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家人朋友同学就疫情制度吵架割袍的，看看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https://blogs.harvard.edu/guorui/2014/07/06/%E8%BD%AC%E6%9D%8E%E5%8D%97%E5%A4%AE%EF%BC%9A%E3%80%8A%E6%88%91%E6%9C%89%E8%BF%99%E6%A0%B7%E4%B8%80%E4%B8%AA%E6%AF%8D%E4%BA%B2%E3%80%8B/

李南央的父亲，李锐，著名中共党史专家， 毛秘书。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原中顾员委员，副部长。母亲范元甄，是延安的四大美女之一。夫妻反目，母女陌路。李南央在文章里也是在反思精神牢笼怎么改变人，怎么改变家庭关系。
我们不从思想意识形态来看。就是版上大家喜闻乐见的夫妻关系，出轨，亲子关系，婆媳问题，兄弟姊妹，亲爹后娘的政治升级版。

4月2日，李南央的继母张玉珍向北京法院起诉李南央，讨要《李锐日记》。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将有关法律文书，寄给了居住在旧金山湾区的李南央，并派出一位副总领事，前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要求胡佛研究所交出李南央捐赠、已成为该所馆藏档案的《李锐日记》。还没有从丧父之痛中走出来的李南央，于是不得不为保护父亲李锐的日记而战。

张玉珍是个文化不高的女士，李锐说张玉珍是自己的医生、护士兼政委。政委全称“政治委员”，是中共为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解放军团以上部队设置的职务。李南央认为这次通过北京法院讨要《李锐日记》，是由中共中央最高层主导的行动。中共方面把这项行动编了号（LimsTim134 ），说明中共最高层对讨要《李锐日记》的重视。中共讨要《李锐日记》作什么呢？李南央指出：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销毁，让《李锐日记》从世界上消失。 李锐是中共党内以敢言著称的开明派元老，2月16日以101岁高龄逝世。李锐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共党史专家，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曾担任高岗的秘书和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一生保持写日记的习惯，李南央向胡佛研究所捐赠的李锐日记，约一千万字，时间从1935年至2018年3月26日李锐住院前，共83年。除了日记外，这批文献还包括李锐的信件、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参加土改的工作笔记等等。《李锐日记》是与中共官方党史完全不同的另一部党史，是极为珍贵的文献，中共官方党史掩盖或歪曲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李锐日记》中都有真实的记载。

2013年，李南央曾为父亲整理编辑《李锐口述往事》一书，交给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当李南央把少量《李锐口述往事》带回北京，却遭中国海关没收和销毁。这事警示李南央，未来父亲百年后，父亲一生记载的中共党史，必将遭中共当局毁灭，当务之急是将《李锐日记》抢救到国外，保存下来。从那时起，李锐便把自己的日记等文件，交付给女儿李南央，李南央在几年间，一部分一部分的把《李锐日记》从北京带到旧金山。两年前，李南央告诉父亲，他已经将带出国外的《李锐日记》等文件捐赠给美国著名智库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李锐表示非常欣慰，称赞女儿为他完成了身后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李南央说：“从那时起，爸爸就特别兴奋，他知道他的日记能留下来了，他觉得是对他的价值的肯定。” 自父亲去世，李南央便处于一种战斗状态中：先是她要公布李锐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进八宝山，身上不覆盖党旗，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中共当局仍为李锐举行了追悼会，送进八宝山，覆盖了党旗。为此李南央发表声明说：“我知道父亲绝对不能接受将他定位于一个共产党的正部级干部进行追悼，我相信父亲在天有灵，一定会对那面盖着染满人的鲜血的腥红的党旗下的李锐恸哭长啸。” 父亲逝世不到两个月，李南央又要面对讨要《李锐日记》的一场来势汹汹的法律诉讼。北京法院通知李南央，将于6月25日开庭审理张玉珍起诉李南央案。李南央表示：她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继承和处理《李锐日记》的合法性，但在党大于法的中国，这场官司她必输无疑。李南央在中国已失去人身安全保障，她不会去北京出庭，胡佛研究所将依照美国的法律应对这起诉讼案，自己也将按照美国法律办事。李南央说：“一个法治碰到一个党治，这是西方世界正在面对的新课题。中国过去毕竟穷，它现在财大气粗，它利用党治跟全世界较劲。我所要遵守的是美国的法律，我没有违反美国的法律。”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4月22日举行了一场《李锐日记》研讨会，邀请李南央主讲，这也是胡佛研究所对李南央表达的支持。 目前，胡佛研究所对《李锐日记》的数据化处理已经完成，将向全世界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学者以及想了解中共真实历史的公众开放。保护《李锐日记》就是保护真实的中共党史，李南央表示不会退缩，决不允许父亲的日记被中共讨回销毁。这也许是一场漫长的法律诉讼，但法律和时间都站在李南央一边，当《李锐日记》向公众开放，更多的人从阅读和研究中了解了中共的真实历史，李南央便最终赢得了这场保护《李锐日记》之战。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李南央 不记得是什么人说的，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是否有人统计过其确切性的百分比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所有写母亲的文艺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所有写母亲的记实文章，如朱德的“母亲”，无不是歌颂性的。我取稍有贬义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作为此文的题目，是因为我的母亲无从歌颂起。但是她是一个奇特的母亲，奇特的一定要写出来。我的朋友和熟人中，鼓励我写她的远比鼓励我写父亲的多。尽管父亲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更具戏剧性。 我写此文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希望我的母亲能看到这篇文章。许多当面她不能容我讲下去，也因此而永远没有机会听到的话，我都写在这儿了。人在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光里，能听到自己女儿对自己的评价，也应算是一种难能可贵之事吧。不知母亲是否能这么想。我自己如果能有这样的收获，是足以自慰的。 人生是有许多巧合的。1993年，父亲来美国参加科罗拉多大学的研讨会之前，威廉女士正在拍摄“中国革命”（China in Revolution）的第二集。听说父亲即将访美，约了采访他。父亲到美后，为了了解威廉女士作片的宗旨和制片水准，我们特意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找来“中国革命”的第一集看。当放到中国抗日战争一段时，我突然发现一个讲演的女学生颇象我妈妈，但是没敢吱声，因为不知父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没想到老头子先叫停了：“再放一下，刚才那个镜头好象是范元甄。” 我这才说：“我也觉得有点象。”我们把这段又看了一遍。“没错，就是她！这是范元甄在武汉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集会上讲演。听说她的即席发言大出风头，王明一下就看上了，说‘这种人应该是共产党员’。事后找人了解，才知道范元甄早就是党员了。” 母亲和父亲同时出现在一部历史记录片中。前者的镜头几乎是一晃而过，记录下的恰恰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瞬间的灿烂（陈伯达在延安说过：“小范是开花不结果的人物。”）；后者的镜头反反覆覆地在影片中出现，还被选做了片头。映现了他越到晚年越如晚霞般绚丽，学术名气和社会地位愈见升高。父母俩人合了分，分了合，而最终归于殊途的人生之路所折射出的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迁，令人唏嘘不已。 妈妈年轻时很是得意过的。先是抗战初期，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 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她到延安后，周恩来亲自写信给她，情意切切，还附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母亲一直珍藏着。解放初，她在协和医院作手术，周恩来去看张西曼，听说小范（过去的老人，至今都叫我妈小范）也在这里，特意去病房看了她，轰动了医院。母亲在延安时，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还有四大美男子。三个美男都找了丑女，只有李锐和范元甄，大家公认，才华、相貌不相上下，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儿。 我爸多次对我说：“你妈比我有才华。”好多认识我妈的老干部都对我提起过当年延安关于宪政的演讲比赛，我妈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代表，结果把抗大的共产党代表给辩论倒了。事后，大家笑传了很久。 妈妈跟我讲起过在延安两次见到毛主席。一次在清凉山的小路上。她上山，毛主席带着警卫员下山，主席闪到一边说：“小范同志你先走。”妈妈很是惊讶主席会知道她的名字。还有一次，她在窑洞前纺线，突然看到纺车前站住一双大脚，一抬头，是主席微笑着看着她纺线。可见，妈妈当年在延安确实是很引人注意的。 一二•九运动时，父亲代表武汉大学，和代表一所教会中学的母亲在武汉秘密学联相识。1939年，母亲十八岁与父亲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结婚。那天，父亲说叶剑英莫名的兴奋，跑上跑下地给他们照相。妈妈后来告诉我，史良曾为她惋惜“结婚太早了！” 在我懂事后，母亲曾反复多次地向我提到此话，永远地后悔自己年轻时的选择，好象毁了她的一生。 婚后不久，俩人同去了延安，当时周恩来不在重庆，回来后还责问为什么把小范调走。好在知道我妈妈到延安进了“马列学院”，也就没再说什么。能进马列学院，是妈妈一辈子觉得比人高出一头的资本。她认为“抗大”、“女大”那是给刚参加革命的人办的，而“马列学院”是只有真正的成熟的革命者才能进去的。究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但是马列学院的资历确实让她认为具有与众不同的身份。1941年，延安精简机关学校时，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时任主任，实际工作由陈伯达负责。妈妈在该研究室的国际组工作。抗战胜利后，母亲随父亲北上热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

延安第一次怀孕的孩子出生后就死了，第二个孩子（我哥哥）在承德撤退时的路上落生在卡车上。到热河后，她始终不愉快，跟爸爸不断地吵闹。直至到派至北平，参加了党办的北平“解放报”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以后南下，任接收长沙自来水公司的军代表，后调京任石景山发电厂的副厂长，再以后就一直在航空工业部工作。 解放初期没有现在那么多部委，航空工业部当时只是二机部的第四局。机关大院在宋庆龄的宅第旁，邻着积水潭，院内有一个小湖。我就在那儿跟妈妈学会了游泳。文革时被改成卫生部了，现在不知归了谁。 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开始兴建大型国营企业，共产党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管理这些企业。不记得是56年还是57年，妈妈被送进北京航空学院的调干班学习。毕业后，妈妈进了航空工业部自己办的第一个大型仪表厂——对外称青云仪器厂，对内代号232厂，当了总工程师。记得我曾为妈妈能在有代号的保密厂任职，感到特神秘，特兴奋。79年我调到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后，工厂里有从232厂调来的工人和工程师。他们都记得我妈，说我妈极有风度，特别能干。她的一生在那时达到了顶点，以后再也没有超过这个职位。退休后虽享受副部级待遇，只是个名义，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妈妈在这个新的、令她兴奋和满足的位置上并没来得及真正做些什么，1959年庐山会议，爸爸被打倒。她立即一落到底，被发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身体随即彻底垮掉。刚解放时她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北京协和医院在她身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作了甲状腺切除手术。没有经验，切了十分之九，这时一下变成机能低下，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好靠吃人造甲状腺素维持身体的新陈代谢。 她的精神似乎也自此垮掉，再也没有恢复。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她短暂地恢复过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术局总技术处任处长。但是很快文革就开始了，群众专政，干校劳动，回京没等到什么正式的工作就被离休处理了。 我的记忆中，妈妈没有高兴的时候，也不允许家里有欢乐的气氛。记得有一年从陕西的工厂探亲回家，因为自己自由生活惯了，忘了家里的规矩，一边干活，一边哼起了歌儿。妈妈立即厉声叫了起来：“你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们这个家是没有欢乐的！” 我是1950年在长沙出生的，1952年随父母到了北京。我从记事起，就不喜欢家里的气氛，因为爸爸妈妈老吵架。我两岁进整托幼儿园，七岁住校，两个礼拜回家一次。什么时候回家，只要赶上两个人都在家，就什么时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 说是吵架，其实从来都是妈妈一个人吵，没听爸爸吱过一声。他总是坐在沙发上，背靠在那儿，双手交叉在胸前，双目紧闭。妈妈的骂词是永远的一句话：“说呀！你说呀！” 最厉害的一次，只听屋子里哗哗啦啦，象是砸碎了玻璃的声音，我终于忍不住，在走道里“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妈妈出来抱着我和阿姨哭成一团。可我不是因为同情她才哭的，而是太害怕了。第二天，爸爸脸上贴着橡皮膏去上班，我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楼上楼下的邻居早就都知道我爸爸、妈妈老吵架，这回爸爸单位的人也都该知道了。 妈妈摔坏的那面很好看的椭圆形的镜子，象爸爸的脸一样也用橡皮膏粘好，又用了很多年。50年代那种造型尺寸的镜子是很少见的。我常常小人儿一个，对着破镜子发呆，叹惜这么好看的一面镜子贴了橡皮膏有多丑。爸爸、妈妈没有能够象这面镜子破镜重圆。我那时总闹不明白妈妈到底让爸爸说什么，而爸爸为什么就是永远地不开口。等我长大后才知道，很多时候是为了我奶奶吵架。 爸爸妈妈在奶奶问题上的矛盾由来以久。父亲是独子，17岁离家进武汉大学读书。父亲自己坦诚当年并未好好学习，闹了革命。奶奶听人传话，知道儿子在闹革命，很是危险，从长沙赶到珞珈山监护独子。没想到父亲为了找党，1937年5月竞不辞而别，悄悄北上北平。自此再未返校，也没回过家，奶奶当时几乎急得发疯。以后抗战、内战，音信全无，生死不知。奶奶只好把女儿（我的二姑）的儿子改名姓李，以继承李家香火。 1949年长沙解放当夜，父亲突然出现在奶奶家。这位清末女子师范毕业生，三十二岁守寡，不愿屈从婆母管制，一人含辛茹苦，靠借债、变卖旧衣物维持生计、供养子女读书的倔强老人，没有象一般母亲见到生死不明的游子突然归家，与儿子报头痛哭，而是一个耳光掴了过去。我爸当着警卫员的面跪在了奶奶面前，请求奶奶原谅这个不孝的儿子。我妈妈两个月后到长沙，听说此事勃然大怒，回去就吵。认为我爸身为共产党的干部，却给地主母亲下跪，是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 其实我奶奶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我爷爷1905年到日本留学，在那里成了孙中山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后又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1922年就去世了。奶奶回到平江老家，从婆母手中分到一批田地，但由于闹红军，田租收得很有限，根本不足以为生。 1959年奶奶从沈阳我的二姑姑家经北京转返长沙大姑姑处，想到儿子家住几天，以便回到长沙跟亲友们谈起来，有个面子，终于在儿子家里也住过了。爸爸恰好在外地出差，知道我妈绝不会让奶奶进门的，偷偷让秘书将奶奶安排在招待所。奶奶大骂儿子不孝，不许老娘进家门。我爸爸真是里外不是人。后来刘澜波把奶奶接到他家住了些日子，才回长沙。我妈由此恨透了刘澜波，文革中没少揭发他。 奶奶一辈子就想跟儿子住一阵。老人封建，有儿子而要住在女儿家，是天底下最没脸面的事。1979年爸爸平反，奶奶又要跟儿子，两个姑姑商议着把奶奶送到北京住一阵。还未成行，老人就去世了。可叹奶奶一生住一住儿子家的愿望终未能实现。 1977年我去长沙看姑姑，并与姑姑商议给爸爸平反的事，第一次见到奶奶。过去在我的印象中，都是妈妈灌输的故事，奶奶是个恶霸地主婆，又刁又狠。乃至见面，才知道是一个极瘦极弱的老人，且很糊涂了。拉着我的手，总是问，你认识李厚生吗？这是我爸原来的名字。老人总说这么多年不见他，也不看娘。我姑姑就在她耳边吼：“明伢子（我爸爸小名）被关起来了，不是不看你，是来不了。” 1980年奶奶去世时，爸爸正在陪美国陆军工程兵访华团去南方参观的路上。得到消息，在火车站遥望长沙方向，深深鞠了三躬。 爸爸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干部，而妈妈正好相反，大义灭亲，“亲不亲阶级分”，怎么可能不吵呢？ 我爸的用人路线，也是吵架的另一原因。50年代在水电建设中，爸爸重用了国民党政权留下的老技术人员，对他们很尊重，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反右时，水电系统被打成右派的人数很少。我自己就亲眼见过爸爸对有些党的干部很是随便，但是对技术人员总是未见有半点怠慢。 当年跟我爸共过事的老技术人员都记得我妈的那张冷脸。妈妈文革中常说：你爸一贯右倾，建国初期，就专用国民党人员，他的秘书、司机，都是那种最没觉悟和最糊涂的旧社会留用人员。也幸亏爸爸用了这样的人，他们在爸爸倒台后没有揭发过一个字。否则老婆、秘书、司机三管齐下，他大概早就没命了。 尽管妈妈爸爸老吵架，可我小的时候妈妈从来没有碰过我一下，也不记得跟我红过脸。最厉害的一次是因为我胡闹的太大发了，妈妈操起一个小凳子向我砸来，不过没有打着。

我小时，哮喘很厉害。犯了病，嗓子眼儿就象拉风箱，呼呼地叫。一次，外边下着大雨，我又犯病了。妈妈骑着自行车，打着伞去六铺炕商场给我买药。去商场的路是煤渣铺的，坑洼不平，妈妈一手打伞，一手扶把。再加天黑、雨大，没看见前面的一个凹坑，一下从车上摔了下来。看着一身泥水、满脸是血的妈妈拿着药进了家门，我和阿姨都吓坏了。阿姨狠狠地对我说：“你要是长大了不孝顺你妈，就叫狗吃了！” 这话我是记住了，一直记到现在。1991年到了美国，妈妈来过一封“信”，只有这么一句话： “李南央，25英寸彩电，直角平面，遥控。价钱你看着办。” 我二话不说，就要寄钱。先生和女儿都反对，说她不能算妈，可我记着妈妈那一脸的血。她这辈子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如果买个彩电能让她高兴，就给她买。 在我9岁的时候，家里没有了爸爸，他去了北大荒劳改农场。妈妈失去了发泄的对象，我就成了爸爸的替身，挨骂自此成了我的家常便饭。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常常整晚上地挨骂，不许睡觉。每次开骂总是车轱辘话：“你从小心眼就狠毒，3岁就说打死妈妈。你和李锐一个样。”可我真是不记得自己3岁时在什么场合、因为什么说要“打死她”。心里说：“当妈的记3岁小孩儿的仇，真是没意思。”阿姨说，我见了我妈就象耗子见了猫。放了学，只要听到妈妈在家，就轻手轻脚溜进和阿姨合住的房间，再不出来。 我妈说我从不叫她妈。我心里其实是对她没有爱。妈妈对我永恒的咒骂就是：“你这个小李锐！你跟你爸一模一样！”每次有客人来家，我都提心吊胆地防着那句话：“这姑娘越长越象李锐。”可总有些不识象的大人爱这么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李锐是这个家庭一切罪孽的源泉，是提不得的。 我妈特爱讲大道理，很注重对我们孩子的思想教育。每年放暑假总要买书，大多是所谓有教育意义的。可我却偏偏不可救药，总想着那些妈妈不让看的书。在小学，我就偷偷翻遍了家中书柜里的所有文学作品。《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天才》、《傲慢与偏见》、《子夜》、《海底两万里》……还偷偷地用每月的零花钱买小说，《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这一代人》，《乘风破浪》……都看烂了。书都是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的，或者午睡时看。中午我妈自己要睡觉，是绝不会来查的，阿姨也不打小报告。 最使我妈生气的是，我竟然到我爸爸那儿要钱买书。那次是大发雷霆，一晚上没让睡觉。我坐在床上，听着她在里面打呼噜，心里那份儿恨那。 我最怕的是我妈中午睡午觉，要是在这时弄出了声响，吵了她的瞌睡，你就等着挨几个小时的骂吧。我那时学会了完全不出声地走路、开门。可是楼上邻居弄出声响是免不了的。我妈老让我上楼去告诉人家中午不要走动。妈妈是最革命的，我心里想，“革命者不是连生命都可以牺牲吗，怎么连楼上走路的声音都不许有呢？再说人家也不是故意的，怎么能好意思让人家不要走呢？”可嘴上却是从不敢违抗母命的。红着脸敲开邻居的门，听人家的冷言冷语，看人家的脸色。那种滋味儿，那种难堪，真是无地自容。 我就写日记，把对妈的疑问、不满都叙述在日记里。我那时发了疯地想当兵，报纸上、电影上把解放军说得太好了。我在日记里说：“我没有母爱，也不需要有母爱。我将来当了兵，在连队里有指导员、连长关心、爱护我。”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我的日记，我到处藏。有一次，妈妈发脾气，讥讽我：“你小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才知道，小孩子是永远藏不过大人的，就再也不敢在日记里写对妈妈的看法了。可是这点自由吐苦水的小天地都被剥夺了以后，我对妈妈是真真儿地没了感情，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尊敬：“偷看人家的东西，太不要脸！” 我小时喜欢军事体育。初一的暑假，趁妈妈在南方疗养，参加了西城区少年之家测向队，还和另一个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合作，拿了当年的北京市少年女子组团体第一名。可是妈妈一回来，发现我着了魔似地跑测向队，说我满脑子资产阶级锦标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发了疯，跟李锐一样，非让我停止活动不可。后来北京队想要我当专业运动员，教练到家里来作工作，让我妈大骂一顿。教练从我家出来，脸上连血色都没了，气得浑身哆嗦：“没见过这样不讲理的老干部！”测向队是呆不成了，我又偷偷参加了少年宫的射击队，很快从三队升到一队，夏天要到昆明参加全国比赛，选拔国家队。 每次活动，都要想出各种办法编造回家晚的理由。星期天活动的谎话是最难编的，只好常常缺勤。我自认是从小爱说谎，但我从不认为我是妈妈说的那种从小爱编瞎话、品质恶劣的坏孩子。 我至今认为凡是小孩子说瞎话，那必是大人的错，一定是大人没给孩子说真话的空间。我现在最不能听的就是大人说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总爱撒谎。”但凡听到这样的话，我一定要立即为孩子辩护：“最好先自己检查一下作家长的错，自己是否给了孩子说真话的条件。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养的孩子不跟自己讲真话。” 后来，文化大革命了。我在学校挨斗，回家一言不发，精神极沉闷。妈妈大概看出有什么不对，问我怎么了，态度极和蔼。我有些受宠若惊，在那种冷酷的环境里，感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不觉的流了眼泪。告诉妈妈：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也有她的因素，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还没等我说完，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极为幸灾乐祸、可有机会报复的冷笑“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没有关系，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挨斗，又向谁去哭？”我那时还不到16岁，看着妈妈那狠毒的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窿里沉下去，从里到外地冻僵了。从此以后，我的心门是永远地死死地向母亲锁住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麻烦、痛苦，从不再向她诉说一句，自己默默地顶住一浪接一浪的厄运。 后来我家被赶到一个大杂楼，我们住在一楼把角的两间屋。周围的男孩子知道只有一个女孩子守在这里，而且是狗崽子，把窗户的玻璃都打碎了，我用纸条一条条地贴好。邻居强迫我一个人交全楼道的电费，只因我家有电视和收音机。我当冲压工，在工厂出事故受伤。这些我从没告诉过妈妈，也不向任何人诉说。直到有一天，小姨从武汉来北京看病，来看我，看到了我居住环境的险恶，给我妈妈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跟机关说，要搬家。这样我妈从干校跟军管会交涉，我们从大杂楼搬到一个与另一家合住的单元里的一间7平米的小屋。五、六个一同进厂的女学员帮我把东西搬到三楼，我自己象耗子一样，一件件地把东西拖进屋摆好。 但是这就成了我后来十几年挨骂生活的第一罪状。

