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J:这场疫情是如何开始的：中国应对新冠初期的失策 从出现第一批感染者起，中国犯下了一系列错误。政治领导人迟迟未将风险

这场疫情是如何开始的：中国应对新冠初期的失策
从出现第一批感染者起，中国犯下了一系列错误。政治领导人迟迟未将风险公诸于众，也没及时采取坚定的防控措施，疫情因之加剧



流行病学专家、奔赴武汉的新冠疫情科研攻关专家组组长钟南山 1 月 19 日抵达金银潭医院。 Photo: China Daily/Reuters

去年 12 月 10 日，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摊贩魏桂先开始感到身体不适。她以为自己感冒了，就去当地一家小诊所看了病，然后又回去工作了。 八天后，57 岁的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几乎失去了意识。她是新冠疫情中最早的疑似病例之一。这场疫情使中国一度陷入瘫痪，并给全球经济蒙上了阴影。如今，新冠病毒已在世界各地传播，导致超过 10 万人患病。 将近三周的时间里，医生们努力发掘魏女士和其他早期病例的关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华南海鲜市场的商贩。一名又一名患者报告了类似的症状，但许多人像魏女士一样，去的是资源匮乏的小诊所和小医院。大医院的设备更好，更易于识别传染病。但一些患者不愿花钱拍胸片；其他一些患者包括魏女士在内则拒绝转到更大的医院。 去年 12 月底，医生们终于确定了这种疾病与华南海鲜市场的联系，他们对魏女士和其他类似病人实施了隔离，并向上级发出警报。但当局阻止他们提醒同行，更别提告知公众了。

最早向中国当局吹哨的医生之一因「传谣」被训诫，此前她与医学院的一个老同学分享了显示一名患者感染冠状病毒的检查结果。另一位医生被迫写了一份检讨，称自己的警告「造成了负面影响」。 即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1 月 7 日亲自命令官员控制疫情后，相关部门仍不断否认这种病毒可以人传人，武汉百步亭社区仍如期举办了「万家宴」来庆祝农历小年。而医生们自去年 12 月底就知道，人传人的情况已经发生。 中国驳斥了外界对其疫情应对措施的一切批评，称中国为世界其他国家争取了时间。2 月 23 日，习近平在面向全国 17 万名官员的电话会议上表示，中国领导层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迅速且统一的行动。 《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的这篇追溯性文章 ，描绘了另一番情形，揭示从出现第一批感染者开始，中国政治领导人迟迟未将风险公诸于众，也没及时采取果断的防控措施，而这一系列初期失策，导致了疫情加剧。 2 月 27 日，中国备受尊敬的流行病学专家之一、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表示，卫生官员在 12 月 31 日前就明确了新冠肺炎，但花了太长时间才公开证实「人传人」。他说，如果早些在 12 月或者 1 月初采取行动，「病人将大大减少」。 尽管医生们努力做到了快速识别出这种传染病，但所处的医疗体系让他们难以前行。尽管在过去 15 年里，中国的医疗体系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像魏女士这样的工薪阶层仍旧面临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当医生们掌握了充分材料来敲响警钟时，他们的努力却遭到阻碍。因为危机往往与政治挂钩，无论在地方层面还是国家层面。 现在看来，《按照中国官媒 2 月发表的一篇习近平讲话稿，武汉不顾传染范围扩大的风险，继续举办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之时，习近平已经在亲自统筹疫情防控工作。同样是在他领导防控工作期间，有关部门未经筛查就放任约 500 万人离开武汉，直至 1 月 20 日才公布这种病毒会人传人。 其结果是，1 月 23 日政府宣布武汉及湖北的另外三市封城时，病毒的传播范围已相当之广，事情本不该如此。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隔离。封城和后来的其他措施似乎减缓了新冠病毒在中国境内的蔓延，但中国早期的失策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严重后果。 2 月 16 日，魏女士接受采访时说，若中国政府早些采取行动，「很多人不会死」。现在她已经完全康复，回到两居室的家中，近两个月几乎都没出过门。她说她的女儿 1 月中旬被感染，截至采访当日仍在一个方舱医院。 中国政府新闻办公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武汉市政府及湖北省政府均未回应置评请求。

