送货物，平井称赞她的丈夫“非常疼爱博文，是一个挺老实的人”。 “我们结婚后不久，和丈夫的哥哥结婚的日本残留夫人也去世了，为此，丈夫就要照顾着哥哥以及哥哥的孩子等十一个人的大家族。我也要为大家缝补衣服，晚上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附近只有一口水井，平井每天都需要往返多次把水担回来。 从通北镇继续往前走，就进入到了丘陵地带，景色更加美丽，绿色的玉米地与金黄色的向日葵相映成辉，沿着马路边的小河里，还放养着一群鸭子，草原上有牛在放牧，老人坐在树荫底下悠哉地吸着烟。 想想那个年代，唯一能够把男女老少都聚集起来的机会，是到了农作物收割的时候，需要把小麦堆得高高的，还需要做脱粒工作。北安省被称做“北满第一粮仓”，这样的称呼是得到大家一致认可的，正是这个原因，被派到这里的开拓居民也是在整个“满洲”里面人数最多的。 当时的宣传书刊和杂志上，经常会刊登那些被派到蒙满北部年轻女性的照片，她们的脸上露出开心、幸福的笑脸。“残留夫人”们回忆她们当年“天没亮就要外出劳作，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一垄地有一里长”、“在这样广阔大地上劳动很开心”。平井也一样，每天早上六点，在开拓团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去地里，种玉米、土豆、大豆、小豆等，刚来的那一年基本上都是做农活。 我们乘坐的车子继续往前行驶，翻过一座种满白桦树的山头后，又开下去很远的路。过去在日本，也有人评论“残留夫人”，说她们“如果当时觉得危险的话，可以想办法逃走啊”。但是，看到这里的现实情况，能够从朝哪边逃走？，能够怎么逃走？从通北镇到这里开车需要两个小时，中间只能见到2-3个小村落！ 以前碰到的一位厚生省的担当说：“日中恢复邦交以后，他们是可以回归的，没有利用这样机会回来的，只能被认为是不想回来了”。但是，日中邦交恢复正常的通知是否能够送达这里？这是个疑问。真实情况是，当年住在山沟里面的人当中，不知道这个消息的人有很多。再说啦，即使知道了这个消息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回去啊。 好不容易看到丛林角落处有一户人家，门的入口处有一些人，从这些人中，我们看到了那位个子矮小，满脸通红的平井。 和去年见到的时候一样，身上穿着上下两件套的套装，用蓝布包了边的白衬衫，像小学老师那样大声说道“你们来了，欢迎！”并和大家握手。人群簇拥着不肯离去，平井继续大声说道：“这些都是我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这个小的是孙子，还有一个重孙”，说这些的时候，脸上充满了喜悦。 他们家的房子是东北地区特有的泥和羊草盖起来的土培房，墙壁的厚度有50-60公分，能够抵挡冬天的严寒。由于生活贫困，靠政府发放的一点生活补助金，平井自己动手把原本脏乱的家整理了一下，但是，地面还是泥土地没有改动。她还说到，由于博文生病需要治疗费，去年，把刚买的一台电视机也卖掉了，大约30 平方的房间的一侧有一个火炕，平井并拢两膝坐了下来，谈话的这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变动姿势。 “我一直想着能让博文回到日本去，但是，拿到的两个日本国籍的份额，如果再变更的话需要另外支付费用，想到尽快能够回到日本，今天去把相关费用缴纳了。但是，博文的身体比较虚弱，又不会讲日语，年龄也已经五十二了，就使回到日本以后，生活也是会很困难的。我自己现在耳朵也听不见了，眼睛也看不见了，回到日本的话也已经不能工作了，我就在中国入土啦。已经想通了。” 说着说着，话题就转移到了生病博文的将来方面来了，又谈了自己的养老方面的问题。目前都是靠博文的三儿子种一些玉米、大豆、大米来维持着生活，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了，农村还是很贫穷的，镇政府也知道农家的生活很苦，“中国政府方面给予了我们一些帮助，但是，日本政府方面什么也没有做。如果按照国家的政策，能够给予我们在养老方面一些援助的话，作为日本人来说，也就没有什么后悔的啦。这是我现在唯一的愿望”。 接着，她开始自言自语道：“现在的天皇陛下对于我们的事是怎么想的？”。平井当年是为了“国家”的号召才来到满洲的，在增加粮食资源的时候，“国家”和“天皇陛下”是同义词。战后，“国家”也好，“天皇陛下”也好，什么说法都没有了。“国家”的态度这么冷淡，所以就想知道“天皇陛下是怎么想的啦”。 平井把日本政府的事，到现在还是说成是“国家”的事。 南边窗户的外面，露出很多家人的笑脸。根据博文写的家庭成员表，包括子孙和配偶，这个家族一共有二十四名成员。今天没有能够过来的，有当医生的儿子夫妇，还有当教师的孙子一人，其他人因为平井这边来了客人，所以都聚集过来了。

Excuse me,

第一行，现在应该也是“北安市”，只不过是县级市。


提大提大 发表于 4/3/2020 9:43:44 PM

赞！感谢feedback！！会做相应的修改

很好看，平实而丰富。