我在这里住了很短的一段，就去了陕西的三线工厂。妈妈从干校回来，挤在这么一间小屋，又根本不会和邻居相处，可想而知心情有多恶劣。后来去陕西后，我每次回京探亲，大概只有一天的好脸，接着就是没完没了地因为房子骂我。就因为我自私，只顾自己，丢了原来的两间屋，一家人挤在这么个七平米的地方。然后就是你从小就坏，跟李锐一样。 妈妈从来没问过我那些年是怎么过的。妈妈下放湖北干校，我一个人在北京要给她寄那没完没了的包裹。她的每件东西要在那家商店买、什么颜色、什么牌子，在来信中都是严格规定的，我永远做不到一次就买对。邮局的规定也多，这么包不行，那么包也不行，常常一整个工休日都用在跑邮局上了。那时还要给在东北插队的哥哥寄东西；还要惦记着住在留守处、只有8岁的妹妹，工休日接她回家，给她作点好吃的，带她出去玩儿，尽量让她感觉到世界上还有一个亲人在关心她。所有这些，妈妈从来没有提问过，她也从不问我在工厂作大型冲压工，只有17岁的女孩子是怎么对付那一分钟要抡17次的好几公斤的大钢板的，吃得怎样，安全怎样。 不过，我并不是这个家里唯一遭到妈妈虐待的。她的四个弟弟妹妹对她不说“人人有本血泪帐”吧，也至少都有一肚子的苦水。 我的大舅（我妈妈的大弟），用我爸的话，是个很有才华、非常能干的人——能得我爸如此评语的人是不多的。他一生在武汉长江航运局作会计师，一生贫困，郁郁不得志，50岁的壮年就得肺气肿去世了。他是四个弟妹中受我妈害最大的。 快解放时，大舅和一个一起唱戏的戏友姑娘结婚了。姑娘的父亲在武汉临解放前带着小老婆跑到台湾，留下大老婆跟着女儿、女婿。我妈比爸爸晚两个月南下，一进武汉，就领着我的两个年轻、崇拜共产党、一心向往革命的姨斗争大舅。要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往台湾的，家里替他藏了那些财产。这真是子虚乌有的事，大舅当然不承认。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我妈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单位来人抄了家，还给舅舅连降两级，文革期间更是被全家下放农村。 我文革中到大舅全家所在的湖北烟墩去看他们。那里的水，一块雪白的新毛巾放下去，立时就变的黑黑的了，据说因为池塘里的水含油太多的原因。瘦弱的小表弟们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来稍干净的水饮用，既是这种水，也要先用明矾漂过才能用。那几天我尝到了真正的亲情，舅舅、舅妈和几个小表弟、舅妈的妈妈（那个国民党军官的大老婆）都是那么好的人。舅舅跟我讲了好多他所知道的我爸爸的事儿，说我爸爸如何有才气；对妈妈，他没有任何的埋怨，只是说她太左了些。 多么善良的人！临去世前，大姨到医院去看他，告诉他我爸爸放出来了，我也回到了北京。他高兴极了，又问：“悌忠呢？”意思是怕我情况好了，会象很多高干子弟一样丢了工人出身的患难丈夫。 我的小姨在跑日本时，小小年纪受了惊吓，得了心脏病，也是不到50岁就去世了。最后一次犯病，她写信告诉我妈，想借些钱再看看病，争取新的希望。妈妈当即寄了二百元钱，可是事过没几天，就又一封长信追过去，把小姨大骂一通。说她没有良心，范家的都没有良心，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她，只跟她要钱。殊不知她的身体也极糟，就因为给小姨寄钱，这个月没钱买补药、买海参。小姨读了信，当下差点没气死，立即让儿子把钱寄了回去。几天后就咽气了。 妈妈的信在那本来就已很脆弱的生命上，踹了最后致命的一脚。小姨临死前，对大姨说：“你们要有良心，我死后，绝对不许通知大姐。” 我的小舅50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校领导本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因为我妈既是小舅的监护人，又是老革命，就征求她的意见。结果我妈一句好话也没说，反说我舅舅思想比较落后、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不适于出国学习，断送了舅舅出国深造的机会。 我大姨（我妈的大妹妹）是我妈南下时介绍参加工作的。80年代为了安抚大批退下来的干部，中央定了一个杠扛，凡是1949年10月1号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都按离休干部对待，享受100%的退休金和其他一些补贴。我妈却对我大姨说，她记得她是11月后参加的工作。幸好当年我姨参加工作填的表还保留在商业部的人事部门。管事儿的干部说，“这回她可害不了你了。”看来我妈害人的名声是够可以了。 在我们家遭罪最大的还要数老阿姨。阿姨原来跟着我姥姥做事，解放后被妈要到北京。爸爸去北大荒劳改后，妈妈有时发了疯地打几十页的电报去吵架离婚。她知道邮局是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的，自己不去，逼着家里的老阿姨一趟趟地跑。阿姨顶着盛夏正午的毒太阳，迈着一双小脚，往往一趟就要40多分钟。而且先要挨邮局人的训斥，后要遭我妈的谩骂，常常坐在屋里掉泪。我心里替阿姨愤愤地不平，可也不敢跟我妈讲理。 我妈从干校回京后，阿姨已50多岁，每晚只能在厨房用三张小方凳上搭块板子当床，挤在灶台间睡觉。后来家里在前边的楼里的五层又分到别人家单元里的一间屋子，妈妈就让阿姨顿顿做好饭，端到那里给她吃。饭菜稍凉了些，就要骂人。 我很庆幸后来能够帮助阿姨。1970我去陕西后，一年回家探亲，阿姨嘱我把她在我妈这里的情况如实告诉在河南的侄女婿，让他们编个瞎话说家里出了事，无论如何要让阿姨回趟老家，阿姨这才得以脱身。后来我和先生正准备把阿姨接到陕西沟儿里（我所在的三线厂在山沟里，我们都这么叫）渡晚年时，我爸恰好解放了。 阿姨很高兴地来到了我爸家。爸爸1979年结婚的也是老干部的玉珍妈妈，对她就象自己的老人，自己干的活比阿姨还多。 88年阿姨觉得自己干不动了，执意要回河南老家。我94年第一次回国探亲，玉珍妈妈还特意把阿姨接到北京住了好长一段时间。阿姨说她没有想到自己的晚年会这么好。但是她落了毛病，不能提我妈，一提就要失声痛哭，她受我妈的气和折磨实在是太多了。我妈这个最“革命”的人，对待阿姨却是绝对的资产阶级，而且是那种最坏的资产阶级大小姐。 我和妈妈彻底闹翻是在周总理去世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和先生、那时是我刚交的男朋友，一起从陕西回京探亲，约好一起去动物园玩儿。没想到一早就听到了总理去世的消息。我们去商店买了黑布，裁成黑箍带在手臂上后就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广场已降了半旗，可还没有什么人带黑纱，人们用诧异的眼神注意我们胳膊上的黑布，第二天带黑纱的人才渐渐多了起来。 当晚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妈妈和妹妹住在前边的五层楼的那间屋，我和老阿姨住在原来的7平米小屋，我直接回到自己的住处。老阿姨一直没有睡，在等着我。我一进门，就急急地对我说：“你妈发了大脾气，你快点过去看看吧！”我提心吊胆地上了楼。 一进门我妈就问我野到哪儿去了，还没容我开口，骂声就劈头盖脑地砸过来。说我在总理逝世的时候和男朋友去玩儿，太不要脸。然后说悌忠的爷爷是伪保长，悌忠本人老奸巨滑，不是好东西。让我一定断掉这个关系，否则就和我断绝母女关系。说我在外面乱搞，和人家弄出孩子来，她也不管。这时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觉得她怎么可以这么污辱自己女儿的人格，就回了一句：“你胡说八道！”这就更不得了了，她一下子歇斯底里大发，连声让我滚。妹妹躲在被子里“呜呜”地哭出声。 我一路哭，一路走回自己的住处。伤心地问阿姨：“阿姨你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我妈生的？”这么些年，我真是越来越不信我妈是我的亲生母亲，觉得后妈也不会这么坏。当晚思前想后，下决心走自己的路，该是从妈妈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时候了，否则一辈子都不会有自我。第二天一早，收拾了自己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自此，大概就回去了可数的几次，但是再也没有在家里住过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1994年圣诞节，那是我离开大陆4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跟妈妈则不止有4年没见了，出国前，我没有去看她。那时正值“六•四”后，我的处境微妙，又不了解她对“六•四”的态度，怕她再来个“向党汇报”之类的，没去道别。那应是五年后第一次见面。 事先哥哥帮我打了电话，证明愿意见我们，于是约好了时间。为防不测，嫂子和小侄女要跟我们一起去，被我妈一口回绝：“你们来干什么？”我们已感到不大妙，可能会挨骂。哥哥说：“骂，你就听着，别还嘴。”我带着女儿去了。 一进家门，那久违了的黑沉、抑郁、死寂的感觉就一股股地压了过来。难怪大姨总说，去一次，回来要压抑好几天，多少日子心理的阴沉都去不掉。妈妈开了门，我心提到嗓子眼儿，不知这几年来的第一面会是什么样儿。 “来了？进来吧。”“忙忙（我女儿的小名）长这么大了，变得象个女孩子了，小时候完全是个男孩儿样。”我心里揣摩着，“行，开头还不错。” 这四室一厅的单元我只来过可数的两三次。家具依然是早就认识的，到处积满了灰尘，没有什么象样的东西。屋里唯一值钱的，大概就是那个当桌子腿儿的大金鱼缸架子了。还是50年代，爸爸从琉璃厂买来的。大金鱼让我淘气鼓捣死了，大鱼缸不记得命运如何。这个古色古香、年深越久便越发亮的架子是文革中被扫地出门后，妈妈唯一没想卖的东西。

普通家庭那时根本没有的三件套的沙发，大的才卖了4块钱，小的暂时寄放到亲戚家。电视机本想卖，可寄卖行只给4块钱，无异于抢，一赌气，又拉回来了。妈妈存了多年的一把象牙梳子、一个很精巧的景泰蓝钵子，现在是很难得看到那样的手工了，是我拿到琉璃厂卖的。记得得了有20多块钱。一套十二件的小瓷猫，人家说什么不要，说不是古董。我就是闹不懂，多可爱呀，不比梳子、钵子好？这是爸爸当年从展览会上买回的样品，后来满大街都卖这种小猫，可是绝没有我家这套这么逼真、这么精巧。直到现在我还常想起这套小猫，好象是抄家后不见了。家里几大盒爸爸从苏联带回的幻灯片，破四旧都没舍得处理，那时也不翼而飞了。其他家具我才知道都是公家的，如数还给了公家。我们整儿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金鱼缸架子我们在上边搭了块板子当了饭桌。现在，它还是老样子，我就坐在它的旁边。 妈妈说：“自己倒水吧。杯子赃，我也没精力洗，你自己洗洗。”杯子上确是盖着浮尘，我没洗，到了一杯凉开水。妈妈坐在了张老藤椅内。我很熟悉它，冬天总是被盖上各种棉垫。屋里没有沙发，剩下的是几张方木凳儿。与其说是保持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不如说这屋到处可见的凌乱，满屋没有一件使人感到有生气的物件，透着屋子的主人对生活那么地兴趣索然，只是凑合着活着。一种凄凉的感觉在我胸里涨着，眼睛只觉涩涩的。 我从提兜里拿出带来的东西，一包西洋参，一套不粘锅炊具。我说：“知道国内也能买到西洋参，但听大姨说，常有假货，给你从美国买了点儿。现在的理论是老人少吃油，给你买了套不粘锅，炒菜可少放些油。”不料妈妈接过我的话头：“范元坤，她怎么会买到假西洋参呢！？陈忠介（我姨父）在商业部医药局工作，他们才是享受最好的东西呢！”那种尖酸、刻薄的老调直刺我的心口。我暗暗骂自己，“好好的，干嘛要把大姨扯上受过。”我太知道，天底下再也没有姨父那么老实的人了。他从来没给自己走后门买过药，从来是我妈要他买药，他没办法拒绝，才硬着头皮办的。我太熟悉我妈这种德行了，用人走后门给自己办事，反过来又把别人批一通。 我知道，我给了我妈一个很好的开骂的由头。果不其然，从大姨开始，三下五除二，就径直地朝我爸去了。“那个右倾机会主主义分子、反党分子。文革完了，以为自己平反了，又当了部长了，当了中央委员，了不得了。在我眼里，他一钱不值！他还不是从组织部下来了。告诉他，苗苗（我哥哥的小名）是在卡车上生的，所以有缺陷。这个儿子得给钱，他得管。李锐现在又有老婆了，又当官了，有钱了，他必须要管这个儿子。这一点你一定要告诉李锐！”从开骂，我一直直视着这张脸。过去多少年，我总是低头听骂，心里翻江倒海地难过。这次，我极冷静地端详着这张脸，听着，感叹着“人怎么会活得只有恨，而且这么刻骨地恨”？ 然后又骂到我的朋友。这个朋友的妈妈当年在延安也是有名的女强人，是妈妈的熟人，我去年托这个朋友春节时看过我妈。朋友回来后写信告诉我，我妈很激动，痛哭流涕地向她诉说跟李锐的事。只可惜她什么也没有记住，只记住大意是“李锐一贯反党，与党不是一条心”。临走这位朋友留下了在大街上匆匆忙忙买的一个大果篮。哪知道她赶上了奸商，表面的好水果下铺的是一层烂橘子。 老太太蹬蹬地跑到另一个房间拎来了篮子，把篮子举到我面前，“就是这个篮子。送烂橘子，你知道在旧社会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骂人呀！说是叫朋友来看我，实际叫她来骂我！”这可是典型的范元甄的不讲理。要骂应该骂这帮奸商太坏，怎么怪到买东西的人？退一万步，我的本意如果是送朋友来骂她，怎麽会想到这种旧社会的伎俩？要知道我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怎么会知道这种旧社会拐着弯儿骂人的破玩艺儿。 接着又挖苦我的大忙人朋友：“还给我一张名片，经理头衔一大串儿！坐在这儿，腰里的BB机‘哔！哔！哔！’地一会儿一叫，一会儿一叫。什么样子！那个俗气！” 我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数落这个朋友，“也不看看你看的是什么人，这么大大咧咧的，害死人。去年春节到现在小一年了，老太太把这篮子溜溜存了一年，这气可是存大发儿了。今天这关怕是不大好过”。 老太太接着从我三岁就要打死她开始，一一历数我的罪状，说我给她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到了美国，以为了不起了，每年春节寄一百多美元来打发叫化子。 不记得什么时候，话锋一转，拿出了一块怀表。我听说过这种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的头象怀表。紫铜色，古色古香，很雅致。老太太把表递到女儿面前： “忙忙，你认识这是谁吗？” 孩子自进门来，老太太一开骂，眼泪就象断线的珠子，没有停过。这个孩子是在爱的温暖里长大的，她常说的一句话：“因为我有一个坏外婆，所以得了个好妈妈。”这话不错。我太知道妈妈是怎么伤了我的，我为什么不喜欢我妈妈。我刻意地避免一切我恨我妈妈的地方，把我小时候希望得到而永远得不到、那份我理想中的爱都给了孩子。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的继母玉珍妈妈）、姥姥、姥爷（孩子对我的姨和姨父的称呼），都爱她，呵护她。妈妈、爸爸、丹丹阿姨（我那位朋友）、外公、姥姥这些她至亲至爱的人，在外婆嘴里都成了天底下最丑陋、最不要脸的东西。孩子的心整个儿翻了船，简直地就是找不到岸了。几次侧过脸动着嘴，不出声地说：“妈妈，咱们走吧！”都让我压下了。我心里觉着，这大概是最后一次来了，无论如何要尽量多呆些时候。另外也是希望这个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看看世界苦的一面。孩子说不出话来，只是点了点头。 “他是谁？” “毛泽东。”牙缝里挤出了三个字。 “毛泽东是谁？” 半天的沉寂，我的心简直不敢跳了。 这孩子如果把我们平日里在家的胡说八道变成她的想法如实说出，那可就别活了。 “不知道。”半天，女儿抽噎着又蹦出了这三个字。 事后女儿告诉我，“我知道毛泽东是谁，就不想让她知道我知道。” 我妈一下接了过去：“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这句话一出口，老太太的眼泪就落了下来，象是先把自己感动了，“这年头还有什么人真能这么记着他老人家的恩情啊！小孩子都不知道谁是毛主席了。”老太太哽咽的说不下去。 我不由地想起文革后期，中央的老人已经没有什么人不是敌人了，总理的地位也摇摇欲坠，说不清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有一次，我妈百感交集地对我说：“现在象江青同志和我这样真心革命的人是几乎没有了。”我妈把自己比作江青应该是确切的、不为过的，也符合周围的人对她的看法。无论是我妈的好朋友还是坏朋友、亲戚还是同事，都有一个共识：“范元甄／小范，亏了没在江青的位置上，要不她比江青还江青。”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老人家，要世世代代记着他的恩情。”老太太哽噎地说不下去了。 她说话时，我始终直视着她的脸。那里没有半点的虚伪和作戏。我相信她说的都是心里话。 这个人是完完全全地与世隔绝了，生活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建起的精神牢笼里。真的，现如今这世道，是个人恨不得就得是个经理，腰上BB机乱叫，一百多块钱光鲜鲜的果篮，楞敢给你装烂果子。还有谁会记着老人家呀？外边的老老小小，上至市长，下至草民，都脱了共产主义的紧箍咒。“六•四”则更是破了共产党的神话，没有多少人真再信党了。可是，妈妈文革后就再也没有工作，又没有朋友，亲戚们是断不敢粘她。她就象埋在地窖里的陈年老酒，年代越久，“革命”的味道越“醇厚”。 其实她当年是很有过自己的思想的，她最开始倒霉就倒在给我爸爸的一封信上。“大跃进”时，我爸在外地出差，我妈给他写信，询问外地的真实情况，对报纸上放卫星的报导提出了质疑。我爸被隔离审查后，秘书清理他办公室的东西，在爸爸的抽屉深处发现了这封信，把它交给了当时三机部的党组。这位秘书对我爸一个字也没揭发过，之所以对我妈这么干，实在是对她气不过。我爸一出事，我妈就开始揭发他。秘书原以为我妈跟我爸观点完全不一样，没想到我妈也有“反党”思想。既然观点一致，怎么可以这么揭发呢？ 我是在文革中才知道我妈的遭遇不仅仅象她一向跟我说的，完全受害于我爸。我们家在68年3月被抄了，妈妈随即被抓走，关在机关被群众专政。他们机关的专案组给我写信，我当时已进工厂，在青岛实习，让我揭发我妈。说如果我揭发，就可不将我家的情况告诉我所在单位的组织。他们告诉了我这封信的存在，我至今记得当时的震惊。不是震惊于她的“反党思想”，而是不能相信她既然实际上同意我爸的观点，怎么可以一直以她是坚决反对我爸的反党言行、坚定的革命者自居？ 我写了信，但是开头第一句话是：“我不相信我妈妈是反革命，我相信她是跟着毛主席，要革命的。在这个前提下，我可以写我所知道的妈妈的问题。”我写了1961年底爸爸妈妈离婚后有一小段时间，爸爸仍住在我们家的南屋。妈妈天天逼着爸爸搬家，后来把他的枕头、被子从三楼的窗口扔下去，爸爸才因此从水电部要到了房子。不过人也许是矛盾的，爸爸从家里搬出去后，妈妈倒是时时让我们去看他，到他那里吃饭。 1960年爸爸在北大荒劳改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几乎饿死。在北京刚刚开始有高价饼干卖时，妈妈带我去百货大楼，买了整整一箱苏打饼干。我们坐三轮儿回的家，拉三轮儿的师傅还问我妈箱里装的是不是收音机，妈妈吱唔过去了。那时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只够买几斤高价点心的，要是让人知道这里装的都是饼干，不定要遭什么样的白眼儿呢。 除此外，没什么可揭发了。后来，我妈自己也告诉我，反右时，她正在航空学院学习，她曾经很同情被斗争的右派学生马云凤。认为他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说不上是反党、反人民。后来组织上撤了她的职，审查她的问题，自己才猛然醒悟，吓坏了，“自己怎么能够怀疑到毛主席的头上！才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要好好认识，承认错误，重新做人。”这辈子，妈妈跟我说的心里话，大概就是这些了。 我觉得这么多年一直受了她的骗。她和我爸离婚、揭发我爸，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胆小，为保自己出卖了丈夫。她的倒霉也不是如她一向所说，完全受过于我爸。从那以后，罩在她身上的老干部的神圣光环，在我眼里消逝了。我的小舅、大姨，还有妈妈的好朋友都反对过我的看法。他们说，我妈妈那时没有办法，为了孩子，只有那么做，我至今不能同意。也许离婚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是把我爸爸置之死地的揭发，却是用保护孩子无法说通的。她是吓破胆了，那个当年认为“毛泽东不就是个师范生？”（爸爸告诉我，我妈当年刚进城时，跟我爸一起议论毛的话）的范元甄再也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一心一意地跟着毛泽东走的思想，跟着党走的没有灵魂的躯壳。

