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 Edgar Snow，1905-1972)，生于美国堪萨斯城，1928年以记者身份到中国上海，1934年1月起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讲师，1936年6月曾秘密赴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回京后，写了《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建国后，斯诺曾先后三次访问中国，为发展中美人民的友谊做出贡献。1972年2月15日逝世于瑞士日内瓦郊区的寓所中。遵照斯诺的遗愿，其部分骨灰安葬在中国。1973年10月19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了安养仪式。 埃德加·斯诺，因为写那本震撼世界的著作《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这个名字注定要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这本著名的《西行漫记》大大美化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为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争取了不少支持，也使得不少中国青年投奔延安，帮助了毛的革命。毛与中共政府曾称他为“我们的美国朋友”，一度礼敬有加，斯诺曾经获得与毛泽东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国庆观礼的殊遇——这一段故事是中国政府大书特书，还收入语文教科书，中国的中小学生都知道埃德加·斯诺的大名。 如果没有1970年〜1971年的中国之行，斯诺也许就没有晚年的悔恨。这一年，斯诺偕同他的夫人路伊丝从香港到广州，发现“中国是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国家”。到了北京以后，见到中国所有的人都背诵毛的语录，每天要履行“早请示晚汇报”的政治程序，觉得这就象是一种宗教仪式。然后他去了他当年采访毛泽东的“革命圣地”延安，参观了“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让知识分子与官员“劳动改造”的地方），认为那里的生活就象监狱。这次访华的所见所闻使这位革命的热烈拥护者感到：“在一个地位日益显赫的神权阶层看来，所有不同意见或者补充性的思想都是异端邪说。”然后他再次回到北京，到他熟悉的北京大学参观，听到的介绍竟然是“北京大学在1949年以前是文化帝国主义机构”，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后才获得新的生命。对这种肆意否定文化传统的言论，斯诺感到非常吃惊。 最后他终于见到了毛泽东，毛对他大骂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要对他们实行专政。毛还对他说“人民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是正当的和必不可少的。”毛泽东那句自鸣得意的话“我这个人是‘和尚打伞，无法（谐头发的发音，均为fa）无天。’”就是这次对斯诺说的，让他深受刺激的另一件事情，是他的一位老朋友路易·艾黎的儿子艾伦被关押的可怕遭遇。路易·艾黎参加了中国革命并定居于中国。艾伦告诉斯诺，“文化革命”开始后，他就被囚禁于西北，在监狱里，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死于殴打、饥饿、冻馁和自杀，只有他想办法逃了出来，想办法找到周恩来，才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这次大陆之行使斯诺深受刺激，他觉得毛泽东有可鄙可厌的一面，对于当年写《红星照耀中国》颇感歉意。一年后，癌症夺去了斯诺的生命。伯讷德·托马斯根据斯诺40多年的日记整理成书出版了《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上述内容就是该书透露的。而斯诺如果地下有知，知道其夫人路伊丝以后在中国的遭遇，一定死不暝目：2000年，斯诺夫人到北京，这次她想做两件事情，一是想将斯诺的遗骨迁回美国，二是想将外国人的捐款送给某学生运动受害者家属的团体“the mother of the gate of the peace”。 结果她一进中国，所到之处，都有中国的秘密警察跟踪“保护”，行动处处受限制，中国当局既不准迁走斯诺的遗骨，也不准斯诺夫人与任何人接触。当她到中国人民大学想见“the mother of the gate of the peace”的发起人丁籽林副教授时，斯诺夫人被警察拦阻并强制带走。斯诺夫人深感受辱，对丈夫以毕生之力支持的中国革命极度失望，她从此成为中国人权活动最坚定的支持者。 这是埃德加·斯诺的晚年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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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 Edgar Snow，1905-1972)，生于美国堪萨斯城，1928年以记者身份到中国上海，1934年1月起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讲师，1936年6月曾秘密赴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回京后，写了《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建国后，斯诺曾先后三次访问中国，为发展中美人民的友谊做出贡献。1972年2月15日逝世于瑞士日内瓦郊区的寓所中。遵照斯诺的遗愿，其部分骨灰安葬在中国。1973年10月19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了安养仪式。