疫情到底何时开始，又是如何开始的，目前仍是个谜。「零号病人」(第一个感染者) 的身份也依然不明。主流的说法是，这种病毒起源于蝙蝠，可能是通过华南海鲜市场出售的野生动物传给了人类。 研究病例数据的流行病学家表示，新冠病毒可能最早在 10 月或 11 月就从动物传到了人类身上，然后在人群中传播，而这些人可能没有明显症状，或者没有就医。 可以确定的是，12 月的第二周，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的多人出现了发烧、咳嗽、疲劳和四肢酸痛等相似症状。即使在最初阶段，也有迹象表明，病毒正在向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人群传播——这是人传人的信号。 武汉市政府上月通报首例确诊病例为患者陈某，他于 12 月 8 日发病，目前已痊愈出院。通报称，该患者否认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武汉的传染病专科医院金银潭医院接诊了许多早期病例，该院医生吴文娟在电话采访中证实，最早的病例中有四人来自同一个家庭，其中包括一名 49 岁的华南海鲜市场摊贩和他的岳父。中国疾控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显示，这名商贩 12 月 12 日发病，而他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岳父七天后也发病了。 华南海鲜市场商贩魏女士于 12 月 10 日发病，她先是去了马路对面的一家私人小诊所看病。 她连续两天去诊所输液，输的是抗生素。对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治疗手段，它便宜，而且见效较快。「一般的感冒很有效，」 她说「里面总是排队。」 然而，到了 12 月 12 日，她的病情并未好转。她急忙到中等规模的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看病，这家医院也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 她回忆说，在那里，一位中年医生告诉她，她的症状符合支气管炎表现。医生开了药，让她回家，并告诉她不用担心。之后，她又回到私人诊所开了更多的抗生素。但这些药没有任何效果。 她的病情加重了。12 月 16 日，她已无法工作，也几乎说不出话，她又到了武汉协和医院看急诊，医生还是让她回家。两天后，直到女儿帮她挂上专家号，她才获得了呼吸科病房的一个床位。 她回忆起失去意识前看到女儿们泪流满面的场景。大女儿「时不时摸我一下……她怕我睡过去了，」她说。 魏女士三天后醒过来，那时她几乎不能动弹。但她记得 12 月 21 日左右，一位姓孔的医生告诉她，有另外两名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的人住进了同济医院。那是武汉的另一家大医院。 「他说你的病非常严重，」她回忆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2 月 18 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截至 12 月 21 日，大约有 30 多人出现相似症状，这些人之后被计入了新冠病毒的确诊或疑似病例。 然而当时，医生还没找出这些患者之间的共同关联。

武汉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张劲农说，他不记得曾接诊过魏女士，但记得第一批华南海鲜市场的患者是在 12 月 10 日至 16 日期间来医院的。 张劲农表示，起初他并不太担心，因为没有迹象表明这种病毒可以人传人。「那时，我一点都不害怕——我甚至有点松懈，」他在电话采访中说。「最初的阶段是麻痹人的。」 有些医生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治疗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患，这使他们不太可能辨别出其中的规律。 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在 2 月 18 日的采访中说，该院 12 月 16 日接收了他们的第一个新冠病毒病例，一个发烧但没有其他症状的 65 岁男子。该院医生们当时对疫情并不知情。 一份 CT 扫描结果显示该男子双肺感染，但抗生素和抗流感药物并不能改善他的症状。艾芬说，直到他转院后，医护人员才发现他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 包括艾芬在内的医生们在 11 天后才开始将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例联系起来。 12 月 27 日，她接收了第二名有相似症状的病人，并取了样做实验室检测。到第二天，她见到了七例不明原因的肺炎，其中有四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联系，包括一名摊贩的母亲。 这可能是一种传染病，她记得当时在心里告诉自己。 艾芬说，她在 12 月 29 日向医院领导报告，后者也通知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地区办公室。当地疾控中心称，他们收到了武汉其他医院的类似报告。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一名医生也在 12 月 27 日拉响了警报，中国国家媒体后来报道了此事。 12 月 30 日，艾芬拿到了她送检的实验室检测结果。上面写着「SARS 冠状病毒」，这种病毒在 2002 年于中国出现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导致 774 人死亡。 艾芬感到害怕，并马上报告了上级。她用粉色的记号笔圈出了结果，把诊断书照片连同一位病人的肺部扫描视频片段发给了她医学院的一个老同学。 她发出的照片和视频后来传给了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李文亮医生，并成为了流向公众的首批证据。李文亮医生 2 月因感染病毒去世，他的死在令公众悲恸之际也引发了对中国官员的愤怒。 当天下午，李文亮在一个微信群里对他的 100 多位医学院同学说，「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 7 例 SARS」，并称患者「在我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 一位群成员警告说小心班级群被封。李文亮回覆：「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他补充说：「大家不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 截至当晚，相关信息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直到政府审查部门采取行动。 医院领导打电话训斥了李文亮。在一份经《华尔街日报》核实的自我检讨中，他写道，泄露的信息给国家卫检委调查疫情的努力「带来了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人传人的证据正越来越多。

