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关注中，决定把它变成一个备份贴

无授权翻译 | 《外交政策》武汉病毒与封锁下的贫困人口 Rui Zhong onaraisondeserevolter Yesterday 与中产阶级相比，武汉疫情中的外来打工群体远不可见。 清晨，在中国中部的一个大城市武汉，火车站和机场被关闭，道路被封锁，1100万居民（其中许多人正在准备农历新年返乡）被警告不要离开。在致命的冠状病毒迅速传播，感染五百余人后，武汉于周四开始实行封城，这是前所未有的举措——相当于在感恩节前两天深夜的封闭芝加哥。该政策由已经蔓延至美国，泰国，日本和韩国的冠状病毒疫情引起。 武汉的医疗体系现在正竭尽全力应对此次影响整个城市人口的健康危机。而在1月23日当地隔离工作开始时，许多移民和校园里的大学生已经离开城市。如今，中国其他地区正努力诊断和报告由武汉探亲者带来本地的冠状病毒病例，治疗方案和公共卫生信息公开已成为政府的首要关注点。 尽管疫情在中国境内涉及多个省市，但在韩国，泰国和其他偏远地区的病例报道到来之初，还没有表明感染已波及武汉附近城镇的报道。在所有这些确诊案例中，携带病毒的旅行者境况比普通中国公民的要好得多——只因为他们拥有出国旅行的资源。（只有不到10％的中国人口拥有护照。）在本周六农历新年之前，与在前往曼谷的经济舱内咳嗽的中产旅客相比，乘坐卡车回到武汉城市边缘或乘坐长途巴士出省返乡的汗淋淋的工人更不易被发现。由于服务部门的性质和劳工福利的缺乏，许多外地劳工可能不愿意放弃他们与家人团聚的唯一机会。 中国社会实行大规模监控，但其监视网络有许多漏洞。相比中产阶级，贫困人群的生活在其技术档案系统内可见度更低。他们之中有些人甚至没有所有公民需时时携带的身份证——他们或是丢失了身份证，而无法负担回乡重新办理身份的昂贵旅费，或是出生后从未在政府登记。他们选择不乘坐需要进行身份检查的火车或飞机，而是乘坐难以监控的长途巴士或不受管制的卡车和货车。他们的网络存在也被严重忽视；微信一类的服务普及相对广泛，但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仅为60％左右。微信帐户或身份证等资源有时会在家庭之间共享，一些父母选择使用子女的身份注册账户。 在农村地区，勤洗手，戴口罩等预防措施和其他防卫新闻传达速度较慢，因此拥有电话和良好互联网连接的家庭在寻找保持健康的方法时存在优势。随着冠状病毒向武汉市以外蔓延，公共卫生资源越发稀薄，向较偏远的医院提供用于适当治疗的医疗用品的速度也会变慢。在农历新年期间，生产设施逐渐减少之际，上海及其他地区已经出现口罩短缺。一家口罩工厂为召回已回家放假的员工提供了三倍工资。这些供应的短缺，外加前文所述的不平等因素，使得贫困人群与占有资源的人预防疾病的能力有所区别。 同时，染病的贫困人群更倾向于不去医院。众所周知，即使对于中产阶级患者而言，中国的医疗系统也非友好。很大一部分人口几乎或完全没有能力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即便在名义上农村和乡镇地区拥有一定的医疗资源，大多资源仍政策性聚集在较大城市和大都市中。大多数中国医生仅受过大学甚至更低程度的教育，相当于美国医学博士的临床医学学士几乎只在大型城市医院工作，而这些医院已然病患过载，医务人员也存在不足。 尽管公共保险的覆盖范围在近年有所扩张，但它也与户口（无处不在的中国公民居留证明）相连。这一政策使得农村居民无法在拥有更多合格医务人员的城市医院使用保险，也使得常在远离户口所在地工作的农民工无法享受公保。因此，除非病情紧急，他们通常不选择医疗服务，而是进行自我药物治疗（中国非处方抗生素泛滥的原因之一）或求助中医。他们是健康状况相对较差的病毒易感人群，并且更有可能误将冠状病毒当作普通感冒或流感。 所有这些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剧。根据有限的公开数据，迄今死亡的17人中，绝大部分为退休人员（中位年龄为75岁），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高龄人群仍然承担最高风险。但常年劳累的农民工由于缺乏养老金和优质护理的保障，在四五十余岁甚至更年长时，他们的健康状况相较其同龄的中产阶级更差。 贫困人口的较低可见度可能是官方确诊数据（截至撰写本文时有五百余人）与国外建模显示的一千七百人或更多的估值相差很大的原因之一。卫生系统可能根本无法定位这些患者，而非有意掩盖他们的存在。（更可能两者皆有。） 自上周末起的大规模公众关注有可能改善这个局面——在整个城市和其他主要交通枢纽实行免费或强制的医疗诊断。但这些资源可能仍集中在城市核心区域，而这些区域已经严重过载，有报告称医院走廊人满为患，医务人员危险过劳。过去一些自然灾害（例如四川和唐山地震）发生后，国家同样倾向于偏向城市而忽视农村，任其自生自灭。武汉市内，居民高度依赖包括公共汽车，地铁和渡轮在内的公共交通，而这些交通工具现已停运，可能为低收入的护士，职位较低的医生和医院工作人员必要的上班通勤带来不便。 贫困人口不易获得诊断和治疗，却更易成为受压制的对象。随着武汉附近封锁工作的收紧，穷人也更有可能成为当局暴行的受害者。灾难经常带来精英恐慌，造成对贫困人口或外来者的歧视。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城市民兵称进入城市寻求援助的农村居民为抢劫者，有的将枪口对向他们，或将其殴打致死。如果恐惧在执行强制封锁的武装人员和被困的民众间蔓延，这种致命的对抗可能会再次出现。尤其在被封锁的武汉内，用于治疗和日常生活的物资逐渐减少。虚假信息的出现既增加风险，降低公众的反应速度，也成为执法部门镇压“谣言贩子”的媒介。与此前执法案例一脉相承的是，散布虚假信息与批评政府之间的界线仍然模糊。 尽管封锁可能有助于阻止该病毒的传播，可见性最低的工人阶级（尤其是移民）仍不能被即使最优的公共卫生计划纳入。农历新年假期于周五开始，但是外地劳工的出行时间通常比白领工作者早得多，尤其是因为他们的旅途更长且更艰难。找到并帮助他们将是巨大的挑战，但行动必不可少

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文/胡泳 [url=]荐读[/url] 2015-08-24

胡泳老师于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真正的“深度好文”。天津大火事件爆发后，此文悄然在朋友圈里被重新转发起来。在此荐读。 如果你已读过，不妨再读一遍。



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 作者：胡泳 发表：2014-08
最古老的传播媒介 　　 谣言是最古老的传播媒介。在出现文字之前，口传媒介是社会唯一的交流渠道。“谣言传递消息，树立或毁坏名声，促发暴动或战争。”（卡普费雷，1991：5）现代对于谣言的首次系统研究兴起于二战期间的美国，最初的着眼点是战争期间谣言的大量繁殖对军队士气产生的不良影响。无论是政府、媒介还是民间机构的意见领袖，无不把谣言作为腐蚀士气甚至产生破坏的一个潜在的源泉，谣言控制的想法也随之提上了日程。 　　 谣言控制学说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纳普、戈登·奥尔波特和利奥·波斯特曼等人。基于其二战期间在麻省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工作，纳普分析了战争中流行的超过一千条的谣言，认为谣言是社会失序（战争就是失序的表现）的一个结果，是社会态度和动机的一种投射。他认定谣言主要反映的是人们仇视性和分裂性的冲动，这种冲动很难通过其他方式发泄出来。 　　 既然谣言如此令人不安，就必须制止它的大量流传。纳普提出了五条“建议”，包括：应使公众对所有官方传播媒介予以无保留的信任，应使公众绝对信仰他们的领袖，有效地对工作和闲暇加以组织等（Knapp， 1944： 22-37）。纳普的这些建议，令我们可以反推二次大战中美国的晦暗情境：人们对官方传播媒介缺乏信任，对领导毫无信心，官方对特定事件的信息讳莫如深，大众茫然无知，很多人失业，无以打发无聊的日子。如果说，在大战的背景下，一个民族理尚可被全体动员起来，实施上述的建议，那么，在和平时期重读这些建议，如卡普费雷所指出的，“就好像是在描写一个极权国家”（卡普费雷，1991：10）。 　　 受惠于纳普的经验分析，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在二战期间曾对谣言问题进行过专题研究。两人合著的《谣言心理学》一书堪称对谣言的起源和散播的第一次科学的解释（Allport & Postman， 1947）。在研究中，他们关注的是谣言个体传播者的心理过程。他们给一个应试者一张图片，留出时间让他仔细观看。然后他被要求向第二个应试者转述他所看到的场景。第二个人再将他所听到的转述给第三个人，以此类推，到第五或第六个人的时候，信息的70％已然丢失，最终的叙述与开头的图片内容相去甚远。 　　 这其实是把信息的口传视作一个线性的、凡俗的和预定的过程，经历多次累积必然导致信息的扭曲。但这种展示是不无问题的：彼此耳语的模拟实验与自然环境中的谣言运行是完全吻合的吗？对那些最后被证实为真的谣言又该如何论说呢？如果最后的扭曲不可避免，谣言又怎会在某些情况下完好地保存了正确的信息？ 　　 与纳普不同，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把谣言视为一种更加日常的行为，既在战争中也在和平年代出现，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和纳普一样，举出的所有例子都是涉及危机情形的谣言。卡普费雷发现，这些研究人员所举的例子都是有倾向性的。“他们只是就那些毫无根据的谣言进行发挥，他们对谣言所下的定义，没有参考谣言所传达的信息中的任何真实性成份。……他们闭口不谈后来谣言核实的结果。”（卡普费雷：1991：7）这牵涉到谣言的定义问题。

谣言是一种社会疾病？　 　　 谣言的定义向来众说纷纭。一位学者在1998年所作的一次文献综述显示，心理学、社会性和传播学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对于谣言的定义（Pendleton， 1998： 69-86）。所以，在社会科学中，谣言是一个缺乏特定定义的概念。 　　 尽管各执一词，谣言研究者们还是对作为传播媒介的谣言存有某些共同的认识。从上世纪40年代迄今，一些代表性的定义可以总结如下： 　　 1．谣言是一个参照当前时事、旨在使人相信的命题，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Knapp， 1944）。 　　 2．谣言是一个与当前时事相关联的命题，意在使人相信，一般以口传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流传，但却缺乏可靠的证据标准（Allport & Postman， 1947）。 　　 3．谣言是一种在人与人之间流传的，对公众关注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叙述或阐释（Peterson & Gist，1951）。 　　 4．谣言是在一群人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Shibutani， 1966）。 　　 5．谣言是在社会群体中流传的有关当前时事的信息，完全通过口传，往往没有任何事实根据（Morin， 1969）。 　　 6．谣言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广泛流传的命题（Rosnow & Fine， 1976）。 　　 7．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辟谣的信息（卡普费雷，1990）。 　　 依照这些定义，谣言具有自身的结构与逻辑，定义者们无不试图解释这些结构和逻辑。他们大多确认，谣言是一种信息或命题，它赋予与现实有关的某人、某事或某个条件一些新的因素。其次，谣言是口传的，且未经证实。再次，很多定义认为，谣言是为了使人相信。这些定义为我们勾画了谣言的轮廓，例如，它的传播方式（口传）、所传播的内容（谣言是有关时事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把它同那些琐碎的、私人的话题区分了开来，谣言因此被归入了公共范畴）和传播的目的（为了使人相信）。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谣言所传递的信息的实质为何，以及谣言为什么会持续流传，众位研究者却莫衷一是。 　　 有关谣言流传最广的定义把它当作这样一种命题：它没有清晰的来源，其真实性也大可怀疑，所传递的信息不能很快或从来也不能被证实。这种定义符合人们常识性的看法，往往导致一个简单化的公式：谣言＝虚假的信息。例如，中国学者周晓虹把流言和谣言作了如下的区分：虽然都是无根据不确切的信息，但严格说来，流言是无意讹传的，谣言则是有意捏造的（周晓虹，1998：427）。 　　 如此定义谣言会导致两个窘境：其一，对那些起因于某个事实，在传播过程中被一群心存疑虑的人像滚雪球一般不断“兑水”和夸大的谣言，又该如何解释呢？其二，如果把谣言等同于不实之词，那么它就必然留下这样一种印象：谣言是病态社会的反映，是某种程度上的集体精神病。莫兰分析谣言时就使用了不少医学名词，如病菌、病理学、传染病灶、潜伏期、转移期等等，甚至把谣言直接称为“心理癌症”（Morin，1971）。 　　 坚持谣言没有根据，就等于宣布那些信谣和传谣的人都是不理智和反常的，对谣言的解释因而只能从属于精神病学，或者是勒庞开创的对情绪化的群体行为予以蔑视的传统（Le Bon， 1982）。这种认知在中国存在巨大的市场，例如，随便阅读当下有关谣言的评论，不难发现如下的说法： 　　 “谣言其实如同病菌一样，只有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才能孳生。” 　　 “如今，通讯和网络的自由度让一些不负责任的话语、别有用心的言论都可能轻易传递，如瘟疫般迅速蔓延，最后成为洪水猛兽，直至淹没了事实的真相。”[ii] 　　 “在这样的一个怪圈似的谣言生发漩涡里，人们心态各异，信息光怪陆离，谣言在发威，真相却暗自神伤。在这样一个悖论中，社会越发表现出一种对谣言病态的敏感。”[iii] 　　 谣言未必全是虚假的，有大量谣言在后来被证明并不是失实的。事实上，谣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正因为谣言经常最终被发现是“真实的”。因而，如果单纯用“虚假”来概括谣言，显然有失偏颇。有学者用“未经证实”来修饰谣言。然而，这个“未经证实”其实也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去证实一下我们从他人处得到的信息。其次，证实的概念与假定进行证实的人是不可分的。人们常常根据向他们提供消息的人的信任程度，而不是原始消息来源的可靠程度，来判定一个谣传的可信度。在谣言的传播中，一个常见的有趣现象是，我们总是由朋友、同事或亲戚那里听到某个事件的发生，而他们往往并非他们所叙述事件的直接见证人，他们的朋友才是目击者。[iv]尽管这个见证的链条并非直接通到我们这里，但由于有目击者的存在，有朋友等对消息的背书，我们就会相信消息的证明。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证实者心存疑虑，那么我们就会对被此人证实了的消息产生怀疑。证实的标准中包含着很大的主观性。 　　 这样看来，以“未经证实的”，尤其是“虚假的”信息为标准而确立的谣言定义，都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反映了对谣言的偏见以及劝人为善的意愿”。（卡普费雷，1991：11）这种偏见推到极致，就是如上所述把谣言视为一种社会疾病。 　　 谣言作为一种社会认知和集体行动 　　 涩谷保的定义与在他之前占统治地位的对谣言的认识很不相同。按照他的观察，谣言并非反常之举，而是一种日常的试图定义那些模糊然而关键的情境的社会行为。涩谷保的著作含蓄地批评了时人有关谣言的陈见：谣言具有高度的指向性，是非理性的和危险的；谣言是不准确的、扭曲的和夸大的；谣言威胁着社会秩序。他不赞同对谣言的心理学分析将谣言行为个人化的做法，这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谣言研究中十分盛行。例如，弗洛埃德·奥尔波特和密尔顿·莱普金对有关战时美国国内配给谣言的研究得出结论说：“一个人获得的信息愈多，他的思考就会愈缜密，他也就更不可能被引导着去相信自己内心常常不为人知的冲动。”（Allport & Lepkin， 1945： 3-36）又如，1942年一项有关战时谣言的传播与接受程度的研究计算出了一个“信谣指数”，指出不论是流传度还是接受程度，都是穷人比富人更高；45岁以上的人比年轻人高，犹太人比非犹太人高（这是因为犹太人对让人恐惧的谣言容易感到不安）（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2003：5－6）。 　　 谣言研究的早期奠基者们，无论是纳普还是奥尔波特、波斯特曼都假定，虽然有着鼓励谣言在一个群体的层面上存在的条件，谣言的实际运行却依赖于个人的主观偏见和谣言行为。这种研究范式建立在威廉·斯特恩和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的系列实验上。斯特恩采用图像测试和真实性实验来寻求有哪些因素影响观察者的描述。[v]巴特利特用一系列测试对象依次复述的方法，发现人们会给本来无意义或含混的东西赋予意义。由此，回忆成为一种创造而不仅仅是意识的复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2003：31，33－36）。 　　 斯特恩和巴特利特的想法为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所延伸。他们揭示了个体接受和传播谣言的动机和方式，强调了投射（个人意念、欲望等的外化）是使个体相信并传播谣言的重要的心理机制。他们还研究了谣言的内容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化情况及其机理，比如削平和磨尖、同化作用、推断和歪曲等。他们后面的大多数研究者往往遵循着同样的路径，把谣言材料的转换与个人的统计学和认知学特征相联系。而涩谷保却认为，这种把谣言的盛行归因为个人内心冲动的控制度和教育赤字的做法，很难解释谣言的勃勃生机，以及谣言为什么会经常突破个人边界而成为一个“公共”的非正式媒介。 二次大战时很多日裔美国人在加州被关进了收容所，通过对收容所中流传的谣言的研究，涩谷保主张，谣言是社会群体解决问题的工具形式，而且是社会过程中的必要部分，让人们得以面对生命中的种种不确定。谣言因此是一种“集体交易”（collective transaction）之后产生的“即兴新闻”（improvisednews），它是“一群人的智慧的结果，以求对事件得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因此，谣言既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过程，这对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的研究路径是一个有力的拨正。 涩谷保拒绝承认任何把谣言视作未经证实的、不可靠的或虚假的东西的命题。他把谣言过程视为社会生活中一个正常的而不是病态的部分，等于给谣言正了名。他设想谣言是一种集体行动，目的是为了给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找一种答案，这个过程是合作性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功能性的。在这一点上，彼得森与吉斯特同涩谷保的看法相仿佛，他们在谣言的传递过程中看到的不是“削平”与“磨尖”，而是“滚雪球”效应（snowballing）或曰创造性的合作，即寻找谣言中可给人安慰的因素和细节，对这些细节进行添油加醋（Peterson & Gist， 1951： 159-167）。涩谷保强调谣言总是处于“不断的建构”之中，谣言内容的变化不仅仅是对信息的歪曲，而是人们达成一致的过程的一部分（Shibutani， 1966： 9， 16）。这样，涩谷保更多地把谣言看成理性行动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如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所说，它是一种“较少理性的社会活动形式之一”（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2003：26），一种情绪的表达或投射。 　　 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 　　 既然谣言被视为那些缺乏足够信息的人寻求解决问题的一种努力，那么，一个谣言的公式也就呼之欲出了： 　　 谣言＝（问题的）重要性×（事实的）模糊性 　　 这个谣言公式来自于奥尔波特与波斯特曼，在后来被广泛接受，也为涩谷保所承认。该公式是一个乘法关系而不是加法关系，即是说，假如谣言对个人生活的重要性为零，或者事件本身并非含糊不清，谣言就不会产生了（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2003：17）。谣言的出现是因为同时满足了重要性和含糊性这两个条件，而它的传播的持久性也与这两个变量相关。 　　 然而，倘若我们仔细地分析，除了重要性和含糊性，至少还有两个条件构成谣言的前提。其一是，一群人需要行动但却迟疑不决，期待身边的形势得到充分的界定；其二是，形势要求在一些基本的层面上群体成员必须共同行动而不是个人单打独斗。 　　 在三种情形下，上述四个条件会同时具备，从而为谣言提供丰厚的土壤。首先，如果在一种社会秩序中，信息被当局严密控制，谣言就会非常激烈。假使对新闻的控制是一个持续而非暂时的行为，谣言就会变得定期化，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 　　 其次，当发生的事件威胁了正常生活的理解基础的时候，谣言会不胫而走。一个大的灾难或丑闻都会引发这类挑战。同样地，在一个社会中，潜在的冲突对象或互相竞争的群体之间原有的适应和妥协如果被打破，惯常的行为模式也会受到影响。 　　 第三，假如对一个有力的共同行动的推动受到阻遏，谣言也会生发出来。 　　 从第一种情形来看，涩谷保指出，当对新闻的需求大于制度性渠道的信息供应的时候，谣言就会大量繁殖。“为了明智地行动，人们对新闻加以寻求，而谣言基本上就是一种新闻。”（Shibutani， 1966：17）把谣言与新闻并列，涩谷保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理解谣言的新窗口。它显示了，报纸和广播中的新闻也不一定是客观的和真实的，而是携带了很多价值观主导的意见和假设。在中央极权的社会，制度性的渠道控制了信息的散播，人们普遍寻求通过辅助渠道获取信息，有时会逾越官方主张的特权。这样，无论从谣言的意图还是从其结果来看，谣言都可能具有颠覆性。 　　 卡普费雷对谣言的研究起始于涩谷保的观察，两人同样认定，谣言并非是某种“真实”的偏离，而是一种人们达成何为“真实”的一致意见的努力。涩谷保写道，谣言语境的存在，是在“对新闻的需求与集体亢奋的激烈度呈正向相关”的时候，此时谣言会大肆扩张来满足新闻无法满足的需求（Shibutani， 1966：17）。卡普费雷直截了当地指出：“谣言不是从真相中起飞的，而是要出发去寻求真相。”[1]这种寻求发生在权威的或官方的渠道之外，毋需对消息的正式证实，因而谣言很容易离经叛道。人们一般向当局或是媒介吁请真相，把证实的责任交付给它们，但谣言却打击了这一过程。这就是政府当局为何常常会控制或否认谣言，因为他们担心谣言会引发公众的动荡、恐慌或是不满。 　　 再来看第二种情形。谣言活跃于特定的情景中，反过来又为该情景注入动力。这些情景往往与不确定、紧张和危机有关。猜忌、恐惧、仇恨、痛苦会因当下的冲突而进入集体讨论，并塑造和改变冲突本身。在这种情形下，“谣言和闲话是搜集他人信息的重要工具，从中发展出一种公议，这种公议是关于谁应为死亡、疾病、不幸、偷窃、‘不正常’的天气承担责任。这种过程是渐进的，直到它们通过某种事件和人们的解释催化之后显现出来。”（斯特拉森和斯图瓦德，2005：97－98） 　　 此一过程中，谣言导致了人们交流中的不确定性，并与产生误解和冲突的可能性交织在一起。谣言在这些情景中试图让步于社会条件，或与社会条件协商。在极端情况下，谣言会产生社会和政治暴力，例如，用言说将人定位于特定的社会价值体系中，给某些人或某些群体贴标签，对被贴上标签的行为进行道德评判，寻找特定的替罪羊，甚而形成一种争取公众支持并用暴力惩罚肇事者的机制。“通过谣言，就像通过其他社会交流方式一样，冲突与延续共存，加强了生命中持续的斗争原则。”（斯特拉森和斯图瓦德，2005：102） 　　 以上可以一般地解释谣言为什么会在动荡时期泛滥成灾——混乱产生谣言，谣言导致更大的混乱，差不多构成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规律”，用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的话来说就是：“从未有一场骚乱的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伴随和对暴力程度的激化。”（Allport & Postman， 1947：193）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中，中外研究者都指出谣言与革命相伴相生的状况，而对中国的辛亥革命，甚至有学者极而言之地称“武昌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谣言激发的一场兵变”。 　　 这些分析很容易把非理性因素同大革命的群众现象关联起来，即认为情绪、感情、信仰等非理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人们的政治行为，这不仅使大革命的进程扑朔迷离、一波三折，也为谣言赋予一种独特的活力。然而，革命和骚乱只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形式，除了大众的非理性造成局势失控的情形，还有一种社会运动是理性人的联合行动。这些行动有一定的策略，因为行动者缺少财力和权力，不得不调动另类的资源以对政治和分配进程产生影响。这些另类资源包括如下的集体行动：罢工，静坐，占领，示威，怠工，阻塞交通等。 　　 由此进入第三种情形。詹姆斯·斯科特在观察抵抗的政治时敏锐地意识到，在沉寂不动和激烈反抗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广大的中间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事物的限度常常被测试……上次事端的尘埃尚未散去，尝试收复失地的探寻可能就又开始了”（Scott， 1990： 197）。谣言正是中间地带的抵抗中一种有力的手段，谣言武器在现代反抗者手中不像过往的革命者使用得那样强悍，但它又比斯科特曾经观察到的作为“弱者的武器”而发挥的功能更为强大（Scott， 1985）。 　　 了解了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的功用，我们才能深切地明白，何以卡普费雷对谣言的定义特别强调“官方的公开证实”或“官方的辟谣”。这是因为， 　　 “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官方’来源的概念就是政治性的，它取决于一种共识，这种共识阐明了谁拥有法律上的发言权，即便其缺乏道德上的发言权。谣言是与当局的一种关系：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同时，又对当局作为唯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谣言在无人邀请的情况下自发地争夺发言的权力。它经常是反对派的发言：官方的辟谣并不能说服它，因为它感觉官方与可靠性并不是相辅而行的。谣言令我们质疑当局，对‘谁有权对什么事发言’提出质疑。谣言提供的信息与官方信息有时是相左的，所以，谣言构成了一种反权力，即对权力的某种制衡。”（Kapferer， 1990： 14） 　　 作为“反权力”的谣言，反抗的是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以及社会关系上的不平等。 　　 被“妖魔化”的谣言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需要对谣言的定义的细微之处加以仔细的辨别，方能全面认识谣言这一人类社会挥之不去的现象。但在中国的语境中，谣言却几乎一边倒地被视为没有事实根据的惑众之言，听信谣言者是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群众，而谣言的初始传播者常常被指为“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官方一向视谣言为不稳定因素而大加制止和弹压，在很多时候，公民因为传谣信谣而而遭受训话、监视甚至拘捕。 　　 不能不说，在谣言问题上学术视野的逼仄是造成和助长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周裕琼统计说，中国内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的近百篇相关论文，无不对谣言持否定态度（周裕琼，2008）。同一时间出版的传播学与舆论学著作，其中涉及谣言的内容也对其多给予负面的评价，甚至认为谣言就是谎言。例如，刘建明认为谎言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假话，谣言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虚假消息，谣言和谎言都是虚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把假的说成真的，以假充真，以假乱真，以欺骗他人（刘建明，2001）。郭庆光认为流言是一种信源不明、无法得到确认的消息或言论，有自发产生的，有人为制造的，但大多与一定的事实背景相联系；而谣言则是有意凭空捏造的消息或信息（郭庆光，1999：99）。 　　 姑且不论对流言与谎言的这种区别是否准确，我们看到，郭庆光在国内流传最广的传播学教材之一当中在给谣言下定义的时候，引入了一个更加富有争议的参数，即“动机”因素。除了传播学，谣言研究亦是社会心理学的基本内容之一，邓文初曾以两部影响极大的教科书为例，指出国内学者始终强调“动机”（特定意图）与“真实”（缺乏事实根据）两个因素。 　　 由沙莲香主编的《社会心理学》是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其中对谣言进行如下界定：“谣言是某些人或团体、组织、国家，根据特定的动机和意愿，散布的一种内容没有得到确认的，缺乏基本事实根据的，通过自然发生的，在非组织的连锁性传播通路中所流传的信息。”（沙莲香，2006：283－284） 　　 周晓虹主编的《社会心理学》是“普通高等学校社会学专业主干课系列教材”之一，其定义说：“根据传言制造者的动机不同，传言可以细分为流言和谣言，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无意识传播，后者则是有目的地捏造，一般怀有恶意，为的是造谣生事。”（周晓虹，2008：236） 　　 在这里，“动机”二字都直接进入了谣言的定义中，周的定义甚至还突出了“恶意”的目的。邓文初指出：“在这种溢出学术界之外的‘研究’中，以‘真实性’为标准，‘谣言’成了‘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消息。依据‘动机’标准，谣言就不仅仅是‘有意捏造’而且成了‘毁谤中伤’。谣言定定义过程中的情感色彩进一步强化，学术的中性完全丧失，‘谣言’被完全‘妖魔化’了。”[1] “动机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由春秋曲笔生出的“诛心之论”，就是在批评对方之时，不针对对方的行为、语言谈问题，而是绕过行为、语言去指责对方此行为、语言的目的和动机。这种重动机判断（其后紧跟的是价值判断、道德判断）的思维方式长期成为桎梏言论自由和理性讨论的障碍。尤其在极左时期，“动机论”曾经是一根万能的棍子。 把“动机论”应用在谣言上，极其容易将谣言涂抹上伦理色彩，视同捏造、挑拨、诽谤、诬蔑，进而产生一系列可见的恶果： 　　 一是当权者常以此为标签，“妖魔化”反抗和持不同意见的群体，化解和打击对方的舆论攻势，抹杀抗争和质疑的正当性。 　　 例如，2007年，在厦门市民对PX化工项目进行抵制时，政府控制的《厦门日报》、《厦门晚报》接连发表文章，称在市民中群发的手机短信所散布的有关PX危害的内容为“谣言”，[2]并把市民因在正常渠道无法获知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而私下互相流通的传闻鄙视为“‘路透社’消息”，指责它们后面“有双无形的、肮脏的手在操纵”，“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或蛊惑人心，或煽风点火，或惟恐天下不乱，总有着其不可告人的目的。”[3] 　　 在这方面，官方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义正辞严”的话语，被一位知名博客讽刺性地总结为“情绪都是煽动的，真相都是不明的，群众都是一小撮的”。[4]2008年6月28日，贵州瓮安县城发生一起严重的群体性事件，新华网于6月29日发出的电讯即称，按照当地警方的说法，事件缘起于一名女学生溺水死亡，其亲属对瓮安县公安局作出的死因鉴定结果不满，“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其中，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被认为是事件的起因，群众的“不明真相”则是导致事态扩大的原因之一。[5] 　　 这些词语和句式已被官方沿用多年，凡是出现社会运动就必然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它们成为执政者处理公共危机时必不可少的话语策略，不是没有理由的。对于国家层面的执政者而言，这里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这一致命的问题。现存政治哲学的基础在于设定了一种能够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群体，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政府也就顺理成章地具有了先验的正当性。然而，在实践中，这套正当性推理日益瓦解。政府既难以推行一个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国家赖以建立其合法性的价值观，又由于现存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仍然是绩效型的而非法律－选举型的，难以确立国家镇压的合法性，只有使用一套“冷战”的话语策略才能勉强维系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在这套话语策略之下，任何对于政府的抗议，都会被用一种敌对的思维作出解读。 　　 对于地方层面的执政者来说，这套话语则是官员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必然结果。最近若干年里，中央实行重大责任事故负责制，一旦出现公共事故，当地领导人就很可能被撤职。其结果一方面促进当地领导人去防止公共事故的发生，但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在发生公共事故时，第一反应就是如何封锁事故的传播，争取时间和空间去自己处理、自我消化。在地方政府不需向民众负责、而是向上级负责的政治传统下，官员被激励去选择封锁消息。民间将此称做“惟上不惟下，瞒外不瞒内”。一旦瞒不住了，内部无法消化了，地方政府就会转而把社会运动说成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甚至具有“反党反政府”的性质，这样政治上的“上纲上线”在构陷群众的同时，可以把上级党委、政府也绑架进来，从而掩盖地方吏治的极度恶化和自身的严重失职。 　　 二是动辄动用法律手段，对一些有一定事实依据、但又不甚准确的说法，以谣言视之，强力打压，导致在重大社会和安全事件中，中国公民的言论具有极大的法律风险。 　　 中国《刑法》第105条第2款、第181条、第221条、第291条第1款，分别对以造谣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交易的虚假信息、捏造并散布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虚伪事实、编造和明知编造而故意传播恐怖信息等等行为作出有罪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要承担罚款、拘留等行政责任。 　　 就谣言在新媒体当中的发布和传播，2000年9月25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信息；200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称，对于“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煽动分裂国家、破坏祖国统一”、“利用互联网编造并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扰乱金融秩序的虚假信息”、“利用互联网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等行为，将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信息产业部2005年9月25日联合发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要求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中不得含有“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内容。 　　 这些条款，由于缺乏具体的判断标准而显得含糊不清。例如，要进行行政处罚，必须有“扰乱公共秩序”的后果，但怎样才算“扰乱了公共秩序”，始终是相关案件中的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而且，法律将散布谣言和谎报险情、疫情、警情等相并列，并涉及“故意”这样的主观因素，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他或她并非出于“故意”而发布或者传播了一些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的信息，是不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从2006年的“张志坚事件”，到2007年的“红钻帝国”，[ii]再到2008年的“SS山地师”，[iii]各地接连出现因在网上“转载”或“跟帖”，当事网友被公检法机构逮捕或拘留的案例。另外一种情形是因短信而获罪，例如，2007年1月，北京警方称，发“病猪肉”谣言短信可判5年以上徒刑；[iv]太湖蓝藻污染期间，无锡市民丁某向130余人散发“太湖水致癌物超标200倍”的手机短信，被无锡警方处以治安拘留。

