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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中国冠状病毒病联合专家考察组新闻发布会实录 北京时间2月24日晚7点30分，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冠状病毒病联合专家考察组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此次考察的结果和对中国以及全球应对疫情的下一步措施提出建议。发布会的嘉宾是两位联合考察组组长Bruce Aylward博士和梁万年博士。发布会由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主持。 以下为发布会实录： 主持人：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参加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我是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经双方协商一致，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邀请中外专家组成联合考察组对中国疫情防控工作进行考察。考察组2月16日开始相继赴北京、广东、四川和湖北武汉，目前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全部的考察工作。 今天的发布会邀请到考察组外方组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先生和中方组长、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先生。他们将和大家共同介绍本次考察的情况，发布考察报告的主要内容，并就考察活动和报告相关问题来回答媒体提问。发布会全程采用交传的方式，可以使用中英文同时提问。首先请梁万年先生介绍相关情况。 梁万年博士： 大家晚上好！下面我简要地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的主要目的和主要的发现。 为落实世界卫生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的相关临时建议，经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协商，决定组建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联合考察组由25位中外专家组成，涵盖流行病学、病毒学、临床管理、公共卫生等领域。在华期间联合考察组与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相关成员单位举行会谈，并赴北京、广东、四川、湖北武汉实地调研，全方位深入了解全国和相关省市的疫情情况、防控措施、医疗救治、社区农村防控、科研攻关等。考察期间，考察组同政府官员、应急团队、资深科学家、一线临床和公共卫生人员以及社区居民都进行了充分讨论和交流。 这次考察的主要目的包括：一是了解这次疫情的流行病学特点，包括它的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流行特征；二是了解它的临床表现，尤其是看它的病情轻、中、重度的比例以及疾病的严重程度。三是了解中国政府及各地应对这种疫情所采取的防控措施及其效果。四是对下一步中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应对此次疫情提出相关建议，同时对国际合作和科学研究的优先领域提出相应的建议。 考察组有五个方面的主要发现，分别是关于病毒的认识、对此次疫情的判断、疫情传播特点也就是其传播动力学，疾病的严重程度，以及中国政府的应对策略和措施。详细的考察报告此后将告诉相关部门，下面我简要介绍这次的主要发现。 一、关于对新冠病毒的认识。通过对不同地点分离的104株新冠病毒毒株进行全基因测序，结果证实同源性达到99.9%，考察组根据这个结果认为，该结果提示病毒尚未发现明显的变异。 二、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病学特征。在人口学特征方面，现在确诊病例患者平均年龄51岁，其中近80%的是在30-69岁。在确诊病例中近78%的病例来自湖北，这个数字是截至2月20日的。 三、关于新冠病毒的宿主。现在尚未明确，但根据中方提供的相关资料提示蝙蝠可能是它的宿主，穿山甲也可能是这个病毒的中间宿主之一。现在科学家们正在进一步的研究，明确病毒宿主。 四、关于传播途径。目前认为新冠肺炎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但是也有证据显示，在部分确诊患者的粪便当中检出了新冠病毒，所以可能存在粪口传播的途径。