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政治制度化腐朽的结局——所有人都知道要出事，所有人都在坐等出事

习骅：“癸酉之变”的原因，是官员都在坐等出事2020-01-29 15:05:28 导读
​历史规律惊人相似。让清朝由盛而衰的，竟然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因循疲玩”。癸酉之变已经过去200年了。当年一支飞舞的箭镞，至今还深嵌在故宫隆宗门的牌匾上，好像仍在回味着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文/习骅】
作风建设与历史周期律 一 一想起1813年秋天那件事，嘉庆皇帝就感到窝囊：他差一点儿就当了大清的末代君主，并且，各级官员早就知道要出事，却都像请客一样，把问题迎进了紫禁城。 1812年一个宁静的仲夏夜，台湾知府汪楠，被淡水同知查廷华扰了美梦。 原来，查廷华他们抓了一个传教的人，此人不吃打，供出了一个惊人情报：明年中秋节，天理教徒要攻打紫禁城，目标是干掉嘉庆皇帝，建立新王朝。头子叫林清，突击队长名叫祝现…… 汪楠稍作思考说： “犯人为了保命，什么胡话都会说。你知道谎报的后果吗？快把那家伙宰了，免得出去瞎说，给我们惹事。” 1813年初夏的一天，豫亲王裕丰的管家祝现有事请假，祝现的堂弟祝富庆偷偷来访，一是举报自己的堂兄谋反，二是举报林清在宣武门租房子卖鹌鹑，其实是在打造枪械。 毕竟是皇室宗亲，豫亲王一听就跳了起来： “有这事？我这就进宫禀报！” 仆人备好了轿子，豫亲王却摆了摆手，沉吟半晌，低声劝导举报人： “做事要动脑子啊！谋反是灭九族的大罪，你想害整个祝氏家族吗？此事到此为止，千万别再提了。” 8月以来，京城卫戍司令吉伦将军连续接报，说天理教徒很快就要攻打皇宫。吉伦十分淡定： “紫禁城内又不归我管，我操这个闲心干啥？我九门提督的职责范围是九个城门，加强巡逻就是了。” 9月底，嘉庆帝结束休假，离开木兰围场回京，下一站行在是蓟县的白涧。为大老板服务的机会来了，吉伦立即率大队人马前往迎驾。 刚上路，一个参谋骑快马狂追上来，气喘吁吁地报告：不好了，不好了，天理教徒混进城了，请大人即刻处理！ 吉伦火了： “你们有完没完？想立功受奖想疯了？滚开滚开！” 参谋不依不饶，一把拽住吉伦的马缰绳，苦苦哀求：“大人……大人！您真的不能走啊，要出大事啊！” 吉伦大为恼火： “我大清正是太平盛世，国泰民安，天下归心，你竟敢造谣惑众，等我办完大事再来收拾你！”说罢，一脚踢翻可怜的参谋，拨马呼啸而去。 10月7日中午，兵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刘镮之，正与客人觥筹交错。宛平县令和卢沟桥巡检破门而入，附耳低语：昨夜、今晨，家住宋家庄的林清等人，骗过岗哨，经卢沟桥进了城，明天午后攻打皇宫，情况十万火急！ 刘镮之早已进入酒酣耳热状态，哈哈大笑起来： “幼稚、幼稚！你以为吉伦大人的部队是聋子的耳朵？皇帝老子家是大栅栏，谁想进就能进？别没事找事了，陪我喝酒。” 第二天，1813年10月8日下午3时整，天理教徒200余人装扮成卖柿子的、送货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东华门、西华门攻入皇宫。两天一夜之间，皇帝家中刀光剑影，箭矢乱飞。警卫部队惊慌失措，死伤过百，假如外援及时跟进，林清他们肯定会把大清皇宫连锅端！ 凑巧，嘉庆帝的二儿子，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平时最爱摆弄冷兵器时代最吓人的玩意儿——火枪，这次派上了用场。几声枪响，竟然稳住了军心，逆转了形势。在禁军的围剿下，天理教徒寡不敌众，起义失败。 而远在河南滑县的另一支天理教队伍，稍早前已经起义，剑指北京。清政府用尽九牛二虎之力，耗时三个月，才勉强平息事态。 这件事发生于夏历癸酉年，史称“癸酉之变”，是清朝由盛转衰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大清重复历史周期律的不祥之兆。 二 “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嘉庆皇帝如此表达了他的震惊和愤懑。他发明了“因循疲玩”这个新词，指责汪楠等人不负责任，言下之意，如果他们干活稍微认真点儿，灾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至少不会闹这么大。 嘉庆皇帝想错了。触发癸酉之变的，不单是个别人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整个官场出了问题。 清朝的吏治腐败很有特点：官员们除了“贪”，还特别“懒”，没人想做事，讨厌担责任，整天无精打采，敷衍了事。从乾隆中期开始，官场就如一潭死水，不作为是主旋律，国家统治机器锈蚀得无法运转，社会治理问题按下葫芦起来瓢。 人人麻木不仁，个个“炸雷都打不醒”，根子在于官员追求狭隘的人生目标：升官发财！目标明确了，办法就有了。 一是不犯错误才能升官。“多磕头，少说话！”三朝元老曹振镛的名言，诠释了官场成功秘诀：做事越多，错误越多，不干活最保险。所以大家遇到事情习惯绕道走，踢皮球，把犯错误的机会留给别人。汪楠杀人灭口，无非是怕给自己惹麻烦。 白莲教起义失败后，林清等人利用大饥荒，在华北农村轰轰烈烈地传播天理教。早在起事八年前，他就制定了先占皇宫、再取全国的奇特战略。“要想白面贱，除非林清坐大殿”，如此直白的民谣家喻户晓，而在中国历史上，民谣一贯具有政治风向标的意义。林清完全没有保密意识，他们的一举一动在社会上是尽人皆知。对此，官员们个个睁一眼闭一眼，假装不知道。 二是上司满意才能升官。在清朝官场，官运不靠业绩靠上司。天大的事吉伦都不用心，唯独接驾很积极，就是这个道理。 把“唯上”发挥到了极致的，是咸丰帝的军机大臣王文韶，人称“溜溜球”。每当需要表态的时候，他的听力就急剧下降；事情如果足够大，干脆就彻底聋了。他是故意让领导说了算。 对于躲不掉、踢不走的皮球，官员们就稍稍糊弄一下，一旦领导追究起来，比较好解释。天理教徒都进了城里，吉伦的应对措施还是“加强巡逻”，显然是做样子、走形式。 某天，嘉庆皇帝咨询刘墉：“你看某某人当知府怎么样？”刘墉支支吾吾了老半天，末了就挤出两个字：“尚可。”嘉庆帝苦笑说：这么大的官也在混日子，工作根本不用心，怎么得了！ 官员们如此唯唯诺诺，真是又安全、又省劲；不但把责任推给了上司，上司还高兴，何乐而不为？ 三是报喜不报忧才能升官。豫亲王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头年去京南游玩，他通过祝现认识了林清，受到热情接待，酒喝多了，就住林家大院了，临走还没少拿。要是皇上知道了，一切都完了！于是，国家利益自然让位给个人利益。对这种现象，费正清分析得入木三分：报喜不报忧符合清朝官员的利益。 同豫亲王一样，在洪秀全起义之初，地方官也是使劲捂盖子，巴不得“长毛”快去别人地盘上闹。直到太平军攻克了十几座城池，朝廷才知道出了大麻烦。 魏源这样概括大清官场风气：“不担责任是成熟稳重，会踢皮球是聪明智慧，得过且过是办事得体！”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价值观，谁信谁弱智。 正当整个官场鼾声一片时，国情和世情发生了巨大变化，清朝进入加速下坠通道，灾祸接踵而至，且无不带有癸酉之变的影子：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军队只有4000人，根本没打算赢；太平军成气候，源于地方官帮忙；大清的海军吨位号称亚洲第一，却迎来甲午惨败；北京守城正规军达15万之众，被不到二万人的八国联军轻松拿下；甚至连辛亥革命枪响，仅是士兵无意中走火…… 完全可以说，早在癸酉之变时期，清朝深陷历史周期律的命运已经注定；帝国大厦由摇晃走向垮塌，癸酉之变只是第一步——费正清找到了原因：官员们都在坐等出事！
三 癸酉之变已经过去200年了。当年一支飞舞的箭镞，至今还深嵌在故宫隆宗门的牌匾上，好像仍在回味着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王岐山同志指出：“学历史最重要的是联系实际。”（来源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新闻报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王岐山瞻仰中央监察委员会旧址》——编者注） 无论是政权性质，还是立国宗旨，清朝与共产党没有可比性。但是，任何政权的正常运转和执政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广大公务人员的动员组织；公务人员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和工作能力、工作作风，直接影响施政质量和效果，关系政权的兴衰成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行了两大意义深远的战略部署，深得党心民心：一是绘制了中国梦的绚丽蓝图，制定了改革发展时间表和路线图；二是开展作风建设大扫除，正风肃纪，扶正祛邪。 这两大战略部署齐头并进，蕴含了严密的逻辑联系、深远的战略意图。 优良作风是事业成功的保证，这是我们党的一条基本经验。当年，无论是斯诺、史沫特莱，还是陈嘉庚、黄炎培，在目睹了根据地军民的勃勃生气后，一致认定“延安作风”必胜，“西安作风”必败，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9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党的作风视作生命，把不良作风视为大敌，终于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成为历史前进的引领者。这是何等宝贵的政治经验和精神财富！ 作风是一个变量，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不但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必要时还须下猛药。在党带领人民开始新的长征的关键时刻，“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横亘在我们的面前。只有牢记理想宗旨，心系国家人民，彻底扫除作风上的污垢，才能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延续昨日的光荣。 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发端，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跟进，定点清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及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触动和净化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灵魂，干部作风和精神风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坚决拥护。 作风体现党的性质，代表党的形象，关乎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最终决定我们能否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怪圈。新一届党中央开展的，就是这样一项意义深远的伟大工程，在中华民族复兴历史上，将会浓墨重彩地记录这一页！ 历史终将证明，一代一代共产党人总是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一切为了人民，全无一己之私，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url=]pp[/url] [url=][/url][url=][/url]