“谣言其实如同病菌一样，只有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才能孳生。”

　　 “如今，通讯和网络的自由度让一些不负责任的话语、别有用心的言论都可能轻易传递，如瘟疫般迅速蔓延，最后成为洪水猛兽，直至淹没了事实的真相。”[ii]

　　 “在这样的一个怪圈似的谣言生发漩涡里，人们心态各异，信息光怪陆离，谣言在发威，真相却暗自神伤。在这样一个悖论中，社会越发表现出一种对谣言病态的敏感。”[iii]

　　 谣言未必全是虚假的，有大量谣言在后来被证明并不是失实的。事实上，谣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正因为谣言经常最终被发现是“真实的”。因而，如果单纯用“虚假”来概括谣言，显然有失偏颇。有学者用“未经证实”来修饰谣言。然而，这个“未经证实”其实也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去证实一下我们从他人处得到的信息。其次，证实的概念与假定进行证实的人是不可分的。人们常常根据向他们提供消息的人的信任程度，而不是原始消息来源的可靠程度，来判定一个谣传的可信度。在谣言的传播中，一个常见的有趣现象是，我们总是由朋友、同事或亲戚那里听到某个事件的发生，而他们往往并非他们所叙述事件的直接见证人，他们的朋友才是目击者。[iv]尽管这个见证的链条并非直接通到我们这里，但由于有目击者的存在，有朋友等对消息的背书，我们就会相信消息的证明。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证实者心存疑虑，那么我们就会对被此人证实了的消息产生怀疑。证实的标准中包含着很大的主观性。

　　 这样看来，以“未经证实的”，尤其是“虚假的”信息为标准而确立的谣言定义，都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反映了对谣言的偏见以及劝人为善的意愿”。（卡普费雷，1991：11）这种偏见推到极致，就是如上所述把谣言视为一种社会疾病。

　　

谣言作为一种社会认知和集体行动

　　 涩谷保的定义与在他之前占统治地位的对谣言的认识很不相同。按照他的观察，谣言并非反常之举，而是一种日常的试图定义那些模糊然而关键的情境的社会行为。涩谷保的著作含蓄地批评了时人有关谣言的陈见：谣言具有高度的指向性，是非理性的和危险的；谣言是不准确的、扭曲的和夸大的；谣言威胁着社会秩序。他不赞同对谣言的心理学分析将谣言行为个人化的做法，这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谣言研究中十分盛行。例如，弗洛埃德·奥尔波特和密尔顿·莱普金对有关战时美国国内配给谣言的研究得出结论说：“一个人获得的信息愈多，他的思考就会愈缜密，他也就更不可能被引导着去相信自己内心常常不为人知的冲动。”（Allport & Lepkin， 1945： 3-36）又如，1942年一项有关战时谣言的传播与接受程度的研究计算出了一个“信谣指数”，指出不论是流传度还是接受程度，都是穷人比富人更高；45岁以上的人比年轻人高，犹太人比非犹太人高（这是因为犹太人对让人恐惧的谣言容易感到不安）（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2003：5－6）。

　　 谣言研究的早期奠基者们，无论是纳普还是奥尔波特、波斯特曼都假定，虽然有着鼓励谣言在一个群体的层面上存在的条件，谣言的实际运行却依赖于个人的主观偏见和谣言行为。这种研究范式建立在威廉·斯特恩和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的系列实验上。斯特恩采用图像测试和真实性实验来寻求有哪些因素影响观察者的描述。[v]巴特利特用一系列测试对象依次复述的方法，发现人们会给本来无意义或含混的东西赋予意义。由此，回忆成为一种创造而不仅仅是意识的复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2003：31，33－36）。

　　 斯特恩和巴特利特的想法为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所延伸。他们揭示了个体接受和传播谣言的动机和方式，强调了投射（个人意念、欲望等的外化）是使个体相信并传播谣言的重要的心理机制。他们还研究了谣言的内容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化情况及其机理，比如削平和磨尖、同化作用、推断和歪曲等。他们后面的大多数研究者往往遵循着同样的路径，把谣言材料的转换与个人的统计学和认知学特征相联系。而涩谷保却认为，这种把谣言的盛行归因为个人内心冲动的控制度和教育赤字的做法，很难解释谣言的勃勃生机，以及谣言为什么会经常突破个人边界而成为一个“公共”的非正式媒介。

二次大战时很多日裔美国人在加州被关进了收容所，通过对收容所中流传的谣言的研究，涩谷保主张，谣言是社会群体解决问题的工具形式，而且是社会过程中的必要部分，让人们得以面对生命中的种种不确定。谣言因此是一种“集体交易”（collective transaction）之后产生的“即兴新闻”（improvisednews），它是“一群人的智慧的结果，以求对事件得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因此，谣言既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过程，这对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的研究路径是一个有力的拨正。

涩谷保拒绝承认任何把谣言视作未经证实的、不可靠的或虚假的东西的命题。他把谣言过程视为社会生活中一个正常的而不是病态的部分，等于给谣言正了名。他设想谣言是一种集体行动，目的是为了给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找一种答案，这个过程是合作性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功能性的。在这一点上，彼得森与吉斯特同涩谷保的看法相仿佛，他们在谣言的传递过程中看到的不是“削平”与“磨尖”，而是“滚雪球”效应（snowballing）或曰创造性的合作，即寻找谣言中可给人安慰的因素和细节，对这些细节进行添油加醋（Peterson & Gist， 1951： 159-167）。涩谷保强调谣言总是处于“不断的建构”之中，谣言内容的变化不仅仅是对信息的歪曲，而是人们达成一致的过程的一部分（Shibutani， 1966： 9， 16）。这样，涩谷保更多地把谣言看成理性行动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如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所说，它是一种“较少理性的社会活动形式之一”（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2003：26），一种情绪的表达或投射。

　　

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

　　 既然谣言被视为那些缺乏足够信息的人寻求解决问题的一种努力，那么，一个谣言的公式也就呼之欲出了：

　　 谣言＝（问题的）重要性×（事实的）模糊性

　　 这个谣言公式来自于奥尔波特与波斯特曼，在后来被广泛接受，也为涩谷保所承认。该公式是一个乘法关系而不是加法关系，即是说，假如谣言对个人生活的重要性为零，或者事件本身并非含糊不清，谣言就不会产生了（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2003：17）。谣言的出现是因为同时满足了重要性和含糊性这两个条件，而它的传播的持久性也与这两个变量相关。

　　 然而，倘若我们仔细地分析，除了重要性和含糊性，至少还有两个条件构成谣言的前提。其一是，一群人需要行动但却迟疑不决，期待身边的形势得到充分的界定；其二是，形势要求在一些基本的层面上群体成员必须共同行动而不是个人单打独斗。

　　 在三种情形下，上述四个条件会同时具备，从而为谣言提供丰厚的土壤。首先，如果在一种社会秩序中，信息被当局严密控制，谣言就会非常激烈。假使对新闻的控制是一个持续而非暂时的行为，谣言就会变得定期化，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

　　 其次，当发生的事件威胁了正常生活的理解基础的时候，谣言会不胫而走。一个大的灾难或丑闻都会引发这类挑战。同样地，在一个社会中，潜在的冲突对象或互相竞争的群体之间原有的适应和妥协如果被打破，惯常的行为模式也会受到影响。

　　 第三，假如对一个有力的共同行动的推动受到阻遏，谣言也会生发出来。

　　 从第一种情形来看，涩谷保指出，当对新闻的需求大于制度性渠道的信息供应的时候，谣言就会大量繁殖。“为了明智地行动，人们对新闻加以寻求，而谣言基本上就是一种新闻。”（Shibutani， 1966：17）把谣言与新闻并列，涩谷保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理解谣言的新窗口。它显示了，报纸和广播中的新闻也不一定是客观的和真实的，而是携带了很多价值观主导的意见和假设。在中央极权的社会，制度性的渠道控制了信息的散播，人们普遍寻求通过辅助渠道获取信息，有时会逾越官方主张的特权。这样，无论从谣言的意图还是从其结果来看，谣言都可能具有颠覆性。

　　 卡普费雷对谣言的研究起始于涩谷保的观察，两人同样认定，谣言并非是某种“真实”的偏离，而是一种人们达成何为“真实”的一致意见的努力。涩谷保写道，谣言语境的存在，是在“对新闻的需求与集体亢奋的激烈度呈正向相关”的时候，此时谣言会大肆扩张来满足新闻无法满足的需求（Shibutani， 1966：17）。卡普费雷直截了当地指出：“谣言不是从真相中起飞的，而是要出发去寻求真相。”[1]这种寻求发生在权威的或官方的渠道之外，毋需对消息的正式证实，因而谣言很容易离经叛道。人们一般向当局或是媒介吁请真相，把证实的责任交付给它们，但谣言却打击了这一过程。这就是政府当局为何常常会控制或否认谣言，因为他们担心谣言会引发公众的动荡、恐慌或是不满。

　　 再来看第二种情形。谣言活跃于特定的情景中，反过来又为该情景注入动力。这些情景往往与不确定、紧张和危机有关。猜忌、恐惧、仇恨、痛苦会因当下的冲突而进入集体讨论，并塑造和改变冲突本身。在这种情形下，“谣言和闲话是搜集他人信息的重要工具，从中发展出一种公议，这种公议是关于谁应为死亡、疾病、不幸、偷窃、‘不正常’的天气承担责任。这种过程是渐进的，直到它们通过某种事件和人们的解释催化之后显现出来。”（斯特拉森和斯图瓦德，2005：97－98）

　　 此一过程中，谣言导致了人们交流中的不确定性，并与产生误解和冲突的可能性交织在一起。谣言在这些情景中试图让步于社会条件，或与社会条件协商。在极端情况下，谣言会产生社会和政治暴力，例如，用言说将人定位于特定的社会价值体系中，给某些人或某些群体贴标签，对被贴上标签的行为进行道德评判，寻找特定的替罪羊，甚而形成一种争取公众支持并用暴力惩罚肇事者的机制。“通过谣言，就像通过其他社会交流方式一样，冲突与延续共存，加强了生命中持续的斗争原则。”（斯特拉森和斯图瓦德，2005：102）

　　 以上可以一般地解释谣言为什么会在动荡时期泛滥成灾——混乱产生谣言，谣言导致更大的混乱，差不多构成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规律”，用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的话来说就是：“从未有一场骚乱的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伴随和对暴力程度的激化。”（Allport & Postman， 1947：193）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中，中外研究者都指出谣言与革命相伴相生的状况，而对中国的辛亥革命，甚至有学者极而言之地称“武昌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谣言激发的一场兵变”。

　　 这些分析很容易把非理性因素同大革命的群众现象关联起来，即认为情绪、感情、信仰等非理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人们的政治行为，这不仅使大革命的进程扑朔迷离、一波三折，也为谣言赋予一种独特的活力。然而，革命和骚乱只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形式，除了大众的非理性造成局势失控的情形，还有一种社会运动是理性人的联合行动。这些行动有一定的策略，因为行动者缺少财力和权力，不得不调动另类的资源以对政治和分配进程产生影响。这些另类资源包括如下的集体行动：罢工，静坐，占领，示威，怠工，阻塞交通等。

　　 由此进入第三种情形。詹姆斯·斯科特在观察抵抗的政治时敏锐地意识到，在沉寂不动和激烈反抗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广大的中间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事物的限度常常被测试……上次事端的尘埃尚未散去，尝试收复失地的探寻可能就又开始了”（Scott， 1990： 197）。谣言正是中间地带的抵抗中一种有力的手段，谣言武器在现代反抗者手中不像过往的革命者使用得那样强悍，但它又比斯科特曾经观察到的作为“弱者的武器”而发挥的功能更为强大（Scott， 1985）。

　　 了解了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的功用，我们才能深切地明白，何以卡普费雷对谣言的定义特别强调“官方的公开证实”或“官方的辟谣”。这是因为，

　　 “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官方’来源的概念就是政治性的，它取决于一种共识，这种共识阐明了谁拥有法律上的发言权，即便其缺乏道德上的发言权。谣言是与当局的一种关系：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同时，又对当局作为唯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谣言在无人邀请的情况下自发地争夺发言的权力。它经常是反对派的发言：官方的辟谣并不能说服它，因为它感觉官方与可靠性并不是相辅而行的。谣言令我们质疑当局，对‘谁有权对什么事发言’提出质疑。谣言提供的信息与官方信息有时是相左的，所以，谣言构成了一种反权力，即对权力的某种制衡。”（Kapferer， 1990： 14）

　　 作为“反权力”的谣言，反抗的是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以及社会关系上的不平等。

　　

被“妖魔化”的谣言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需要对谣言的定义的细微之处加以仔细的辨别，方能全面认识谣言这一人类社会挥之不去的现象。但在中国的语境中，谣言却几乎一边倒地被视为没有事实根据的惑众之言，听信谣言者是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群众，而谣言的初始传播者常常被指为“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官方一向视谣言为不稳定因素而大加制止和弹压，在很多时候，公民因为传谣信谣而而遭受训话、监视甚至拘捕。

　　 不能不说，在谣言问题上学术视野的逼仄是造成和助长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周裕琼统计说，中国内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的近百篇相关论文，无不对谣言持否定态度（周裕琼，2008）。同一时间出版的传播学与舆论学著作，其中涉及谣言的内容也对其多给予负面的评价，甚至认为谣言就是谎言。例如，刘建明认为谎言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假话，谣言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虚假消息，谣言和谎言都是虚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把假的说成真的，以假充真，以假乱真，以欺骗他人（刘建明，2001）。郭庆光认为流言是一种信源不明、无法得到确认的消息或言论，有自发产生的，有人为制造的，但大多与一定的事实背景相联系；而谣言则是有意凭空捏造的消息或信息（郭庆光，1999：99）。

　　 姑且不论对流言与谎言的这种区别是否准确，我们看到，郭庆光在国内流传最广的传播学教材之一当中在给谣言下定义的时候，引入了一个更加富有争议的参数，即“动机”因素。除了传播学，谣言研究亦是社会心理学的基本内容之一，邓文初曾以两部影响极大的教科书为例，指出国内学者始终强调“动机”（特定意图）与“真实”（缺乏事实根据）两个因素。

　　 由沙莲香主编的《社会心理学》是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其中对谣言进行如下界定：“谣言是某些人或团体、组织、国家，根据特定的动机和意愿，散布的一种内容没有得到确认的，缺乏基本事实根据的，通过自然发生的，在非组织的连锁性传播通路中所流传的信息。”（沙莲香，2006：283－284）

　　 周晓虹主编的《社会心理学》是“普通高等学校社会学专业主干课系列教材”之一，其定义说：“根据传言制造者的动机不同，传言可以细分为流言和谣言，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无意识传播，后者则是有目的地捏造，一般怀有恶意，为的是造谣生事。”（周晓虹，2008：236）