和平井分手的时候，看到许多家庭成员都围在她的身边，这也让人感到些许欣慰，但是不久，就听到了步平先生从别处听到的另外一件事。 他说，平井的一个孙子边走边告诉我，几年前，平井办理了相关手续，准备带着小儿子一起回日本。但是，没有得到留下来孩子的许可。从那次以后，祖母再也没有提回日本的事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也更加牢固了。 后来，平井反复大声说：“我要葬在中国”、“我没有任何后悔”，并彻底打消了那个不成熟的想法了。 一起出行的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教授高晓燕是一位四十岁的女性，第一次接触“残留夫人”“残留孤儿”，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她一边重复着今天说的话，眼睛红红的，特别是看到博文的眼神，以及平井所说的话，感到更让人伤心。 只会说中文的博文说：“中国的父亲确实是个好人，无论是对妈妈还是对我都很好，因此，妈妈一个人的时候一直会流眼泪，得知妈妈是为了我才再婚的，感觉她非常可怜”。听了这段话，高晓燕止不住地摇头说道：“在中国，由于万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日本人民也像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受害者。因为学过历史，我们对这个事件很了解，但是，这次和他们见面后才深有体会。年轻的时候都抱着幻想离开日本，结果就这样被祖国抛弃了，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孤单地生活，战争真的很残酷。一闭上眼睛，这些人的面孔就会浮现在眼前，确实很伤心”。 之后，每次和其他的“残留夫人”，“残留孤儿”见面的时候，步平先生和高女士都有这样的感想，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感想。

第一章 祖国 一．“强行归国” 这是发生在1993年9月5日的一件事，有12位“残留夫人”突然回到了日本，成田机场的大厅里，整个一晚上都热闹得像一个“蒸笼”一样。 从傍晚开始，电视的新闻中，就反复播报这群老太太疲劳地坐在沙发上的画面。其中有几位老妇人手拿着日本国旗，她们在给当时的总理大臣的明信片上面这样写道：“细川总理，请允许我们死在祖国吧！”、“请让我们回到祖国”！ 最年长的横田有80岁，团长竹越有70岁，连最年轻的一位也有56岁了。一行人当中有几位身体感觉不适，还专门请来了医生过去诊疗，电视画面充满了杂乱的气氛，然后还播出了竹越给首相的陈情书： “我们等了太久了，在活着的时候没有能够回到祖国，在中国，还有2000多人不能回国，他们在哭泣，请尽快安排让他们回到祖国吧”！ 这十二名“残留夫人”带着国旗和陈情文书，从北京买了单程机票飞过来的。她们都还保留着日本国籍，手里有日本政府发放的护照，因此，出入日本是自由的。 然而，她们这样的归国方式被认为是“强行归国”，政府方面也好，具体办事机构也好，都感很棘手。他们解释的理由是，没有确定具体接收的亲属或担保人，也没有事先向国家提出申请，就带着再也不回中国的愿望过来了。 也就是说，厚生省需要先制定一个关于在中国的残留夫人和残留孤儿回国后的生活安排的对策方案，实际上也就是社会援助局援助企划科的中国遗孤对策室这个很长名字的部门安排、部署以后，才能打开接收的窗口。 按照计划，窗口开通了以后，可以先临时回国一次，在日本住一段时间，看看是否适应，对于再次回到中国的这些女性，国家会提供一些援助金。从国家财政提供往返机票和在日本生活的这段时间的生活补助等，近期这个补贴费用达到十三万日元。 原本国家认可的临时归国政策是，到1993年为止，每10年里可以回国一次，每人仅限两次，这样苛刻的规定。提供停留费用的政策也是从1991年以后才有的，这对于那些年迈的老人来说，10年一次，一生可能只能够回到祖国两次，这样也太残酷了。为此，民间的一些志愿者就呼吁并协助她们归国。等到政府修改政策，提供经费，让他们每年都可以回国的时候，已经是到1995年以后的事了。 对于那些期盼归国的老年妇人来说，国家的这点援助也算不上充足，对于像“回故乡看看”这样的短期回国人员，政府人员从表面态度上还是表示欢迎的，但是，如果如果一提“归国永驻”的话，态度马上就变了，因为他们对“归国永驻”人为地设置了一系列严格的限制，实际上，这也就相当于一直在执行把归国通道关闭的政策。 在战后有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期待回归故里的女士们多次向祖国的政府部门提出诉求，特别是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那些人，就更加渴望能够回国，因此觉得不采取“强行”的手段是回不来的，所以才发生了这十二人回国诉求这样的事，确实一言难尽。 这些女士当中，也有当年在中国见过的青木聪子(七十一岁)，电视里播出这十二个人归国的报道中，也能够看到剪着短发，身姿矫健的青木的画面，看到这里，眼前浮现出之前在中国和她见面时的画面。 五个月前，我们坐火车从哈尔滨出发，五个小时以后到达齐齐哈尔，在这里，我们见了三名“残留夫人”和一名“残留孤儿”。在中国东北这个靠近西北角的城市，即使到了四月份，郊外的嫩江上还是结了厚厚的冰，还能看到有人在冰上面骑摩托。 来到市中心的一个宾馆，听了四位女士的讲述以后，计划去她们家里看看目前具体的生活状况，问了一下去哪家比较合适？青木马上说“那就去我家吧，我家离这里最近”。