梁啟智：從香港到武漢，對抗系統性敗壞

畢竟，香港人和武漢市民所面對的，其實是同一專制帶來的惡果。

2020年1月21日，港鐵乘客戴上口罩。攝：劉子康/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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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新年很難過。

經歷了半年因反修例運動而起的動盪歲月，香港社會本來已受不了更多的挑戰。然而因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也就是俗稱武漢肺炎的爆發，大眾情緒再次進入全面繃緊的狀態。

更不幸的是，這場疫症似乎本來可以避免——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簡稱衛健委）在1月初，曾3次表示未有「人傳人」的證據，確診數字連續多日維持不變，導致很多人以為疫情如官方所述「可防可控」。直到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相關批示後，確診數字才全面急升而且蔓延全國。好像領導不批示，疫情就不曾存在，這難免讓人懷疑過去的疫情是否曾被刻意隱瞞，錯失了防疫的黃金時機。

這個急速轉變，香港人未免感到過於熟悉，嗟憤為什麼香港的悲劇這麼快就在武漢重演一次。這裏說的悲劇，不是疫症，而是政治。香港的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治忠誠蓋過了實事求是，全面的客觀情況被迎合政治需要的片面解釋所取代，必要的解決辦法因為領導面子問題而拖延執行，於是小事變大事，大事變災難。武漢的問題，說到底，也一樣。

2020年1月21日，春節前夕，一名戴著口罩的女士站在北京火車站一架警車的旁邊。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走向

這場疫症將進一步激化本已因為反修例運動而走向決裂的中港矛盾。

無可避免，這場疫症將進一步激化本已因為反修例運動而走向決裂的中港矛盾。回到去年12月底，武漢傳出疫情，香港社會大為緊張。因為回想至2003年的非典疫情，香港人同樣在前一年的年底已風聞中國大陸出現疫症，卻因中方延誤通報而導致疫情從社區爆發。最終香港斷送近三百人的性命，後來中國衛生部長張文康亦因隱暪疫情而被撤職。