　　 在这里，“动机”二字都直接进入了谣言的定义中，周的定义甚至还突出了“恶意”的目的。邓文初指出：“在这种溢出学术界之外的‘研究’中，以‘真实性’为标准，‘谣言’成了‘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消息。依据‘动机’标准，谣言就不仅仅是‘有意捏造’而且成了‘毁谤中伤’。谣言定定义过程中的情感色彩进一步强化，学术的中性完全丧失，‘谣言’被完全‘妖魔化’了。”[1]

“动机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由春秋曲笔生出的“诛心之论”，就是在批评对方之时，不针对对方的行为、语言谈问题，而是绕过行为、语言去指责对方此行为、语言的目的和动机。这种重动机判断（其后紧跟的是价值判断、道德判断）的思维方式长期成为桎梏言论自由和理性讨论的障碍。尤其在极左时期，“动机论”曾经是一根万能的棍子。

把“动机论”应用在谣言上，极其容易将谣言涂抹上伦理色彩，视同捏造、挑拨、诽谤、诬蔑，进而产生一系列可见的恶果：

　　 一是当权者常以此为标签，“妖魔化”反抗和持不同意见的群体，化解和打击对方的舆论攻势，抹杀抗争和质疑的正当性。

　　 例如，2007年，在厦门市民对PX化工项目进行抵制时，政府控制的《厦门日报》、《厦门晚报》接连发表文章，称在市民中群发的手机短信所散布的有关PX危害的内容为“谣言”，[2]并把市民因在正常渠道无法获知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而私下互相流通的传闻鄙视为“‘路透社’消息”，指责它们后面“有双无形的、肮脏的手在操纵”，“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或蛊惑人心，或煽风点火，或惟恐天下不乱，总有着其不可告人的目的。”[3]

　　 在这方面，官方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义正辞严”的话语，被一位知名博客讽刺性地总结为“情绪都是煽动的，真相都是不明的，群众都是一小撮的”。[4]2008年6月28日，贵州瓮安县城发生一起严重的群体性事件，新华网于6月29日发出的电讯即称，按照当地警方的说法，事件缘起于一名女学生溺水死亡，其亲属对瓮安县公安局作出的死因鉴定结果不满，“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其中，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被认为是事件的起因，群众的“不明真相”则是导致事态扩大的原因之一。[5]

　　 这些词语和句式已被官方沿用多年，凡是出现社会运动就必然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它们成为执政者处理公共危机时必不可少的话语策略，不是没有理由的。对于国家层面的执政者而言，这里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这一致命的问题。现存政治哲学的基础在于设定了一种能够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群体，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政府也就顺理成章地具有了先验的正当性。然而，在实践中，这套正当性推理日益瓦解。政府既难以推行一个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国家赖以建立其合法性的价值观，又由于现存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仍然是绩效型的而非法律－选举型的，难以确立国家镇压的合法性，只有使用一套“冷战”的话语策略才能勉强维系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在这套话语策略之下，任何对于政府的抗议，都会被用一种敌对的思维作出解读。

　　 对于地方层面的执政者来说，这套话语则是官员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必然结果。最近若干年里，中央实行重大责任事故负责制，一旦出现公共事故，当地领导人就很可能被撤职。其结果一方面促进当地领导人去防止公共事故的发生，但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在发生公共事故时，第一反应就是如何封锁事故的传播，争取时间和空间去自己处理、自我消化。在地方政府不需向民众负责、而是向上级负责的政治传统下，官员被激励去选择封锁消息。民间将此称做“惟上不惟下，瞒外不瞒内”。一旦瞒不住了，内部无法消化了，地方政府就会转而把社会运动说成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甚至具有“反党反政府”的性质，这样政治上的“上纲上线”在构陷群众的同时，可以把上级党委、政府也绑架进来，从而掩盖地方吏治的极度恶化和自身的严重失职。

　　 二是动辄动用法律手段，对一些有一定事实依据、但又不甚准确的说法，以谣言视之，强力打压，导致在重大社会和安全事件中，中国公民的言论具有极大的法律风险。

　　 中国《刑法》第105条第2款、第181条、第221条、第291条第1款，分别对以造谣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交易的虚假信息、捏造并散布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虚伪事实、编造和明知编造而故意传播恐怖信息等等行为作出有罪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要承担罚款、拘留等行政责任。

　　 就谣言在新媒体当中的发布和传播，2000年9月25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信息；200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称，对于“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煽动分裂国家、破坏祖国统一”、“利用互联网编造并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扰乱金融秩序的虚假信息”、“利用互联网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等行为，将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信息产业部2005年9月25日联合发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要求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中不得含有“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内容。

　　 这些条款，由于缺乏具体的判断标准而显得含糊不清。例如，要进行行政处罚，必须有“扰乱公共秩序”的后果，但怎样才算“扰乱了公共秩序”，始终是相关案件中的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而且，法律将散布谣言和谎报险情、疫情、警情等相并列，并涉及“故意”这样的主观因素，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他或她并非出于“故意”而发布或者传播了一些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的信息，是不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从2006年的“张志坚事件”，到2007年的“红钻帝国”，[ii]再到2008年的“SS山地师”，[iii]各地接连出现因在网上“转载”或“跟帖”，当事网友被公检法机构逮捕或拘留的案例。另外一种情形是因短信而获罪，例如，2007年1月，北京警方称，发“病猪肉”谣言短信可判5年以上徒刑；[iv]太湖蓝藻污染期间，无锡市民丁某向130余人散发“太湖水致癌物超标200倍”的手机短信，被无锡警方处以治安拘留。

　　 根据法律规定仔细辨别这些案例，不难发现，政府存在明显的滥用法律行为。首先，政府倾向于把凡是与事实不完全符合的传言都定性成法律意义上的谣言。“SS山地师”在转发帖子时，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处理，信息庞杂，虽转贴伤亡人数有误，但仍可证明事故造成重大伤亡。事实上，在大的灾害事故发生后的较短时间内，即便政府也往往没有能力马上判断言论的真假。当局严重混淆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与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传播小道消息的区别，后者根本不属于违法行为。在重大灾难之后，许多人都曾传播不知真假的小道消息，提醒亲友注意安全，从现行的法律体系来看，他们中几乎每一个都可能被抓起来。

　　 其次，谣言是否“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或足以“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而不是所散布的信息的真假，才应该是处理谣言案件的出发点。“红钻帝国”和“SS山地师”的帖子是转载和引述，虽然态度激烈，但是否构成“扰乱公共秩序”，则需要视帖子的影响面以及造成的客观结果而定，比如，帖子的传播范围有多广，是否激发了公众的心理恐慌，影响到正常的生产、工作、教学、生活秩序等。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公众有权质疑、批驳任何报道乃至政府公告的真实性，公民发短信或者转发相关帖子，即使有不实之处，也应被视作自保或者行使监督权，政府部门只能用更加公开透明的信息来平息大家的忧虑，消除不实之言。一场灾难过后，人们尚未获知政府部门关于预警系统、抗灾能力和救援措施的检讨，却先发现普通市民因为参与灾难后果的讨论而被警方拘留，这不能不使网络民意的焦点集中在权力是否滥用、言论是否自由等问题上。

　　 杨支柱指出：“基于保护言论自由的需要，判断一种言论是否扰乱公共秩序，应该采用‘明显而紧迫的危险’标准；因为允许政府因不明显的危险阻止或惩罚言论，将使言论者发表任何言论都胆战心惊，而非紧迫的危险是政府有时间采取措施避免的。”（杨支柱，2007）之所以要对媒体在灾难和事故方面的报道以及公民的关注采取宽容态度，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是这样可以及时避免更大的危害、抢救更多的生命，与之相比，“可能的恐慌混乱仍然属于较小的恶，是不得已的容忍”（顾肃，2006）。从补救措施上看，对于言论者可能产生的偏向，政府通过公布真相进行解释说明、揭露言论者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就能消除影响，并不应因批评采用虚构方式就予以强力打击。

　　 一方面，公权机关常常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拘捕公民，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谣言案件中，诽谤罪成了公权打击私权的武器。2008年7月，在上海闸北袭警案发生后不久，网上就流传，犯罪嫌疑人杨佳因遭民警殴打导致丧失生育能力才伺机报复。7月14日，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对编造、散布谣言的郏啸寅以涉嫌诽谤罪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称，郏啸寅于7月2日下午编造了题为《上海袭警事件内幕》的文章，虚构杨佳因被闸北公安分局民警打伤生殖器、丧失生育能力而萌生报复袭警等内容，在网上多次发布、张贴，并被其他网站大量转载。检察机关认为，郏啸寅利用互联网捏造事实严重损害了执法民警的名誉和公安机关的形象，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246条，涉嫌诽谤罪。

　　 《刑法》第246条的规定是，“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必须注意的是，此条规定放在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当中。也就是说，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这一犯罪侵犯的对象，必须是公民而不是企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组织的名誉。不可否认，郏的造谣对上海警方和办案民警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并不一定就是应该动用国家强制力处罚的违法或犯罪行为。如果把对于公职人员的公权行为的评判以诽谤罪入刑，其结果必然是，任何人都不敢对公权实施监督，公民言论自由的崇高价值也无法得到保障。

　　 言论自由天然包含了说错话的自由，尤其是质疑权力的自由。这就要求公共官员面对批评甚至夸大事实的捏造时，不能动辄以诽谤为由主张名誉权和隐私权，更不能以国家暴力机器来满足个人的私利。而一个又一个因发送短信、网络发帖获罪的案件，却多次显示一些地方长官借助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资源，习惯性地把一切未经官方认可的信息当作谣言来打击，甚至不惜顶着挟私报复的恶名钳制言论，由此制造了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和舆论环境。（未完）

（由于微信订阅号限定单篇文字不可超过2万字，欲读剩余部分：谣言与大众媒体的对立、谣言与新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看待谣言……可点击“阅读原文”跳转至“爱思想”网站取阅。）

*原文附注：

　　 2006年3月，身为海口一家制药企业工作人员的张志坚，在制药领域的专业网站小木虫网站（http：//emuch.net）和丁香园网站（http：//www.dxy.cn）上转帖了一篇揭露浙江康力元投资集团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和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等多名国家药监局工作人员进行“官药勾结”的网文。康力元公司因此向海口警方“报案”，4月26日，海口市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为由拘留了张志坚，6月1日，检察院批准将张志坚逮捕。2007年2月6日，检察院以案件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撤诉，并准许取保候审。2007年4月12日，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警方已撤案为由取消取保候审。2007年7月，在案发近一年三个月之后，被司法机关错误羁押的张志坚获得24000元国家赔偿。7月6日，张志坚转帖网文中的当事人曹文庄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7月10日，郑筱萸在北京被执行死刑。

[ii]2007年7月18日，济南特大暴雨，水位迅速上升的护城河完全没过银座购物广场的排水出口，这座济南最大最繁华的标志性商场成了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数天后，银座发布官方消息，称“由于疏导及时，超市内无一伤亡”。这成了后来在网络上争议最大的话题之一。一个注册名为“红钻帝国”的23岁的女孩在济南舜网（http：//www.e23.cn）回帖参与论坛的济南暴雨讨论，声称听亲友说大水涌入银座广场而死了不少人。济南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散布谣言”为罪名对其予以治安拘留，认定她的跟帖“内容有明显的唬人噱头，营造了暴雨过后的恐怖气氛，里面有灾害造成多人死亡的虚假信息”。

当地一家媒体报道说：“暴雨可怕，谣言更可怕！”

　　 [iii]2008年4月28日，一场近10年来中国铁路行业罕见的列车相撞事故在胶济铁路上发生。当天，21岁的山东高密网民“SS山地师”在百度高密贴吧转发了一条名为《火车相撞特大内幕！》的帖子，被当地公安机关认定为“内容严重歪曲了正规广播电视媒体关于4·28 事件的真实报道”，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涉嫌散布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对其处以治安拘留。警方同时警告网民“不要相信网上的一些虚假信息，更不要散布虚假信息，特别是这种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虚假信息，一旦发现散布这种信息的人员，公安机关将予以严惩”。“SS山地师”不仅遭到了治安处罚，还被当地电视台以反面事例曝光，以教育观众。

　　 [iv]《北京警方：发“病猪肉”谣言短信可判刑5年以上》，《北京日报》2007年1月16日。

谢谢分享

赞楼主！ 谢谢分享

支持楼主，现在微博上开始大量删帖了，又开始控制舆情。包括白岩松那个节目的视频都看不到了。华人上可以帮助保存下来很多信息。

谢谢分享

顶楼主！

顶一个。

今日头条打开 WHO：中国已经上报武汉第四代病例 尚待进一步证据确认 财新网 原创 10小时前487评论 WHO：中国已经上报武汉第四代病例 尚待进一步证据 【财新网】（特派瑞士日内瓦记者 李增新 吴红毓然 曾佳 福林）北京时间1月24日凌晨2点，即中部标准时间1月23日晚上7点，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最新声明中披露，中国已经向其报告了“武汉的第四代病例和武汉以外的第二代病例”，但未进行进一步阐述。WHO是在《关于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疫情的<国际卫生条例>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声明》中做此披露的。 财新就此联系中国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了解详情，至发稿时未获答复。 此前，该机构一直称未获国内第三代传播、国际第二代传播的确切证据。在中部标准时间1月22日晚上9点，WHO首次就武汉疫情召开发布会时，曾表示“目前已经看到密切接触导致的全家感染，这在呼吸系统疾病中并不鲜见。但目前尚未获得连续传播至第三代或第四代的证据”。 22日晚的新闻发布会上，WHO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指出，目前尚没有证据，证明现在疫情已经出现了第三代、第四代传播。他还指出，该新型冠状病毒显示出稳定性，并且未在任何异常活动上显示出差异。 传染病的人际传播的代际，是界定其严重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代际传播越多，说明疫情越严重，甚至可能出现了“超级传播者”。据财新此前报道，要证明病毒具备“持续人传人”能力，至少需要出现三代以上的人际传播，比如A传给B，B又传给C，C又传给D。（见财新网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两成员最新透露了什么？（更新）_财新网_财新网） 目前，WHO 已经确认了“人传人”。WHO新兴疾病部门代理主管玛利亚·科尔克霍夫（Maria Kerkhove）表示，现在已有证据证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存在“人传人”的证据。这些证据说明，在与可疑病例密切接触的情况下或在医疗环境中，会发生“人传人”的情况。 这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此前观点一致。钟南山呼吁，要警惕新型冠状病毒在医院内“人传人”。据武汉市卫健委1月21日的通报：武汉市共有15名医务工作者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此外还有一名医务工作者属疑似病例。这16名医务工作者中，有一名属于危重症。（见财新网钟南山：要警惕新型冠状病毒在医院内“人传人”_财新网_财新网） 玛利亚·科尔克霍夫进一步指出，目前描绘新型冠状病毒究竟如何进行“人传人”的，还为时过早。WHO已经向中方提出要求，希望中国提供武汉及中国其他地区控制疫情的具体数据，包括哪些确诊的病例中涉及人传人、人传人都发生在哪些情况下，以及在家庭、卫生机构及社区内的传播情况。 玛利亚·科尔克霍夫也强调，目前还没有掌握能够证明现在疫情有第三代、第四代甚至第五代传播的证据，“但是我们非常努力地想要掌握更多传染的情况，以更好地提供保护措施”。 同时，她特别指出，“我们还没有发现（中国）输出的病例出现第二代传播（secondary transmission）的现象，这十分重要”。据财新记者统计，截至1月21日24时，海外确诊病例7例，日本通报确诊1例，泰国4例，韩国1例，美国1例。 她还提醒所有输出或输入过新型冠状病毒病例的国家，“注意后续传播的情况、因亲密接触而导致的第二代传播到达了哪个程度”。 对于呼吸道疾病而言，具备“人传人”的特征并不意外。“SARS和MERS已经体现了‘人传人’的情况，埃博拉病毒经历了多代（multiple generations ）‘人传人’，” WHO紧急项目负责人瑞安（Michael Ryan）指出，“人传人”不是唯一判断此次疫情影响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现在还需以恰当的方式追溯到病源，识别出它或者它们，并提出建议以打破传染链。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医学教授桑贾亚·塞纳纳耶克（Sanjaya Senanayake）表示：出现第四代传播病例表明，这种病毒可以比一周之前更有效地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他告诉财新记者，“大约一周之前如果我接受采访，根据我看到的信息，我会说还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或者说这种传播是受到限制的。但如今第四代传播出现，这说明了病毒扩散的发展速度，以及我们一直在不断学习这种病毒的行为。 也许在48小时之内，我们还会知道其他事情。” 他说，虽然目前看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SARS相比，其致死率要低得多，约为4%左右；且目前因此丧生的人，往往是同时具有其他疾病的老年人，而不是健康的年轻人。 “但是，如果新冠病毒比我们以为的更具传染性的话，当有很多病例时，4%的致死率仍意味着很多死亡。” 但他也坦言，疫情爆发至今不过数个星期，“因此，我们对此还不是了解很多。” WHO在欧洲中部时间1月22日晚召开第一次记者会。在1月23日晚的第二次记者会上，仅就是否定性“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做了阐述，并未提及上述“四代”的相关病例。WHO总干事在会上表示，“将于10天左右或更短的时间内再次召开武汉疫情的国际电话会议”

谢谢楼主！

都是干货

回复 22楼dingdingdddd的帖子 谢谢lz. 还有很多视屏 看的绝望，这个zf太让人无语了

支持你把它变成一个备份贴， 宛如 长春围城。

楼主辛苦了，致敬。

咱们是外国人，人家不让我们担心。 都洗洗先睡吧

维权网 维权网敬启：真诚感谢国际社会多年来对本网的关注与支持，尤其是海内外媒体同仁对本网人权信息报道的重视及给予我们的肯定和鼓励！由于时下中国大陆普遍存在的人权困境，许多人权信息都是由本网信息员和志愿者冒着人身安全风险乃至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历尽艰辛采集到的，希望今后相关媒体在采纳和引用本网的信息报道时能注明出处，以示对坚守在一线的维权网站和公民记者的尊重与鼓励！再次诚挚感谢社会各界对本网的关注与支持！由衷欢迎海内外媒体和相关机构采用本网发布的人权信息，并进行跟踪调查报道！ 此页面为本网官方博客地址，维权网推特:@weiquanwang，维权网邮箱[email][email protected][/email] 谢谢大家支持！ 张雪忠：武汉新型疫情的最大教训是什么？ 目前的公开消息表明，武汉的疫情在2019年12月8日就已出现。但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部门还以“传播谣言”为由，对8名公开消息的市民进行“严肃处理”。1月12日至17日，是湖北省人大开会时间，其间没有新增病例通报。1月19日，武汉举行了四万人参加的集体餐会。1月21日，湖北省委举行春节联欢会，歌舞升平。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这一简单的时间线梳理，已足以表明当地省市两级党政官员，是何等的颟顸与无能。 另一方面，在这段时间，几乎没有独立的专业媒体对疫情进行调查和报道，也没有医学专业人员向公众提供独立的专业意见，更看不到社会公益组织在其中发挥作用。这绝不是说，中国没有好的记者、好的医生或热爱公益的公民；而只能说明，政府对社会与民众长期的严密管控，几乎已完全摧毁了中国社会的组织和自救能力。武汉方面在封城前22天，还在查处公开疫情的市民，可见当局对社会的压制是何等严密与蛮横。 管控人民最严密的政府，一定也是保护人民最无能的政府，这是一条与物理法则几乎一样可靠的政治法则。 这是因为： （1）即使是专制或极权政府，它所掌控的资源也是有限的，长期将资源优先分配给管控民众和压制社会的需要，就一定会挤占用来保护与服务民众的资源； （2）长期将管控民众或“维稳”视为要务，必然会削弱政府保护民众的意识和能力，就像一群长期严密管控囚犯的狱吏，不可能在囚犯之中出现健康危机时，立马就能变身拯救囚犯的爱心天使； （3）由于官员们的权力并非源于民众的授予，也不受民众的控制，官员和民众之间并无紧密的联系，两者完全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官员们因而不可能理解民众的担忧、痛苦和期盼。当成千上万的民众身染恶疾，且求医无路、求生无门时，各级政府官员仍在聚众欢庆、歌舞升平，这就一点都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了。 有不少人在网上呼吁，要对武汉地方官员进行问责。这种要求是完全正当的，但仅仅是这样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又像以往一样，让上层官员来对下层官员打几板子，是不可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发生的。比如，湖北省因要开人大会议而不如实公开疫情，我们会为此感到愤怒，但在全国两会期间，难道不是也一直要封锁负面消息，以便营造一种上下祥和的假象吗？ 中国的现行政体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这种不民主和不尊重公民权利的前现代政体，是绝不可能具备现代治理能力的。如果人民不能控制政府，不能有效地约束政府权力，然后却指望政府能有效地保障人民的安全，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在前现代政体下，一个国家必然会分成两群人：一群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统治者；一群是唯唯诺诺、仰人鼻息的被统治者，而前一群人竟会真正关心和在乎后一群人的死活，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即使是在现代政体下，人们也不是“依靠”政府来保护和服务自己，而是“利用”政府来进行自我保护和自我服务。 也就是说，为了让每一个人都生活得更安全、更有尊严，全体国民共同表达政治意志（主要是制定宪法），来创设必要的政府机构，并委托部分国民行使政府权力，同时又用宪法持续而严密地限制、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行使政府权力的人，就不是和其他国民泾渭分明的统治者，而只是由国民选任出来，在一定任期内履行公共职责的受托者，并应始终受到国民的监督和控制。 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只是全体国民实行自我治理的中介和手段。 现代政体下的政府，它的权力虽然应是有力的，但也必须是有限的。政府权力应该强到足以履行正常的职能，却不能强到压制个人自由和社会自治。这样一来，一旦遇到武汉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健康危机，不但政府会采取及时而高效的行动，而且媒体、专业人士和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也可以从各方面为应对危机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可见，此次疫情爆发给我们带来的教训，绝不只是问责几名地方官员这么简单，而是必须要将政治转型提上全社会的议事日程。 所谓政治转型，就是将既有的前现代政体，转变为现代政体；具体来说，就是用一部体现全体国民意志，且包含个人权利优先、政治竞争、分权制衡和司法独立等现代政治原则的真宪法，取代现行的只体现单个政党意志，且完全不符合现代政治原则的假宪法。 这也是我一直要倡导“国民制宪、和平转型”的原因之

人民网>>社会 湖北一医生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逝世 2020年01月25日09:42 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武汉1月25日电 （记者崔东 王欲然）记者获悉，今日7时，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新华医院）耳鼻喉科医生梁武东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幸逝世，享年62岁。

转自微博 最近目睹的事件，使我常常想起周雪光的《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其中有一段是，「帝国的规模导致了漫长的行政链条，使得委托—代理的困难——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急剧上升。信息不对称性加剧了上下级间特别是皇权对官僚体制的深深猜疑和戒备」。 某地的处理，号称外松内紧，实则宽严皆误。在早期，卫健委已经确定病毒性质和起源地，但当地既不启动防疫，也不公开信息，在人%大会中间六天，更是迷一般地无新增病例。待到海外模拟出，内部大会完毕后，终于遮盖不住，中央也相继批示指示，于是WH迅速动作起来，过犹不及，封城而配套不足，自称物资齐备却随即打脸对外求援。这台以组织能力和效率超高著称的机器，为何应对如此迟缓又如此狼狈，多年的权力集中是不是已经自损活力，似乎又回到了帝国松紧循环的老套路。 当然这并不是说都是地方的锅。本次事件跟华北煤改气、非洲猪瘟都有点共通之处，都是从一个地方性的技术问题，因为体制的刚性处理，扩散到全局而无法收拾。这里头共通点，是过去数年集权的成功，萎缩了各组织的政治活力，也就是宽严皆误过犹不及。

lz ，我加几个豆瓣的爆料， 可能也需要备份，怕被删除了。

第一个是楼主每天等死写的帖子， 特别惨， 医院不收，不救治，没有药买。有个楼主只能从网上买药，然后在家里自我隔离， 不出房间，她妈妈每天把实物放门口，特别绝望，22日这个帖子楼主自我放弃，把之前写的删了，在等死了。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63685226/?dt_dapp=1&dt_platform=wechat_friends