武汉市第五医院的医生吕小红告诉《中国青年报》，去年 12 月 25 日，她就听说武汉市两家医院有医护人员疑似感染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并被隔离。她当时就意识到，情况可能不简单。 1 月 1 日早上，一名患者从红十字会医院来到艾芬的科室。红十字会医院是魏桂先三周前曾短暂就诊的医院。华南海鲜市场附近一家私人诊所的老板在治疗数名发烧的病人后感到严重不适。 艾芬担心同事也会被感染，当天再次向医院领导反映情况，并要求她自己科室的同事戴口罩。 当晚，医院监察科要求她第二天来谈话。根据艾芬的说法，她被批评「造谣生事」。她试图争论这个病有传染性。但院领导说她的行为影响了武汉市发展、稳定的局面。 艾芬说，院领导还要求医务人员之间不许公开谈及病情，不得通过文字和图片等方式谈论病情。八天之后，她科室的一名护士开始感到不适，后来确诊为感染新冠病毒。截至 3 月初，该院有三名医生因感染病毒去世。 在接到当地医院的预警后，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类似肺炎病例做了追溯检索，并找到更多病例。去年 12 月 30 日，结果被汇报至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后者第二天派出了九人专家组前往武汉。 世界卫生组织称其驻华代表处在去年 12 月 31 日接到报告。武汉卫生官员也在当天发布了首个官方公开通报，宣布发现 27 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武汉市疾控中心通报称，「该病可防可控。」 与此同时，武汉的医疗官员努力将疑似病例尽量转至传染病专科医院金银潭医院。由于担心病毒可以人传人，该院工作人员已经建起了专门的隔离区。 金银潭医院的医生张丽说，她记得在去年 12 月 30 日接到从其他医院转来的 15 名患者，他们被安排在一个新翻修的空置区域，距离她收治的流感患儿很远。随着更多患者抵达，她将华南海鲜市场的工作人员和附近居民分隔开，并检查其他医院的医护人员是否有感染，但被告知并没有。 「我感到警觉是因为这是一种新型肺炎，还有就是我有抗击 SARS 的经验，」张丽在上周的一次电话采访中表示。她补充说大多数较早的患者恢复得很好。「这也误导了我们。」