这里是稍稍偏离市中心的一栋老式砖瓦建筑，从三楼的窗户望出去，有好几处新建成的或者正在建的高楼，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浪潮也波及到这里了，到处充满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公寓里面有27平方和20平方的两个房间，再加上一个兼做厨房的小储物间，她和女儿夫妇以及外孙住在一起，房间肯定算不上宽敞。当时我们这4、5个访客一走进来，房间一下子就挤满了，当然，房间在主人的精心整理下显得很整洁。墙上还挂着流行歌手的宣传画，以及家人的照片20多张，充满了温馨的气息。 性格开朗的女儿用大号碟子盛出许多香蕉和苹果让大家吃，上小学的儿子回来以后也一起坐下来，青木说：“把学校里学到的东西展示一下把？！”他就把那个中国式的宝剑抽出来后舞起剑来了。 青木接着说：“我觉得自己还算是幸福的，虽然那时候经历过了那么艰难的困境”。和大家一起来到青木家的，也同为“残留夫人”的中川（75岁）说：“是这样的，你看我就比你更穷一些，每天再努力也仅仅只够吃的，你太幸福啦！” 当年，青木就是为了响应“去嫁给满洲大陆青年人做新娘！”这样的口号感召下，1943年，在女子学校还没有毕业就从山形县的老家出发了。 到了当年称做黑河省的地方，被分配到同是从山形县出来的义勇队开拓团，每天种植包菜和土豆，还搞了大棚温室种植。到了收获的季节，关东军的卡车就会开过来，把预订的蔬菜装箱后装到车上去，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工作，我们信心百倍地为我们开拓团，以及关东军将士们，努力增加粮食产量。当然，我们也同时还抱着要嫁给开拓者这样的梦想。 黑河省地处中苏边境，黑龙江也是中国最北端的省，站在这里的路上就能够看到对岸苏联的街道。 在青木过来后的第二年8月9日，苏联军队进入满洲国，以后，到了日本宣布战败的第二天，青木他们的开拓团接到了撤退避难的命令，全体人员向南面撤退，途中，他们看到了比他们更早一步撤出来的关东军，正在用手在拆除铁道线，据说是为了减缓苏联军队进攻的速度，但是那个时候，还有很多开拓团尚未撤出。 青木说：“那个时候发生了很多的事，不是两，三个晚上能够说得完的”，说到了逃难途中的艰辛，她脸色变得沉重，说到和中国亡夫结婚这件事的时候，青木觉得“和其他人相比还算是比较幸运的”。 当年逃难的时候，青木是步行很长的路才来到了设在齐齐哈尔的日本人收容所的，之后不久就感染了严重的伤寒，认为她可能活不成了，就被扔到了外面去了，幸亏那个时候，得到了一位中国人的帮助才捡回了一条命。也正是在这个中国人工作的商店里，第一次碰到了这位中国前夫。 “我每天的工作也不是强制性的，由自己来安排决定，因为丈夫不是农民，是一名工人，所以我也就不用像农民那样劳作了，生活方面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安定的”。 青木比较幸运，没有什么残酷的生活遭遇，问她对于回日本这件事的想法时，反应也不是很积极。 “回去还是想回去的，一想到回去的话，能够见到日本的亲人，也会想起很多日本的往事，大概今天晚上一夜都睡不着啦。但是，如果考虑到娘家的哥哥，我回去以后只能够麻烦哥哥了，即使是住在附近也还是要给他们添麻烦的。同时，也没有得到亲人的接纳许诺。因此，回国的事目前还没有真正考虑。同时，感觉目前的生活也挺幸福的”。 五个月以前还表态没有回国愿望的青木，这次却成为“强行归国”十二人里面的一员。原因来说虽然在中国多次说过“过得很幸福”的同时，也难以掩盖其背后的忧郁的情怀，虽然在成田机场看到的是一个很阳光的人，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内心还是很累的。 留在异国他乡，一方面是自己苦苦地思念故乡，另外一方面，就是即将走上人生终点的那几千个未能归国的女性，她们在青木的身后排起了长长的一个队伍。 二，直系亲属的接纳承诺 收到青木她们写的请愿书后，理解她们盼望回归祖国的愿望，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就是需要得到直系亲属的接纳承诺，如果想要被直系亲属以外的人接纳的话，也需要拿到“直系亲属的接纳认可”才行。 青木讲，上次在齐齐哈尔见到的星野利乃（七十四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受到阻碍不能回国，因为她的家里有一位已经超过八十岁的姐姐不同意接纳。她姐姐说，我自己也已经不能照顾自己了，也就是说，妹妹必须让自己的亲属来照顾她自己才对，因为亲属们也都曾经被她照顾过。 “情况就是这样，也没有指望得到谁的照顾。但是，没有被接纳承诺的话又不能回去,因此才去拜托的。但是又一想，如果自己再年轻一些的话，回到日本以后多少还能够做些工作，现如今自己都已经到这个年纪了，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而出来工作，行还是不行自己都很担心”。 说到这个份上，星野泪水都流出来了。 碰到这样的情况，如果让志愿者、熟人、好友代替直系亲属接纳她的话，递出申请后，也还需要她的直系亲属出具接纳认可才行，这个条件，政府一直都没有改变。厚生省的担当说出了其中的理由：“如果没有直系亲属接纳而回国的话，会引起很多麻烦”、“在1992年制订的民法上就有写明，照顾家庭成员，是直系亲属的责任”，直到1994年，这个条款还是没有变更，但是，现实问题却是由于这样条件的限制，她们这些人的回国之路就被关闭了。 原本她们回国这件事，应该是在败战的时候，随着大批从海外归国的日本人一起回来，那个时候也有相应的政策措施。