还有其他的自己和家人感染的：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63853033/?dt_dapp=1&dt_platform=wechat_friends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63787744/?dt_dapp=1&dt_platform=wechat_friends

瓜组还有很多爆料，还有各种爆料在各个小的组，比如生活组之类的。等看得人多了，估计就要被删除、404和”被“ 辟谣了。

谢谢分享。存下来慢慢看。

赞楼主整理，记录历史

求备份2个捐物资贴 商务部新闻：中国政府向南苏丹政府提供的紧急抗洪救灾物资顺利启运 文章来源：商务部新闻办公室 2020-01-23 09:56 文章类型：原创 内容分类：新闻 https://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2001/20200102932858.shtml 中国万枚口罩援菲火山重灾区，灾民高呼CHINA致谢[size=0.676328]中国新闻网 2020-1-17 https://wap.yzwb.net/wap/news/221238

谢谢楼主

回复 1楼dingdingdddd的帖子 古时皇帝不想记录史实要杀史官，如今可简单多了，一键删除就行了，不用人头落地 谢谢楼主保持历史的 原样

回复 1楼dingdingdddd的帖子 支持。请继续。

谢谢楼主记录

求备份2个捐物资贴
商务部新闻：中国政府向南苏丹政府提供的紧急抗洪救灾物资顺利启运
文章来源：商务部新闻办公室 2020-01-23 09:56 文章类型：原创 内容分类：新闻

https://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2001/20200102932858.shtml

中国万枚口罩援菲火山重灾区，灾民高呼CHINA致谢[size=0.676328]中国新闻网
2020-1-17
https://wap.yzwb.net/wap/news/221238
yulingxi 发表于 1/26/2020 1:52:56 PM

最好做带原网址显示的截屏图片，否则原网址一删就没有了，起不到保留史料的目的
只 copy & paste 文字的话，人家可以抵赖说是你伪造的

支持楼主记录历史

https://forums.huaren.us/showtopic.aspx?topicid=2487741&forumpage=1 也帮着贴一个， 这个应该是华人网上关于武汉病毒的第一个帖子

谢谢楼主所作的一切

受训诫的武汉医生：11天后被病人传染住进隔离病房，之前群内言论被断章取义 | 深度对话

Original 北青深一度 北青深一度 Today

记者/ 韩谦

编辑/杨宝璐 宋建华

感染医生仍在重症监护室

截止到1月26日，30个省（区、市）报告的确诊病例升至2744例，其中重症病例461例，累计死亡病例80例，累计治愈出院51例，现有疑似病例5794例。

去年年底，一张聊天记录截图被大量转发：一位医生在大学同学群内称，“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消息发布11天后，这位医生也出现了咳嗽、发烧的症状。

深一度联系到了这位医生，他告诉记者，截图的确存在断章取义的问题，关于确诊为SARS的说法不准确，自己此后在群内强调过，“是冠状病毒，具体还在分型”。在群里发布信息的第二天，他被医院监察科要求写一份对于不实信息外传的反思。1月3日上午，他又去派出所签了一份《训诫书》。

他于1月12日住院，CT结果显示双肺多发感染，磨玻璃样病，14日转至呼吸科隔离病房。此后，他又逐渐出现呼吸困难加重的问题，于24日转至重症监护室，至今病情一直未有明显好转。他的医生告诉他，这几天病情就该出现拐点，但肺功能恢复时间会比较久。

截止到深一度发稿时，该医生尚未离开重症监护室，由于他不方便说话，采访使用文字实录的方式进行。

感染医生签署的训诫书

“网上流传的截图断章取义”

深一度：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受感染医生：体温一直有反复，昨晚（26日）38度现在降到37.3了，现在一直插着呼吸管，进行高流量吸氧治疗，无法下床，大小便都在床上。基本无法说话交流，只能打字，即使打字交流一段时间后也会头晕。

深一度：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你是怎么知道的医院急诊科有7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人？

受感染医生：同事之间互相交流知道的。当天晚上也看到了一份武汉市卫健委员会发布的红头文件，紧急通知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

深一度：医院是什么时候收治他们的？怎么治疗的？

受感染医生：具体我不清楚。

深一度：当时知道这个事情后是否担心过会有传染性？有没有做防护措施？

受感染医生：嗯，担心。那段时间上下班都开车，不敢挤地铁。但也没做防护措施，大意了，觉得和自己科室没什么关系。当时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深一度：你是在哪里发布的消息？

受感染医生：12月30日下午5点多在大学同学群发布的消息。我的同学基本都是一线医生，我当时是想提醒同学注意防范。我也知道这属于公共卫生事件，发布这类消息有风险。我在群里反复强调不要外传，但还是被人截图外传了。传播很广，外省很快就有了。

深一度：当时在群里这个说法准确吗？

受感染医生：当时在群里一开始说了“确诊7例SARS”，不太准确，后来我又强调是冠状病毒，具体还在分型。那个截图也存在断章取义的问题。我强调了不要外传。

深一度：所以因为截图外传而受到处分了吗？

受感染医生：12月31日凌晨1点半接到电话通知，让我去武汉市卫健委。当时卫健委连夜开会，应该是应对疫情的会议，我们医院院领导、医务室主任都参加了。我没参加会议，让我在其他房间等着。会议结束，院领导询问了我一些消息来源之类的问题。凌晨4点多的时候主任开车送我回的家。12月31日被叫去医院监察科，去了两三次，有时候是监察科同事接待，有时候是纪委书记。反复问我消息来源，以及有没有认识到自己造谣的错误。后来要求我写了一份不实消息外传的反思与自我批评。说要院内处分，具体一直没有出来。

1月3日上午，我又接到派出所电话，让我签了一份《训诫书》。

深一度：后来医院有提醒大家不要再往外传播此类消息吗？有说发布信息会有什么处罚吗？

受感染医生：有，要求不要在网络上发布相关信息，都是由科室主任口头传达的。后来疫情明显扩散，因为我亲自收治了这样的患者，并且她的家属也被感染了，我也被感染了。

所在科室曾收治疑似新型肺炎病人

深一度：你所在科室什么时候收治不明原因肺炎病人？

受感染医生：大概是1月7、8号的时候。她住院的第二天开始发热。发热后马上做了肺部CT和呼吸道病毒、支原体、衣原体检测。肺部CT检测出来是肺部磨玻璃样病变，符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表现，但是当时不让做核酸检测确诊。

深一度：当时医生有要求做核酸检测吗？

受感染医生：有，当时的确诊病例都是通过核酸确诊的。如果不做检测，就无法确诊，那感染人数的数字看起来就不大。当时专家组的人说他们无法决定做不做检测。

深一度：病人诊断出有问题之后有做什么隔离措施吗？

受感染医生：病人在病区单间隔离，我们医生开始戴N95口罩，但是病人在一开始没有发热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戴口罩。

深一度：当时知道会有人传人的问题吗？

受感染医生：当时我们也不确定，但很快照顾病人的家属在病人发热当晚就发烧了，后来病人和家属在1月10号都住到呼吸科隔离病房去了。

深一度：你是什么时候感觉身体不适的？

受感染医生：1月10号中午我开始咳嗽，当时没太在意，第二天开始发烧，最高38.2度，这才意识到问题大了。当天做了CT，显示双肺多发感染，磨玻璃样病变。

深一度：当天你就住院了吗？

受感染医生：没有，当天先是自我隔离，因为家里有孕妇和小孩，我就去外面住的酒店。12号下午住在我们科室病房，14号转到呼吸科隔离病房。

深一度：你有做核酸检测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吗？

受感染医生：1月24号才做的核酸检测，结果还没出来，到现在也不能说是确诊。也问过医生为什么检测结果还没出来，医生说都没出来，不知道原因。

感染医生的诊断书

病情加重转至ICU，父母也被传染

深一度：你是什么时候感觉自己病情加重了？

受感染医生：我一开始主要就是发热、恶心，后来高烧慢慢退了，觉得有希望了。但是16号之后呼吸困难加重，完全不能下床，大小便都在床上。24号转到呼吸内科重症监护室。现在采用抗生素、激素、抗病毒类药物和高流量吸氧治疗。

深一度：从进入重症监护室到现在病情有好转吗？

受感染医生：变化不大。医生说这几天就该出现拐点了，但是肺功能的恢复会比较慢。

深一度：你们科室还有别的同事出现类似的状况吗？

受感染医生：还有两个同事，有一个在我后面几天感染的，严重程度跟我差不多，还有一个症状比较轻。

深一度：在病房住院时医护人员的防护措施做得如何？

受感染医生：住在我们科室时候的同事就戴N95口罩，穿隔离衣。他们也知道自己的防护措施做得不够，但也还是正常做治疗，担心被感染是人之常情，但这是工作啊，而且病人是自己朝夕相处的同事。转去呼吸科之后医护人员的防护措施就完善了，穿防护衣，戴N95口罩和护目镜。

深一度：你的用药一直是充足的吗？

受感染医生：用药是一直充足的，就是现在还没有特效药出现。

深一度：治疗需要自己花钱吗？

受感染医生：暂时还没有催费，政府说是会兜底治疗费用。但是我用了很多免疫球蛋白都是自己托人从外面买的，这个估计只能自费。免疫球蛋白现在600元左右一瓶，我每天打8瓶，已经打了11天了。免疫球蛋白现在也越来越不好买，价格估计还会上涨，之前买的还能用两天，到时候看还需不需要，再找人去买。

深一度：目前医院有三餐供应正常吗？

受感染医生：有，食堂免费配送的，营养还可以。得病之后食欲不振，我的情况是一般只能吃一点小菜，喝一点牛奶，吃不下太多。

深一度：你家人有出现被传染的情况吗？

受感染医生：我父母在我之后两天也出现发热、呕吐的症状，检测出来肺部CT也呈现磨玻璃样病变。他们是1月15、16号的样子住院治疗的，当时就很难住进去，床位已经很紧张了。他们症状比较轻，前天（25日）和他们通过电话说还好，估计最近就可以出院了。我不敢和他们多说我的情况，怕他们担心我。

深一度：你可以每天和家人通话吧？

受感染医生：可以，我每天和老婆视频聊天，她每天都在鼓励我，让我积极治疗，她和儿子都在等着我。我目前呼吸困难，说话不太方便，一般都是她说我听。

（根据受访者要求，受感染医生做匿名处理）

谢谢lz收集信息在这里备份

黄冈，一个武汉周边城市的疫情防控样本 http://www.sohu.com/a/368902179_100172001?scm=1002.580041.1040132.PC_ARTICLE_FOCUS&_f=index_pagefocus_6&spm=smpc.content.pic-group.3.1580207846070IW3USxR 医生担心疫情在黄冈下面的县市地区进一步扩散。「现在所有人都把目光放在武汉，少有人注意到周边地区。这些地区的医疗物资本来就不足，要是没人关注的话，就会变成第二个武汉。」 文 ｜苏东 编辑 ｜楚明 关系密切 1月23日，黄冈封城的这一天，周伟带着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父亲来到黄冈市传染病医院，希望住院治疗。 传染病医院是黄冈市新型肺炎的定点医院之一，医院外有一道铁门。周伟和父亲连这道铁门都没能进去。因为医院已经收满了，让他想别的办法。 「但我能有什么办法？」周伟的父亲已经74岁，如今发烧39度，肺部已经出现感染性病变。当天上午，他带父亲去发烧门诊做过诊断，一百多号人在排队，他和父亲排了一上午队才看上病。看病的医生告诉他，现在发热门诊4个医生两班倒，平均每个医生每天要看150个病人。 去发热门诊并不能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父亲照了CT，肺部显示出「磨玻璃影」，这是新型冠状病毒CT片的症状之一。同时，医生还做了进一步病毒排查，排除了甲流和乙流病毒的感染可能。「然后他们就没法进一步检测了，因为他们说现在没有试剂盒，也没法确诊。」 23日中午，他和父亲从发热门诊走出来，只能回家。 周伟必须照顾他父亲，但二人的隔离措施只有戴口罩。他曾想过给自己买个护目镜，但也没地方卖。他夜里10点的时候，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又带父亲去了传染病医院一趟，还是不让进。他又给黄冈另外两家定点医院打电话，所有的定点医院都告诉他：没有床位。 他只能把父亲带回家隔离。 周伟父亲的相关检查报告。受访者供图 黄冈成为武汉之外的疫情重灾区。在黄冈市区内，三家定点医院专门收治新型冠状病毒病人和高度疑似病人，一共有300个左右床位，两天前基本满员。而此时，每天依然有数百人在发热门诊排队就诊，而这仅仅是在黄冈市区，如果算上黄冈下辖的7县2市的疑似病例，人数可能还会更多。 截至目前，黄冈市对外发布的疫情数据为64人确诊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作为湖北省人口第二多、打工人口第一多的黄冈市，历来与武汉关系密切。这种密切首先指的是地理位置：黄冈紧邻武汉东北部，从黄冈市区到武汉80公里左右，坐车走高速需要一个多小时，坐城际列车只需要半个小时左右。 密切更体现在人口和经济的交流上，黄冈市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黄冈户籍总人口740.64万人，常住人口633万人，净流出107.64万人。其中，外出务工人员大部分涌入中东部地区，武汉是重要目的地。 密切的人员流动，给病毒的传播带来风险。在武汉封城之前，百度迁徙的数据显示，从武汉出发返乡的人群，人口流入量第一的城市就是黄冈市，约占14.53%。 转折 在过去，黄冈这座城市出现集体紧张情绪，可能只会在每年黄冈中学高考的时候。 与广州、北京等地不同，17年前的SARS疫情下，黄冈乃至整个湖北，都没怎么经历过防疫战的考验。比如，直到2003年4月21日，SARS在广州爆发约4个多月后，整个湖北才出现了第一例SARS患者。 1月23日，突然而来的黄冈封城决定，让很多当地人最先感到的是惊讶，而不是紧张。 直到封城之前，黄冈市区的居民赵亮夫妻都在等上海的女儿回家吃团年饭。他们买了20斤牛肉、5斤猪肉、4条草鱼、1条胖头鱼，另外还有3只鸡。女儿喜欢吃炸豆腐，19日那天赵亮妻子还特地开车去下面的罗田县买了10斤土豆腐。 在此之前，黄冈官方传递出来的讯息也跟紧张无关。 《黄冈日报》报道，1月19日，2020年「春风行动」启动仪式暨新春招聘会在黄州遗爱湖举行，近万人参加了招聘会。 也是这一天，全市各界人士迎春茶话会举行，报道称，「大家欢聚一堂，共叙友谊，共话发展，共迎新春，以良好精神状态迎接新年到来。」 赵亮家里塞满食材的冰箱，寓意也是过个丰满的好年。年关将近，夫妻二人的手机朋友圈里都是年底同事们相互感谢的消息。还有一件事绝对不能忘，按照黄冈的习俗，腊月二十八就该吃年饭了。 所以在22日的时候，赵亮带着家里老人和亲戚出门吃了年饭。年饭定在黄冈市区十字街的一家煨汤馆，去的时候已经爆满。他们一家人从楼下走上二楼包房，一路上看到一层大厅里还有人在办酒席，没有一个人戴口罩。 就在赵亮一家人出门吃年饭的这一天，疫情实际上已经相当严重，武汉做出封城的决定。紧张感首先传导到在上海工作的女儿那里，女儿打电话回来：「爸，记得戴口罩啊，少出门，武汉封城了！」 赵亮仍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他在电话里回答女儿：「没事，黄冈才十几个，要知道黄冈七百多万人呢，才感染十几个怕啥。你快回来吧。」 一天后，黄冈也做出封城的决定，女儿回不来了。武汉周边七个地区相继封城。 「这样是不是小题大做了？」封城当天，黄冈市步行街入口，正在逛街的刘同跟同事讨论。在这条黄冈最热闹的步行街，来往穿流的人群与往年相比并没有减少。不过他也发现一些变化，比如街上行人戴口罩变多了。他想着也给自己去买个口罩，连跑了三个药房，口罩都卖断货了。 刘同这才意识到一丝紧张。身边朋友告诉他，听新闻里说，酒精也可以杀灭病毒，买不到口罩不妨买点酒精回去消毒。他又去药房询问医用酒精，也卖完了。 最后，按照当年防治非典时的习惯，他买了一袋板蓝根回家。 在刘同的记忆里，2003年非典时他正在黄冈中学读高二，整个学校都弥漫着一股烧白醋的味道。老师们在教室后面支了个火锅，他作为副班长的任务，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往锅里加醋。他反思自己，17年过去了，他从当年的SARS里学到了什么靠谱的防疫理念吗？并没有。 封城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后，黄冈市的防疫宣传每一天都在强化。如果说22日还是劝说的口吻，「尽量少出门，在人流密集的情况戴口罩」；到了24日，宣传已经变成了命令式，「一律不准探亲访友，一律不准开展大型活动。」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黄冈市的三家定点医院出现了床位饱和的现象。一些集中出现疑似病人的地方，比如黄冈市内的一个菜市场，已经清空，并且开始消毒。 女儿没法回来之后，赵亮夫妻24日在家里躲了一天。由于实在无事可干，他们只能大量阅读网上关于疫情的信息，「你只有各种信息看多了，才能真正紧张起来，想到我们22日还出去吃了年饭，我心里就后怕。」 在黄冈这样的小城市里，熟人的一句话可能抵得过10条新闻报道。赵亮一个朋友告诉他，「黄冈的疫情比实际公布的厉害得多。」这个朋友在医院工作，赵亮曾经找他办过入院，医疗上的问题一直很信任他。赵亮的另一个朋友也对他说，打网球可以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因为一来网球在室外，二来可以增强身体抵抗力。这个朋友是赵亮的球友，赵亮也信了，准备等天晴就出去打网球。 此时，黄冈正阴雨绵绵。赵亮夫妻在家坐了一天，妻子感叹，「结婚这么多年，像这么从早坐到晚的还是头一回。」 最后，他们决定挨个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今年不要来拜年了。」 湖北省新型肺炎疫情实时动态（截至1月25日下午3时）。图源丁香园 自我隔离 市区里的人渐渐开始紧张起来，许多人的家庭群里都在转发「今年过节不拜年」的倡议。只不过，这样的倡议在市区行得通，在黄冈下面的乡镇却未必能起作用。 除了市区之外，黄冈市还下辖七个县、两个县级市，整个黄冈市人均GDP位居全省倒数第二，市内工作机会较少，因此去武汉打工者众多。而赶在武汉封城前，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回到黄冈。 以黄冈市团风县淋山河镇为例，这是与武汉联系最密切的乡镇之一。淋山河镇还拥有民营建筑企业「山河集团」，参与了不少武汉工程项目的施工建设，打工者数以万计。 打工者周红说，他是听到武汉封城的消息后，连夜赶回淋山河的。他的工友基本都跑回来了。「离开前的那一晚，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武汉的紧张，当时只要不发烧的人，就想着赶紧出来。」 武汉铁路局的数据显示，仅通过铁路，有30万人赶在封城前去往全国各地，而像周红这样和人拼车回家的更是无法统计。周红当天还算离开得早，「晚的话，拼车一个人收费1500块」。 回到淋山河后，周红照常走亲访友，「我在武汉没有发烧，肯定没问题，再说了，一家人在一起过年是村里的习俗，怎么可能不走动？」「但这个病是有潜伏期的呀？」「没事，农村通风好。」 封城对村民影响不大，他们日常的串门本来就不依靠公共交通，都自备汽车、三轮车和摩托车。 也有一些从武汉回来的人有自我隔离的意识。张林和5个工友一起在武汉打工，平时住在一个宿舍，一起吃饭，回来的时候也是一起，「我们中间如果有一个人得病，其他5个人绝对跑不了。」 张林在黄冈有个三居室，他把房间提供出来，和五个朋友一起住在里面。他们称之为「集体自我隔离」。隔离的方式就是整天打麻将，轮出来的两个人做饭。如果不出意外，他们可能会打麻将打到十四天隔离期满。 连夜从封城的武汉里跑出来的，不光有外地人，也有出来躲避的武汉本地人。在黄冈罗田县一处度假山庄，一家农家乐店主发现有很多鄂A牌照的车来他这里过年，他戴着口罩挨个给他们测体温，不发烧的才能住。测的时候，一个武汉人告诉他，「放心，我们能出来都是经过体温检测了，没事。」他们说，这时候住进度假山庄，就是为了躲避疫情。 所幸的是，村庄里的情形渐渐得到改观，尽管显得有些迟缓。罗田县已经通知村庄负责人，必须以敲锣、喇叭播放的方式，告知村民不要出门、不要串门，尤其是从武汉回来的人必须自我隔离。 首个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通过检验。图源网络 医院求助 如果不是因为父亲生病去医院，周伟对疫情的感知也不会那么强烈。 大部分市民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当地医院，已经成为火热的战场。黄冈市中心医院是黄冈市内最大的医院，也是黄冈市公布的三家有发热门诊的医院之一。中心医院一名医生说，医院最开始也没有重视，「一开始医院内部都没有采取隔离措施，十多个医护人员和家属感染后，当时都被收治到呼吸内科和内分泌科。一开始还有送饭的家属，后来送饭的家属也感染上了，才开始采取隔离措施。」 黄冈市中心医院昨天发布的官方微信也显示，医院里的呼吸科副主任黄虎翔和呼吸科医生张玉娇均已被隔离。 这名医生担心疫情在黄冈下面的县市地区进一步扩散。「现在所有人都把目光放在武汉，少有人注意到周边地区。这些地区的医疗物资本来就不足，要是没人关注的话，就会变成第二个武汉。」 如今，确切的消息显示，黄冈市中心医院正在开辟新病区，以应对床位不够。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同样是，需要充足的医护人员、物资和设备。 黄冈下辖的黄梅县人民医院负责物资采购的戴立东说，医院已经把一整个楼都用来装县城里的疑似病人，「已经收了50多个病人了，目前医院的医疗物资严重紧缺，仅够一周使用」，连最基本的口罩和手术衣都快用尽。 戴立东说，他已经向上面反映了，但整个黄冈都缺物资。他只能跑到各个微信文章下面留言，希望能够有人支援他们。 对医院来说，这几乎近似于在自救了。 医院尚且在自救，对周伟的父亲这样的疑似病人，目前也只能在家自救。周伟下载了官方发布的诊疗方案，把方案里的药买回来，自己当起了父亲的「医生」。 只是，他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父亲传染，也不知道还能照顾父亲多长时间。 黄冈疾控中心急需相关检测设备。图源黄冈市疾控中心 （文中周伟、赵亮、刘同、周红、张林为化名。本文封面及文中部分图片来自掌上黄冈微信公众号）

坚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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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传播者与自组织网络Original Justin 混沌巡洋舰 Yesterday
东哥这几天都在催我写一写疫情，但一直没动笔，因为我春节都在忙留学生支援武汉的筹款行动，连年夜饭时都在打电话联系货源。欣慰的是，我们的行动已经初见疗效。



兄弟团体今天调配10万口罩进入疫区

一开始，我只是想科普超级传播者和无尺度网络的关系，关于这点，巡洋舰和集智俱乐部都有所介绍。但在躬身入局之后，我发现这次疫情蕴含的信息非常丰富，值得做更深的讨论，我在这里先抛几个引子。

[url=]手牵手华语群星 - 用音乐加油！！手牵手大合唱[/url] 配乐是非典时期的公益歌曲,手牵手

1 社会结构与超级传播者

毋庸置疑，新冠病毒引发的动荡超过了当年的非典：更多的病例，更快的传播速度（非典4个月才达到的传染人数，新冠病毒只花了25天），更广的传播范围（也就只有冬天的西藏幸免于难），当然也触发了政府更猛烈的“免疫反应”，让大家提前体验平成肥宅的未来。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考虑疾病传播的SIR模型，任意时间段，同时有人正处于疾病传染期，也有人新被感染，同时也有人被治愈。那么当治愈速率高于新感染速率时，这个流行病就会是自限性的，会逐渐消亡。因此，病毒传播在随机网络中，是存在阈值的。

但“超级传播者”现象会迅速打破这种平衡。比如这次疫情中我们看到的，一个病人迅速感染了14个医生，或是一个旅行的家庭感染了两个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当感染数以超指数增加，但治愈数还是按之前的速度线性推进，这就永远赶不上流行的速度，越拉越远。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超级传播者的现象？

超级传播者的本质，是无尺度网络。如果网络的结构并非随机的，比如在优先链接生成的无尺度网络中，一旦病毒传播到集散节点(hub)，就能够通过这些节点迅速扩散，这种节点就是超级传播者。他们通常是经过多地的旅行者，以及社会关系超过邓巴数的社交中枢者，拥有在不同集群（cluster）中传播的能力。



当年非典在香港和加拿大，英国，新加坡三国的流行，最终都能追溯到一个来香港参加宴会的广东医生（患者1），通过一系列超级节点（患者6，35，130，127）传播。

2001年Satorras的PRL证明，如果人群的接触分布遵循完全的无尺度网络（BA模型），传染病是不存在传播阈值的：只要病毒还有一点点传染性，这个病就会持续扩散下去，全体躺枪。

Pastor-Satorras, R. and Vespignani, A. (2001) Epidemic Spreading in Scale-Free Networks.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86, 3200.