一些案例也提示不排除在一个密封、相对小的空间内存在呼吸道气溶胶传播的可能，但粪口传播和气溶胶传播的流行病学意义和价值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这个疾病是有家庭聚集性的。我们考察组到了广东和四川。资料显示，这两个省的病例主要是家庭聚集性病例，是在湖北以外，可比较真实反映家庭聚集性存在的省份。这两个省78%-85%的确诊病例是来源于家庭聚集性。家庭聚集性恰恰表明他们的防控措施是到位的，输入病例进来以后，通过严密的防控，使在家庭内出现的二代病例和聚集，并没有造成社区的持续传播。从这个角度来看，聚集性病例多并不意味着是一个坏的事情。 各地对密切接触者都实行了严密的管理，对他们进行了追踪，并且进行医学观察。现在发现大约1%—5%的密切接触者，经实验室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 关于易感性，由于新冠病毒是一个新的冠状病毒，各年龄段的人群对其都没有特别的免疫力，可以推断人群是普遍易感的。这种病毒的传播动力学可分成三个方面：一是武汉，早期新冠病毒可能来源于一种动物，从动物传播到人类后，在人群当中随着适应性的增强，形成了人间持续传播，也就是我们常讲的社区传播。但从1月23日后，从武汉的疾病流行发病时间来看，每天的新发病例数是呈下降趋势。到今天为止，每日新发病例数，包括每日新报告病例数，和高峰时间相比都呈现了下降趋势。 武汉以外的地区，尤其是湖北以外的省份，早期传播主要是输入性传播，病例主要来源基本上和武汉、和湖北都是有关系的。一些地方出现了局部的社区传播现象，包括家庭聚集性。还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只是散发的输入性病例，并没有形成社区传播。所以疫情情况在这些地区和武汉、和武汉周边的几个市，是有明显的不同特点。 我们也注意到在一些特殊场所和一些特殊人群当中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比如说医务人员的感染。医务人员感染的总情况是，全国有3000多名医务人员感染。但是从感染的来源，哪些是社区获得性感染，哪些是医疗过程当中引起的院内感染，科学家们正在进一步的研究。感染的3000多名医务人员，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是来源于武汉，我们分析认为，可能和武汉在疫情高峰时期，医务人员对疾病的认识、各种防护设施的保障、开设定点医院和其他医疗救治设施时相应配套的磨合和完善、医务人员长期工作疲劳、防护程度不足等等，可能都有关系。 关于疾病的严重程度，当前数据和研究提示大多数患者是轻症的，可以康复。轻症、重症和危重患者的比例分别是80%、13%和6%左右，还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但是无症状感染者到底是感染后不出现症状，成为一个健康的带毒者，还是处在疾病潜伏期，都待进一步明确。无症状感染者是否能够传播疾病、在疾病传播中的作用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从病死情况来看，全国的病死率大概是3%—4%。全国除武汉外，其他省市的病死率在0.7%左右。从发病到实验室确诊平均间隔时间，最早全国为平均12天，2月初已经下降到3天。武汉已从早期的15天，下降到现在的5天。这说明我们对疾病的发现和诊断效率大幅提高。现有资料表明，轻症患者从发病到康复平均时间是两周，重症患者需要三到六周。截至2月22日，全国已经有1.8万余病例康复。 上面我简要介绍了主要发现，谢谢。 主持人：谢谢梁万年先生。接下来有请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先生作介绍。 Bruce Aylward博士： 非常感谢。晚上好，女士们、先生们！在发言之前，我想首先借此机会代表我个人、代表考察团、代表我的同事们向在疫情中失去亲人、朋友和同事的中国人民表示深切慰问。在我们此行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目睹和体会到，因为疫情失去亲朋好友的人们一边悲痛一边又鼓足力量前行。 在讲具体的工作内容之前，我想表达两点谢意。首先我要感谢中国政府以及世界卫生组织高层领导，能够委以我们如此重任，能够把这样的重担委托于我无比睿智的同事梁万年教授和我。其次，我要感谢在考察过程中我们曾与其交流、沟通，或询问，有时更像是质问，有时甚至是拷问的，数以百计的各位中国同事，我觉得我们向他们提出大概有上千条问题，和疫情防控工作本身一样沉重。他们的回答是如此之重要，因为每一次遇到这样的棘手难题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深陷重重迷雾之中而看不见前路，他们的这些回答让一切零乱又重新找到了章法，中国人民是如此之有条法、如此之勤劳，他们的回答让我们把这些错乱的部分拼凑到了一起，又找到了前路。 我们在中国考察，有时搭乘飞机、有时搭乘火车、有时搭乘汽车，每次一有机会，中方专家总是会30秒之内睡着，然后起来工作，这大概是因为工作太辛苦了，每一个阶段的成功都是如此值得庆祝。