這段天災變人禍的歷史，香港代價慘重，港人印象深刻。

但總有一些內地民眾對人禍「選擇性失憶」。疫症初臨時，不少內地民眾甚至在港的留學生，對香港人的緊張情緒不以為然，網上留言版不乏取笑本地生過敏和神經質的說法，甚至認為對疫情的關注只是香港人歧視中國大陸的另種延伸。

然而，官方最終自打嘴巴，說沒有「大規模擴散」的疫情最終全面擴散；聲稱沒有「人傳人」，結果到現在中國境內已出現不經疫區卻被感染的病例。在擁有新聞自由的社會中，港人有機會看得一清二楚，但在牆內，起初卻因信息不通而欠缺警惕。

如此落差，導致目前確有部分香港人對疫情持幸災樂禍的態度，把1月初內地民眾在傳媒訪問中，聲稱相信政府已控制疫情的片段，拿出來分享和取笑。我當然不同意這些說法，也認為落井下石於事無補。

如此落差，導致目前確有部分香港人對疫情持幸災樂禍的態度，把1月初內地民眾在傳媒訪問中，聲稱相信政府已控制疫情的片段，拿出來分享和取笑。甚至有輿論認為中國大陸的民眾盲目相信政府，就算染病也不值得同情。與此同時，也有很多香港人提出要封關，全面停止中國大陸的旅客來港。

我當然不同意這些說法，也認為落井下石於事無補，我也明白像封閉香港的討論也容易被扭曲為港人在借機煽動仇恨。

這樣的發展，十分可悲。畢竟，香港人和武漢市民所面對的，其實是同一專制帶來的惡果。

2020年1月24日，市民到香港的黃大仙廟上頭柱香。攝：陳焯煇/端傳媒港府為何又敗了

我常用「系統性敗壞」來形容香港的問題，也就是說香港的問題不是個別的人或群體所致，而是一環扣一環的。內地傳媒常常把過去半年香港的動盪歸咎到香港的經濟問題——我當然同意香港的經濟結構有很大問題，但為什麼特區成立22年來都未能推行有效的改革糾正？為什麼特權階級仍能橫行無忌？這就必須要從特區政府本身的認授性危機中找答案。

但說到這，就涉及各式各樣的政治架構爭議，而內地傳媒對此就無法明言。於是乎，當中央政府為香港問題開出錯誤藥方弄得火上加油時，中國大陸的民眾就無法客觀評價，還以為是香港人自尋煩惱。

過去半年，香港出現和過去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傳統完全不相配的暴力抗爭，引來不少譴責，被批評為「就算訴求正確也不應用錯誤方法」。然而這些暴力抗爭的出現，本身也是整個社會的系統性敗壞的一部分。譴責抗爭者不會使他們停止，糾正系統性敗壞才能夠。

這個系統性敗壞，當然也影響到當前的防疫工作。由於特區政府本身欠缺管治認授性，在「防疫」這種特別講求公眾信任的公共危機中本來就舉步維艱——政府叫大家放心，大家反而更擔心。原本防疫或許是港府在運動後重建信任的時刻，但很可惜，港府這次的表現依然令人失望。

原本防疫或許是港府在運動後重建信任的時刻，但很可惜，港府這次的表現依然令人失望。

例如起初政府只提出乘搭飛機入境的旅客要做健康申報，高鐵方面卻遲遲不做；到了有高鐵旅客帶病入境了，政府才忽覺今是而昨非。身在瑞士出席世界經濟論壇的林鄭，在港爆發本地個案後未見提早返港領軍抗疫，政界不少人批評她不智；而林鄭返港後的記者會也被詬病不注重細節，在內地前線醫療資源仍不到位的情況下，她向國家申求「口罩支持」則令人哂笑。

2020年1月23日，香港高鐵西九龍站，旅客等候上高鐵往內地。攝：林振東/端傳媒

相對於台灣政府直接禁止武漢旅客入境，甚至相比澳門政府在確認病例之後迅速反應並與珠海保持溝通，特區政府無疑顯得進退失據；而香港的醫護系統也壓力爆煲，面臨是否要罷工的兩難，港府對此卻毫無進益。港府的失責與疏於承擔，只會進一步將矛盾與仇視轉移到民間——中港矛盾的每一次強化，不外如此。

港府的失責與疏於承擔，只會進一步將矛盾與仇視轉移到民間——中港矛盾的每一次強化，不外如此。

要糾正的是系統

回到武漢的疫情，宏觀一點來說，每天都在中國各地以各種治理危機的方式發生：當專業判斷慣性被政治任務蓋過，敢於發言糾正的人就會越來越少；但事情由自然法則所限，不會因為長官意志就不會發生，差的只是下一次發生的方式，是化學品倉庫爆炸、還是地鐵工地路陷，甚至死亡數字是否足以引起注意。

這些事情第一次發生的時候還可怪罪於個別人員的錯誤，但當接二連三持續發生而又長時期不得到糾正時，就和香港的問題一樣，總得開始問一問是怎樣的制度容許悲劇重演，又是誰在阻礙公眾討論「制度該如何修正」。

當代中國常以發展速度之快自豪，但說到制度問題時「中國速度」又忽然失蹤。例如假奶粉和假疫苗醜聞已經超過十年，為何今天民眾仍要湧來香港買奶粉和打疫苗？在一個信息不公開的社會中，特別容易出現對政府的盲目信任或盲目不信任，這原是傳播學一年級生就懂得的道理。而這問題從來不是靠投擲資源或技術就能解決，要糾正的是系統。

可以預期，下一波的劇本大概會是這樣的：首先是讚揚留守醫護人員的無私無畏，再來就是外地支援隊伍的捨己為人，本地市民如何沉實應對，當然不能少的是傳播正能量，動員明星出來發貼支持上微博熱搜。責任問題誰屬？很可能是讓網軍多發幾幅「吃蝙蝠喝蝌蚪」的照片，讓大家一方面取笑和譴責，一方面把問題的源頭個人化，把焦點從官方應對遲緩轉移出去。真的不行了，就來個地方與中央切割，一切都是地方政府的錯，害得「要中央出來收拾殘局」，讓危機變成權鬥和排除異己的機會。