那么这次新冠病毒会这样传播吗?

5年前在研究生院读公共卫生辅修时，我对一个观点印象深刻：所有的公共卫生问题，归根到底都起源于社会结构问题。慢性病，流行病，都是某些社会结构下的蛋。新冠病毒的传播模式之所以接近于无尺度网络，是因为现在，人和人的连接模式也逐渐向无尺度网络发展。

在SARS之后的17年里，中国的社会网络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两个方面：1，连接度的提高，2019年的春运总客流量是30亿，这相当于全国人口都移动了至少两次，那么基础连接度当然大于2。如果没有高铁，也许就不会有这次疫情。

而更关键的是第二点：人口优先链接，造成超级节点出现。省城往往越过地市，直接吸县里的人口，而北上广可以吸全国，全都遵循BA网络生成的强者愈强原则。在网络特征上，超大城市和全国都产生了很强的超连接。因此，当新冠病毒击中武汉这个超大城市时，最终发现，居然有500万人口外流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魏治《春运人口流动透视的转型期中国城市网络结构》doi: 10.13249/j.cnki.sgs.2016.11.007

最近一年很多人都在讲中国的“超大规模优势”，这并非是单纯靠人堆出来的（不然，为啥印度就没有？），本质是一个连接度极高的人流物流财流网络。糟糕的是，在疫情传播上，同一个网络就成了“超大规模劣势”，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都躺在家里瓦解这个网络。阻止疫情的代价，是瘫痪创造中国奇迹的结构性源动力，所以最近A50指数跌惨了。

在微观上，分级诊疗虚设，也导致三甲医院成为超级节点，从而让病毒的院内感染，也具备了在无尺度网络中传播的特征。在过去几天里，这逐渐失控成了医疗资源的挤兑和交叉感染。

你可能会扼腕，为啥分级诊疗现在搞不起来，大家非要去三甲送死呢？这里的根源在于，“无尺度超大规模”真的非常有效率，一定是这种资源集聚能带来更好的工作效果。在效率优先的玩法下，这种优先链接根本挡不住，无论是超级城市，还是超级三甲。实际上，技术进步往往会消除阻碍优先链接的限制。

这也解决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人一直都在吃野生动物，但之前却没有引发大瘟疫呢？是因为封闭性保护了我们的祖先，在中国传统的静态乡土结构中，吃蝙蝠最多造成灭村，而不会在更大的网络中流行。历史上瘟疫往往发生在战乱或灾害后，这是因为居民逃荒造成了人群连接度的短时间提升。这里我觉得可以验证一下，大规模移民是不是也会造成瘟疫？例如曾经出现的洪洞大槐树，湖南填四川，走西口和闯关东。

我们处在一个极为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的网络结构让身处其中的个体都游刃有余，而对病毒来说，它也游刃有余，这并非它很坏，一定要长成这种潜伏期长，烈度稍弱的特征。病毒并非个体，是进化的力量，让病毒群落里更适合当前传播网络的表现型能感染上超级传播者，随着他们走向更多的地方。而中国的“超大规模网络”，可能给了这个病毒更快的进化能力，用数量弥补了进化的时间（而非阴谋论所认为，是人工设计的）

对此我做出一个预言，当前严控的措施，会不会导致病毒向着烈度更低，但无症状传染度更高的方向发展，也许会最终成为类似单纯疱疹病毒（“上火”的真正原因）的存在，长久地和中国人为伴。这算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不管怎么样，这可能意味着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变迁快速驯化了一个病毒，那可是前所未有了。

那么，既然病毒利用了网络结构的特征来肆虐，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用网络结构的力量去战胜它呢？

2 中央计算的瘫痪，与自组织网络的生成

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参与了支援武汉医院的物资调配行动。这事情本不该我们去弄，因为照理说，医疗物质有完善的调配机制，但是它们却突然瘫痪了。

很多人都在诟病湖北政府那几个憨批，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春节期间高效的协作网络本来就会暂时解耦，而突然的封城更是直接把整个工作系统搞宕机了。

把大家都锁在家里，固然能破坏病毒传播的网络，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对抗病毒的协作网络被瓦解了，这是伤敌八百，自损一千的做法。医生找不到上班的车，到了晚上发现没有饭吃，仓库的口罩没车能送到武汉，好不容易找到车，又被武警拦在了高速上，因为没人知道要什么通行证才准进出。

武汉政府的社会主义铁拳一拳干停了全城的自由协作模式，但问题是，他们却没有做好全面接管的准备。于是封城之后，各大医院的医疗物资迅速耗竭无法补充。

话说，如果他们真的有那么强的社会管理能力，这病也不会被拖成现在这种恶果。而且理论上，他们也没有那么强的中央调配计算能力。湖北政府这几个憨批想要以这么弱的组织能力，替上千万人安排超常规的医疗供给，见到这一幕，哈耶克和米塞斯肯定会哑然失笑。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为》

当中央计算出现暂时的瘫痪后，医院却没有坐以待毙，很快就打破常规，开始在微信和微博上向公众直接寻求帮助。而公民也迅速自组织起来，通过网络连接到这些需求并重建供应链。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首先行动的是有医学院的武大和华科校友会。见到同学们受难，校友会迅速建立了募捐群，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的社会能量却非常强，可谓是财大气粗敏捷干练。而且通过现有的校友群，以弱连接的方式迅速卷入了其他学校的校友资源。很快，我也通过NUS校友卷入了这场行动。仔细一想，这相当于一群“阿特拉斯”的中等规模动员。

新建的这些微信群很快发现光有钱没用，他们开始利用已有线上基础设施，如阿里的1688供应商，京东的供应商网络，撒网筛货源。需求端的医生联络方式也被整理成excel，在各个群里这些信息反复流通，并被逐个验证。这是一个分布式信息计算，验证和归集的系统。

这个过程一开始是混乱的，每个供应商和求购的医生都有被重复询问。但很快大家就建立起了分工模式，一些“超级节点”自然涌现了，往往作为群管理员位于各种信息和资源的核心传送位置，负责某个环节，如寻货，物流，医院接洽，甚至是纠察的工作。大部分人开始接受超级节点的安排，静待“缴费”。


新国大校友募捐群的运行模式

这个过程只花了不到24小时。自组织的运营效率，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得益于社交网络的完善，被圈在屋里的人们自发地在云端重建了一个协作网络。一些企业家也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开始利用资源给医生提供更好的餐食，交通和住宿服务。

但是阴影也快速产生:出现了高仿的骗钱群，出现了劣质货源和投机者恶意举报，也出现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对超级节点的质疑。部分节点开始缺乏睡眠，要用轮值群主的方式来保持运营效率。线下组织可能要几周时间才会经历的发展，线上在72小时内就都走了一遍。

这里面最严重的问题是：信任。货源是否可信，需求端是否可信，节点是否可信，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确认”这个看起来简单的动作上面。因为自组织的方式聚起了弱连接的一帮人，信任度很难建立，也没有权威的可信第三方来实现“双向确认”，这导致大量的无交易和浪费，等待。虽然理论上我们知道这是没有价格指引下，去中心化协作的千古难题，但我们依然不得不经历这一切。

我并不认为自组织可以承担长期化协作和调度的任务，实际上我们也遇到这样的情况：货源和交易机会首先被我们发现，但最终得以成交还是政府出面作为可信第三方来进行中央调度，因为我们一开始根本无法建立可信交易的条件（是因为我们没有区块链么？？？）。在经过72小时后，大部分的物资调配工作已经被中央的工作组接管了，民间只能调配一些次要资源。

毕竟，如果我们这些自组织的网络继续进化，将会逐渐变成和现有的政府功能相似。很快我们会发现，他们有的弊端我们也无法避免，而我们基于人脑分析和群内线性讨论的信息处理方式，更落后。

但我们依然骄傲于我们的应对速度要比湖北官方快得多，可以说，我们是用病毒传播相似的网络结构进行组织，敏捷地应对了病毒传播造成的次级伤害。在情况清楚后，国家级别的中央计算看起来会更加高效，具有高级管理能力。

但在复杂网络的涌现期，是不能指望中央计算能够快速加以应对的。如果都像湖北省这些憨憨一样，万事都只管上报和等上峰指令，毫无主动性，宁愿等死也不愿行动，那么最终就像现在这样，让全国人民陪他们一起家里蹲。

这几个月很多公号都在长篇累赘地谈组织能力和运营能力建设，没想到最大的反例出现在了武汉政府身上，真是令人无语。而一些企业，如阿里这样的高级组织，反而在危机中做的有声有色。要不，咱调几个阿里P11去武汉当区长?

或者至少，请多弄些河南省长这种航天军工科研工业系的人做官员吧，他们应该对复杂系统的管理更有经验。

这几天的经历让我最感叹的是，任何事情都是双刃的，互相钳制的：造成高效率的，也会造成高风险；维稳维的最死的，就会在黑天鹅面前迟钝；而能够快速反应的，也会有成事的阻碍；总之，任何命运赐予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2020年代的开始，不是狂飙的文化，而是狂飙的病毒。这场世纪瘟疫，给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网络”强行摁下了手刹，也许事后看来，这次冗长的“春节假期”，会是时代精神（Zeitgeist）从“昭和”进入“平成”的转折点。无论如何，保持敏捷，保持反脆弱，相信我们一定会走出这场看不见硝烟的奋战。

梁啟智：從香港到武漢，對抗系統性敗壞 畢竟，香港人和武漢市民所面對的，其實是同一專制帶來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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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1日，港鐵乘客戴上口罩。 這個新年很難過。 經歷了半年因反修例運動而起的動盪歲月，香港社會本來已受不了更多的挑戰。然而因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也就是俗稱武漢肺炎的爆發，大眾情緒再次進入全面繃緊的狀態。
更不幸的是，這場疫症似乎本來可以避免——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簡稱衛健委）在1月初，曾3次表示未有「人傳人」的證據，確診數字連續多日維持不變，導致很多人以為疫情如官方所述「可防可控」。直到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相關批示後，確診數字才全面急升而且蔓延全國。好像領導不批示，疫情就不曾存在，這難免讓人懷疑過去的疫情是否曾被刻意隱瞞，錯失了防疫的黃金時機。 這個急速轉變，香港人未免感到過於熟悉，嗟憤為什麼香港的悲劇這麼快就在武漢重演一次。這裏說的悲劇，不是疫症，而是政治。香港的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治忠誠蓋過了實事求是，全面的客觀情況被迎合政治需要的片面解釋所取代，必要的解決辦法因為領導面子問題而拖延執行，於是小事變大事，大事變災難。武漢的問題，說到底，也一樣。 [url=][/url]2020年1月21日，春節前夕，一名戴著口罩的女士站在北京火車站一架警車的旁邊。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走向 無可避免，這場疫症將進一步激化本已因為反修例運動而走向決裂的中港矛盾。回到去年12月底，武漢傳出疫情，香港社會大為緊張。因為回想至2003年的非典疫情，香港人同樣在前一年的年底已風聞中國大陸出現疫症，卻因中方延誤通報而導致疫情從社區爆發。最終香港斷送近三百人的性命，後來中國衛生部長張文康亦因隱暪疫情而被撤職。 這段天災變人禍的歷史，香港代價慘重，港人印象深刻。 但總有一些內地民眾對人禍「選擇性失憶」。疫症初臨時，不少內地民眾甚至在港的留學生，對香港人的緊張情緒不以為然，網上留言版不乏取笑本地生過敏和神經質的說法，甚至認為對疫情的關注只是香港人歧視中國大陸的另種延伸。 然而，官方最終自打嘴巴，說沒有「大規模擴散」的疫情最終全面擴散；聲稱沒有「人傳人」，結果到現在中國境內已出現不經疫區卻被感染的病例。在擁有新聞自由的社會中，港人有機會看得一清二楚，但在牆內，起初卻因信息不通而欠缺警惕。 如此落差，導致目前確有部分香港人對疫情持幸災樂禍的態度，把1月初內地民眾在傳媒訪問中，聲稱相信政府已控制疫情的片段，拿出來分享和取笑。甚至有輿論認為中國大陸的民眾盲目相信政府，就算染病也不值得同情。與此同時，也有很多香港人提出要封關，全面停止中國大陸的旅客來港。 我當然不同意這些說法，也認為落井下石於事無補，我也明白像封閉香港的討論也容易被扭曲為港人在借機煽動仇恨。 這樣的發展，十分可悲。畢竟，香港人和武漢市民所面對的，其實是同一專制帶來的惡果。 [url=][/url]2020年1月24日，市民到香港的黃大仙廟上頭柱香。攝：陳焯煇/端傳媒港府為何又敗了 我常用「系統性敗壞」來形容香港的問題，也就是說香港的問題不是個別的人或群體所致，而是一環扣一環的。內地傳媒常常把過去半年香港的動盪歸咎到香港的經濟問題——我當然同意香港的經濟結構有很大問題，但為什麼特區成立22年來都未能推行有效的改革糾正？為什麼特權階級仍能橫行無忌？這就必須要從特區政府本身的認授性危機中找答案。 但說到這，就涉及各式各樣的政治架構爭議，而內地傳媒對此就無法明言。於是乎，當中央政府為香港問題開出錯誤藥方弄得火上加油時，中國大陸的民眾就無法客觀評價，還以為是香港人自尋煩惱。 過去半年，香港出現和過去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傳統完全不相配的暴力抗爭，引來不少譴責，被批評為「就算訴求正確也不應用錯誤方法」。然而這些暴力抗爭的出現，本身也是整個社會的系統性敗壞的一部分。譴責抗爭者不會使他們停止，糾正系統性敗壞才能夠。 這個系統性敗壞，當然也影響到當前的防疫工作。由於特區政府本身欠缺管治認授性，在「防疫」這種特別講求公眾信任的公共危機中本來就舉步維艱——政府叫大家放心，大家反而更擔心。原本防疫或許是港府在運動後重建信任的時刻，但很可惜，港府這次的表現依然令人失望。 例如起初政府只提出乘搭飛機入境的旅客要做健康申報，高鐵方面卻遲遲不做；到了有高鐵旅客帶病入境了，政府才忽覺今是而昨非。身在瑞士出席世界經濟論壇的林鄭，在港爆發本地個案後未見提早返港領軍抗疫，政界不少人批評她不智；而林鄭返港後的記者會也被詬病不注重細節，在內地前線醫療資源仍不到位的情況下，她向國家申求「口罩支持」則令人哂笑。 [url=][/url]2020年1月23日，香港高鐵西九龍站，旅客等候上高鐵往內地。攝：林振東/端傳媒 相對於台灣政府直接禁止武漢旅客入境，甚至相比澳門政府在確認病例之後迅速反應並與珠海保持溝通，特區政府無疑顯得進退失據；而香港的醫護系統也壓力爆煲，面臨是否要罷工的兩難，港府對此卻毫無進益。港府的失責與疏於承擔，只會進一步將矛盾與仇視轉移到民間——中港矛盾的每一次強化，不外如此。 要糾正的是系統 回到武漢的疫情，宏觀一點來說，每天都在中國各地以各種治理危機的方式發生：當專業判斷慣性被政治任務蓋過，敢於發言糾正的人就會越來越少；但事情由自然法則所限，不會因為長官意志就不會發生，差的只是下一次發生的方式，是化學品倉庫爆炸、還是地鐵工地路陷，甚至死亡數字是否足以引起注意。 這些事情第一次發生的時候還可怪罪於個別人員的錯誤，但當接二連三持續發生而又長時期不得到糾正時，就和香港的問題一樣，總得開始問一問是怎樣的制度容許悲劇重演，又是誰在阻礙公眾討論「制度該如何修正」。 當代中國常以發展速度之快自豪，但說到制度問題時「中國速度」又忽然失蹤。例如假奶粉和假疫苗醜聞已經超過十年，為何今天民眾仍要湧來香港買奶粉和打疫苗？在一個信息不公開的社會中，特別容易出現對政府的盲目信任或盲目不信任，這原是傳播學一年級生就懂得的道理。而這問題從來不是靠投擲資源或技術就能解決，要糾正的是系統。 可以預期，下一波的劇本大概會是這樣的：首先是讚揚留守醫護人員的無私無畏，再來就是外地支援隊伍的捨己為人，本地市民如何沉實應對，當然不能少的是傳播正能量，動員明星出來發貼支持上微博熱搜。責任問題誰屬？很可能是讓網軍多發幾幅「吃蝙蝠喝蝌蚪」的照片，讓大家一方面取笑和譴責，一方面把問題的源頭個人化，把焦點從官方應對遲緩轉移出去。真的不行了，就來個地方與中央切割，一切都是地方政府的錯，害得「要中央出來收拾殘局」，讓危機變成權鬥和排除異己的機會。 問題來了：建國70年來，地方騙中央這件事從來沒有停過，「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畝產萬斤只不過是其中一章。我不肯定「白事當成是喜事辦」的作風今次會否繼續有效。四川地震可是死了六萬多人，夠嚴重了吧，之後還不是把提出制度問題的人關進牢房了事？但地震的毁壞是一次過的，疫症卻是慢動作和不知道何時結束的，帶來的社會反應未必一樣。再者，隨著近年中央集權變得嚴重和極端，有說正正架空了威權政府本來最擅長的動員力量，因為等待上級指示和害怕站錯隊的政治文化蠶食了原有的行動力。 以前官方論述總說西方的民主制度沒有效率，中國的政治體制優勢在於行動迅速組織力強。這次抗疫的黃金時間卻偏偏因為政治因素而錯過，不知道多少人要因此而賠上性命。如是者，中國政治體制的優勢還剩下甚麼？ [url=][/url]2020年1月25日，一名戴著口罩的男子在武漢的一座橋上行走。攝：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公民社會此其時？ 兩年前我到過武漢，尋覓中國近代革命的足跡。來到這個革命勝地，卻感受到各式各樣的不協調。辛亥革命博物館對義和團的描述，是「發生在中國北方的大規模群眾自發反帝愛國運動」，「在八國聯軍和清政府的聯合鎮壓下失敗」，如此評價讓我差一點忘記了陳獨秀說過「義和拳就是全社會種種迷信種種邪說的結晶」。過去從中國歷史學到的武漢，明明是個開風氣之先的地方，為什麼會變得這麼保守落伍？ 但是武漢始終是一座大學城，有年輕人的地方就有希望。經歷這樣的一場人禍，我相信總會有一位年輕人反省自己是否原來一直活在《楚門的世界》。從前說國強則民安，這場疫症卻告訴我們國強原來不一定民安，因為在位者其實更熱衷於欺上瞞下，保護自己。國家的力量原來只會體現在對付人民的時候，人民需要保護時卻不堪一擊。 政府失信，系統敗壞，不如互相依靠。四川地震之後，成千上萬的志願者自發救災，2008年被稱為「中國公民社會元年」。近年來政治上的猜疑把當年的公民社會網絡全數打破，個體變得更加原子化，可信賴的機構消失。雖然會事倍功半，但這次肺炎中，內地民間也用各種方法展開自救。重建公民社會，此其時也，民強則國安。 （梁啟智，時政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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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智評論武漢肺炎