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报告涵盖诸多发现与结论，长达45页。但其中有八点是我和梁教授都认为必须要在今天的场合和大家强调。其中四点是与中国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相关的，是对中国提出的建议，另外四点是对全球提出的建议。 对于中国所采取措施的评论和提出的建议，我想讲述关于中国采取的策略、集体的行动、带来的影响和下一步恢复阶段所要做的措施。 首先中国做了什么？ 面对一种未为人知的新型病毒，中国采取了古老的传染病防治方法，并采取了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恢弘、灵活和积极的防控措施。中国采取的一些传统措施包括在国家层面上鼓励大众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社会层面的体温监测。很快我们看到这种应对策略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中国从最初采取的比较整齐划一的方法，慢慢地转变到基于科学的、以风险为导向的管理方法，更多地考虑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和能力，也考虑到病毒传播的特性，我觉得这种微调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不同。首先，古老的方法加以现代化的科技产生了更大的效果和产出。这种协同优势大概几年前我们都无法想象到。比如像大型医院进行临时床位的调拨，以便使更多新冠肺炎患者得到救治。有很多常规诊疗项目被转变到以在线的方式去提供，在此方面中国展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在四川我们见到这一点非常惊艳。当时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非常偏远的地区是如何协调工作的呢？当时的同事回答我们，通过5G平台实时对话，于是我们问，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大概2分钟之后，实时的5G视频对话界面就调出来。我们见到在偏远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团队正在开展工作，在几千米之外他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平台与四川省内的高级别专家实现互动。所以我们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真正地理解中国所采取的策略，因为当我们面临一种危险的呼吸道传播疾病的时候，中国有很多超出我们想象、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策略。 第二，这种策略是如何实现，并转变带来切实的效果呢？ 我们访谈过程中了解到，这是由于中国有巨大的集体意愿，不管是社区层面上的工作者，还是上至省长、市长这样的官员，这真的是一种全政府、全社会策略，你们身在其中并以这样的方式运行，但这其实并不常见。 这其中一点尤其让我们印象深刻。我们面临着全球层面上医用物资短缺的挑战，而许多国家也开始储备这些资源。但我们看到，尽管在中国，每个省都有疫情暴发，都有感染病例，但是各个省依然花很多气力去想如何为湖北省、武汉市提供医用物资和医务工作者援助。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该让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了解，我们该如何团结一致、互通合作，打赢这场战疫。 所以我们就沿着这样的思路，先了解中国采取的策略。 第三，这种策略的开展是否真的带来了影响，带来了改观？ 联合考察组在近距离考察并从多重角度分析后认为，毫无疑问中国所采取的策略改变了这种快速攀升的，并且是潜在致命疾病的曲线。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最简单直接的就是数据。两周前，我也记不清是2月9号还是10号的时候，我刚到中国时每一天新报告的确诊病例大概都是2500多，那一天我记得是2478例。而两周后，在今天我将离开中国的时候，当联合考察任务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昨天报告的确诊病例为416例，两周之内实现了80%的下降，这样的下降是切实的。 我也知道数据在不断地变化，做统计也面临挑战。所以我们通过比较不同来源的信息，来确定这样的下降是不是真真切切的。而真的去实地学习和考察的时候，就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事实，再一次不容置疑地向我们确认了这种真切的数据下降。比如在考察过程中我们看到某省的发热门诊就诊量曾经由高发时段每工作日4.6万例，下降到我们考察时的1.3万。在发热就要去门诊就诊的意识加强的同时，我们看到了这样实际的下降。 