这些制度虽说延续至今，但是，战争刚结束的时候，国家的内外形势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不仅如此，和中国方面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在断交这样的特殊环境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半，也就是在1953年3月，双方再次商定了“北京协议”，接着，在1995年又缔结了“天津协定”，为那些因为丈夫和孩子的原因没能回国的女性，临时打开了归国的通道。在两国没有帮交的情况下，是民间团体经过艰难努力，才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临时归国通道的打开，对于那些散落在周边，整体撤侨时未能回来的女性来说，“像在黑暗的迷途上突然见到了光亮、看到了金光大道那样的兴奋”（信浓每日新闻编辑局“和平的桥梁”），给了她们希望。但是，仅仅过了两年，到了1958年，岸信介首相发表了敌视中国的言论以后，这个通道又再次被迫关闭。 直到两国恢复邦交的1972年，又经历了14年的光阴。这个期间，团体撤回归国和个人归国也陆陆续续在进行，这期间正好是冷战时期，日本是属于自由主义国家阵营里的成员，自然采取的都是对中国的敌视政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开始，日本就开始侵略中国并在那里摆开战场，至今，并没有单独和敌对方的中国缔结终战协定，而自身已经成为战败国，从法理上来说还是侵略战争的持续，处在这样一种微妙的状态中，因此，日本参与冷战也不能够算是被欺骗。 由于日本政府这样的态度，就不可能不对残留在中国的女性和孩子们产生影响，他们这些人是象征着侵略，是军国主义的代表而受到冲击，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期间又有很多孩子出生，而她们自身却已经逐步变老了。 在日本国内，这个期间经济发展的步伐很快，带动了土地也快速升值，“残留夫人”的双亲大部分都已经去世，家产的掌管都移交给了后代。兄弟姐妹及其配偶不用说，外甥，侄儿和常年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她们也都应该保有份额。在经济增长，土地升值的情况下，财产分配方面的纠纷就会增加，直系亲属之间更是如此，因此，拒绝接纳她们回归的情况较多也就可以理解了。 长野县木曾郡南木曾街有两位归国的女性就是这样，曾经是叫西筑摩郡读书村的这个街道，战争的时候，和邻近村庄一道大力推进“满洲开拓”，其结果就是出现了许多死亡者和遗留者，为此，这个街区近年来他们致力于遗留者召回，并鼓动政府工作人员去做这些直系亲属的工作，同时，还建了公营的归国人员公寓，并对这些人员归国后的生活给予一定的照顾。 1991年2月至4月，这个公寓里住进了两组家庭，青山图江（63岁）和木户口近枝（62岁）以及她们的中国丈夫。她们两人都是在败战前5个月左右的时候，“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过来做动员工作”，为了增产粮食，加入到了“读书村劳动奉献团”，最终成为了没有能够回国的那一部分人。 战后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终于得到了原生家族的接纳许可回国了，碰到的问题方面，两家的情况也很相似。解决了财产继承的问题后，必须住进公寓里面，不能给亲属们添麻烦，这也是为了兑现当初谈好的“接纳承诺”条件之一。 这个自治团体的建立，是在没有相关政策条例参考的前提下，考虑到她们急需回国的情况，只能够在要么重新回到中国，要么和直系亲属承诺，回来后不打扰的前提下拿到“接纳许可书”。 青山和木户口她们的老家读书村，当时制定的开发计划书里面有一个欢送移居者条款，里面写有“移居者在出发的时候参照军人出征的标准”，要去村里的神社祈祷健康，要在小学操场上举行壮行会，当天“全体村民都要集合起来去送行”。她们两人也是如此，那天村长带头，青年团团长，小学校长以及全体村民都来送行，全体人员高呼“为了祖国”并三呼万岁。因为这是一项“国策”，因此，这不是读书村的特例，全国每个街道，每个村都能够看到这样的情景。 但是到了战后，以政府为首，包括各个街，村，都把这事给忘记了，抛弃了她们。那个时候，许多残留在中国的人期盼能够和亲属们在一起，而归国以后，她们却要被迫和亲属们断绝渊源，离开故居单独生活了。原因是国家没有相关的补助政策，回家里的话，家族内部也会产生怨恨和纠纷，因此都来到公寓里生活了。 我们在南木曾市的市营公寓里见到的青山女士，她说:“家附近的景色和过去没有什么变化”，感觉她很开心，长了个圆形的娃娃脸，即使在说悲伤的话题时，脸上也都浮现着微笑，可惜，回国后第二年的3月，由于子宫癌在市营医院里去世了。不会讲日语的丈夫，根据他本人的期望，又重新回到了中国，并找了份工作。

正在看严歌苓的“小姨多鹤”，电视剧是孙俪演的。讲的是这个日本开拓团留下的少女的故事。感兴趣这段历史，谢谢LZ发这个。