天注定3 小時前今天看新闻1月10日武汉的发热病人就爆满了，武汉人肯定是最先感觉的到这个情况，出逃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传染病人都扩散了还没人说真话这确实是系统性问题，在大陆是无解的。
小鲍勃MOB11 小時前服了，怎么抽风了.........
小鲍勃MOB11 小時前一篇预设立场的文章，醉温之意不在酒，别的不说，香港回归以后保留自治，但还是继承下来了那一套“积极不干预”原则，确实存在系统性问题，但是民主派也好建制也罢一直都没有摸清自己的定位，回归22年“為什麼特區成立22年來都未能推行有效的改革糾正”？因为北京不让直接下场，说要自治，要搞一国两制，结果还是这个样子，这位学者确实应该好好自我反思一下，其次从事后各地的反应和官方动员来看，不足以证明行动力和所谓“举国体制”的优势消失。
小鲍勃MOB11 小時前一篇预设立场的文章，醉温之意不在酒，别的不说，香港回归以后保留自治，但还是继承下来了那一套“积极不干预”原则，确实存在系统性问题，但是民主派也好建制也罢一直都没有摸清自己的定位，回归22年“為什麼特區成立22年來都未能推行有效的改革糾正”？因为北京不让直接下场，说要自治，要搞一国两制，结果还是这个样子，这位学者确实应该好好自我反思一下，其次从事后各地的反应和官方动员来看，不足以证明行动力和所谓“举国体制”的优势消失。
小鲍勃MOB11 小時前一篇预设立场的文章，醉温之意不在酒，别的不说，香港回归以后保留自治，但还是继承下来了那一套“积极不干预”原则，确实存在系统性问题，但是民主派也好建制也罢一直都没有摸清自己的定位，回归22年“為什麼特區成立22年來都未能推行有效的改革糾正”？因为北京不让直接下场，说要自治，要搞一国两制，结果还是这个样子，这位学者确实应该好好自我反思一下，其次从事后各地的反应和官方动员来看，不足以证明行动力和所谓“举国体制”的优势消失。
shellking14 小時前民强则国安…这句说的有点辛酸。
再者，内地大多数媒体和群众都在赞扬港府面对疫情多么重视，反应如何迅速高度警觉。而评论区看到的依然是港民批评声音推动疫情处理。对比之下，目前体制效率和舆论的作用体现的淋漓尽致
商山雨路22 小時前@TxmMin 这篇文章和香港的反抗运动无关吗？实际上过去半年多的香港示威和暴乱和当年的义和团一个性质。官方对义和团的评价和作者所说的陈独秀的评价迥然不同，而现在不同的人也看到香港运动不同的方面。尽管运动蕴含着反抗压迫的积极因素，但是其巨大的缺陷令其不可能成功“对抗系统性败坏”。
斷烏1 日前台灣禁止口罩出口當然不能直接避免病毒蔓延
而是要防止變得跟香港和中國一樣缺口罩啊
而且口罩缺貨會令到整個社會大眾更加恐慌
產生囤貨的惡性循環
所以這是有效穩定民心跟初步避免肺炎病毒飛沫傳染的有效手段
不要停下来啊1 日前我是在港内地生，不希望自己的意见被代表，也不希望自己的意见被拿来代表他人。但是据我在香港和在内地的观察，我认为梁老师的评论内容是比较全面客观的。以往解决关键问题的力量总是要随着矛盾转移被分散的。反修例运动期间我时常因为陆生身份受到攻击，也看到墙内外双方的不少反人类言论。所以我想，如果有什么人声称自己"爱国爱港"，那么我要把那些喊叫着"留港不留人"言论的微博和香港书店里用社达理论证明大陆人是不该存在的劣种人的书籍，一起摆在他们面前，看看他们是不是感到了同样的无奈与悲哀，我才能认清他们爱的是人还是其他事物。
人民与国家机器的对抗向一场民族主义与本土主义的激战演变在我看来是悲剧——而在内地，我可以预见到——如果有人敢于挑战国家机器，那么迎接他的会是来自人民的棍棒。可悲吗？但是这很可能是现实。
TxmMin1 日前@商山雨路，别阴阳怪气转移话题，请到相关话题下讨论。
商山雨路1 日前“发生在中国香港的大规模群众自发反共爱港运动”也是“全香港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
eddie311 日前@anonymous3 馬上表演如何白事當紅事辦，還要臉不紅氣不喘，佩服
eddie311 日前為了應對貿易戰所以隱瞞是“合理”的，還要明顯是以理所當然的語氣寫出來，網民也有這種思考模式，這種非人化的集權模式在可見未來恐怕不太會改變
anonymous32 日前尽管表现形式很相似，但我并不认为官方口径武汉肺炎与03年SARS是遵从同一条路径演化。与SARS不同，2019年的中国早已存在一个完善的疫情危机处理系统，各地政府只需按流程处理即可。武汉政府理应无力隐瞒，否则就是SARS以后中国建立的疫情防备机制不堪一击，更重要则是地方政府毫无隐瞒理由。而事实上，武汉肺炎的最初信息已经在医生群体流传，被捕的所谓造谣者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这不是一条普通人可以编造的“谣言”。另一方面，定于一尊的环境下，我不相信中国存在可以按住如此重大疫情的省级干部。因此我倾向于相信封口令出自更高级别权力机构，而不是如SARS一般，是地方政府的欺下瞒上。大家都清楚，中国外交部是一家对内的机构，那么卫生部在这次疫情中则扮演对外机构。在今年1月15号之前，爱国病毒远非世界最受瞩目的新闻，中美贸易战才是。我合理地怀疑中央在评估到武汉疫情可能对经济造成的危机以后，判断自己无力继续贸易战。这正是刘鹤匆匆赴美赴美签约，即使被海外媒体普遍评价为丧权辱国也毫不在意，与去年年中态度完全不同。如果以上推测为真，那么很明显，隐瞒疫情正是避免被特朗普要挟。考虑到特朗普本性，甚至都很难说这种担心是小人之心。武汉人很可怜，一方面对抗着天灾人祸，同时还在承受同胞的口诛笔伐。但我相信，这次疫情会让他们如SARS后的港人一般更加凝聚，从而有力量勇气与意志对抗未来的一切挑战。百年过后，愿荣光再归武汉。
雨田2 日前說得真好。
如果歷史輪迴，現在人心倒有點光緒年間的味道。一方面批評官場風氣墮落，王公大臣怕耽處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得百事俱廢，不知了局。另一方面極力維護政治正統，視北拳南革為毒龍癬疥，殊不知自己不滿的社會現狀正是源自於政治制度的敗壞。
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有待後人。借問阿中哥哥，何去何從？
tomhelpegg2 日前作为神奇的是威权一向自傲的社会动员漏洞百出
而孱弱的民间社会发起坚强的自救，从宣传到物资的筹集
余诺2 日前就算有人反思，但一旦提出就会被群嘲，久而久之就会沉默。在中国提出问题的成本太高，岳昕现在还下落不明呢
Judithvvv2 日前其实四川的512地震死了差不多十万，但是之后除了灾后重建，政治层面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
椰子大叔2 日前「有年輕人的地方就有希望。經歷這樣的一場人禍，我相信總會有一位年輕人反省自己是否原來一直活在《楚門的世界》。」
噗哈哈哈哈哈哈哈。
您怕是没和武汉本地学生交流过。我从 14 年到 16 年在武汉读了两年半的书，武汉学生有多红多专我就不提了。
twEddie2 日前別對中國的年輕人有太大期待，很多也是深受毒害
俊伟2 日前重建公民社會，民強則國安。
說的真好。
EricChan2 日前其實睇翻台灣嘅處理就知道港府在處理問題上是幾咁低能。睇翻台灣某些處理嘅手法，例如禁止口罩出口，其實對於直接阻止病毒蔓延其實有待商榷。但是民進黨政府都快速執行，是因為在這種大型公共衛生事件或者是社會危機中，穩定民心是好重要的。睇翻民進黨政府嘅防疫手段的中心一直都在通過實質手段去安定民心，保持公開透明以及公共溝通。特區政府對於自己而家公信力的低下全然不覺，仲唔想辦法去安撫民心提升公信力加強溝通。下下都要市民去屌先做嘢，令特區政府而家做任何嘅嘢都是同自己扣分，市民只會覺得：Hi你，一早就叫咗你做嘅啦，而家先來做，唔好再遲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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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疫情：封城是最好的辦法嗎？ 目前封城措施估計能減少25%的感染病例，但會製造更多恐慌，並將許多疫情埋在了公眾看不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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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者熊 2020-1-28 23:27 1月28日，晴天，上午还出了半天太阳。 完了，不知道该写啥好了。 其实在知道一段时间不能出门的时候我是做了一下计划的，嗯，除了看番水群，我还得适当搞点学习，比如学点excel的技巧、看点正经书或者写点啥。结果就变成了每天高强度水群。 每天睡觉前想着，熊适之啊熊适之，你怎么能如此堕落！然后第二天继续高强度水群。什么嘛，我还挺适合当neet的嘛。 今天发现原来全国人民大部分都蹲在家里动不了了，大家现在都很空虚，看看加的各种群的人，跑步群的人在讨论能不能出去跑步，该怎么跑步；同事群的人在交流如何数瓜子以及如何数葡萄干；手游群的人在讨论如何去巨魔别的手游；只有**群的人一如既往的在交流**。 当然了，闲着没事的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找找有没有认识的人比自己惨了（没得病的情况下）闲着跟几个身居各地的同事聊了聊，发现大家这个年过的都不太安生。 有个同事是新疆汉人，以前是新疆户口身份证也写的新疆。前几年那边不太稳定的时候，每次出差别人看到他身份上写的新疆就特别关注他，甚至有时候会把他扣下来要求单位开证明，后来这哥们心一横户口迁到武汉，身份证居住地也改成武汉了，心想这下应该不会再被注意了吧，没想到现在大家又玩起了“鄂魔猎手”，他回到新疆家乡里每天居委会、卫健委、派出所轮流电话轰炸，每天有人上门量他体温，甚至有时候晚上12点还有警察上门，想出去也不敢出去了。 还有个同事回去得晚，到家的时候都年初一了，各地封路了，好不容易快到老家了，发现村门口村委会的大爷拿着棒子等着他呢，说就知道他要从武汉回，宁死不让进，最后好说歹说，让人给他喷了一身消毒水，拿个大塑料袋子罩着让他回家里了，进去之后就把他家门口贴了告示。要求村民监督不能让他出门。 另外有个同事说他街坊是空姐，机组里有一个被确诊了，她回到老家县城也要隔离观察，当地又没空余位置，结果把她送到一个精神病院里隔离，现在据说每天以泪洗面，惨得不行。 看来基层的执行虽然难免粗暴，但总体来说还是高效有力的，大概也算不幸中的万幸