还有一个是昨天我和梁教授在武汉考察的时候，注意到武汉的医生和我们讲，我们几周以来终于看到腾出空床来了，可以有病人进来了。对于说这样的话我非常谨慎，就是关于腾出空床来了，但是我想他们是一线工作者，他们最了解实际情况。昨天我碰到了一位名为曹彬的研究人员，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负责抗病毒药物开发的。我问他，在研发抗病毒药物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他跟我讲，现在是招募病人，因为病人数目在下降。我之所以在这一点上多花一点时间来讲，是因为大家都在关注数字，并想了解真实的情况，我们也是如此。我供职于世界卫生组织，但这次我是和12名来自世界顶尖研究所、公共卫生机构的专家来华考察，他们希望看到有说服力的证据。很快，当我们看到有不同来源的数据指向同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样的下降是真切的。也是由于中国人民和中国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和代价，我们避免了并预防了很多病例。 我们研究了武汉的二代续发病例，也研究了中国其他地方的二代续发病例，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个评估，正是由于中国采用了全政府、全社会的这一经典传统、看似又老派的方法，避免了少则万余多，多则数十万病例的出现，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我可以用这样一张图说明这一点，这是中国的2019冠状病毒病流行曲线。首先要感谢中国疾控中心为我们作出这样漂亮的曲线。大家首先看到的是1月下旬之前，病例急剧上升，几乎持续到一月第三周结束。一般数学模型和一般情况往往是它会继续急剧攀升，直到没有疑似病例、传播停止为止后，开始下降。而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它出现了一个高峰接近于平台期的状态，之后就出现了下降。我们知道在流行病学领域，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曲线，必然是由于采取干预措施。流行曲线的可能情况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展示了中国所采取的有力措施是如何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数十万例感染。 还有其他一些图。这是全国的暴发情况（图），这是湖北之外的情况（图），这是湖北除武汉市其他地方的情况，最上面是武汉的情况（图）。中间那个比较平缓的线段就表明是采取了非常激进、有力的防控措施才能下降如此，这样的改变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极大的贡献，因为这种病毒在某一些环境下可能会急剧暴发和病例数目出现急剧攀升。 而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因为这些流行病学的曲线，其背后在每一条线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政策决定，都是中国的领导人和领袖们了不起的决定，做决策很难，指导公众能够按照这样的决策去操作也不易，比如交通管制措施、比如居家隔离的措施，诸如此类才实现了这样的曲线。这也是为何说中国每一个公民都为此做出了贡献。 讲了这些好的方面，我和梁教授和我们团队对于问题也一贯是坦诚的。每一场疫情，每一场危机中都是我们学习的机会，有时学到的是应该更早预警，有时学到的是应该优化对医务工作者的保护，有时学到的是应该加强彼此沟通弥补现有的知识空白，有时学到的是应该让这样的沟通更坦诚，以及提出建议以在疫情防控的进程中落实以上内容。 第四，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做？ 中国在新报告确诊病例下降时，已经在考虑要恢复其经济和社会正常秩序。今天我还在和梁教授讨论，这个病毒可能还会存在几个月。我们应当考虑恢复经济和社会的正常秩序时、几个星期或者更长时间之后学校重新开学后，应该注意些什么。在这场防疫过程中中国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相关的知识、工具，提升了能力。我们从考察团的角度来讲，也认为现在应该去慢慢地恢复社会和经济的正常秩序，哪怕我们同时在做着武汉和中国其他地方的防疫工作，可以同时推进。因为恢复也需要时间。核心和关键就在于要逐步取消之前的限制措施。 另外就是不断地去提升能力，在这场防疫过程中中国已经向世界展现出了惊人的能力。在随着病例数目下降过程中，中国也在增加床位数，买进了更多呼吸机，并同时提升了公共卫生领域的防控能力。我们也认识到，当我们去促进这个流行性曲线向尾部下降的时候，依然会存在这种病毒再次输入、重新复苏的风险。酒店、饭店复工复产，各个商场也重新开门营业，学校也重新正常开学，依然有卷土重来的这样的风险。