无论是早两、三年回来的人，还是回来的时候双亲都还在，大家都感觉她们确实挺可怜的。 归国需要得到“直系亲属接纳认可”这个条件，造成的悲剧也是数不胜数。在青山去世前两年左右，有一批临时回国的人住在公益团体为她们提供的“阳春会所”里，在行程计划即将结束，准备回国的前一天，发生了一起上吊自杀的事件，自杀者是一位67岁的女性，她就是因为没有拿到“直系亲属接纳认可”，不能办理永驻归国的人。她们这个团队出发来日本之前，在中国的时侯，就有一位女性由于不能够归国永居，心里感到很悲伤，用头撞墙上自杀了。 上吊自杀的那位女性，去世的前一天还和与她一起临时归国的同伴们说，都这把年纪了，估计不能再到日本了，我自己无论如何想死在日本。这件事发生以后，负责为她们提供住宿，以及在日期间为她们提供方便的协会方代表国友忠先生，把她的死讯报告给了厚生省，同时还要面临如何恰当地处理遗体问题，以防止引起纠纷。结果是，接到厚生省回复，这件事与国家无关。村里的直系亲属也不愿意插手处理，再考虑到正在中国生病的孤身丈夫也不可能过来处理，最后只能够作为无主的尸体埋掉了。 国友忠先生感叹道：“只是派你去的时候把你看成是个人物，后面就不管不问，这哪里像是自己的祖国啊”。 到了1991年，第三者特别身份引渡条款终于也适用于“残留夫人”群体，废弃了“把直系亲属认可”作为归国绝对条件的条款，政府同时还制定并公布了“促进在中国残留人员方便归国，以及永久归国后自立生活的相关援助法律”，简称“中国残留帮人支援法”。其中的内容首次明确了：“残留夫人”和“残留孤儿”问题是战争原因造成的，因此，作为“国家的责任”，应该促进他们归国，并对归国后的独立生活方面予以援助。这是在战后50年后才出台的政策，实在是太迟了。 但是，归国以后的人员，在生活方面如果需要帮助的话，也还是要由接纳人负责，如果站在接纳人这第三者的立场来看的话，把年长者，长期在异国他乡生活的所有人的所有问题都承担下来的话，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残留夫人”方面，如果自己也考虑自身生活能力弱应该受到更多照顾的话，叫苦的人就会更多。 这项保证人制度，是借用了原本针对外国人来日本常驻的情况下的保证人条款，这样一来，就把遗落在中国的这批人当作是外国人来看待了。法务省入国管理局在留科的担当解释说：“已经拿到中国国籍的残留孤儿和残留夫人当然不用说了，比如虽然还保持着日本国籍，但是已经和中国人结婚了，这样就会被认定为有中国籍了，因此，从法律上来说就只能够套用外国人的条款了”（1994年） 对于“残留夫人”的国籍问题，之后有过接触，这里有一份意味深长的记录： 1943年（昭和17年）7月16日，在拓务省委员召开的一次例行会议上，有一个委员提问：“去满洲国的开拓民是属于满洲国人还是日本人”？对于这个问题，当时的满洲事务担当今吉拓北局长是这样回答的：“原本就是日本国籍的日本人，原则上来说还应该被认定为日本籍吧”？！ 当时就含含糊糊地觉得“日本人不管怎么说也还是日本人”，但是，结果还是把这部分遗留下来的人当做“外国人”来对待。 “残留夫人”中有些人由于一直还保留着日本国籍和护照，才勉强有了自我身份的证明，因此很多人都说，正是这样的信念，才让我们能够带着归国梦一直活到现在。

三，说一下县里的开拓史 1945年战败的时候，根据外务省的调查数据，住在旧满洲的日本人大约有150万人。除去其中的南满洲铁道（满铁），满洲拓殖公社（满拓），满洲国政府相关人员，工商业从业者以外，余下的大约二十七万人都是农业移民。以满洲开拓团为首，满洲建设奉献队，满洲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等，统称为开拓团关联人员。 从8月9日苏联入侵满洲，以及在后面战败过程中死亡的日本人总共大约有176000人。其中开拓团相关联的人员大约78500人，占死亡人数的一半，这里就来讲述一下开拓团人员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们是如何逃亡的？ 根据1966年归国后的相关人员所掌握的信息汇总，那些死者中，战死或者自杀人员有11520人，去向不明的有11000人，去向不明者中，被认作死亡的有6500人，认为还活着的有4500人。 之后，从生存者和后面陆续归国人员逐步得到的信息汇总后，“去向不明者”中有不少幸存者都在中国的各个地方生活着，因此，被宣布死亡的人当中，得知他们还活着的话，逐步逐步帮他们恢复了户籍。 1995年夏天，我们去黑龙江省方正县拜访“残留夫人”的时候，偶然遇到了一位长野县出生的“残留孤儿”张树文，它是1952年被宣布死亡，后来帮他恢复了户籍。 通过这些数据，就能够充分反映出开拓团的悲残状况，包括像张先生这样的例子，在旧满洲发生的悲剧，具体来说，就是这些残留夫人和残留孤儿，基本上都与开拓团有关，更进一步来说，现在期待归国的人当中，几乎全部都和女性、孤儿相关联的。 已经到手的原开拓团相关人员满洲农业移民的史料，除了全国规模的史料以外，还有几个县单独编撰了自己县的“开拓史”。连续数年时间，其中有花了八年时间汇集了县里留下的资料和相关人物的访谈记录，尽可能准确地把它们记录下来并作为资料保存下去。 资料的内容中，详细地记录了县里相关人员全部的名字、团员及家庭成员，所属具体的工作编队，以及参加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人员的姓名，出生、户籍、家庭、出发时间、注明生死、死亡的原因、最后得到消息的时间地点等，都做了详细的记录。乍一看感觉还以为就是事务用的名簿，沿着目录继续看下去的话，里面详细地记载着各个开拓团出去以后的状况，战败时的情况以及各个家庭成员的命运，逃难过程。就像一幅图绘浮现在眼前，让人瞠目结舌。 名簿里人数最多，也是送出开拓民最多的长野县，根据“长野县满洲开拓史”记载，从1932年到1945年5月，这个县陆续送出的开拓团，勤劳奉献队，义勇军，一共有33741人。占全国送出总人数的12.7%，是第二名的山形县的2.4倍，高居榜首。 书的前言里面记载的，从1956年开始的8年时间里,通过相互之间传递的信息，以及实际调查的结果，汇总到“名簿篇”中，在1075页里面详细记载了33741人全部的姓名和相关事项。 打开每一页，映入眼帘的都是“未归还”、“死亡”这样的字样。