[欢乐] 斯坦索姆生活日记（持续更新） 只看楼主 楼主haarp 收藏2020-1-23 22:21 本帖最后由 haarp 于 2020-1-27 21:17 编辑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斯坦索姆城现在对外流通通道已经关闭，做为斯坦索姆工程人员的一份子，本来家已经安在斯坦索姆的城东，有了自己的家庭，辛苦跟随阿尔萨斯王子转战南北了一年，好不容易能回到家，没想到刚到家72小时就直接遇上了这事儿，做为普通的NPC，我就写个普通的记录，聊作一乐，各位老爷们看看小民的日常生活，顺便我也发一些自己的感想，可能还有一些城里的谣言的个人认知，但是说好，大家不要对某些骚操作进行评价，毕竟坛子好不容易开了，我不想因为日记就这么被关。 T+0 DAY 今日从北境长城的黑风堡安全返回斯坦索姆，心想好不容易从黑死病疑似疫区逃出，全机安全的没有听到一声咳嗽，上机前还有体温检测，真是让人放心的措施，一回来就热的要命，更衣室里我和来自南岸明珠的哥们相视一笑，我脱他穿，相互反差，回家见到女儿和老婆真是开心，看到城里告示，说存在风险，心想明早应该去准备一下女儿和老婆的口罩，毕竟做为攻城狮，家中个人末日装备老婆并未在结婚时全给我扔了，细点之下还算完整，只是女儿尚小，老婆大条，认为有净化魔法机就安心如意，一夜无话。 T+1 DAY ‌早上起迟了，出门提醒老婆提醒我买口罩，一出门就直接100G没了，全家全员装备口罩一套，一次性一包，今天够了，然后带着全家去菜场吃早餐，人流量比往常稍少，口罩者细数大约有百中二三，吃完女儿闹着回家，买了点青菜就回，考虑到家附近有2家大型超市2个菜场均在步行范围内，遂回家看魔法告示板，结果一看谣言满天飞，什么模型预估斯坦索姆1700+患者到万人，什么天灾牺牲者已有数百，医疗术士已出现牺牲者，各类屏蔽魔法无效，术士束手无策，只能靠加BUFF硬扛等等，不一而足，而斯坦索姆生活小报今天也写出了采访已经痊愈和正在痊愈中的一对患者，其中患者已经恢复全城活动能力，我看到这里我就觉得明早口罩和酒精等消毒用品肯定要脱销了。下午去问果然口罩已尽，然酒精还有。然后看戏一天，决定明天去抢购部分口罩和消毒用品。末日应对模式第一阶段材料准备中。菜价虽然略高但是考虑到春节将近，还是不算离谱。 ‌T+2 DAY 起迟了，由于女儿和老婆不愿戴口罩直接禁足了娘俩，家里看魔法板吧，出门，按计划买蔬菜和吃早餐，大舅子说出门可能忘关门了，由于他昨天从斯坦索姆北站出来，担心他有可能感染，他自己也担心感染所以住在了小舅子家，今天回斯坦索姆乡下，说安检阵势比03年有过而无不及，幸好一切安好，问他口罩可给乡下准备了答曰仅有自己的，叮嘱了回家就买，去查看了房门发现小舅子小区已经有人按照末日应对模式第二阶段开始准备物资和准备逃离区域，太NM难了，现代国家想达到末日第二阶段怕是只有燃烧军团落地才能达到，除非兽人开战，联盟和部落开战是达不到这个强度的，真NM难，菜价还好，鲈鱼没涨还降了2元，但是大头鱼和草鱼还是涨了，果然都是为过年在准备年货，满街都是口罩人了，但是还有一半的人没戴口罩，观察了一下主要是中老年，认知有延迟这个是人群的基本原则。继续买口罩，居然有货，但是价格太离谱，日常10元一包的东西25元一包，而且还是普通一次性型的，3M的口罩全网脱销，同事那里大概有几箱但是快递已停，寄过来估计我都火化了，算了。关家里一天老婆强烈要求出门去逛，明天吧。 魔法告示板谣言继续满天飞，但万变不离其宗，主要是谣传人数瞒报和口罩无效等增加恐慌的消息，地域性消息也是满到处都有，什么阿尔萨斯已逃至奥格瑞玛或者铁炉堡出现感染者什么的，然后北境长城反而是安全的，我一度想是不是把全家带去黑风堡，但是一想到当地医疗资源经历过的事件和资源配置程度，还不如在斯坦索姆呆着，怎么说斯坦索姆的医疗资源是附近最多的，而且医疗术士我认识的都是很冷静理性的一帮术士，至少不会出现临阵脱逃和弃患者于不顾的现象，而且P4级别的隔离室我参与建立过的都至少有4个城市在周边，做为MEP对策实施者的攻城狮之一，至少算是知根知底。如果真的发展出未知的传染手段，你就算躲进末日地堡，最多也只有2星期能坚持，2周你也必须出来一次，跑了也是没用的，徒劳的增加自己的麻烦，而且这里是ground zero,最有可能的正确应对手段和治疗方案应该也会出现在这里，也就是说这里将最先得到医疗治疗，那还是留下来吧。 T+3 DAY 告示板正式全面公布了所有被确定的病例数字，果然一大早口罩全空，给女儿买了不少小零食，最近一段时间她应该不会想出来了，人群恐惧，虽然周边人群口罩都戴着，但是忧郁还是写在脸上，虽然还没有封闭斯坦索姆，但是菜品的短缺正在增长，新鲜蔬菜已经卖完，只有包裹着保鲜膜的精品蔬菜在卖，老婆被蒜苔的价格吓到了，80/㎏的价格确实吓人，还好不是必须蔬菜，买了点女儿喜欢吃的菜和其他零食，我看到了84消毒液，买一瓶吧，我一拿不打紧，后面恐慌的大妈两人拿空了货架，可以的，看到一个傻瓜买了6包加碘盐，他老婆说吃死你，不禁让人想到了福岛那会儿，最奇怪的是方便面和饮用水没人抢，罐头食品也没人抢，买的最多的还是酒，而白酒库存之多怕是搬不完，酒精还是没了，低的高的都没了，至少那看着一货仓的白酒让我明白如果进入末日第三阶段至少去哪里能找到酒精。 魔法告示板上的谣言今天改了方向，直指斯坦索姆ZF草菅人命不作为放任瘟疫感染者四处流窜，大有希望燃烧天灾核平斯坦索姆全员物理消毒的架势，做为普通民众我看了看街上的匆匆人流，物理消毒？阿尔萨斯模式解决瘟疫？我知道历史课不受重视但是尼玛历史上瘟疫证明你试图物理消灭所有瘟疫感染者来控制瘟疫的做法都失败了（因为瘟疫传播载体不随瘟疫感染者消灭而消灭），隔离反而是唯一可行的做法，治疗如果成功，则瘟疫感染者则变身抗体载体，抗体载体数量足够多，则瘟疫自动消灭，而非抗体载体也会逐步安全甚至自行获得抗体。至于什么死亡人数被瞒什么的老生常谈已经不能吸引眼球了，比较吸引眼球的是一则老谣言，就是不收治谣言，该事件起源于几个术士学徒在上一次天灾瘟疫时，因自己一时胆怯将病人推出门外不收治，然而代价是惨烈的，那次可是医疗院院长和地方首席医疗术士主管惨被下放到一线，终身印记:不堪一用，这次又出来了，幸好斯坦索姆医疗主管及时注意到了，收治！然而隔离区并不低什么好地方，进去了有可能本来可以治的就没法治了，虽然医疗魔法全免加个BUFF很多人觉得是便宜了，但是别忘了，瘟疫感染者和潜在感染者也在一起，这种热闹还是少凑为好。毕竟只要感觉自己不舒服就有免费的医疗诊断对于普通大众认知来说还是个好事儿，所以现在医疗院术士们感觉自己在面对DDOS一般的攻击。 下午父亲问我是否有封城消息，仔细想想斯坦索姆一天需要的蔬菜量和物资量，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封城，毕竟一旦封城消息起，城内民众必然恐慌性的向西南东三个方向出城，这种恐慌性逃离极有可能造成真正的潜伏感染者向全周边扩散，这种ZZ后果和医疗后果我不认为阿尔萨斯能承担，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有可能封城，毕竟全境封锁应对模式的第一阶段就是这个，目前来看实际上准备条件已经接近了，而且一旦封闭实际城内反而会更安全，只要瘟疫不点出隔空感染就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管控压力也会向周边分散，奥格瑞玛今日如临大敌，NBC装备都拉出来秀了一圈，真达到了浣熊市的准备。 T+4DAY 早上3点，看到了魔法告示板上的封城消息，但是不是即时封城，有7个小时的逃离时间，看了看女儿和老婆，想了想住在乡下医疗院的父母，我终于做出了人生中自私的决定，我叫醒了老婆，老婆一脸懵逼的表示天亮了？我给她看了看窗外的车流和小区里正在试图离开的车辆，老婆想了想指出先前的分析来看目前留在城里反而是最优选择，因为两边的医疗资源和风险都不对等，留下是正确的。遂休息，不去管它。 早上起来，女儿和老婆都还在睡，问她们想吃什么早餐，老婆指出应第一时间确认超市菜场药店是否仍有充足货源，应对模式第一阶段正式开始，出门，药店口罩限量但价格不离谱，四家药店能凑出至少1个月的用量，看来周边生产企业全速生产不是玩笑，还有一些人群根据微信群里的谣言购买某种中成药分散片，这些人眼里全是“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但是我买到了你买不到你就死定了”的感觉，超市里面就有点疯狂了，两个小伙子买了12箱方便面，尼玛你们准备吃到什么时候，而且全是红烧牛肉的，其他味道一个没挑，眼睛里闪烁着老子等你们全死完了再出来的疯狂光芒，然后我看了，5升桶装水没人拿，估计是因为太重，罐头食品还在它在的地方，84消毒液没了，一楼菜价暴涨但是人群还是趋之若鹜，但是奇葩的是新鲜菜没了，冻品基本没动，这让我很安心，至少到第三阶段肯定能在冰箱找到部分肉类不是么？我想了想去菜场看，菜场神奇的菜价稳定了，蒜苔10元/斤，大概是因为要回家了所以便宜了吧，其他菜价也恢复到了正常价格，只是人已经少到了极致，我没见过这么少的时候，下午我决定再去看看，药店酒精已经补货，75%小瓶限购，平常价涨了1元，不想买，菜场关闭消毒，超市里面神奇的补货了荷兰豆和豆荚，价格还恢复了正常价，看来有人举报了，斯坦索姆ZF果然是网络上唯唯诺诺，现实中铁拳出击，下午看到魔法告示板上的谣言，医疗院将会在固定时段将病人转移至专用法术治疗区（魔法森林），中部狮鹫部队将搭载术士对全城使用净化魔法，望广大群众紧锁门窗不要出门，前半句我信，后半句我不信，欺负人家没见过狮鹫对吧？全城净化魔法？你们看恐怖地带看多了吧？狮鹫净化就只有物理净化一种方法，效果很不好也不彻底，扯淡要有限度。 晚上家里还要求聚餐，我仔细想了想，看了看街上的气球和飞艇数量，还是不去了，好去不好回，再说明天他们也会要求全家聚聚，考虑到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和降低风险的可能性，我决定明天最多我一个人去就好，老婆果然是要求去就全身三级洗消，这点我还是做得到，明天一个人去不迟。 T+5 DAY 春节 一大早就被嫂子电话吵醒了，嫂子说二哥来接我，结果魔法板联系发现他还没出门，嗯，也对，我正好忙一忙家里的事，同时看到了全城的气球终止运营的消息，这下去医疗院或者任何地方必须得依靠好心人和马车了，马车不知道现在还带不带人，或者魔法单人车…… 老婆女儿死也不愿意去聚会，不勉强，二哥驾着马车来接，街上空荡荡的，车速很快，过弯时我看清了杂货和南方仓库都在准备营业，那就好，街上除了药店外，就只有良品铺子开着，街上还是有租用马车在运行，但是只看见了2辆，一辆里面有客人，司机和乘客都带着口罩，也许是潜在感染者，也许是正常乘客，也许是前往医疗院的术士，也许是拯救地球的驱散牧师，街上基本没看到行人，但是街上很干净，没有全境封锁那种报纸满天飞的感觉，斯坦索姆今天下雨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亲戚们都在问，为什么老婆女儿不来觉得没有团聚怪怪的，我只能耐心的一遍遍解释，毕竟阿尔萨斯劝告大家还是待在家中不要增加交叉风险。家里亲戚只有老人聚集在一起，小区里只有两家人在，平均接触半径增大到了400米。 下午同事们纷纷向还在斯坦索姆的我发出了“净化斯坦索姆！”的问候，我给他们传达了“斯坦索姆人民永不为奴”的回复，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互相问候对方的亲属及家人，我汇报了疫区现状，他们交流了所在疑似区的美好生活，而最远的斯坦索姆人民已经在瘟疫爆发之初就全家撤往洛丹伦之外的塞外之地，欧气之都，发出了当地物产丰富和群众安居乐业丝毫没有瘟疫侵扰的羡慕嫉妒恨场景，中途各位在北境之外蛮荒之地的同事也纷纷发出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美好生活愿景，我则给各位带来了全境封锁第一视角游戏体验，最后1小时后大家无语哽咽互祝平安恭喜发财身体健康后中断了魔法连线。 侄女儿谈了斯坦索姆工作的男友，询问以后发现是和身在挖G团队的男友发生了矛盾，于是本着宁毁一门亲，不拆一座佛的心态，了解了一下这位成员，发现了混入部落的联盟间谍燃烧军团成员，家中七嘴八舌的亲戚各种“联盟和部落是不能在一起的”结论各种灌输，毕竟作为工程人员，多年理工教育和工程经验告诉我们，给业主单位提出要求不应直接提出，应当将各种现象提交分析后，呈现在业主单位面前，由业主自行总结出结论，因此将燃烧军团的各种细节表现询问后，侄女儿自己得出了结论，燃烧完的军团成员，剩下的都是……，他的温暖已经给了别人，大业为重，太阳井毕业为主，联盟和部落的开门大业先可以放一边。亲戚们满意的开始围攻我为毛老婆不生二胎的问题，而我的兄弟，家里唯一的孤独狼人，则在小房间里玩了整整一下午的卡牌。 老婆问何时归巢，答曰晚饭之后，天色渐暗，突然想起大家提醒的门口两人从天黑吵到天亮到天黑已经5天了，看来短时间内是不会有什么结果了，脚男们应该已经撤离，出门大道未显示堵塞也未显示关闭，飞鹰传书官方消息阿尔萨斯扈从军需招标办有一官员已带病工作5天，昨日已经“双股战战几欲晕倒”，今日终得确诊为瘟疫感染者，然该扈从可能参加过昨日的晚会，前日的谢师宴，上前日的艾泽拉斯东部大陆群英会，这么推算阿尔萨斯王子手下应是全员密集接触了瘟疫感染者，明日两人吵架可以接着进隔离区吵，不过可能没什么可吵了，必须有其他的办法，不然两人都要物理消毒了，今日在风水宝地向阳之南，风起之地40台泰坦开始了72时辰抢出一个医疗院的目标，天佑艾泽拉斯，天佑斯坦索姆的人民！ 今晚新消息，艾泽拉斯医疗近卫兵团先头部队已在飞空艇部队协助下强势进入斯坦索姆，明晨极有可能出现在各大医疗院协助稳定情况，看来阿尔萨斯和他的兄弟可以先进魔法森林关注一下自己的疫情了，别的办法还是来了，今晚比较搞笑的新闻是有人点了南方大陆的最不能打的快餐送到了最大的医疗院门口，医疗术士和牧师们感谢好心人的好意然而表示他们还是请送到最需要的医疗院（而不是已经吃过的医疗院），另外全城魔法告示牌正式确认了4号通告是真实有效的，欢迎大家捐助主要耗材，另外由于医疗设备和医用材料的特殊性，该捐助通道明显是针对某些医疗器械供应商和医疗耗材提供商的，是的我说的就是床头魔法透视机和CT机的主要生产商东大爷和不通用，请免费提供多套以方便大家给招标办提出还是进口的好，我们就要买进口的，不然雪中不送炭的话迟早艾泽拉斯要把这玩意儿做成白菜价你们这辈子就别想医疗院念你们的好了，魔法告示板上继续谣言满天飞，我很担心近卫兵团介入后如果发现情况整体可控，形势还不严峻的话，阿尔萨斯可能对以后瘟疫预案第一阶段采取全员沉默魔法，这次他们光干事儿没有先控制好城里的吟游诗人和宣讲官恐怕是个大失误，不过这年头也没谁听风之吟语和城里的公告牌了，天天看魔法告示板上的消息，你得承认兽人的魔法告示牌写手就是强于艾泽拉斯，部落和联盟现在看来这方面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晚上看魔法表演时看到近卫兵团上飞艇觉得挺对不住这些栋梁的，让人家大过年的还得到斯坦索姆一线控制瘟疫，希望他们平安归来，另外的笑话就是我所在的工程单元，有个设计小子的头在魔法告示板上高喊着自己可以参与一线战斗负责防疫设计，考虑一下分工我觉得他还是别去添乱了，毕竟操作人员还是要靠我们这些一线技师，愿明早起来是新的一年！ T+6 DAY 初一 一大早我就听到魔法小板在振，估计家里亲戚要来接我了，老婆直接告诉我说隔壁小区昨天听到医疗院的马车铃，并且流言蜚语中说隔壁小区确诊了2个剑士，很不好意思的跟亲戚说今天就不过去了，视频拜年，亲戚也不勉强，毕竟他们也是穿越了脚男的封锁线过江的，遂罢了出门的心思。 老婆和宝贝起床后洗漱完毕，老婆去摊饼给女儿吃，我决定吃点耐储食品，然后老婆霸占了大魔法告示板，我只能拿出小魔法镜给女儿放她最喜欢的爸爸丑……自己终于有空清点一下食品和储备，但是人怎么像有点晕晕的，像是要倒的感觉，我第一时间觉得我染上了瘟疫，我看了看女儿和老婆，如果我此时倒下了，女儿和老婆必不能幸免，我一定要撑住，让我先写个遗嘱……所有遗产全部给女儿，密码组给女儿，让我把贤者之石都清空不能给你妈看到，小幻魔镜也要清空，不行我怎么越来越困了，然后我在沙发上团成一团，意识模糊中感觉到老婆盖上了什么东西，肯定不是党旗和白布，因为很暖和，更舒服了…… 一觉醒来，神清气爽，量了全家体温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下午4点了出门买菜计划彻底泡汤，贤者石被老婆已检查完毕……我觉得这时候瘟疫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了，最好直接来个雷法术直接秒，还好老婆对于幻境之术嗤之以鼻，只是强调决不可在女儿面前显露，并要求清空至少一个贤者石装女儿的日常记录……好吧，至少没被变羊不是么……继续到告示板上和大家灌水，今日谣言十大是斯坦索姆全城断线，阿尔萨斯身边萨满被撤，斯坦索姆出行人民遭南方小镇全体退货并惨遭空投至奥格瑞玛南部，全员下艇后变羊，斯坦索姆人民祸害全境，周边小道遭大石堵路，以及治愈之森选择在了艾泽拉斯最好的湖旁边等等等等，虽然我也很想让阿尔萨斯把萨满给劈了，毕竟据说斯坦索姆最大的洋葱ramen店就是萨满大人亲自建的（虽然我从来不知道在哪儿但是我记得斯坦索姆原来最大的洋葱圈好像也没黑风堡那个大那个气派），不过我记得不管是部落还是联盟这会儿的目标都不是秋后算账而是先控制疫情，秋后才算账呢，现在明显不可能，更何况他们只是舆论不行，而且扈从遭污染有可能他们也不能幸存，到时候才会有结果吧，谣言，铁定的谣言。大魔法板也确认了这是谣言。然后斯坦索姆城中小报和高塔广播也似乎是终于醒了过来，全天开始滚动告示各医疗院储备资料和设备是否充足，治愈之森的建设进度，周边村镇的医疗院物资是否充足等等等等，终于想起舆论的阵地了，不过果然是一攻就破，医疗院资料储备充足甚至还有余力给分院分发，吃不好的开设了食堂和黄鹰外卖，是的黄鹰外卖和蓝鸟外卖居然TMD正常工作资料还是河马保证的，羡慕不已搞的我都想点了，而治愈之森的进度看起来落后了几个小时但是第二座治愈高塔也已立项，顺便工程旅老大明显是看了幻魔镜，直接提到治愈之森选址没有选在全艾泽拉斯最好看的湖而是全艾泽拉斯“最好看的湖”湖边上，并没有什么人和精灵敢喝这里的水因为这里的水会让人腹泻……也不是斯坦索姆的备用水源地因为斯坦索姆备用水源地是铁炉堡水源支流，至于斯坦索姆断线就更搞笑了，斯坦索姆人民都指望着魔法告示板来获得消息你断线了广大人民本来不上街的肯定要上街去人肉聊天了，脑子都不带的丧尸居然也敢传谣，反正斯坦索姆人民现在是全艾泽拉斯最不受待见的人民了，不管你啥时候走的，不管你是否健康的，不管你是不是隔壁老婶家的小儿子从小一起玩到大，只要一个卷轴，就有几十条大汉带着脚男前来送你去隔离之森，前同事本来已经回了浩克之都的乡下，早在封城前两天，结果因马车的马蹄印子被人认出，今日全家送入隔离之森惨遭断线，这还不如在斯坦索姆老婆孩子热炕头呢，大魔法板晚上翻了一下，终于不播阿尔萨斯军神勇无敌战记了，滚动播放相关信息，然则斯坦索姆隔壁小城的药剂店经理非常搞笑:我们的资源非常紧缺，斯坦索姆人民急需的一半胸衣仅能保证每人每天限购一包！大哥我们买也是限购，每天一包您吃那？考虑一下大家吧。 哦，下午斯坦索姆官方明显改了风格，一如既往的干练犀利，连发3个通告，全城马车征集，6000辆马车分配给所有社区进行社区紧急交通，然后全城自家马车都停喽，晚上12点开始，效果立竿见影，吃完晚饭环城路上马车流居然达到了正常流量的一半，看来斯坦索姆人民还是生活的多姿多彩，都出门走亲戚了，毕竟在家还是无聊，但是禁令已下，广大群众还是自觉遵守都回家了，可是随后的消息变成了只要脚男不拦你们，马车就可以照跑不误，看来6000辆马车还是太难征集到马夫和马车了，也好，减少流动性对缓解压力有明显的好处，至少医疗院热力发电排队的少了很多，但是告示板上又开始呼吁不要去热力门诊，其实该去还是要去，只是先自我判断一下，有明显表征了再去会更好。 东南叛军居然要掐断对艾泽拉斯的战略物资胸衣的贸易，挺好，下次跟着阿尔萨斯去拆城堡我们没有顾虑了，拆吧，反正我们也叫这名儿。 T+7 初二 宜修饰垣墙、平治道涂、入殓、移柩、余事勿取 睡到11点才起来，老婆女儿都已经在客厅玩了半天了，起来洗漱完毕，看看魔法告示板发现宝宝已经成功霸占了告示板不让看斯坦索姆新闻了，也罢，给家人报平安，老婆给家人报平安，突然看到远在海外北方大家麻的大姐突然发来纸条问能不能谈一下，想了一下叹息之墙外面是个什么样都不知道，我也很感兴趣就连线吧，实时魔法连线大姐明显老了，但是精神不错，那边都凌晨11点了还抖擞的和我聊了1个半时辰，墙外果然群魔乱舞，她身处极北之地的象牙塔内，都能遭到一系列的轮子轰炸还要被迫为墙内辟谣，另外也是想知道墙内信息是否真实，然则仔细分析核对后果然墙外的人民除了极小撮的高智商高水平知识分子具备鉴别能力之外，大部分人民都是各类谣言混合轰炸后的混合体，各类谣言与魔法告示板上同步更新不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部分人的认知都停留在03年前半截，看来墙外的世界反过来看相对国内是停滞的，当然他们也有接受谣言的地方，也还是他们那一辈的认知，魔法技术更新造成的世界变化还是没有跟上，这不能怪他们，外面的世界毕竟没有一套世界观从古继承到今，怎么发展没跟上是可以理解的。 看着老婆继续玩她的小游戏我就问她想不想出去，结果明显是生气加吃醋了，要去你去开头说自己出去后来又说不去了，没哄好，继续哄女儿，女儿玩玩具看魔法板看的认真根本不理我，好吧，去看幻魔镜上，结果看到有人黔驴技穷的开始把王歪嘴贴出来了，果然人民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阿尔萨斯和他的团队仍在努力，今日的头条是东部人民惨遭空投直接变色，一瞬间血色双地，同事们前两天还在高喊“净化斯坦索姆”这两天都开始“一定还有别的办法”，有人贴谣言说斯坦索姆北站有魔法传送门突然增开了去往铁炉堡和奥格瑞玛的通道，结果一看一分析就发现这笑话不值得一驳，去铁炉堡被国王亲自手刃么？去奥格瑞玛被愤怒的人群撕碎？简直笑话。 斯坦索姆昨晚8，9号大恩令成了网络笑话，无论做多少工作都没法挽回影响了，虽然执行的挺好，出租马车和城里停了的大轮车都成功安排到了社区，然则广大民众发现只有老旧社区才有啊，新型大型小区原来不受9号令限制啊，家里亲戚又聚到了一起修长城玩，兄弟要求玩WOT,拒之并告知7号斯大爷并不能做为女友玩一辈子，孤独狼人表示要你管，随即F键就进入了战车。而侄女儿则问你们平常都玩些什么，瘟疫模拟器推之。 晚上广大朋友终于发现了家乡居然是尼玛万红中一点白，全洛丹伦里面唯二的白色区域，要么当地人民变成了野人百毒不侵，要么野人学习了当地人民隔离了瘟疫感染者，大家纷纷羡慕同时，老妈直接浇了一盆冷水，根据当地CDC自我通报51例疑似只是因设备老旧无法确诊，不过如果最终斯坦索姆的最终确认全部安全的话当地领导看来升官发财步步高升必不可免，初恋女友也指出设施老旧无法确诊可能才是实际情况，然则白了这么多天其实意味着至少当地行动和设施没有出现失误有关。希望他们保持下去。 今晚新更新的情况，阿尔萨斯团队继续骚操作，原来TM封锁城区是在地图卷轴上封锁啊，你只要选择斯坦索姆的起点和终点，你就会被告知现在是限行的，要先输入马车车牌才行，没马车还看不到，但是出去以后猫头鹰照不照你就不好说了，于是亲戚全家被隔。 然后晚上阿尔萨斯主要头头脑脑开魔法智博会，本来是一个挽回阿尔萨斯团队形象的好机会，在他们仨的骚操作情况下，成了全国人民这12时辰最大的笑话，让人不得不感慨还是赶紧收了昏睡术吧，他们完全是各种作死把自己送上了绝路。 T+7 DAY 初四 宜 祭祀、会亲友、出行、订盟、纳采、沐浴、修造、动土、祈福、斋醮、嫁娶、拆卸、安床、入殓、移柩、安葬、谢土、赴任、裁衣、竖柱、上梁、伐木、捕捉、栽种、破土、安门 今早被黑风堡的一个陌生号码吵醒，心想现场是不是有事儿找我啊？接起来对面一个温和而不是礼貌的声音问:请问您是武汉的么？我是黑风堡医疗卫生部门的，您现在方便回答我几个问题么？我心想坏了，必然是有宵小将我举报之，然对面工作人员乃是职责所在，我礼貌的回答之，然对面公务员听到我乃是从黑风堡回的斯坦索姆当即长舒一口气，心下估计嘀咕哪个王八蛋举报的，但是还是认真的询问了我的行程，何日从斯坦索姆到黑风堡，何日返回，为何来黑风堡，以及现状如何，等等，随后礼貌的祝我身体健康，然后挂断了。这时候我才开始回忆，这不会是诈骗吧？不过一想我这人一没钱二没貌不怕不怕。 今天老婆吵着要出门，行吧，她要去买菜拦不住的，给她装备好了以后要求她多看看冻品和补货，谁知道老婆这个单线程居然只买了今天吃的几个配菜，问她有饺子没答曰没看给你包，问她鸡蛋有没答曰没看到应该是卖完了，得咧，明儿个自己亲自去一趟吧。 阿尔萨斯身边二把手今日空投斯坦索姆，卡酱果然雷厉风行一来先手到第一线慰问医疗单位，二就是前往治疗之森视察进度和慰问现场工程单位，果然大领导来了就是不一样思路清晰，然后今日份的笑话是斯坦索姆城南菜场的市容市貌监察人员一不小心发现了一辆施工用的坦克停在路边，按要求车身不洁不得上路会污染斯坦索姆空气质量的，遂锁之，谁知3小时后刚睡了个囫囵觉的坦克驾驶员发现卧槽😱居然有人敢锁我坦克？并将手写处罚通知单给上传到魔法告示板上了，几个时辰后斯坦索姆事务官拼命的给大家说误会啊误会啊，可惜愤怒的群众已经无法克制住自己的追星欲望，又暗自拿出小本本写下了F4的另一条罪状，不过这个发酵程度不高，不能做面包。 晚上我所属工程集团的小队长终于想起来了好像还有一帮兄弟困在斯坦索姆吧，让统计年后能否按时上班，全员统计下来我认真的写上了返回时间无法预测，虽然我能猜到最多元宵就要解除封锁但是全艾泽拉斯什么时候平息瘟疫就不是我能预测的了的了，而且听闻隔壁白象家也终于终于终于有了第一例输入性的瘟疫，考虑到白象家全员魔抗点满，三大天灾现在还有两大天灾在他家肆虐我就觉得魔抗点满的魔物双修真是竞技场神人，求天神保佑艾泽拉斯。 大家麻的大姐表示F4这种偶像都能在斯坦索姆当市长你们这群智障为什么不去当市长上去了肯定干的比他强云云，我只能摆出方世玉的那个位子，不是那么好坐的英俊姿势表示秋后再看，谁曾想卡酱刚走，F4的道明寺居然跑到艾泽拉斯国家电台去接受采访了！骚操作一波一波的让人觉得他是主动求关注，无语，不过这下倒是证明，各地事务官即使是在上级领导决定炸出来成为偶像的时候仍能正常维持工作，鲁棒性相当不错，晚上大家开始在斯坦索姆的窗口疯狂乱喊和唱歌，让我觉得我不是在家而是在大型精神病院里接受隔离，街上居然有广播车在运动，感觉一瞬间那种80年代的味儿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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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发话前，武汉这位医生向附近学校发出疫情警报Original 王嘉兴 [url=]冰点周刊[/url] Today
1月28日下午三时，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实地探访武汉市第五医院输液室。 本文约4534字预计阅读时间12分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嘉兴 这是一位坚守在抗击新型肺炎一线医生的自述。她经历了疫情初期所在医院的慌忙无措，和自己从医31年来最不平凡的除夕夜。在她的讲述中，我们能看到那段特殊时期的严酷真相，更能看到一线医护人员对职业责任的坚守。这些都是值得铭记的。征得她的同意，我们公开她的实名：武汉市第五医院消化内科吕小红主任。祝她和同事健康平安，祝医院的秩序和保障尽快走上正轨。 她说，2019年12月25日就听说有医护人员疑似感染； 2020年1月2日，她建议本院设立发热门诊； 1月6日起，她所在的医院接到了很多疑似病例； 1月20日，她给附近高中的校长发去短信，让给原计划补课的高三学生放假； 她还说，除夕夜流传的医生在办公室号啕大哭的视频，是真的。她的同事、一名70多岁的老主任发来短信，说如果需要，自己随时回来顶班。 1
2019年12月25日前后，我就听说武汉市两家医院有医护人员疑似感染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并被隔离，其中还有呼吸科的医护人员。我当时就意识到，情况可能不简单。 内科，尤其是呼吸科的，不可能不知道病毒性肺炎怎么防护。他们本身就是医护人员里面最谨慎、最会保护自己的。连他们都被感染了，说明传染性可能很强。 病毒性肺炎每年都有，但我找同行了解后发现这次的病毒不太一样，有些人不咳嗽、不发烧，常规症状都好了，但肺部CT片的情况却很不好。当时我就让同事们注意，还开玩笑说是不是该买口罩了。 后来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到了2020年1月2日下午参加医院述职会时，我忍不住和院领导提建议，是不是要把发热门诊正式开起来，建立规范的检疫、导诊程序。本来流感季也到了，急诊压力很大。领导当场就同意了。 之前，发热门诊是挂靠在感染科门诊下的，病人之间很可能交叉感染。据我了解，武汉市不单独开设发热门诊的医院不在少数，因为发热门诊、感染科门诊都没什么利润。第二天下午，医院就接到了上级要求，不仅要设置发热门诊，还要开设发热病房，收治患有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 1月28日下午3时，武汉市第五医院门诊大厅 我们医院不是传染病医院，并不具备隔离条件，当时是腾出了一层楼，连夜赶工重新装修做隔离处理的。1月6日前后，我们就收到了转诊来的两三例疑似感染的病人，和一个家族性聚集的多人疑似病例。
事实上，从1月6日起，我们的门诊和急诊就接到了很多疑似病例，10日，我们就已经看不过来急诊了；呼吸科病房也满了，我估计其中三分之二是病毒性肺炎，为了避免交叉感染，非病毒性肺炎就不再往呼吸科病房送了。此外，还有很多不明原因发热的病人进入消化科、肾内科、心血管科。 1月10日以后，疑似的病人就只能往其他病房收。但这期间，只有在发热病房的医护人员像现在穿防护服，其他科室，包括呼吸科都只是穿了白大褂和普通医学口罩。事后回想，可能就是因为防护不到位，加上这些病人可以到处流动，导致了疫情的扩散。后来各地疾控部门的发布的消息显示，后来的很多确诊患者，都是1月10日前后在武汉活动过。 但在当时，病人、医务人员乃至医疗界，都没有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完全没有预料到会井喷一样地爆发。 1月18日前后，我听说武汉协和医院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开始穿防护服了，还专门腾出一栋楼收治发热病人，我才意识到情势可能很严峻。我呼吁大家不要到处走，建议分区管理，开电子会议，但当时大家都没有当回事。 医护人员在引导秩序 1月20日是周一，那天清晨7点，我给附近高中的校长发去短信，告知形势不对，赶快放假。学校高三的学生本来计划要继续补课，校长听了我的话，立刻放假了。
当天晚上，央视播出了采访钟南山的消息，我们才确信这个病毒能人传人。我意识到，我们轻敌了。 2 其实我了解这个病并不比大家早，确认的信息我也都是从新闻里看来的。 我们从1月3日开始做病毒性肺炎培训，但没有人说是新型的，只是告诉大家要注意，这个肺炎可能是和以前不一样的病，但那个时候不知道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一直以来，我们的物资就很紧缺，库存的防护服不到100套。1月21日我们接到通知，要在23日下午6点前把医院清空，只接收发热病人。 我曾经作为一线医生参与了2003年非典、2009年禽流感、2012年甲流的疫情防控，有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治经验，所以我也参与了医院病区的改造。 我们真的太缺设备了，平常每年冬季流感季，心内监护仪、呼吸机、指氧仪就很紧张，现在更不够了。我们甚至连输液的钩子都不够。 22日晚上5点半的时候，领导突然要我们提前接诊。但这时，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的都只是设计好，整个系统也还没来得及调试。而且，我们没有防护服、N95口罩和护目镜。 我很强硬地拒绝了领导。我说，防护用品不到位就不许工作，不然等于是在病毒面前“裸奔”。后来，一名护士长帮我们从别的科室借了7套防护服，我们才开始工作，但仍然没有N95口罩，我们只能戴双层或者三层医用外科口罩。按道理这是不符合规范的，但我们没办法。 开始接诊后，黑压压的人群往门诊部里涌。整个门诊部就像菜市场一样乱糟糟的。病人互相扯皮，很多都带着家属，还有人录像，怪我们没有做好隔离，觉得自己是在我们这里被感染的。 急诊那边一次转进来10个人输液，但是每个人都要求先给自己打，这一批还没有处理完，下一批又来了。一整个晚上，护士打针就没停过，打一个就让病人自己拿着吊瓶去找凳子坐。结果有的病人还不满意，骂骂咧咧，要求护士给送到座位上。 因为护目镜有点儿起雾，打针时，护士要把护目镜取下来。本来护士应该戴面罩的，那样才能看得清。但我们至今都没有面罩。 到了第二天，门诊部直接挤满了人，连站的位置都没有，这得有多少交叉传染啊。医院也没有力量管理秩序，这些病人到处乱走。粗略统计，看病4小时，等拍肺部CT要4小时，我很怕出乱子。有些病人真的很可怜，有的很严重，家属流着眼泪求我们救命，但我们没有病床，无法收治。 有一个医生和我说，她那天送到输液处的几乎全是“病毒肺”。CT片里，肺部像棉絮一样，最年轻的只有30岁。但我们实在没有能力收治。等他们打完针回家，又会造成更多感染。 一名疑似患者的肺部CT图，肺部基本全“白”了 后来我才了解到，1月22日晚上，有三分之二的病人都曾在别的医院看过。但很多医院已经不收发热病人，引导患者到我们这些定点医院就诊。也有定点医院1月22日晚接到上级提前开始接诊的要求，但被院领导以未准备充分为由拒绝了。
很多医生也没准备好，没有经历过传染病的救治，没有经验。比如武汉一家很好的医院的一个外科医生，接触了这样的病人也没有当回事，竟然去了医院的内科、急诊，发病也没有及时告知同事，其他人都跟着他一起感染。连当医生的都没有警觉，整个局面完全是被动挨打。 3 1月21日接到我们医院要转为发热病人定点医院时，一名医生说孩子还很小，自己很害怕，想要辞职。我很理解她，我也很怕。但我为她职业发展的考虑，还是劝她坚守。我说，我可以批准你辞职，但这会给你留下“污点”，未来去任何单位，你都会被当成是“逃兵”。 她没有辞职，还作为一线医生经历了1月22日晚上医院最混乱的场景。没想到次日清晨回家后，她就开始出现被感染的症状。返回医院接受检查后，她被认为是疑似患者，但因为没有试剂盒而尚未确诊。 我让她赶紧回家休息，她却说，“主任，我找个地方查一下吧。如果不是，我还想回来和大家一起战斗。”我当时想，如果她痊愈了，这就只是一个遗憾；她才20多岁，万一出了事，我作为她的主任怎么活下去？我怎么赔这个家庭一个女儿、一个妈妈。 这件事情让我很难过，我怕影响军心，一个人躲到外面哭了很久。 我们有一位医生，孩子才7个半月，本来是可以回家过年的。但疫情爆发后，她强行把孩子的母乳断掉。另一个医生，让亲戚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她丈夫也是大夫，早就上了一线。一天晚上人员特别缺乏，她在一线顶了一夜。考虑到她的健康，我没有在后一天排她的班。结果她看到排班表后，来找我，说自己随时待命，该怎么上班就怎么上班。 还有一名70多岁已经退休的老主任给我发来短信，说如果需要，自己随时回来顶班。我们做这些不求什么表扬，只求病人平平安安，只求自己平平安安。这不是什么漂亮话，是医生的基本道德。 说句实话，在这里的人没有不怕的，不怕都是假的。我们明知道这里面是个大污染区，但都顶在一线。大家选择一起住在宾馆、待在医院，就是想能互相壮胆，互相安抚。 最近半个月，我每天只能睡2、3个小时，因为要协调安排的事情太多了。手机里一有医生护士的消息我就马上回，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即便我暂时不在医院，我也和他们在一起。 很多人怕感染家人，也为了随时待命，就住在医院安排的酒店里。但医院的食堂只给值班人员提供伙食，在宾馆休息的医护人员就吃些泡面和零食。我家在医院附近，下了班有空时，就会做饭给他们送去。 因为自己是高危人群，我让儿子出去住，但我的亲戚不愿意让儿子去他们家，因为怕被传染。可我的儿子也不会做饭，每天就下点面条，或是泡面吃。除夕夜，我给我的亲戚打电话，让她炒一个菜，放到儿子住处的楼下就行，儿子自己下去拿，起码让他大过年的能吃一顿好饭。我在家里烧菜给我的医生吃，可是没有人给我的儿子烧菜吃，你说我的心不痛吗？ 4 除夕夜，网上流传好几段医生在办公室崩溃大哭的视频。这是真的，有一段视频中的医生就是我们医院的。另一个视频里，情绪激动打电话的男医生也是我们医院的。事实上，由于过度紧张疲惫，每个科室的医生们不知道都哭了多少次了。 死亡让我流泪。我接手过一个病人，肺部已经完全纤维化了，我看着她的血氧从80降到70、60，一点点往下掉。她抓着你的手，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你说当医生的看到这一幕谁能受得了。 我们愿意拼命，但基本的保障要解决啊。脱下防护服后，每个人一身汗，可医院只有两个时段有热水，时间一旦错过，就没法洗澡。医院安排的宾馆，一个科室只给两间房，根本不够睡，只能一张床挤两个人。 部分医务人员没有防护服、N95口罩，只能穿隔离服，戴多层口罩 患者太多，我们没办法一直保持心平气和，但我们一定是想要让病人活下来的。大家都在和死神赛跑。有一个急诊科医生央求设备科给再提供一台呼吸机，因为之前的一台在复苏完一名患者后，已经一起送进ICU了。
病人太多，场面混乱。我曾建议，可以做好调查表给患者打勾，设置好几组处方，让医生勾选，这样能提高效率；门诊有两个门，可以安排一个门专门进，一个门专门出，像安检一样；发烧的分两个区域，一个区域看轻热，一个看高热。但所有人都已经放弃休假顶上一线了，意见来不及被采纳。我理解。 这几天，情况缓解了很多。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安排了分级分类诊疗，一些发热的市民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筛查。医院门诊量与前几天减少了一些。1月28日下午3点，患者就诊、拍CT片，差不多各排一到两个小时，不过输液还是要排三四个小时。现在保安、清洁人员也穿上了蓝色的隔离服，医院秩序不错。可我们心里还是没底，N95口罩仍然缺，不知道后面的物资是不是跟得上。 我21岁开始做医生，34岁成为医院年纪最小的主任之一，到今年就满52岁了。我真心希望不要再有这样的经历了，希望以后医院管理能好起来，传染病的防控能更好。 有一天上班前，我告诉我的同事们，我们要去打仗了，要照顾好自己，我们杀出一条血路，活下来。等疫情过去了，我们集体出境游，费用我一个人出。 我说，只要我活着，就算数。 (慕宏举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由中国青年报独立出品