中国正在小心控制着这样的风险。 因此，我认为此次考察团得出的最重要的建议之一，是我们要让中国完全从这场疫情中彻底地恢复其元气，因为世界需要中国的经验来应对这场疫情。在新冠肺炎的应对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掌握最多知识的国家，并且成功地实现了其转身、遏制和扭转。任何国家若在贸易或旅行方面采取限制和障碍性的措施，只会影响世界应对新冠肺炎的能力。任何国家对中国采取了超过了《国际卫生条例》推荐建议之外的其他措施都应重新评估，因为中国的风险在下降，而中国能够为世界带来的贡献在增加。 我们在关于中国这四点上说了很多，因为我们此时就在中国，在评估，在看中国所做的工作，在提出建议。 在讲世界这四点建议时，我会讲得快一些。 首先，需要传达给全球的讯息是，新冠病毒是一种新型的病毒，能够造成极大的卫生、经济和社会影响。 当前，国际上经常会听说2019冠状病毒病更像SARS还是流感？但2019冠状病毒病既不是SARS也不是流感。引起它的是一种全新的病毒，有着自己的特点。梁教授在他的发言中也提及了其特点。如果我们不能谦卑地对待其新的特点，那我们就陷入了要么是SARS要么是流感的定性思维中，没有办法像中国一样如此灵活地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此果敢地采用相关的措施，没有办法去应对这场疫情。可以分享一个例子解释一下，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知识变化如此之快，而中国又是如此快地掌握了新的知识，并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疫情应对的七个星期里，我们看到中国的2019冠状病毒病的诊治指南已经更新到第六版，如此之快速的根据新更新的知识进行调整，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是了不起的优势。 中国没有只是采用应对其他疾病的传统方法，而是开发了针对此次疫情的新方法，并以很多国家认为不会奏效的策略扭转了疫情的局面。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中，湖北也好，广东也好，有散发病例的河南或者其他省份也好，大家都因地制宜地利用这种古老的围堵策略。在中国我们充分看到了，有什么就先用什么，用什么就快速地去用。 全球应该如何应对？ 这也许是最大的挑战。国际社会明显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尚未做好准备采用中国的方法，而中国的方法是目前我们唯一知道的、被事实证明成功的方法。在全球为疫情应对做准备的过程中，我曾经像其他人一样有过偏见，对非药物干预措施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很多人会说，现在没有药，没有任何疫苗，所以我们没什么办法。而中国的方法是，既然没有药，也没有疫苗，那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根据需要去调整，去适应，去拯救生命。 考察报告中有更详细的介绍，在此不再赘述。我想再次强调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尝试。在防止疫情的国际蔓延方面，中国筑起了第一道防线。我在考察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听到中国人民的担忧，中国人民感觉自己有责任去遏制病毒的国际蔓延。他们在一个1500万人口的城市实行了封城的果断措施，这项措施也许要持续几个星期。刚才的流行病学曲线也显示了这类措施直接带来了平缓的下降或保持在较低水平。 我们看到，病毒也会在其他国家传播，所以我们建议其他国家严肃考虑类似的做法。并非每个有疫情的城市都要封城，但是需要采用有效做法筑起第二道防线，以防疫情向那些公共卫生系统较为薄弱的国家传播。中国争取来的几个星期的时间如此宝贵，大概七个星期之前这种病毒对我们来说还是全新的。几个星期之内，中国快速开发了诊断试剂，尝试了诸多抗病毒治疗方法，也许再过几个月就能看到疫苗方面的希望。几个星期的时间内，可能会带来很大的改变。 我们向全球提出的最后一点建议是，这一段争取来的宝贵时间要用好，尽管我们列出了很长的研究清单，但也强调研究项目应该有优先次重，以便快速地掌握知识以进一步阻断病毒传播，进一步降低重症率及病死率。目前只有一种药可能有效，就是瑞德西韦。比如我见到研究人员曹彬说现在招募病人变难了，不仅是因为病例减少了，而是同时还在开展其他实验研究，而这些并未见得有多么大的希望。所以我们需要开始优先那些可能帮助我们更快挽救生命的研究项目。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也是全球的问题。我们在中国见到了许多让人叹为观止的成绩，中国依然有更多的机会，世界也有很多机会向中国学习。我们报告中提出了非常多的具体建议，包括其优先次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