埃德加·斯诺，因为写那本震撼世界的著作《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这个名字注定要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这本著名的《西行漫记》大大美化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为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争取了不少支持，也使得不少中国青年投奔延安，帮助了毛的革命。毛与中共政府曾称他为“我们的美国朋友”，一度礼敬有加，斯诺曾经获得与毛泽东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国庆观礼的殊遇——这一段故事是中国政府大书特书，还收入语文教科书，中国的中小学生都知道埃德加·斯诺的大名。
如果没有1970年〜1971年的中国之行，斯诺也许就没有晚年的悔恨。这一年，斯诺偕同他的夫人路伊丝从香港到广州，发现“中国是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国家”。到了北京以后，见到中国所有的人都背诵毛的语录，每天要履行“早请示晚汇报”的政治程序，觉得这就象是一种宗教仪式。然后他去了他当年采访毛泽东的“革命圣地”延安，参观了“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让知识分子与官员“劳动改造”的地方），认为那里的生活就象监狱。这次访华的所见所闻使这位革命的热烈拥护者感到：“在一个地位日益显赫的神权阶层看来，所有不同意见或者补充性的思想都是异端邪说。”然后他再次回到北京，到他熟悉的北京大学参观，听到的介绍竟然是“北京大学在1949年以前是文化帝国主义机构”，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后才获得新的生命。对这种肆意否定文化传统的言论，斯诺感到非常吃惊。
最后他终于见到了毛泽东，毛对他大骂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要对他们实行专政。毛还对他说“人民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是正当的和必不可少的。”毛泽东那句自鸣得意的话“我这个人是‘和尚打伞，无法（谐头发的发音，均为fa）无天。’”就是这次对斯诺说的，让他深受刺激的另一件事情，是他的一位老朋友路易·艾黎的儿子艾伦被关押的可怕遭遇。路易·艾黎参加了中国革命并定居于中国。艾伦告诉斯诺，“文化革命”开始后，他就被囚禁于西北，在监狱里，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死于殴打、饥饿、冻馁和自杀，只有他想办法逃了出来，想办法找到周恩来，才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这次大陆之行使斯诺深受刺激，他觉得毛泽东有可鄙可厌的一面，对于当年写《红星照耀中国》颇感歉意。一年后，癌症夺去了斯诺的生命。伯讷德·托马斯根据斯诺40多年的日记整理成书出版了《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上述内容就是该书透露的。而斯诺如果地下有知，知道其夫人路伊丝以后在中国的遭遇，一定死不暝目：2000年，斯诺夫人到北京，这次她想做两件事情，一是想将斯诺的遗骨迁回美国，二是想将外国人的捐款送给某学生运动受害者家属的团体“the mother of the gate of the peace”。
结果她一进中国，所到之处，都有中国的秘密警察跟踪“保护”，行动处处受限制，中国当局既不准迁走斯诺的遗骨，也不准斯诺夫人与任何人接触。当她到中国人民大学想见“the mother of the gate of the peace”的发起人丁籽林副教授时，斯诺夫人被警察拦阻并强制带走。斯诺夫人深感受辱，对丈夫以毕生之力支持的中国革命极度失望，她从此成为中国人权活动最坚定的支持者。
这是埃德加·斯诺的晚年悔恨
今天正好看到龚品梅案件，也很唏嘘
小时候家里有一套丁丁历险记的小儿书（不包括苏联和西藏那2本）；只记得和中国有关的蓝莲花
有时候在想，现在国内的大学生呢，今后几年会面临什么。。。。。。
这哪是目标呀？已经实现了。但是决堤的时候近了
不需要是大学生，所有人都要面对
机器人能做的东西多了以后连你的肉体也不需要了，还省得维稳
想象一下各位假如56年大学毕业，天之骄子，人中龙凤，对未来无限向往
1956年，22岁，大学毕业
1957年，23岁，反右，运气不好的剩下二十多年右派
1959年，25岁，三年“自然”灾害开始
1961年，27岁，三年“自然”灾害结束1966年，32岁，文化大革命开始
1976年，42岁，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8年，44岁，邓小平复出，解放思想，否定两个凡是
1992年，58岁，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真正开始市场经济
2000年，66岁，中国入世，开始工业化
人生啊，有多少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
现在有中文版了，不过前言里说了一大堆埃尔热如何后悔自己受误导画出这一本漫画的介绍。后来的丁丁系列里也的确再没出现过和社会主义相关的话题，虽然张仲仁出场了两回。南美和东欧小国的乱局倒是一再出现在他的漫画里。
党派会演变，人会演变。这都是正常的。
隔壁某ID不是说自己几年前反台独现在支持台独了吗?