在转到金银潭医院的患者中，有一名常去华南海鲜市场采购的 41 岁男性，他的妻子在 2 月 18 日的一次采访中说，这名男子去年 12 月 23 日开始发烧并咳血，随后去了一家社区门诊。 这名男子于 12 月 27 日在武汉同济医院住院。据他妻子说，医生给他做了胸部影像检查后，他们开始佩戴口罩和其它防护装备，并对这名男子采取隔离措施。12 月 31 日那天，他被转院去金银潭医院时，那里的病房几乎是空的。 次日，该院被转入了约 40 名患者，他们均表现出相似症状，并且都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 一些卫生专家称，医疗机构当时犯了一个错，他们寻找的范围局限在有发热症状、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以及胸片排除了常规细菌性肺炎的患者。 上述卫生专家称，这样做的后果是他们忽略了与此类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以及那些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或症状较轻，或出现肺炎以外症状的患者。 回到协和医院，海鲜市场摊贩魏女士不得不接受一系列新检查，包括咽拭子和从鼻腔进入呼吸道的内窥镜检查。与许多其他早期病例一样，她无法被正式确诊为感染了新冠病毒，因科研人员尚未对其进行基因测序，且还没开发出后来被广泛使用的一种检测方式。 即便如此，医生仍将她视为疑似病例。他们戴上了口罩，对她进行隔离，并试图将她转移至金银潭医院。但魏女士拒绝了，她认为那些医生是在试图摆脱她，因为他们怀疑海鲜市场的商贩不注意卫生。 「我心里想，我是卖的干净东西，」她说，「我是卖的活虾。」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七名早期病患中有一位也拒绝转院。不过金银潭医院的一名医生还是从其他六位患者身上采了样，并送至武汉病毒研究所，试图找出病因。 该研究所后来透露，其早已发现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并于 1 月 2 日确定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这是控制疫情和研发疫苗的关键一步。但这一信息在当时并未公开。 根据一份内部通知，1 月 5 日，上海一家医学研究中心上报国家卫健委，称中心的一名教授从来自武汉的采样中检测出类 SARS 冠状病毒，并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测序。 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一份报告称，这种病毒有可能通过呼吸道传播，并且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该机构党委书记卢洪洲证实了上述消息的真实性。 尽管如此，中国官方直到 1 月 9 日才公开证实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华尔街日报》于此前两天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信息披露了该情况。直到 1 月 12 日，中国才与其他国家共享了病毒基因组序列。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官员一再声称，迅速共享基因组数据证明北京方面的应对举措足够透明，但一些流行病学家认为，该行动应该提早至少一周。 他们和许多当地的医生也指责政府在 1 月份上半月一再否认存在人传人的情况。 「那时我们就知道，政府在撒谎，」一名当地的医生说道，「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撒谎。可能他们认为这是可控的。」 直到 1 月 14 日，一名世卫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可能存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有限人传人」时，武汉卫健委才修改了措辞以呼应这一说法。 但即便到那时，中国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中心主任李群仍在淡化相关威胁。他 1 月 15 日告诉中国的国家电视台称，在「细致的调查，仔细的甄别」后，疾控中心得出的最新认识是「目前的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1 月 6 日到 17 日期间，湖北省及省会城市武汉的政府部门召开了一年一度的人大及政协会议。地方政府通常会在这样的时期试图压制坏消息。 1 月 5 日到 17 日期间，没有任何新增病例公布。1 月 18 日这天，武汉依旧沿袭多年的传统，举办了春节万家宴，许多家庭聚集到一起合影、聚餐，并且是用筷子在共用的盘子里夹取食物。 公开表明习近平关注到此事的首个信号出现在 1 月 20 日。这一天，官方媒体报道称习近平已命令官员们遏制病毒蔓延。 现在看来，习近平似乎从 1 月 7 日的政治局常委会开始，甚至更早，就牵头负责了疫情应对事宜，这和 2 月份时对公众的说法有所不同，当时民众认为中央缺席了对疫情应对工作的领导，因而怨声载道。

中国医生和科学家表示，中央派到武汉去的一些专家有失误，而且贻误了时机。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王广发医生是在 1 月中上旬被派往武汉的专家组成员之一。他在 1 月 10 日对官方媒体表示，该病毒的致病性较弱，疫情可防可控。王医生在后来宣布他本人也感染了该病毒。王医生对本文不予置评。 据参与疫情应对工作的一些医生和科学家表示，其中一些专家获得了金银潭医院首批 41 个确诊病例的数据，但不愿在将论文发表到一个著名医学期刊前与他人分享数据。 「所有医生都开始为其他省份也会出现类似病例做准备，但就是拿不到有关病毒及其传播机制的一手数据。」一位曾多次请求获得更多临床数据的医生表示，「全中国的医生对此都很气愤。」 另一名医生表示，政府部门一直只去寻找医务人员被患者感染的证据，忽视病毒已经在患者之间、患者和家属以及其他接触者之间传播的迹象。 随着国际上对武汉疫情的关注增多，再加上中国卫生部门收到了更多武汉和其他城市新增病例的报告，北京在 1 月 18 日，也就是武汉举办万家宴这一天，又向武汉派遣了一个专家组。 团队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的一名传染病专家。就在此前一天，这位专家报告了发生在深圳的一个家庭聚集性人传人案例。这家人此前曾前往武汉探亲，但并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团队成员还包括担任新冠疫情科研攻关专家组组长、此前曾在抗击 SARS 阻击战中扮演关键角色的钟南山院士。据武汉协和医院的那位急诊科主任称，当地医生向钟南山提供的证据包括该院一名病人导致 14 名医护感染的例子。 1 月 20 日，习近平首次就此次危机发表公开声明。尽管他向各级官员表示，在春运期间遏制新冠病毒至关重要，却并没明确提及人传人。 几个小时后，是钟南山院士通过中国国家电视台宣布新冠病毒确实人传人。 据了解情况的一位市级官员称，钟南山团队私底下告知中国领导层，形势比他们所了解的更为严峻，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封锁武汉是其中的备选方案。 就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宣布全球紧急状态时，习近平选择了备选计划，于 1 月 23 日封锁武汉及其他三个城市。这一封城令波及人口约 2,000 万。截止 2 月底，中国的新增病例呈放缓趋势，但其他国家的感染人数却急剧上升。