問題來了：建國70年來，地方騙中央這件事從來沒有停過，「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畝產萬斤只不過是其中一章。我不肯定「白事當成是喜事辦」的作風今次會否繼續有效。四川地震可是死了六萬多人，夠嚴重了吧，之後還不是把提出制度問題的人關進牢房了事？但地震的毁壞是一次過的，疫症卻是慢動作和不知道何時結束的，帶來的社會反應未必一樣。再者，隨著近年中央集權變得嚴重和極端，有說正正架空了威權政府本來最擅長的動員力量，因為等待上級指示和害怕站錯隊的政治文化蠶食了原有的行動力。

中國政治體制的優勢還剩下甚麼？

以前官方論述總說西方的民主制度沒有效率，中國的政治體制優勢在於行動迅速組織力強。這次抗疫的黃金時間卻偏偏因為政治因素而錯過，不知道多少人要因此而賠上性命。如是者，中國政治體制的優勢還剩下甚麼？

2020年1月25日，一名戴著口罩的男子在武漢的一座橋上行走。攝：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公民社會此其時？

兩年前我到過武漢，尋覓中國近代革命的足跡。來到這個革命勝地，卻感受到各式各樣的不協調。辛亥革命博物館對義和團的描述，是「發生在中國北方的大規模群眾自發反帝愛國運動」，「在八國聯軍和清政府的聯合鎮壓下失敗」，如此評價讓我差一點忘記了陳獨秀說過「義和拳就是全社會種種迷信種種邪說的結晶」。過去從中國歷史學到的武漢，明明是個開風氣之先的地方，為什麼會變得這麼保守落伍？

國家的力量原來只會體現在對付人民的時候，人民需要保護時卻不堪一擊。

但是武漢始終是一座大學城，有年輕人的地方就有希望。經歷這樣的一場人禍，我相信總會有一位年輕人反省自己是否原來一直活在《楚門的世界》。從前說國強則民安，這場疫症卻告訴我們國強原來不一定民安，因為在位者其實更熱衷於欺上瞞下，保護自己。國家的力量原來只會體現在對付人民的時候，人民需要保護時卻不堪一擊。

政府失信，系統敗壞，不如互相依靠。四川地震之後，成千上萬的志願者自發救災，2008年被稱為「中國公民社會元年」。近年來政治上的猜疑把當年的公民社會網絡全數打破，個體變得更加原子化，可信賴的機構消失。雖然會事倍功半，但這次肺炎中，內地民間也用各種方法展開自救。重建公民社會，此其時也，民強則國安

武漢封城記：「一夜之間就慌了」

「哪怕是自己的家人，也不敢見面了。」

端傳媒編輯部 發自武漢、香港、台北2020-01-22
2020年1月23日，武漢的超市。攝：王丹妮/端傳媒

「倒不如現在就是世界末日」

1月23日凌晨兩點，疫情爆發的第47天，武漢發佈「封城」通告，宣佈全市公交、地鐵、輪渡、長途客運暫停運營；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暫時關閉；並通知市民無特殊原因不要離開武漢。不久前，因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死亡案例從原來的9人突增至17人。

通告發布時，30歲的柯常正在武昌區的家中喝酒，因疫情而焦慮不安的她，一直在糾結要不要離開。「聽到消息後反而決定不走了，」柯常說，「那一刻，是她一整天中最輕鬆的時刻。」

於此同時，1月19日從紐約飛回武漢探親的羅秀收到國外好友的消息，勸她連夜飛走。另一位朋友則說，當年SARS都沒有封城，肯定回得來（紐約）。羅秀想，還是明早起來再決定。

封城的消息在夜色裏蔓延。《紐約時報》形容，中國是在用一種有幾個世紀歷史的公共衛生策略來防止一種神秘的呼吸道感染病毒的傳播。它引述專家的評論：把一個比紐約還大的城市關起來，這是史無前例的。英國媒體《衛報》引述芝加哥大學政治科學系教授楊大利對封城策略的評價：「從很多方面來說，當地的領導和人民絕對沒有準備好，這對他們是一個緊急情況。」

2020年1月23日，武漢的公共汽車。攝：王丹妮/端傳媒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境內輿論則對封城政策表示支持。「2020年1月23日，我們永遠記住這一天，武漢已經向全世界展現出來最大的社會責任感！封城！」一些武漢人在朋友圈寫道。在社交平台上，甚至有不少外地網民質疑：為何封城政策早上10點才執行，讓武漢人能徹夜離開；還有不少人表示必須監控離開武漢的人，「指不定哪個是毒王呢！」

柯常的一個外地好友得知武漢的高速路（已於23日下午兩點封閉）仍可以通行，第一反應是：「那怎麼行，潛伏期不發燒啊。」柯常氣得給她發了一段話：「都把在武漢的人當潛在病毒，其實沒有人關心患者就醫的情況，沒有人關心健康在（武）漢的市民如何保障接下來的安全。」

「我感到在這樣的社會，倒不如現在就是世界末日。」柯常對外界的「敵意」感到傷心。

許多人決定開汽車出城，但城內好多加油站都沒油了。23日上午10點，隨著最後一班火車和飛機離開武漢，這座城市的出入口只剩下大排長龍的高速公路。就在一個小時前，在武漢光谷地區工作的阿楓通過高速路離開了武漢。她在早上8點看到了封城的消息，感到害怕。此時男友剛好看到有同事要開車離開武漢，兩人遂決定一起走。「其實我們反應不是很快，我看到朋友圈有人說昨天晚上2點看到消息，然後去漢口站現場窗口買票走的。」阿楓說。令她頗感意外的是，過武漢關口時，她沒有被量體溫，也沒有做什麼檢查，直接就出來了。「我不知道有沒有那種紅外線的（設備）。」