记得华国峰当政时，我们这代人都颇看不上他，很反感他的“凡是”论。一天在家看电视，新闻正有华国峰的镜头，我脱口出了一句老华如何、如何，她当即变了脸，声色俱厉地说：“你怎么能管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叫老华？！你简直反动的不成样子了！”当时我出了一身冷汗，告诫自己是太忘形了，家里阶级斗争的弦崩得紧着呢！一不小心妈妈告到我的单位，我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可不能轻易忘记过去的教训。 文革时，我回家探亲，我妈领着我们三个孩子天天对着毛主席象早请示、晚汇报。我搜肠刮肚地找词对付妈妈，既要狠斗私心，又不能让她认为我思想反动。后来，我常常在家露出消极、悲观的情绪，认为“四人帮”当道，天昏地暗，个人、国家前途何在？我妈教训我，我听不进。她竟一封信写到我的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那儿，告发我的反动思想，让组织上教育我。幸好，车间党支部书记是个好人，叫我去谈了一次话，只轻描淡写地说：“你妈也是为你好，怕你到处乱说乱道出事。你正面理解老人的做法。” 如果说我妈当年与我父亲观点相同，为了孩子和自保，向党揭发。那么到了此时，可以说产生了质的飞跃，已经完全抛却了儿女亲情的母亲，已经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了。“亲不亲阶级分”，已溶于她的血液。她已经不是迫不得以，不能不干揭发。她就象魔鬼附身，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凡是派”。 我妈给我的信永远充满了革命词汇。我那时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给我妈写信。给组织写思想汇报，还可写可不写，给妈的信却是万万逃不掉的。我妈会时不时地寄剪报来，让我学习“天津火车站工人批林批孔的先进经验”，让我学习王洪文。说同是工人阶级，人家那样先进，你却是如此落后。 我那时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队伍的一分子已小有年头了，早就知道生活中的工人阶级和报纸上无限拔高的形象是两码子事儿，也早就没有了对党报的那份儿崇敬感，知道报上天天地编瞎话骗人。我自觉报纸是没有采访我所在的工厂，采访了写出来一样好。我告诉我妈王洪文那是机遇，我要是赶上了，也能当副主席。我妈是觉得我真正成了小李锐。 后来改革开放，人人向钱看，她提起邓小平、赵紫阳那是绝对的大不敬，一点也没把他们当了党的化身。对江青，我不知她是否还有着敬意。对毛主席，我是从心底里相信她的绝对忠诚。她对主席的忠诚是她现在唯一可骄傲的资本，可以“一览众山小”，可以象以前一样眼睛永远长在后脑勺上（我姥爷对我妈的评语）。那是她精神上的唯一支柱。可叹的是不管她如何表现，党却从来没有再认可过她。文革一开始，她就挨斗，她过去的下属还有人跳到台上抽了她的耳光。 我68年初参加工作，到青岛实习之前，妈妈大概感到文革这关她可能过不去了，告诉我家里有多少存款，存款单藏在什么地方。告诉我她认为自己是革命的，万一出了事，要让周总理知道；总理是了解她的，会想办法救她。她被机关造反派抓走后，我给总理写了信。为怕信寄不到总理的手里，我是用的表忠心的笔法。告诉总理我是谁的女儿，爸爸无音信，妈妈被群众专政，我自己会跟着党走，不会走父母的反党道路。但是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从来没有过回音。 后来我妈自己给王力，陈伯达写信，以延安马列学院的老关系请求给她工作，也是只字的回音也没有。后来她在干校也受了很多苦。她本来就有风湿性关节炎，那时犯得很重。再加从来养尊处优，与同宿舍人根本无法相处，没人同情她。她在作了胆囊切除手术后立即被要求返回干校下水田劳动，干不动时，只能双膝跪在田里往前爬。那个时日，是妈妈对我最好的时候，常常往陕西的三线厂给我寄卫生纸、枕巾、新打小麦磨的面粉，似乎干校小卖部能买到的东西都会买了寄来。可是她回京后，一切很快就又都恢复了老样子。 我写给我妈机关专案组的信的底稿一直留在抽屉里。我妈放出来后，偷偷看了，把它从中撕开，又放回抽屉。我发现后十分生气，问她为什么翻我的东西，撕我的东西？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她无言。后来大姨告诉我，我妈跟她说：“困难时期还是自己家的人可靠。不乱讲坏话。”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专案组曾去秦城监狱找我爸外调我妈的材料，我爸一句她的坏话都没有说，尽写了关于她的好话。 可是爸爸就没有她的福分，那些最致命的“攻击”毛主席的话都是我妈妈揭发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我爸妈离了婚。本来我爸爸是准备恢复党籍，降为局级任用，我妈一份长篇揭发材料报了上去。据刘澜波说，传到他手里时已满是烟迹，不知过了多少人的手。最后传到邓小平那儿，邓说：“太恶劣了，烧掉！” 我始终不甚明了邓到底指的是我爸的言论太恶劣，还是我妈的揭发行为太恶劣了。反正我妈按她的意愿解释为后者。我妈是文革中知道邓的话的，颇以为荣，认为自己一直未能恢复原职务就是邓小平一手压制的结果。文革后，因她文革中揭发人太多，又是个凡是派，自然没有人敢用她。她后来给邓力群写信，那是后话。 话扯远了，再接着说1994年的见面。 我妈对外孙女说：“姥姥也许以后再没机会见到你了，送你这个礼物作个纪念，你要不要？” 女儿这时可能被外婆的真诚感动了，点了点头。 我妈放缓了语气问：“你哭什么呀？” 女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老太太提高了声调：“你哭什么呀？为什么哭？！” 我一看老太太要急，情势不好，也知女儿根本没有能力判断眼前这个外婆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回答，就赶紧接过话题：“这个孩子在美国生活了几年。在那里不管长辈还是孩子，大家是平等的，有问题要平等讨论。” 这下彻底坏了事，我妈一下子窜了起来：“我怎么不平等了？我怎么不平等了！” 我直视着她的眼睛，尽量平静和缓地说：“你看，你现在就不是平等的口气嘛。” 我妈几十年集聚在心中对李锐无从发泄的怒火就在这一刹那迸发了。她一个箭步冲过来，提起我的衣领： “我今天就是对你不平等了。你给我滚！” 我知道是到“滚”的时候了，不能再呆下去了。赶紧叫孩子：“忙忙，快去拿书包、大衣，我们走！” 可是已经来不急了，老太太歇斯底里发作了。她扯着我往门厅拽，门厅那边是厨房，我的直觉是她要拿菜刀砍人（老阿姨说，她对我爸拿过菜刀）。我拼尽全力挣脱着，催促孩子：“忙忙打开门，快跑！” 我来以前，总听哥哥说妈妈身体如何不好，有心脏病，所以以为她是个衰老的病人，对于眼前这突发的千钧之力，完全没有准备。老太太疯狂地吼着：“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两只拳头向我的头上冰雹般地砸下来，我根本无法抓住她的手。十几年前发生的事又重现了。 那是文革中，我被妈妈骑在身上，揪住头发往坚硬的水泥地板上死撞，我当时感觉自己是要被撞死了。妈妈用了对我爸的那句话：“说呀！你说呀！”哥哥在一边急得叫：“你看你把妈妈气成什么样子了，你就说一句话呀！”我这时才体会到爸爸当年吵架时为什么永远不开口。因为她是那么地岂有此理，你实实在在不知道她在骂什么，不知道自己哪儿错了，为什么要挨骂，应该说什么。我咬紧牙，一声不吭。满心的屈辱和愤恨，恨不得被打死算了，我也实在是受够了！ 我叫着：“忙忙快帮帮我！” 这时我妈已将我撕扯到另一间屋子，把我压在床上堆放的大衣堆上，我完全立不起身来。她的两只眼睛使我感到很恐怖，那里射出一种饿狼扑到猎物身上时要把对方即刻撕成碎片的疯狂。手则象狼爪，向我的脸遮挡不住的部位扑抓过来。 女儿放声大哭，情急之中抓起了一件大衣向外婆的背上抽打过去，边打，边哭，边叫：“畜生！畜生！你是畜生！” 老太太怒火中烧，回过头来用拳头向女儿头上敲去。 我这下可真急了，把孩子一把搂在怀里：“你怎么可以打孩子呀？！”“妈妈，你怎么一辈子就不能平等地对待我们呀？” 我哭了，因为两个手护着孩子，没法保护自己，任凭妈妈在我的脸上乱抓，在头上乱打。心里涌起一种深深的悲哀，不是为自己，是为妈妈。为她生活成这个样子；为她的恨，对女儿的恨，对外孙女的恨，对周围一切人的恨而悲哀，一种彻底的、绝望的悲伤：人活成这样，是太惨了！ 人毕竟老了，突发的狂暴伴之的力量逐渐衰退，我终于抓住了她的两只手：“忙忙快拿好东西，快跑！”我在妈妈的拖扯下，艰难地向大门移去。看清女儿已跑出大门，我突然地松开了双手，向门外跳去。 我拉着女儿从楼梯向下跑，妈妈追出来，破口大骂：“李南央，你这条美国狗！你的女儿骂我是畜生啊！你的女儿骂我是畜生啊！”让隔辈人骂成畜生，看来是真把她刺坏了。只听楼道里乒乒乓乓地门响，左邻右舍探出头来张望，惊讶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和女儿那叫狼狈，俩个人都哭成泪人似的。到了一楼，听见老太太上了凉台，从那儿传来了狂叫：“李南央！美国狗！你的女儿骂我畜生！” 女儿在门洞里一把拉住我：“妈妈，咱们靠边出去，她会扔东西下来把我们砸死的。”我真没想到不到十四岁的女儿在这种危急之下，还保持着这么一份清醒的头脑，没想到女儿能把外婆想成会杀人的坏蛋。 我们离开了那个宿舍大院，很远了，还能听到妈妈歇斯底里的叫声。远了，远了，听不见了……来到大街口，女儿看着我的脸，哭着说：“妈妈，你的脸上都是血，我给你擦擦吧。”我这才觉得疼，脸疼、嘴疼得张不开，头上肿得不能碰。女儿搂着我：“妈妈，你真了不起，那些年你都是怎么过来的呀？妈妈，外公怎么娶了这么个老婆啊？” 坐在回家的面的里，女儿问我：“妈妈，外婆凭什么让外公照管大舅？孩子大了应该自己管自己，凭自己的本事吃饭。大舅生活有困难，咱们帮他吧。”我心里的苦味儿散了，有这么个好女儿，有她的懂事，我不后悔来了这一趟。 第二天早上洗脸，毛巾不敢碰脸。去办公事，打开图纸，图纸上作的记号是什么意思、自己要说什么，一丁点儿也想不起来，一下子傻了。才知道自己的脑子是被打坏了。心里明白，这辈子是不会再去看妈妈了。这母女情算是再也无法维系了。 我后来问过哥哥，我妈打了我一顿后第二天有没有后悔的意思。我哥说，第二天只听我妈抱怨手疼，说作了好几天的腊疗刚好一些，这下又搞糟了。我妈有严重的关节炎，那年写信说要一种可以撑住胳臂的手杖，我赶紧照办。美国医药用品商店的态度是绝对的好，告诉我，那种手杖对老人不好，建议我买一种轻铝合金带四个小爪的手杖。我航空邮寄手杖的同时，还特意买了一种广告上介绍的保暖人造棉。我哥说不粘锅也在用。这就是典型的我妈，“美国狗”要骂，“美国狗”的东西还是得要。我妈对自己的钟爱是绝对的。大概最爱自己的人，在共产党内才最自我标榜为是最革命的。这到是为什么她会喜欢江青的可理解之处。 其实说我妈没爱过人，是冤枉她的。在妈妈那次骂我跟别人乱搞时，我就隐隐地有个想法，莫非妈妈自己有过什么事？否则怎么能对自己的女儿想出那种事来？不过我从来没有真的认为妈妈会有什么作风问题。因为离婚后，妈妈从来再没有想过结婚，家里也没有来过什么独身的男人。

事情真是巧得象小说，妈妈和邓力群的旧事我第一次听说竟然出自一个大街上买菜的老太太嘴里。我在陕西时有一个好朋友，一年回京探亲，在大街上排队买菜，那时但分有什么好菜，就要排长队。排队等的无聊，人们就认识不认识地在一起扯闲天儿。我这个朋友很健谈，跟人也是自来熟。她看到前边的老太太很象老干部，就问：“您是老干部吧？”听到人家说是，我这朋友就跟老太太搭上了茬，问：“那您认识不认识一个叫范元甄的？她也是延安老干部，是我朋友的妈妈。”没想到那人说：“范元甄？太知道了！延安四大美女之一嘛！她和邓力群的风流事，在延安人人皆知。”看来不管受了革命队伍多少年的教育，爱在背后议论人，是中国人的通病。 革命老干部也未见得清高多少，这老太太津津有味地与我这朋友道来，直到俩人排到了菜摊儿那儿为止。回到沟儿里，我这朋友大呼二叫地对我说：“嘿！你妈当年可够风流的！你知道她和邓力群有一腿子吗？”我觉得很羞愧，也很不齿于这么个革命老太太怎么在大街上与一个根本不相识的年青人扯这种事，一定是神经不正常，太不可信！没有细问。我的朋友大概也觉出我的尴尬，就没再多说。这件事是多年后回到北京，我那位拿着一篮烂橘子去看我妈的朋友的母亲——郭静阿姨向我证实的。 1943年春延安搞抢救运动时，我爸作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我妈妈也在被抢救之中。邓力群是政治研究室组织上派去抢救她的，结果没想到帮助、帮助就睡到一起了。再后来，妈妈最好的朋友、上海的一位阿姨，也谈到我妈妈自己向她讲过这事。 那天，我妈在邓力群的办公窑洞里，俩人正睡在一起，邓的老婆来找邓，撞见了。我妈起身穿好衣服，说了声：“对不起”就走了。还有一次，胡乔木白天去找邓力群办事，邓从窑洞里出来，对胡说：“小范在这里。”胡心领神会，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1944年6月，爸爸从保安处放出来后，胡还劝过我爸：“算了吧，你就叫他们俩好吧。”当时组织上怕他刚刚受了政治上的委屈，再碰上家庭的变故，经受不了，一再嘱咐我妈此事不能告诉我爸爸。但是我爸从保安处放出的当晚我妈就对他说了。告诉我爸，她和邓力群是真诚的爱情，她从心里敬佩邓，崇拜他的学识和能力。我爸起身就出了窑洞，两人很快离了婚。我爸此后大病一场，差点叫伤寒要了命。事情闹开了，影响越来越坏。组织上只好出面干涉，把我妈下放到桥儿沟乡去当乡文书。邓力群居然追到那里，冒充丈夫，又与我妈同居了一个星期。 我知道我妈和我爸离过婚，是我妈妈在文革中自己对我讲的。当然没有告诉我真正的原因，而变成了因为组织上怀疑我爸爸是特务，她也觉得他思想太右，俩人极合不来，才分手的。后经她的朋友反复作工作，方才复婚，这是自己一辈子最后悔的大错。我妈的这个弥天大谎，可不是我那些孩童的小把戏可以比的。复婚后，妈妈就调到爸爸所在的《解放日报》工作。 平心而论，我觉得我妈和邓力群确实班配。我妈妈一生从来没有服过什么人，但是对邓力群确实是信服的。文革后，她给邓力群写信，想工作。邓力群找到黎澍，要把她安排在“历史研究”杂志。梨澍伯伯是爸爸的挚友，文革中也深受我妈揭发之害，当然不要。邓力群似乎也没有办法。 83年，我妈妈去上海，见到她早年武汉演出队好友，非常动感情地谈起与邓力群的那一段情。她仰在藤椅上，旁边放了一盆凉水，边谈边不断地用凉毛巾搭在额头上，激动地难以自已。89年“马列学院”50周年纪念集会，二人见面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周围很有人看不下去。 我真是觉得共产党多管闲事，剥夺了俩人的婚姻自由，造成了我妈一生的悔恨，我爸也因这倒霉的复婚而吃尽了苦头。我和我出生于干部家庭的好友谈起此事，大家都观点一致，甭管好人坏人，两个一丘之貉如果在一起自己觉得合适幸福，别人管得着吗？我曾直言不讳地把此观点告诉了我爸。我爸爸说，“那怎么可以。这样乱搞不是生活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党当然要干涉。你也别说风凉话，要不是和你妈复婚，也不会有你。”我大笑：“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你和我妈的复婚，而不遗憾我妈和邓力群没成。” 当年，为了他们的问题，一个月内组织开了五次批判会。田家英在会上说：“你们算什么爱情，是打游击嘛！”我妈曾说主席的秘书中只有乔木是正人君子，这恐怕和当年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三人对她的态度和评价有直接的关系。她对田家英最恨。庐山出事后，田家英给爸爸打电话，我妈妈立即告诉了组织，家里的电话因此被撤去。 我妈受批判后，名声很坏，没有人理她。是她主动表示愿意和我爸复婚的。复婚时，曾亲手用极工整的蝇头小楷抄写了杨尚昆代表组织对批判大会的总结。这份结论认为双方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邓力群。我妈妈那时因我爸的问题受牵连，加上她自己也有“自由言论”，受到组织审查。邓力群是代表党组织审查我妈妈，帮助我妈的，而且自己已有妻子、儿女。却将被审查人招至自己的窑洞，谈话至深夜，及至同居，实在是太虚伪、太恶劣了。 杨尚昆的结论里对邓力群有这样的评语： “第一，思想上最尖锐的是狂妄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发展到狂妄的程度，结果已是公然与党对抗。这个狂妄的个人主义有它的几个组成的因素：一个是自恃有八年的党龄。其实八年中在党内没有得到什么锻炼，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保持至今没有动。没有经过群众的锻炼，在延安的工作与生活是脱离群众的。再加中了相当深的教条主义的毒，这就是给那个狂妄的个人主义以一身漂亮的外衣，掩盖住了劣根性，并且增加了狂妄性。能够说出一套，听起来很好听，但是言行不符。再加上在党内受器重，有了地位，领导别人，就发展了‘不平凡’特殊化的思想。整风过程中领导人家整风，自己的反省很不够，反而以为能够帮助人家整风，更增加了自己的包袱，以为自己不错。因为思想里有这一套，就自己特殊化起来，可以不管一切舆论，背着错误走。象这样下去，一定会向党闹独立性。还讲一讲能力的问题，他究竟有没有能力？什么性质的能力？能力是有，是搬弄教条、概念的能力，是与群众运动脱离的，表现于整理材料，在概念中兜圈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没见过。不踏实，脱离群众，浮在上面，谈空话的时候多，经常有些教条在内。” 这些话，时隔半个世纪，听起来还是令人拍案叫绝，说的就是活脱脱现在的邓力群。不过这个人发展的已经不止是教条的问题了，他其实就没有信过什么共产党的教条，他当初对我妈的作法早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人是一贯以革命的名义，行一己的私利；口头上冠冕堂皇，肚子里男盗女娼。就连我妈最好的朋友都说，你妈要是跟邓力群结了婚，两个人对党的损害可就更大了。 我爸79年解放后，我妈其实是高兴的。她曾悄悄地对我小舅说：“听说李锐要放出来了。”小舅说他感到我妈的兴奋和萌生出的复婚的希望。我爸本人也确曾认真地考虑过跟妈妈复婚的事，问我的意见，我说：“你要是想多活几年，想有个幸福的晚年，就坚决不能复婚。妈妈是永不会改变的，那种恶梦似的生活不能再过了。” 这话后来证明确确实实是不错的。看到我爸不但没有复婚，连看都不去看她。她自己文革后实际一直被挂起来，没有正式工作。可老头子已到退休年龄，又在陈云的提名下进了中组部，并升格至中央委员，这是一些人始料不及的。我妈更是切齿痛恨，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她到处扬言不把李锐弄下来誓不罢休。她的突破口选了大闹生活费。 当年离婚判决时，我爸爸为了安心，每月给我们每个孩子每人20元的生活费。（当时的社会标准，每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费是15元。我妈的工资是197元，我爸只发120元的生活费，给孩子的钱占了一半。）文革开始，我妈受到机关很大的压力，就让我们孩子写信，告诉水电部不再要爸爸的生活费了。这笔钱，水电部并没有发给我爸，而是扣下了。我爸平反放出后，一贫如洗，因是文革前的冤假错案，按政策不补工资。水电部为了帮助我爸爸重新安家，就按当时停发给孩子的生活费的数额补给我爸一笔7千元左右的安家费。我妈就以此为借口，大闹不休，到处告我爸侵吞孩子的生活费。 后来水电部又按同样数额补给她一笔钱，她就是不要，以示她不是要钱，而是要让人知道李锐其人的“品性恶劣”。足见把我爸发配北大荒、大别山，及至秦城8年都没能解她心头之恨，一定要让他分文不获，不能过一天好日子方才为快。这种狠，这种毒，让人胆战心惊。可见人们说我妈要是江青，会比江青还江青是没有冤枉她。 我妈的闹是有效果的。那时的水电部长，经年的不倒翁，就因为我爸在三峡和水利方针上一贯与她意见相左，我妈的告状，自然是个打击我爸的有力武器。她还写信给邓颍超、宋任穷、于若木。邓力群也正对我爸仇恨之极，向陈云告我爸爸的状。这次我妈和邓力群不知是不谋而合还是事前达有默契，反正是又一次心心相映。据说陈云在我妈的信上批了：“既然这么多人反对，看来李锐不适于再呆在组织部。” 不过他们大概没有想到，我爸这人并不是一个看重官位的人，他要的是能够做事。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做事，也就根本无兴趣留在官位上。他自己已经提出年龄过线，要求退下来。老头子下来后，勤奋著书，成为在国内和世界上极具权威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学者，对三峡的论著也成为权威性的参考资料。他的《庐山会议实录》等著作，成为历久不衰的畅销书，社会影响极广，在年轻一代人中更是受到尊重。 我爸自67年文革中那次来京后，和我妈就再未谋面。只是八几年有一次，养蜂夹道办服装展销，我爸和玉珍妈妈去了，我妈妈也去了。我爸爸遥遥地看到了我妈，认出了她，回来感叹她是足够地老了。我问：“我妈看见你了吗？”“她肯定是认出我了。” 我不能想象经过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四目相对之时，两位老人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可以肯定的是，我妈的感想一定比我爸的要复杂多了。历尽文革十年浩劫，几乎所有受过迫害的人都又有了新的生活，只有我妈比过去活的更坏。怨谁呢？有一点是肯定的，她绝不会怨自己自作孽。 94年圣诞节我挨的那顿揍，我爸说是替他受过。如果那一顿打能化解一些我妈心里的痛苦，能时时回味觉得利用了那次机会，把恨的信息传递了给李锐，而有一种“成就”感，我觉得那顿打我受得过。她毕竟是我的母亲，我希望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能有些快乐，既或这个快乐是建立在我肉体的痛苦上，也无甚妨碍。