在“死亡理由”栏里，记录着自杀、被杀、衰弱、营养失调、伤寒、麻疹、大肠杆菌、消化不良、急性肺炎、感冒等内容，也有描述逃难途中和收容所里的一些事情。 青山图江和木户口近枝的名字是记录在“长野县满洲开拓史”名簿中第八公心集读书村开拓团处。这个村名看上去，感觉像是长野县里很喜欢学习的地方似的，实际上和读书做学问没有一点关系，仅仅是因为这里是由两个村合并起来的，从原来村名中各取了一个字而已。在勤劳奉献队的43人（将错误记录的两个人剔除了）中，看到了铃木五三美这个名字。 43人中33人都是女性，中间除了一人以外，其余的都是十几，二十几岁的女性。死亡的24人中，女性17人，未归国的7人也是女性。 勤劳奉献队中最年轻的，是一位15岁的少女。战败那年的8月19日，在太平镇被杀害，那是在去往方正县的逃难途中，遭到当地农民的袭击。在同一个勤劳奉献队里，死亡、残留、杀害、上吊等，各种情况都有。 仅从名簿上面来看，虽说同样都是被派遣到这里来工作的，但是，仅仅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就会使每个人的命运产生很大的不同，据说都是因为逃难的过程太艰难了。 木户口近枝的名字是在亲戚西尾武一家的后面，注明“侄女”。西尾先生在战败那年的5月，很幸运地被召集后顺利回国了，但是，26岁的妻子以及两个女儿却消失在附近的佳木斯收容所里，木户口背着的1岁小女儿，在收容所里过了一个冬天后，在第二年春季因染上了伤寒死了，3岁的长女之后也死了。木户口本人也染上了伤寒，到了死的边缘的时候，得到了现在丈夫的母亲的救助活了下来。成为了“残留夫人”。 长野县的情况并不特别，广岛县方面也是如此，从这里先后送出了开拓团员8003人，义勇军4414人。义勇军的派遣人数在全国位列第2名，在学校里的14、15岁的学生，就由老师带队就出发了。开拓民的总数位居全国第7名，从第3名到第8名的人数大致都差不多。当时大家都觉得排名在全国的前几位比较有面子。所以，到了1985年的统计，共死亡3032人，去向不明的有205人。 在“广岛县满洲开拓史”（上，下）里面，详细地记录了34个开拓团成员和他们的家庭情况，义勇军的姓名、目的地、出发日期、生死的情况等。 住在广岛县高田郡的宫地文雄原本也是一位开拓民，战争中响应“国策”的号召也去了满洲，后来对这件事非常后悔，归国以后，他目前在做“残留夫人”和“残留孤儿”的归国，以及归国后的生活援助工作。宫地参加的是第13届高田开拓团从1944年到第二年6月，也就是直到战败的两个月前都在那里工作，从98个家庭派出了296人，其后在战败的第二年9月得以归国的仅有43人。 当时25岁的宫地在战败前的7月被部队召集，结果不久就通知大家由于战败，部队就地解散，之后他就急忙赶去妻儿所在的开拓团，但是，得知妻子满惠和刚满两岁的独子光男已经于8月16日被集中到团部小学里以后，20个人集体自杀了。当时在现场的一位中国人告诉宫地，他们把团里的男人们也都被召集起来了，除了29岁的一名教师和63岁的一位老人以外，把女人和孩子都杀了，后来，教师突破围观农民的屏障，拿日本军刀把其他人都杀了以后，自己也自杀了。 在名簿里，排在宫地家边上的是佐佐木竹夫（当时45岁）。竹夫是去了离开工作地点12公里左右的收容所里过的冬，但是，到了5月份就病死了。妻子是在战败前的4月份刚过来的，后来同在一个收容所里，比丈夫早一个月病死了，一岁的四女儿满子，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在满洲出生才这样起的，然而在8月15日病死了，6岁的三女儿富子，没有过冬之前就死亡了，16岁的二女儿芳江和21岁的长女富美子，战败后第二年7月，准备乘火车去长春，从收容所出来，还需要步行30公里才能到达德惠站，就在即将发车之前，芳江倒地死去了，一行人员只能匆匆把她放在草地后继续出发了。长女富美子好不容易到达了长春，结果到了8月份也病死了。一家6口人在逃难途中妻离子散，全部死光。 同一个开拓团的另外11人则成为了“残留夫人”。 翻开每个县的开拓史，打开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地记录了这些发生的事，也就是说，残留夫人和残留孤儿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中。 四，所说的“残留夫人”是指哪些人 从这里看过去，“残留夫人”和“残留孤儿”用的是“残留”这个词，不仅看上去很不自然，同时，也不能够正确地表达这个事实，应该是一种错误用法。比如残留农药，残留部队等，这些都指的是自然发生的，或者说是自发行为的结果，国家如今想当然地使用这个单词，让人怀疑不仅仅是用词错误，更让人感觉还有其它目的在里面。 在战败的极端状况下，要面临苏联军队的攻击和当地农民的袭击，大家四处逃散避难，这些肯定不是自然发生的，当然也一定不是自发残留的。战后直到今天为止，把渴望回归故里的人放在那里不管，如果不用“放置”的话那么用“弃民”这个词可能更合适。