回想起来，魏女士认为自己可能是通过公共厕所被感染。她在西边与卖野味的商贩和其他商户共用一个公厕。魏女士说，她家店铺两边的商户都生病了，斜对面的那个男的差点丧命。她的大女儿、侄女和侄女婿也都感染了这个病毒。 魏女士于 1 月初出院，共支付了约 7 万元人民币 (约合 1 万美元) 的医药费。她还无法复工，因为市场仍然处于封闭状态，也没法去医院看女儿。不过，魏女士还是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她说，「人家还有的花很多钱，连命都没保回来。」

功友你早，这么早就开始赚钱了啊

什么时候再写美国犯下的一系列错误？两三个月以后？

何清涟：北京改写武肺灾难史 注定徒劳


截至3月6日，据Worldmeters消息，武汉肺炎已经流播六大洲96个国家，欧洲疫情告急，美国病例也迅速增加，韩国、伊朗已经焦头烂额，但北京却想趁此机会，重新改写武汉肺炎流播世界这段人类灾难史的开端。改写的手段有两招，一是要彻底将武汉肺炎这一名称从这场疫情中抹去；二是由习近平发话，应该明确调查病毒来自哪里，寻找一个国家做替罪羊，在中共控制的国内舆论场中，美国已经中标。
为何要消除“武汉肺炎”这一名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4日就“中国病毒”、“武汉病毒”一词发言，声称这是个别媒体“企图让中国背上制造疫情灾害的黑锅”，别有用心。
中国现在为何特别忌惮其它国家的媒体将这场席卷全球的病毒称之为“武汉肺炎”？其目的之一，是希望世界将这场病毒与中国的联系抹去。用“武汉肺炎”称呼这场瘟疫，本是中国首创，在今年疫情爆发初期，武汉沦陷、全国恐慌、一度被怀疑成SARS变种的新型病毒，被中国所有媒体称之为“武汉肺炎”（Wuhan virus），习近平当时正焦头烂额，穷于应付隐瞒疫情的指责。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智囊班子，没来得及去想“武汉肺炎”这个病毒名的“政治影响”，待回过神来改用“新冠病毒肺炎”这个词来定名时，武汉肺炎已经成为全球媒体对这场中国病毒引发的瘟疫的通称。中国政府突然觉得这名儿有损国家形象，宣布暂时订出官方名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以避免任何与中国相关的联想。
谭德塞对中国政府这番用意心领神会，先是宣布暂时简称为“2019-nCoV”，继而在2月11日的世卫专家会议上宣布，将“武汉肺炎病毒”正式命名为“COVID-19”（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COVI是冠状病毒（corona virus）英文缩写，D是英文疾病（disease）的首个字母，2019年代表疫情爆发的年份。
此名一出，不少人质疑中国政府想跟这次疫情划清界线，在抗疫工作如火如荼之际仍不忘粉饰中国形象，并以MERS中东来命名作为例子，称为何可以“污名化”中东人，却对中国武汉肺炎要采用政治正确的方式对待？但不少中国人非常欢迎这一命名，认为只要名儿改了，这病就不是中国来的，不会引起歧视，这当然是阿Q式的自慰。
从“COVID-19”出来之后，媒体三者混用，武汉肺炎、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混合使用。要说这三者本就一回事，世界也没那么健忘，疫情刚从中国随病毒携带者跨越国境、漂洋过海，遍布六大洲，美国对中国的旅行禁令还未解除，就算不称为“武汉肺炎”，世界也忘不了病毒发源地是哪个国家。但中国急于洗白自己，让世界各国资本以为中国疫情过去了，开始重新收拾旧山河，再奏天朝威武曲，如我所归纳的那样，疫情舆论控制四部曲前三丧事喜办、美国阴谋、“中国又赢了”都是“完成进行时”，现在正在大奏特奏“中国拯救了全世界（世界应该感谢中国）”，于是“武汉肺炎”这个标识病毒来源地的名称就特别扎眼，早在赵立坚以外交部发言人身份指责使用武汉肺炎是污名化中国之前，中共就派出大批五毛到推特脸书上，拿出小学教师批改作业的精神，看见用武汉肺炎四字的言论，立刻校正，说世卫已经定名为COVID-19，不能再叫武汉肺炎。我就遇到几十位。为此我专门回了一条推文：坚持称武汉肺炎，就为了将中国政府钉在耻辱柱上，也为了纪念那些因武汉肺炎而死于非命、以及在疫情期间因各种原因熬不过去而用种种方式自尽或死亡的绝望者。