都说我妈很有才干。我读过我妈公开发表的唯一一篇作品，是收集在58年全国优秀文学作品选集中的“一个搪瓷茶缸”。我90年去苏联，见到50年代水电部的老苏联专家，他的夫人不断说，“你妈妈真漂亮，非常漂亮。”芦沟桥办了一个抗战胜利50周年展览，有人看到有我妈妈的照片，我妈妈特意要了车，去了一次。看着自己年轻时出尽风头的刷利身影，不知她心头会掠过如何的感触。她曾经年轻过，漂亮过，出过大风头，有过名，可惜昙花一现般短暂。她的大半生都不得志，将一切积怨于父亲，化作永远刻骨铭心的恨。 我想我妈现在活着的唯一念想儿就是“一定要看着李锐先死”。这正是她人生最大的不幸。如果她能认识到其实是自己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她或许能够从黑暗中走出来。所不幸的是，她早年富裕的家庭的娇惯，养成了她任性的大小姐脾气。当年我姥爷家有车夫、有厨子，有不止一个老妈子。她又是第6胎，第一个活下来的孩子。小名叫“罩”，意在罩住，不要跑了。南下时，我妈曾当着我爸的面，在她妈妈面前打滚。听阿姨说，我姥姥当年听到大小姐回来了，会吓得浑身发抖。 在革命最风头的时候，一半是因了年轻的热血，一半是逃避已开始没落家庭的窘迫和尴尬而投身了革命，受到王明的赏识、周恩来的喜爱。没有打过仗，没有下过乡，没有参加过土改，没有受过艰苦生活的锻炼，“老革命”的资本反而更助长了她的骄横。 59年代从航空学院毕业后，30几岁的青年当上新生共和国可数的大型保密厂的总工程师，个人事业如日中天。但是随着丈夫的倒台，和自己的不慎言行，倒了霉。从此一蹶不振，一辈子再也没有爬起来。 范元甄毕竟是范元甄，不是李锐，在逆境中写不出《龙胆紫》（我爸秦城八年用棉签蘸紫药水在《资本论》空边处写下了百余首言情、寄志的诗词，后以《龙胆紫》成书一版再版）。她貌似蛮横，实际懦弱，她没有勇气和命运抗争。我想跟她谈，告诉她振作起来，什么时候都不晚。她可以写回忆录，写自己一生的遭遇。那次见她才开口，她就把我顶了回去：“我不跟你谈。我有话跟党谈、跟组织上谈。”要知那已是89年，老天爷，哪还有党、有组织会理你一个没人待见的老太婆？ 脑子被洗成这个样子！妈妈的悲剧，公允地说也是吃了共产党的不少亏。党干涉了她的婚姻自由，党干涉了她的思想自由，是她一生悲剧不容否定的作俑者之一。 作为女儿，我恨我妈伤害了很多人，甚至毁了她自己亲人的一生，但有时也深切地同情她，记得她对我的一切好处。我少儿时期，妈妈曾付昂贵的学费让我学习钢琴。在我进厂的第一天她告诉我：“即使作一个工人，也要有大学的知识才能当个好工人。”那正是“知识无用论”最盛行的年代。这话我一直记着，终于学了出来。尽管我们没有拿那块怀表，但是我记得妈妈曾要送外孙女一块毛主席头像的怀表作纪念。这些记忆是不能磨灭的。 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我多么希望她能够回首平生，公允地认识自己给他人带来的伤害，认识到是自己害了自己。我希望她不后悔自己曾在这个世界生活过，不论好坏。

共产党元老及其红二代能有这样的觉悟，站在真理而不是自身利益的一边，实属难得。

Mark 值得一读。 看过李南央几期视频， 她真是一个豁达的人。

感谢楼主！

打官司的是继母，据说请的洛杉矶律师每小时都是200刀，谁出钱大家心里清楚。
另外李锐虽然有自身局限性，但是敢拿出自己的日记被大家剖析，真的很勇敢！

其实已经是精神有问题了，跟我姐姐非常像，家人也非常痛苦，自己又缺乏反思能力，就只有动物性的凭本能反应。就像张爱玲的《金锁记》一样。

所以红二代还是凭借家世出了国说两嘴自己妈的不是划清界限就是赎罪了？也行吧，平民百姓反正也不指望红二代能更有觉悟了，写个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似的红二代风云回忆录实在不能让普通人有什么共鸣，就不说别的，家里用着小脚阿姨的革命元老…… ---发自Huaren 官方 iOS APP

其实已经是精神有问题了，跟我姐姐非常像，家人也非常痛苦，自己又缺乏反思能力，就只有动物性的凭本能反应。就像张爱玲的《金锁记》一样。
wuhong1226 发表于 2/17/2020 11:59:22 AM

看了很多李南央的采访。头脑非常敏锐，对中共的嘴脸看的非常清楚。她是最懂她爸爸的人。明镜上有李南央讲故事，其中有她回忆家里保姆那段。她边读边哭。她说那个保姆比她妈妈对她还好。

我的天，真吓人。 这是有精神病了，或者跟极端信邪教的差不多了

一口气看完了，原来我外婆那样的一个人，不是特例。曾一度以为外婆那样，是她个人的问题，而今发现，原来那个年代加上人性的一些缺点，就是会产生这样一种人，不管是在上层还是在下层。

mark一下，人性可以因为自身性格的缺陷在特定历史洪流的碾压下被彻底crush掉。

我的天，真吓人。
这是有精神病了，或者跟极端信邪教的差不多了
multiplelife 发表于 2/17/2020 12:51:14 PM

范还举报自己的弟弟妹妹 经常黑人 六亲不认了

这让人想起陈宝国演的那个农民娶的其中一任老婆，一开始就是个正常的勤劳能干的人，到文革开始了特别追求先进追求得像个疯子一样，最后还逼死同村老实巴交的。

这位范女士很可怕的，简直非人类。

怪不得都说有党性没人性

怪不得都说有党性没人性
A20170216 发表于 2/17/2020 2:02:10 PM

非常可怕，非人类。

好长，留着慢慢看。

心理疾病

回复 1楼Superdiamondx的帖子 看历史照片，真看不出来是美女，延安那时的女人太少了吧

以前不知道为什么到处有人黑范元甄和邓力群，现在终于搞清楚了

李南央最近出了新书 叫”我有这样一个继母“，骂张玉珍的。大家感兴趣我可以发上来。

真可怕。我看了照片也很好奇为什么被称为美女

回复 33楼yaoyaomm的帖子 请发。

李南央最近出了新书 叫”我有这样一个继母“，骂张玉珍的。大家感兴趣我可以发上来。
yaoyaomm 发表于 2/17/2020 3:13:08 PM

张玉珍90多岁了，根本没心思打官司，她是被中共借用了名义告李南央的。老太太出过声明，只想安度最后的日子。

所以红二代还是凭借家世出了国说两嘴自己妈的不是划清界限就是赎罪了？也行吧，平民百姓反正也不指望红二代能更有觉悟了，写个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似的红二代风云回忆录实在不能让普通人有什么共鸣，就不说别的，家里用着小脚阿姨的革命元老…… ---发自Huaren 官方 iOS APP
冰糖梨 发表于 2/17/2020 12:24:06 PM

今天看王剑的直播，互动环节里有网友问王剑对这个看法。王剑直说对这些人就是有偏见。。。

范还举报自己的弟弟妹妹 经常黑人 六亲不认了
Orangetabby 发表于 2/17/2020 1:34:25 PM

要是这个文章讲的是真的，她连自己亲生女儿都举报过。

不是的。我在李南央的mailing list上。张和她打官司搞得很丑陋的。

李南央最近出了新书 叫”我有这样一个继母“，骂张玉珍的。大家感兴趣我可以发上来。
yaoyaomm 发表于 2/17/2020 3:13:08 PM

感兴趣，发上来吧。

我有这样一个继母 引子 父亲领着我去她家的那天晚上，她投向我的第一撇目光充满了敌意，毫不掩饰。这个女人跟我先前见过的“相亲”阿姨们截然不同，那些阿姨知道我是父亲的宝贝女儿，对我十分亲切，有的甚至有些刻意地讨好。 这个女人叫张玉珍，父亲说是我二姑姑的长子、我的大表哥李力康和大表嫂张丽夫妇介绍的。她的丈夫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姓钟，跟我大表嫂的父亲是好朋友。老钟当年在延安符合二八五团的标准（年过28岁，五年党龄，团级干部），由组织上出面安排不愿意当童养媳、从米脂跑到延安的十五岁的张玉珍跟他配了对儿。大表哥说，张玉珍是部队中出名的美人，老钟刚刚病世三个月，就有在文革中失去夫人的老家伙们开着吉普车远远地赶来相看这个米脂婆姨。 父亲曾经应允我：“我再找老婆，一定要你同意我才同意。”我那时年轻，不谙世事，当了真。父亲平反回到北京以后，经人介绍的、自己找上门愿做李锐夫人的女士，不说踏破门槛吧，用“许多”二字形容不为过。父亲看中的漂亮女人，我觉着不踏实，就直不笼统地告诉他我不喜欢；我看中的温笃的阿姨，父亲凶凶地说长得不好看。几来几去，父亲不高兴了，对我的承诺不作数了，他给自己定的标准：人要漂亮，会说英文，就剩下“漂亮”了。背着我相看、定下了米脂女人张玉珍。父亲和她虽然磕磕绊绊，有时闹到没有办法自掌耳光以平息吵闹的地步，这个婚姻伴随着他走到人生的尽头。 父亲去世后，我在接受公开访谈时讲过：只要张玉珍不把她的手伸向李锐的档案，我什么都不会说。讲这话时，我不以为她真会那么干，只是提出一个警示：张玉珍，你们一家捞净了李锐的遗产，我不会跟你们计较。但是你若背叛我的父亲，我就不客气了。真是没有想到，张玉珍居然就做了。父亲去世不久，我就听到她到处散布李锐的日记是李南央领来几个大汉砸门撬锁硬拿走的，李锐对这个女儿恨之入骨；把当着父亲和我的面她同意了由我带到美国，代为捐赠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资料说成是我私自拿走，将我告上中共的法庭，诉为应由她一人继承的李锐遗产；在中共的法庭将全部李锐资料判由她继承之后，紧逼不放，签字雇请了旧金山顶尖律师团队应对斯坦福大学“澄清李锐资料归属权”的诉讼，将她在中共法庭陈述时的用词“私自带回”改为断言：“李南央利用父亲李锐对她的信任，为了个人捞取金钱及其他好处，将李锐的资料偷出，秘密运往美国交给了胡佛”；断言美国法庭必须接受中国法庭的裁决结果。如此，我别无选择。 她第一次来就没走 张玉珍是我二十九岁前的人生中从未接触到的一种人：农民出身的老红军的太太。她出口骂人用词的肮脏，自以为是叽里呱啦的不着调，令我叹为观止。从她身上，我了解了跟随毛泽东闹革命的草根群都是些什么样的人，领教了这些人的贪婪和流氓性。渐渐地，我不仅对共产党的理论、作为不认同，另起了对它深深的厌恶。如果说我的亲生母亲范元甄曾经是个单纯地向往革命的少女，在共产党这口大染缸里被染得浑身漆黑，张玉珍则是缸里的一粒染料，她的底色就是黑的。 我还是从头说起吧。 父亲是1979年初获得平反从安徽回到北京的。我先父亲几天从陕西的三线工厂到京，联系水利电力部办公厅安排他生活的一应事宜。那时落实政策的干部非常多，部里一时找不到房子，就将父亲和我临时安排在枣林前街部招待所二楼的一个套间借住。内间是父亲的卧室，外间是会客室兼我的睡房。 父亲领我到张玉珍家见面后不久，张玉珍来招待所回访。她来了就没走，那晚就在里间父亲的床上睡下了。 我躺在外间的床上盯着天花板发愣。青年人未婚先行交易在现在的中国是平常之事，老年人不办手续搭伴儿过日子也没人大惊小怪，可那是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的1979年，我所在的三线工厂不要说未婚发生性行为会受到严重的行政处分，就连学徒期间男女青工正当地交朋友也不被允许，厂子会给予延长出师的处分。更何况睡在父亲床上的这位阿姨已经四十八、九岁，自己的丈夫刚刚去世三个月。这是个什么女人那！ 在张玉珍之前，到招待所见过父亲的女人中最积极的一位是个中学英文教师，也不过是很快写来情书，用文字表达对父亲的爱慕，说是命运的安排让她遇到李锐。父亲住院检查身体，这位女士带了一盒巧克力糖到医院探望，那个年代这份礼物是很“洋货”的。她知道自己出众的相貌和娴熟的英语赢得了李锐的喜欢，但吝惜着自己的羽毛矜持地“进攻”。我知道父亲鳏居廿年的脆弱，经不起勾引的，内间的这个女人是将他像猎物一样捕捉到手了。 后来父亲逢人便讲，张玉珍自己更是重复了千百遍的故事是：他们是由刘澜波和谷牧牵的线。张玉珍起初坚决地不同意，认为李锐应该同范元甄复婚，在刘澜波的反复劝说下才答应下的……于父亲，我理解那是他让自己相信的一个神话，以化解心头对第二次婚姻失败的挫折感；于张玉珍，那不过是她无数谎言中最离谱的那些中的一个，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价。这还不算，她对将自己介绍给李锐的我的大表哥夫妇的回报极为恶毒（后面会谈到）。父亲有一则日记，那年力康哥哥已经70岁了，至今读来令我心酸。 2008年12月1日（星期一） 同玉珍、大妹（我大姑姑的长女）一起闲谈。玉珍接力康从加拿大打来的电话（儿子要父亲去照顾生病的孩子，母亲回新加坡去了），将过去一些不愉快事彻底谈了，力康回答得好：您对我就像对胜利（按：张玉珍的养子）一样，怎样批评都接受。多年闷气就消掉了。我听了也高兴。 父亲自湖南地下党起相识的终生好友于刚伯伯的儿子小刚后来跟我说，他爸当时劝过我父亲：你刚出来，正在风头上，心气儿浮躁，找不准人。再沉一沉，等心静了再说。于刚伯伯很惋惜父亲没有听进他的话。他在延安时也曾经告诫过父亲不要和我母亲复婚，那次，父亲也没有听进他的话。于刚伯伯的老伴儿程阿姨1984年1月去世，给他介绍续弦的络绎不绝。小刚说，老爷子明白极了，说：来找我的人无非是想我的钱，可是我没钱。说是照顾我，我不需要照顾。我跟儿子、媳妇在一起挺好。 急着找夫人的父亲确实很快就后悔了，他跟张玉珍的文化差异实在太大，完全没有共同语言。张玉珍说话脏字儿多不算，还喜欢插在父亲同他的那些学问人朋友们的海阔天空中多嘴多言，令父亲难堪。可是生米早早地煮成了熟饭，他甩不脱这个女人了。 后来我们从枣林前街的招待所搬到府右街的招待所，是个三套间的平房。张玉珍来得更勤了，屡屡夜不归家。她跟我说：“小妹啊，你可不敢到外边去说张姨住在这里呀。那张姨的脸就没处搁了。”我点了头，心里说：招待所有传达室，每间平房都分有服务员，谁也不是瞎子。 那年的10月19日，父亲分到了复外大街22号楼四室一厅的单元，我和悌忠同父亲得以从府右街招待所搬出移入此居。不久，张玉珍正式进了我家的门。具体哪天我记不清了，应该是在1979年年底，天冷之后。按西城区法院判张玉珍胜诉的“判决书”中的说法是：“张玉珍自述其与李锐于1979年前后结婚……”我说不好父亲与她是否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但记得“婚宴”是有过的，刘澜波伯伯的司机老南帮助联系的北京饭店谭家菜，请了几桌客人。 张玉珍进门后常常发生的一幕是：家中来了客人，我和悌忠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父亲神色不悦地进来对我说：“你快点儿去招待客人，她又在那儿丢人了。”为了父亲的脸面，我只好过到客厅找个借口将张玉珍替下来。转过年的清明节，张玉珍去给老钟上坟，回家午餐。饭桌上，父亲用筷子指点着说：“俗话说妇念前夫，夫爱新妇。”看着张玉珍一脸的茫然，父亲对我们一笑：“她听不懂。”张玉珍的脸色立即转为铁青。 不久，大姑姑夫妇从湖南来做客，张玉珍狠狠地告了我的状，说我不尊重她。父亲却不解释一句，让我背上这口黑锅。 张玉珍进得家门 记得是张玉珍搬入我家的第一个星期的一天，父亲进到我的房间，说：“张阿姨要那个水晶球做眼镜，你拿给她吧。” 这个水晶球是父亲恢复工作后不久，随康世恩的中国能源代表团访问巴西时接待方送他的礼品，回国后父亲就给了我。住进22号楼后，我将这个水晶球摆在了书柜里。张玉珍进门，我根本没想到要收起来，不能再摆在明面儿上，哪里想到她能瞄上我屋子里的东西，而且这么快。更更想不到，父亲会出面将他送给我的东西要回去送给他的新夫人。我有些生气——鬼才相信她是要做水晶眼镜！打开柜门就将球拿出塞给了父亲：“你让她自己进来，还有什么看上的东西，一次都拿走。”我这话说得太冲，父亲不高兴了。 没过几天，张玉珍的养子钟胜利来了。这个养子得先说上几句。天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父亲领着我去张玉珍家见面的那次，开门的就是这个养子。当时我俩不禁愣在了门首：居然彼此认识。那是我在北京东方红汽车厂车身车间大冲工段学徒的时候，我是代培的陕西汽车厂学员，钟胜利是67届初中毕业生直接招进北京厂的，在车身车间下料工段学徒。大冲和下料工区的两跨紧靠着。67届的中学生是连锅端——全部上山下乡一个不留。钟胜利所在学校却有两个人不但留在北京，而且进了工厂，他是其中之一，是由我的师傅招进厂的。师傅告诉我钟胜利的父亲不但是老红军，而且参加过长征，了不得！而我在车间也很有名，不过跟他是反着的：是大狗崽子，又是大冲工段出了名的比小伙子都能干的女孩儿。所以彼此都知道，但从未说过话。 当然，进工厂只是钟胜利的一个跳板，一年之后他就参军走了。张玉珍最好炫耀的一件事就是，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她到了钟胜利的所在连队住着不走，跟连队指导员说：胜利的父亲是老红军，我家三代贫农，没人识字儿，你不同意我的儿子上大学我就不走。结果连队分到的那个大学名额就给了钟胜利，进了北京航空学院。每当张玉珍重复完这段光辉事迹后，父亲总会应和着：“是呀，她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知道读书很重要。”我从来不置可否。当年在陕汽厂，车间工人推荐我去考工农兵学员，报到厂里，领导给了一句话：“这样出身的人怎么能考虑？！” 钟胜利毕业后被分在北京的一所空军研究院继续当兵，以副师级工程师退休，2018年分到四室二厅的师级住房。这让张玉珍很是不份儿：胜利凭什么分那么大的房子？我和老头子革命那么多年，还住这么个破单元！不过钟胜利本人不争气，高级工程师考核屡屡落败，我后来在父亲的日记里看到他几次给前空军司令张廷发电话，让他过问钟胜利高级工程师的职称问题。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真为父亲难过：主张高干子女不能走后门的中组部退休常务副部长，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张玉珍喋喋不休的念叨则是：“欺负人呐，欺负人呐！就是卡着胜利不给提高工。” 再回到钟胜利来的那天，父亲进到我的房间对我说：“胜利第一次来，你看有什么好东西可以送给他的？”我说：“我哪里有什么好东西。悌忠到是有一支你给他的见面礼——英雄牌钢笔，要不你拿去给他吧。”没想到，父亲真地把手伸了过来。我冲着悌忠说：“笔在哪儿，你拿出来给张阿姨的儿子。”悌忠眼睛都没眨一下，立即将桌子上的笔放在老丈人的手里。父亲转身走了，那背影明明白白地写着：“不懂事！”