在战争年代，以“国策”的名义把大家送去满洲，在苏联军队进来入后，用军队的纪律把边境地区的开拓民丢弃不管。战后也是如此，由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敌对政策，使得中日邦交很晚才得以恢复，这就更加剧了这些人的悲惨命运，所以说，只能认为“残留夫人”和“残留孤儿”是被政府丢弃的人。 这本书里，在写到残留夫人和残留孤儿时，有时候会缀上“通常所说的”，有时候还打上引号。这样做的理由，主要是为了避免以后遇到麻烦才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在，也不准备将这些用语进行统一。 即便如此，和残留孤儿相比，残留夫人归国时间更迟是有目共睹的。 日中两国的邦交恢复以后，民间就开始了寻找残留孤儿直系亲属的工作，国家也终于动弹了一下，开始了促进孤儿归国的工作。日中政府通过商谈意见统一，从1975年开始展开了公开的调查工作，其后到了1981年开始了第一次访日调查工作，直到目前，残留孤儿归国的工作颇有成效，政府出面为他们找到接收人或者确定第三方接收人，还同时制定了归国后独立生活的援助制度。这个过程中，如果有问题出现的话，也都会制定以促进归国为原则的一些相关措施。 但是，对于残留夫人方面，正如大家看到的那样，原则上是关闭通道的政策，其根源还是在国家层面，同样是残留，对待孤儿和夫人是不同的政策。 厚生省解释的“残留孤儿”的定义是，在苏联军队参战前后期间，和父母生死离别的这部分人，当时应该在12岁以下。应该理解是在战败的时候自己被遗弃，之后不断地在寻找亲人，这样的情况定义为孤儿。即使是13岁以上状况还不明了的话，也归到孤儿范畴，12岁以下的即使身份已经明确或者和父母一起遗漏下来的，归到残留国人类别里。 这里把13岁作为一个分界线，理由是因为这个年龄已经有能力判断周边的状况。1992年见到的那位担当官员解释说：“无论如何都是需要画一个界限的”，但是，划定了这个界限以后，她们的归国就被推迟了。 也就是说，把这个定义反过来想一下，“已经具备对当时状况判断能力了，就是残留国人”了，因此，战败的时候已满13岁的残留夫人，属于“已经具备判断能力而没有归国的部分”，换句话说，应该被认为属于“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不归国人员”。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把残留夫人像弃民一样放在那里不管的根源，是政府提出的这个“判断能力”政策。有判断能力却留下来，这是自己意志决定的，因此，被认为和国家没有关系。 由于有这样的政策，正如前面写到的那样，这样的规定产生了许多理不清，道不明的问题，这里再举一个例子： 1993年在黑龙江省北安市见到的水野满枝（60岁），战败的时候只有12岁，6年前一家人从群马县加入了开拓团。战败的那天，为了防备遭到当地民众的袭击，父亲在做团里警卫的时候被流弹打死了，妹妹也在逃难的途中因感染伤寒死去了。 之后，母亲带着水野和中国人结婚了，又生了两个儿子。在准备归国的时候，母亲和中国丈夫一起归国的事遭到拒绝，1990年母亲因衰老去世了。水野也因为后来一直和母亲联系不上，至今为止一次也没有回过日本。 水野是一位身高只有140公分的一个小个子，就是这样一个平时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的人，按照当年国家的规定，她被划归到是想和母亲一起留下的一类里面，申请归国时，政府官员仅仅会说：“你的情况我知道了”，这看上去就像是自己选择留下来了一样。但是，当年战败的时候，这个12岁的少女，如果能够让她和母亲分开，单独归国的话，那是多好的一件事。 无论是13岁也好，20岁也好，面对这种情况结果都是一样的。对于那些残留在满洲的人来说，看看他们后面走过的路，可以说日本战败那天，就是新的战争开始的时候。 以前见到的厚生省那位担当官员解释说：“残留孤儿以外的都称做残留国人，定义上来说是没有残留夫人这一说法的。夫人只不过是包含在国人中间的一个部分而已”（1991年）。 但是，正如看到的那样，由于家庭的原因不能够回国，只能够临时回国的今天回来的女性们，把她们划归“残留国人”范畴，这是不是造成她们归国推后的原因？ 用战争刚结束的时候实施的政策，用对待“残留国人”的标准来实施的结果，就无视了残留夫人这些特殊的女性群体的特殊一面，实际上就相当于将残留夫人这个群体抛弃了。 因此，现在残留国人群体里基本上都是女性。 但是，她们为什么，是怎么被送去了满洲？又因为什么被惨留下来？有这样的一些原因，还把她们用年龄限制起来，还拿她们当“外国人”对待，这是正确的吗？结果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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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去“满洲” 一，访问方正县  黑龙江省方正县位于哈尔滨东面，大巴需要开行五个小时左右的地方，1994年8月，松花江边上的方正县一带，由于洪水泛滥冲破道路，有些桥梁都被漫过，这样的情况下还能不能过去，目前感觉这个路况挺危险的。  正巧，松花江下游的佳木斯和哈尔滨之间有定期客船，9号早上6点我们乘船顺水而下出发了。船舶是苏联制造的，船长也是俄罗斯人，最近来哈尔滨工作的俄罗斯人在不断增加。乘船和乘大巴不同，站立起来也不用担心，虽然船票价格要高一些。船长站在入口处弯腰行礼，欢迎这满满的50个客人乘船。  到方正县需要六个小时。和去年乘陆路汽车相比，要多出来一个半小时。船平稳地前行，感觉挺舒服。大量黄色污浊的河水漫过岸堤在地面上流动，河岸变得更宽了。出了哈尔滨港不久，两岸的建筑物就消失了，被绵延不断的绿色地平线取代。  1945年8月9日上午零时，哈尔滨和松花江沿岸也下了一场大暴雨。那个时候，几乎是在对日宣战的同时，苏联军队进入了满洲，上午一点攻下了牡丹江，三十分钟后开始炮击新京（现在的长春）。  有60万苏联军队从苏满边境向吉林方向推进，有30万军队从松花江向哈尔滨推进，还有60万军队从蒙古方面攻进来，苏联方面采用的是闪电式进攻，8月14日就打到了牡丹江。