正名的目的是为病毒另找娘家
为武汉肺炎这名字大光其火，在名字上纠缠不休，当然是北京还有更深层的目的，中国原生的武汉肺炎害了太多国家，中国必须甩锅，为武汉病毒另找娘家。
关于零号病人是谁、病毒来源是哪里这一争论，从武汉肺炎开始流行后，国内、国际社会就没断过争论。国内非官方质疑者认真查找了“蝙蝠女侠”石正丽及武汉P4实验室过去种种事迹，包括其英文论文，以及国际病毒学界披露的资料，早就认定是中国武汉P4实验室泄露。分歧是：是实验室事故泄漏还是另有原因，还有少数认为是习的政治对手给他下套。
国外争论主要是根据病毒样本，参与争论者主要是对中国病毒研究有所了解的病毒学家。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生物学家理查德·埃布莱特（Richard H. Ebright）曾在《自然》杂志（Nature）对武汉病毒所的一项蝙蝠病毒实验表示关注，今年1月，他在接受BBC采访时，非常肯定地说，基因组测序显示，此次爆发的病毒与武汉病毒研究所2003年在云南某个山洞采集的蝙蝠冠状病毒RaTG13非常接近，全基因组同源性为96.2%。根据目前对病毒的基因组测序，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病毒经过人工改造，“这意味着，这种病毒目前已知存在于两个地方：云南的山洞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个实验室中，……它从2013年储存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至今。”埃布莱特认为，并不排除此次疫情的病毒由于实验室事故进入人群的可能性。
国际病毒基因库网站（GISAID）每天更新新冠病毒的进化树，到3月6日为止已有179个新冠病毒株基因序列存入这个病毒基因库，现在发现所有的新冠病毒的共同祖先都是武汉新冠病毒，也就是说世界各地现在发现的新冠病毒都是来自于武汉的新冠病毒。
面对如此确定无疑的事实，中共却想否定。在武汉封城后几天，中国网络上就出现一篇《武汉肺炎、SARS、基因炸弹……大国角力下的生物战魅影》，该文先从SARS流播全球时回忆，认定血淋淋的事实就是：SARS只钟爱“华人”。中国人、新加坡人（华裔国家）、美籍华裔、加拿大华人等，SARS只攻击一个特定的人类种群——拥有最独一无二的“O—M175”基因群的汉民族。美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都得到SARS的格外关照，对SARS有特殊的免疫力。与17年前的SARS一样，武汉肺炎也只钟爱“华人”，迄今为止的确诊案例均为华人。作者的结论是：这是美国针对华人的生化战，目的是从地球上排除该死的华人——这篇文章前半截其实忽略了SARS极可能是从实验室泄漏这一事实，后面的立论已经被现实否定，因为目前武汉肺炎病毒流播世界，欧洲美国无一不沦陷，但当时在大部分中国人眼中看来引经据典，很能迷惑根本被防火墙封锁在中国的中国人，以及完全不读中文信息之外的中国人。
这个脚本的思路，一直就是中共疫情期间控制舆论的第二部曲：美国阴谋论。只是当时习近平正陷入困境：武汉市长周先旺1月27日接受CCTV采访时，声言隐瞒疫情信息责任不在地方政府，湖北官僚集团亦利用地方媒体甩锅给中央政府，国外舆论及社交媒体舆论都认定习近平是最高责任人。习近平好不容易用三招扭转了局面——将李文亮树为吹哨人，化被动为主动；解放军首席生化专家陈薇少将接管武毒所、撤换湖北省与武汉市主要领导人，紧接着就开始将舆论控制纳入疫情、灾情的传统宣传套路——民间讽刺为丧事喜办，例如着力吹捧政府如何重视，集全国之力援助武汉、医护人员如何置自身安危于度外等等，就开始不断搅浑水，不断推出所谓专家论文，病毒一会儿来自湖北CDC养的浙江与湖北蝙蝠、一会儿来自与蝙蝠接触过的老鼠，将源头在中文世界里煮成一锅粥。