下午兩點半，武漢關閉高速公路出口，整座城市徹底變成一座孤島。

2020年1月23日，武漢的市面情況。攝：王丹妮/端傳媒「哪怕是自己的家人，也不敢見面了」

孤島裏的人開始出門採購、囤積食物。柯常在網上下單了幾百塊錢菜，送貨時間預約到了第二天。

1月23日早上，多張關於武漢超市菜價大幅上漲的照片在社交網絡上流傳。一張顯示爲武商超市的圖片，一棵大白菜的價格爲41.5元，一隻冬筍的價格爲96.2元人民幣。《中國新聞網》23日的報道也提到，「市民在超市搶購物品，日用品區和食品區都出現了空櫃的狀態，結賬臺前排起了長隊」，但「上漲幅度不大」。

不過武商超市已在微博發佈公告，稱正對網上流傳的「天價大白菜」核實來源，並要求蔬菜依然按標準進行售賣，保證供應。其工作人員向《財新》記者表示，武商超市今日接到商務局的通知，所有進出城的送貨車輛，可以辦臨時的通行證進出，後續的菜品供應也不會受到影響。不過該工作人員也承認，一開始出現了慌亂搶購的情況。

有武漢市民向端傳媒透露，她媽媽在今天上午開始封城的時候去市場採購，當時市場正在清潔，已幾乎沒有顧客，商販也在陸續離開。最終她媽媽花了150元買了一些白菜蘑菇蠶豆，是「最後一批菜」，另外還買了600多元的藥品和口罩。

流言比病毒傳播得更快。微信群裏許多人開始轉發「今天下午五點-九點，大家千萬不要出門，全市轉運發熱病人到定點醫院」，不久後，「中部戰區空軍今天會在武漢上空開始播撒消毒粉液，請大家不要出門」亦開始瘋傳，主旨均是勸告人不要出門。

留守在武漢家中的A開始用84消毒液拖地、抹傢俱門把手。「武漢一個城市出問題封了，總比全國大暴發好，政府會全力保武漢民生的，也能集中全國力量抗擊病毒，昨天李克強到武漢了，從大局看應該能控制住，就是這段日子難熬。」她說，「聽着新聞看着朋友圈感覺不好，只希望快些渡劫。」

沒能離開的羅秀則擔憂武漢的口罩和消毒水不夠用。她家中5個人，只有10多個口罩，附近藥店的口罩都已經售罊，快遞也發不進武漢。

「哪怕是自己的家人，也不敢見面了。」羅秀說。早上，她去看望同城的獨居姥姥，平日都是表姐一家陪她。但是表姐接觸過新型肺炎患者，正在家自我隔離，也一週沒去看她了。

人人處在一種自我隔離的狀態。羅秀發覺自己心態有些瀕臨崩潰，「出發前我反復問了我媽好多次，確認五、六天之內，我表姐沒有來看過她。」她讓姥姥別和任何鄰居說話，戴口罩都別打招呼了。

「這就是我看的那些傳染病將是災難片啊，人心惶惶，人和人之間互相提防。」她說。

離開武漢的人也並沒有想象中好過。「覺得離開武漢都有道德內疚感，」阿楓說，「（回家後）也不敢出門，儘可能待在家裏，現在大家對武漢人都很排斥，又不敢告訴人家。」

2020年1月23日，武漢的市面情況。攝：王丹妮/端傳媒「一夜之間就慌了」

武漢人一開始並不覺得肺炎有什麼大不了。

「戴什麼口罩？鬼要找你，哪裡跑得了？」封城前一夜，一位出租車司機對端傳媒記者說道，華南市場傳出疫情時，「我們真的也沒把它當回事。你看（當年）非典那麼厲害，我們還不是在開車！」

回家探親的羅秀也記得，彼時身在紐約的她關注到武漢的疫情，反而是身在武漢的家人對此比較鈍感，認為可能是謠言。回武漢的飛機上，羅秀看見很多人戴著口罩，她自己沒有戴，因為新聞說沒有人傳人。

直到1月20日，武漢官方通報的確診病人數量從62例驟增到136例，中國其他省市也首次出現確診病例。那是週一，阿楓發現此前淡定的同事突然都在關注疫情，公司也突然宣佈提前放假，她感到有些緊張，跑了好幾個藥店，才買到「雖然身處武漢，但是我們也不太瞭解真實的情況是什麼。」阿楓開始關注論壇和微博上的消息，看到不少討論醫療資源不夠的消息，「也不知是謠言還是真實的，大家就覺得可能武漢的病情會比官方公開的消息更嚴重。」公司放假後，她一直待在家裏，沒見任何人。

1月20日早晨，柯常在漢口一個生活區吃早餐，附近有兩個很大的菜市場，人來人往，只有一對情侶戴了口罩。她記得，直到新聞公佈醫護人員感染後，路上戴口罩的人才逐漸多起來，「一夜之間就慌了」。

2020年1月23日，香港高鐵西九龍站大部分旅客都戴上口罩。攝：林振東/端傳媒

和武漢此前的淡定相比，台灣和香港則保持了相對的神經緊繃。在台北松山機場，LED螢幕滾動提醒道：「近期前往中國武漢及鄰近區域時，應落實肥皂勤洗手、咳嗽配戴口罩等個人衛生措施」，並提醒遊客如出現上述疑似症狀及時就醫。

在香港西九龍高鐵站，退換票窗口前擠滿了黑壓壓的人潮。1月22日晚上，香港衛生署剛剛確診了兩例「高度疑似」新型肺炎病例。在休息區域，父母給幼小的女兒手心擠上消毒液。

很難見到沒有戴口罩的人。50多歲的清潔工董阿姨每天工作8小時，肺炎情況惡化後，每隔兩小時就得用消毒液擦拭地面、電梯等設施。接觸消毒液多了，長時間戴著橡膠手套，皮膚磨得發疼，她特意在橡膠手套裡套上一層棉布手套。除此之外，高鐵站加請了一批外面的人手，專門用消毒液擦拭扶手電梯。

40多歲的王先生在高鐵站賣智能產品的店鋪工作。這家售賣耳機、充電線、移動電源等產品的店鋪門口，擺放了幾盒白色的3M口罩。店舖從前天開始售賣口罩，20元一個，想法來自大陸的總公司，他們發現大陸口罩缺貨，於是銷售目標鎖定在往返大陸的旅客身上。