2020年2月8日 第一期 朋友们好，我是李南央，今天是2020年2月8日，是我开始《我有这样一个继母》连播节目的第一期。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向李文亮医生的家人表示对他们失去亲人深深的哀悼，和对李文亮这个只有34岁的年轻医生的深深敬意。 我是在圣诞节假期完成《我有这样一个继母》的初稿的，应该说她是《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的续篇。原本想的就是写一篇文章，没成想竟然写成了一本书。现如今纸质书印出后进入大陆已经是非常困难了，能够让国内的朋友们和读者们看到这本书的最好途径就是email。因为很多看过我的文章的朋友都告诉我，听我读那些文章和他们自己看那些文章所得到的感受非常不同。所以这本书写出后，我想先用声音传给大家，然后再交出版社出版。 本来是同“明镜”说好春节后即在他们的平台上播出的。但是因为报导“中国病毒”，“明镜”人手不够，实在顾不上我这个似乎与疫情无关的节目，告诉我节目的播出还需要往后再拖一拖。可是我不能再等了。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得在张玉珍在世时将这本书播完，让她听到全部内容，这样对她公平，她可以反驳我，或者以诬蔑“老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将我再次告上法庭，我丝毫不怀疑她背后那个力量的强大。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疫情，海外中文自媒体的焦点也都在疫情，我现在插进来读这么一本书，似乎很不合时宜。我到不这么看，疫情总会过去的，但是疫情过去之后呢？中国如何走下去，距离下一次更大的不知道又会是什么样的災难有多远？这些都是谈论眼下的疫情时必须面对的。我希望我的这本书能引起朋友们更深刻些的思考：中国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我家庭的个案，特别是很多人心目中非常了不起的李锐身边的“家长里短”，折射出中共是由一些什么样的人组成的！中国为什么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步步走向深渊？中国将向何处去？ 我群发单中的朋友已经从我的同龄人，长我半辈的人，扩大到我女儿的那一代，甚至比她还要年轻的一代，这让我十分高兴。这次《我有这样一个继母》的朋友中又多了懂中文的美国教授、美国作家和英文报纸的专栏作家。希望我家的故事能带给中外朋友们一个立体的共产党——不是你们从报纸上读到的，从电视上看到的，从教科书上学到的平面的人物。 殷切地希望你们能帮助我将音频文件和文字文件广泛转发，有心人愿意做成电子版的书尽管制作、转发，没有版权问题。 这个节目将在每个周六、周日连播两天，每次大约20分钟。好，下面就请听《我有这样一个继母》的第一期。

所以红二代还是凭借家世出了国说两嘴自己妈的不是划清界限就是赎罪了？也行吧，平民百姓反正也不指望红二代能更有觉悟了，写个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似的红二代风云回忆录实在不能让普通人有什么共鸣，就不说别的，家里用着小脚阿姨的革命元老…… ---发自Huaren 官方 iOS APP

我个人认为，比大多数还在吃人血馒头红二代，三代的强多了。

李南央住湾区，因为我爸爸是李锐的铁杆粉丝，我带我爸妈去她家吃过一次饭。她和她先生很有亲和力，完全不同于其他的红二代。她退休前在国家实验室工作，退休以后在斯坦福的胡佛研究院做义工，非常了不起的人。

我觉得李南央同志关于继母的文章不该写啊，太过于隐私和丑陋了。 写生母的文章倒是很好，很能引起人们关于那个时代，那个主义的思考。写继母的就太限于重组家庭的鸡毛蒜皮了。 不过有意思的一点倒是看出来，男人选女人的标准真是难得始终如一啊，李锐老同志就是一贯的只看漂亮，不看品行，或者他就是爱这类漂亮刁蛮的女人。

我觉得李南央同志关于继母的文章不该写啊，太过于隐私和丑陋了。
写生母的文章倒是很好，很能引起人们关于那个时代，那个主义的思考。写继母的就太限于重组家庭的鸡毛蒜皮了。
不过有意思的一点倒是看出来，男人选女人的标准真是难得始终如一啊，李锐老同志就是一贯的只看漂亮，不看品行，或者他就是爱这类漂亮刁蛮的女人。
noodlewo 发表于 2/17/2020 3:55:31 PM

张玉珍那会48，9了，还有啥漂亮可言？

而且现在是张玉珍要和她打官司，当然要反击了。文人最好的武器也就是笔杆子了。

这个李南央和他爹李锐都不是好东西

2020年2月15日 第三期 （5200字） 朋友们好，我是李南央，今天是2020年2月15日，是我连播《我有这样一个继母》的第三期。上周末播出头两期后，得到的反馈非常多，不能一一引用和回应，只就两位不同的意见谈谈。 第一位是国内的一位教育家，他的意见是：“李南央在那里抖老爹的丑，这回连老李和老张早早上床都捅出来，我疑心可是帮了当局的忙了。丑化李锐一直是他们没干成的事。” 第二位是生活在美国的一位与我同龄的多年的好朋友，她的意见是：現在這個時間點大談家事不好，翻檢一些鷄毛蒜皮的陳年舊事，不顧李銳的隱私，不太合適吧，還是冷靜些不要逞口舌之快，不值得爲了那婆姨傷了自己。” 我理解第一位教育家的意见是一片好心，爱护李锐，以为这本书会有帮助当局丑化李锐的副作用。我觉得李锐不是共产党，共产党靠掩埋真相、不能谈错误来维护自己的“伟光正”；李锐没那么脆弱，他是一个坦坦荡荡的人。他跟我说过：我的日记将来一公布，我这个人就赤裸裸了。这没有什么，留下真实的历史就好。而事实也正是如此，一位年轻人写给我的回馈是：南央阿姨：谢谢您写的这篇文章，非常感人……我很感叹你爸爸的生命力是多么地顽强与旺盛，跟张玉珍这样一个品格与素质很低的人，能在一起生活40多年，并能活到100多岁，真的是奇迹！最重要的是跟这样的人生活了4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他的独立思考能力，没有改变他敢做一个体制内批评者的责任与担当，从这方面看，李锐是一个对自己的信念很执着和很认真的人，这是李锐的一个非常优秀和重要的品格! 第二位的话确实是朋友的话，很坦诚，以为翻检一些鸡毛蒜皮的陈年旧事即伤害了李锐，也伤到我。我觉得呢，同好文章要有细节一样，叙述历史要有个案，若只有宏大的叙事没有鸡毛蒜皮，就会很平面，没有生命力。张玉珍是十五岁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受领了党中央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以表彰她的历史功勋，彰显她的荣誉地位；正在享受着副部级医疗待遇；同李锐生活四十年有着双重的身份：妻子，党的政委。这个个案不是一般的个案。 一位跟我同龄的读者的回馈表达了跟我相同的看法：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还包含着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家庭争议系“贴身緾斗”。若诉诸笔端，则无论其中一方如何不堪，另一方如何有理，结果却往往是两败俱伤没有赢家。因此，鲜少有人公开谈论自家家事。 而实际上呢，家长里短是人类共同的兴趣和无尽的话题。高大上者有如英国王室，其一举一动直通媒体，他们“拥有”甩不掉的专业新闻队伍，引领全球海量的王室观众。 世界是由一个个平凡的人，一个个平凡的家庭所组成的，其中任何一人或一家，其故事也同样反映人生和社会。这方面的例子多了去了，如清前期吴敬梓（1701-1754）一介书生，他只是记录了平日的见闻，而成就了清代文学巨著“儒林外史”，或在其意料之外吧。 咱厉害国之特殊国情之一是，执政党形似地下党长年新闻封锁，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涉密，始自村委会层次越高越神秘。请看美国，特郞普选上了总统，妻儿老小全家福即在媒体公布。反观中国呢查无先例。 ……你在媒体公开家事，而府上又归属中国神秘的权贵圈，万众瞩目却不得其门而入，圈内家事曝光则无法不“泄密”。以你的私人视角，故事情节既有人情世故、又有高层秘闻，可信度无可比拟。所以，同你先前的许多文章一样，此篇“继母”在坊间必大受欢迎，当有无数网民阅读和转发。

话说张玉珍照片上看真的是很难看，粗鄙的农村老太太的样子，包括刚和李锐认识的时候。不知道老红军都是什么审美观。😨

我们该走了 又不久，张玉珍的养女钟小玲（按：张玉珍没有亲生孩子，据她自己说是当年在东北日本医生给她开刀，故意让她绝了育；她同老钟领养了一子一女。儿子：钟胜利，女儿：钟小玲。结果在西城区法院的判决书中才披露出所谓的养女真名叫曹小英（原名钟玲），钟胜利还是畲族，甚为奇怪。此二人与张玉珍的真实关系四十年后竟然成谜。详情可参看本书附文《张玉珍诉案跟进报道十》。此书行文，我仍然沿用四十年来张玉珍告知我和父亲她的养女的名字：钟小玲。）来家做客。她在养母的房间里聊天，我呆在自己这边。父亲推门进来，满脸怒气：“小玲在那里哭，说你给她冷脸。你快去看看！” “谁给她冷脸了，根本没有的事！”我为自己辩护着，心说，怎么连养女都是第一次上门就耍横啊！ 再不久，奶奶去世了。父亲结婚之前是我管家，张玉珍进家之前，父亲说，原来的存折你留着，以后我的工资就交给张阿姨。存折里有7千多元，是按文革中我母亲不再领离婚时法院判定父亲应付三个孩子的生活费积下的数额，由水电部补给父亲的，算是帮助他回到北京的安家费。因为按政策文革前的冤假错案是不补发工资的，这是政策范围内部里能够想到的给父亲一些补贴的方法。父亲让我给大姑姑寄两千块钱去，作为奶奶的安葬费用。这下张玉珍知道了我手头有个存折，从此以后给我的脸色是越来越难看。我经不住那时不时地甩过来的恶言恶语，一天上班之前将存折放在了客厅的茶几上，附了一个小条，记得大概的意思是：爸爸，这张存折还给你，我只求家里能够平安。四十年后，父亲家中最后一位保姆，从湖南平江老家请来的小余告诉我，张玉珍跟她提起过这事儿，说那张存折里一分钱都没有，是个空折。这让我仔细地、费劲儿地想了又想，终于想不起四十年间，张玉珍曾经说过的哪句话是实话。不过，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将那五千元的存折还给了父亲，也不后悔这一举动令那时的父亲对我更增加了恶感。回归步入社会后即开始的自强自立的生活，在我，是一种幸福！ 再再后来，我们有了女儿。我们不敢让女儿哭，因为那时住在我家的大姑姑夫妇会进来让我管住孩子，说哭声会影响父亲和张阿姨的睡眠休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女儿满月的当天，大姑姑、姑爹将我唤到父亲和张阿姨的卧室，门开着，呆在对面客房内的张玉珍不用竖起耳朵，便可将这边的谈话听得一清二楚。 大姑姑说：今天找你来谈，就是解决你对张阿姨的态度问题。你找你爸爸不就是因为他又当上了部长吗？现在这个家是你爸爸和张阿姨的，你们的责任就是伺候好爸爸，让张阿姨高兴，家里不要再有一个范元甄。 听到这话时那种天打五雷轰的感觉，我真地是不愿再去回想……我不能相信这话出自1978年7月陪我一同去磨子潭探望父亲的姑姑之口。当年的大姑姑夫妇和他们的儿女对我是多么得好，大姑爹还送我进湘雅医院检查长年低烧的身体。原来他们只是利用我给父亲平反，他们从来也没有相信过我！我突然感到脑子里的一根神经“啪”地断了，放声嘶嚎：“人怎么像狼一样啊！你们怎么像狼一样啊！这个世界上怎么没有人啊！”看到我的疯狂，父亲一定是吓坏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紧紧地抓住我的双手，放在他的两掌之间：“小妹、小妹，你冷静点，你冷静点……” 是父亲的这一握救了我，我知道若不是他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呼唤着我的小名，我那天是一定一定地疯掉了。那种对人性的绝望，文化大革命中当狗崽子时，一人住在筒子楼一层端头的房间，窗户被邻居家的男孩子们砸破，夜夜被他们捅破粘贴着玻璃的窗户纸向内窥测时的绝望，与那一天的绝望无法相比！待我平静下来，父亲说：你今天太激动了，我们改日再谈吧。 第二天，我一滴奶水都没有了，体重很快降到了一百斤。 有了大姑姑夫妇的偏袒，张玉珍对我们的挑剔变本加厉，无一件事能入她的法眼，每天同她在一张桌子上吃饭都成了一种折磨。终于有一天，父亲找来了部里保卫处的干部，将悌忠唤到客厅，不让我旁听。谈了总有一个多钟头吧。悌忠回到房间，我问他都谈了些什么。他轻描淡写地说：是保卫处的正副处长，说李部长告诉他们我要打张玉珍，今天来是警告我的。我当然一口否认：这是没有的事儿。他们说：张玉珍是老干部，绝对不会撒谎。 悌忠语气平和地安慰我：你别往心里去，这点委屈对我无所谓，别影响你们的家庭关系。我立时三刻就急了眼儿：你跟我好时，我是那些干部子弟父母不肯接受的狗崽子。党支部书记找你谈话，说你要跟我好，组织上永远不会再培养你，重用你。你没变卦。如今我爸又是官儿了，我不能忘恩负义，不能让他们这么欺负一个平民老百姓家的儿子。这个家不容你，咱们走。再说，这种屈辱的环境对孩子太恶劣了，孩子连哭的自由都没有。没地儿去住在大街上，这个家咱们也不呆了。 我们该走了 住在大街上是气话。走，谈何容易？大姨家在筒子楼有三间屋子，我想暂借一间，大姨说：我惹不起你妈，你住我这儿，你妈来闹，我怎么办？婆婆家只有平房院内一间南房，内里劈成了三小间。婆婆说：我这里没法儿让你们三口人进来。 一天父亲下班，见单元门敞开着，我们女儿的小孩车正放在门口，父亲一脚将车踹进了门里，大发雷霆。这个家真的是呆不下去了。走头无路，延安有名的马奇诺防线郭霁云阿姨打抱不平，她的女儿，我三线工厂的好朋友郭莹家有一间8平米小屋借给了我们。我们就搬了进去。一张双人床，一张小孩床，一个三屉桌，一个大衣柜，连转身儿的空间都没有。只好将书柜，五斗橱和另一张书桌留在父亲家我们住的房间内，锁了门。那是1981年，女儿将满一岁。 记得搬家时正值盛夏，事先没有跟父亲和张玉珍打招呼。向单位请了一天假，楼上金树望伯伯的儿子金嘉纳帮我们借了两辆平板车，他的妻子也帮着我们将几件家具从楼上搬到平板车上，家中炊具中那几件我们从陕西带回来的也找出装上了车。从此三口之家外加带女儿的阿姨（实在找不到接收一岁以下孩子入托的地方）靠80元的工资生活，这些东西我们无钱添置必须拿走。后来，我们知道张玉珍到处说：李锐的女儿跟乔冠华的儿女一样坏，把我的家抢空了，我和老头儿连饭都吃不上，只能叫上司机小彭开车带着我上街现买做饭的锅碗瓢盆。 不久，父亲的秘书老周给我往办公室打来电话：“你爸房子不够用，要你把房间的东西搬走，交出钥匙。” 我说：“如果有地方，我早就搬了。现在借住在人家，实在是没有地方放东西。” 老周说：“你爸说你不搬，他就把你的东西搬到部里办公室。” 我说：“他不嫌在部里丢人，他随便搬，随便放，我没意见。” 大概老周也觉得这么办实在太不像话，反正一直到半年多后，悌忠从单位分到跟人合住单元的一间半屋子，我们得以搬出所有东西之前，此事再未向我们提及过。 郭莹家在离复外大街22号楼不远的轻工部大院内。一天大姨来走亲家，发现我们住的单元竟然就是她儿媳妇父母家的隔壁间。以后大姨、姨父两人走亲家，总是过来坐坐，给忙忙带些好吃的，比住在父亲那里不得来往亲多了。我们一家四口同郭莹一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忙忙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每天晚上我们牵着孩子的小手在院子里玩，有时还去就在隔壁的月坛公园走走，日子过得十分轻松、快乐。 转眼两个月过去，我竟然在办公室接到父亲的电话，让我回家过十一。电话是父亲打来的，这我没有想到，下意识地就答应了。可是放下电话后心中忐忑，不知张玉珍会如何表现。就告诉了父亲50年代的秘书张敖荣叔叔。张叔叔说：我陪你去吧。 十一当天我回了父亲的家。门是看着我长大的、我家的老阿姨——蔡阿姨开的。阿姨含着眼泪说：“回来了，回来了好。爸爸还是爸爸，爸爸总是亲的。”我说：“嗯，我知道。” 多少年后，父亲有一次提起，说张玉珍骂蔡嫂，说她对蔡嫂那么好，可是她回老家前对接班的朱嫂说：“这个家就两个正根儿，小妹和悌忠。”我在写《我家的老阿姨》时没有将这话写进去，是怕张玉珍会跟父亲闹。现在父亲走了，可以写了。阿姨啊，你在我面前从来没有数落过张玉珍和她的养儿女一句话，恪守着你做“下人”的旧理数，可你心里明镜儿似的呀！ 进到客厅，看到张叔叔已经坐在那里跟父亲聊天，我就加了进去。父亲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问我工作上的事儿，问张叔叔工作上的事儿。说话间到了中午，张叔叔和我起身准备走了，父亲却说：“今天都不走，你们都在这里吃饭。”话音未落，就听到饭厅那边“砰”的一声巨响，我们从敞开着的客厅门向饭厅望去，看到一直没有露面的张玉珍正站在饭桌后边。又是“砰”的一声，她的手一下又一下重重地拍在桌面上：“妈了个x的，看不起我，给我滚出去。这个家是我的家，看不起我，就给我滚！” 自九岁起，我是在母亲的骂声中长大的，但是母亲从来没有用过如此肮脏的字眼儿。我的眼泪刷地落了下来，我不会骂人，只是反反复复地一句话：“你是我爸的妻子，我是我爸的女儿，你不能让我爸只爱你，不爱我……” “你妈了个x的，你妈了个x的！你给我滚……”张玉珍嘴里喷出的也只有一句话。 张叔叔显然是被眼前的这个阵势惊住了，半天才开口：“李部长，我们不吃饭了，我们还是走吧。”父亲连忙说：“好，好，你们走，你们走吧。” 张叔叔拉着哭成泪人儿的我走出了父亲的家门，乘电梯下了楼，我们开着自行车的锁，我还是在哭。张叔叔反反复复地嘟囔着：“怎么会是这样，这个女人怎么是这个样子。李部长说她温柔得很，好得很啊……”见我一个劲儿地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安慰着我：“回家吧，回家吧。” 张叔叔一路陪着我骑车，默默无语。自此，张叔叔常到我们的住处看我们，给我们送来粮票，粮票那时是可以换鸡蛋的，给我们送来他单位分的大米。后来我们分到房子，张叔叔在自家通了管道煤气之后，将他家的煤气罐给了我们。那都是雪中送炭啊。那种人性的温暖令我永志不忘…… 我在父亲心中成了颇糟糕的“这一代青年！” 父亲复职后的日子过得繁忙喧闹，停止了书写日记，恢复后的第一篇写于1981年12月27日，十一回家的那次张玉珍的大吵，在父亲笔下没有留下痕迹。我自己是记不得那天之后什么时候再回到22号楼看望父亲的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是父亲打电话叫我回去的，否则我是一辈子不会再登那个家门了。我的名字在父亲1982年2月12日的日记里第一次出现，此后就时不时地冒出了。从这些记述中，我知道我在父亲的心中不再是他于磨子潭水电站的陋室中思念的那个女儿了： 春夜苦寒伴一灯， 扣窗碎雪不吱声。 何为翻出小妹（阿女）信， 最怕伤心骨肉情。 1967.2.14. 还是将出现有我名字的李锐日记摘录在这里吧，比我现在写，来得准确（本书所引李锐日记都是摘录，为了节省篇幅，省去删节号及天气记述）。 1982年2月12日（星期五） 夜张敖荣来，琬姐（父亲的大姐，我的大姑姑）与之详谈小妹事。 1982年3月8日（星期一） 下午小妹带忙忙（我女儿的小名）来，坐了两个多小时，谈所里情况。未作批评，以后慢慢进言。这一代青年！ 1982年3月18日（星期四） 下午回家，与家桢（我的大姑爹）、琬姐叙家常，又谈小妹事，嘱注意玉珍情绪。六点半送至车站。 1982年10月25日（星期一） 下午小妹来，承认存款事透露给郭菁（即前面提到的马提诺防线郭霁云阿姨，我的好友郭莹的母亲）。 1982年11月7日（星期日） 上午小妹带毛毛来，叫了外公与外婆。 1983年2月11日（星期五） 小妹带孩子来。 1983年2月14日（星期一）初二 灼姐（父亲的二姐、我的二姑姑）一家十口晚餐，小妹带孩子来，又叫了外婆也。 1983年4月13日（星期三） 小妹来，给爸爸送生日礼。 1983年6月14日（星期二） 小妹带孩子来。 1983年11月1日（星期二） 小妹带孩子来，翻我的藏书。 1984年1月2日（星期一） 大胖（二姑姑的大儿子）父子，小妹携毛毛，胜利等陆续来。夜小胖（二姑姑的二儿子）夫妇来，观儿童歌唱。 1984年1月8日（星期日） 夜小妹来谈高能所班子反映。 1984年2月1日（星期三） 下午仍上班一个半小时，回家与玉珍怄气：主题还是总要以小妹来敲打。谈开去反而好些，生活小事不必闷在心中，垂老之年，实不愿再心烦也。