根据中国国防大学徐焰教授的讲述，当时苏联三个方面军的兵力和武器装备是这样的：  包含十一个多兵种混成军，一个装甲军，三个航空军以及一个作战集团，里面还有六个骑兵师，两个装甲师团，两个机械化步兵师团，四个装甲和机械化军团，六个步兵旅团，四十二个装甲和机械化旅团，再加上边境守卫部队，总兵力为1577700多人，火炮26137门，装甲车和车载火炮5556台，作战飞机3446架等等，这样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除此以外，还有数百艘军舰和三个防空军做掩护。和关东军相比，军队的数量方面占有优势，在武器装备方面更是占绝对优势。（选自朱建荣的“1945年满洲进军---日苏之战和毛泽东的战略”一书）。  我们船的终点，是靠近佳木斯的八虎力附近的开拓团驻地，当年在公心集读书村开拓团勤劳奉献队工作的铃木五三美（66岁），当年是还一个16岁的少女。离战败仅差三个月的时候，被从长野县的故乡派出，来到了满洲。后来在方正县收容所里过了一个冬天，成为残留夫人，等到归国的时候已经51岁了。她讲述了当年的情况：  “到了八月份以后，每天在地里面干活的时候，都有两，三架飞机飞过。按理说，关东军的演习应该是很少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男人们那个时候基本上都被抽调去了部队，所以大家都感到不安，又没有收音机，报纸也只有团部里有，我们是看不到的，因此，根本想不到是苏联军队打过来了。”  靠近蒙古国境的兴安南省（当时的称呼）有一位东京开拓团成员，是全家一起被派遣过来的铃木则子（66岁），她是这样说的：  “从七月份开始，周边中国农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以往他们见到日本人的时候都是郑重行礼的，那时我们想，我们是很受中国人欢迎的，对于那些能力不错的人，还会派一些重要的工作给他们做，他们都会感到很自豪，但是逐渐的，这样的礼仪就不见了，当然也不是全部，但是这样的人还是有的，再后来，他们看我们的眼光很恐怖。从中国人那里得到消息，日本战败了。当时我们根本不相信。再后来我们接到了撤退的命令。那时候苏联军队才打进来三天！”

铃木则子所在的东京开拓团在避难途中，遭遇了苏联军队的武装袭击，还遭到当地农民的袭击，活下来的那部分人员，也有服毒的，也有自杀的，几乎全部覆灭，我们一行几个人因为行动慢才捡了一条命，后来被卖到现在的中国人丈夫这里。铃木她们所处的位置，正好是“极东苏联军队唯一的装甲军”驻地，从这里开出去了2000多台装甲车。  那时，大地上到处都是不稳定的乱流，这也是苏联军队装甲车开动时带动起来的恐怖气氛。过去，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被民族差别化训导过的中国农民，站在对面的时候都是满脸惊恐的面容，现在，这样惊恐的面容转移到了她们的脸上。  船行驶了四个小时左右，到达了通河，在这里换乘小的蒸汽船。就是沿岸捕鱼船大小的小船。船舱里放着板凳，人们弯着腰能坐下5、6个人，大部分客人都坐在船沿上吹着风。  不经意间对面板凳上坐着的人说：“你们是日本人吧”？是一位阳光照射在脸庞上，洋溢着灿烂光亮的40岁左右的女性，和她一起的同龄女性也向我们点头致意。  “一看就知道。方正县里有很多日本人，大家都期待着和你们见面”。  其中一人高兴地说，她们在方正县开了一间食品店，这次是去通河进货后返回的。  “通河县里日本人和日本人的孩子很多，如果在街上散步的话，哪里都能碰到日本人”。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的一位表兄弟也是和日本人结婚的”，这时，在边上一直没有说话的女伴也插嘴说：“我的表兄弟也是”。  在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中国残留夫人和残留孤儿最多。这个地方说的“孤儿”通常指的就是残留孤儿，对于“残留夫人”她们通常会说“残留妇女”，有时候只说“日本妇女”。  其中在方正县有特别多的日本女性和孩子被残留下来。刚战败时的人数，日本方面的资料显示，有5000-8000人左右，中国方面的资料显示有一万多名女性和孩子残留。之后他们有很多人分散到各地去了，多数人都和中国人结婚了，也有的被中国家庭领养。  因此，不用去想半个世纪以前所发生的事，从眼前的这位中国女性处就能够听到。只看数据，残留人数之多已经够吃惊了，听了她们的话，更有活生生的现实感。从中不难想象，在广阔东北以外地区，也同样发生了这样的问题。  日本从一开始入侵中国大陆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只是反映在日本女性和孩子身上，面前的中国女性告诉我们，对中国的农民以及农村社会也产生了影响。先不看结果，假如说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其影响范围就更广，不仅仅是对日本人，对中国人，对中国社会逐步逐步也一定会产生影响。  当年这些年轻的女子为什么大批量来到这里？这两位中国的女性是不是因为这里有日本人在场有一些话不太好讲？-----我们乘坐的小船平稳地冲开黄色的河水，向陆地方向驶去。感觉就像翻开历史的一页，进入到过去的现场。  在历史的记忆中，把当前的目的地方正县和刚才换船的终点佳木斯这两个地名联系在一起，这一带应该是改变这些女子命运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