與此同時，羅湖口岸的兩邊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光景，香港這邊一直在播放防疫信息，呼籲大家如果有發燒咳嗽要主動就醫，防止病菌傳播。另一邊的深圳，則完全沒有任何防疫的廣播、衛生檢疫或防疫人員。在羅湖火車站，端傳媒記者看到，檢票員、維持秩序的工作人員均未佩戴口罩。

2020年1月22日，中國武漢的漢口火車站內，自動扶手電梯上，不少旅客都戴上口罩。攝：Xiaolu Chu/Getty Images尾聲

此刻困在武漢的羅秀一家人，正在討論還要不要繼續早已預訂好的年夜飯和初一、初二的家族聚會。

一開始，羅秀的媽媽說覺得沒必要取消，但親戚卻說不參加了。羅秀後來才知道，舅舅決定不參加的原因是，他的親家公有發燒的症狀，他們擔心有過接觸，不願意出門。

更讓羅秀感到擔憂和難過的是，她表哥的公公發燒了，1月15日前後，這位公公的一個同事說自己甲流發燒了，過了一天他自己也發燒。1月22日，他去人滿為患的醫院做了一天的檢查，醫院確信他一定是「這個病」，但是以檢測試劑不夠用、病床已滿為由，讓他回家，第二天再去做檢查。

1月23日，羅秀的表姐打電話給公公，但沒有聯繫上。同日，武漢公共交通停運後，多名醫護人員反映難以去到上班場所，許多的士司機聽說去醫院都拒載。

應受訪者要求，報道中人物皆為化名。

本篇報道由端傳媒記者來福、門悅悅、吳婧、楊子琪、林可欣、何欣潔，特約撰稿人王浠，實習記者 張美悅、李瑞洋共同完成。

好了好了，现在先管美国吧，美国目前看着也没好到哪里去

劉紹華：說給倖存者聽——「面子」治理下中國反覆付出的防疫代價

當下一次新興疫情又來危及人口稠密的土地時，這個依然學不會歷史教訓的政府仍將搭上遮羞布，將依然無法保護你、以及你所鍾愛的國與家。

2020-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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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7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到訪武漢，視察為疫情而建的新醫院工地。攝：STR/AF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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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發於劉紹華老師的臉書，端傳媒獲授權轉載。

我的研究一直攸關1949年後中國的傳染病防疫。長年深嘆不論學者研究得如何盡心費力、如何提醒謹戒歷史教訓，中國卻每逢大型防疫，混亂與苦難的歷史總是如預言般地重演，就像以前從未發生過甚麼事似的。而如我這般高度關注那塊土地上廣大生靈苦難的學者所寫的歷史與提醒，也依然被壓抑消音無法面世。一個無法累積朝向幸福所需的歷史感的社會，如何能記取前車之鑑以造福後人？

從年前開始，看著武漢肺炎疫情的變化，我實在覺得太過熟悉了，從近年的SARS、愛滋，到1949年後的麻風防疫，中央、地方政府與民眾的反應，熟悉到我曾經筆下的歷史不斷在政府與眾人的日常生活中重演：

矢口否認、疫情爆發、被迫承認、強迫且大規模隔離、汙名恐慌比傳染病蔓延得還要迅速、民生規劃缺乏、醫務人員被推到第一線卻無政策做後盾、眾人恐懼憤怒。然後呢，待疫情經過慌亂暴力但有些效果的隔離防疫手段而終漸消退後，一切又回到矢口否認如常的日常生活狀態，遺忘歷史、禁絕歷史……

唯一可能留下的只是對地區「他者」的污名，如河南與愛滋、涼山與毒品、武漢與肺炎，但至於那裡的人為何身陷困境與如何擺脫困境，卻未受檢討。災區之外的人不關心這些，被污名的「他者」可能也只想著以否認與掩飾來擺脫污名，而不是挑戰污名的根本原因與治理的冷漠無能。

我是有些動怒了。除夕那天我在家門前貼上一張春聯，是聖嚴法師的法語「放下的幸福」，我想實行它，一直忍著沒有潑文說話。今天初五開工，我也過了一個「放下」的年了，現在想寫些話了。就當我自己的歷史紀錄，哪怕繼續被禁絕。

我想更進一步檢討，是甚麼因素讓這些每逢重大疫情就冒出的問題在1949年後的中國長存難改，混亂的防疫歷史一再重演？

武漢疫情發展與控制的荒腔走板，各方都在罵，誰都知道中國政府從中央到基層都是最大的問題。有人說關鍵問題是集權控制，有人說是地方官僚腐敗。這些都是因素，但我想更進一步檢討，是甚麼因素讓這些每逢重大疫情就冒出的問題在1949年後的中國長存難改，混亂的防疫歷史一再重演？

最關鍵的問題，用大白話講就是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面子」問題，用政治術語來講就是中國面對心中之痛的「帝國」或「外侮」時的「主體性」問題。這也就是我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中，以「後帝國」的意識形態來分析中國1949年後的麻風防疫關鍵。防疫的成功、失敗、手段、消音或選擇性榮耀，都因中國反帝反美的主體性心態主導，以致眾人主動或被動地配合國家面子而隱匿醜聞、批評外界質疑、因人（的所在地而）廢言、犧牲個人成就集體形象。

最關鍵的問題，用大白話講就是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面子」問題，用政治術語來講就是中國面對心中之痛的「帝國」或「外侮」時的「主體性」問題。

面子、主體性或意識型態的主導者自然是堅守中國主體性的中央政權，而擁護者就是廣大的一樣愛國愛面子的民眾。在國家意識的大旗下，民族主義或愛國情節不必然高亢激昂，反而可能天真卑微得令人心疼。本來，講究主體是各國各民族都會做的事，但關鍵是，如果只因主體為大的愛國情操或民族情結而讓付出慘痛代價的歷史教訓一再灰飛湮滅，這一代人與後代人的生命代價就是永遠都學不會教訓，永遠落入不斷重來的疫情挑戰。