我在父亲心中成了颇糟糕的“这一代青年” 第三期 2020.2.15 （接“我在父亲心中成了颇糟糕的‘这一代青年’”） 从父亲的日记中可以看出，1982年3月18日去过之后，空了半年多，直到10月25日才再次去看望父亲。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母亲范元甄通过她所在的三机部党委向水电部索要文革期间她中断领取的三个孩子每月共计60元的抚养费，就是我领取的存在那张存折里水电部补贴给父亲的七千多元。张玉珍认为是我将存折交出后不甘心，将这笔钱的事告诉了我的母亲，合伙与她一起闹。父亲认同这个说法，跟住在我们隔壁单元的季成龙伯伯说了。这令我十分气愤，给父亲写了封信。这封信的底稿我一直保留着，全文如下： 爸爸， 今天去22号楼取粮票，恰遇季成龙伯伯去复兴医院向陈伯村伯伯爱人遗体告别，我俩同路，他转达了你前几天跟他谈话的意思，使我有话不得不说。 当初在争取为你平反时，我曾给胡耀邦同志写过信，谈了我对范元甄其人的认识。作为你们的女儿，我要求组织重新审查范元甄对你的揭发材料，这封信的底稿你也曾看过。老干局的徐干同志接待过我，我也曾口头向他谈过我对范元甄的看法和认识。我对范元甄是有了二十多年的共同生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对她的政治态度，思想品质有了较深刻的了解后，才作出了决绝的选择的。我虽然不是党员，更不是像你们一样的高级干部，但作为一个老百姓，作为一个人，我是有我的人格的。为了区区七千元钱，就放弃自己原来的思想认识，去投靠范元甄，让她到组织上去闹，去揭发你，这种事不是我这种性格人做的。我不像有些人，一旦谁得罪了自己，必不择手段，将其置于死地，这种事，我干不出。你如只是认为我去找了范元甄，这说明你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女儿，但是你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对别人谈我去找了范元甄，还说我把七千元钱的事告诉了她，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如果以后你还要对别人这样说，我要找中央组织部党组织澄清全部事实。如果张玉珍也还要再造什么谣，说我把徐炜阿姨领到家里，挑拨你们离婚，让你与我妈复婚等等，之类鬼话，我也要到建委向她的组织谈谈她的所作所为。至于范元甄怎么知道的，我也很琢磨不透，我看“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大概是最合情理的解释了。对她的行为，我只能报以轻蔑的一笑，看来在要钱不要脸这一点上，她们到确有共同之处。 至于那七千元钱，你确实明白是应属于谁的，否则你就不会对我假说要取邮件，用谎话骗走我的户口本。对于钱我看得轻，但对于你用这种手段把钱从银行里取出，又转在别人的名下存入别的银行这个意我可看得很重、很重……你还记得你在安徽写给我的那些信吗？你还记得你在秦城写的那些诗吗？（只叹我因珍惜和怀念你有过“藏之娇女”的感情，而要一本再版的《龙胆紫集》，你竟当着朋友黎澍的面不肯给我）。那时你尽不到一个父亲的义务，却又是多么想对我们有所补偿啊！可是真正有了这种可能之后，又怎样呢？地位、权力、金钱，再加上“美女”把人腐蚀得多么厉害！你春节到了我的楼下，别人还劝你上楼看看自己的女儿，那个女人也不在你的身边，你竟把手一挥，“看她干什么？”你让（楼下）李伯伯转告我不要到处乱说。我理解，你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现在又成了中央委员，需要威信，需要别人的尊重。但是威信和尊重靠什么得到并得以维护？靠自己的行为！你春节到了我楼下都没来看看，是别人告诉我的（这可不是我给你散布而是别人向我“散布”的），你大概以为没什么，但它产生的结果比我说你一百句、一千句坏话还要坏。这事传开了，你知道吗？人们说你些什么，你知道吗？我真替你难过。我想再说一次，我从没到处去说你的坏话，有个坏爸爸，不是作女儿的光彩。我真心希望你用自己的言行，在处理家庭关系上赢得别人的好评，让人引为范例。你自己应该清楚，真正不通情理的人是谁，应该对谁稍稍讲点儿原则，拿出点儿男人的尊严。 至于张玉珍你说她臭了，那不是我的“功劳”，应该归功于她自己。对于她，有人是在你结婚前就知道她不好，就想劝你别跟这个人结婚，有人是来咱们家跟她接触后，她常常自己说走嘴逐步认识了她，还有人是第一次见面就对她的虚情假意矫揉造作极为反感，而不愿再登家门。何况她自己说要破罐破摔，就更不能再赖别人了。张玉珍要想有好名声也不难，不讲新道德，起码要讲点儿旧道德，尽作缺德事，还要别人都唱颂词，哪有那么好的事。 爸爸，你现在也许是一生最“得意”的时候，感情也早就不能与磨子潭同日而语了。但是也许还会有怀恋真正亲人感情那一天。什么时候又觉得女儿是有用的，是需要有的，我还是会尽女儿义务的。 你忙，不多写了。青云直上时，冷言冷语，确是至亲之人热心热肠。 节日好！工作好！ 小妹 82年9.29 信我寄出去了，父亲没有回信。从10月25日父亲日记中的记述：“下午小妹来，承认存款事透露给郭菁。”应该是我被父亲叫回家中，让我回想范元甄知道那七千元补贴的渠道，我告诉父亲也许是郭阿姨说的，我们住在她女儿家，自然是无话不谈。父亲的用词是“承认”、“透露”，都是贬义的，他的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 记忆中，我们是在1982年的初春搬到南营房水电部宿舍大院的。女儿忙忙满了一岁半，符合入托高能所幼儿园的条件了，但幼儿园说没有工厂的名额。那时所工厂的地位远远比不上科室。我找到厂党委书记，说如果不让孩子入托我就上不了班了。那时我算是技术科能干活儿的人，手里有一摊图纸。书记真帮我要到一个入托名额。这样，我们将带忙忙的阿姨介绍到悌忠的处长家去做，那里条件比我们好多了，阿姨很高兴，我们也大大松了口气，每月可以省下二十五元做家用了。这样，一岁半的孩子每天早晨从被窝里被我拽起来，放在自行车前的小椅子上，骑到科学院门口上高能所的班车。自行车就存放在班车站旁那幢楼的一层我中学最要好的朋友李哲英家里。哲英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她爸、妈跟我熟得很，文革期间我们一帮子同派的同学没少到她家蹭吃蹭喝。她爸妈会常常在我取自行车时硬塞给我一些刚上市的蔬菜、水果什么的，还把我当成当年那个不挣钱的女儿的要好同学。 一天，我们领着女儿在所住的宿舍大院里遛弯，碰到了父亲过去的顶头上司刘澜波部长的司机老南，我们赶紧低头逗女儿装没看见，怕他为难。没想到他没躲，停下来跟我们聊了起来。老南说澜波伯伯的爱人杨达对澜波前妻的孩子跟张玉珍差不多。澜波伯伯原配的一儿一女都是农民，在河北乡下日子过得艰辛，澜波伯伯有时让他开车偷偷送些钱去，嘱咐绝对不能让杨达知道，否则会大吵大闹。老南说，刘部长的哥哥是国民党军官，刘部长的嫂子说：“共产党既没有旧道德，也没有新道德，就是没道德。”老南唏嘘慨叹，说：“以后有什么难处，我能帮上的，你们就开口。”我连连点头，感激得不行，温暖得不行。老南的话，我和悌忠记了一辈子。 从父亲家搬出来后，我们的朋友，大院里父亲的熟人、同事，没有人对我们冷眼相看，父亲的好朋友李普伯伯和于刚伯伯家的大门更是对我们敞开着。刚刚从文革浩劫中走出的人们的心，有着如今已经不多见的真诚和温柔。 爸爸还是爸爸 1982年10月25日回家之后，算是同父亲又恢复了“外交关系”。张玉珍没有再骂人，对我的态度至少让我在饭桌上可以咽下饭菜。只要我回家，蔡阿姨总是十分地高兴，说：“爸爸还是爸爸，爸爸总是亲的。不要不回来，要回来看爸爸。”我也总是应着：“嗯，我知道。”回家的频率基本维持在一月一次，有时还带上孩子。悌忠从不拦着，但也不随我同去，我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他没有血缘关系，用不着委曲求全。 对了，一次回家，父亲对我说：“她说，这个家有个张阿姨，有个蔡阿姨，都是阿姨。觉得你还是看不起她。你以后叫她妈妈。”我应了。知道父亲不容易，放不下妻子，也舍不下女儿，我不为难他。第一次叫出“妈妈”回家后，我关在厕所里掴了自己几个耳光。这事，提笔写这本书前，我对谁都没提起过。 这之后又发生了两件事儿，值得写写。 一天，我们在路边的一家乐器店看到了一架钢琴，我随手在琴上爬了几个八度音阶，女儿扒着琴边儿听呆了。晚上睡觉前跟我说：“妈妈，我想弹钢琴。”那架钢琴的价格是1245元，对于八十元月收入的我们是天价。为了孩子，我厚着脸皮给父亲打了电话，告诉他忙忙想学钢琴，能不能借给我一千元，我一定会还的。父亲一口答应了，说是回家商量一下，让我晚上再去电话。晚上的电话是父亲接的，说：“她说你说借，就是要，不会还的。” 我说：“爸，我说借就是借，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我不会说话不算话的。” 父亲又说：“她说孩子那么小，要什么给什么，不能这么惯孩子。学钢琴，哪那么容易，学不出来的。” 我失望地挂上了电话，却下定决心，再难也要给孩子买下那架钢琴。忙忙学琴的故事我在《青春的音乐》那篇文章里都写了。女儿高中毕业那一年，回国在北京音乐厅跟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交响乐团合作举办了个人音乐会。在整理父亲的日记时，我看到了下面的几则，品出了父亲在这件事情上从开始以为我想靠他，到后来逐渐有了改变。我心里是有所安慰的。蔡阿姨说的对：“爸爸还是爸爸，爸爸是亲的。”