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身患绝症、妻子被感染，抗击疫情最前线奋战30余天

湖北日报 2020-01-28 18:47
隐瞒了身患渐冻症的病情，顾不上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妻子，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定宇不忘初心勇担使命，坚守在抗击疫情最前沿——用渐冻的生命，托起信心与希望。
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
1月26日，大年初二。 自2019年12月29日转入首批7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以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600多名医护人员，已在抗击疫情的最前沿奋战了29天。 这里是武汉最大的专科传染病医院，目前收治的全部为转诊确诊的患者。 晚上9点，57岁的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定宇带着疲惫，一瘸一拐走向记者。突然，手机铃声响起。 “您家莫急莫急，在医院门口？我马上安排人出来接。” “搞快点，搞快点，这个事情一哈都等不得，马上就搞！” 浓眉，黝黑，风风火火。一小会儿，他接打了6个电话，整个走廊都能听到他在喊。 “雷厉风行”，是同事们对他的一致评价。 “全院都晓得我性子急，嗓门大。”从小在武汉硚口长大的张定宇笑着为自己打圆场。 “性子急，是因为生命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平静地提起那个埋在心里的秘密：“我是一个渐冻症患者，双腿已经开始萎缩，全身慢慢都会失去知觉。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把重要的事情做完；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的病人。” 在疫情中“逆行”的29天里，张定宇往往凌晨2点刚躺下，4点就得爬起来，接无数电话，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就在他日夜扑在一线，为重症患者抢出生命通道时，同为医务人员的妻子，却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在十几公里外的另一家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身为共产党员、医务工作者，非常时期、危急时刻，必须坚决顶上去！ 1月24日，除夕夜。 晚8时许，张定宇接到武汉市卫健委的电话，解放军海陆空三支医疗队共450人，分别从上海、重庆、西安三地乘军机星夜驰援武汉医疗一线，于当晚23时44分抵达武汉天河机场。其中，陆军军医大学150人医疗队将奔赴金银潭医院。 张定宇和团队受到极大鼓舞。“近一个月，医护人员严重不足，日常状态下，护士2小时交接班一次，现在则需拉长至4至5小时，医生就更辛苦，严重的体力透支也会增大感染风险。”他说，解放军来了，压力将减轻不少。 晚10时许，张定宇再次接到电话，医疗队136名医护人员凌晨2点抵达武汉，进驻金银潭医院。 安顿完医疗队住下，已是凌晨3点。 1月25日，大年初一。 “腾空病区的两层楼面，搞好清洁消毒！”一大早，张定宇就开始为进驻医疗队调整空间排布。 1月26日下午1时，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成建制接管该院两个病区，经过3个多小时准备，第一批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20名患者转入。下午2点，上海医疗队正式接手武汉金银潭医院老病房，共两个病区约80张床位。 截至26日晚11时，金银潭医院当天接收53名转诊患者，累计收治患者657人。 “夜里还有一批病人要转过来，估计今天要达到70多人。”张定宇从会议室的窗户望出去，不远处的南楼、北楼和综合楼，21个病区，灯火通明。 火线48小时，张定宇兵不卸甲、马不停蹄。 “身为共产党员、医务工作者，非常时期、危急时刻，必须不忘初心、勇担使命，坚决顶上去！” 张定宇告诉记者，全院240多名党员，没有一个人迟疑、退缩，全部挺在急难险重岗位。“有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科技研发实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众志成城，疫情终将会被我们战胜！” 张定宇的双眼布满血丝，眼神坚毅、沉稳。
传染病不是绝症，当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消除恐惧 2019年12月，武汉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引起张定宇的高度警惕。在那之前，他刚刚应对完12月初爆发的冬季甲流。 当月29日，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首批7名不明肺炎患者，转入金银潭医院。4天后，该院正式开辟专门的病区。 凭着多年在传染病领域的专业经验，张定宇感到这个病不简单。他一边叮嘱医务人员加大防护，一边带领大家率先采集了这7名病人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并送往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进行检测。 “为什么要采集肺泡灌洗液？因为我们发现，一些病人在做咽拭子检测的时候是阴性，但病情却在持续加重，肺部CT异常，我们怀疑病毒已通过下呼吸道进入肺泡，果不其然。”张定宇说，病毒躲在肺泡里，咽喉检查根本不起作用，到后来病人肺部斑点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病情进化非常凶猛，但究竟这是一种什么病毒，谁也不知道。 科学家团队从分离样本中，确认这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面对新的病毒，目前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 在夜以继日的诊治中，该院医护人员发现，他们以往用于抗艾滋病的药物克力芝，对新型冠状病毒有一定疗效。很快，这种药便在金银潭医院率先用于治疗。 王立伟（化名）是华南海鲜市场的经营户，首批7名感染者之一。他的妻子和姨妹，也在这次疫情中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1月5日，王立伟的妻子来到金银潭医院，坚持要住院。张定宇看了她的肺部CT后发现，虽有阴影，但症状较轻，建议配合药物，居家隔离疗养。 在家坚持每人戴口罩，实行分餐制。两周后，她的血象在免疫力和药物帮助下，恢复了正常，肺炎自愈了。 “这是我接诊的轻症病人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例。眼下，提高人体免疫力非常重要。传染病不是绝症，当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消除恐惧。”.
如果你的生命开始倒计时，就会拼了命去争分夺秒；同时，我很内疚，我也许是个好医生，但不是个好丈夫 张定宇的双腿，上下楼越来越艰难了。 每每有人问他，腿怎么了？他都大手一挥搪塞说，我膝关节不好。 全院没有一个人知道，他高低不平的脚步，缘于渐冻症的折磨。 这是一种罕见的绝症，又称肌萎缩侧索硬化（ALS），无药可治。早期，患者可能只是感到有一些无力、肉跳、容易疲劳。渐渐地，就会进展为全身肌肉萎缩和吞咽困难，直至产生呼吸衰竭。 “这个病的名字真的很形象，上下楼梯的时候，腿真的跟冻住了一样。”张定宇说，他从来不说，是因为不想影响同事，他生来乐观，不喜欢叫苦。 2017年，张定宇随武汉市卫健委赴外地出差，被专家发现腿有异样。2018年10月，渐冻症确诊。 他微笑着把身体蜷缩在椅子里说：“你看我现在长得五大三粗，慢慢地，我会像这样缩成小小的一团。每个渐冻病人，都是看着自己，一点一点消逝的。” “如果你的生命开始倒计时，就会拼了命去争分夺秒做一些事！” 提起与病毒争分夺秒的29天中内心最艰难的时刻，眼前这位硬汉，忽然湿了眼眶。 “1月13号那天，我回去得很晚，跟爱人谈起院里病人的情况，说发病的时候会很喘。她说，我也觉得有些喘。”张定宇的爱人在武汉第四医院工作，也在疫情防控一线。第二天，她悄悄去医院检查，确诊已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随后入院。 分身乏术的张定宇，忙得一连三四天都顾不上去医院看一眼。 1月15日凌晨一点多，在下班赶往四医院的路上，张定宇的脸颊忽然一阵滚烫，那是止不住地往下淌的泪水。 “我很内疚，我也许是个好医生，但不是个好丈夫。我们结婚28年了，我也害怕，怕她身体扛不过去，怕失去她！”
愿用渐冻的生命，与千千万万白衣卫士一起，托起信心与希望 在金银潭医院北楼五病区主任魏明眼中，张定宇平常性子“非常急”，你一旦有困难向他反映，他会想方设法，立即解决。“我们这个病区刚开时，很缺人手，我一急就给院长打电话，院长马上带着护理部、后勤科室来现场，说病房需要什么，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从武汉市第四医院副院长，到武汉血液中心主任，再到6年前来到金银潭医院出任院长，张定宇的白大褂，一穿就是几十年。 在抗疫一线，他是临危受命的白衣战士。在灾情关头，他是冲锋在前的白衣勇士。 2008年5月14日，四川汶川地震第三天，他就带领湖北省第三医疗队出现在重灾区什邡市，全力抢救伤员。 1997年11月，张定宇曾响应国家号召，随中国医疗队出征，援助阿尔及利亚。 2011年除夕，张定宇作为湖北第一位“无国界医生”，在巴基斯坦西北的蒂默加拉医院，度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中国年。那天凌晨，他被一阵电话铃声唤醒。一名产妇子宫破裂出血，需紧急抢救。匆匆赶到手术室，做麻醉，稳定病人血液循环。不到30分钟，一个男婴呱呱坠地。 紧接着，第二台剖腹产病人转到手术台，张定宇紧急给产妇侧卧位做腰麻。麻醉完成，快速输液，20多分钟，一个新生命诞生。 看看表，已是凌晨4时15分。换下工作服，又有一位产妇胎盘早剥、出血，需要紧急剖腹产。输液、给氧、麻醉，手术……胎儿终于出来了，却没有心跳。心脏按压、吸引、气管插管、给氧，一阵忙碌后，手术室里又一次响起了婴儿的啼哭声。 这样一位施恩于人、充满大爱的白衣卫士，却总把“感恩”二字挂在嘴边。 “很感激解放军医疗队的分担，让我这两天凌晨1点就能躺下了，之前有时候得扛到三、四点才能睡。” “我爱人虽然感染了病毒，但是很幸运，给她用了抗毒药之后，有效果，我很感恩。” “这样的疫情和灾难，无论发生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后果都不可想像。我很感恩，当我们为了抢救病人不顾一切，背后支撑我们的，是整个中国。” 疫情还没发生前，有空的时候，张定宇会去徒步。他说，我很珍惜还能走路的时间。 而眼下，他要与命运叫板，在抗击疫情的最前沿，用渐冻的生命，与千千万万白衣卫士一起，托起信心与希望，托起无数人的生命与健康。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唐晓安 李墨）
【短评】 你坚定的站立，我们看得见 金银潭医院，是这次疫情阻击战中众人皆知的标志性地点。因为这是战斗最先打响的地方，也是“离炮火最近的地方”。 院长张定宇，一个战斗者，一个指挥者，也是一颗定心丸。我们在第一时间知道了金银潭医院，却在一个月以后才知道他。 他知道自己患上了绝症，却要为患者、为社会燃起希望之光；他阻挡不了自己的病情，却用尽全力去把危重患者拉回来。 他的双腿已经开始萎缩，但他站立的地方，是最坚实的阵地。 生命的守护，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时间何曾给他们特别的眷顾？疫情又何曾让他们有片刻的喘息？他们不能停下，他们要跑得更快，来不及想一下自己，也来不及回头看一眼自己的家。 最美“逆行者”，这是我们给所有白衣斗士的称呼。因为他们的逆行，我们来不及知道他们的名字，隔着厚厚的口罩和防护服，我们甚至看不清他们的脸。 当我们知道他们的故事，靠近他们的心理世界，我们就更明白他们怎样对待职责，他们如何践行初心、不辱使命，他们的勇敢来自何处，他们的牺牲是怎样的无悔。 医者无惧，医者仁心。越是艰巨的任务，越有冲天的豪情；越是最危险的地方，越有最英勇的战斗。 ]战斗如此地激烈，更多的我们，无法靠近你们的阵地，但你们坚定的站立，我们看得见。 （湖北日报评论员艾丹）




一月14日就有医生被传染了

湖北省委机关报的表功文，会不属实吗
如果不属实那问题不是同样很


笑死我了 湖北日报把那段妻子得病时间编辑掉了


这12天时间里，武汉市和湖北省的两会相继召开。1月6日至10日，武汉市召开两会。1月11日至17日，湖北省召开两会。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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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封城与极端政治笑蜀2020年1月31日

[size=0.875]关闭的武汉汉口火车站入口处的武警守卫。 THEPAPER, VIA ASSOCIATED PRESS[size=1.125]中国政治最大问题是政治社会生态的长期失衡，是极端政治，这一点，震惊世界的武汉封城，可能是最新佐证。
[size=1.125]迫于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来势凶猛的压力，1月23日凌晨两点，武汉官方突然颁发封城令。随即，封城模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扩展。不到两天时间，湖北已有13城封城。这实际上已经不止封城，而是几乎整个湖北封省。
[size=1.125]虽然中国网络上似乎很多人认可封城的必要性，尤其时逢春节这一出行高峰期，但也有不少质疑和抨击。此举在国际专家当中颇具争议，世卫组织第一时间发声。其驻中国代表高力(Gauden Galea)在采访中称：“据我所知，试图封闭一个1100万人口的城市是科学上的新课题。这样的公共卫生措施前所未有，所以在现阶段，会不会奏效还很难说。”其审慎显而易见。
[size=1.125]其实，争议不仅在于应不应该封城，更在于如果万不得已封城，到底应该怎样封城。且从事理和法理两个层面展开讨论。
[size=1.125]武汉封城，官方当然要为自己辩护。从事理层面考察，封城的积极效应尚难断言，封城的严重后果确已渐露冰山一角。后果之一，是因封城导致的公众心理的巨大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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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8125]武汉药店工作人员身穿防护服，为顾客服务。 HECTOR RETAMA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size=1.125]恐慌首先表现为疯狂抢购。各大超市封城当天早上刚开门，市民即蜂拥而进。因供不应求，各类日用品和蔬菜价格扶摇直上，多家超市的货架上变得空空如也。数天后，才大致恢复供应。
[size=1.125]恐慌还表现为各大医院防护物资之极度短缺，甚至连口罩都供不应求。中国的大医院都是公立医院，按其行政级别，或归属地方卫健委，或归属国家卫建委，由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全力保障供给。但显然，封城之后，无论哪级政府都失去了保障能力。情况又十万火急。从来只会体制内生存、对政府惟命是从的十几家公立医院，不得已越过政府，集体向社会呼救，请求紧急捐助。这在1949年以来的中国公共卫生历史上可说闻所未闻。更令人忧心的是，虽有海内外热心人士群起响应，源源不断的捐赠物资却因物流原因难以抵达武汉。有求有供，就是无法解决肠梗阻，可见指挥调度之混乱。
[size=1.125]恐慌还表现为武汉难民的流离失所。据武汉市长周先旺所称，受疫情和春节影响，总计500多万人离开了武汉。其中，仅23日上午10点封城前，当天经由高铁外逃的民众即达30万之巨。他们实际上已成难民。但对规模如此巨大的难民，无论流出地的武汉市政府，还是流入地的各地方政府，并未彼此协调和出台任何系统安置方案。流出地的武汉市政府放任不管，流入地的地方政府大多强制驱赶。这一方面对各地疫情防控确实构成极大威胁；另一方面，各地粗暴执法，难民权利难以保障。因遭驱赶流离失所的武汉难民不乏其人。周先旺后来接受央视记者专访被问到这一问题，却仅对各地政府驱赶之举表示理解，对被驱赶的武汉难民的危急状态及权益则不置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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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8125]中国东部浙江省杭州市，一辆从武汉开来的火车抵达后，工作人员在量乘客的体温。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size=1.125]以上诸端，皆系粗暴封城之逻辑必然。对封城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没有评估，没有精心准备相应预案，没有可操作的配套措施，只求把武汉市民尽可能封在武汉市内了事。封城之后，问题一个个踢爆，他们才事后诸葛亮般有所意识，但其被动和局部应对无不捉襟见肘。比如，在封城令的前一天晚上，政府下令市民出门必须戴口罩，不戴口罩出门即属违法，却迄今无法解决口罩供给问题，所有店面口罩一直断档。
[size=1.125]至于封城的法律程序，更无从说起。按理，如此规模的封城，非到紧急状态不可为。而是否紧急状态，不是任何人、任何组织可以拍脑袋说了算的，必须依据法律。也就是说，法无授权不可封城。虽然中国没有《紧急状态法》，但并非完全无法可依。有两部性质接近的法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这两部法律均规定，无论宣布戒严，还是宣布紧急状态，权限均在中央政府。武汉继23号封城，26号又禁止私车通行（车主以交管部门的短信通知为准）。所有公私聚会、所有公共活动一概强制取消。可见武汉事实上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却并非中央政府的公开决定，仅仅武汉市政府一纸命令。这么做哪怕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但无论如何，法理肯定不足，法律程序上经不起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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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8125]抵达几乎空无一人的武汉火车站。 CHRIS BUCKLEY/THE NEW YORK TIMES
[size=1.125]概而言之，笔者并不否认极端情况下断然封城的必要性。但封城不仅需要决断力，更需要审慎。审慎不仅表现于对时间点的精确把握，对封城范围和封城力度的精确把握，更表现于对封城后各种可能走向的精确评估，对封城后维护城市秩序所需、广大市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精确评估，以及建立于这种精确评估基础上的周密预案。这一切都应在封城前完成，随同封城令一同发布，给市民一颗定心丸。
[size=1.125]但封城后的事态表明，这一切都谈不上。今天当局对武汉封城的辩解，主要基于疫情汹猛扩散，可能殃及全国甚至全世界。但武汉封城无论政治上如何正确，都不能否认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封城之争不应陷于非黑即白的泥沼，要么封要么不封。更重要的是如何封城。



[size=1.125]封城之仓促草率，之毫无章法，不容争辩。也就难怪对中国政府向来极恭敬的世卫组织，也对武汉封城颇为罕见地持审慎评价。但如此极端之举，放在中国语境下，却毫不奇怪，完全符合体制逻辑。
[size=1.125]事实上，如此极端之举，远非第一次。封城之前，当政者对疫情扩散已极端不作为，精力主要用于维稳：讨论疫情的医生被约谈，披露疫情的网民遭传唤。武汉的科学家1月初就已检出病毒的基因组序列，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这一突破性进展为疫情防控赢得宝贵时间，却被锁进保险柜。截止1月11日发布第四次疫情通报前，武汉有长达五天的空窗期没有任何通报发布。1月11日之后，又撞上地方年度“两会”，省市两级政府重心全在“两会”，疫情无人问津。以至“两会”期间所谓疫情通报，新增病例一概归零。报纸上更是一派歌舞升平。武汉市民难以知情，无从防范。疫情防控黄金期就这样因当政者轻忽而坐失。1月20日人传人真相不得不披露之后，又反应过度，动作过于猛烈和夸张，对社会形成强刺激；尤其对致命性可能较低、轻者可自愈远远没讲清楚，导致全民性的过度恐慌，形成普遍的次生灾害。
[size=1.125]当政者在武汉疫情防控上的荒腔走板，可说是这种两极震荡的经典案例。一方面极度任性和自恋，拒绝任何制约；一方面对现代治理极度无知和排斥，迷信土方治国。此类极端心态主导下，不可能有平衡感和分寸感，不可能有中道理性及生态均衡的现代政治。不趋向这个极端，就趋向那个极端，两极震荡就成为常态，必待其元气耗尽、资源耗尽、惯性耗尽，才有望终止。但这时，整个社会已为之付出惨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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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8125]医护人员将患者运送至武汉红十字会医院。 HECTOR RETAMA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size=1.125]何以解忧？唯待宪政民主，才能保障中国民众的信息透明和官方问责的基本权利。
[size=1.125]邓小平生前说过，像“文革”那样的极端事件，英美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同理，毫无预案、不计代价、粗糙粗暴的武汉封城，宪政民主国家也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因为宪政民主核心要素即为限权，尤其是分权制衡。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始能达成多元平衡，多元平衡的政治社会生态之下，才有中道理性的可能，各种极端才会逐渐失去市场，社会才可能走出两极震荡的恶性循环。尤其是言论自由才有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才有切实保障，公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权利、对枉法滥权之举问责的权利才有切实保障。这才是杜绝人祸尤其杜绝官祸的对症良药。历史和现实皆有力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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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十教授 | 李文亮大夫不朽！ 友朋会 Today ↑ 点击上方“友朋会”关注我们 愿这个国家能够痛定思痛，脱胎换骨 更愿生活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普通人 不再因其普通的诚实而戴上英雄的荆冠 惊悉李文亮医生于2020年2月6日21时30分因新冠肺炎病逝，不胜震悼。 34岁的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武汉大学校友李文亮于2019年12月30日在微信群披露有关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病例消息。2020年1月3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派出所传唤李文亮医生，称其传播＂不实言论＂，令其在《训诫书》上签字、按手印。自此李文亮及其他七名医生以＂造谣惑众＂罪名受到惩处。而1月中旬以来，新冠肺炎泛滥，导致1月23日武汉封城，成为全中国乃至世界性卫生危机。事态发展充分证明，李文亮等八位医生2019年12月底言论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但他们却受到训诫处罚，并一直未获平反。以上情实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应予追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条＂公民的自由＂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二章第五十一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通观李文亮等八位医生的言行，完全符合宪法第三十五条、第五十一条精神，不仅没有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利益和其他公民自由与权利，而且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社会、集体利益和他人之自由、权利，其以大众安危为己责，不顾自身利害之高风亮节正是警醒全社会，矫正当前自私虚伪之弊端的良药，正应大力赞颂与表彰。因而2020年1月初对八医生的惩罚完全是与民意相反的违宪行为，有关当局应当明确宣布：（一）承认前述作法完全错误，并以此为例，杜绝限制言论自由的作法，切实执行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条、第五十一条。（二）撤销对八位揭示疫情的医生的处罚，公开对其道歉，赔偿其物质及精神损失。（三）鉴于李文亮医生率先披露重大疫情，乃嗣后大规模展开的抗疫之战的先驱；又鉴于李文亮医生亲历第一线，以身殉职，当追认李文亮医生为烈士，抚恤其家属。 冯天瑜、唐翼明、余品绶、於可训、郭齐勇、邓晓芒、李工真、赵林、徐少华、叶永刚

mark. 对了，如何收藏啊，我忘了。

谢谢楼主🙏🙏🙏

回复 85楼herrsheng的帖子 第一页第一贴下方。我还有备份贴第二贴，里面有更多的。。但是我现在也不想更新了，他们把我的帖子删了几个，那有什么意思呢？？你想看就存起来好了

回复 85楼herrsheng的帖子

第一页第一贴下方。我还有备份贴第二贴，里面有更多的。。但是我现在也不想更新了，他们把我的帖子删了几个，那有什么意思呢？？你想看就存起来好了
dingdingdddd 发表于 2/19/2020 1:15:54 AM

为什么会删你的帖子？

这个是历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