2020年1月24日，武漢的建築工人正在興建可容納1000個床位的新醫院，以應付新型冠狀病毒的醫療需求。醫院計劃於2月3日建成。攝：Getty Images

人群可能學不會歷史教訓，病毒可是會因應環境而變異。哪個比較強？

僅以愛滋與麻風這兩個我書寫過的深入研究為例，即可點出因「主體性」為大的防疫通病：意識形態主導的面子主體性高於合理的科學防疫原則；意識形態主導的面子主體性，讓國家丟臉的表現不得公開討論乃至寫成白紙黑字；失去歷史感，就無法有效因應未來。

我在《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的結論〈疾病治理的時空意義〉中提到，2000年之前中國也否認愛滋疫情已然嚴重，直到《紐約時報》大幅報導河南省境內，因不安全的輸血販賣導致疫情爆發的重大新聞，讓國際組織火力全開，要求中國政府承認並應對這個巨大危機，開放並接受更多國際援助以遏止疫情散布。自此，中國中央政府終於廣納國際合作，公開疫情。

然而，在地方上，基層政府的作為仍是面子為大，報喜不報憂。《我的涼山兄弟》即研究了中央與地方的不同調。這本書在中國出版之後，引起很大的關注。

「結果有改變任何的政府治理嗎？」我經常這樣被中國讀者問到。

「結果有改變任何的政府治理嗎？」我經常這樣被中國讀者問到。我總是苦笑難以回答，我多麼希望研究能對這個世界的苦難之人有所助益啊！只是，顯然，疫病治理依然故我，而我的研究專書卻因政府面子問題，欲透過閱讀我的書以了解防疫處境與歷史的讀者，也看不見我的書了。一個殷鑑不遠的歷史教訓就這樣硬生生地被消音。

但我愈研究中國的傳染病防疫，就愈發覺要了解當前的亂象，就愈須了解歷史，了解究竟是甚麼關鍵因素，種下與助長了今日惡果。

年前朋友圈不斷傳遞感染武漢肺炎的病人被關進隔離箱中帶走的新聞與畫面。

令我想起我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書中寫過的故事：

「在新疆吧還是什麼地方，發現了上海的人生了麻風，所以包了一個車廂把他運到上海來了⋯⋯

那麼在地方上，他的病人一路走，後面衛生防疫一路跟著消毒，病人在前面，後面在消毒⋯⋯就是這樣怕的啦。」

恐懼蔓延、汙名標籤、過度防疫、醫師無助，這些反應與做法，歷久不衰。人心如常，手段未變。可想而知，疫情過後的代價也將不可免地慘烈。

我的兩本書都寫過諸多防疫代價，我也沒力氣在此重述了。我只能難受地斷言，如果未能公開檢討防疫手段與歷史、未能放下面子障礙，起碼的代價就是下列關鍵字的惡性循環：否認、汙名、恐懼、持續無能、生靈塗炭。

我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的前言寫下：

「中國的防疫故事帶給世人什麼意義？

這些不僅是醫療和公共衛生史的議題，從中國極具爭議的「後帝國」實驗觀之，更是政治社會史的提問。」

書寫《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時，我的心情比書寫《我的涼山兄弟》還沉重，原因正是我看到1949年後防疫歷史的關鍵問題及其一再重複的悲哀。我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的結論，以〈歷史的羅生門〉來反省官方版的歷史與被消音的歷史。

「全球化下的中國防疫，不乏目標與方法孰輕孰重的拿捏失誤。在麻風之後，如我曾研究過的愛滋與近期的SARS，也是類似案例。

人類從歷史中獲取的教訓似乎有限。所幸，自由開放的社會主張透明機制與尊重個人的治理基調，對於這種一再發生的防疫混亂與無謂傷害，具有自我批判反省與修補錯誤的能力，讓社會得以調整對個體造成無謂傷害的可能性與程度……

相較之下，當代中國的麻風防治曾對無數患者與醫師烙下的負面生命印記，至今仍鮮為人知。在此情況下，要期待社會主動修補既有傷痕，前路仍然漫長。」

2020年1月23日武漢，居民戴口罩在超級市場購物。圖：Getty Images

今天我說的這些話，對於疫情當前、生存飽受威脅的人們而言，實可謂廢話。我覺得難受，我絲毫不想讓有生存威脅的人感到站在安全之地的人只能說教。

如果能安然躲過這一波疫情，懇請中國倖存的眾人關注與挖掘歷史，明白配合主體意識形態的桎梏所付出的代價。

這廢話是要說給倖存者聽的。如果能安然躲過這一波疫情，懇請中國倖存的眾人關注與挖掘歷史，明白配合主體意識形態的桎梏所付出的代價。如果平日就經常因愛國愛面子而容忍縱容有問題的治理措施、配合主體意識來攻擊國際批評、當有人揭露令人憤怒的真相時卻因家醜外揚以致指控的手指頭不是朝向政府反倒是戳向揭露真相的人，那就只是緊抓著這塊愛國主義主體性的遮羞布，不願從歷史中學到教訓。

那麼，當下一次新興疫情又來危及人口稠密的土地時，這個依然學不會歷史教訓的政府仍將搭上遮羞布，將依然無法保護你、以及你所鍾愛的國與家。

「放下的幸福」是需要練習的。請在日常生活中時刻學習放下國家與民族的面子、主體性等二元對立的執著重擔，才能空出力氣與機會拾起真實福祉的希望。天佑眾人！

（劉紹華，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台灣知名人類學家）

“畢竟，香港人和武漢市民所面對的，其實是同一專制帶來的惡果” 罵港獨、廢青的呢？ 出來走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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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骅是中南海御用啊，这篇一看就是包子甩锅。 呵呵，前两天高调宣称的“两个亲自”呢，现在又变成委屈巴巴的嘉庆了。

这就是定于一尊的坏处了。一尊一旦是草包，没出问题还好。出问题的话，全国跟着遭殃。

讀者來函：好了傷疤忘了痛，《萬曆十五年》的啟示

SARS過了17年又來了新型肺炎，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moreless202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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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5日，北京一名戴上口罩的男士。攝：Nicolas Asfouri/AF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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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有話想說嗎？端傳媒非收費頻道「廣場」的「讀者來函」欄目歡迎各位讀者投稿，寫作形式、立場不拘，請來函[email protected]，跟其他讀者分享你最深度的思考。