爸爸还是爸爸 第四期 2020.2.16 （接“爸爸还是爸爸”） 1985年4月14日（星期日） 小妹带孩子来，黄楠可能给了点帮助（按：黄楠是黄克诚的长女，此时是我工作单位高能物理研究所工厂的党总支书记。其实黄楠什么也没有跟我谈过。我是从父亲的日记里才知道黄楠去看过他），似已懂得要自食其力，为专利局翻译得了稿费也。 1993年11月13日（星期六） 那天大胖谈小妹89年8月过香港所谈，我估计是愤激之语，“关起来才好”，使大胖极为不满，疑窦甚重，玉珍也同样，琬姐来信也是如此。心中一直不快。（按：父亲跟我提起过此事，说张玉珍认为我狼心狗肺，为自己出名，希望“六四”后父亲坐牢。我跟父亲说：我不记得从伯利兹返回大陆经香港，见到大胖哥哥说过把你抓起来才好的话。没想到父亲竟然说：说了又怎么样？“六四”的那种情势，人们当然都是十分地激愤）今天下午同玉珍谈开，并述及为忙忙买琴借一千元未允事，引起争执。又扯起那次徐炜来谈，要拆开我们关系，而我当时并无此种感觉（1961年尾，徐炜促范离婚的，因有歉意）。玉珍一直斩钉截铁认为是小妹与悌忠挑拨所致。小妹自幼与母亲闹翻，难道还愿我们复婚？也不想想我能同意？此事弄得极不愉快。 1998年5月8日（星期五） 午餐吕勇（按：我在陕西汽车厂时在车身车间工作，吕勇在底盘车间。因同为厂宣传队队员而熟悉。父亲大概记错了，我那时只拉手风琴，并无钢琴可弹。此时吕勇已从陕汽调入深圳大学工作）邀宴湖南菜馆。吕与小妹在陕西汽车厂共事十年，说小妹是当年学习的一面旗帜，自学高等数学、英语，坐一个小凳子，衣服补了又补。厂内管弦乐团，吕是指挥，小妹拉手风琴、弹钢琴。 1998年5月17日（星期日） 昨夜服眠药后仍失眠。半夜见玉珍上厕，谈了几句，竟大冒其火。我因那位西安孙辈客人霸留，而玉珍则谓我对忙忙音乐会无不安表示，两人撞车了。久久未能入睡。 1998年5月29日（星期五） 小妹写的忙忙学钢琴过程与她的中外老师文章，已发表在《华人文化世界》1998第2期。小贾寄小妹5本（邮资120元），文章写得甚好。 1998年6月10日（星期三） 上午悌忠弟弟来交票与小贾，略谈。晚上两夫妇又来家，特嘱待小妹回京后，同他们的嫂嫂谈谈，这种活动只能搞这一回了（按：悌忠的弟弟从未对我提起过父亲对忙忙音乐会不赞成的态度。音乐会后父亲是非常高兴的，特别是了解到音乐会的门票钱支付了所有的办会费用，很是欣赏。看到父亲的这篇日记，我才知道他开始是不以为然的）。要花5万元左右。现在经济形势如此紧张，下岗人多而困难。如此人为让一个未成年孩子“上台”，有无必要？ 1998年7月15日（星期三） 小妹六点四十五到机场，小赵接回，几个大箱子，还有大提琴。小妹十点才回家，带回一大批药物。玉珍较高兴。 1998年7月23日（星期四） 小妹说，票1200张都卖完了。忙忙和父母带上干粮四点半先走。同秦川谈好，黄乃夫妇由他同乘一车。王申生（按：王申生：画家。父亲在磨子潭流放地结识的忘年交。申生时为工农兵学员，到大别山采风。因与李锐友好而受处分。父亲平反后第一次去上海出差找到申生，帮助他换了与专业相符的工作）与儿子来，一起晚餐。我们四人于六点四十分到中央音乐厅，在贵宾室休息，见到元坤（按：我的大姨，母亲范元甄的大妹妹。陈忠介是我的姨父）夫妇，有四十年不见了，人甚活跃，还不出老，已72岁。陈忠介说，我的书都读了。王申生一起照了几张像。我与玉珍、悌忠母亲等坐9排正中，旁边是鲍蕙荞（忙忙的老师，国内第一钢琴手），同她谈起她的父亲，鲍国宝是老同事，1978年去世时尙未平反。（鲍是庄则栋原妻子）。元乾（按：元乾：我的舅舅范元乾。舅舅去世后，舅妈郑宝倩与李朋结婚）的妻子郑宝倩同我交谈，她现在的丈夫李朋（原财政部长）我是认识的，甚感亲热。元坤说，他们一家人都对我好感。 忙忙独自一人弹五个曲子，贝多芬、巴哈等，外行听不懂，只觉有难度，很熟练，也老练，毫不怯场。后一半曲子由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交响乐团伴奏，最后加演一段大提琴，曲子过长。很是成功，鼓掌很多，都反映成功。认识乐团团长金纪广，想读我的《实录》。交谈时，谈出我的身份，他原也不知陈大林（副院长）同我的关系。（按：陈大林是父亲的表弟方南君的夫人。） 1998年8月7日（星期五） 小妹将资助的2万元退还妈妈，因票房收入三万多元，已够开销了。 第二件事，父亲的日记里记有一笔： 1988年9月13日（星期二） 小妹来，忙忙吃午饭未得允许。 事情起于女儿的小学修缮校舍，她所在的班级借读在214中学的教室上课。这一下她没法在我们居住院的家属委员会办的小饭桌吃午饭了。但是214中学离父亲的22号楼却很近，坐车不过两、三站的路程。为了女儿，我再次厚着脸皮同父亲商量，看能不能让忙忙中午在他家搭个伙。父亲又是一口应允了：“好，你去跟她说说。”我进到张玉珍的睡房，将我们的难处跟她讲了，说：“爸爸说由你作主。” 张玉珍立即沉下了脸：“我这一家都是老人，你爸老了，我老了，蔡阿姨也老了。受不起这个累了。” 我说：“知道了，我自己再想办法吧。” 转身出了张玉珍的房间，没想到父亲守在走廊里等我，见我出来低声地问：“怎么样，她同意了吗？”我本来是没事儿的，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但是没想到父亲竟然着急地惦记着，鼻子一下酸了，好不容易忍住眼泪：“她不同意，说你们都老了，太累了。”父亲的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我赶紧说：“爸，我自己想办法。没事的。” 从父亲家出来我上到楼上金伯伯家，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我真是碰到了难事儿。嘉楠说：“太不像话了！小妹你甭为难，没关系，我中午接忙忙到我们机关食堂吃饭。”这样，忙忙的午饭有了着落。每天中午嘉楠从她的一机部情报所骑车到214中学接忙忙，忙忙那叫个高兴。嘉楠阿姨食堂的饭比小饭桌强多了。 我想大概是嘉楠跟开电梯的女孩子们唠嗑时说了这事，有多嘴的人传了话，让父亲觉得太没面子。没过多久，一天父亲突然打来电话说：她同意忙忙回家吃午饭了。我犹疑着，怕孩子受气，先回了趟家问了问蔡阿姨。阿姨高兴地说：“忙忙在这儿吃饭，你放心。”这样孩子就开始了在外公家吃中饭的日子，晚上会常常告诉我今天阿婆教她做了鸡蛋羹，改天又是阿婆教她做了个什么菜。有一天，忙忙突然问我：“妈妈，外婆干嘛老说你的坏话？”我一下不知如何回答才好，问：“外婆骂你吗？”忙忙说：“不骂。”我说：“不骂你就好。” 后来我从父亲的日记里看到这样一则，知道忙忙最后能在父亲那儿吃午饭，必定是父亲态度坚决的结果。 1987年2月4日（星期三） 因小妹的毛毛要同去游泳，引起玉珍不快：“那你就天天带她去吧。”使我也不快。从小妹处可以知道点年轻人信息，玉珍却不理解此种心情。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那本书出版之后，我送了女儿一本。她告诉我，她读到“我家的老阿姨”那篇文章时哭了。女儿说：“阿婆就是我的外婆。我在外公家吃饭时，能呆的地方就是厨房和阿婆的房间。阿婆教我做饭，我帮她收拾碗筷，我俩聊天。” 除了上边说的那两次，我没有向父亲张过口。搬出22号楼后，悌忠的妈妈每月给我们10元钱为孩子订牛奶。孩子的衣服我自己做，再加上有朋友们孩子穿小的衣服和鞋子不断接济着，我们每月能匀出五元钱让孩子学钢琴，还将单位发的独生子女费积攒到一起买了个孔雀牌相机，又加朋友帮我揽到的翻译活儿得些外快，一点点地还上了买钢琴借的钱。1983年8月，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是本译著《板料冲模设计》，一次得了240元的稿费，从李颚鼎叔叔的儿子李雄爱人的哥哥（够绕的）那儿买了台他自己攒的九吋黑白电视机。日子越过越好。 后来悌忠去世界银行出差，我通过英语考试得到去瑞士欧洲核能中心CERN交流工作的机会，回国后送父亲和张玉珍礼物，还给了他们一个大件指标（按：改革开放初期，录音机、录音带、电视机、洗衣机和冰箱等电器产品十分紧俏，出国人员按出国日期的长短可获得不同数额的大、小件指标在出国人员服务部（即父亲日记中说的“经贸部外汇购物处”）购得。购买须在回国后的指定期限内凭护照和报关表完成，过期指标作废。记忆中盒式录音机、录音带算小件，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等大电器算大件）。买电视那天，是多年后悌忠第一次同父亲见面。父亲在日记里有记述。 1988年1月27日（星期三） 上午同杨筱玲（按：张玉珍好朋友的女儿。从父亲日记里知道她常去串门，有时会住上几天）、小妹一起到经贸部外汇购物处买来日立21吋彩电（遥控），随付小妹1500元。见到巴悌忠，颇正常。 这年的春节，记得是大年初二，父亲的司机小彭突然上到我家住的四楼单元敲门。开了门，我奇怪地问：“你怎么来了？”小彭说：“李部长来了，在楼下车里，让悌忠和你们一起回家。”悌忠在我身后听到了，二话不说，进屋穿上大衣下了楼。老头子在车里看到我们下来了，立即打开自己一侧的车门，悌忠叫了声：“爸爸。”老头子应了，脸上绽开了笑容。从此我的家和父亲的家算是恢复了“全面外交关系”。后来从父亲的日记中才知道张玉珍并不情愿，一定是父亲坚持了的结果。 1988年2月15日（星期一） 春节让悌忠来，先到小妹家去，引起玉珍不快，口角两句。 “后娘难当”的张玉珍 1989年“六四”期间我不在国内，正从高能所借调到核工业部的中原公司，外派在中美洲的小国伯利兹当个开发项目的小经理。我一个非党员领着几个党员，而且还不分“伙食尾子”（按：伙食尾子：那时出国人员每天的伙食费有固定标准，用不完的结余部分被称作“伙食尾子”，按政策是可以分给个人的），告诉大家钱要先用在干事儿上，被几个党员恨得牙根儿疼。“六四”时我们参加了当地华侨的遊行和天安门捐款，被同事告回公司总部，将我以汇报工作名义调回，我才知道父亲因为反对“六四”开枪正在中顾委挨批。人事部处长张一群让我交代反党言行的同时，财务部开始查我的经济问题。 我这辈子没破口骂过人，张一群找我谈话的那天，破了例。他让我交待为什么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我说，我一个小兵卒子怎么会知道党有两个中央，我同赵紫阳的公开的党中央是一致的。你去翻翻毛选五卷xxx页（按：记得毛泽东的这段话出自对“信阳事件”的处理。当时是清清楚楚地记得页码的，好像是276页，但是不确定，此处只好以xxx替之），毛主席说过：绝对不能对群众开枪。然后一把拉开他办公室的门让全公司的人都能听到我在骂：“你这个党棍，文化大革命过去多少年了，你还想整人！”公司去过天安门、正在被这个张一群批查的同事们觉得我真是给大家出了气。对我非常好的总经理事后对我说：“你到是让大家痛快了，他还不往死里整你。”我那时是觉得党内斗争复杂，张一群一个小处长其实并不知情，不过是想借着整人邀功往上爬。我若怂了，他以为我爸要倒了，当然会往死里整我。我要是穷横，他摸不到底，下手就会有顾忌。 后来总经理和我所在部门经理到父亲那里去了解情况，父亲说：我这个女儿从小就撒谎，你们查出她有问题你们就处理。总经理的弟弟是我高能所的同事，了解我的为人，告诉了我他哥哥去见我父亲的情况，说他哥哥听了李锐的话非常震惊：父亲怎么可以这样说自己的女儿？如果孩子真的是爱撒谎，那也绝对是大人的问题。 其实伯利兹是个很小的公司，总部给我们的全部经费也就是25万美元。全公司九个人，要干事儿、要吃饭、要租房和交水电费，又是会计管着钱，退一万步，我就是想贪污也做不到。更何况39岁的我当时一脑门子地想干出番事业：“用社会主义的模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走出一条开发道路”，一点儿往自己兜里捞钱的念想都没有。为了给自己留个清白，我至今保留着在伯利兹经手的所有文件的副本。张玉珍居然就到处说我贪污了25万美元，这次要被杀头了。后来总部派了三个人到伯利兹去查账，问题出在他们根本就没有看懂买地的英文合同，人事部以为我在买地时贪污了的五千美元，其实是预付款。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只能以解除借调回原单位，作为对我“六四”期间表现不好的处罚。 张一群能这么轻易地放过我，是因为“上面”发了话。这个“上面”就是父亲的老秘书张敖荣叔叔。他那时是国家机关党委组织部部长，负责国务院各大部委“六四清查”工作。他对核工业部党委说：“这个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我向你们保证她不反党。”办理离职手续的那一天，张一群堆着一脸的假笑对我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能在公司内部解决的？你何必惊动部长嘛！” 回到原单位高能所，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说我“六四”期间表现不好，不接受我回所工作，将我除了名。我下定决心出国。只有初中文凭的我，其实根本不知道出国后的前途在哪儿，就是一根筋地觉得在中国活不下去了，一定得带着女儿出去。 父亲去世前，我在医院里跟守护着父亲的小余聊天，她告诉我，她听张玉珍说过不止一次我“六四”贪污要被杀头的事儿。2019年2月20日父亲遗体告别的那天，排队等候进入告别大厅的人群中，有人听到奚青（按：奚青：西城法院判决书中引用的“李南央是李南央，我是我……我们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那篇刊在2014年10月5日“五柳村网”《李锐访谈》一文和李锐遗体告别当天张玉珍感谢信“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请不要再‘消费’李锐了”的写手之一。另外两人是：赵来群、黄与群）在队伍里大声宣讲：“李锐的那个女儿李南央坏极了，她‘六四’贪污了五十万美元（比张玉珍说的翻了一番），是应该被杀头的。”父亲的日记中也留有“六四”时，他对我有过怀疑和不信任的印迹。

暂时就这么多了。等有更新我再来这里贴。

Mark 一下，慢慢看

这父女俩个好能写。

感觉这一家子的关系都很扭曲。

没有疫情，平时版里常见的贴都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婆媳问题，亲爹后娘，纷纷扰扰，人性已经复杂，党性还要把人性善良的一面抹去，就只有人性的恶了。

Mark.

那时候部长家也沒钱呀

李南央最近出了新书 叫”我有这样一个继母“，骂张玉珍的。大家感兴趣我可以发上来。
yaoyaomm 发表于 2/17/2020 3:13:08 PM

请发上来。

那时候部长家也沒钱呀
西岸玫瑰 发表于 2/17/2020 4:36:59 PM

那是刚平凡没多久吧。

我还是很佩服这两个父女的，都活得很坦诚，敢公开自己日记。

仅就皮相来说，范，张都不出挑。这届土匪眼光不行。

李锐这么精明的人居然老婆看错两次，感觉还是眼光不行

仅就皮相来说，范，张都不出挑。这届土匪眼光不行。花，范，张都不出挑。这届土匪眼光不行。
zyhbwh 发表于 2/17/2020 4:54:37 PM

以前没有美图秀秀，看看叶家的几个大老婆还是都挺漂亮的

感觉这一家子的关系都很扭曲。
DingXi 发表于 2/17/2020 4:30:17 PM

同感！ 感觉这一家里的每个人，包括爹、妈、女儿、后妈等等都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的利益算计，包括打到谁，向谁表忠心（不管是政治斗争上，还是家人感情上）。看完后只觉的庆幸，我们大多数人比这些人幸运，即使与父母有分歧甚至争吵，但至少没有这种因权力、地位等政治因素带来的被大大稀释、污染了的所谓"亲情“。

不要歪楼哈。不是美女鉴别贴，严肃的政治贴。让我先歪歪楼，贴贴李年轻时候的照片。还是比较帅的。有思想有才还比较帅。

好看

李锐长得挺精神的，老了也是个精神的小老头。
人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性。土共居然说党性高于人性。所以才会发生这么多没有人性的事情。

回复 51楼yaoyaomm的帖子 女儿高中毕业那一年，回国在北京音乐厅跟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交响乐团合作举办了个人音乐会。 /:::: 呵呵。

不知道为啥呵呵。她女儿的钢琴后来弹的非常非常好。在她的另一本书里有谈到，我回头去翻翻。 回复51楼 yaoyaomm 的帖子 女儿高中毕业那一年，回国在北京音乐厅跟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交响乐团合作举办了个人音乐会。 /:::: 呵呵。

回复 51楼yaoyaomm的帖子

女儿高中毕业那一年，回国在北京音乐厅跟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交响乐团合作举办了个人音乐会。
/::::
呵呵。
aiersha 发表于 2/17/2020 6:01:43 PM

你还没看到后面，相比李锐平反后，一会给这个开条子，一会给那个开条子，这就是小事一桩。

王剑评论他们仍然是既得利益者，不过我还是佩服这父女两的坦荡荡

回复 72楼yaoyaomm的帖子 中国那么多，美国那么多的，弹琴好的孩子，都能有这么高的规格开自己的音乐会？

回复 72楼yaoyaomm的帖子

中国那么多，美国那么多的，弹琴好的孩子，都能有这么高的规格开自己的音乐会？
aiersha 发表于 2/17/2020 6:10:46 PM

他们肯定是直接或者间接的享受了权力的。

他们肯定是直接或者间接的享受了权力的。

DingXi 发表于 2/17/2020 6:11:45 PM

而且李还是和母亲以及继母关系不好，老公好像是普通人家，又出国很多年，仍然可以享受的权力的庇荫。

这个继母玉珍 应该跟翁帆一样 是土工派去 1照顾起居生活 2监视李锐的

李南央说TG在延安时期干部倒卖鸦片也是真人真事儿
视频12分50秒开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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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还是没有好好写她妈妈，她妈妈因为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和我党左王邓立群搞在一起，又没有结果，所以一辈子都不爽。

同意亲们的评论，觉得李南央也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只是因为从小缺爱，性格有点扭曲，所以更直接了一些。

李南央还是没有好好写她妈妈，她妈妈因为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和我党左王邓立群搞在一起，又没有结果，所以一辈子都不爽。
AbeLoveMe 发表于 2/17/2020 6:26:57 PM

感觉她妈已经脱离人的范畴了。

同意亲们的评论，觉得李南央也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只是因为从小缺爱，性格有点扭曲，所以更直接了一些。
Ishadow 发表于 2/17/2020 6:35:15 PM

如果多一点像李南央这样的既得利益者也不是坏事

感觉她妈已经脱离人的范畴了。

DingXi 发表于 2/17/2020 6:37:30 PM

那个年代这样人很多的，我党宣传的好，只要以革命的名义，什么父母兄弟，夫妻儿女都可以抛弃。很多揭发材料都是身边的人写的。看看刘少奇落难的时候，他女儿刘涛和前妻写的检举信，薄熙来自己上阵踢老爸的，这些都是一般例子。

回复 1楼Superdiamondx的帖子 李南央大姐，非常好的一个人，很喜欢听她的访谈。希望她可以多接受采访

李南央住湾区，因为我爸爸是李锐的铁杆粉丝，我带我爸妈去她家吃过一次饭。她和她先生很有亲和力，完全不同于其他的红二代。她退休前在国家实验室工作，退休以后在斯坦福的胡佛研究院做义工，非常了不起的人。
yaoyaomm 发表于 2/17/2020 3:48:25 PM

太令人敬佩了

李南央还是没有好好写她妈妈，她妈妈因为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和我党左王邓立群搞在一起，又没有结果，所以一辈子都不爽。
AbeLoveMe 发表于 2/17/2020 6:26:57 PM

她最郁闷的是 李锐文革后又起复 成中组部副部长了 范后来想复婚没有得逞 气坏了

贴一个李南央2/16的采访， 这才是中国人的脊梁。 真庆幸我们在美国。 “中国已经没治了”

我觉得李南央同志关于继母的文章不该写啊，太过于隐私和丑陋了。
写生母的文章倒是很好，很能引起人们关于那个时代，那个主义的思考。写继母的就太限于重组家庭的鸡毛蒜皮了。
不过有意思的一点倒是看出来，男人选女人的标准真是难得始终如一啊，李锐老同志就是一贯的只看漂亮，不看品行，或者他就是爱这类漂亮刁蛮的女人。
noodlewo 发表于 2/17/2020 3:55:31 PM

我觉得写得很好，很有道理啊：

“张玉珍是我二十九岁前的人生中从未接触到的一种人：农民出身的老红军的太太。她出口骂人用词的肮脏，自以为是叽里呱啦的不着调，令我叹为观止。从她身上，我了解了跟随毛泽东闹革命的草根群都是些什么样的人，领教了这些人的贪婪和流氓性。渐渐地，我不仅对共产党的理论、作为不认同，另起了对它深深的厌恶。如果说我的亲生母亲范元甄曾经是个单纯地向往革命的少女，在共产党这口大染缸里被染得浑身漆黑，张玉珍则是缸里的一粒染料，她的底色就是黑的。”

李南央的母亲是 被共产党化的 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入错了组织，最后只能自己洗脑自己。 她继母就是典型的共匪，更不要脸。显然继母比她生母混得更好。