1月26日，中国当局宣称疫情拐点来到，每天新增的病例远少于全世界各国的总和，再将中国从病毒输出国塑造成南韩、伊朗输入病毒、形成“疫情倒灌”的受害国。有了这番铺垫，中国专家开始助攻。钟南山这位“防疫国宝”开始助攻，其工作单位所在地是广州，广州市政府新闻办于2月27日在广州医科大学举办疫情防控专场新闻通气会，身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称：“对疫情的预测，我们首先考虑中国，没考虑国外，现在国外出现一些情况，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从此，病毒来源于美国论在中国微信上刷屏。《环球时报》紧随着发表文章称：“新冠病毒发源地目前尚不确定。不应（让中国）背上污名。”《朝鲜日报》3月4日发表报导说，习近平在清华大学医学研究院举行的座谈会上就传染病等问题表示：“这是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挑战，应该制定全面规划，对病毒源头、传播途径和可能是中间宿主的可疑动物进行研究分析。利用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技术，查明病毒的来龙去脉。”
武汉肺炎源于中国本是毫无疑义之事，WHO干事长谭德塞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为中国向国际社会甩出了第一大锅，称“中国牺牲自己，成为世界第一抗疫国，为世界抗疫赢得了‘机会窗口’”，不料中国意犹未尽，希望通过宣传做成事实：病毒来自中国之外。但是，这种说法除了在中国国内有市场之外，无法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在中国宣传病毒来自中国之外后，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等人采访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教授、亚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的创始人、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教授，他在采访中非常明确地说：“根据我们对萨斯（SARS）和新冠病毒的了解，以及对从其它动物物种中发现的新冠病毒的了解，我毫不怀疑它起源于中国。”
中国通过与疫情日益严重的国家分享信息、提供防控和诊疗等技术支持、捐赠医疗设备等作为，努力修补因疫情而受损的国际形象。这是中国应该做的，因为疫情毕竟从中国起源，但因此想重写这段人类灾难史的开端，并因此认为“理直气壮：全世界都应该感谢中国”，那就实在有点无耻了。互联网有记忆，全世界病毒学家那么多，中国既不能全部收买，也不能全部封嘴，还请北京神智清醒一点：国有国格，国格不是靠撒钱买来，当然更不能依靠耍赖争来。

其實，武漢政府當初應該拋出電子煙是否導致肺炎好好輿論一下。。。。说什么野生动物，吃了几千年的野生动物，啥时候吃出毛病了？分明是电子烟惹得祸嘛。。。要多实验查找真相。。。
跟着美国的节奏，没毛病。
现在好了，别国的肺炎有电子烟顶锅，到现在也没人去挖棺验尸确认真相。。。。不了了之，事不关己。。。。尼玛每年流感死亡几千人，今年已经万多人，拿出个电子烟就忽悠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
一到我国出现肺炎就是中国病毒，该向全世界道歉。。。。。道尼玛什么歉！有谁完全确认病毒源自武汉？？？？ c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