歷史學家黃仁宇寫過一本非常有名的書叫《萬曆十五年》。該書一開篇講了個故事，說某天早上不知道為什麼，京城流傳一則謠言，說當天要上朝，其實那天按照慣例不需要上朝。結果文武百官趕緊匆匆忙忙往殿上趕，因為時間倉促，丟盔棄甲，甚是狼狽。到了殿前，皇帝本來也不知道有上朝這回事，一開門看到這麼多人堵在殿前，也是吃了一驚，又氣又惱，估計鼻子都氣歪了。沒事找事，這不是給我添堵嗎？於是罰了這些京官每人的俸祿。這件事情說明什麼呢，雖然大明王朝當時GDP世界第一，表面上井然有序，但是實際上內部是亂哄哄一團糟。又比如當時幾百名倭寇登陸東南沿海，就搞得沿海地區不得安寧，很多年都沒有剿滅。說明這個老大帝國，軍隊戰鬥力根本不行。後來還是戚繼光用私家的兵卒，才剿滅了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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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明朝就是這麼一種情況，表面上看似一切正常，但是皇帝是否勤政，官員是否辦事，都沒什麼差別，整個社會處於一種停滯狀態。皇帝勵精圖治或者苟且偷安，首輔乾綱獨斷還是調和湊合，將軍是獨創還是現實，文官是廉潔還是貪瀆，思想家是激進還是保守，結果都是一樣，無法改變現狀。因為我們的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這種陳舊的方式，不適合現代化國家的管理。

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中國國內如今肆虐的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其實早在去年年底的12月8日就發現了第一例病例，在隨後的幾天裏這第一個病例和總計27例病人被歸總為不明肺炎患者。但是要遲遲到12月31日才由官方發布第一個公告，說發現了這種不明原因病毒引起的肺炎。

2019年月12月31日武漢發布的通報說，「目前已發現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嚴重，其餘病例病情穩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轉擬於近期出院。」

1月3號公布的患者44例，1月5號公布患者59例。從1月5號公布患者病例數以後，有半個月的時間，武漢市再沒有公布過有病例增加，下一次公布病例增加17例是19號凌晨公布的17號的病例。這中間已經過去了整整兩個星期。之前幾次武漢公布病例時候還洋洋自得的說，沒有1月3號以來增加的新病例。大家都皆大歡喜，以為這個疫情已經得到控制了。誰知道20號凌晨公布18號19號兩天的病例共增加了136例。之後全國的病例就開始天天飆升。

為什麼從1月5號到1月19號這兩個星期沒有任何新病例報告，而從事後各個省發的通告裏，卻看到有大量的在這段時間裏到過武漢的人被病毒感染呢？而從1月5號到1月11號這幾天，連病例報告都沒有。微信公眾號「事實雜貨鋪」披露，在1月11號到1月17號這段時間裏，武漢在開兩個「重要」的會議：

《長江日報》報導，1月11日，湖北省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開幕，1月15日閉幕。1月12日，湖北省十三屆人大三次會議開幕，17日上午閉幕。

而肺炎感染病例也是從17號才開始重新更新。事情有這麼巧？據「事實雜貨鋪」《我們已知的武漢肺炎的重要消息，都不是武漢官方首發的》一文披露，「有些武漢官員的想法恐怕是覺得重要會議期間要穩定，不要製造混亂。」所以為了社會穩定和政治和諧，就讓疫情數字「停表」。這樣就好像事情已經不存在了。

也有微博文字披露，不要以為試劑盒發到醫院就可以確診。醫院門診無權定性，不能根據症狀報疑似，需將標本上繳。省一級的疾控中心檢查陽性才能報疑似，省級上報國家，兩輪都陽性才能稱為確診病例，也就是說在中央集權國家，只有中央一級衞生單位才有權力定性一則病例，其中所費周章可想而知。這也就跟《萬曆十五年》裏面描述的老大帝國反應遲鈍做事慢一回事了。

再來看看，官員為什麼要瞞報不報疫情數字。看過HBO劇集《切爾諾貝爾》的都知道，一開始災難發生的時候，地方官員對上面來的官員拍着胸脯說事態可控，一切盡在掌握，誰知道那個測量儀器早已經爆表，得到的根本就不是真實數字，上面也就信以為真。隨後遠處的科學家發現污染嚴重，隨即上報，上面帶來的儀器發現事態嚴重，就馬上開始封堵圍城。思想動員，招募敢死隊，人海戰術搞定泄漏。並懲處直接責任人，事態趨於平穩，但是蘇聯國際形象一落千丈，沒過多久就解體了。

在中央看來，你要是上報疫情就說明官員任內失職，在任上出了差錯，升遷無望。而要是把疫情瞞下來壓下來，也許過個十天半個月疫情就過去了，到時候神不知鬼不覺，誰知道有什麼疫情，官還可以照做，還是可以升遷。所以官員當然就要消極怠政懶政了。不作為比有作為可能帶來的結果還要好，那為什麼要作為？有人問要是出了人命怎麼辦，媒體他管控，家屬他可以維穩，出了幾條人命也可以是發展必須要付出的代價，他們幾十年不就是這麼幹的。

先是封鎖消息，抓網上散步信息的人說是造謠的，隱瞞疫情，等待事態失控的時候又馬上搞一刀切，不管老百姓的生活和後勤保障，一夜之間宣布封城，造成的就是一個封閉的環境，得不到外部的有效物資供應，信息也很難順暢流通。他們總是能在所有的選擇中做出最壞的那個選擇。

我們可以看到中央集權的國家，遇到問題反應速度奇慢，官員欺上瞞下，不作為比有作為得到的結果有可能還更好，這也許就是幾千年官僚體制的弊端，社會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

好了傷疤忘了痛，SARS過了17年又來了新冠，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那说说破锣稀，算不算搞政变，还堂而皇之的

现在说白了就是操着现代科技的元明王朝，连唐朝的三省六部权力制衡限制君权和基层高效自治都不如。 结果包叔还以为掌握了宇宙真理，可以领导全世界了。

这就叫咎由自取，只能自己跟自己玩了

“我们越来越明白，对人类文明威胁最大、破坏最惨烈的，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其次才是自然灾害和人类的无知。”--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