看前面写的＂玉珍妈妈＂似乎很好的样子，怎么后面写的张玉珍这么坏？

http://hx.cnd.org/2019/03/17/%E9%B1%BC%E9%B9%B0%EF%BC%9A%E8%8C%83%E5%85%83%E7%94%84-%E4%B8%BA%E8%BF%99%E4%B8%AA%E8%A2%AB%E5%A5%B3%E5%84%BF%E7%A4%BA%E4%BC%97%E7%9A%84%E5%9D%8F%E5%A6%88%E5%A6%88%E8%AF%B4/ 鱼鹰：范元甄- -为这个被女儿“示众”的坏妈妈说几句话 发表于 2019 年 03 月 17 日 由 wy 李锐（原中组部副部长）去世，曾在1990年代末引起海内轰动的著名文本——李锐女儿李南央所著《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再次刷屏。李南央以长女之眼，记述了母亲范元甄的种种不堪：政治年代对父亲不遗余力的揭发，延安整风时的出轨，在家吵架的歇斯底里，对周遭亲人的冷漠、坑害，对女儿的冷嘲热讽、语言暴力…… 一位作家朋友（男）在朋友圈写：“看得怒火丛生。李锐这老婆就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大xx，这样的人不配为人妻为人母。” fan1 范元甄、李锐与长子范苗的合影 我的感受却远比这复杂。 有人说“家丑不可外扬”，李南央这样写自己的妈妈，“也不是什么好人”。我不赞同。 李南央当然有权利写。备受心理摧残的童年、少年，缺爱的成长，对母亲的恐惧是她的亲身经历，也是一段大历史中的鲜活细节。 可是，李南央的视角里也缺少了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位曾经才貌双全的母亲，人生遭遇了什么？她如何背离了自己理想的人生？ 在我看来，范元甄是五四后第一代试图走出家庭、追求平等，渴望在事业上真正与男人比肩的女性。为这个目的，她努力交付一切，不惜与至亲决裂，却以悲剧收场。此间她的挣扎、抉择、痛与恨、精神的异化，都可作镜鉴。 我只庆幸，今天，当一个女人怀有和范元甄相似的欲望，我们可以不必再做范元甄，不用再经历她所忍受的一切。 1、一个有才华的女人，却没有一展抱负的岗位 无论哪个批责范元甄的人，都承认她才华横溢。 李南央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里写： 妈妈年轻时很是得意过的。 先是抗战初期，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她到延安后，周恩来亲自写信给她，还附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母亲一直珍藏着。 母亲在延安时，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 我爸多次对我说：“你妈比我有才华。”好多认识我妈的老干部都对我提起过当年延安关于宪政的演讲比赛，我妈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代表，结果把抗大的共产党代表给辩论倒了。事后，大家笑传了很久。 fan2 这张范元甄十六七岁时的照片，可见她的风采。图片来源：范元甄孙女的公众号“我是范可觅” 当年她在武汉学生集会上发言，王明看到说：“这个人应当发展她入党。”很是欣赏。到延安后她直接进了为“成熟的革命者”提供的“马列学院”。 周恩来则为重庆大后方失去这个人才很是惋惜，他在信里写： 我和颖超常常提到你，想起你，觉得假使“小范”在此，也许会给我们以更多的鼓励，更多的安慰，更多的骄傲。 周恩来曾对范元甄说，在她身上看到了五四时邓颖超的影子。 种种当年的记述表明：年轻时代的范元甄，能力超出了许多同时代的男性。但如今回看，她却没有什么工作上的成绩。李南央引用陈伯达的话，“小范是开花不结果的人物”——但这在事业上的“无法结果”，真的能归咎于范元甄个人吗？ 事实上，这正是范元甄一生最大的痛苦，在她1976年的信里有这样一句：“我的惟一痛苦，就是我没有投身于这些伟大斗争第一线的机会。我的痛苦是战士而无战斗岗位的痛苦。” 李南央写母亲的第一次失落是“抗战胜利后，母亲随父亲北上热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直至到派至北平，参加了党办的‘解放报’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 崔卫平这样评论： 她当然会感到失落！原因非常简单，为什么她不比丈夫缺少才华和能力，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力分配而要跟随丈夫升迁而迁徙？难道她要求和自己能力相当的工作是不合理的？这让我联想起约十年前读到的一篇文章中说，一些参加过长征和其他重要革命时期的女同志建国以后分配给她们的工作是当“夫人”，外交官夫人或什么夫人，她们齐声惊讶道：“这叫个什么革命工作？！” 范元甄离一展自己事业抱负最近的一次，是1959年到1960年的冬春之交。那是她在经历了整整三年的北京航空学院特别班学习后，获得的机会，担任北京青云仪器厂总工程师。但不到半年，就因为丈夫李锐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倒，她也被牵连，受批判，从总工程师跌落到车间的炉前工。在范元甄自述的简历里，她这样写： 下車間劳动、生病—甲肝，重度精神衰弱，子宮肌瘤，大出血，甲狀腺功能低下、浮肿和粘液性水肿 fan3 图片来源：范元甄孙女的公众号“我是范可觅” 了解了这样的背景，你对李南央所述中，那时范元甄在家对李锐歇斯底里的吼叫、争吵，是否也有了一丝同情？两个人都在政治高压下，而范元甄，比之李锐又多了一分病痛的折磨、被牵扯的不甘。 以今天的视角，我们也许更易分辨理念的对错。可在当时，从范元甄这样一心投身“伟大斗争第一线”的女战士角度来看，她的怨念在于：我被无端牵连，只因我是某个人的妻子，这公平吗？我明明代表的是我自己啊！ 难怪崔卫平这样评论： 它的野蛮之处在于根本不把妻子看作有独立人格的人，确认她的身份是要靠她所嫁的那个男人，靠他的男人赋予她所拥有的光环或脸上刺什么样的字！仍然是嫁狗随狗、嫁鸡随鸡的老一套……这正是造成她压抑的根本和主要的原因。毕竟她来自开明家庭，受过“五四”洗礼，潜意识中有自我实现的要求。 2、生育的抉择与痛苦，比今天强烈100倍 范元甄与李锐，原本是延安才貌最相当的金童玉女，与很多投奔革命的知识女性嫁给草莽英雄不同，范元甄可谓真正的自由恋爱，她和李锐都出生于殷实之家，都叛离了自己所在的阶层，心怀相似的理想，也都有知识积淀。 fan4 李锐、范元甄的结婚照 可是，李南央写，母亲一再提及史良为她惋惜的话：“结婚太早了！”永远地后悔自己年轻时的选择，好像毁了她的一生。 李南央记叙此段时语带讥讽。但当她几年后整理父母早年书信，出版《父母昨日书》，对母亲这番痛惋应当有更深体会——与其说她是后悔选择了李锐这个人，更不如说，她是真的感慨，女人不该像她那样18岁就结婚，哪怕是真心被吸引的自由恋爱。 那个年代，没有完善的避孕措施。范元甄在结婚之初，就陷入了对怀孕的恐惧。因为在当时延安男女同质、高度革命化的环境下，女性一旦怀孕生子，就不得不面对在革命序列中掉队，被讥讽为落后分子的命运。 丁玲在《三八节有感》里有犀利的描写： 我是最认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奋斗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请求和“彼此赞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请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请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静静的去吃着坠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答复：“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适，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 难怪邓颖超在延安看见范元甄，特意关照她：别有孩子。 范元甄是一个有着强烈自主渴望的女人。在《父母昨日书》中可以读到，为了避免过早怀孕，她要求李锐“一两年内决不干那足以引起‘孩子危险’的玩意”，为此李锐亦曾表示要“下最大决心耐住”。 但这样违背人性的“刻意禁止”，显然难以持久。范元甄很快怀孕了。 她选择了打胎——当时的女性如果想继续投入工作，这绝不是孤例。而在贫乏的医疗条件下，你很难想象她们身体遭受的创痛。 袁凌在《无家可归的娜拉》中写： 范元甄开始经历一轮轮的怀孕–打胎–怀孕的循环，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起初的理想婚姻设想完全被打破，双方的感情受到不断的损耗，以至于荡然无存。女性在追求革命道路上的性别弱势全面的显露出来，以至于范元甄发出诘问“为什么自然是这样不公平？” 第一个男婴早产之初，范元甄害怕，希望他不会活起来。但孩子埋葬之后，她“开始想念他了”，为此哭泣了好几次，甚至看见母马和小马亲热，也“不禁呆站了一会”。此后怀孕和打胎的循环，以及母性和革命追求的分裂，使她“对于性生活很厌恶”，与李锐的感情亦降到冰点…… 范元甄与李锐真正存活下来的第一个孩子范苗，出生在从承德撤退的卡车上——在颠簸的路上生孩子，那是怎样非人的体验，真不敢想。 孩子很长时间由范元甄独自照料，夫妻因革命需要分隔两地。她在简历中写： 1949年4月隨王首道領隊等南下幹部隊進関。到北平，準備安頓孩子，在協和醫院診斷為中毒性甲狀腺功能亢進症，此病已誤診耽誤了半年多時間。 1949年7月在協和醫院，作甲狀腺次全切除手術手術後轉至東交民巷北京醫院（原德國醫院）繼續住院。 从此范元甄一直病痛缠身，当时她才28岁。 fan5 1949年时的范元甄。图片来源：范元甄孙女的公众号“我是范可觅” 就这样，她还生养了三个孩子。 我相信，在她与女儿冷漠的关系中，除了政治的异化，还有一重对生育的怨念——仅仅是生下这些孩子，已经够痛苦了，因为这样的生育节奏，非她所愿，而她却无能为力，付出了身体的惨痛代价，仍无法自主。 写到这里，我多么庆幸生活在一个避孕套已经普及的年代，无论政策如何倡导、旁人如何劝说，我们有权决定要不要怀孕、何时怀孕，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来认清自己，也有机会重新选择。这不是对女性最友好的时代。今天重读丁玲写于1942年的《三八节有感》，许多困境，许多批判，仍不过时。但如果积极的看，与范元甄的时代相比，至少我们有了更多生与不生的权利、婚与不婚的选择，有了更多经济自主的路径，有了看到更大世界的可能，不必困于单一的思想，不必困于与丈夫、子女“连坐”的人生。 最后，贴下丁玲《三八节有感》中的这段话自勉： 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我不必说大家都懂的。 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无节制的生活，有时会感到浪漫，有诗意，可爱，然而对今天环境不合适。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没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只有它同你最亲近，好好注重它，爱护它。 第二、使自己兴奋。只有兴奋里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感到生命饱满，才感到能担受一切磨难，才有前途，才有享受。这种兴奋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所以必须天天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读点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 第三、用头脑。最好养好成一种习惯。纠正不作思考，随波逐流的弊病。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最好想想这话是否正确?这事是否处理的得当，不违反自己作人的原则，是否自己可以负责。只有这样才不会有懊悔。这就是叫通过理性，这，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诱，才不会糟践热情，糟践生命，而免除烦恼。 第四、下吃苦的决心，保持到底。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就义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这句我想改成：幸福不只是月下弹琴，花前吟诗，也是暴风雨中的搏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必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而这种支撑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适的坚忍的。 读者推荐

范元甄年轻时代还是相当好看的。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335 她终于解脱！ 当前位置： 首页 》这样走过 》李南央：她终于解脱！ 》 分类： 她终于解脱！ －－作者：李南央 她终于解脱！ 母亲范元甄于二ＯＯ八年元月二十四日凌晨零点四十二分走了。只有我哥和我妹家及她单位很少的人在医院与她告别。遵照母亲临终的要求，哥哥至今没有将她的死讯告诉我。我是二月一日从长沙的表姐那里得到的消息，母亲临终前的具体情况我不得而知。 原以为自己会很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却意外地不能平静。下班回家的路上，莫名的悲伤袭来、逝去、复又回潮，左手把着方向盘跟随着湍湍流动的车流，右手擦拭着不断涌出的泪水。我没想到自己会为母亲如此哀痛：她这辈子活得太不愉快，太没有欢乐了！就这么带着一腔怨恨地走了……！ 不久前，在网上无意间看到了母亲捐赠的一级文物－－周恩来从重庆写给正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的她的亲笔信。少年时代，母亲让我看过周恩来送给她的一张照片。母亲指着照片对我说：“你什么时候门门功课都得五分，我就带你去总理家做客。”可我的政治课老得不到五分，因此一次也没能和母亲同去中南海做客。但是母亲从没有对我提起，周恩来除了照片还写有一封信。那封信的存在，是父亲告诉我的。他说周恩来当年给母亲写过一封情谊深长的信，还附有一张照片。看到网上周恩来信的影印件，我才敢肯定：父亲的记忆是准确的。信的原文如下： 元甄同志： 乘参谋长飞回之便，我写几句话问问你好。你现在当能想像我们在此地的忙碌、紧张和愤慨的情形。但是我们大家并不以此为烦恼。整个红岩嘴，曾家岩以及化龙桥－－都是你曾经到过住过的地方的同志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手携手地肩并肩地一道奋斗，一道工作。有些人正在无言地走向各方，有些人正在准备坚持到底。紧张而又镇静，繁忙而又愉快的生活，两年来在重庆，这还是第一次体验。光荣的，是党给这次机会来考验我们自己，在被考验中，这一代的男女青年，是毫不退缩地站在自己岗位上，走在统一战线的最前线。 我和颖超常常提到你，想起你，觉得假使“小范”在此，也许会给我们以更多的鼓励，更多的安慰，更多的骄傲。元甄！对么？我相信你的血也在沸腾，你的心也跳跃起来了。不要急，伟大的时代长得很，学好了，奋斗的日子，试验的机会多得很，你决不是一个落后者。 夜深了，想想你的活泼的神气，写几句鼓励青年好友的话，也许正对我是一种快乐，而这种快乐我和颖超常常引为无尚荣幸的。 握你的手。 周恩来 （一九四一）二月一日 （按：皖南事变发生之后不久） 母亲人生的起步是多么地可圈可点：十七岁，已经是重庆《新华日报》小有名气的记者，写过不少颇得好评的采访报道；十八岁和我父亲结婚后即进入延安，在为成熟的革命者设立的马列学院学习。她那时能够得到周恩来夫妇的喜爱，是一件多么令人钦羡的事！而父亲当年的信中也是充满了对母亲的爱慕之情的，他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给母亲的信中写着：“清晰记得联合国大会那天我偷着看你－－你那天特别美，而感到的陶醉。” 看着母亲和徐姨妈（按：徐瑞璋，延安的第一个女播音员，播音用名：麦风，我一直称她为徐姨妈）并肩倚靠在募集来的、即将送给前线抗战将士们的慰问包堆上的照片，那神态是多么的天真无邪；那甜甜的脸庞和我记忆中的母亲是多么的不同！她怎么会从一个热情、活泼，人见人爱的小姑娘，变成日后那么个让人根本无法理喻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她后来的路怎么会走成那样，一事无成！ 二ＯＯ二年的六月，我开始着手整理父母之间的旧时通信，至二ＯＯ五年的元月完成了八十多万字的《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一九三八年－一九六Ｏ年通信、日记集》上下两册的印刷，因此对母亲的转变过程，有了个大概的了解，开始对她有了很多的同情，不再是以前那样完全的批责。母亲从小娇生惯养的大小姐脾气，当然是不能不承认的内在因素，但是延安整风那场“精神污染”运动，实在是彻底地将她改造成了个“新人”的致命的、强大的客观外力。还是用我母亲自己的话来勾勒出那个轮廓吧，下边是她不同时期，写给不同人的几封信的摘录： 这两天心情很沉重。昨晚讨论了我，证明自己思想上的严重性。要做一个党员，真得重新脱胎。这是一个痛苦艰巨的斗争。我想最近时期内我们的共同生活中，应该有意识地注意到这些方面。 …… 我很难过的，对于我自己，我是开始全面地认识到自己如何不够一个党员的标准。对于你，我觉得你还没有全面的，不姑息自己地来认识自己。而是躲在自己的所谓“长处”下面，总看到自己如何美好，如何以为自己都是美好的，所谓“改造”岂不无的放矢吗？ …… 你记得我们在重庆时的雄心吗？我们曾想“别开生面”地生活。当然那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但是我们生活三年了，这三年真正在政治上的帮助是很不够的。头一个时候，你对我的一切帮助（如家庭观念），我是感谢的。我们为什么不是做得更多呢？我们也有过坏影响的东西，我希望两人都好好想一下。（摘自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范元甄给李锐信） …… ……你认为我二十年都没有乐观地生活，我对孩子只是发泄痛苦，不符合我的实际。我的痛苦在于“一个党员不能白活着等死。”我对孩子的“斗争”是严重的争夺下一代的问题。 ……你有时间多多政治学习，清理思想，不一定多给我写信。听过你所说：“我不能照你的框框改造自己”，我就了解问题的关键了。我现在对你既不发怒也不痛苦。（摘自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九日范元甄给李南央信） …… 来信所说我的心情不好，我只能当作你的好意来领受，不能要求你说的准确、对症，因为这不可能。举个例，“家庭破裂”一语，对我就不适用。我与李某有过二十年夫妻生活，那是一个有缺点的党员（真心革命而入党的）和一个假革命之间的一场阶级斗争。因为我的阶级烙印、世界观（包括恋爱观）的弱点很多，所以斗争时期长，过程艰苦；但就其结局言，是一场胜利的斗争。对我，是跟随毛主席进行路线斗争，并从中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幸福过程。别看这个过程中有眼泪，也有时痛苦，那却是虽有缺点的真正的战士才能理解与体验的莫大幸福。这场斗争为我在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批林批孔、当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准备了思想基础，使我能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进。我的惟一痛苦，就是我没有投身于这些伟大斗争第一线的机会。我的痛苦是战士而无战斗岗位的痛苦。…… 我是在党内长大成人的，四十多年，受党培养、教育、信任，期望多，贡献很少，这是到了丧失劳动力的老年，无法自解的痛苦。几十年，我只有一件事比较对得起党，就是按毛主席教导认真解剖自己。从延安整风直到今天，我亲身体验，要能严于解剖自己，必须有勇气站在革命立场，用阶级观点重新认识自己的出身环境、家庭，而且要反复不断加深认识。 …… 信写长了。告诉范茁（按：文化大革命中，母亲为我改的名字），要她好好想想，……我和她的分歧已经到了共同语言不多的程度了。 ……我毕竟是一个几十年的党员，不承认有任何一种离开阶级内容的“感情”。（摘自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九日范元甄给巴悌忠的信） 一辈子成就了一件事：“按毛主席教导认真解剖自己”。这是什么样的人生悲剧！但这差点也是我的人生之路。我得承认，在母亲的教育下，在党的诱导下，我曾经是坚定地站在母亲一方，和父亲李锐划清界线的。我认同母亲的理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阶级的关系”，“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幸运的是，我在十七岁时远离了母亲，当了一个普通的工人，自立于社会。这让我有了摆脱母亲的束缚，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的机会。 在我刚刚与悌忠交朋友不久，母亲告诫他“范茁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不能正确对待有过李锐这个父亲的问题－－也就是不肯清算那个家庭生活烙印。……这种感情使她不承认看人应用阶级观点作阶级分析，因她的立场问题还没开始解决，脑子里资产阶级观点情调占统治。”（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信）巴悌忠－－这个工人的儿子，当然无论如何也站不到“老革命”范元甄的高度，按照她的要求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的女朋友－－李南央。我也就此下决心离开母亲为我画出的人生轨迹，真正走自己的路。当我逐渐越来越明了亲人之间的感情应该如蓝天白云般纯净，当我用自己的眼睛越来越审视出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党的教导悖逆人性，我是多么地希望与母亲交流、沟通，希望她走出那“对得起党”的误区，使她的后半生能做些对得起用辛勤的劳作养活了她的工人、农民的事情。可叹的是，一个非党员的、一介草民的我，根本无法接近和触摸到“老革命”的母亲的心灵。 我最后的一次努力是请徐姨妈的儿媳妇，将一套《父母昨日书》送给了母亲，并附上了一封信： 妈妈： 听说你在找《父母昨日书》，请绿河姐转呈一套。我的思考都写在《编者感言》中了。 不管我们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有多么不同，我始终感谢你给予了我生命，让我从小受到艺术熏陶。否则我也不会有今天。 祝：好！ 小妹（按：我的小名） 二ＯＯ六年四月 徐姨妈的儿子，蔚为对我母亲的看法和我是不一样的，他和他的妻子是真心将我母亲尊崇为革命前辈的。蔚为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一个伟大的革命先辈就这样走了，太让人悲痛了！”可是他们去年十月二十四日去医院看望我母亲时，两分钟不到即被“送客”，并让我哥和我妹再也不要与他们来往，只缘他们曾充当了我的“信使”。 母亲在延安马列学院的同事，周太和伯伯的女儿告诉我，两年前，我母亲曾让我妹妹陪着去过她家。我母亲行走已十分困难，她要挽扶我母亲上楼梯，被坚决地拒绝了。我母亲说：“你们帮不了我，我自己走。”坚持着自己扶着扶手，艰难地爬完了那段楼梯。母亲是太倔强了，她拒绝任何别人欲予的帮助，无论他们是谁。但是她毕竟收下了那套书，我知足了，我十分地知足了！因为她一定会看到我在扉页上写的话： 谨以此书尽我对父母的孝道。 感谢他们用自己辛勤的笔， 记录下了他们那一代人生活的足迹， 我得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向更高处攀登！ 去年的八月，我从周太和伯伯的女儿那儿得到母亲检查出了食道癌的消息。周伯伯的女儿说：你妈在电话中将检查结果告诉了我爸。她说不准备做任何治疗了，这么大的年纪，就算一个月掉一斤体重，一年下来还有一百二十多斤呢。你妈十分坚强和豁达。 放下电话，我将情况对丈夫悌忠说了。他说：“你妈能把‘死’看得如此轻而透，就这一点，她不愧是大家出身。”我说：“我也十分地尊重，说明在这一点上她的信仰是真的，是真正唯物主义的，不是假的。” 母亲的病让我记挂，我不能不有所表示，即便清楚地知道，以她的性格，她是不会理睬我的。我自制了一张彩色卡片寄给了母亲，上面印了我们一家三口在女儿医学院毕业典礼时的合影和我家后院的风景，并写了不多的几句话，告诉她我惦念她的病情，敬佩她能够坦然面对。 后来在去年十月份的第五十五期《老照片》上，看到母亲针对我写的《童年琐忆》给《老照片》编辑的信。我以为她还有精力，能够再撑持几年的。没想到那竟然成了母亲和我最后的，也是多少年来唯一的一次思想交锋。她没能看到我在香港二月份的《开放》杂志上发表的，对她“来信” 的回应文章。 二月一日和表姐通完话，我曾有过极大的冲动，想立即告诉“开放”的总编金钟先生，撤下我的那篇“回应”。待看到台历上那大大的“一”字，知道一切都来不及了。我坐在那里愣愣地想了半天：李南央你不厚道！很多人不但以为你不厚道，还会以为你简直是残酷－－用这么篇文章为母亲送终！ 我想起了章怡和的一句话：“如今舆论界提倡‘宽恕’。谁‘宽恕’谁？‘宽恕’当然好，但我不主张‘宽恕’。因为我们这里既无悔罪，也无清算。悔罪清算之后，方能宽恕。” 母亲对那些被她伤害过的人说过对不起吗？对别人我不知道，我知道她没有对小姨说过，没有对大姨说过，没有对大舅说过，没有对小舅说过，没有对我家的老阿姨说过，更没有对我父亲说过。母亲在与我断绝了一切来往，对我的生活情况一无所知时，还是说：“李南央现在是靠无孔不入的钻营手法在美国混，不择手段利用任何可利用的关系达到她各种大小目的。身边也有个圈子，都是这种人。现在气候适宜，混得很得意。”（摘自范元甄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日给朋友信）。 对于一个曾经深重地伤害过别人，而至死没有些许歉疚之意，始终用“阶级斗争”的话语糟蹋人的“几十年的党员”，任何的原谅都是虚伪和没有自尊的。在党和紧跟它的政策和执政方针的党员们，没有对自己所犯下的一切错误和罪行向人民鞠躬忏悔以前，讲不得宽容，那不是美德，那意味着对罪恶的遗忘，那意味着整个民族患了软骨病。 但是，我仍然无法摆脱母亲的影子，她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虚虚渺渺，模糊而陌生。听说她走得很快，很安静，我感到安慰。毕竟她是我的母亲，她给予了我生命。她这辈子过得太不愉快，太不快活，能够走得没有痛苦，能够终于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愿走完了最后的一段人生路程，选择了离去的方式，我为她高兴。走了，她就解脱了：怨恨、孤独、无奈、不甘，于她都灰飞烟散……！ 二ＯＯ八年二月五日

刚才在网上搜了些这家人资料。
觉得李锐和李南央真的挺了不起，在体制内的最高端了，绝对是根正苗红的赵家人。
但是仍然走一条险路，挺敬佩的。

有机会时，有定要把李锐日记看一看。

我一个好友的妈妈就是这样，对丈夫不满，对生活不满，对子女不满，永远在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攻击自己最亲的家人。后来大了，和好友讨论，觉得她妈妈应该是神经不正常了。

歪下楼，范真是美女。

照片重复，删除。

Superdiamondx 发表于 2/17/2020 10:26:58 PM

是美女，即使老了也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